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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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延至英宗时代，虽已走向了下坡路，但实事求是的说，哪时的大明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帝国。北元鞑靼虽张牙舞爪，看似强大，实际外强中干，尤其是内部割据势力猖獗，根本不具备灭亡大明的实力，此时期，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城掠地，而且为抢劫财物肥己养兵，游牧渔猎民族积累财富手段比较单一且非常缓慢，抢劫是他们实现原始积累的罪恶手段。海上马车夫、葡西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无一不是靠劫掠起家的。
根据以上逻辑，即便“土木堡之变”后，大位暂时空缺或立幼子朱见深为帝，甚至没有北京保卫战，至多皇室南迁，还不至于立刻导致明朝的灭亡，此时刻，他们比当年宋朝的处境不知好多少倍呢！
北京保卫战之所以被屡屡提及，除乃为大明治世时期重要事件外，还被冠以了抗击外族侵略的正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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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御驾亲征去打狼，结果狼没打着，皇帝饭被狼叼走了，土木堡事变就这么无厘头，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大明帝国。
明英宗被蒙古瓦剌人强留喝羊奶，紫禁城皇位虚席，留给留守京城的官员们一个难题：要不要换个人做皇帝？换谁做皇帝？
第一个问题：要不要换皇帝？
也先俘虏明英宗时，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网下去竟然捞到了一条龙！这么贵重的物品不卖个好价钱，肯定不能撒手。能拿这玩意换啥呢？也先发懵了，没有先例呐，谁也没逮着过龙啊。金银财宝太俗气，大明江山有点大。
也先思来想去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先把龙养在鱼塘里，找大明敲竹杠，能敲多少是多少，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明这边也发懵，一帮文人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可以参考的先例。不过，瓦剌人会利用明英宗做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了不让皇帝成为瓦剌人敲诈的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肉票变成不值钱的臭肉，那就只能委屈明英宗由龙变成虫。
不过这事没那么简单，换皇帝不是做数学题，逻辑推理不管用，至少有以下障碍需要突破。
1.犯忌讳的事谁敢牵头？
大臣们换老婆的事没少干，在家里他们就是皇帝，到了大殿上只有趴着的份，君父君父，君等同于父，谁敢说换爹？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明英宗“访问”瓦剌部，十八日，大明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讨论是否需要迁都南京；二是集体当暴徒，活活殴打死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和王山（两人是王振的亲信）。
换皇帝的议案在每个人的心里打转转，就是没人说出口！
谈迁都顶多是策略错误，打死马顺表明了同仇敌忾的态度，政治路线正确。一帮老狐狸，绝不做容易落下把柄的事。
朝堂里大臣们较着劲憋屁，那边瓦剌人抬着明英宗，开始扣关。边关将士们更懵，放他们进来丢失城池，不放他们进来，皇帝在人家手里。犹犹豫豫间，被瓦剌人连破数关，直奔京师。
再憋下去，大明就彻底散架了。终于由吏部尚书王文牵头，于谦等人共同参与，向孙太后提出：咱们换个人坐龙椅吧。
2.能不能搬得动旧势力？
孙太后就是换皇帝的最大障碍。别信影视剧里的特定情节，孙老太就是个小女人，谈不上政治家，私心很重。她只有明英宗这么一个儿子，好容易熬了多年，熬死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没享受到儿子亲政的阳光雨露，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自觉下台。
本来她还可以凭借旧势力，抵御住大臣们换皇帝的心思，结果大臣们很暴力地殴打死马顺，吓住了旧党。老孙太太也画魂，文官急眼了也咬人，况且她也拿不出好办法。
大臣们为何憋了十天，才由名不见经传的王文、于谦领衔出头呢？因为文官集团的首领“三杨”都不在世了，朝中没有镇得住的领袖。况且土木堡事变，把很多重臣同时葬送在战场了。比如靖难之役的老臣张辅，内阁阁臣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
所以，只能“猴行虎职”，跟孙太后较劲。
3.换皇帝能不能解决问题？
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保证，换了皇帝就能度过危机。土木堡之变，除了折进去五十多位骨干重臣，还搭进去大明五十多万大军，包括朱棣创建的最精锐的三大营。
没了军队的保障，跟整天啃牛羊肉的蒙古人比牙齿，岂不是大笑话？所以，聪明的官员们不等朝廷决议，就开始悄悄地收拾细软，将家人送往南京，打个提前量，等自己拔腿的时候好轻装上阵。
所以，换皇帝有点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压上命最后再搏一把，看客们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第二个问题：换谁做皇帝？
有人自愿站出来当冤大头赌一把，自己权当看客呗。所以，反对声很弱。那么换谁呢？人选其实不止朱祁钰一人，当然他是最有优势的一位。
1.郕王朱祁钰
宣宗朱瞻基子嗣不旺，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郕王朱祁钰是他仅有的儿子。朱祁镇亲征瓦剌前，授予郕王监国的权力。本来这只是例行公事，以防不测，就像坐飞机前买了份保险。哪知朱祁镇衰到家了，竟然真的不测了，监国这份保单，瞬间升值。
朱祁钰相对其他候选人有几个优势：其一他是皇帝的亲弟弟，先帝仅有的两个儿子之一；其二他如今的身份是监国；其三他已成年。
朱祁钰最大的劣势，就是孙太后不喜欢他，不愿意他即位。
2.太子朱见深
如果朱见深成年的话，朱祁钰所有的优势都不复存在，朱见深即位唯一的障碍就是年龄太小，那一年他还不满两周岁。明英宗亲征时，都没来得及册封太子，是孙老太太不甘心，在拥立朱祁钰之前，先册立了孙子做太子，故意给朱祁钰设置一个门槛。
3.襄王朱瞻墡
很多人没注意到，还有一个人躲在身后，差点坐上皇位。此人叫朱瞻墡，襄王，明宣宗的同母弟弟。
朱瞻墡一辈子三次跟皇位扯上关系，第一次是在哥哥明宣宗朱瞻基驾崩时。那时候明英宗才七岁，皇太后张氏又是朱瞻墡的亲妈，所以，大臣们有一股势力，主张襄王即位。但是，张氏最终还是没狠下心让朱瞻基泉下不宁，立了他的儿子朱祁镇。
这一次，孙太后主动向小叔子示好，令他来京商议即位之事。当然，朱瞻墡也有弱势，一是从法理上不占优势，大臣们不大赞成；二是朱瞻墡懂得自保，拒绝接受皇位。
朱瞻墡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拥立太子朱见深，由郕王监国。
三个候选人，各有长短，难分高下。当然，这背后都是扯不清的利益冲突。
首先是孙太后的私心毕露。对更换皇帝她是一百个不愿意，被迫接受，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地位不能受到挑战。朱祁钰的母亲吴氏当时还在世，朱祁钰一旦登基，吴氏必然抬高地位，受损的就是自己。
私欲膨胀之下，她竟然宁可将皇位送给小叔子，所谓
“
宁与外邦不与家贼”的狭隘暴露无遗。好在朱瞻墡没有野心，否则朱瞻墡来到京城参与夺嫡，就是一场轩然大波，也不用瓦剌人来打了，大明自己就打散架了。
可以说，朱瞻墡的自律，阻止了一场内乱，也让孙老太不至于背上千古骂名。
不过，她并不甘心，提出先册立朱见深为太子，在拥立朱祁钰为帝。这个小动作等于明确告诉天下，你朱祁钰只是替朱祁镇看家护院的临时工。
这个想法太自私，既然你觉得你孙子行，那就让你孙子上呗？明知孙子在这种大难之前，承担不起来责任，把锅甩给别人，又想着将来受益的时候，怎么一脚踢开人家。
难怪蔡东藩说孙太后“性情狡黠”，王夫之更是对她破口大骂。
其次大臣们左右为难。按照法理，应该拥立朱见深，假如“三杨”还在世，这个方案肯定会毫无疑义地通过。可问题是，随着“三杨”的离世，和一干重臣殒身土木堡，没了担大梁的重臣。
在这种状况下，谁挑头资历都不够，都不足以压得住阵脚。皇权就显得非常重要，倘若皇帝是朱见深，可以预见，未来朝堂就会演变为朝廷派系斗争。于谦一个小小的兵部左侍郎，凭什么能够左右大局，承担起保卫京城的责任？景泰帝朱祁钰的力挺！
所以，选择朱祁钰是王文、于谦等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他们需要皇帝的支持，需要一位能压得住阵脚的皇帝。
可是如此一来，必然得罪孙太后，也必然给自己留下隐患。
第三个问题：倒霉的为何是于谦？
于谦的下场是历史悲剧，从他谏言改立皇帝那一天起，这个结果就注定，因为他只看到了
“政
”，没看到“治”。
于谦一辈子心系社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政务上，心无杂念，所以，当别人目障时，他总能做出最利于国家的决断。可是他从来不善谋身，不会审视自己个人的处境，更不谋个人进退，所以，他必然会被让政客们倾轧。
“夺门事变”当日，钟声传来，景泰帝朱祁钰竟然惊问：是谁，于谦吗？侍从说是太上皇，景泰帝默然说：哥哥做皇帝，挺好的。
这一段细节清晰表明，于谦从来不是景泰帝的真心腹，他一直提防着于谦，有一点风吹草动，便认为可能是于谦作乱。
不知道于谦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心里滴血！
为了国家安危，于谦冒天下之大不韪，捧朱祁钰登基，为了人伦道义，他又坚持迎太上皇回国。别人是两面光滑，他尽做两面不讨好的事，难怪明英宗恨他，明代宗又提防他。
历史总是那样，把现实留给了政客，把千古留给了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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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征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
在出发前，英宗下诏立两岁的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并以皇弟郕王朱祈钰为监国，辅佐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则率以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为首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京师三大营精锐二十万，亲征瓦剌。明军号称五十万，意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和皇帝亲征的气势，一举击破瓦剌，重现太宗五度出塞时的赫赫军威。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
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
在撤军途中，王振又想摆威风，请英宗驾临自己的老家蔚州，以显荣光。走到一半时，想起大军过境，容易踩坏老家的庄稼，于是王振又改变主意，再次请求英宗转道向宣府前行。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英宗见瓦刺军后撤，于是轻易相信议和，命极度缺水的明军出营到河边取水。早有准备的瓦剌伏兵趁势直冲入明军大阵，大肆砍杀，并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不堪的场面下，明军大部溃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军覆灭。
在瓦剌军队的追杀中，随军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纷纷战死，英宗则在混乱中和亲卫失去联系，被瓦剌军俘获。而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以锤打死。此役明军大败，大明社稷因此几乎倾覆。这就是后世史书上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朱祁钰和满朝文武就得到了明军在土木堡大败、全军覆灭，勋臣宿将几乎全部战死、连英宗也被瓦剌俘虏的惊天噩耗！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师内外，全城军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户开始准备向城外转移财产，甚至个别官员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旧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举行朝会，由孙太后（宣宗皇后、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监国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危难局面，以及接下来必将面对瓦剌大军来袭的战守之策。
会议伊始，以翰林院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弃守京师，立即迁都南京，这个意见在朝会上居然应者不少，可见诸臣们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想以迁都来避祸。
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徐珵说：
“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
然后对孙太后、郕王及在场的大臣们慷慨陈词：
“不能迁都！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庙、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么能够轻易舍弃。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观望京师如何应对，如果现在迁都，则国家根基动摇，大事去矣。难道要让晋、宋南渡的故事重现吗？！”
于谦的激烈陈词打动了孙太后和郕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陈循等人也出言表态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绪沮丧，不敢再提迁都之事。于是孙太后下达懿旨，委托郕王代摄朝政，协同于谦等主战大臣筹划京师防御决策，坚决守卫京师，并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已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于谦就任后，立即向郕王奏请，调南北直隶及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山东班军、南方沿海各地的备倭军、临近运河各府的漕军立即集中，汇集精锐后马上奔赴京师，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再依据京师现有力量经营筹画，部署九门守卫，派兵士巡查城内各处，平息骚乱。京师人心逐渐开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摄朝主持朝议。在朝会中，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诛王振全族，并痛哭流涕说：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当年荼毒之害的朝臣们纷纷响应。郕王缺少执政经验，一时无法决定，于是决定以后再议。朝臣们情绪激动，大声哭号，不听从郕王旨意。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余党，此时依仗有郕王的令旨，于是出面厉声斥责诸臣，让他们立即出宫。户科给事中王竑非常愤怒，于是起身指着马顺大骂：“马顺！汝往时助王振为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吗！”带头用自己的笏板猛击马顺头脸，之后仍不解气，还张口咬下马顺脸上一块肉。
在王竑带头下，群臣纷纷跟随、刻蜂拥而上，拳脚相加，马顺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之后诸臣们又把王振的亲信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搜出，殴打致死，一时间局面大乱，血溅朝堂。
看到如此混乱场景，毫无经验的郕王心中大惧，于是起身准备避回宫中。在场的于谦担忧郕王时候会因此降罪群臣，于是奋力挤到郕王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诚恳的说：
“殿下！王振罪魁祸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愤。马顺等人依附王振，罪也当死。群臣此举是心为社稷，无他想。还请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随即同意了于谦的请求，发布令旨，晓谕群臣各归官署理事，众人打死马顺一事不再追究。诸臣也觉得在郕王驾前公然斗殴太过无礼，心中惭愧，于是拜谢郕王后依次离开皇宫。
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后，和于谦一同出席朝议、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和于谦一起退出皇宫左掖门时，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望着他因为不顾安危奋力劝慰郕王、在混乱场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不顾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此。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情势危急之下，不能再过多考虑，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联合向孙太后上奏，陈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敌寇旦夕将至。为避免主少国疑、社稷不稳情况发生，特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监国郕王为新帝，以稳定人心、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同时挫败瓦剌以俘获的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
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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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数十位明朝高官也壮烈殉国，这次事件对大明王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冲击，对于瓦剌而言，居然抓住了大明的皇帝，那么大明不就成了嘴边的肥肉吗，不宰他一刀天理难容，于是瓦剌大军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北京城下，想要逼迫大明开城谈判。
土木堡之变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于谦等大臣拥立朱祁钰为新皇帝，果断拒绝和瓦剌谈判，从各地抽调兵力入京勤王救驾，发动北京保卫战，最后击退了瓦剌大军，瓦剌见大明软硬不吃，啥便宜也捞不到，最后还被揍了，只能和大明议和，大明在一分钱没付的情况下就把明英宗朱祁镇给弄回来了。
那么于谦等人，在土木堡之变后，面对瓦剌南下，除了拥立朱祁钰为新君，发动北京保卫战，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选择这玩意，永远不是唯一的，就以当时大明面对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扶朱见深登基，死守北京，第二个选择是往南方迁都，朝政稳定后另立新君，第三个选择是和瓦剌和谈，割地赔款，赎回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第一种让朱见深继承皇位，于谦等大臣从各地调兵，死守北京城，这个时候朱见深才两岁，朱祁镇准备亲征时才将他立为了太子，如果让朱见深继承皇位，多半会导致人心不稳。
当瓦剌大军逼近北京城时，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心里都清楚，抵抗瓦剌大军怎么可能靠着一个两岁的小屁孩来指挥，这种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实际上就会出现对朝廷的信任危机，这样的政权是否能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即便有于谦这样的大臣力挽狂澜，守卫北京城的将士们，各地调往京师勤王救驾的将领们也会考虑一个问题，为幼主抛头颅，撒热血，他以后能知道吗，自己到底图个啥？进而就会影响到军心稳定，虽然处于同样的条件，明军很大概率会不敌瓦剌，如果北京城破了，中原将再次陷入混乱。
于谦
第二个选择是往南方迁都，这在土木堡之变后，也是朝廷中的主流建议，毕竟皇帝还在瓦剌手上，不少大臣对是否能抵抗瓦剌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且瓦剌一路南下，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对手，也导致了一部分大臣出现了畏战的心理，迁都多半会迁回到南京，这个选择是权宜之计。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即便大明迁都回到了南京，瓦剌对大明北方的威胁仍然是存在的，朱祁镇还在瓦剌手上，并且还会让瓦剌知道，明朝不愿意和瓦剌决战，那么瓦剌很可能会以朱祁镇做挡箭牌步步紧逼，明军只有和瓦剌决战，重创瓦剌才能化解危机，不过就算危机度过了，但是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恐怕是要大打折扣了。
至于第三个选择和瓦剌谈判，选择这一条意味着将要放弃抵抗，答应瓦剌的所有条件，割地，赔款等一系列屈辱的协议，最后把朱祁镇给弄回来，这不但会让一个政权颜面尽失，并且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
也先
瓦剌是非常有野心的，他们俘获了明英宗，而没有直接提条件与大明议和，而是带着明英宗一起南下，还说送他回京，恐怕瓦剌也先是有入主中原的野心，而大明如果彻底放弃抵抗，正好中了瓦剌的圈套，这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要任人宰割了。
所以对比这几种选择后，我们就能明白，于谦拥立朱祁钰登基，虽然不是当时大明唯一的选择，如果说稳妥，往南迁都才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于谦拥立朱祁钰登基，组织北京保卫战对于当时的大明而言却是最正确的选择。
大明国力远强于瓦剌，瓦剌没法长时间消耗，拥立朱祁钰可以稳定民心，在局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明军击退了瓦剌也能为大明提振了士气，威慑了外敌，虽然具有一定风险，但对大明未来的发展而言却是最佳选择。
朱祁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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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亲率50万大军欲与瓦剌决战于明朝边境。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姑且不讨论“土木堡之变”明军战败的原因，就作为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一事，对大明朝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
一来，天朝上国的大明王朝被蒙古瓦剌给战败了，颜面尽失。其次，大明王朝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被俘虏了，堪称奇耻大辱。最关键的是，这次事件对于整个大明王朝的局势造成了动荡，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可以说，“土木堡之变”甚至对大明的根基产生了动摇。
此时的大明已经岌岌可危，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那么大明王朝很有可能提前走向衰亡和覆灭。
皇太子朱见深乃皇位第一继承人，此时继位却不合时宜。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稳定大明朝局，选择合适的国君继承皇位，带领大明走出困境成了当务之急。
按照明朝祖训，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的继位原则。此时年仅两岁的太子朱见深是第一合法继承人。但是考虑到当时大明面临的特殊局势，将一个年幼不能亲政的婴孩扶上皇位，非但不能起到安定人心“主心骨”的作用，反而会让天下百姓更加惶恐不安，让蒙古瓦剌人看了笑话。堂堂大明王朝在战败、皇帝被俘虏后，居然扶持一个小屁孩当皇帝，这岂不是说大明不行了吗？因此，朱见深此时继位是不合时宜的。
那么，谁是合适人选呢？
于谦拥立朱祁钰继位，拯救大明于危难。
以于谦为首的众大臣在取得了孙太后的同意后，果断的将朱祁钰推上了帝位。朱祁钰是朱祁镇的弟弟，是明宣宗的次子。在朱祁镇一脉无法继位的前提下，
朱祁钰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符合法制
。况且，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时，朱祁钰就是监国，可见朱祁镇对他的信任。可以说，在朱见深不能继位的情况下，朱祁钰作为皇位第二继承人被扶上帝王是合理合法的。
礼制上，朱祁钰符合继位原则，他的继位是朝臣举荐、皇太后首肯的，是正统。并且朱祁钰是当时大明唯一可以依靠的“主心骨”，皇位最佳人选。从朱祁钰继位后的表现，也的确值得起这个皇帝的名号。
我是月关略萌，以上是我的原创回答。感谢大家阅读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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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时期的四次北伐。
明英宗时期实际上进行了四次北伐，前三次明英宗还小，不能亲自上阵，主要是明朝大将进行北伐，而且北伐的兵力也较小。
明英宗时期第一次北伐：
时间：1438年，正统三年春；
主将：王骥与诸位将领；
先锋：蒋贵；
战果：朵儿只伯部被完全击溃，其手下左右丞、枢密、同知、两个万户长等被俘，朵儿只伯被北元脱脱不花斩杀，甘肃一带边防压力大减，开始裁撤冗员。
明英宗时期第二次北伐：
时间：1441年春，正统六年；
主将：石亨（存疑）及其部将梁智、高荣；
战果：具体战果不详细，但是石亨因为犯了忌讳被削了此事。主要是为了边防屯田和边防界碑。
明英宗时期第三次北伐：
时间：1444年，正统九年；
主将：杨洪、韩政；
战果：蒙古兀良哈部侵犯边境，杨洪、韩政率军出大同，在黑山以北截杀兀良哈部，再三追击蒙古兀良哈部，斩获不少首级，俘获了不杀部落的部众。事后，杨洪晋级为左都督，手下9900多人受到封赏。
明英宗时期第四次北伐：
也就是1449年土木堡之变了，在此不做赘述。
土木堡之变之深刻原因
明英宗北伐的时候，本来就觉得自己手下的将领都可以取得胜利，自己率领50万大军亲征，建立功业，树立自己的政治威信，大太监王振也是本着这样的意图打算攻打蒙古。
令明英宗没有想到的是，号称50万大军的所谓精锐部队实际到位的也就20-25万左右，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近乎崩溃了。再者，根据《明史》的记载，正统初年的这一段时间，很多明朝的官员、军队将士私自勾结蒙古，倒卖军火，甚至攀扯成为姻亲关系，明朝的高层就有了瓦剌也先的眼线。
镇守大同太监郭敬下狱。初敬素与王振厚，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先每岁用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宋瑛等阳和之败又由敬专制所致。太上皇帝至大同，百官劾敬失机，振诈传圣旨不问。至是敬家已籍没，敬潜回京，法司执鞫罪。当凌迟处死，命固禁之。（《明英宗实录》）
这段记载说明在大同监军的大太监郭敬其实利用自己的权力同瓦剌也先部眉来眼去，明英宗大军的一举一动也先早就了如指掌了。
再者，明英宗率领的一大帮人大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靖难功臣”、“建国功勋”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都觉得明朝的精锐倾巢而出，又有皇帝亲征，即便是“猪也会飞上天”，因此都抢着参加明军北伐。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甚至可以再上一个两个台阶。因此真正懂得打仗的将领都处于下层，基本都要听这些“庸人”指挥。
明英宗的大军行军路线早就被也先获得，可以了解一下也先派遣三万伏兵埋伏在明军退却的关键节点，埋伏了半个月的论文：
当时明英宗集团按照收到的情报分析推演，理论上明朝军队前方的预定水源地作为长城以内的地区是不应该存在敌人的骑兵。整个部队是一个倒梯形阵形，目的是防备后面的9万瓦剌军追上来攻击背后，明英宗集团谁能想到，锦衣卫及夜不收竟然没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归途的大门口上）居然有3万瓦剌军已经按口袋阵蹲守伏击至少半个月。（川越泰博：《明代异国情报研究》）
根据研究显示，瓦剌也先的部队是前后夹击，在明朝的大门口，也先的三万骑兵是事先早就埋伏好的，而《明史》中对此事绝口不提。是部队侦查的失误，还是有人特意隐瞒这段历史则就不得而知了。
兵备废弛、边防走私、高层间谍以及一帮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指挥大军，最终导致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
拥立景泰帝朱祁钰并非唯一选择，而是最佳选择。
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之后，瓦剌也先准备利用明英宗试图打开京师北京的城门，好好劫掠一番，重现北宋末年徽钦二帝的历史场景。但毕竟是明朝中期，国士尚存，绝对不可能让历史重现的。
明英宗北伐的时候任命了“监国”是明英宗唯一的弟弟朱祁钰，太子则是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濡（原名朱见深）。
大军惨败和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来之后，很多富商和官员将家眷和财富纷纷运到南京方面，一时间朝野上下一片混乱。
1449年8月18日，监国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是迁都南京还是保卫北京。明朝朝野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徐有贞（徐珵）夜观天象称必须迁都南京，而以于谦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迁都，坚守北京。于谦以明朝的皇陵、祖庙、社稷都在北京，要吸取北宋亡国的经验教训。于是乎，决定了坚守北京。
1449年8月28日，大臣王文上奏监国朱祁钰，希望他能继承大统，也就是继位为皇帝了。当时于谦等人是有唯二的选择的，一个是朱祁钰继位为帝，另一个就是让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继位。
为何于谦等人要选择朱祁钰为最佳继承人选呢？其实这事在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继承问题，而且早就有了处理办法。
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弄一个小孩子做皇帝，整个国家处于这种首都被围困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疑问，难道就没有一个成年主事的人出来承担责任，弄一个小孩骗谁呐？大臣也不依附，百信也不相信，必须是成年人继承皇位。
于是乎，于谦等人上奏孙太后，让朱祁钰继承大统，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朱见深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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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小白朱祁钰推上皇帝宝座，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廷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最优选择。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日，对于建国近百年的明朝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皇帝朱祁镇亲自率领的大军在土木堡全军崩溃。在瓦剌人的屠刀之下，包括靖难元勋英国公张辅在内的扈从文武高官几乎被一网打尽，京师三大营精锐建制被打残。至于皇帝本人，则干脆做了俘虏。消息传回北京，留守大臣在震惊之余，需要立即对现在的恶劣形势做出反应，大明何去何从？
土木堡之变
拒绝南迁
由于皇帝出征带走了大部分京营主力，因此北京城虽然在得到消息后立刻戒严。但当时城内几乎没有可战之兵，史称
“羸马疲卒不满十万”
。
朱祁镇在出征之前，曾经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注意不是监国）。皇帝出征，亲王居守，长久以来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朱祁钰是宣宗朱瞻基次子，其母吴贤妃又是传说中的汉王府罪臣之后，因此母子二人在朝臣眼中一直都宛如空气一般透明。
现在突然面对这种大明百年来未曾得见的复杂局面，无论是郕王也好，还是朱祁镇生母孙太后也罢，都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而在廷议之时，翰林院侍讲徐珵以“星象有变”的理由，提出迁都南京。南京是大明陪都，本来就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从明末崇祯帝的结局来看，很难说徐珵的建议就一定是出于胆小。
及土木难作，郕王召廷臣问计。珵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于谦剧照
对于“南迁”的建议，兵部侍郎于谦斩钉截铁地吐出五个字：
“欲迁者可斩”
。并且指出为今之计只有坚守北京，同时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四朝老臣、礼部尚书胡濙，以及大学士陈循等人都坚决支持于谦的意见。消息传回宫内，孙太后尚举棋不定，太监李永昌以北宋“靖康之耻”的故事鼓励太后坚守宗庙。这样上下合力，明廷最终决定与瓦剌人硬碰硬。
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曰：“吾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册立皇太子
既然统一了意见，下一步自然是具体实施。但在此之前还有个问题，皇帝被俘，大臣们现在应该向谁汇报工作？上文说过朱祁钰的居守只是象征性的，很多事情他并没有决策权。
因此在八月十八日的时候，孙太后命朱祁钰暂总百官，又命文武群臣大小事务都听郕王令旨行事，算是从形式上确立了朱祁钰代理国家元首的身份。
但是对于孙太后来说，虽然可以让郕王暂时管理朝政，但皇位还应该在自己儿子的子孙后代中传承。现在皇帝生死未卜，当务之急是赶紧册立皇太子。于是在八月二十日，孙太后下旨立朱祁镇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丁卯，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孙太后剧照
出丑卖乖的俘虏皇帝
土木堡一战竟然俘虏了大明皇帝，这个始料未及的天大喜事乐坏了瓦剌太师也先。他看向朱祁镇的目光，就好像看见了一台自动取款机。
八月十七日，也先押着朱祁镇来到宣府，要求城内打开城门迎接皇帝。守将杨洪闭门不纳，这也为其家族日后朱祁镇复辟时受到清算埋下隐患。
八月二十一日，瓦剌大军回到大同。这一次镇守大同的广宁伯刘安不但出城见驾，还送上了两万两千两白银作为打赏瓦剌士卒之用。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皇帝，朱祁镇还让刘安赶紧回报孙太后，派人带更多的金银财宝来赎人。到了这种地步，这位皇帝陛下还天真地以为瓦剌人拿了钱就会放人。乃至于镇守大同都督佥事郭登要安排明军特种兵“夜不收”趁夜劫营救驾之时，朱祁镇赶紧予以否决。
乙亥，镇守大同、广宁伯刘安启：“臣出城朝见，皇上谕臣曰：‘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谕臣：‘尔奏报皇太后，朕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入虏地。’”—《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瓦剌太师也先剧照
改立皇帝
朱祁镇在宣府城下的拙劣表现，很快就传回了京城。在朝文武大臣在失望之余，也要考虑如何消除来自皇帝本人的背叛。
八月二十一日，郕王传令沿边诸将，称土木堡之变后所有御用器物都被瓦剌人俘获。今后若有人拿着这些东西作为信物，要求你们打开城门之时，务必要
“相机出奇剿杀”
。
八月二十三日，大臣又得到了皇帝在大同把为国捐躯的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的家赀及蟒衣都作为礼物送给也先，更是群情大哗。这样的皇帝，显然是不能要了。
八月二十三日，即发生了著名的左顺门血案。朱祁镇和太监王振的亲信、锦衣卫指挥马顺，以及内官毛贵、王长随等三人被百官当众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朱祁镇、朱祁钰兄弟剧照
左顺门血案，标志着文官集团和皇帝朱祁镇彻底决裂。
八月二十四日，朱祁镇在瓦剌人的裹挟之下离开大同，往京师方向而来。八月二十九日，瓦剌大军抵达八宝山，距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如果瓦剌人真的押着朱祁镇在北京城下叫门，这门开还是不开？别的地方守军还可以用不认识皇帝的借口糊弄，京师内皇亲国戚、文武高官总不见得不认识朱祁镇吧？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让太后垂帘听政，还是把皇太子推上前台，都不能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皇帝不再是皇帝。想必孙太后也已经权衡考量了利弊，因此当群臣合辞上请的时候，她也果断同意了由郕王即位。
丙子，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
结语：
太后不能垂帘听政，是大明的基本国策。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根本无法履行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虽然《明史》上说孙太后曾经考虑过立朱祁镇兄弟的亲叔父、宣宗皇帝的亲弟弟襄王朱瞻墡为帝。但襄王殿下远在湖广襄阳，一来一回起码一个多月。朱祁镇已经到了八宝山，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大明了，只能让郕王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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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后，
立朱祁钰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但当时却是唯一最合适的人选！
（土木堡之变图）
按照封建王朝继承的“规章制度”：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的大“方针”，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死后，嫡长子——太子朱祁镇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朱祁镇被俘后，为了避免蒙古瓦剌部的“当家人”——也先的“要挟”（因为朱祁镇毕竟是皇帝）。明王朝紧急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重大人事安排”，被迫决定“更替”大明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当时，
“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选择主要有三：
*一是朱祁镇的儿子们。
法理上享有优先继承权！属第一继承人序列：大儿子
朱见深：
生于1447年12月9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还不满两岁，乳臭未干，“小屁孩”一个；二儿子
朱见潾：
生于1448年5月7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刚满一岁，估计还没“断奶”；三儿子
朱见湜：
生于1449年8月2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刚满月，正在“吃奶”。
*
二是朱祁镇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祁钰。
第二继承人序列：
朱祁钰：
生于1428年9月11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已21岁，正值青春年华。
*三是朱祁镇的九个叔父生的若干儿子们。
属第三继承人序列，但基本上是“陪选人”。
（北京保卫战图）
按理说，朱祁镇的儿子们应该有优先继承权。特别是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最应该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可是，
也先
正在率领蒙古瓦剌部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城。当时的大明政局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急需一位“年长”的“最高领导人”。就这样，鉴于时局，为免“主少国疑”，朱祁镇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祁钰走了一套“组织程序”，由郕王晋升为“监国”，后登基为皇帝，遥尊自己的哥哥朱祁镇为“太上皇”。顺便说一句：弟弟尊哥哥为“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朱祁钰剧照图）
作为“条件”，在朱祁钰登基的同时，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被封为皇太子。可后来朱见深又被二叔朱祁钰“自私”的废掉了，那是后话。可以说，造化弄人，朱祁钰就这样“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登上了“九五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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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唯一选择，但综合的来看，应该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好大喜功的明英宗朱祁镇，觉得自己也有做将军实力，贸然带兵出这个瓦刺，与瓦刺决战于土木堡。
当然，现实并不像朱祁镇想象的那样，在他的带领下明军溃不成军，几十万大军兵败于土木堡，连他这个“三军总司令”也成了瓦刺的俘虏。
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事件”，而这次事件过后他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明朝的俘虏太上皇。
朱祁镇的被俘让彼时的明帝国乱成了一锅粥，明军土木堡溃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议守未决”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为君。明帝国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不是继续出兵把朱祁镇救回来，当然，明军此时再战也不是明智之举，所以究竟应该立谁为继承人，成了明帝国最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按照传统来说，英宗被俘，那么皇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应该是他的儿子朱见深，也是“法定”的继承人。但是，当时又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朱见深彼时只有三岁，历史上年幼的皇帝并不在少数，但是当时的明帝国显然并不适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内，明帝国内部已经乱做一团，大臣们分为几个党派，在危急时刻还在明争暗斗；对外，英宗被俘，瓦刺势大，显然仍然有再次入侵明帝国的趋势，所以当时急需一位有能力、能主事、能自主决断的皇帝上位。三岁的朱见深自然是不具备这些能力的，所以，以于谦为首的“大臣派”就找到了朱祁钰。
朱祁钰虽然没有准备接受这一切，但是在做了皇帝之后，他的表现没有辜负于谦的“鞠躬尽瘁”，他绝对是当时皇帝的最佳人选。
在做了皇帝之后，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朱祁钰展现出一个皇帝应该有的气度和魄力。于谦、王竑、彭时、商辂、陈循、王文、胡濙、萧镃等人都在他的手下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朱祁钰善于发现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明廷击退了北方瓦刺对京城的攻击,京师防务也得到整顿。所以,明人就曾这样称赞景帝的功绩“萃涣倾否,外攘内修”。他在位期间，做到了敬礼大臣,宽恤民下,赏罚亦无失，而且动不动就给农民减税免税，明朝的农民过了几天的“好日子”。
当然，命运给他开了一扇门，但是又给他上了一道锁。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效，击败了瓦刺，迎回了自己的“太上皇”哥哥，没想到这直接终结了自己的皇帝生涯。哥哥朱祁镇并，没有感激自己，而是将皇位夺了回去，而朱祁钰就在命运的玩笑中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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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是土木堡之变后多方政治妥协的应急人选，也是当时那种极端条件下最合适的人选。但并不是当时唯一的继位人选，还有一位比朱祁钰更加有资历和能力的宗藩差点代替朱祁钰。
根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十五日）条载，明英宗出征前一日，“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居守并不是监国，没有实际处理重大政务的权利。
而且规定 “礼部奏居守事宜，合如宣德五年（疑为三年之误）钦定事例。”朱祁钰居守所依之例类同于宣德三年之例，根本没有处置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摆设，如“事宜”规定：“在京在外，凡有紧关重事，差人赍本赴行在奏请，其余常事奏本该科编收，候车驾回日通类奏请发落。”
那么宣德三年宣宗朱瞻基定“居守”之例又是怎么定的呢，根据《明宣宗实录》中记载，明宣宗三年宣德皇帝朱瞻基“巡边”之时，下旨“
三年八月癸卯敕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少师隆平侯张信行在兵部尚书张本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张瑛户部尚书郭敦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等居守北京，大小事须同计议，措置得宜，不可怠忽，忽遇警急机务，审议停当即行，仍遣人驰奏。”
所以“居守”并不是监国，而是仅仅由朝廷重臣即可完成的工作，所以在明英宗朱祁镇率军亲征出发之后，大明实际上是处于中央机构僵滞的状态。土木之变发生，明廷惊惶不已，因为没有人能填补英宗被俘之后导致的权力真空。朱祁钰的居守身份不仅没有太子监国那样的法定权力，甚至连宗藩亲王藩屏重镇权力也没有，根本无法主持国家政务，所以英宗被俘后，明朝中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有建议朝廷南迁的议论。
此时也先率领瓦剌大军直指大明国都北京，并押着英宗朱祁镇最为“筹码”，在这种紧急的状况下，皇太后孙氏才紧急授予郕王祁钰监国的权利。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敕朱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
因为英宗北征前授予朱祁钰的居守身份是一种政治摆设，没有实际的听朝理政之权，而皇太后孙氏的这份敕书使得朱祁钰正式获得了问政的权力，使他的居守之职转而获得了监国大权。
根据正统元年进士，翰林院学士刘定之记载：“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命郕王权总万机，于午门南面见百官，始启事奉令施行，众皆谓行且即真矣。数日内外汹汹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诏天下，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明旦，移郕王坐入奉天门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议益急。……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郕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
可见孙太后“赞同”于谦拥立郕王朱祁钰当皇帝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三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必须是皇太子，但很遗憾景泰朱祁钰皇位坐稳了了之后，便废了侄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转而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了。
其实当时在拥朱祁钰为皇帝之前，除了三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外，还有一人也在讨论之列，甚至比朱祁钰的条件更为资深和优厚，他就是明襄王朱瞻墡，明仁宗嫡五子，明英宗朱祁镇的叔叔，“永乐二十二年封，庄警有令誉。宣德四年就籓长沙”。宣德元年他就是留京的居守，明实录记载：“
英宗北狩，诸王中，瞻墡最长且贤，众望颇属。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不果召。”
这段话很重要，根据《明会要》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当年立下规矩，所有藩王不得随意进京，如果事出有因，必须由朝廷使者带着皇家库房保管的专用金制符节，前往藩国传令，和藩王的另一半金符对上了，才准许他们进京，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藩王作乱。
孙太后在明英宗“北狩”（被俘）后，派人拿着敕书和金符让“又长又贤”且德高望重的襄王紧急进京“监国理政”，但因为
“三杨议不合而止，符留后宫。”也就是说内阁大臣杨士奇等三人反对，未能成行。
而后才有了“
瞻墡上书，请立皇长子，令郕王监国，募勇智士迎车驾。书至，景帝立数日矣。英宗还京师，居南内，又上书景帝宜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襄王朱瞻墡的立场上是立太子朱见深为帝，郕王朱祁钰监国，后来还奉劝景泰皇帝朱祁钰应该多多关心一下“上皇”朱祁镇，别忘了恭顺。（言外之意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英宗夺门之变复位之后，石亨，徐有贞等人诬陷于谦和王文有的一条“罪状”就是迎立藩王，这下连朱瞻墡也搭进去了。而因为当年孙太后命人在宫中取出了“襄王的金符”敕令襄王进京，结果导致明英宗在宫内没有找到襄王的金符，虽然王有文等人拒不认罪，但又无法解释，最后成了处死的罪名之一。直到多年之后才在太后阁中发现了襄王的金符，英宗朱祁镇才放下了对叔叔襄王朱瞻墡的猜疑。
之后英宗对他的叔叔礼敬有加，不仅增加了襄藩的护卫，而且命令由中央负责建造襄王的陵寝。在襄王朱瞻墡离京返回藩地时，朱祁镇一直送到了午门外，并握着他叔叔的手哭泣告别。并问“叔父欲何言？”。襄王顿首曰：“万方望治如饥渴，愿省刑薄敛。”帝拱谢曰：“敬受教。”
英宗朱祁镇一直目送襄王出了端门（午门外，承天门内）方止，天顺四年复入朝。命百官朝王于邸，诏王诣昌平谒三陵。及辞归，礼送加隆，且敕王岁时与诸子得出城游猎，盖异数也。六年又召，以老辞。岁时存问，礼遇之隆，诸籓所未有。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共六帝七朝，成化十四年薨，享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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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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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拥立朱祁钰为皇帝是大明朝当时唯一的选择。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咄咄逼人的瓦剌大军，在太监王振的错误指挥下，大军于土木堡沦陷，最终，明大军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被俘。这场对战瓦剌的战役以明朝失败宣告结束。这场战争也使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是明朝历史上极为耻辱的一战。之后，明英宗唯一的亲弟弟朱祁钰执政，在大臣于谦的辅助下，击退瓦剌，保住了大明王朝，而朱祁钰也被众大臣拥立为新皇帝，遥尊远在千里的朱祁镇为太皇上。
那么，于谦拥立朱祁钰是当时唯一的选怎么？答案是肯定的，是唯一的选择。
首先，远在千里之外的朱祁镇是安全的
众所周知，明朝从建国开始，边境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和亲，索要财务，这些事情，明朝为维护国家和平，也一直满足着瓦剌。然而，瓦剌不光不知足，还变本加厉，索要的越来越多。这些无厘头的要求，彻底激怒了年轻气盛的皇帝朱祁镇，于是乎，御驾亲征。而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瓦剌也先以皇帝为赌物，要求明朝拿大量财物兑换。
所以，朱祁镇虽然被俘，但他是安全的，瓦剌自始至终想要的都是金银珠宝。
留着这个皇帝，可以作为要挟，让明朝送钱物过来，这是当时瓦剌也先的想法。
如果杀了朱祁镇，明朝自然不会放过瓦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时候，瓦剌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也先是聪明的，他定会留着朱祁镇。
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明朝要选择一位合情合理的朱姓子弟继承大统。
朱祁镇在御驾亲征前，立了年仅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还命唯一的亲弟弟朱祁钰监国。
先来看朱见深是否合适为帝
从“名正言顺”的角度来看，朱见深应该最为合情合理，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这在封建专制时期，子袭父位，说服力很强。但当时的明朝，内忧外患，内因土木堡之变，国家大多能人将士，诸如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的文官武将战死，财产、马匹损失惨重；外有瓦剌虎视眈眈。如此危急时刻，将国家大事交予一个两岁的婴儿手里，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其次，如果让朱见深继位，孙太后必然会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监国，国家大权自然也会落在一个两岁的孩童和一个女流之辈手中。孙太后没有吕后、武皇的心狠手辣，如果瓦剌到时候威胁这位母亲，盼儿心切的孙氏，很有可能答应瓦剌的要求，使明朝处于被动；
那么，也只能是郕王朱祁钰了。
在朱祁钰还没坐上龙椅之前，朱祁镇对这位弟弟是极其信任的，亲征之前，还将国家监国之权交予他手中。因为土木堡之变的战败，朝中王振一党也失去了昔日的风光，那些早就看不惯王振一党的人，似乎也有了话语权，于谦便是这部人的领头人，昔日因为人刚正不阿，被王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家危难之际，在于谦的带领下，众臣上表皇太后孙氏，立朱祁钰为帝；
也有人认为，除了朱祁钰，各地藩王也有姓朱的，为何不选一位藩王呢？
答案是肯定不能选藩王。当时的内忧外患，已经使明朝内部濒临绝境，各地藩王本来也蠢蠢欲动。如果选择其中一位藩王回京，另外的藩王们又岂能善罢甘休，必将引起一番祸乱。
还有人认为，瓦剌既然想要明朝以财务换朱祁镇，那么明朝同意，朱祁镇可以继续回来当皇帝。
表面上看，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然而，这种办法行不通。
1、如果用钱财换回朱祁镇，便会使明朝陷于被动地位，之后瓦剌会更加频繁的骚扰边境，而因战争失去生命的将士们，也会白白牺牲；
2、暂且不论在这场战争中，朱祁镇有多蠢，单从结果来看，明朝跟瓦剌之间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了。明朝多年的容忍，似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结局。所以，明朝大臣们是不会再容忍的，尤其是大臣于谦。所以，面对此景，要不瓦剌乖乖送回朱祁镇；要不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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