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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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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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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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朱元璋的“洪武大案”,康熙的智擒鳌拜!
这些都是皇权的胜利。
宋代之后!皇权越来越强大,这才是“权臣篡位”现象基本消失的最大原因!
而朱程理学不是用来加强皇权的,朱程理学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越来越膨胀。
皇权不是皇帝个人的权力那么简单。
皇权是一个权力系统,皇帝通过系统的力量来掌控全局。
赵匡胤通过提拔文官来做将军,财权、军权、行政权从唐朝的节度使的高度结合,到宋朝时,三者已经是各司其职,互不统属,最后权归皇帝
大家比较熟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赵匡胤加强皇权的第一步。
当年,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因为他手下的节度使权力太大。
为什么节度使权力太大?因为节度使类似诸侯王,可以掌管财税权、行政权、军事指挥大权。
如果仅仅是杯酒释兵权,把功臣们的权力移交给皇帝信任的人,这是不够的。
赵匡胤冥思苦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把一个节度使的权力分成三个部分,把财权交给文官们,这些文官不受将军的控制。
将军们手里没有钱,不能直接给部下发工资和奖金!
也就是说将军们的财权归皇帝派来的人管理,而这个管理财务的人直辖于皇帝!
这样一来,赵匡胤的将军们的一举一动,必须申请经费,大家知道,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钱的。
所以将军们的行为和一举一动都被纪录在案了。
做了什么事,花费多少钱,都得层层上报大宋朝廷,最后还得皇帝点头和过目,才算数!
这样子!皇权就从制度层面上战胜了权臣们的权力!大臣们都没有完整的权力,想造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宋朝文官也可以当将军,明朝太监也可以当监军,这样把将军的军权也分散,权臣再难与皇权相抗衡了!
如果说,财权不交给节度使,节度使还可以威胁利诱财税官员!
那么!直接把军权交给文官,这群文官将军们,就更加没有底气抗拒皇权了!
特别是到了明朝,太监可以当监军,像袁崇焕那样的大将军,在太监的监督下,也没有胆量挑战大明皇权的。
宋朝是“群宰相”制,明朝是内阁制,清朝是军机处,朝廷的决策权已经越来越集中于皇帝手中
宋朝一个皇帝有多个宰相,宰相这个官职,事实上不存在了!
“三品同中书门下”就算是宰相了!
比如:王安石他事实上是宰相,但是名义上仅仅是被授予“三品同中书门下”头衔,有资格参与朝廷决策而已!
皇帝可以把这个头衔赐给朝廷任何大臣,通常来说,往往有六七个人获得这个头衔,所以就是说一个皇帝同时任命了很多宰相,因此宋朝是“群相”制。
到了明朝,宰相就不存在了,改由内阁制,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这些人没有独立的宰相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哪里还有权臣敢反抗皇帝!
皇帝通过这些精心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产生权臣的土壤和环境!
宋朝之后,皇权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
朝廷内的权臣再难出现,不管是赵普,还是张居正、鳌拜,他们都仅仅是皇权的奴仆,反对皇帝都很难!哪里还敢篡位呢?
总而言之,宋、明、清三朝,皇权越来越强大,大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分散,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真正威胁皇帝的权臣了!
一起走近历史与现实!带你了解真正的历史,欢迎持续关注!
@龚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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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出来,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项跨越一千多年历史的官制改革,而且还是一场接力赛,非常有意思。
官制改革的起点:三公九卿制
虽然秦始皇被后人骂成暴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设计了很多超越时代的制度,定义了整个封建时代。在他统治下的秦朝所设计的三公九卿制度,更是后世官制的模版,也是起点。对于加强中央皇权,防止权臣篡位这个问题,还得从“三公”这个起点入手。
三公指的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分别管理军事、行政、监察百官(司法),是皇帝之下最高的权力的官职。先说御史大夫,这个是比较憋屈的,其实没什么实权,后世逐渐发展成谏官一类的官职,也兼一部分司法职能,是很难出现权臣的。所以权臣容易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军事跟行政的最高长官太尉与丞相,要限制的也就是兵权跟相权。
秦始皇设计的三公,规定地位同等,互相之间不相互统属,其实军事、行政、司法是严格分权的,很接近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沿袭这个“三权分立”的精神进行官制改革,很多时候是将这三项权力混在一起的,甚至可以允许兼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权臣出现的概率。
不过后来的统治者还是希望能从制度上进行限制,以防止权臣篡位,于是走了其他的改革路线。
第一阶段改革:架空三公
为了架空三公,统治者们想出一个奇葩招数——改名。汉武帝时期太尉改名为大司马,汉哀帝时丞相改为大司徒,光武帝时把三公中的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之后又改回去三公变成太尉、司徒、司空。当然了,改名肯定起不到作用,关键是要分散兵权跟相权,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真正起一点作用的是汉武帝将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的改革,以及设立尚书台分走一部分相权;但是大司马的兵权没有限制,加上前面说的汉朝没走“三权分立”的路线,导致汉武帝驾崩后,出现了第一个掌握行政与兵权的权臣霍光。
余下的西汉王朝皇帝便没有其他有效改革了,最多就是改名,所以西汉衰弱的中后期,是外戚成为权臣的高发期。因为没有优先限制导致到了西汉末年,第一个篡位权臣出现了,他就是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是正儿八经的外戚,兼了两个重要的职位大司马与尚书令(尚书台的长官),逐步掌握兵权与行政权而篡位建立新朝。
光武帝推翻新朝建立东汉之后,鉴于王莽篡位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一是将尚书台的权力扩大,使得司徒的相权逐渐缩小;其二是设立大将军,分走太尉的兵权,逐渐凌驾于太尉之上;加上司空本来没什么实权,于是在东汉的时候三公的权力被逐渐架空了,变成了尚书令与大将军实际掌握行政与兵权,权臣主要从这两个官职中出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三公被架空了,但行政与兵权还是集中到了两个官职上,权臣还是很容易出现,跟秦始皇的设计的“三公九卿”官制相比,进步不大,甚至从可以兼职这个角度来说是退步的,太失败了。
第二阶段改革之一:三省六部制
三国时期魏国设置了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力开始转移向中书省,到西晋的时候中书省权力开始增加,这些为日后隋文帝杨坚改革三省六部制埋下了伏笔。
三省指的是前面说的尚书省与中书省,加上从侍中这个古老职位演化而来的门下省,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相权被隋文帝分散在三省中,具体分工是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令,然后交由门下省负责审核,然后直接或者经过皇帝审批同意下发到尚书省,再由尚书省下达给六部的具体执行部门。所以相权实际分散到了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手上,至少六个宰相,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分散了相权。
除非是乱世,不然宰相中是很难出现权臣的,因为这一群宰相互相制约,权力分散,很难统一利益,且容易被皇帝干扰拆散。所以宋朝以后宰相中没有权臣篡位,最大的功劳是隋文帝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从秦朝到隋朝经历了八百多年,才出现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改革,可见秦始皇、隋文帝之伟大。
那剩下的就是兵权的问题了,相比宰相通过把控行政篡位,直接掌握兵权难度要小得多,所以限制兵权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一环,这个问题又是谁解决掉的呢?
第二阶段改革之二:府兵制到募兵制
秦朝到东汉,兵权从太尉转移到大将军,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之后的曹操一家子、司马懿一家子、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等权臣还是可以钻空子,但到了隋朝难度就大了一点,因为府兵制兴起了。
府兵制的兵权分散在“十六卫”军事长官手上,实际是没有大将军的,也就是说兵权分散程度比相权更厉害;而且这“十六卫”军事长官的军队其实是名义上的,战时指挥权是皇帝委派的元帅,兵将之间关系不紧密——所以这“十六卫”的将军造反的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这项制度就绝对完美了吗?当然不是!
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结合,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且有一定资财才能发挥出府兵制的最大优势。可是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没有解决分封制的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到了每个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自然也就瓦解了。
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募兵制便兴起了。这些职业军人很显然更能适应唐朝的军事扩张需求,所以从唐高宗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募兵制逐渐定型,并且边镇兵权、财政权逐渐独立出去,这就慢慢引发了藩镇问题。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越来越严重。
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柴荣都是以藩镇身份取代前朝的,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也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这里,突然刹车了,藩镇问题马上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
第三阶段改革: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其实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标志,宋太祖赵匡胤这它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总结与改革了。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兵权高度分散,征募、训练、调集、指挥作战都是分开,且由中央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兵权的指挥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注意这点跟府兵制是不太一样的,府兵制的地方兵权是地方将领掌握的。
他所作的第二件事是“文武分权”,但其实又不是。在地方上武官跟文官是分开的,兵权与行政权互不相干;但前面说过地方的军队是受中央统一管理的,这个管理的机构是枢密院,是文官集团把控的。所以实际文官集团领导着武官集团,也就是“重文抑武”国策之来由,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赵匡胤两项改革可谓是毁誉参半,可能无法跟秦始皇、隋文帝相比。虽然限制了武官的兵权,但抑制过头了,文官督军,统帅军队,干着不专业的事情,往往容易出现失误导致战败;而文官掌握兵权之后,又容易形成党争,导致军事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此宋朝在军事上变得孱弱,300多年的王朝过得很是憋屈。
虽然到了明清实际还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稍微平衡了一下文武职能,但总体上武官还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权臣篡位的情况确实再也没有出现了。
综上所述,
宋朝以后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实际是一千多年的官制改革的结果,其中秦始皇提出“三权分立”的思路,但后世没走这个路线;隋文帝设置三省六部制,才完成了相权改革,宰相篡位的情况被杜绝;宋太祖的两项改革,形成“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才最终完成兵权改革,杜绝了将领篡位的情况。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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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中央集权,严控了臣子的权利,接受了以前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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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主要问题也不同。天下的大气候,自然就要左右王朝的小气候。权臣篡位,得先有权臣。但是,如果当权臣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有权臣篡位呢?这是一个社会基础的变化。宋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中原和草原的争锋较量,内部问题被外部问题掩盖了。所以,内部斗争就只能让位于外部斗争了。这是一个外部时势的变化。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权臣权臣篡位了。至于程朱理学,即便能发挥作用,也要建立在时代的基础之上。所以,完全没必要当回事。
01.权臣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第一个堪为权臣的,当属秦末的赵高。赵高离篡位仅有一步之遥,只要再狠一点儿,篡位就没啥大问题。
赵高能够成为权臣,主要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秦汉之时的丞相,权力极大,是政府领袖。而皇帝呢?只是国家领袖。丞相府的十三曹,就能甩开朝堂九卿单干。皇帝的秘书班子,也就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这些个设置,联络宫廷与朝堂的御史中丞还是御史大夫的副手。尚书算是能够染指政务的,但还要从属于九卿中的少府。所以,只要丞相想搞事情,皇帝根本就拦不住。赵高只要能当上丞相,那其他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不仅丞相府的设置足够他专权,而且还能统领百官、辖制九卿,所以搞出个指鹿为马也就不稀奇了。
汉承秦制,但汉武帝做了改革,极大地加重了内朝的权力、削弱了外朝的权力,特别是丞相的权力。内朝有了侍中、大将军、大司马这些设置。所以,汉武帝之后就从制度上防止了丞相做大、成为权臣。但是,内朝也能出权臣啊。到了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就篡位了。王莽当时的职位是什么?是大司马。本属内朝的官员,在做大后也成了外朝。这个趋势,皇帝也改变不了。
东汉末年的权臣,主要是外戚和宦官,比如大将军何进和宦官集团十常侍。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皇帝更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朝堂上的豪族士大夫们。
唐朝推行群相制,一般是2到4个宰相,这就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但唐朝却没能防止宦官专权。所以,皇帝防止来、防止去,却怎么也防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02.豪族士大夫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豪族士大夫是一股持续千年的势力。皇帝要争取权力,看似是在跟丞相抢、跟朝堂夺,但实际上就是在跟这些人斗。
这伙人是在汉武帝之后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基础。汉武帝之前,主要是功勋集团。但这伙人老了、死了,也就没了。而豪族和士族却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问题。
皇帝要治理国家,但是依靠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所以,就必须设置百官。宋以前的文武百官,跟平民没啥关系,主要就是豪族士大夫。因为当官起码得认字,而读书识字在当时都是稀缺技能。印刷术出现和成熟以前,穷人和平民根本就别想读书。所以,豪族士大夫这伙人,皇帝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
但是,豪族士大夫根本就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因为这伙人的力量太强。袁绍一家四世三公,这一家都是堪当宰辅的人才吗?根本就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老袁家实力太强,门生故吏遍天下,领军人物就必须当宰辅。这种事连皇帝也决定不了。豪族在起初是地方豪侠,但后来就不以武犯禁了,而是以文干政,从地方势力晋升为庙堂势力。
所以,你别指望这伙人能对皇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面顶撞皇帝都是家常便饭。
晋武帝司马炎向群臣提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大臣刘毅上来就开怼:我看你跟汉桓帝、汉灵帝差不多。晋武帝当然不开心,本来让你们拍马屁,结果你们直接开骂。于是,据理力争:我平定东吴、我统一天下,汉桓帝和汉灵帝怎么能跟我比。刘毅也不示弱:汉桓帝和汉灵帝卖官赚了钱、还知道放到国库里,您卖官赚了钱都装自己腰包了,所以您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
刘毅要放到清朝皇帝哪里,早被砍脑袋了。但是,在晋朝却无所谓,司马炎打哈哈、给自己找台阶:桓帝和灵帝的朝堂上可没你这种忠臣,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强。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这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皇帝真缺钱;一个是皇帝拿朝臣们真没辙。这伙人根本就不怕皇帝。那怎么办?
于是,皇帝和豪族这两股势均力敌的势力就只能搞斗争了。斗争的结果,就一定会斗争出权臣来。皇帝为了压制豪族士大夫,就拼命重用宦官和外戚。比如亡西汉的王莽,乱东汉的何进与十常侍,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宦官。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就完全是宦官来主导朝堂。而豪族士大夫们也不会闲着,也一定会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曹魏的司马氏、东晋的当轴士族。唐朝就更彪悍了,不仅斗出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理财官僚,而且还斗出了安禄山等将军集团。
03.宋以后为什么很难出现权臣了
三个原因,一是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平民能够产生士大夫,而且平民士大夫能够取代豪族士大夫;二是豪族被消灭,安史之乱杀掉一波、黄巢起义杀掉一波、朱温建梁扫荡了残余;三是科举制的规范和成熟,皇帝可以在豪族和权贵之外建立自己的职业官僚队伍。
所以,宋以后的文武百官,主要是通过科举晋身的平民士大夫。这伙人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中,于是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可以建立了。
同时,制度的演化,也在向着更倾向于皇帝的方向发展。
秦汉的丞相,跟隋唐的宰相,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秦汉之时,开府丞相的权力极大,丞相不仅敢当面顶撞皇帝,而且自己写个批示,就能把皇帝的宠臣给干掉。
秦朝丞相李斯,如果能狠下心来,那他完全可以越过秦二世,直接把赵高拉出宫来、然后砍掉脑袋。
西汉丞相申屠嘉,就是因为宠臣邓通没行礼,然后就让人拿着自己的手令把邓通传到丞相府。要不是文帝派人来得及时,申屠嘉肯定就把邓通给宰了。
唐朝的宰相要杀人,就得先当宠臣、再当权臣,然后也不能想杀谁就杀谁,而是得有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修为。
宋以后,就完全不行了,因为制度设计上就不允许。即便是身居宰辅高位、即便还是皇帝的宠臣,也远不如秦汉隋唐之时。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兵权和政权基本上就彻底分离了。权臣的权力再大也没法染指兵权,没有兵权也就没法篡位了。唐朝的宦官之所以专权朝堂,是因为宦官们掌握着王朝最强的神策军,而且还在各地藩镇安插了监军使。中央和地方的军队,宦官们全能染指。但是,明朝的太监能染指军队吗?完全不可能,所以魏忠贤即便权压朝堂,也不及崇祯的一道圣旨。
以上这些的底层逻辑就是社会基础的变化,豪族社会逐渐被平民社会所取代,所以皇帝能够有一批听话的代理官僚,权臣也就难以出现了。
04.还有一个大格局的转变,天下矛盾日益突出
王朝的权力核心,是皇权和相权的你争我夺。但天下的权力逐鹿,则是中原和草原的你死我活。
秦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六国复辟,西汉亡于外戚王莽,东汉亡于黄巾起义和地方割据,隋朝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唐朝亡于藩镇和宦官。这都是内部问题。
宋朝呢?北宋亡于女真人的入侵,于是北宋变南宋,南宋被蒙古的大元所消灭。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但之后就是满清入关,南明就是满清给灭的。这都是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就是天下矛盾日益突出,也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较量。传统国家就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朝堂,皇权和相权之争;一个是内政,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一个就是边地,也就是与草原的问题。到了宋以后,前面的两个问题虽然仍旧重要,但第三个问题却最重要。因为中原和草原的较量已经白热化,成为主要矛盾。
要么中原想出办法,不仅打服草原而且统治草原;要么就是草原想出办法,不仅攻入中原而且建立统治。否则,这两股势力在宋以后就不会消停。
三国乱世就是自顾自地搞中原战争,而且顺带手:曹操还能把北方蛮夷给收拾了、孙权和诸葛亮也能把南方蛮夷给收拾了。南北朝的北齐和北周,可以一边中原逐鹿、一边花钱买太平,草原的柔然还能消停地在北方呆着。但是,唐末五代十国乱世,契丹人就一定要进来,即便无法入主中原也要宰割幽云十六州。
这个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就阻止了权臣的产生,以及权臣篡位的可能。外部势力总是虎视眈眈,内部矛盾也就只能一直被压制。所以,即便皇权和相权争斗不断、即便庙堂与江湖博弈不止,但任何一方也要先把草原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最后总结:
宋以前之所以权臣不断、篡位常常,主要原因是集权的制度设计有漏洞、豪族的社会基础有可能。还有,就是中原王朝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搞斗争。
宋以后之所以权臣难再、篡位鲜有,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皇帝能够拥有一批本质上更忠诚的代理官僚,同时集权的制度设计不仅逐渐修复了漏洞,而且向着有利于皇帝权力的方向演变。还有,就是中原和草原的这个天下矛盾成为宋以后的主要矛盾,压制了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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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权臣篡位要追溯到夏朝了,这就是有名的太康失国,太康是夏朝的第二位帝王,是夏启的儿子,太康由于沉迷打猎,不理政事,夏朝被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这个权臣篡夺了政权,后羿后来又被自己的手下寒促篡了位,最终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少康夺回了夏朝的政权,重新恢复了夏朝。
到了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权臣篡位达到一个小高潮,比较著名的有晋国的三家分晋和齐国田氏代齐,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国君的所有土地,废除了晋国,成立了三家新的诸侯国,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齐国大夫田氏篡夺了齐国国君的权势,放逐齐国国君,田氏到代姜氏,并且连国名都不改。
三家分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仅仅才二代人,秦国朝政就被权臣赵高所篡,但是赵高并没有完全成功,他只是控制了秦国的朝政,还能指鹿为马,但赵高称帝没能成功,但也算权臣篡位了,连秦二世胡亥这个皇帝也被赵高所弑杀。
西汉晚期,权臣王莽控制了西汉朝政,通过各种运作,一步一步登上权力的顶峰,最终迫使傀儡小皇帝孺子婴禅让帝位,并逼迫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王莽建立了新朝取代了汉朝,王莽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权臣篡位最经典的反面教材。
东汉晚期,汉灵帝去世后,宦官与外戚大将军何进开始了内斗,双方两败俱伤,何进被杀,宦官也被诛杀殆尽,然后董卓进京控制了朝政,成为权臣控制了东汉朝廷,正当董卓准备改朝换代之时,却被王允联合吕布所杀,于是王允和吕布成为权臣控制了朝廷。
王莽篡汉
没多久,董卓手下的军队李傕、郭汜等将率领军队一路反攻到长安,打败了吕布,控制了汉献帝,李傕和郭汜成为权臣,双方在控制朝廷的时候,经常发生战争,汉献帝无法忍受,于是从长安逃到了洛阳,随后被曹操迎立到许昌,曹操就成为东汉末年时间最久的权臣。
曹操去世后,他的儿子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帝位,于是曹丕建立了魏朝,曹操虽然是权臣,但是他夺取政权的方式与其他权臣有些不一样,曹操是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义,用武力打下来的整个北方,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曹操的能力与实力。
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去世后,托孤于曹爽和司马懿,没多久,曹爽和司马懿开始内斗,司马懿用装病的方法骗过了曹爽,等到曹爽与魏帝曹芳一起出城祭拜高平陵时,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了朝政,随后劝降了曹爽,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曹爽及其亲信的三族,司马懿成功成为魏明的权臣,经过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的经营,到司马炎时期,篡夺了魏朝的政权,建立了晋朝,这就是司马氏权臣篡位的经历。
司马代魏
西晋之后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是权臣篡位的高峰期,权臣篡位情况数不胜数,比如前赵权臣石勒灭亡了前赵,建立了后赵,而后赵又被权臣冉闵所篡位,建立了冉魏政权。
东魏权臣高欢拥立傀儡皇帝孝武帝元修,结果元修跑到宇文泰那边去了,高欢又拥立孝静帝元善见为帝,高欢去世后,他的儿子高洋建立了北齐政权取代了东魏。西魏权臣宇文泰杀孝武帝元修,立元宝炬为西魏文帝,宇文泰去世后,他的儿子宇文觉在宇文泰侄子宇文护的支持下建立了北周政权,取代了西魏政权。
北周晚期,杨坚成为周宣帝宇文赟的岳父,宇文赟去世后,权臣杨坚控制了北周军政大权,逼迫女婿的儿子北周静帝宇文阐禅让帝位,杨坚建立了隋朝,同样是权臣篡位。
杨坚代周建隋
而在长江以南的南朝,同样有权臣篡位的情况,东晋晚期,权臣刘裕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随后,刘裕逼迫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让出皇帝之位,刘裕建立了刘宋政权,刘宋晚期,权臣萧道成独掌朝政,控制了军政大权,随后不久,南朝宋顺帝刘凖禅让帝位给萧道成,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
南齐晚期,皇族宗室萧衍逼迫末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给自己,建立了南梁政权,南梁晚期,陈霸先通过军功上位成为权臣,逼迫梁末帝萧方智禅位,陈霸先建立了南陈政权,而南陈政权后来被隋朝灭亡,隋朝统一了天下。
唐朝晚期,黄巢手下将领朱温投靠了唐朝,摇身一变成为唐朝的将领,并在随后的平叛中立功,逐渐成为唐朝的权臣,公元907年,权臣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让帝位,建立了后梁政权,开启了五代十国。
朱温篡唐
后周晚期,权臣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逼迫年幼的后周宗帝柴宗训禅让帝位,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这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权臣通过篡位的方式建立的朝代了,从宋朝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再也没有权臣篡位建立政权的事发生了,即使有权臣存在,也无法成功篡位,这是为什么?
从历史上权臣篡位的情况来看,
权臣想要篡位成功,必须有硬性条件:,一是要控制政权,二是要控制兵权,二者缺一不可
。权臣有几种来源,一种是朝廷高官,先有政权,后控制兵权,比如王莽,另外一种是通过无数军功积累,以功臣身份从地方进入朝廷再控制政权,也就是先有兵权,后有政权,比如董卓、曹操、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朱温等人。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权臣兼有政权与兵权,或者通过斗争同时获取政权与兵权,比如司马懿、石勒、宇文泰、高欢、杨坚、赵匡胤等人,有政权没兵权的人,是不一定能成功的,比如赵高,就没有成功。
赵匡胤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
宋朝建立后,对武将的防范非常严格,赵匡胤一即位,就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主要将领的兵权,然后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事制度,这种制度用一句概括就是这样的: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这话的意思是说:
领兵的兵符由枢密院出具,但是枢密院只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却不掌控军队,军队由三衙掌控
,所谓的三衙就是三个军事机构,分别是: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
这三个机构虽然掌握军队,但没有兵符,无法调动军队
。
这个军事制度等于是把调兵权与带兵权相分离,能够带兵的将领不能调兵,能够调兵的部门不能带兵
,这么做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将领无法控制军队,让枢密院与三衙相互制衡,保证国家的军队不会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
权臣篡位的基础是一定要控制兵权
而在宋朝之前是没有这个制度的,一旦将领掌握了兵权,并逐渐在军队中培养自己的亲信,慢慢地就会控制了军队,然后一步一步利手兵权获取政治权力,最终走上权臣篡位的道路,宋朝的这个军事制度很明显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
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兵部这个部门,兵部的职责是掌管正规军之外的其他军种,同时还负责武将的升迁,也就是人事权,进一步制约将领(权臣)获取兵权,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外人无法获取兵权,虽然宋朝也出过权臣,但权臣从来没有掌控过军队,没有兵权的权臣相当于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能伤人,却不能杀人,自然也就不能篡位。
即使到南宋时期,由于朝廷军队弱势,导致一些将领有了拥兵的趋势,但很快就被南宋朝廷用各种办法制约,岳飞、韩世忠都因带领军队立下赫赫战功,但也都被朝廷剥夺了兵权,收编了他们的军队,所以有宋一朝,权臣无法篡位。
宋朝是把军队的管理权与调兵权分离
宋朝之后的元朝军制比较复杂,元朝实行的是部落分封制与行省制,也曾模仿宋朝建立了枢密院,这是元朝的最高军事机构,并在各地建立行省枢密院,负责地方上的军事,虽然与宋朝不太一样,但是这种制度没法让权臣一家独大,也就不能完全控制所有兵权,另外,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以部落为单位,还有大量的部落具备武力与军队,权臣想要篡位,都得面对这些军事力量,蒙古人的这种实际情况也让权臣无法篡位。
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在军事管理方法上,类似于宋朝,明朝是卫所管军队,大都督府负责调兵,也是把调兵权和管理权分开,而卫所制让明军的军事权力在平常时期非常分散,明朝以5600人为一卫,一卫有五个所,每所有1120人,鼎盛时间全国有329个卫。这是明朝军队的基本单位。
明朝大名鼎鼎的锦衣卫其实只是大明亲军二十六卫之一,主要负责充当侍卫与仪仗队,负责缉捕与开设刑狱,根本就不是正规军,不参与对内对外战争,所以明朝那些掌控锦衣卫的太监根本掀不起风浪,只要皇帝愿意,这些人分分钟被灭,形不成权臣。
明朝军队的卫所制无法形成集权
虽然明朝卫指挥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是世袭的,但如此多的卫所,无法让任何一个人集中兵权,也就不可能产生军事权臣,同时在政治上,明朝实行内阁制,内阁负责议政与票拟,但是必须要有司礼监太监的批红,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明朝的内阁与司礼监是相互制衡的,政治权力分散,也就无法形成政治上的权臣,哪怕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依然无法形成权臣,内阁与太监依然对立维持平衡。
清朝的军事制度是八旗制,分别是: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正白、镶白,分别是八支不同的军队,而且是军民合一,起初只有满州八旗,后来增加了蒙古八旗与汉人八旗,如此之多的旗,明显就是军事权力的分散,相互制衡,很难形成军事权臣。至于袁世凯篡位,那是清朝末年的特殊情况罢了。
清军的八旗制无法形成集权
在政治上,清朝也是模仿明朝,也有内阁,清朝的内阁权力远远不如明朝,清朝内阁只是帮助皇帝参与政事,由皇帝全权决策,后期清朝设立军机处,内阁权力更弱,同样无法形成政治权臣。
从这些军事与政治制度上看,从宋朝之后,军事与政治制度趋于完备,难以形成军事权臣与政治权臣,也没有权臣篡位的政治环境了,自然也就无法篡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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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程朱理学的创立和发展确实对封建皇权的加强集权起了较大的作用,进一步僵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除此之外,内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是杜绝权臣篡位的重要原因。
内部环境方面,君权与相权对立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解。
自上三代到秦汉,相权始终是君权的最大威胁,君主说“我家天下由着我”,权相说“半由天子半由臣”,君臣之间既有君臣之礼,又有宾主之谊,所谓“坐而论道”就是说的当时天子与国相之间的关系。
隋唐之际,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分化了相权,加强了皇帝集权,到宋朝进一步分化相权,到明清两朝,皇帝直领六部,相权彻底成为历史。
另外,唐朝始创的科举制,改编了以往历朝历代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局面,科举取士将原本“四世三公”这样政坛常青树分化给了天下士子,优化了朝廷官员的构成,加强了皇帝对臣子的管控。
外部环境方面,原来以南下劫掠为主的游牧民族政治文化有了质的飞跃,也开始建立皇权集权王朝,如宋与辽金西夏对峙,如元代宋,如清代明,这种来自外部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内部的矛盾。往往还没等权臣篡位,外部的势力已经打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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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诚邀!简单说一下。
唐宋,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所问问题的“根症”,可能在于“藩镇”。
唐朝,也是中国比较重要与强盛统一的王朝。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国力、实力,到达封建王朝的顶峰。至于,军事力量,各地节度使,兵力雄厚与否?,有“拥兵自重”之嫌,中央的兵力与军事实际部署,也较为“空虚”,给地方节度使,有“可乘之机、防不胜防”。后来弊端的“累积”,出现了,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的“安史之乱”,就是,一个案例!。汉唐以来,藩镇割据,一直都是中央的“心腹之患”。而唐王朝的弊端,据史家分析得知,一直存在着“三个顽疾”,无法彻底地“根除”之。而汉唐之后的“藩镇割据”,这个“难点”,在宋太祖的开国中,似乎解决了这个“尾巴不掉”的难点。为其巩固赵宋王朝而解决了潜伏着的“隐患”。
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北宋开国,政权建立时,是非流血的“陈桥兵变”,不是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的,而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诸多将士的簇拥下而“黄袍加身”的,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而后,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他,采用了宰相赵普的建议,用“杯酒释兵权”的计策,解除了朝中大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以后,北宋的兵役制度里,又在部队的“屯兵”的地方,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成为“常态”,避免“抱团取暖”,拉“山头主义”的“风险”。而中央的“禁军”,数量是庞大的,也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后来的“变法”,就不多说了。
所以,宋太祖的这一举措,就是迅速地解决了汉唐以来诸皇子的诸侯国、节度使、朝中手握重兵的大将等“藩镇割据”的状态与“弊病”,更好地维护了中央集权的“权威”与有效统治。以后,两宋就把它作为“惯例”,而限制个中的“兵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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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影响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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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很特别的朝代,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长期四面受敌,毫无武德可言,从开国到亡国都是给人一种羸弱不堪的感觉,抛开武力整个宋朝还是可圈可点,各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
当然,宋朝也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很多事情在宋朝前后都有着鲜明的对比,比如,很多人觉得宋朝是古典制度的分水岭,宋朝以及以前,王朝更替都要走一趟禅让的形式,宋朝以后则直接省略这个过程。
宋朝以前官员入仕大部分靠世袭、阴封、举荐,以后则是靠科举占主流,宋朝以前很多朝代的更替都是权臣篡位,以后则是要么安分守己的做臣子,要么白手起家一刀一枪的打江山,权臣即使一手遮天,也没办法偷天换日,还得以臣子身份处理问题,那天皇帝不开心,权臣变阶下囚不过一瞬间的事情。
这三个区别虽然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一回事情,宋朝时期,整个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人们观念发生了改变,绵延千年的权臣问题被根除来源于官员选拔制度改变,这得归功于科举制度。
因为科举制度的持续实施并且普及,使得平民政治走向成熟,原先士族政治、贵族政治彻底走向死亡,导致权臣失去生存土壤。朝廷持续的科举制度化、公平化取得公信力之后,天下人要想出人头地,只需要老老实实读书,期望一朝可以金榜题名,而不是寄生于权臣野心家的幕府。
在宋朝之前,因为贵族政治的延续,一些手握大权的人有权利自己招揽下属、这就给他们建立私人势力创造了条件,对于被招揽的人来说,知遇之恩重于泰山,朝廷如何、皇帝如何他们根本不关心。
山高皇帝远,远在都城的朝廷和他们关系不大,反倒是给他身份、地位的上级的态度就能决定他的前途和利益,这样更加让这一些私人选拔的官员形成利益链,一旦小圈子形成,滚雪球一样壮大,朝廷自然无法节制,最后逐渐走向谋朝篡位的路。
但是,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即使上下级有统属关系,也没办法形成君臣关系,双方不过是官职高低,都一样是朝廷官员,这样根本没有可能形成小圈子,即使他们双方都因为利益抱团。
这个利益还是来自朝廷、皇帝,所有的官员都是朝廷的一员,一旦一方换人,利益不会消失,还是会遗留给新来的官员身上,并不会随调走的官员而走。
再者,朝廷一直为了防止官员坐大采用流官,也能很好的杜绝小圈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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