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庄和曾头市是什么组织?
祝家庄和曾头市是什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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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祝家庄”与“曾头市”都对梁山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而它们其实代表了宋朝时期社会上的两种特殊组织。
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不亚于“匪患”,甚至犹有过之。
祝家庄:官府保护下的“匪患”
祝家庄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就在梁山附近,一个名叫“独龙岗”的地方。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和梁山以及周边一样,都属于“穷乡僻壤”,官府的管控力非常弱,属于一些“不法分子”的宝地。
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游离于官府管制之外的势力。
但是,这里又没有像梁山那样四面环水的地利,如果官兵杀来,双方就得硬碰硬了。
然而有趣的是,无论是官府还是这些“山庄”势力,他们都不想硬碰硬,也就是不想承担损失。
于是,双方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契机。
官府被迫承认这些势力的“合法性”,也被迫保留了他们类似“听调不听宣”的特权;而得到的回报就是,这些势力承认“王化”,并且有维护周边治安的义务。
说得再简单点,他们以“官府”的身份进行一些不法活动,比如蓄养私军,调整税收,甚至偶尔地打家劫舍。
当然,这些行为都需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这样一来,周边治安稳定,双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相当于官府将这一小片区域“承包”给一个或者几个家族共同治理,而这些家族只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可,比如税收和身份。
祝家庄等地和小旋风柴进这样的庄子不一样,这一类的地方没有合法特权,它们与官府的合作也是在台面之下的。
而祝家庄也不同于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那样,它不在官府体制之内,不是官府主动选取一些乡绅阶层代为治理地方,而是因为强大使得官府被迫对之妥协。
所以,从实质来说,这是一群托庇于官府的“匪人”,它们与梁山的冲突实际上就是“黑吃黑”而已。
曾头市:外族人的欺压
如果说“祝家庄”的存在还属于官府的纵容,那么曾头市这样的地方就是地方官府无法招惹的存在了。
因为它们不是宋朝本土的势力,而是外族。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地名,联想到“曾家”以及他们所接纳的人士,如史文恭等,就忽略了这一个地方真正的由来。
“曾头市”的创建者是曾弄,原本是
金国人士
,来中原是为了做一些关于“人参”的生意。
他原本就相当于这场生意中被外派到宋朝驻扎的联系人员,其自身也会些武艺,毕竟身处异国他乡,在不太平的光景里能解决些问题。
但久而久之,他在这里赚了很多钱,于是仗着自身的强大开始称霸乡里,并且将这个地方改名为“曾头市”。
这种事情自然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无奈曾弄是金国侨民,官府无法惩治他,也不敢惩治他。
毕竟宋金两国间,宋朝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曾头市”有这样大的优势,扩张起来就更显得明目张胆,私下蓄养的军马超过万人,其战斗力也远超一般的军士。
然而,这个创建“曾头市”的曾弄因为商人的特性,也很“明白事理”。他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但因为身份原因不好处理,于是他就左右逢源,在宋朝也找到官府作为保护伞。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官府既然无法处理,而曾弄也“给面子”,双方合作一下也不是不行。
在“曾头市”与梁山的冲突中,它所打出的旗号比较怪异,叫做:
摇动铁环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
这本来是官府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曾头市”却抢着来做,而它自己的性质不见得比“梁山”更合法,甚至更见不得光。
那么,显而易见,“曾头市”一再劫夺梁山物资,多次启衅,实际上应该是有其目的的,很有可能是受到官府的委托,对梁山进行打击。
由此可见,“祝家庄”和“曾头市”的性质要比“梁山”等匪患更为恶劣。
“梁山”的性质在当时比较常见,“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说的就是类似于“梁山”的匪人。
但他们的危害其实不大,顶多就是啸聚山林,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而已,既要提防官府的剿杀,又要注意对周边地区不能“涸泽而渔”,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被局限于一时一地。
但“祝家庄”和“曾头市”就不同了。“祝家庄”是官匪勾结欺压良善的表现,“曾头市”是宋金勾结欺压百姓的罪证。
这两种组织都是社会的“毒瘤”,它们隐藏在更深层,持续的时间更长,所造成的危害也更为隐蔽和持久。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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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虽然源于隋唐,却成熟和完善于赵宋之际,这主要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书籍成为普通的商品,读书做官,一般平民子弟都负担得起,从此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位的垄断,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平民社会,大概和今天互联网出现,又让许多人从读书人变成网民差不多。
在此前,中国一直是皇权和世家大族共治天下,世家大族能抗衡皇权,凭借的就是《水浒传》中的类似于曾头市和祝家庄这样的武装起来的军事庄园,这种庄园的功能和西方的贵族城堡功能相当。
《水浒传》一开始,就是王进因受到高俅的迫害而逃到史进家,而史进家也是一个类似于祝家庄和曾头市这样的庄园。
围绕着这种庄园场景展开故事是《水浒传》一大特色,和《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过一个个妖怪的洞府来展开故事相似,《水浒传》这样写,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说,祝家庄和曾头市和水泊梁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独立于朝廷的地方武装集团,不同的是,梁山泊是靠“忠孝义”,来进行政治动员,而祝家庄和曾头市靠的是封建血缘关系,这种独立于的地方武装力量,都不为朝廷所喜,于是在双方的冲突中,朝廷奇怪地保持了中立。
孙立以登州兵马提辖的身份,率领解珍解宝以及邹渊邹润做卧底进入祝家庄,并不用朝廷的名义,而是以孙立和祝家庄的教头栾廷玉师兄弟的身份来参战,才赚得祝家庄的信认,可见祝家庄也并没有指望过朝廷会派兵来援助。
甚至在这种冲突中,朝廷也许更希望像梁山军这样的流民武装取得胜利,因 为梁山泊这样的组织能通过赎买招安反为朝廷所用,而像祝家庄和曾头市这样的武装组织,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更有拼死捍卫自己利益的动力。
曾头市和祝家庄,在兵败之后的首脑们,全部战死或殉死,就没一个向梁山泊投降的,这和围剿梁山泊的朝廷军官因征剿失败大量向梁山投降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梁山泊战胜了祝家庄和曾头市,相当于有着当时先进纲领的流民武装战胜了落后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部落武装。
说宋朝是历史教科书之外的另一种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可能有许多人不赞同,但宋朝有许多近代社会的特征,却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发达的商业贸易,以及庞大的读书人阶层、相对自由的言论等。
梁山泊和祝家庄曾头市的冲突,也像是无产阶级和商业资本家反对封建贵族的过程,是另一种版本的“光荣革命”,现代人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代,窃以为相当不准确,不只是明朝长期的海禁政策,就算工商税收的占比也甩明朝几大条街。
《水浒传》的作者可能是看到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对这种大大小小的豪族庄园的存在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宋朝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就是重文轻武,而书中的所有的庄园主人的子弟,都没有想通过读书和科举获得成功,全部热衷于练武,明显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作者这样写,透露出了一股浓浓的批判意味。
从一开始的史进的史家庄;孔明孔亮的孔家庄;穆弘穆春的穆家庄;以及宋江的宋家庄;陷害解珍解宝兄弟的毛家庄,都以全部被摧毁和消失为结局。正像是“白茫茫的大地一片干净!”那样的悲剧的意味。
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种独立的军事和经济的组织的瓦解,意味着流民社会的来临,也为明清两朝极度的皇权专制完成了社会转型,这究竟是进步还是歧路,并不那么容易说得清楚。正如我的解读,只能算一家之言,恳请读者诸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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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郓州独龙山独龙冈三十里方圆的祝家庄,庄主祝朝奉,有子三人,祝龙祝虎祝彪,人称祝氏三杰。又有个教师,万夫不当,人称铁棒栾廷玉。佃户五七百,庄客一两千,村里人口约有一两万,器械盔甲一应俱全。祝家庄衙府、店铺、饭馆、旅馆、监狱一应俱全,宋江打下祝家庄后除了钱财、牛羊骡马等物外,还得粮五十万担。从祝家庄的规模看和社会形态看,祝家庄是拥有民团自保的乡镇一级,因为一个大的村,也就方圆五六里、二千口人,再大就不利于种田管田,就会分村,而且一个村也不可能存有五十万担粮、丰富的商业、监狱等。
凌州曾头市,约三五千家住户,内有一家曾家府,原是大金国人,家长曾长者曾弄,有五个儿子,人称曾家五虎,曾涂曾密曾索曾魁曾。教师史文恭,副教师苏定,聚得五七千人马。曾头市的规模比祝家庄略大,但兵马有祝家庄的三倍以上,应该是拥有更大规模民团的乡镇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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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庄就是家族势力,在北方乡下,很多都是以庄命名,人口密集。
而曾头市老大是大金国人,官府不敢得罪(宋朝可以理解),然后霸占附近的村坊,自己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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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堡。
胡马南下、中原糜烂之时,中央政府无力自保,当然更顾不上底层。胡马横行、匪盗丛生,民不聊生。于是底层尚武之风盛行,自建武装,结堡自守,抗击外敌,称之为坞堡。一般由地区豪强所建,组织起准军事武装,聘请高手、装备壮丁,庇护周边民众,同时囤积有一定财富与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中原有几次处处坞堡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一次,唐末五代一次,两宋之交至宋末一次,元末明初一次,明末至清朝中后期一次。。。
水浒传的描述,离两宋之交那次,误差不过几年,也算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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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家庄和曾头市都是地方地主武装组织,这一组织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了,解放前还存在,解放前叫保安团,如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和洪湖赤卫队的彭霸天,都属于这一性质,因为匪患的存在就诞生了这个组织,主要是大地主为求自保成立的。很多情况下这种组织比土匪还坏。据说张作霖就是这样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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