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老朱设计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汉唐宋等朝代先进还是落后了?
明朝老朱设计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汉唐宋等朝代先进还是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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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制度,专制在上、僵化在下、内卷于沿袭、崩溃于激变。
总得来说,比之秦汉隋唐,明朝制度更为复杂、更为精妙、也更为稳定,却说不上有多先进。大明劫而大明死,大明制度要负一定的责任。
先说专制在上
这里所说专制,主要指皇权专制。简单说就是皇帝的权力太大,朝廷的权力太小。
秦汉有丞相。秦汉丞相,完全可以甩开朝堂九卿,然后单靠府内十三曹就能治国理政。丞相府的牌面,要多硬有多硬。
那秦汉皇帝呢?皇帝只有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办事处,而且主要负责起居饮食。所以,秦汉皇帝的权力,实际并不大。除了秦皇汉武这种不世出的强势皇帝,皇帝们根本做不到皇权专制。
秦汉的丞相,一般设一到两个。这相当于领袖制。大臣们不是听皇帝的,而是听丞相的。因为丞相才是政府领袖、朝堂领袖。
那皇帝呢?皇帝跟丞相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皇帝是国家领袖。非要引用一个主权的概念,那就是:主权在君,而治权在相。再通俗点儿说就是:所有权归皇帝,使用权在丞相。而权力之运作,不是谁拥有权力谁权大,而是谁使用权力谁权大。
这是秦汉丞相,要多彪悍有多彪悍。皇帝一旦搞不定丞相,那就真能被架空,而且是合理合法地架空。
唐宋有宰相。宰相是一群,有时候也能独任,比如李林甫和杨国忠。但总体上说,宰相相当于委员会制。唐朝宰相,生成于三省制。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这三个衙门的宰相一配合,那皇帝就成了橡皮图章。宋朝宰相,权力下降,基本就留下了一个中书省。虽曰中书门下,而实际就是中书省。
三省制不再硬,宰相也就没法硬。唐朝宰相拟定政令,皇帝画敕签字,然后就执行了。宋朝宰相却要先用札子向皇帝请示,皇帝同意了,中书门下才能拟定政令,然后才能执行。所以,唐朝皇帝可以是橡皮图章,但宋朝皇帝不是。
到了明朝,连中书省都没有了,所以宰相也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但内阁不是大明帝国的国务院,而是大明皇帝的秘书处。秘书就是内阁学士和内阁大学士。
秦汉丞相,都是超品,属三公一流,是可以封侯的;唐朝宰相,都是顶级的三品大官,甚至还有加封。而明朝的内阁学士呢?五品。比之二品的六部尚书,这些人顶多算科级干部。科级干部怎么管部级干部?没法管。所以,也就有了兼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才能到二品。这种兼职大学士说出去的话才能有分量。
但关键是工作内容。
明朝内阁的工作内容,从本质上说,只是为皇帝提供咨询秘书服务。大臣的奏折报上来了,怎么处理?内阁拟个意见,这叫票拟;然后皇帝斟酌决定,这叫批红;批红拿到,才能定旨出令。这还是中后期,前期就更惨了。
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皇帝,不仅精力充沛而且素质过硬。所以,内阁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代笔,皇帝说啥、内阁记啥。而且,皇帝还常到内阁坐镇,当起了办公室主任,直接指挥内阁号令天下。
唐朝宰相跟皇帝,公文换图章;宋朝宰相跟皇帝,札子征意见;明朝内阁跟皇帝,竟玩起了传纸条。所以,皇帝越来越专制,而宰相和朝廷越来越卑微。中间再掺杂进司礼监,那就只能是黑暗了。内阁的票拟,到了太监那里,甚至能被当成包鱼包肉的废纸。这种事,也就只有大明朝才会发生。
再说僵化在下
有些事,你不能全怪在朱元璋身上。因为制度是一个沿袭流变的过程。以前的制度会作为参照,以后的制度会加以修正。朱元璋只是定了一个大盘子。而定这个这盘子的时候,他要参考元朝和宋朝。之后,这个盘子怎么变化,历代大明皇帝都要参与意见。
首先是参照元朝的行省制。
本质上说,行省制侵夺了地方治理权。秦汉是郡县,就两级。郡守和县令可以放手治理地方。李广一个郡守就能打得匈奴叫爸爸,那明朝怎么没出过这么硬的知府?
不可能出。
秦汉郡守的权力,与大明知府的权力,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原因就是中央过度干预地方,导致地方无所措手足。
行省制就是干预地方的极端典型。但这个制度被明朝继承了,或者说被朱元璋继承了。那啥叫行省制?
跟现在的省没法类比,倒是可以跟英国的殖民地类比。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其最高首长叫总督。名义上,总督是女皇派的,而不是英国内阁派的。女皇派的,跟内阁派的,区别在哪?
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但殖民地不许有民意。所以,这个总督就只能由女皇派,而不能由内阁派。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但印度是殖民地,所以不能有民意、也不能自治。
这就是中央强行控制地方,不允许你自治、也不允许你有民意,地方事务还要全由中央包办。行省制的本质初衷,就是把地方当成殖民地来管。
本来地方事务应该地方处理。但大元朝廷信不过地方的汉人,所以必须派中央的蒙古人来治理。那你就派刺史、观察使啊?汉朝和唐朝就这么办。
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力度不够、一个是蒙元统治者信心不足。所以,派个钦差或巡视组根本镇不住。那咋办?
我给你派个中书省。这就相当于派了一个国务院。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意思是行走的中书省,通俗点儿说就是行走的国务院,而行省的长官自然是宰相、丞相一级,至少也得是个副宰相或副丞相。
明朝没直接说行省,但换了个马甲,叫承宣布政使司,直接控制地方的民政和财政。另外还有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分别控制地方的监察和军事。这一点应该参考了宋朝的路监司。接着,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再又派出分司,进一步控制地方。这就在县、府、省三级行政中又给加了一级,即分司。到了清朝便清晰些,就是那些管知府的道台。
明朝的山东省有五个府,却有十六个分司;而山西省有五个府,却有十三个分司。你这么搞来搞去的结果,就是官太多,而且都是管官的官。那谁来治民呢?
只能是县令治民,但县令上面的老板太多。所以,县令的主要工作也就变成了伺候上级,最后也没精力治民。这种制度设计,纯粹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玩,而且还玩得很开心。
这是行省制,真心不怎么样,只能让地方越来越僵化,根本放不开手脚。
其次是官吏分流。
官吏分流,自古就有,但分得不清不楚。关键是没必要分得太清楚。
吏相当于业务干部,官相当于机关首长。秦汉之时,部门首长称官,如九卿、郡守等;属官称吏,如长史、别驾等。区别仅是劳动分工或上下隶属。而且,官吏可以互通。朱买臣曾为九卿之一,后来罢职再起用,做了丞相府长史。这是官可以为吏。而秦汉的很多三公高官,甚至丞相,也可以从基层小吏干上来,如御史大夫张汤。
魏晋隋唐以来,官吏进一步分流。因为当官要看门第,当大官更要看门第。而到了元朝,还要继续分流。蒙元和满清,都是部族政治,皇帝们都有自己的本部利益集团需要照顾。所以,官多蒙古人为之,吏多汉人为之。
明朝虽无门第之分又无部族之殊,却用科举把官吏给分流了。明成祖朱棣时期,先是规定胥吏不得当御史,后又规定胥吏不得考进士。自此之后,官与吏也就泾渭分明且不可逾越了。
本来是就是一般的劳动分工,到明朝却分出了身份高下。科举的进士,能力再不行,那也要当官,而且当大官。非科举的胥吏,能力再行,那也当不了官,更别说当大官。再用科举考试制度来个源头限死,那胥吏就彻底没了晋升可能。
这么做,有什么害处吗?
害处非常大。
科举干部,手高眼低,却霸着高位;基层胥吏,啥都能干,却无缘晋升。这就导致清流浮于上,只会道德文章;浊流沉于下,难免自甘堕落。上流有信仰却无实干,下流有实干却无信仰。这种官场生态,就不可能好。
秦汉之时,是一个县令带着一群力争上流的掾属。比如秦末的萧何,完全有机会从沛县衙门晋级到郡级衙门,“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但是,明朝呢?是一个县令带着一群自甘堕落的胥吏。除非国家大乱,胥吏和非科举出身的吏,几乎没有晋升可能。
这就是人事不通,导致官场僵化,接下来便只能堕落。
最后说内卷于沿袭、崩溃于激变
内卷,简单理解就是向内演化。这种向内演化,并非全无好处。有时候,内卷很有必要。做事精益求精,这没啥不好;拿出统一标准,这也无可厚非。
比如选官制度。
汉朝实行郡国推举,各地方官每年给中央推荐两名人才,然后待诏金马门,皇帝看着不错,那就直接任命。这么做,肯定太粗糙。很多有本事的人,选不出来。比如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走郡国推举的路子,完全没机会。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
主父偃等三人上书阙下,相当于把自己写的文章直接递到皇帝家门口。他们只有这么做,才能被汉武帝发现和重用。所以,汉武帝感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你们这些个人才都跑哪去了?怎么这么晚才被我见到?
所以,这就有必要内卷一下。于是,也就有了隋唐的科举取士。这是内卷的精益求精。
但问题是人才太多,怎么选?作为皇帝或朝廷,我怎么知道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精益求精之后,就必须要有标准。
唐朝科举玩格律诗,你严格按照格律要求给我写首诗,符合要求且还有意境,那你就是人才,然后给你官当。这么玩,杜甫没问题,而李白却未必。李白多是古体诗,过于自由奔放,格律难免限制了他的才华发挥。但无所谓,选不出李白,还能选出杜甫。
格律,就是一个标准。宋朝玩经义、明朝玩八股,都是这个道理。你得定出一个标准。所以,难免内卷。
但是,内卷过度,或举国内卷,就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明朝制度,之所以复杂、之所以精妙、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内卷过度。
明清科举,跟唐宋科举相比,其内卷程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北宋仁宗年间,三苏入京而名动京师。但三苏是怎么来参加大宋科举考试的?
嘉祐元年丙申是春,辙父子三人同游京师,过成都,谒知益州张方平。方平一见,待以国士。
在成都,跟地方大吏张方平见了一面;在开封,跟文坛大佬欧阳修见了一面。然后,苏轼、苏辙兄弟就参加了礼部会试。这多简单。而如果是明朝和清朝呢?先考个秀才、再中个举人,然后才能进京参加顶级的科举考试。这种制度限制,不知道要熬死多少精英。即便是在宋朝,苏轼的老爹苏洵,就是因为熬不住,于是索性不玩了、老子不考了。
唐朝为了开疆拓土,所以才设立节度使。明朝为了镇压内部起义,所以才设立巡抚总督。这就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承宣布政使司,卷得还不够,那还得继续卷。
“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这就是明朝的官场内卷。而内卷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央过度集权、地方无所措手足。所以,遇到事情,不是放手地方自己处理,而是中央亲力亲为。这就相当于末梢神经坏死然后把脑袋给憋大了。而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崩溃于激变。
明朝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努力的程度,远不及唐宋。
安史之乱后,大唐面临财政危机。于是,唐朝推行了两税法和盐业改革。这两项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而且为后世立法。尤其是两税法,俨然获得了某种工具正义。收这个税、那个税,都不合法,只有收两税,那才合法。
神宗年间,宋朝也面临财政危机。于是,宋朝搞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变北宋的权力运行逻辑。变法后来失败了。但谁也不能说王安石是权臣。因为他的所有变法工作都在大宋制度允许范围之内。作为大宋宰相,他有这个权力。
明朝呢?
面对财政危机,明朝发动了张居正改革。结果也失败了,但张居正却被定性为权臣。原因就是他的很多做法都超出了内阁的权限。内阁根本没有权力搞变法。为了变法,王安石能搞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变法最高领导小组。而为了改革,张居正就做不到,只能跟司礼监暗送秋波、暗通款曲。
为啥张居正做不到?
因为他不是宰相,没有这个权力。正规权力走不通,那就走非正规的权力。所以,死后定性为权臣,并没冤枉他。
而抽象点儿的解释,则是明朝的制度已经内卷过度:在这个精妙、复杂且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任凭你是商鞅在世,也干不出打大功绩,当然也干不了大坏事。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再多出几个张居正类的好干部,大明小步慢跑,或许也能跑出内卷困境。
但是,时势激变了。
一是外部激变。表面上看是满清崛起,而实际是草原崛起。满清入关,不是建州女真一支入关,也不是整个东北的女真人集体入关,而是满蒙草原世界集体入关。因为在入关之前,满蒙已经形成了同盟。所以,大明的外部压力,不是满清,也不是东北,而是整个草原。
一个自然激变。在当时的大明崇祯朝,严寒、干旱、饥荒、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纷至沓来,而且一波比一波邪乎。这都不是举国挨饿的问题,而是举国死人的问题。1638年,李自成和张献忠基本被打残。但1641年初,黄河流域发生波及70%人口的大瘟疫。于是,北方防守空虚、起义再次风起。此时的大明不仅财政枯竭而且社会失序。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大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这种级别的时势激变,别说大明帝国无法应付,就是隋唐帝国也无法应付。但是,隋唐可以招架。有人说,安史之乱后,大唐已不是曾经的大唐帝国。但是,大唐却没有死。因为大唐被打碎了成了一个又一个藩镇。虽然节度使们明争暗斗,却内能勉强尊帝、外能勉强抗侮。大唐硬是多扛了150多年。明朝呢?李自成一入京、满清人一入关,整个帝国大厦便轰然倒塌。制度僵化导致灵活性丧失,这时候,你连个藩镇都出不来。
这就是大明制度:表面是专制、风格是内卷、结果是僵化。因为专制所以内卷,因为内卷所以僵化。当外部环境突然激变,大明劫也就只能大明死。因为它早已僵化成一个焊死的牢笼,很难被打开,却可以被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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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而且属于严重落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第一就是分封制:致使各地藩王拥兵自重,形成小朝廷,地方官无法制约,圈占土地却又不纳税,害民自肥,无所事事,导致人口激增,严重增加朝廷财政负担和损害中央集权。第二就是八股取士,不用多叙述八股取士的危害性,完全就是死板到家了。第三是继承元朝的户兵制度,也就是世袭制,你这一辈是千户你下一代同样是千户,你这一辈是兵户,下一辈同样是兵户,永远受你所辖千户盘剥,导致明朝后期军队战力极其低下。第四户籍制度,明朝是完全按户籍制度进行分类管理,阶级矛盾严重。第五允许宦官干政,并没汲取唐朝的教训,用太监以制衡朝廷官员,致使太监乱政,土木堡之变的教训不用多说了。就是陪崇祯上吊的王承恩在朝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明朝几乎是开历史倒车,集合了汉唐元宋所有的缺点制度。不论是李自成造反,还是满人以20万人入关,在后世看来,这种微不足道的内外矛盾爆发,轻而易举的就灭亡了明朝,可见其制度的弊端严重到何等程度了。用满人自己话,用区区20万人就取得天下,他们自己都不可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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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更先进,无外戚专权,无后宫干政,无蕃镇割据, 无两宋之岁币!无满清之条约,无秦晋隋元之短命,更无傀儡皇帝,至于宦官干政比起唐朝差远了,唐朝太监直接废立杀皇帝,而明朝刘瑾魏忠贤汪直生死全在皇帝一句话,三人加起来不过15年,唯一的反动就是殉葬制,不过后来朱祁镇也废除了,还有废宰相,但后来有了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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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 落后!
撤消了丞相,走向极端的专权。皇权弱时,双变为几个大学士内斗,内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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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唐朝、宋朝这几个朝代前期的政治制度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运转也基本正常。
相比之下,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建国之初就显得相当诡异;为了保证朱明王朝千秋永继,朱元璋设计了特务机构,直接听从皇帝本人指挥;
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后来不断扩张而且花样翻新,除了锦衣卫,还有东厂、西厂等同样由皇帝亲自调遣的专门机构;
朱元璋统治时期,也就是明朝初期,因为出了一个\"胡惟庸案\",朱元璋下令撤销\"宰相\"这样一个协助皇帝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职务;
没了宰相的整个明朝,皇帝直接过问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大事;如果皇帝本人身体不错年富力强还好说,事无巨细亲自处理;如果皇帝年幼或者懒于朝政,皇权就很可能旁落;
比如说明朝中期推行的内阁\"首辅制\";因为没有宰相的内阁,要么各位辅臣之间相互不买账内斗,要么\"首辅\"专横跋扈成了\"一言堂\";比如说严嵩、张居正这样的\"首辅们\"。
最重要的是,无论开国皇帝设计的政治制度如何先进,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局限性,到了这个朝代的中后期,\"不肖子孙\"们都将他们祖宗的\"家法\"改得差不多或者面目全非了。
比如说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定下的规定——太监不得有文化、后宫不得干政这两条;朱皇帝将这两条命人刻在铁板上,就立在皇宫里面,子子孙孙必须执行。
结果如何呢?
明朝的后宫干政屡禁不止,因为皇帝登基时候年纪太小了,不得不让皇太后干政;还有太监从\"没文化\"渐渐变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模仿皇帝的笔迹或者干脆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令!
明朝的太监干政,堪比东汉末年以及唐朝中后期的太监干政,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太监干政之一。
这些事儿,恐怕都是朱皇帝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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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演变上来说,首先可以明确先给一个肯定回答,明朝的政治制度是比汉唐宋等朝代落后了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最好的显然是北宋。先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北宋重文轻武就觉得他的政治制度有问题。因为实际上在漫长的帝国时代,最顶层的政治制度就是解决好皇权与相权的问题。在唐以前是绝对的相权强于皇权。宰相是有开府治国的权力的,这个我们看到东汉末年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说:宫中府中不宜异同。皇帝就是统领宫中的,统领皇宫的。宰相是开府,开丞相府,然后下面会有各种属官来治理天下。这个制度到了隋唐时候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行政单位,中书省是建议单位,门下省负责和皇帝的沟通。这里注意皇帝是不能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的。当然,皇帝可以驳回,但是他不能压制住相权。
到了北宋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顶峰,皇权和相权达到了平衡。内阁制度开始成型,内阁有多位宰相,其中有一位首相。这和现在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度有一个首相,各部都有自己的相是极其类似的,皇帝不直接参与治国。他只能通过对内阁的支持或者改组来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影响国家的行政。很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就分成了变法派和保守派。这就很像今天西方美国的两党制互相政见是不一样的。然后通过谁来上台执政来决定国家的治理。皇帝任命下一任宰相,是需要上一任宰相盖章的,否则圣旨无效,这是最好的制度。
而元明清三代事实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皇权大大强于相权。到明朝和清朝直接没有了宰相这个职位。明朝的内阁制度本质上不是内阁制度,因为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没有行政权力,这和北宋的内阁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而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国家的所有事情取决于皇帝一人,这个制度无疑是落后的,因为没法保证所有的皇帝都是当时国家最优秀的人。朱元璋就是因为本身没有政治制度的设计能力,所以沿用了元朝的制度,元朝就是因为没有治理能力,所以无法继承北宋的制度,所以这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朱元璋的出身导致他设计的很多制度都是为了确保朱家的皇权,而不是为了国家的行政。所以毫无疑问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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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后面的朝代会吸取前面朝代的成功经验,并对前朝失败的教训进行改革。所以,制度往往越是后面的朝代越是比前面的朝代先进。
大一统王朝中,只有元朝开了历史倒车。其他朝代的制度均优于前朝。
明朝的分封不是分封制,藩王对封地没有管辖权。而明朝的太监也是通过司礼监等内庭机构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参与朝政,而不是单纯的干政。
大概展开说一下各个朝代的历史任务,希望对你了解历史有帮助。
秦朝:开创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解决了“大一统”制度与观念的“有没有”问题。遗留下法度苛刻,百姓负担巨大容易民变的问题。
汉朝:巩固了“大一统”制度,废除了严苛的刑罚,重视民间的疾苦,缓解了人民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末期遗留下士族门阀垄断统治阶层,兼并土地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问题。
晋朝:延续了士族统治那一套,没有解决士族垄断、土地兼并、民族矛盾的问题,导致“五胡乱华”。
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加强人才流动,解决了士族门阀垄断问题,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从野蛮倒向文明。中期的“节度使”制度导致“安史之乱”和后期军阀割据(“五代十国”)。并且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宋朝:没有实现统一,削弱将领权力,解决了军阀问题。同一时期的辽\u002F金则在继续实践“民族融合”的过程。
元朝:过度迷信武力,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建树。
明朝:恢复了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特务机关监察天下的先河。留下“党争”问题,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清朝:奠定了我们今天民族团结的基础。但是,因为“防内(汉族)胜于防外(列强)”的观念,导致中国近代史落后,被列强欺凌。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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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的
最高权力
在皇帝,后来
朱元璋
废除中书省,
六部
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
内阁
,内阁的作用只是
顾问
,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
洪武
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后来的满清政治制度非常接近此种制度。
到了仁宣(仁宣之治)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
明朝政治制度比以往历代都更完备,其中异于历代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设立。历史上多有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明代丞相制的被永远废弃,是皇权对于相权取得的彻底胜利。但是,偌大的政务丛杂,皇帝绝不可能凡事亲裁,只得设立内阁助理。
这情况决定了,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是不定性的,职权并不明朗,以后事实亦表明,内阁纵然得到皇帝青睐,得到迅速发展,但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另一方面,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仍然顾忌内阁会演化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威权震主,于是以司礼监加以牵制,出现“外相”、“内相”并存,而内相往往以亲近皇帝更为得势的局面。
从总体而言,历代丞相多是饱受儒学熏陶、文化层次较高的有识之士,其忠君、忧国忧民的观念虽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存在的。而司礼监的太监则多是文化素质低下,由于种种不固定的因素而得到皇帝宠幸的,其中不乏狡诈之徒,这样的人与内阁内外共事,本身就只能对阁权的妨碍与牵制,易于出现宦官口衔天宪控制内阁的局面,宦官一再擅权,正是明代政治日更黑暗乃至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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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来说,后边的朝代总归要参考前代的得失,并做一些改变。但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制度的进度是有曲折反复的。
评论政治制度是否先进,标准很难统一,所以要从结果论。
首要指标是和平稳定。从内政的稳定来讲,两宋,大于明,大于清,大于唐。但从外患来说,清大于唐,唐大于明,两宋最差。
其次是繁荣度。这点上,两宋第一,明唐,大于清。清的人口最多,但清的世界领导力是最低的。论经济水平,两宋最强,其次是明,唐,清。
所以,很难一刀切地下结论明清制度先进于唐宋。
清的制度基于继续于明,都是皇权至上,所以国内是相对稳定的,都经历过一百多年以上的和平期。清朝更是被称作封建制度的终极版。有清一代,几乎没有权臣能对皇权产生威胁(初期的多尔衮因为当时制度还未算真正确立,不好算,清的制度完善要从康熙建立秘密建储开始)。但皇权过大的恶果也很大,就是整个国家的兴衰过度系于一人,以及官员不自觉地陷入打工心态和腐败。
北宋是另一个极端,北宋是皇权和相权相对平衡,各司其职。北宋和明清都号称和士大夫共天下,但唯有北宋的士大夫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有自主性。因此也就有了士大夫的抱负,士大夫的主人翁精神。国家不止是皇家的,也是天下人的。北宋的士大夫的进取心恐怕是最强的。南宋都不如北宋这一点。当然,性质基本一致。由于南宋帝王家经常性绝嗣,皇权更是弱了,以至于权臣都出现了。
但北宋比唐明清还是要高明。因为在北宋,至少有两大群体是有独立人格,有主人翁精神的。第一是皇帝及宗室。第二是士大夫阶层。相对来说,北宋离现代的人民民主更近一些。而在明清,尤其是清,几乎所有人,都是皇权的奴才。哪怕胸怀天下的士大夫如中兴四杰曾左彭李,也是奴才。
所以,北宋的时代一直是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北宋亡后,从元到清,一直有文人想重回那个制度。原因也简单,因为在北宋制度里,文人士大夫也是有相对独立人格的,是能和皇帝一样分享主人翁权利的。
从解放所有人的角度,北宋肯定高过唐明清。也正因为这一点高明,两宋创造了封建时代的经济文明顶峰(相对而言)。北宋离解放所有人就差最广大的普通人了(农工商人口)。
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发动群众,才能创造最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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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社会的发展是落后的。对于中央集权做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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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先进了,明朝不会被大多数历史学家黑了,尽管有人为他鸣不平,也有人说什么“天子守国门”啥的,这真和明朝没啥关系,老朱也没这么说过。明朝加上清朝的制度都是如此,只是单纯的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尽可能的稳固自己的家族统治。这不是进步,明朝昏君多是实话,皇帝压力大撂挑子得多,这样一来,宦官太监啥的就作妖了,再加上锦衣卫和东西两厂,不出事儿才叫怪了。加强了集权统治不是进步。简单说就是皇帝没这么能力,偏偏把事儿都揽过来,开始兴奋劲儿过了后就不管不问,让它身边人去代劳,一来二去妖人就多了。刘瑾和魏忠贤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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