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汤若望帮明朝铸火炮，为清朝修历法，为何被康熙判凌迟？
传教士汤若望帮明朝铸火炮，为清朝修历法，为何被康熙判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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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白了，这是满清初期以鳌拜为核心的一群人，实行闭关锁国，排斥西方文明的一场争斗。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虔诚的传教士。他早在明末就来到中国传教，终身没有回国。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其中，汤若望的文天水平最高。
他来到大明宫廷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大明官员都是汉人，思想比较开通，不排斥西方文明。礼部尚书徐光认为汤若望人才难得，经过崇祯同意将他请入钦天监。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汤若望帮助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
崇祯皇帝对汤若望很是欣赏，给予很大封赏。
受到鼓舞的汤若望，不但为崇祯铸造了20门西洋火炮，还翻译了1550年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论矿冶》。
但大明很快灭亡，满清入关。
入关初期，满清留用了很多大明的大臣，也包括汤若望。
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需要颁布新的历法，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为《时宪历》。
然而顺治皇帝死后，小皇帝康熙登基。
辅政大臣鳌拜实行镇压内部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大力镇压中国知识分子，对外试图驱除任何西洋文明。
正好无耻文人杨光先揣摩鳌拜的意思，对汤若望等人进行诬告。
于是，康熙三年（1664年）发生“历狱”，汤若望被判凌迟死刑，和他一起工作的5名中国官员也要一同被处死。
杨光先的诬告现在看来很搞笑，完全荒诞不经。
杨光先指责汤若望为满清编订的《时宪历》是按照西洋方法。那么，作为国家根本的历法就是西洋人的，就是将西洋当做祖宗，而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意图谋反。
另外一个，《时宪历》只编写了200年，杨光先认为这是诅咒满清只有200年。这是标准的妖言惑众。其实，无论汤若望怎么做，杨光先的攻击都是可行的。
即便汤若望把时间延长到1000年，也是诅咒满清短命，一样是妖言惑众。
最后一个，杨光先认为汤若望的观点荒谬。
而杨光先这个腐儒对于汤若望的驳斥，今天看来真是啼笑皆非，最好体现了他自己的无知。
比如，杨光先认为汤若望说的地球是原形，是荒谬的。因为地球如果是圆的，那么中国人站在球顶自然是没有问题，那么西洋人站在球的侧面甚至底部，是如何站得住的？难道和壁虎一样，吸在墙壁上吗？
比如，杨光先认为基督教是旁门左道。他们的十字架是用来钉死强盗的。那么耶稣就是强盗，就是土匪，怎么能作为神子呢？而基督教用十字架，岂不是崇拜强盗。基督徒每个人都佩戴十字架，肯定是旁门邪教的暗号。
杨光先甚至认为望远镜是不需要的，因为太阳和月亮都看得见，何必用这种西洋的怪东西。
还有很多。
自然，杨光先是聪明的揣摩了鳌拜等人的意图。
鳌拜他们对西洋多少有一些了解，也知道西洋人颇有力量。但满清并不像大明一样勇于学习西方文化，而是干脆闭国锁国。
对于这些西洋知识分子，鳌拜认为只要将他们杀掉，再把和他们合作的中国官员杀掉，就一了百了。
于是，已经70多岁瘫痪在床的汤若望和7名中国官员都被判处凌迟。鳌拜还顺势废除了新历。
搞笑的是，杨光先因此从安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跃成为北京的高官，取代了汤若望的地位。
没想到，随后出了2件事。
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且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 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
当时满清高层认为，这是胡乱处决高官的结果。
于是，他们将汤若望和2名中国官员改为流放，另外5个中国官员还是被处决。
另外就是，杨光先上台以后根本没有能力取代汤若望。
鳌拜被捕后，康熙亲自将杨光先和汤若望的继任者南怀仁请来，进行历法的推算。
结果杨光先几乎全部推算失误，而南怀仁则非常精确。
康熙大怒，将杨光先革除官职，赶出北京。杨光先羞愧无比，在回家的路上病死了。
由此，汤若望被彻底平反，但已经去世3年了。
不过，康熙以及后来的满清皇帝，仍然秉承鳌拜的政策，严格限制对西洋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清朝官员看到英舰不用帆桨也能行驶自如，竟然认为“英人使用妖术”。于是，这些官员请来法师助阵破敌。
法师想出了点子，就是派人用小船将黑狗血和屎尿浇到英舰上，妖术就会失效。
满清官员大喜，却找不到敢靠近英舰泼大便的勇士，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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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传教士汤若望帮明朝铸火炮，为清朝修历法，为何被康熙判凌迟？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官员权力的争斗，康熙皇帝当时年龄小，没有亲政，汤若望成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汤若望是德国传教士，著名的神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帮助明朝造出了20门火炮，翻译了一些西洋学术论文，并编写《崇祯历书》，多次准确预测出月食……很受崇祯皇帝的赏识。
1644年，清朝政府入主中原，继续任用明朝一些有作为的人，汤若望被任用，官复原职，继续献身我国的科学事业，继续为清朝制造火炮，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贡献受到孝庄皇太后的肯定。在顺治皇帝病重期间，他建议孝庄皇太后任命玄烨为皇帝继承人。当时康熙皇帝年龄小，不能亲政，一些重大事务都是几个辅佐大臣说了算。鳌拜采取排外闭关锁国的政策，抵制西方文化。鳌拜属下的一个小官员杨光先，他想得到汤若望的位子，就借用鳌拜的这个排外的策略，迫害汤若望。汤若望为清朝编写一部200年《时宪历》，就向鳌拜说，汤若望说的话都是妖言，是诅咒大清王朝只有200年，鳌拜头脑中没有什么科学常识，一听这话，火冒三丈，就要治汤若望的罪，无论汤若望怎样辩驳，而杨光先硬说汤若望的理论都是妖言。1664年，鳌拜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判汤若望和他的几个学生凌迟的刑法，由于孝庄皇太后的阻挠，康熙皇帝将汤若望的凌迟改为流放，其他五个学生凌迟。杨光先担任了汤若望的职务，废除了《时宪历》，使用杨光先的历法。1666年，汤若望病死家中。
康熙皇帝亲政后，处死了鳌拜。由于杨光先编写的历法不准确，几次预测月食也不准确，康熙皇帝感到汤若望一案是冤案，就下令处死杨光先，恢复使用《时宪历》，为汤若望和他的学生平反。
汤若望的冤案，是由于鳌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造成的，并非汤若望的学说不正确，而是清政府的官员，为了权利，迫害汤若望。鳌拜想拦权，康熙皇帝年龄还小，没有亲政，一时还征服不了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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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都说他是帮明朝造火炮了……帮助清朝造火炮的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学生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汤当时已隐退，所以造火炮并非汤若望对清朝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对清朝的“罪行”）。
汤若望在明代的贡献，首推和徐光启合作编写了在当时最为精确的《崇祯历书》（明崇祯七年即公元1634年），其次是他稍早独撰的中国第一本详细介绍伽利略式望远镜原理的《远镜说》，第三则是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德国人阿格里科拉的采矿学专著《坤舆格致》，这三本著作奠定了汤若望在中国古代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而历法上的独到之处也让他在清军入关后几乎立即被新朝启用为钦天监正。
汤若望
汤若望对清朝的贡献，一是在最短时间里拿出了比较像样的历法《时宪历》，二是在顺治突然消失、择嗣莫衷一是之际以“玄烨已出痘因此今后不会再出”为由，说服孝庄太后选择玄烨（康熙）为继承人。
他被判凌迟，是因为一直觊觎钦天监正官位的钦天监副杨光先利用董鄂妃、荣亲王（顺治和董鄂妃之子）、顺治在短短一百多天里相继猝死，抨击汤若望的历法“颠倒吉凶”，适逢在康熙五岁登极后领衔辅政的鳌拜想寻衅立威（有说他“排外”的，事实上排外的是杨光先及其支持者，且杨本人与其说是排外，毋宁说是想把钦天监正搞掉取而代之，汤若望即便是中国人他也会照旧，不过会换别的罪名，而另一个同伙，原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因和汤若望比测日食失败，回回科撤销导致丢官，也借题发挥希望得到好处），就借题发挥发起所谓“康熙历案”，判处汤若望、钦天监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八名钦天监官员凌迟，幸亏孝庄以“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为由强硬干预，才救了汤、杨、李三人姓名，另5人则只是从凌迟改为了斩、绞决。
传教士所绘画《汤若望与顺治》
然而打压汤若望说到底是鳌拜而非康熙的意思，且真正针对的不是历法或外国人，而是权力斗争，而对康熙而言，汤若望既是自己得以继位的恩人，又是政敌鳌拜的政敌，因此他斗倒鳌拜亲征后，几乎毫无悬念地在南怀仁递了个由头后把案给翻了。
因为事关“山陵大事”，身为人子的康熙不便深言，只能抓住杨光先不学无术，不但所推算的历书测不准日食，而且还担心露马脚长期“翘班”来开刀，借一次对日食的预测，让南怀仁作为汤若望学生在准确性上完胜杨光先、吴明烜（吴明炫弟弟，杨光先自知自己业务生疏，就举荐通晓回回历的吴明烜）等人的历法，——杨光先攻讦汤若望、南怀仁师徒的既然是“历法不准”，事实证明他们的历法比杨光先的准很多，那么平反就无话可说了。
德国发行的汤若望纪念邮票
简单说，汤若望有大恩大功于康熙，且作为钦天监正在“专业问题”上没有出错，他的凌迟是竞争对手贪念和权臣野心的综合作用所致，是“政治灾难”，和他是否外国人并无关系，也不是当时尚未成年的康熙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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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西方传教士总共就那么几个，前者以利玛窦最为著名，而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再一个知名传教士，两个人并称“耶稣会之二雄者”。
汤若望于1622年（天启二年）来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对宗教信仰并不是很感兴趣的国家，因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很少取得成功，当时受“南京教案”的影响，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又受到严重的影响，汤若望此时在中国传教，环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由于明朝掌管历时的官员推算的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律不合，因此需要聘请一些传教士帮助校正历法，汤若望借此机会于1630年进入朝廷。
崇祯七年，编写的《崇祯历书》就是汤若望参与其中，由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十六年崇祯要改《崇祯历书》为《大统历法》，准备在全国进行推广，结果第二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就将传教的希望放到了满清的身上，当时多尔衮下令要城内的居民迁到城外去，汤若望就上书多尔衮，请求准许他仍住在天主堂传教，多尔衮允许了。
随后汤若望为了能够传教，在清廷面前积极表现，以历法之事请求清廷录用，多尔衮因此下令让汤若望修正历法，清廷后将汤若望修订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推广。
正是因为汤若望在历法方面做出的贡献，清廷乃任命汤若望奉命掌管钦天监印务，顺治帝后来更是给汤若望加官进爵，成功加官进爵，在清廷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借助这个身份，再加上顺治皇帝对宗教的痴迷，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
汤若望在清廷得势，遭到了一部分的忌讳，有人就指责汤若望传邪教，所传历法也存在问题，当时有顺治皇帝撑腰，汤若望自然不受影响，但是顺治帝去世较早，年纪轻轻就死了，康熙登基之后，反汤若望者开始对汤若望进行攻击，康熙三年开始审理汤若望案。
插播重点，康熙8岁登基，康熙三年也就是康熙十岁左右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亲政，朝政把持在鳌拜等人的手上。
在审理中，反对汤若望者围绕历法、宗教传播等多方面进行指控，经过一番折腾，历法好不好用是一说，针对传教这件事就把汤若望拉下水了。
可能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直有传野史说顺治曾剃度出家，就可以知道在清初的时候宗教的影响力有多大，正是针对于此，顺治帝死后，一些守旧的满清贵族开始针对这些宗教势力进行清算，不止是天主教，佛教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案件发生不久，汤若望就被革职，并且在各省范围内将传教士缉拿京城，并且将汤若望所在的天主堂的天主像销毁。
当年年底，刑部审理后给出意见，就是汤若望等人谋立邪教，编造新书，蛊惑重任，主张将汤若望凌迟处死。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部门意见出现分歧，以和硕康亲王等人经过审理后，认为汤若望按照罪当处死，但是念在为清朝效力多年，现在又年老多衰，可以免除死刑。
最后基本形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处罚原则，想将汤若望流放，实际上汤若望被革职后，于第二年就死在了寓所。
也就是说整死汤若望的其实并不是康熙，而是鳌拜等人，从康熙后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程度来看，还是挺尊重西方的。
当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康熙其实也比鳌拜强不哪去，他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厉害之处，但是想要将技术普遍传播开来，尤其是传播宗教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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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是在明末清初时期，非常著名的外国传教士，同时，也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汤若望，德国传教士，本名约翰·亚当，“汤若望”实际上是根据其本名的音译所取的名字。
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火炮制造、宫廷医学等方面多有贡献，康熙朝时期被封为“光禄大夫”。汤若望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修了《时宪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直至今日依然为人所使用。
除此之外，汤若望深得满清皇室的信任，他先后使用西方医学医治好了孝庄太后以及孝惠章皇后的疾病，并且在顺治临终前立保得过天花的康熙皇帝继位为帝，康熙皇帝更是尊称其为“玛法”。而在汤若望去世后，更是被允许葬在北京，并且葬在同样是著名传教士的利马窦陵墓的左侧。
这些都说明汤若望在清朝事情享有极高的威望。
康熙朝时期，汤若望先后被卷入了“历法之争”以及“洪范五行案”，最终拿下问罪。
由于汤若望不断受到皇帝的重视与重用，并且汤若望及其学生长期掌管钦天监，这就引得了以杨光先为首的清朝官员们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纷纷想尽办法来构陷汤若望，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历法之争”以及“洪范五行案”。
首先是“历法之争”。
早在顺治时期，杨光先等人就对汤若望等人制定的新式历法提出了挑战，于是借助一次日食的观测，来检测汤若望编写的《时宪历》，明朝时期使用、也是杨光先等人力主的《大统历》，以及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写的《授时历》。尽管杨光先等人从中作梗，但是《时宪历》还是最为准确的预测了日食的时间，而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欣赏。
在顺治皇帝去世后，杨光先再度卷土重来，撰写《辟邪论》对于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大肆批判，一方面，杨光先等人打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直接挑起了华洋矛盾，另一方面，他又吹毛求疵的提出，《时宪历》之编写两百多年，就是诅咒大清王朝只能延续两百多年的江山。
最终在鳌拜的主持下，支持了杨光先等人的主张，废黜了《时宪历》，进而重新使用落后的》《大统历》。
其次，便是“洪范五行案”。
这件事情的起源还要追溯到顺治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皇帝最为宠爱的董鄂妃所生下的儿子荣亲王未满一岁便不幸夭折。
而当时再给荣亲王确定下葬时间的时候，没有按照正五行进行演算，而是使用了洪范五行确定了下葬时间。然而在这之后过了三年，董鄂妃因为天花去世，顺治皇帝在董鄂妃死后不久也因为感染天花去世。
所以杨光先等人就将矛头直指汤若望，认为是汤若望误用洪范五行，才最终导致了董鄂妃以及顺治皇帝的死，毕竟当时的人还是非常迷信的，随即也将罪名按在了汤若望的头上。
也正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汤若望及其学生均以重罪论处。
实际上，当时的康熙皇帝并没有亲政，真正要除掉汤若望的正是鳌拜。
顺治皇帝去世后，当时朝堂之上有三股势力，即满洲官员势力、汉族官员势力以及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洋官员势力。鳌拜等人自辅政开始，就确定了“独尊满洲”的策略的，对汉族官员及西洋官员进行打压，与此同时，也开始整顿和梳理八旗内部的势力划分。
此时的鳌拜正好借助了杨光先等人与汤若望在权力、地位、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进而大力支持杨光先对汤若望等人进行弹劾与构陷，最终导致了汤若望被问罪，其学生或被杀、或被流放，而鳌拜也借此消除了西洋官员在朝中的影响力，将权力进一步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汤若望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杨光先也只是鳌拜除掉汤若望等人的工具。
此时的康熙皇帝尚未亲政，并没有掌握实权，所以，并不是康熙皇帝要除掉汤若望，而是鳌拜等人想要除掉他。
最终，汤若望没有被凌迟处死，之后也被平反昭雪。
康熙四年（1665年），在鳌拜的主持下，杨光先弹劾汤若望等人的奏折得到了确认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南怀仁被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如李祖白等被处决，史称“康熙历狱”。
然而就在行刑之时，天空出现彗星，京城一连五天发生地震，孝庄太后认为处死汤若望必然引得天怒人怨，最终改判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死，但是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斩。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去世，享年75岁。
康熙八年（1669年），除掉鳌拜之后的康熙皇帝马上为汤若望进行了平反昭雪，同时严厉的处罚了当年构陷汤若望的杨光先等人，并在康熙九年（1670年）恢复使用了由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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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是外国传教士。他对中国有很多贡献，他帮助明朝铸造火炮，为清朝修订历法，最后却被康熙凌迟处死，为何他会迎来这样的结局呢？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
汤若望被判处凌迟的直接原因是遭到了杨光先的控告。杨光先的手段非常高明，他一直利用汤若望传教士的身份做文章，宣扬他推行新历法是别有用心。至于他编纂的历法只延续了二百年，也被人构陷为诅咒清朝无法长久存在。
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
还有，汤若望通过洪范五行确定了董鄂妃的儿子荣亲王的下葬时间。就在荣亲王去世三年后，董鄂妃和顺治皇帝先后因为感染天花去世。
杨光先自然不会放过任何落井下石的机会。他淡化了天花的传染性，而是将顺治与董鄂妃与汤若望联系起来。他对外宣称汤若望没有按照正五行推算，所以才会引来这些祸端。当时的人非常迷信，再加上汤若望做事的确有些不严谨，所以他才会遭受这些祸端。
康熙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
汤若望名义上是被康熙叛处凌迟处死，但真正下令的人应该是鳌拜。皇帝在康熙八年之前手中基本没有什么权力，那时候朝堂还是鳌拜的天下。汤若望在康熙五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想要将他处死的应该不是康熙，而是鳌拜。
这个推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证明汤若望是被鳌拜给害死的。比如一直针对汤若望的杨光先，他就是鳌拜的党羽。他在做事的时候非常嚣张，这说明背后肯定有人给他撑腰。至于为他撑腰的人到底是谁，相信已经不言而喻了。
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未行而明亡。
在汤若望被冤枉的这段时间，大家的反应格外统一，那就是沉默不语。之所以没有人为汤若望伸冤，一方面是惧怕鳌拜，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汤若望对明朝有很大的帮助。
清朝和明朝是对立的，汤若望是明朝的大功臣，所以很多清朝的人对他比较敌视。
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 。
随着时间的流逝，康熙逐渐明白更改历法是必要的。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汤若望主持编订的新历法。可惜的是，此时汤若望早已离开人世。为了弥补亏欠，所以康熙帮汤若望平反。可惜，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从鳌拜手中夺取政权，和他为汤若望平反，其实是发生在同一年的。康熙是不会轻易打自己脸的。他愿意为汤若望平反，说明当初决定将其判为凌迟的其实是鳌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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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被康熙判凌迟，与其说是康熙的锅，倒不如说是朝内顽固派的暗箱操作，毕竟1664年，康熙皇帝尚未掌权，大权被朝中权臣鳌拜和索尼所掌控，而这两个人又是尤其是鳌拜又是典型的顽固派，这就给那些对西法和传教士嫉妒又排斥的腐儒们抓住了机会。
汤若望这个人整体来说非常优秀，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可以说是对中国的明清两个政权尽了自己最大的外番人臣的义务了。在大明，他帮忙绘制地图、铸造大炮（1639年在北京主持铸造了20门红夷大炮），还负责堪矿，同大明官员共同研发新的开矿手段。在大清，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并且对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可以说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了。
但是如此优秀的人还是不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去，可以说汤若望的获罪，就是满洲守旧派权贵借着历法之争，对西方先进科学的排斥，以及剿杀朝中颇有威望的前明官员。
康熙三年，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经议政王会议，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
其中杨光先对汤若望的批判，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都是十分荒谬的。
他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是按照西洋历法来的，采用这个历法有队中国祖先的大不敬之意。还有他指出《时宪历》只作出了往后200年的推算，这是在诅咒清朝只能存在200年。最后更荒谬的是他抨击了地圆说，认为天圆地方自古已有定论，圆形的地球如何站得住人。
总而言之意图打击前明势力和西方势力的鳌拜就信了他的鬼话，然后下令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1665年，清廷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判处凌迟处死。后来因为彗星当空，京师地震，朝廷慌了，这才下令汤若望，只是凌迟了后五人。
而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继续协同钦天监官员继续同旧法派作斗争，终于在康熙七年的两次特派勘查中，新法胜过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康熙九年，《时宪历》被重新使用。而此时的汤若望虽然被赦免，但是人早已病逝。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这不仅仅是中西文化、开放与保守的斗争，也表现出了最初满洲贵族以少数人统治汉人的不自信，这种提防猜忌的心理正是引发了这场可悲的历法之争，也葬送了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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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不过是卷入政治斗争的洪流，康熙对其功劳心知肚明，最终下场是革职病死。
康熙初年，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子，那就是杨光先控告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案，在这个案件中，一大批在华传教士受到了株连，一些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被惩治。汤若望曾被判处凌迟极刑，之后又改判革职。
（汤若望）
这个传教士不简单，频繁卷入政治斗争。
汤若望（1592-1666），德意志人，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通晓天文历法。1618年他受耶稣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传教。在顺治朝，由于汤若望对天文研究深入，在主持钦天监的工作中成绩显著，不断获得晋级加封的机会，成为了钦天监最高的长官监正，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掌握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虽然是他获得至高地位，甚至顺治隆宠的最主要工具，但观察汤若望与顺治帝的亲密交往，
为这种良好关系打基础的时刻，正是多尔衮摄政期间
。这说明什么呢？
事实证明，
汤若望曾经向顺治揭发过多尔衮的事情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在入关的最初7年，是多尔衮专权实行摄政的时期，他代行皇权、随心所欲，和顺治帝、孝庄太后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顺治长大后，围绕最高权力展开了明争暗斗，直到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为止。
（多尔衮）
伯乐范文程把汤若望引荐给顺治。
其实福多（福临与多尔衮）斗争的初期，
汤若望是受多尔衮器重的
，对他十分厚待，但在争斗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站在福临身边，这与将汤若望引上仕途的范文程有一定关系，影响到汤若望最终在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选择。
范文程是在努尔哈赤时期降于大清的汉人杰出政治家，也许大家还记得山主之前对孝庄送出一碗鸡汤，劝降洪承畴一事进行辟谣，其实真正劝降洪承畴的就是范文程。
范文程此人脑袋瓜极其聪明，很有政治头脑，他预感到多尔衮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在顺治五年急流勇退，以“托疾家居”为名回家养病，在回去之前他把汤若望引荐给了顺治。
也就是在顺治五年，汤若望对清初权力斗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多尔衮打击豪格，汤若望对豪格之死报以同情，对多尔衮不满之意跃然纸上，随后不断揭露多尔衮的图谋行径。
是汤若望与杨光先的争斗？抑或政治斗争？
汤若望在多尔衮摄政后期的权力斗争中，由于表现优异，获得孝庄母子的极大好感。然而顺治在亲政后，出现不少过度推崇汉化，忽视满、蒙习俗的态度，和孝庄等满蒙亲贵大臣产生了矛盾，在这个过程里，汤若望站在了汉臣的一边，和孝庄等人关系也不那么融合了。
尽管汤若望和杨光先有很多争论，包括：
1.进历之争。
杨光先指责汤若望只呈现了200年的历书，有所保留，是不忠的表现，应该“推算出万年历书，才能谓为臣子”。
2.时刻之争。
大抵是杨光先认为汤若望推行的新法，将一个小时改为八个时刻，违背历代成法。
3.置闰之争。
也就是杨光先认为新法在顺治十八年设置闰七月是错误的，应该设置闰十月。
4.还包括围绕《时宪历》封面上题写的“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的争论
，杨光先认为不应该把正朔之权让予西洋人。
当然还包括天主教之争，认为天主教属于邪教等等十几种争论，但汤若望真是因为历法之争才进了大狱，险些丢掉性命吗？
观察康熙的处理态度，可以获知一二。
康熙三年八月初六，礼部和吏部两个衙门开始审理这个案件，本来是拟将汤若望革职，但是十二月份，当案子打到刑部时，却判主犯汤若望立即凌迟处死，从犯安文思等人杖四十流放。
之后，各个机构对汤若望的惩罚有不同意见，没有办法形成统一，就一直拖着，直到康熙四年三月十三日，和硕康亲王杰书会议讨论，念其年老，效力多年，着其免死。
虽然免于一死，牢狱之灾不可避免，汤若望被革职后，在康熙五年七月就病死在寓所了。
看上去杨光先胜利了，其实完全不是，康熙一直知道杨光先没啥大用处，最后以传教士南怀仁代替了他执掌历法。
山主以为，康熙这么做和初期鳌拜专权不无关系
。杨光先是鳌拜党羽，康熙帝在无法治理鳌拜情况下，只能韬光养晦，救不了汤若望。汤若望病死后不久南怀仁就呈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造讼词诬陷他人，导致汤若望等人无辜下狱。康熙念及杨光先已经年老体弱，本来是拟作处死，改成了发遣回藉，死在了路上。
之后汤若望则以原品体恤，恢复了“通微教师”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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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年安徽歙县的官生杨光先在权臣鳌拜的支持下，控告汤若望以修日历的名义，内外勾结，图谋不轨，汤若望立即被抓进监狱。清廷自康熙三年八月初六到康熙四年七月历时将近一年审理此案，最后做出在中国禁止基督教传教的决定。并把全国各地传教的三十多位传教士抓进北京，判处汤若望凌迟处死。宣判后北京城连续五天发生地震，加上太皇太后（顺治母亲）力主，才免除汤若望死刑。1666年（康熙5年）8月15日汤若望在南堂去世，终年75岁，1669年（康熙八年）9月康熙皇帝给汤若望恢复通玄教师的名誉，把汤若望的尸骨重新隆重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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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为何一度被判凌迟处死？汤若望怎么死的？
康熙初，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加紧宣传天主教，将天主教捧为全世界之惟一正教，只以天主教为独尊。汤若望与当时在京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人认真研究之后，令奉教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执笔，根据明崇祯皇帝所赐“钦褒天学”匾额的“天学”二字，于康熙二年(1663年)冬撰写了《天学传概》一书，三年正月，又求国子监助教许之渐为该书作序。该书刊行之后，散发给在华天主堂的传教士及有关人员。
据汤若望、李祖白等人讲，此书是针对杨光先指责天主教为邪教的论点而作，以阐明天主教并非邪教，而是正教。但是，在该书中却大谈特谈许多令当时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点。譬如，在该书中写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考之史册，推之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接着又说到，中国自有初人之始，即信奉天主之教，而六经四书之类，不过是天主教的“微言法语”。
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等等。这种将中国的社会，宗教思想甚至人种完全纳入欧洲的体系，变成为欧洲的附庸和分支的理论，充分反映了欧洲中心，欧洲至上论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和不信任。
杨光先见到《天学传概》一书后，把它当作击败汤若望的一把利剑，于1664(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写信给该书的作序者许之渐，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学传概》是妖书，敦促许之渐举揭汤若望，反对天主教。于七月二十六日，又写《请诛邪教状》一文，再赴礼部呈递，正式控告汤若望有三大罪状：一是潜谋造反，二是邪说惑众，三是历法荒谬。
又将《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本、《正国体呈》稿一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以及金牌，绣袋，会期等物，一并递呈礼部，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
清廷从三年八月初六日至四年七月，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审理此案，最后作出了禁止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决定。并拘审捕外省传教士30余人解京。判汤若望绞刑。由于当时北京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加之“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力主开释”，汤若望才免于一死。清廷又恐传教士们仍然传教，收徒，建堂，也严加饬交继任各官防范。这就是康熙初年发生的有名的“教案”。
1666年(康熙五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于南堂，享年75岁。1669(康熙八年)9月，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恢复“通玄教师”之名，1669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反面，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
这场以“历法之争”为名、实则为两种不同文化较量的历案，以当时汤若望们的失败与牺牲而结束，但杨光先们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也使中国在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0000人。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顺治皇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虽然关外的爱新觉罗氏家族直入北京，统一中国，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孟之道根深叶茂。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一些汉族士大夫反对顺治信任汤若望等传教士，对汤若望竟然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天主教徒极其不满，极力主张从葡萄牙人手里收回澳门。安徽歙县的官生杨光先就是他们的代表，他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
杨光先对天主教早有所闻，于顺治十五年在京城看到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画像之后，才确认天主教就是耶稣教，从此即有“弹劾”汤若望的念头。
顺治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间，杨光先撰写了《辟邪论》上、中，下三篇以及《摘谬十论》、《正国体呈》、《中星说》、《选择议》等多篇文章，又多次亲自来到礼部，通政使司等衙门状告汤若望。杨光先指出，天由二气结撰而成，并非天主所造。耶稣是彼国谋叛的罪魁，因事败露而被正法，绝非造天圣人。所谓天主耶稣于汉元寿二年降生之说，纯属荒唐怪诞。“若耶稣即是天主，则汉哀以前尽是无主之世界”。
“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他进而又说，汤若望等“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倘若天下之人，“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则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忘其能噬人矣”。
同时，又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其目的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说汤若望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而“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因为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仍受朝廷器重，而礼部又不理睬杨光先的状告，所以汤若望等人对杨光先的反教举动更加重视。
汤若望是病死的。
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同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
次年，他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纂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八年顺治帝亲政后，先后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并赐号“通玄教师”(康熙帝时为避讳，改“通微教师”)。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在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下，控告汤若望等传教士借修历为名，内外勾连，谋为不轨。
汤若望被捕入狱，次年拟凌迟处死。不久京师地震，汤若望免死羁狱，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病死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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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另外两拨有大功于清朝的人的下场，再来谈谈为什么铸造火炮的西方传教士为什么会惨遭迫害。
第一拨人是真正的皇亲国戚，也是混的最惨的皇亲国戚，他们被称之为“舅姨子孙”
在清朝，因为自己的老家在东北地区，所以清朝入关之后，在东北地黑土地上也留守了一部分人口。
特别在盛京（现在的沈阳）三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
福陵
、清太宗皇太极的
昭陵
；清朝远祖肇、兴、景、显四祖的
永陵
）的安置上。
盛京三陵由于在清朝初期或者清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建造的，那时候建造规模不大，加上女真部族不讲究祭祖这一块，导致所谓的祭陵制度不完善，所以在后金国建立的前几十年内关于陵寝的管理很是粗疏、相关的管理人员，护卫人员都比较少，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
后来随着陵寝的规模逐渐扩大，管理和防护制度的日益健全，加上在顺治帝、康熙帝的关注，终于在盛京三陵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总管衙门。
总管衙门是清朝专门负责保护皇家陵寝的武职机构，是个独立机构。
总管衙门的最高长官是总管，正三品，负责掌管关防。
在总管下面还设立了一群官职，其中包括左翼长1人、右翼长1人，每个翼长分别管辖4旗。每旗里面都有防御章京2人。
除此之外，还有笔帖式（清朝八旗武官的独特官职）2人、领催4人、马兵(也就是所谓的披甲人)180人左右(其中包括舅氏子孙100人左右)。
另外还设有世袭爵位，比如轻车都尉、云骑尉、骑都尉等等，都是世袭的六、七、八品低品武职。
每个皇陵配备的人员也不相同，有的多，有的少。
清朝皇帝给总管衙门划分的主要职责是：
管理皇家陵寝的周围环境，比如山河、道路、树林以及皇陵区的安全。
在皇陵内外还建造了一些堆拨房，里面驻守守陵八旗兵，分为三班，每个月每10天就轮换一次，昼夜不停的巡逻守护皇陵。
每次到了祭祖祭祀的时候，总管还要代皇帝进行随班行礼，率领所有护陵官兵到皇陵周围巡视山河、道路、树木，查验祭品。
关防衙门则是管理皇家陵寝的文职机构。
它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作祭祀用的祭品，承办祭祀大典，管理皇陵内的陈设，清理皇陵内环境。
二、负责皇陵的日常维修工作。
关防衙门里面有掌关防官1人、副关防官2人、内管领1人、副内管领1人。
关防衙门一般设在皇陵寝附近，里面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机构，比如碾房、库房、黑牛馆、乳牛馆、冰容、果房、膳房、茶房、糊房、油房、粉房、酱房、省牲所、器皿库等等，事死如事生，清朝祖辈的皇帝虽然死了，但是日常起居要和真正的清朝皇帝一样。
为此，关防衙门还设有尚膳正1人、尚茶正1人、尚茶副1人、尚膳副1人，当然笔帖式也有2人。
和皇帝一样的配置，那么尚膳人、尚茶人、拜唐阿、摆桌人、院户、领催、厨役、壮丁、役妇以及各行匠役几十人都需要配备，加起来一般有160～180人。
盛京三陵的各陵关防衙门，官员和差役的设置不都一样，人数有多有少，各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但大体变化不大，其职掌也是固定的。
在守卫盛京三陵的八旗驻防官兵中，也有一些拥有特殊身份的人物。
他们比一般的八旗官兵的地位高，还享有还算优厚的待遇。
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皇亲国戚。
具体地说，
他们不是清朝皇帝舅家的子弟，就是清朝皇帝姨家的后代。
舅家子子孙孙就被称为“舅氏子孙”，姨家子子孙孙就被称为“姨娘子孙”，他们就合称为“舅姨子孙”。
清显祖塔克世娶了喜塔拉氏阿古都督之女厄墨气为妻，生下了清朝的缔造者努尔哈赤。
从此，喜塔拉氏一族成为清朝的皇亲国戚，受到清朝的特殊礼遇。
阿古都督有三个儿子，论辈份，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舅父，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就被清朝皇帝尊称为“
舅氏子孙
”。
叶赫那拉氏阿什达尔汉是孝慈高皇后孟古的亲弟弟，也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的亲舅父。
因此，阿什达尔汉的子子孙孙也被清朝皇帝尊为“
舅氏子孙
”。
萨克达氏微领的妻子也是阿古都督的女儿，因而微领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姨父。
海西女真乌拉部族的首领满泰、满泰之叔常住以及乌拉部的瓜尔佳氏胡尔哈器都是皇太极的姨父。
因此，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被清朝皇帝尊称为“
姨娘子孙
”。
这些“舅氏子孙”和“姨娘子孙”分别被派去看守盛京三陵。
永陵里面一般设有舅氏子孙专缺兵额100人，章京品级专缺官额3人。
福陵里面一般设有舅姨子孙专缺兵额100人，章京品级专缺官额65人。
昭陵里面一般设有舅姨子孙专缺兵额120名，让他们世世代代守卫皇陵。
永陵的舅氏子孙兵额，每个人每年廪瞻银24两，随缺地60亩。
福陵的舅姨子孙章京品级官额每人每年给银24两，随缺地150亩。
昭陵舅姨子孙兵额每年24两，给随缺地90亩，章京品级官额每月给银24两，给随缺地120亩。
清朝为什么让这些舅姨子孙们世世代代看守皇陵呢？
一、为了照顾这些远亲后代，使他们感受到世代受皇恩。
二、
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也都是骁勇善战的女真人，为建州女真所吞并的女真部落的首领们的后代，为清朝皇帝所忌惮，清朝皇帝决不允许女真部族出现分裂的情况。
故而用优厚的待遇养着他们，并让他们远离北京，远离权力中心，永远无法接触到真正的权力。
而他们也只能永远被禁锢在关外的皇陵上，关内繁华的一切和他们无关。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更为悲哀的人。
在盛京三陵的数以千计的杂役人员中，有一支专门烧制砖瓦和干杂役的队伍，因为每处皇陵中这种人都有千人左右，所以称之为“
千丁人夫
”。
“千丁人夫”是怎么来的？
最早的时候，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征战中收降了一部分汉族技术官员和工匠。其中里面有一部分人是专门制造火器的技术官员、工匠和夫役。
皇太极知道火炮的犀利，为了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他就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让他们铸造红夷大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人一直都受到清朝皇帝的忌惮，特别是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清朝皇帝认为威力巨大的火炮技术不能在民间流传。
于是
以这些技术官员和工匠有功于清朝为理由，清朝皇帝就把他们派到关外的皇陵当差，每陵1000人，每陵设佐领1员。
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烧造砖瓦、石灰芟割火道。冬季打扫陵内外积雪。
他们虽然被挂上有功于清朝的牌子，但是他们别说和舅姨子孙相比，就和普通的八旗兵相比，待遇都相差十分悬殊。
他们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生活待遇非常低，很多时候沦为和披甲人一样的角色。
对清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两群人就这样淹没在历史中。
这两拨人的下场已经将那些会铸造火炮的西方传教士的下场确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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