秦朝以前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秦朝以前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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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要有领袖的。但是，能当领袖的人，太多。没能当成领袖，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
就领袖个人来说，机会就是运气。
五世相韩的张良VS沛丰亭长刘邦，哪方面都是碾压级的。但是，刘邦是主公、张良是谋臣。天理何在？天理就是运气。
天时：刘邦赶了个晚集，但晚集却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和六国旧贵族集体暴动。张良游侠二十年，相当于搞了二十年的地下反秦工作。但统统没用，赶不上大势巨变，只能一直当黑社会。
地利：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是秦帝国的力量薄弱地带，彻底的天高皇帝远。因为秦帝国的驰道修不过来。但是，张良呢？堵着旧韩故地死命干，只能怎么干怎么死。那可是大秦帝国的东大门。大秦驸马、丞相之子、三川郡守李由，就在洛阳。
人和：天高皇帝远的下一句是民少相公多。但大秦搞郡县集权，官僚相公们派不过来。相公们过不来，六国老贵族和门客却全都过来了，形成了一个任侠集团。这就是起义的人才啊。什么英布、彭越、韩信，全从这个鬼地方出。
天时、地利、人和，张良完败、刘邦完胜。这都是运气。因为全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东西。张良即便能耐再大，在旧韩故地也拉不出队伍。刘邦即便再不靠谱，在沛丰之地也能拉出队伍，甚至还能占到城池、打败秦朝政府军。
然后再说农民起义，跟领袖个人的成功，是一个道理。区别仅是：前者更在意小趋势；后者更需要大趋势。小趋势是时势激荡，大趋势则是历史形态。
秦朝以前，不具备农民起义的历史形态。
农民起义也需要形势剧变。简单说就是天下大乱。但这种乱必须是一种原子化的乱。官逼民反，官是集权制下的官；民是编户齐民的民。天下就这么两股力量。官员，或是腐败了、或是残废了，总之已经无法控制社会了。百姓，或是编不成了、或是齐不成了，反正就是没人能管得住了。
首先，当自耕农肯定没戏。百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人炕头的日子，想也别想。但可以当佃户、给地主种地，可以当奴婢、向大户委身啊？
其次，想当个佃户却租不到地、想当个奴婢却找不到主儿。于是，老百姓成了流民。佃户不会造反，流民才会造反。因为造反这事太大，关键是风险大、难度高，收益也不咋地。即便成功了，可以封侯拜相也就核心领袖圈的一伙人，其他人全是炮灰。
最后，那就只能造反。因为没有活路了。
或是官逼民反、或是天灾连年、或是外部入侵而导致的农民起义，这个逻辑链条上，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只要有个第三者出现，农民就能租到地、就能当奴婢，总之都会找到活路。
东汉末年，大汉帝国八州、三十六方同时爆发黄巾起义。这比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可邪乎多了。但是，黄巾起义之后呢？皇帝差点儿饿死，东汉废了99%的命；州牧郡守逐鹿天下，千里无鸡鸣比千里饿殍残酷多了。但是，农民起义呢？没了。
大唐末年，又是庞勋起义（陈胜级别的渠帅小队长）、又是王仙芝起义（武装走私集团级别的私盐贩子）、又是黄巢起义（跟王仙芝一个级别）。但是，五代十国呢？还有庞勋、王仙芝、黄巢这些人什么事吗？沙陀军事集团、中原藩镇节度使，还有饮马黄河的契丹人，把天下搞到彻底崩溃。“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天下已经乱成这幅德行了，而农民起义呢？也没了。
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
在东汉末年，就是豪族支持的各个县级、郡级、州级以及连数州级的诸侯。在五代十国，是士兵利益集团支持的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和军事集团。
朝廷命官不管用了，天下百姓也都流民化了，但中间力量却一直存在，而且特别硬。同理，西晋衣冠南渡之后的北方天下，也是如此。不仅还有没跑掉的豪族，还有冲进来的胡人部落兵。这时候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什么事。
那么，秦以前呢？这个第三者是谁？
春秋及春秋以前，没有第三者、不需要第三者。或者，也可以说全是第三者。天下的确也可以各种乱，但不是原子化的乱。
春秋及以前就没有编户齐民的民，所以没有地主家的佃农、大户家的奴婢，更不会有大量非要造反的流民。
夏商周三代，社会是族群形态，或者说是氏族、家族形态；秩序是宗法制以及分封制。族群是大宗下面带着一群小宗，一堆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家族的联盟。为了理解简单，就把这种族群看成家族或氏族也行。但要记住家族内部是分大宗和小宗的，要更复杂些。
编户齐民下，大家都是社会人，除了国家和法律，就没人管你了；族群宗法下，大家都是单位人，不用国家和法律，“单位”就能管你。
首先是上层君子。
周武王往东方一指，对姜子牙说：尚父啊，我封你在东边当个齐侯、以藩屏周啊！然后，姜子牙就带着本族的老少爷们以及周天子赐的一套青铜器，从陕西杀奔山东。到了这里，就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当地野人全给收拾服了。最后，建座城池，姜姓（吕氏）家族全住在城里，城里的是君子、城外的是野人，然后君子统治野人。
周初的诸侯，大多就这么来的。而且还是逐级分封的，天子下面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大夫、大夫下面是士、庶人。这就是分封制。
其次是下层野人。
野人是谁？姜子牙到山东搞了武装殖民，殖的这个民就是野人。野人打不过拿着青铜器的君子，也没有人家更有文化，于是接受统治。但野人并非一个一个的人，也是一个一个的家族或氏族。为什么必须以这种存在形态？因为生产效率低。开荒种地、外出狩猎，必须集体行动。所以，一个家族、氏族，才能完成“生存”这个大工程。原初形态的社会，最重的罪就是放逐，放出去跟野生动物为伍了，这比处死还难受。
家族或氏族形态的特点是什么？
非要往道德上引申，那就是互帮互助。放眼整个氏族，不是你大伯父就是你二大爷，所以谁也不会让你饿死。因为氏族的财产都是公有的。大伯父和二大爷即便有私心，也不能不让你吃饭。你死事小，家族或氏族却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当时的情况是：地有得是，但人不够。
氏族里面，不仅财产公有，甚至媳妇也能共享。老爹死了，小老婆归了儿子，这是蒸；哥哥或叔叔死了，嫂子或婶子归了弟弟或侄子，这是报。没死的，大家也能共享，这是通室之好。这些词，现在看来太不道德。但没有所指，就不会有这些能指。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不实，人都要饿死了、家族都要灭绝了，道德就只能让位给生存。
从君子到野人或小人，全是这种社会状态。然后，农民起义还有必要吗？要么大家集体饿死，赶上天灾了，谁也没办法。要么大家集体出去抢劫，这就是盗了。但这种盗，跟农民起义是两个路子。
进入战国，氏族或家族垮了。为什么？一是人有私心，小家庭最合适；二是技术进步了，小家庭能生存。还有就是国君与平民合谋架空贵族了，国家鼓励平民的小家庭。
有了铁犁，老公在前面拉犁、老婆在后面扶着，荒地就开垦出来了，粮食也就有了。如果再进步点儿，那就是老公在外种地、老婆在家织布，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所以，这时候平民小家庭就要直接与国家或公权力发生关系。这个公权力的代表，要么是诸侯国、要么是贵族大夫。所以，统治关系从家族或氏族的对象，变成了个人和小家庭的对象。这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的变化。但这种权力形态却不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前中央集权时代。
这时候，会不会官逼民反而农民起义呢？
没必要。因为地多人少。你这里统治太残暴了，那我就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哪哪都有第三者，老百姓有的选。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我养活你三年了、你吃我黍也三年了，结果你却连理都不理我。行！现在我生气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咱们再见。
但是，战国搞兼并了。你使劲跑也跑不出我的五指山。要么从河东跑到河内、要么从河内跑到河东，都是我们魏国人。而且，都不用你跑，我也会好好对你的。因为地少人多，老百姓可精贵了，大家都在抢。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放眼寰宇，谁还有我更尽心，你们就别跑了，好好给我种地、好好跟我打仗，咱们一起创造美丽新世界。第三者的存在，战国也不能太残暴。搞得民不聊生，早就有人出来替你出头爱护老百姓了。
所以，这时候的第三者是谁？有得是。老百姓可以随便选，魏国不好了、那便去秦国，也就没必要揭竿而起。换个地方的成本，总比造反为盗的成本，低太多。
七大战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秦战国：你们给我种地、你们给我打仗，我给你们土地和爵位，让你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一类是其他战国：国内全是信陵君、春申君这种人，这伙人就是本国内部的第三者。
家族或氏族不是垮台了吗？但人是需要组织的，也是需要公共服务的，没有拿枪的、谁来提供安全保障；没有组织者，谁来开渠修路。于是，春申君、信陵君这伙人就可以发财了。
先找到一块荒地，然后平整土地、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区。再后，就是做广告、搞销售，招揽寻找乐土的老百姓：别去看世界了，这里就是美丽新世界；别去找乐土了，这里就是迦南美地。大家都来我这儿安居乐业吧：我这里有良田、我这里有农具、我这里有耕牛，茅草屋都给你们盖好了，你们拎包入住就行。
但是，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种建个小区的活，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能干？非要让春申君、信陵君赚差价？这些都是大型的公共性服务工程。公共性服务工程，不仅要钱，也就是投资，而且需要组织能力。家族或氏族垮台之后，一个个的小家庭已经做不到了。但信陵君们却能做到。这些人都是贵族老财，钱有的是；还有门客部曲，组织能力特别强，自家啥样人才都有。
其他战国，是信陵君这伙人提供公共服务，那秦战国呢？秦战国用代理官僚。信陵君的门客，其实也是一种官僚。前者是给国家干活的官僚，后者是给封君干活的门客。所以，后面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秦战国只能越来越强，而其他战国只能越来越弱。在秦战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老百姓直接给秦王种地；在其他战国，哪哪都是中间商，老百姓都给封君种地了。
这时候，农民起义还怎么发生？
只能发生在秦国了。但秦国给你爵位了，你给国家干活、为国家打仗，就能获得爵位。关键是为了招揽四处看世界的老百姓，秦国也是各种建小区、做广告，跟信陵君、春申君这伙人抢人口。而且，秦国逐步蚕食山东六国，还能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把其他战国的钱全都抢回来了。
而其他战国中，就更没必要了。你都拎包入住了，还搞什么事情？没必要跟信陵君死磕，干不下去，可以继续看世界。旁边儿的春申君，正翘首以盼呢。这时候，你就是想委身大户当个奴婢，都不行。鸡鸣狗盗，你得会一样，然后才能去封君家里吃白食。没本事咋办？地给你开好了、农具给你备齐了，甚至小茅屋也给你搭起来了，好好种地吧。给封君种地，甚至都不用给国家交税当兵。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哪朝那代都有，但那不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必须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这种级别的。但这种级别的大事情要发生，却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历史形态，包括社会形态和权力形态。而在这种历史形态里，就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但凡出现了，农民起义就不可能发生。秦以前的三代，春秋之前的社会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战国以降的权力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因为无论内部外部，全是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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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农民起义的前提是必须有大量农民，而且要农民活不下去才会起义。
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有限。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是比较原始的。
春秋之前的商代，普遍是奴隶制度，民间以氏族作为基本的单位。
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太低，粮食亩产很低。
如果一家四口人进行小家庭农业种植，根本就不可能养活全家人，只能活活饿死。
所以，只能采用氏族方式，大家族进行合作生产，集中大家的力量。
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生产力提高，氏族逐步开始瓦解，出现了小家庭，但并不多。
直到战国末期，商鞅还在强迫老百姓分家，就是希望出现大量的自耕农。
但直到战国后期，自耕农数量并不多。没有大量的自耕农，也就谈不上农民起义了。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并不是严重的问题。
当时地广人稀，春秋时期即便中原地区还有大量的草场，用于放牧。
而且这些地区竟然还有不少野兽，大到老虎、豹子，小到豺狼、狐狸，数量还很多。
到了战国时期，人口最鼎盛时期，全国也不过2000多万人。
大家幻想一下，中国心腹这么多省份才有200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
土地根本就不可能缺乏。
魏相国李悝曾经统计过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土地多的种不过来。
到西晋时，还规定着一男有七十亩地可以耕种。
因为土地本身不是问题，农民的矛盾就比较低，无非是减少赋税而已，起义的理由比较少。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程度较低。
春秋时期，国家还是井田制度。也就是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
农民其实属于大王的佃户，耕种田地以后拿走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报酬，其余归大王所有。
春秋末期井田制度因奴隶制度的消亡，逐步瓦解了，但这种佃户制度其实并没有瓦解。
当时生产力低下，普通农民缺乏铁制农具、耕牛、种子等必需品，往往投靠地方大门阀成为佃户。
其实这本质上还是井田制度，只是土地所有者变为门阀。
从某种意义上说，门阀其实是这些佃户的救星。因为如果没有门阀提供农具、种子和必要的保护，这些佃户靠自己是难以生存的。
而当时其实荒地众多，佃户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去开荒，仅仅是因为开荒后也无法生存，这才愿意做佃户。
说来说去，春秋战国时期自耕农数量并不多，而且并不存在土地不够的问题，没有起义的理由。
再说通俗点，你完全可以选择去开发荒地种田，完全不受任何人的剥削和压迫。
至于如果最终活不下来，就是你自己没有种好地，你还能怪谁呢？起义什么啊？
这一时期，起义主要是奴隶起义或者流民起义，而不是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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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呀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实行户口制，人们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压迫太甚就跑掉
第二、没有商鞅五术，没有对人民实施贫弱疲辱愚，人民还有条活路，不至于造反
第三、春秋期间各个王侯还讲个义字，无论对对手还是对人民都有个底线
第四、老百姓认为皇权天授，压根不知道啥叫起义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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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盗跖起义吗？
那个时期的奴隶起义就相当于农民起义。
农民！
在夏商时就没这个词
在这之前主要是以
只有国人与野人的称呼
国人是指首都市民，农民叫野人...
从殷周两代开始，经历春秋战国，过去以血源姓氏人群组合作为基础的共同体逐渐转变为属地的共同体。
如咱是赵国人等等
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大鱼吃小鱼只剩七雄互相攻伐。
可以以氏族血缘为单位的小国已经被吞并了，当时的人都是以国来为姓的
然后就被打散了 ，因为有竞争就必须要改革，互相之间也在不停的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以秦和赵为主。
改革最深层的主要是以秦为主的法制治国，可以抑制反对改革的一派。
到了秦统一中国，彻底实行郡县制，统治权可达到地方基层，选官也以政绩突出为主加以考核
“姓”“氏”混合，成为联用的名词。姓作为 \"nation\" 的古义不见了
而个人只有以“人”作为基本的身份。
在春秋时代，“人民”与“百姓”并不是同义词，到了战国未年这两个名词却已混用不分。
秦干脆打破最后一层枷锁，六国贵族已然灰飞烟灭。
“中国”“华夏”大共同体的认同，自然而然的成立了，这也是对“人”当做最大也是最基本的认同与归属。
经过五六百年的巨大变化，中国和中国人已强壮的生长起来，“人”开始具有自己独自寻找的意义，成了“自由”的个体，对于现实的不满和自身的生存受威胁时，以“人”为基础爆发出来的反抗才能叫做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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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庄子·杂篇·盗跖》记载，春秋后期的鲁国曾有一次奴隶起义。
后来人称这次起义为“盗跖起义”。
但由于这场起义的具体情况不详，起义领袖盗跖的生卒年份不详。
而且关于盗跖的生平介绍也很混乱，一会说他是柳下惠（春秋早期人物）的弟弟，一会又说他与孔子同时代。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再加上很多人认为《庄子·杂篇》可能是三国时期某位不知名人士的伪作。
故而“盗跖起义”是否真实存在，目前存疑。
另外根据《荀子》记载，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有一场“庄蹻起义”。
大概情况是楚怀王时期，楚国在垂沙之战中惨败，楚将唐眜被杀。唐眜死后，他的部将庄蹻率领军队叛变，并引发农民起事。起义军一度攻下楚国都城，并将楚国分割成了几块。后来楚军反扑，起义军打不过，庄蹻只好率领残部经湖南、贵州抵达云南，并在打败当地土著部落后，自立为滇王。
不过对于《荀子》书中的记载，历代文人素有争议。因为《史记》中也有一位庄蹻，是楚顷襄王时期的楚国将领。很巧，他在楚顷襄王的命令下，也南征云南。也是在打败当地土著部落后，自立为王。（因退路被秦军截断，回不去了，遂自立为王）
两个庄蹻的事迹隔了二十年。
很明显，记载内容冲突了。故而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比如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楚盗庄蹻和楚将庄蹻是两个人，只是同名。而唐代的杨琼和清代的梁玉绳则认为楚盗庄蹻和楚将庄蹻是同一人。认为庄蹻先造反，然后诏安，最后于二十年后率军入滇。
由于争议不断，且“孤例不证”，所以后人一般认为“庄蹻起义”可能也不存在。
如果这两场起义都不存在。那秦朝之前倒是真的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农民（奴隶）起义。
为什么先秦时代没有大规模起义呢？
现在一般认为是四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农民起义”是后来人根据意识形态进行人为划分的结果。
举个例子，“陈胜吴广起义”，习惯上会被划归为农民起义。但从实际历史上看，这场起义应该是秦朝基层军官携军队哗变，然后引发各地士人拥护六国旧贵族叛乱，并伴随着秦朝地方官广泛浑水摸鱼造反的产物。
从表现形式来说，秦末农民起义与后来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唐末农民起义、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等，情况略有不同。而与先秦时代的“暴动”又有所相似。
在很多典籍中，先秦时代存在“贼”。
“贼”在当时指作乱叛国之人。
比如《庄子》中就说“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成王败寇”的“寇”，就是先秦时代的“贼”。
这种造反者在任何时代都有。先秦典籍把小规模起义纳入“贼”之列，而不是起义，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由于当时中下层士人本身也有不少人从事生产，比如陈胜本人就干过农活，所以把秦末起义划成农民起义，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秦末起义也确实更像是先秦时代“暴动”和后世农民起义的过渡产物。
第二，当时士人的使用率十分高，底层人缺乏起义带头人。
其实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领导人大多不是传统农民阶级出身。
例如唐末农民起义的黄巢和王仙芝都是盐商出身，黄巢还是大盐商。见过世面。
元末农民起义的徐寿辉和张士诚，分别是布商和大盐商出身，也都有见过世面。
隋末农民起义的翟让、窦建德、李密。元末农民起义的刘福通。是体制内的人。
我们知道。传统农民缺乏教育和见识。很难促成起义，并成为起义队伍的领袖。
古代一支起义队伍如果没有读书人参与，是很难做大做强的。而先秦时代的士人，又普遍能找到工作，不愁饭碗。故而，当时底层人缺乏能人组织，形成大规模起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在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在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起义军，原因很复杂。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两点：
1、古代中国的矛盾，重心不在于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于民间与朝廷。朝廷不仁，压迫包括小地主、落第文人、农民在内的广泛群体，才会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2、老百姓参与起义，很多人出于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第三，秦朝统一之前，列国的界限明确，并不容易出现后世大帝国时期，首义者一呼便天下云集响应的情况。
其实我们纵观历史也能发现，历史上的大规模起义，都出现在大一统王朝。而乱世，比如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世道混乱，军阀割据，反倒没有大规模起义了。
为什么没有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军阀割据，几乎一个郡就有一个军阀。农民造反可能还没出村就被镇压了，没有一呼百应，搅动全天下的可能性。
第四，春秋时代，地多人少，小农经济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农民只要不懒，总能找到一块荒地自耕自种。即便破产了，破产农民也能依附宗族而生存。（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现象）
至于当时的奴隶，由于中国不像欧洲和古中东文明，是典型奴隶社会。虽也有奴隶，但奴隶数量并不多。而且少量的奴隶，更多也是家庭奴隶，是以家庭成员身份从事农业生产，很难抱团，形成一股力量。所以无论是农民还是奴隶，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起义。
战国时期，小农经济发展，农民群体比之先前有所增长。
但因为当时各国变法，农民没有形成一个固定阶级。比如当时的秦国，农民立军功，就能获得爵位和物质奖励。很多农民可以凭军功挤进统治阶级队伍。
所以，当时一辈子都在地里刨食的农民数量并不多，很多人是有低等爵位的。这些人即便偶尔有暴动，也一般认为是政变性质，而不是农民起义。
这里只是随便说几点，可能有些观点站不住脚的，当然也会有更多原因。欢迎讨论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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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前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这个问题，似乎有两个预设条件——
第一，默认“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正确结论。
第二，默认商、周属于奴隶制社会。
请恕冒昧，题主还有一个不很严谨的判断，春秋战国也属于周，是东周里的两个不同阶段。
怎么说呢？
首先，如果稍微留心的话，可以发现，现在不少书籍文章中，已经把陈胜吴广起义，称为“平民起义”了，而不是再说“农民起义”。
这个新的说法，可能更为严谨。陈胜，或曰陈涉，本为“戌卒”，参与起义者里有农民，但一定也有其他平民参与其中。《史记.陈涉世家》里已经说得很清楚。
其次，如果说陈胜吴广是“平民起义”，那就不是“大规模的第一次”了。
《国语.邵公谏力王弭谤》云：“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史记.周本纪》曰：“（厉）王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彘”，指现在的山西霍县一带。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西周中后期。既然国人“袭厉王”，肯定可以算作是起义了。而且，国人，不仅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或许还包括奴隶。
这样说，陈胜吴广起义，也不能算“大规模的第一次”。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
不短时间里，郭沫若先生1929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说法，属于主流观点。
他的主要论据，是“不在于人们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生产”，因此，铁器作为生产工具，是划分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关键。
他认为，鲁宣公十五年，即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是划分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时间点。
郭公之观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产生巨大影响，其后又持续影响了史学界数十年。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中国许多史学界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这种新观点，不完全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依据了已经相当丰富的考古成果。
“新观点”的总体逻辑是——
人类历史，经考古已经证实存在蒙昧和文明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为蒙昧时代；新石器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人类在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经历了由原生社会之最后阶段——农村公社向新的社会制度的演进。
而这种演进，有两种方式——可能演变为奴隶制社会；亦可能演变为封建制社会。
此时——第一，任何社会之形态的演变，都是一个渐进过程；第二，在此种渐进过程中，很可能呈现“相互包含”的状态，例如，家庭中奴隶和农奴同时存在。
由此，结论是——奴隶制并非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必经阶段；奴隶制与农奴制也不是必然前后衔接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
越来越多学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远古到上古时期，没有一个独立的、持续很长时间的奴隶社会阶段。而 “夏”，属于文献记载中的“氏族封建制”社会；“商”，属于发展了的“氏族封建制”社会；“周”，特别是“西周”，属于“宗法封建制”社会。
夏，暂不可考。商、周，确有奴隶存在。比如西周初期，古籍的“鬲”、“历”、“黎”、“隶”等，均表示“隶属”关系，很可能即指“奴隶”。
但也在西周，奴隶，更多称为“臣、妾”，《书》《易》《左传》均可为证。
总之，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当时存在一个庞大的与奴隶主阶层相对应的奴隶阶层。
如是，以奴隶社会不会形成农民起义，就不是站得住的论据了。
那是不是秦以前有农民参加的“平民起义”少呢？
或许。
原因，之一，起义可能有，但文献没记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之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秦以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平民和君王之间的矛盾。
苏秉琦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王国时期”。
夏，仍然不去说。
商，从前1600-前1047，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商灭夏，然后是开拓四土的战争。
如鸣条之战、仲丁伐蓝夷等等。此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商与夏以及商与四土方国的矛盾。
第二阶段，
九王之乱，商王族内部争夺王权的乱斗，导致商亳五迁。
第三阶段，
武丁之后的征伐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
武丁时期，卜辞记载的战争约六十起，如对宙方、基方、亘方战争；对夷、巴、龙等战争；对土方的战争，等等。
还有廪辛、康丁对羌方和其他方国的战争；武乙、文丁对西北方国的征伐；帝乙、帝辛对夷方、盂方的战争，等等。
从卜辞看，武丁以后，几乎永远在打仗。打仗，就要全国动员，反而会掩盖其他矛盾。
西周，从前1046-前771，也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武王伐纣，周公平定“三监之乱”。
除了立国，还是稳固政权，特别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打了好几年，然后又大量移民。整个国家，处于全体动员和管控之中。
第二阶段，
成康时期，这是西周最稳定的几十年。
这期间，西周宗法和分封以及井田制，都得到全面落实的机会，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第三阶段，
昭王至幽王时期。
此阶段，西周一方面对外大阔疆土，另一方面，国内矛盾也不断积累。厉王被逐，发生于这个阶段。
此外，游牧民族入侵也成为大患。
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总体是贵族与贵族、西周贵族与周边方国，以及与游牧民族的矛盾。间或存在国内统治者和平民之间的矛盾。
东周，从前770-前221。
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中，主要矛盾是诸侯之间的矛盾。
春秋初期一百四十多家诸侯，战国初年只剩二十余家；后来又进一步减少。
春秋即开始争霸；战国二百五十五年中，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几乎年年在打仗。
不是这些时候的平民生活美满安定，而是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被战争“冲淡”和“掩盖”了。
秦朝，继西周之后第二次实现了大一统，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大一统，中国由此进入帝国时代——最高封建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矛盾，除去外族入侵的时候，成为平时的主要矛盾，“平民起义”也就或大或小轮番上演了，尤其是在每个王朝的后期，土地集中加剧，民不聊生，特别是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就更容易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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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是夏朝启推翻了禅让制，建立了世袭制，开创了奴隶制社会。一般把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开创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社会。秦朝以前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秦朝以后是地主对农民的关系，当然秦朝以前就不会农民起义。
秦始皇死后，大陈乡，陈胜丶吴广揭杆而起，广大乡村农民纷纷响应，就开创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序幕。连楚国贵族项籍率领的反秦军都被称做农民起义军，因为下面实体都是农民义勇军。而刘邦夺取天下丶建立大汉王朝，也被列为历史上两大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之一。
新朝末赤眉军丶东汉末黄巾军，都是农民起义军首先掀起反帝浪潮。历史上农民起义在历朝风起云涌。最著名当数唐末王仙芝丶黄巢，明末李自成丶张献忠，还有太平天国洪秀全丶杨秀清等农民起义军。
农民在逼上梁山奋起反抗时，一般都加速了腐朽王朝的灭亡。
在新生的王朝，朝廷往往就会安抚黎民丶有的甚至免租免税鼓励农民安定耕作。天下太平了，农民就会安居乐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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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地多，吃穿不成问题。起义造反能人少了不行，能人倍出必乱世。周末百里为王不听大王命不是犯上作乱吗。吃粮当兵都是农民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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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前，中国很少有农民起义发生。虽然也有朝代的更迭，但是这种朝代更迭，并不是因为农民起义引发的，而是部落之间的战争造成的。比如商朝就看到了夏桀荒淫残暴，因此发动了对夏朝的战争，灭掉了夏朝。周朝也是因为看见了商纣王穷兵黩武，荒淫不仁，从而取代了商朝。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也都主要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
不过到了秦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很多的农民起义。每次朝代灭亡，农民起义都会参与其中，而且都是最早发生，成为推动王朝灭亡的导火线及催化剂。农民起义也是屡禁不止。那么，为什么在秦朝之前没有农民起义，秦朝之后却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呢？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吗？因为秦朝之前是奴隶社会，根本就没有农民，自然就没有农民起义了。
这个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完全有道理。因为虽然秦朝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农民，主要是奴隶，但是也很少发生奴隶战争。或者说，没有发生下层阶级联合起来，集体反抗上层贵族统治的战争。显然，这就不是有没有农民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之所以在秦朝之前没有农民起义，或者说没有下层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反抗上层统治阶级的战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秦朝之前，下层阶级缺乏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秦朝之前，下层阶级大部分是奴隶，除此以外有少量的平民，这大部分奴隶都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而是被强制在奴隶主的庄园里面劳动。
在奴隶主庄园劳动的时候，他们是被奴隶主监视起来的，他们很少有自由表达自由串联的机会。就算他们不满某一个奴隶主，他们会发起暴动，但是力量都会很小。因为别的奴隶主庄园，并不清楚他们这边的情况，不一定能够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之中。同时，奴隶主又掌握着极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会使用国家机器，把这极少的反抗的奴隶们消灭。这样，奴隶们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同时，奴隶主会给奴隶们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他们在奴隶主的庄园里面，属于一个集体。奴隶主经常会组织他们，和其他奴隶主庄园的人发生械斗，奴隶主也因此把矛盾转嫁出去，让奴隶的仇恨不会发泄在奴隶主身上，而会发泄到别的奴隶主庄园那里去。
二是秦朝之前等级森严，奴隶各安天命。
秦朝之前的周朝，以及再早的商朝和夏朝，就已经有了等级制度。尤其在周朝的时候，形成了周礼。这种周礼更是一种非常完备的等级制度。每个人一出生都是处在自己的阶级之中，不可以逾越。这种思想反复多次灌输，就使得奴隶们缺乏反抗意识。
如果不是后来，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启蒙，不是因为奴隶制度被打破，奴隶们也不会自觉地想到反抗。
三是秦朝之后，自由农民多了起来，农民起义有了基础。
秦朝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民是通过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而进行生产的。虽然农民很少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可以租这个地主的土地来做，也可以租另外一个地主的土地来做。同时，他们还可以进行手工业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自由选择度相对于奴隶来说，是很高的。
自由农民多起来，使得农民很容易互相串联。当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严重分配不均，农民无法生存的时候，农民们就会串联起来，发动起义。由于自由农民很多，这种串联也非常容易。很快，十里八乡的农民都会加入到农民起义大军之中，农民起义就会迅速如火如荼发展起来。
四是第一次大型农民起义，为后世树立了正面形象。
第一次大型农民起义，是陈胜吴广起义。他们是以反对暴秦为目的的起义。这使得他们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陈胜列入“世家”之中。
后来，刘邦作为一个农民，更是实现建国当皇帝的目标。而且刘邦建立的汉朝，成为了后世汉民族形成的基础，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第一次大型农民起义，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因此，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农民起义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行为。
既然农民起义能得到大家支持，因此，秦朝之后，农民起义就不断爆发了。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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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秦朝以前诸候列国制度。不满意政府的可以去他国生活。由于各国的竞争关系，对于人民的压迫并没有达到残酷的地步。就象现在的欧共体，相比之下民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秦统一后全国统一法制，如果不满政府就没有地方可去，不得不挺而走险，所以说起义也是逼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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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以前没有农民起义，原因很简单喔，那是因为全是「氏族」社会，即姓氏家族。先秦以前为分封制度，各自家族拥有自己的封地。为什么君王称自己的人民为子民呢？原因是均为家族儿孙，所以称之为子民。秦以前为封爵封国制度，始皇初并天下，征伐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即三川郡、河东郡、南阳郡、南郡、九江郡、鄣郡、会稽郡、颍川郡、砀郡、泗水郡、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代郡、钜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云中郡、九原郡、雁门郡、上郡、陇西郡、北地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黔中郡、长沙郡、凡三十五郡，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废分封制，改分封为郡县制。因始皇的突然病故，导致秦国政局动荡，再因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与赵高、李斯篡权更改诏书，杀长公子及蒙括，之后赵高指鹿为马的专权，导致天下大乱，群雄奋起，秦灭。最后形成楚汉争霸，刘邦击败项羽以后，建立汉朝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余留的氏族权贵。人们对古代制度体系，其实是存在误解的。民以食为天，古者注重先解决温饱，这就是祖先智慧之处。而近代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是农耕文明，一个基本为农民的国度？西方何尝不是经历农耕文明再经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时代的呢？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国是人口大国，不种植何以为食？再加之清末至民国内在的外在的因素，经历百年战争，导致国家平穷而绝大多数人连文化都没有，他们同样没有想过!工业革命也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朴实的百姓只是被一些投机倒把者误导而误入歧途罢了。被误导的百姓，他们并没有用智商去思考过问题，而后均认为是农民起义!其实呢？真相并不是农民造反，是不满政府的一些人利用百姓来造反。百姓只是居心不良的人的政治工具与牺牲品。
古籍言：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往昔在帝尧，叶和万邦，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声教，穷竖亥所步，莫不率俾，会群臣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于是九州之内，作为五服。天子之国，内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候。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讫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
夏德中微，遇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不失旧物。自孔甲之后，以至于桀，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矣。成汤败桀于焦，迁鼎于亳，伊挚、仲虺之徒，大明宪典。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班，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天子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武王归丰，监于二代，设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余国，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封于齐，表东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大司徒以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小司徒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遗人则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馆，馆有积。遂人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大司马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九也。
于时治致太平，政称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盖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则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强吞弱而众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一百七十国焉。一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鲁氏、邾氏、郑氏、宋氏、纪氏、卫氏、西氏、莒氏、齐氏、陈、杞、蔡、邢、郕、晋、薛、许、邓、秦、曹、楚、随、黄、梁、虞、郧、小邾、徐、燕、鄀、麋、舒、庸、郯、莱、吴、越、有穷、三苗、瓜州、有虞、东、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郜、芮、魏、淳于、谷、巴、州、蓼、罗、赖、牟、葛、谭、萧、遂、滑、权、鄣、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鄫、厉、项、密、任、须句、颛臾、顿、管、雍、毕、丰、邘、应、蒋、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寻、过、有过、戈、偪阳、邿、铸、豕韦、唐杜、杨、豳、郐、观、扈、邳、胡、黎、大庭、骀、岐、邶、锺吾、浦姑、昆吾、房、密须、甲父、鄅、桐、亳、韩、赵。三十一国尽亡其处，祭、极、荀、贾、贰、轸、绞、于余丘、阳、箕、英氏、毛、聃、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鄟、庸、姺、奄、商奄、褒姒、蓐、有缗、阙巩、飂、鬷、穷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遂有七王，韩、魏、赵、燕、齐、秦、楚。又有宋、卫、中山，不断如线，如三晋篡夺，亦称孤也。以上均为氏族制。
《司马法》广陈三代，曰：古者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受耕之，爰自其处。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口。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供车马甲兵士从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旱。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这么好的待遇古者何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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