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为什么很多朝代的名相一个就可以兴国,北宋名相十几个却搞成了一副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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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相兴国,是需要条件的,齐之管仲,秦之商鞅,汉之萧何,前秦王猛,东晋谢安……这些名相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三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卓越才能,二是君主的充分信任,三是适宜的历史环境。
在很多人看来,宋朝是一个盛世王朝,尤其北宋名臣辈出,赵普、寇准、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一个比一个牛。
但北宋国力积弱,尤其对外战争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1、北宋重品行轻才干,宰相大多徒有虚名
宋朝皇帝用人重品行而轻才干,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宰相个个都是道德君子,品行优良,却才能一般,守成有余,改革不足,让他们像曹参一样“萧规曹随”,守住老祖宗留下的摊子,勉强可以;让他们像管仲、商鞅、王猛那样改革创新、兴利除弊,却没这个本事。
《宋史》是元代组织编修,而编修者几乎都是南宋的理学家,这些理学家修史时大肆贬低王安石、章惇这些实干的改革家,却推崇墨守成规的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把他们个个吹捧为盛世良相,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空谈误国,言过其实。
2、北宋分权制衡,宰相职权受到广泛制约
北宋整体制度设计理念是分权制衡,体现在中央一级上是制约宰相权力。一方面沿袭五代制度,设枢密院主管军事,以枢密使分宰相的军政权,设三司主管财政,以三司使分宰相的财政权,另外在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北宋宰相权力也受到制约,很难大展拳脚。
北宋把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大多数情况下同时配备两到三名宰相,让他们彼此制约,宰相人选也是更换频繁,一样不合就换人。以宋仁宗为例,此人在位四十多年,宰相换了二十多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就被罢免。
频繁的人事更迭,宰相不能长期执政,政策无法连续,也不足以充分发挥才能。要知道,即便是管仲、商鞅、萧何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富国强兵的,而是十几甚至几十年的努力。
3、北宋皇帝平庸,缺乏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
自古明君配贤相,人臣要大展宏图,要靠明君赏识重用。管仲若是不遇到齐桓公,萧何若不是遇见刘邦,王猛若不是遇到苻坚,也很难成就一番事业。
北宋除了宋太祖、宋神宗、宋哲宗外,其他皇帝都是平庸守成之君,只想守好祖宗留下的一亩三分地,缺乏富国强兵的宏图壮志和雄才大略,一个国家的皇帝安于现状,不知进取,绝不可能任用真正的宰相。
像管仲、商鞅、王猛这样的人才,即便出现在宋朝,也得不到平庸之主的信任和重用,好不容易除了一个宋神宗和王安石这样互相信任的君臣搭档,联手大干一番,富国强兵,却因为宋神宗英年早逝而宣告结束。
综上,虽然《宋史》等史料大肆吹捧所谓“名相\",但事实证明,这些“名相”除寇准、王安石是名副其实外,大多徒有虚名,只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守成之臣,放在宋朝或许勉强称得上”贤臣“,放在整个古代历史中根本不足以称为”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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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第8549条回答。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其实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国内经济政治都是搞得很不错的。
以南宋为例,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即便如此国内经济却相当不错。
就立国之本农业来说,南宋兴建农田水利、大量开垦圩田、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是历朝历代的顶峰。
就农作物单产来说,南宋的亩产竟然是唐代的二三倍,只是极为惊人的。
当然说“苏湖熟,天下足”,这在南宋并不是夸张,因为这两地的稻米产量太高。
而棉花种植也从北宋时局限在福建、两广一带扩大到长江淮河流域。
至于南宋商业也非常发达,对外贸易更是厉害,堪称中国历史上之最。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赚取极大利润。
南宋的人口长期维持六七千万,7每年的税收高达1.6亿贯石束两匹左右。
相比起来,金国版图其实要大得多,人口却只有5000万,税收更是只有2000万贯。
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南宋的强大。
就内政来说,南宋时期除了极少数的如方腊之流,以及战争特殊时期,其他基本没有大规模民变。
这说明南宋内部矛盾不尖锐,老百姓生活可以维持,有的还很富裕。
而南宋之所以给人感觉较弱,主要是军事上问题,没有反攻收复北方和西北沦陷领土。
但是大家要知道,南宋面对的强敌就有三个,金国、西夏和吐蕃。
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好惹的,金国更是可以拿出百万大军作战。
放在全世界来说,当时敢于和金国正面交战并且能够取胜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
而西夏党项人也非常凶悍。
即便如此,南宋作战其实并没有那么差,对于西夏的军事其实总体上是节节胜利的,最终导致西夏连续败退,军事实力大减。
对于金国来说,由于南宋的不利防御态势,想要反攻获胜的难度其实非常大,能够守住现有地盘就并不容易。
而南宋军事之所以较弱,主要还是同军事制度有关系。由于宋之前五代十国混乱时期,军头篡权,武将叛变,藩镇割据,就如家常便饭一样,北宋更改了军事制度。
此举让北宋和南宋内部很稳定,像赵匡胤这种武将直接篡权基本不可能了,但也造成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这些是制度问题,不是那个大臣自己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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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宋所谓名相名臣,根本就不是什么名臣名相,并不是所谓的人扯皮的问题,像唐朝宰相还一箩筐呢,这些名臣名相基本上都是文人意淫,自吹自擂,吹出来的,有本事的没几个,举个例子开国宰辅赵普,纯粹就是见风使舵只会给自己捞好处,为上是从,毫无担当的官油子(从后来臭名昭著的金匮之盟就是他一手促成的),而且身为宰辅大肆受贿(宋史中有明确记载),最后还成为北宋第一位名相,号称北宋第一名相,你就可以想象北宋所谓名相成色到底有多低,与之类似还有所谓名臣欧阳修,对就是那个在我们语文课本上被大肆唱赞歌的欧阳修,此人就是个文化流氓,他是有才,可误国误民,连奸臣都自叹不如,在他的疯狂污蔑下,当时北宋唯一能打的将领狄青,先是被罢官,最后在欧阳修的污蔑下狄青忧愤而死,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放到其他任何时期欧阳修肯定要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骂上一万年,可在宋朝却被人赞成名臣,到现在还能在课本上大唱赞歌,你就可以想象所谓的北宋名相名臣能有多少成色,只能说那些所谓的北宋名相若放到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要上奸臣,二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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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出了太多的名臣名相,为北宋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北宋始终偏安一隅,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相比其他朝代的名相,宋朝的众多名臣能力略有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宋朝名臣为什么不能兴国:
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制约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时候一直沿用下来的三省六部的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
问题的最关键点就中央集权导致了百官权利过于分散,北宋时期,范仲淹、王安石领导了最著名的两次变法,但是这两次变法均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失败,跟倡导变法者的职权过小有很大的关系,而其它官员对于变法的事情比较怠慢,或者直接抵制,致使变法不能实施下去。
二、北宋皇帝不给力
我们来细数一下北宋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和赵光义,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成不了气候,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宋仁宗,但是仁宗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前期还有刘太后的干政,到了后面的皇帝,如果参加文学、艺术比赛,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咖,他们当皇帝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北宋的名臣是相当给力的,但是统治者不是伯乐,只有让这些人被埋没。
三、少数民族崛起,民族融合
宋朝“重文轻武”一直被后人诟病,但是我们也要看清一个现实,这时候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朝时期的匈奴,唐朝的突厥了,这时候的少数民族已经经过多年发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学习汉族的统治,所以这时候单一依靠武力是无法进行消灭这些少数民族的,这时候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其实就是少数民族被汉化的年代,最后,虽然少数民族占领我们大部分的地区,但是最终少数民族被融合。
由于少数民族的崛起,所以北宋无法消灭这些政权,只能采取以之对峙的局面,往后看,其实是民族的融合时代,所以宋王朝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局面。
四、党争葬送了宋朝的发展
文人具有一个性格“恃才傲物”,我们都知道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相当的辉煌了,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以,这些人就像九龙治水一样,谁也不服谁,以各自为一体,没有将他们的才能融合在一起,这样就造成了北宋一直处于改革的时代,没有一个的政治主张能实施下去。
总结,北宋由于广开科举之路,的确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治世能臣,但是由于政治体制、领导集团、文人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导致北宋众多名臣无法实现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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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的政绩在历史上还是很突出的,把北宋搞成了一副烂摊子太过于言过其实了,政策实施要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革,才能保证一个朝代的兴盛,那么为什么北宋各位名相的改革只是带来了短时间的兴盛,长远以后却成为了整个国家的负担呢?
一、职权体系的制约
北宋的宰相之权是由中央设副相、枢密副使与三司之间相互牵制的。制定这一套体系的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
赵普是太祖的知己,一生三次入相。大家都熟知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来自赵普的策略
“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
赵普的政策在宋朝初期对解决中央君主集权和地方分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起到了加强君主集权制,防止地方各自为政。在政治舞台的五十多年对结束长期政治动乱、实现中原统一具有一定贡献。但是他的策略另一方面,又造成宋朝在300年间只重防内,内耗严重,而无力抵抗辽金人侵的局面。后来所有的改革都要在不动摇赵普职权体系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二、历代君主重文抑武
提到北宋名相,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寇准。
寇准功绩主要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主张抵抗辽国的入侵,反对迁都逃跑,充分表现出他以国家社稷为重,不苟且偷生的气节。寇准最出名的就是“澶渊之盟”。
辽军以20万大军大举入侵北宋时,寇准力主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寇准。他处事果断,号令严明,指挥若定,消灭敌军大半,打退了辽军的进攻。
辽国在军事上不断受挫,便打算与宋议和,并写密信请求结盟。无心抗辽的宋真宗准备与辽结盟,便派曹利用为使臣,叮嘱曹利用赔银只能在100万两之内。寇准私下威胁曹利用说,你所能同意的数目不要超过30万两,超过此数,我将砍你的头。后来订下北宋每年给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次谈判寇准对减小这个屈辱之盟所带来的恶果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寇准的政治生涯也因为“澶渊之盟”历经坎坷,还在与辽对战时主和派向真宗进谗言,称寇准拥兵自重。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大臣又对真宗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乃是耻辱之事。寇准以陛下为赌注,北上孤注一掷,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真宗逐渐疏远了寇准。
三、不可触动的官僚地主阶级利益
王安石的改革法令,大概是北宋最推陈出新的改革。第一项改革是
“均输法\",
即“徙贵就贱\",避开物价贵的甲地而到物价贱的乙地去采购京城需用的商品物资,以减少劳费支出。由于这条法令还很不完善,奸吏与奸商勾结趁机贱买贵卖,民怨沸腾,致使此法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又颁布了
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
。这些法规的颁布使得全国完成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万余,灌溉农田达3600余万亩,农民得到了好处,国家增加了收入。
但是,新法的推行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就连两个太后都阻挠新法的实施。同时新法推行过程中,被不法官吏所利用,一改新法的宗旨,成为变相盘剥农民的手段,因而农民也反对新法。
神宗对新法逐渐动摇,后来因为王安石之子与给事中吕惠卿发生矛盾,而唆使他人诬告吕惠卿使吕惠卿蒙受不白之冤,真相大白之后,王安石被神宗厌恶,后神宗病逝,哲宗即位,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对王安石来说打击巨大,不久就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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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兴国,也得看兴的是哪个国、处的是哪种形势以及玩的是哪种兴法。
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名相兴盛了国家,而是强国成就了名相。
春秋战国,最好别拿来比权量力。一群诸侯军阀打来打去,比之后世王朝,形势不够复杂、任务不够挑战,简单说就是难度系数太低。
所以,堪称强势王朝的,主要是秦汉隋唐。宋朝要对标,就只能对标这四个朝代。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没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你无论怎么比,宋朝都比这些王朝强太多。
西晋是短暂统一了,但西晋居然能搞出一个白痴当皇帝,接下来一个丑皇后废了自己半条命,然后一群宗室王互相残杀、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北宋就是再不堪,也比西晋强,而且强太多。
01.名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堪称划时代意义的名相,第一个应该是李斯。开创中央集权制,足以让后世各色名相竞折腰。你们就是再牛,也是百代皆行秦政制,那就谁也跳不出李斯划定的疆界。
汉朝呢?萧何本事很大,“收秦丞相府图籍”,“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而且还能自污名节、主动搞好君臣关系。但这些本事没一样能让萧何晋级名相的。萧何最大的历史贡献,也可以说是让他能够跻身名相的,就是照抄秦法秦制,把李斯开创的制度给延续了下来。
唐朝的雄主盖过了一切名相。大唐盛世,你能说是哪个名相兴起的吗?真心没有。名相,体现在治国理政,而唐朝却是一个武功盛世。名相的作用,统统打了折扣。即便有名相,也会在盛世之下暗淡无光。
唐之前的隋朝,也是这个套路。大隋府库可谓富甲千古,但主要是隋文帝攒出来的家底。而后期,隋炀帝各种折腾,这期间有哪个名相强颜直谏了。根本就没有,大家就是看着杨广败坏了偌大家业。
什么是名相?不是有名就行了,而是要有成就,而这个成就,一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否则,就不是名相兴国,而是强国兴相。而细数历代统一中原的大王朝,你也找不出几个名相来。退一步说,即便是名相兴国,往往也是先有了一个帝国雏形;然后再以此为蓝图绘制其划时代的成就。没有秦一六国,就不会有李斯的郡县天下;没有大汉一统,也就没有萧何秩序天下。
02.宋朝就真得那么不堪吗
说宋朝好多名相,却没能兴国,而且搞成了一副烂摊子。这么说,有两个先入为主的成见:一个是兴国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是没能打遍天下的宋朝就是一副烂摊子。
这两个说法,一个都不成立。
秦汉隋唐都打遍了天下,但打遍天下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些王朝打遍天下之后,几乎马上就从盛世跌入困世。打到盛世之前,老百姓忍饥挨饿;盛世跌落之后,老百姓继续忍饥挨饿。所谓强大帝国就是这么兴盛起来的。我们比祖宗的时候,往往拿秦皇汉武说事,因为武功卓著。但假如穿越,又有几个愿意穿越到那个时代、充当炮灰。比之秦汉隋唐,宋朝也有自己的兴盛。而这种兴盛在历史上也是一种碾压式的成就。
北宋仁宗执政了四十二年。就在这42年的时间内,宋朝人口增加了379万户,相当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全部人口户数。42年时间,硬是长出一个大唐太宗朝。同时,仁宗朝的财政收入,是大唐开元最盛时的4倍。这两项数字,在历史上就无人能比。
从这个角度说,宋朝怎么也不是一副烂摊子。宋朝受制于辽国和西夏,但其与辽和西夏的关系攻略,堪称另一个翻版的国际关系。而此前的秦汉隋唐虽然都能打遍草原,却一直是暴力输出地劳民伤财。就处理与草原和胡人的关系上,宋朝人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手段。
03.宋朝的名相有哪些成就
王朝前期的成就,很多都是雄主的功绩,简单说就是要先打出一个王朝来。所以,赵普的功绩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的名相,主要集中在真宗朝和仁宗朝。宋真宗的老师李沆,堪称圣相,以自己的君子之风和人格魅力,足足把宋真宗管了七年。其后的王旦,则是以道德魅力和关系攻略,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真宗皇帝要发圣旨,往往都是先让王旦先拿意见,等王旦写完了,圣旨就直接照抄。君臣之间的信任,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远比刘邦和萧何强多了。仁宗时期的名相,更是数不胜数,几乎一朝都是贤相在位。
这些名相集体干了一件事情,即实现了对皇帝权力的有效牵制。简单说,就是宋朝皇帝不能任性。南北朝时期,各种皇帝中二事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些皇帝做不出的。隋朝就是被隋炀帝的各种任性操作下给玩死的。唐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宰相根本看不住皇帝,也左右不了政局。篡位都能篡出个女皇帝,各种宫廷斗争更是花样翻新。玄宗朝虽然盛世顶峰,但君不信臣、臣不信君,甚至连太子都成了皇帝的时刻提防的对象。
但,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堂风气,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至北宋灭亡,都没有篡位的宫廷斗争和造反的举国内战。而这一切的功绩,都应该归功给那些士大夫名相们。
名相士大夫的见识,虽然难免迂腐,却也非常有见地。就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说,司马光的定位是富邻居与穷邻居。西夏一直是个刺猬。原因就是太穷了,所以自尊心低破了水准线。像这种穷邻居,你就得照顾它的面子、恩威并施。这跟现在某些国家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
至于宋朝为何没有秦皇汉武的功绩,主要是形势不允许。北方草原并非停滞不前,到了契丹建国之时,已经发展到了王朝和帝国层面,再不是从前的部落联盟了。所以,宋朝名相就是再有本事,也只能在时代的局限下发挥作用。
李斯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划时代意义的成就。但法家治理的问题就是一切都是力量说了算。所以,这套制度设计根本控制不住内部的权力斗争。皇帝一旦暗弱,那就等着内乱,比如秦二世。宗室诸侯一旦野心,那就等着内战,比如七国之乱。隋朝和唐朝也都是这个套路。翻看隋唐历史,处处都是宫廷斗争和造反内乱的桥段故事。
而宋朝却在风气上改变了这个路径依赖,可以说是给中央集权的王朝打了补丁。当时的方法就是不断强化的祖宗之法。后世虽然沿袭的不好,因为皇权强势碾压,但文官政治已经成为传统。于是,在力量决定一切之外,还有一个道义的存在,而这恰恰是宋朝名相完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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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兴业建国的名相,如周初姜子牙,霸齐的管仲,秦朝的李斯,汉初的萧何,蜀汉的孔明,唐初的房玄龄等等,都是忠心耿耿辅佐君主打江山、治天下的著名人物,同时还都主持了新王朝的政治制度及方针政策制定,对国家后来的发展和稳定有着深运而重要的影响。
到北宋时,名相恰也不少,如范质,赵普,吕端,寇准,王旦,吕夷简,韩琦,富弼,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历史知识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人物,而且皆为有识多智、忠诚刚正之士,为何没有为北宋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使王朝能长治久安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重文轻武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鉴于唐朝晩期军阀割据,武人擅权的教训,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就将有意提高文官的权位,使之居于武官之上。每临大战,皇帝还要对将帅亲授兵略、阵图,使将领进军处处受制,不能依战场瞬息万变的时机“奋于一战”,在面对强时总是敌负多胜少,严重影响了官兵作战的积极性和士气。同时,经常调换领兵官员,定期换防部队,以达到“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效果,虽然割断了将领与士兵的联系,避免了武将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现象发生,却也使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
文治武功,是一个王朝的立国之本,缺一不可。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也都是寻着这条路线,去追求“富国强兵”目标,因为从没有一个“只富不强”的国家可以久立于世,而不被外敌欺侮的。
所以说,北宋“重文轻武”,尽管取得了王朝的稳定和经济繁荣,但过于松弛的武备,使这些成就反而成了诱惑强敌入侵的原因了。后来,富庶的中原终于成了辽、金这些蛮夷口中的肥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宰相无权
。自大宋建立起,就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只是在宫中设了一个“中书门下”机构,来处理全国行政事务,最高长官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实就是前朝的宰相之职,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虽然有了类似宰相的官职,但为了防止大臣专权,还要将其权力分散开来,如让中书管政务,枢密使管军事,三司管财务。尽管如此,北宋前期,“宰相”之位并没有专人,常以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来充任,因此,经常会出现二相或三相同朝,分日掌印的情况。
这还不算,后来又增设了“参政知事"一职,作为“副宰相”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起处置国政大事。而这种“副宰相”,往往也是多至三、四员,以达到分割宰相事权的目的。
这些措施,确实抑制了大臣的专权,将大权集中到了皇帝手中了,但“鸡多不繁蛋,人多瞎胡乱”,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其结果就是“九龙治水”,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相互争斗、相互扯皮,效率大大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决策的快捷高效。以至被人讥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
最后,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数量不仅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还造成了朝廷中的党派恶斗和严重的内耗,极大地扰乱了国家的统一部署,削弱了政府部门的执行力。
所以,虽然北宋名相不少,大都把干劲用在务虚上了,好不容易出了个实干家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刚有点起色,还又被皇帝和一帮守旧派给敲下去了!
北宋这样一副摊子,名相再多,又如何能保其不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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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拿主意的人越多、越办不成事——北宋名相确实很多,但制约、拆台的人更多。
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在实际中我们会发现:在涉及到治国理政这种对口业务方面,也许100个臭皮匠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这100个人如果安分守己倒也罢了,如果一个个对诸葛丞相指手画脚,那估计啥正事都办不成,蜀汉政权撑不了多久。
而北宋朝廷,天生就带有这种“
拆台
”特征。这个王朝,解决了横行一百多年的军阀,却也造就了一群“文阀”。
作为终结了五代十国乱世的大一统王朝(接近这个概念),北宋经历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基本上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基因,让分裂许久的华夏大地再次凝结成一体。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的许多政策都利弊共存,尤其是堪称立国之本的重文轻武(或者说“抑武”)。
为了根除中唐以来节度使拥兵自立、尾大不掉的恶循环,赵匡胤的思路是腾笼换鸟——用文人取代“军阀”。
比如在地方层面,他把以往归于节度使的行政、财政权力,有步骤地转移到以文人充当的州县官员身上,以往呼风唤雨、威风八面的职业武将,逐渐有虚名、无实权,身份尴尬;同时,军人待遇较差,地方厢兵的的粮饷压根不够养家,中央禁军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文人近乎夸张的优待。
北宋的科举制度沿袭自唐朝,但在录取规模上却是唐朝的数倍,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选择抓起笔杆子(而不是武器)。
此外,当初唐朝的进士想要当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定期考选,并且“吏部之选,十不及一”,率取率堪比如今的公务员考试;而宋朝的进士,一旦获得功名就能当官,运气好的能官至通判,差一点的也能当个知县。
并且,为了体现对文人的优待,宋朝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规矩,比如:
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把机会让给寻常人;
宋朝官员基本是文人,而那时的“官户”享有免役、免税等诸多特权,中高级官员的后代甚至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入仕,这就是“任子”。一般来说,五六品的官员每三年就有一次安排“任子”的机会,每次的名额视级别在1-6人之间,可谓是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更有甚者,赵匡胤还在各地设立“公使库”,主要任务是以公款招待路过的士大夫;当然了,更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他立下家法:“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据称,后来的每位宋朝皇帝登基之前,必须郑重地阅读并发誓遵守这一家规。
与这种身份优待相匹配,宋朝在立国之初,就没有像绝大多数大一统王朝那样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打击兼并;相反,他们对五代十国以来日益严峻的豪强兼并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毕竟宋朝的建立是来自军事政变,而非通过推翻旧地主集团。他们不仅与现有豪强结盟,而且在优待文人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出新的豪强,
从而在军事、整治、经济等领域结成全面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出了空前稳固的封建政权
。
这种系统性的优待(甚至是溺爱),诚然造成了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的社会风气,消除了中唐以来军阀拥兵作乱的土壤,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但也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除了干脆利落地阉割掉汉唐以来的尚武之风外,还造就了足以与统治意志抗衡的“
文阀
”群体。
北宋的夸张重文政策,形成了大量的冗员、冗官,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久而久之,这种通过系统科举渠道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僵化的圈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同类、政治上的同僚、经济上的同盟,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在朝廷内外党同伐异。
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帝王“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在一些文人那里却变成了武器:如果没有性命之忧,那就等同于“唱反调”没有多大成本。因此,他们的行为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自身小集团的利益,不惜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同时,由于文人的话语权过高,甚至出现了一种近乎反常的风气:以反对当权者为荣、以配合政策为耻,有的人还存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以专门拆台为乐趣的心理。
因此,宋朝虽然名相辈出,但大多都无法如愿按照自己的规划办成大事。举两个例子。
一是寇准。公元1004年,面对辽国20万大军入寇,朝廷的权贵大多惊惶恐惧,要么主张退到江南,要不就力主退到蜀地;只有寇准与宋毕士安坚决主张与敌人硬碰硬。最终,通过寇准一番切中要害的分析,原本左右为难的宋真宗决心亲征;
随后在寇准的统一调度下
,宋军在澶州城外扭转了局面,并且通过澶渊之盟的达成,给宋辽两国带来了百年的和平。
但随着危机的消失,北宋朝廷就陷入了政治内讧的局面。本来,寇准在危急时刻被赋予“承制专决”的权力,并且凭此统一思路、协调资源,最终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但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寇准的权力就成了宋真宗、其他同僚的眼中钉,加上他本人疾恶如仇、气量偏狭的缺点,这位挽救了北宋的名相被一贬再贬,最终悲凉地死于蛮荒之地。
其二是王安石。这是继范仲淹之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另一个的另类,在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后,这位宰相决心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没错,北宋朝廷从来都不富,富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主持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均是旨在解决财政问题的“富国”之策;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则是“强兵”之法;贡举法、三舍法、启用下级官员等,则为了解决人才及冗官问题。
客观而言,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并非完美无暇,但整体而言,它针砭时弊、立足于解决北宋迫切应对的难题,可谓“救时之策”。出于内心的责任感,焦急的王安石甚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可谓极具魄力与勇气。
然而,改革意味着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削减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因此,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远比改革派更为强大。在宋神宗活着时,这些人要么阳奉阴违、要么消极怠工;而当宋神宗驾崩后,王安石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迅速退出了政治中心,他的变法也被后继者全盘推翻,甚至出现了“凡是王安石的成果,无论好坏、全部否定”的扭曲现象。
对比历史上其它成就一番事业的名相,诸如管仲、商鞅、王猛、张居正,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特点:拥有高度的决策权、执行权,甚至近乎“独裁”,能够压制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任何变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在任何时期,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都是很容易的,敢于直面问题、并且提出能够执行的办法才难能可贵。北宋之所以名相辈出、却成了一副烂摊子,问题就在于那时的体制无法做到集中力量干大事、干正确的事。相比较之下,让人不由得佩服商鞅、张居正这些改革家的勇气,他们实际上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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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相是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国家大体稳定时期以政务道德闻名,而赵普、吕端、李沆的时代又是在北宋国力上升时期。真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名相要不被皇帝打压,要不被政敌打压,要不就干脆没有。
北宋在宋太宗之后还有两次机会可以成汉唐之伟业,而且也恰如其分的出现了可以带领北宋走向巅峰的人物,只可惜因为种种外部原因,全部无疾而终。
寇准
寇老西19岁中进士,28岁的时候拽着宋太宗的衣服说:
“我话还没说完!等我说完了你再走。”
32岁官拜宰相,但是一辈子3次拜相5次被贬,对于寇准来说,他刚正不阿的火爆脾气和任性高调的性格在宋太宗朝和皇帝非常对脾气,因此颇受重用,即使被贬也是因为宋太宗想磨磨他的性子。但是从真宗朝开始到刘皇后掌权的这段时间,寇准就不吃香了,基本上就是
有事寇老西,无事丁公言。
寇准之于宋朝,基本等于于谦之于明朝。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为名率20万大军亲征北宋。绕过北宋在河北边境修建的层层关隘,深入河北大地,直扑东京汴梁。当时眼看就要入冬,到时候黄河天险变通途,辽国骑兵兵围东京几乎就是眼巴前的事。
陈尧叟、王钦若等大臣有的建议迁都金陵,有的建议迁都南京,真宗皇帝治国一把手,但是从未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他面对这个情况也蒙圈了,眼看就要被那一帮小人带沟里,寇准站了出来,力排众议主张皇帝亲征。除此之外,寇准组建河北民兵,杀贼有赏,并将河北地区的宋朝官军梯次布置,给朝廷尽量争取时间。1004年10月,辽军克祁州,直扑澶州而来,澶州背后就是黄河,黄河后面可就是汴京了。
寇准开始催促真宗皇帝过河迎敌,真宗皇帝到底还是怯懦,再加上也有不少大臣反对皇帝亲身涉险,宋真宗的决心再度动摇。无奈的寇老西只好使出当年得以成名的看家本领,联合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活生生把宋真宗抬过了黄河。当黄龙旗于澶州城头树立时,宋军军心大振。随后太宗朝名将李继隆带领宋朝禁军在澶州城下正面大败辽军,宋军小兵又用床弩超远距离精准狙杀辽军主帅萧达凛。辽军震荡,萧太后也开始找机会和宋朝议和。
寇准是反对议和的,因为他看出来只要宋朝敢打,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时辽国精锐几乎都被萧太后和皇帝耶律隆绪带到了澶州城下,虽然辽军逼近宋朝都城,但是也是深入宋朝腹地。他们的背后有王超带领的十五万定州大军,有数百万对辽国人恨之入骨的河北百姓,面前还有刚刚取得大胜的宋朝禁军。只要打,这二十万辽军绝对一个也跑不了。辽国的皇帝和太后的生死其实已经在宋朝的掌握之中,而且当时的宋朝边将杨延昭杨嗣魏能田敏等人已经率军深入辽国腹地大肆破坏。辽国的主动出击反而给了宋朝绝佳的机会,如果操作得当,不仅可以收复燕云,就连辽国也能被宋朝直接打趴下。可是真宗皇帝一刻也不想打仗,只想和平,大量文官也不想看见武将借此机会再度爬到自己的头顶。于是坚决主张和辽国和谈。于是宋朝不败而败,双方签订《澶渊之盟》。
王安石
毫不夸张的说,王安石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第一位冒出头的法家子弟。当然,宋神宗从小也喜欢看《韩非子》。这也是后来君臣二人一拍即合的原因之一。
宋朝到了神宗年间,已经有点积重难返了。冗兵冗员成了朝廷的一大累赘,一年忙到头国库一毛钱收益没有,大商人大地主横行,官商勾结已成为王朝的一大问题,老有人说宋朝富的流油,也有人说宋朝积平积弱,实际上仔细阅读宋史,会发现中后期的宋朝平民百姓还是很穷,朝廷也很穷,真正有钱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的文官和大商人大地主。对外战和方面,同辽国买和平花的钱越来越多(庆历增币),对西夏也是越来越不济,太宗朝时期还能追着党项人满沙漠的砍,仁宗朝却一败再败,丧师辱国。锐意进取的宋神宗不愿见国家就此沉沦,因此一上台就锐意改革,试图扭转这一局势。同样有改革意图的王安石很快就得到宋神宗的赏识,火箭般的登上了宰相高位。
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第二次给了北宋一个中兴的机会,西夏方面自从李元昊死后就一直内乱不断,外戚势力和朝廷勋贵争权夺利杀的是尸山血海,国力内耗严重。与此同时,一直以来被北宋用来制约西夏的河湟吐蕃也分裂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如果分裂的吐蕃被西夏人控制,那么西夏进攻宋朝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只能从陕甘一带进攻,向东南可以直下川蜀,从中间走能抵进关中,向东北则威胁秦凤路,这对宋朝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分裂的吐蕃如果被宋朝拿下,则可以从河湟对西夏进行抄底包围,到时候灭不灭西夏就是看宋朝的心情。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这时候已经没钱了,根本拿不出像样的军费去维持一场大型战争。于是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刚刚掌权就开始了火急火燎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归根究底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国家搞钱。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市易法,都是在想办法把那些大商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具体可以看一下守仁写的一篇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文章,字数原因就不多说了)。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王安石变法成效显著,国库充盈,武备完整,随后北宋发动了针对河湟吐蕃的一系列战争,均取得大胜。对西夏也逐渐转守为攻,眼看西夏覆灭在即,宋神宗没了。王安石依靠的大树一倒,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瞬间群起而攻之,十几年变法攒下的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气人的是司马光等保守派为了从根本上反对王安石变法,把宋军将士好不容易从吐蕃人,西夏人手里夺回来的土地再次拱手送还!
按照王安石的思路,先变法理财,然后用攒下的钱发动对外战争,收复河湟乃至河西走廊,再度打通西域后不仅能大幅度提升宋朝婚国力,同样对北方的辽国也能形成战略优势,然后发兵伐辽,用一次又一次对外战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回馈宋朝的发展。但是宋神宗一死,变法戛然而止。宋朝再次回到了老路上。原本一剂逆天改命的神仙水硬生生被扳保守派阉割成了副作用极大的续命丹,此后的宋朝虽然在哲宗的领导下一度回光返照,但是整体却在迅速走向覆灭。
到了徽宗年间,皇帝沉迷于山水书画,武将被打压的头也抬不起来,战场上居然都是一些粘上胡子的太监在指挥战争,文官们只顾得结党营私,在朝廷上互相撕逼,私下里和大商人大地主勾结成一片。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个国家了。
(北宋末期太监潼关再度收复河湟,不是说童贯多厉害,而是这一事实再度让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啪啪打脸,正如王安石所说,河湟之地,只要打,就一定能打下来。)
结语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无论是寇准还是王安石,他们能大展拳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摊上了一个好皇帝,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从宋朝开始,权力已经被皇帝一个人给攥起来了。这或许才是为什么宋朝名相辈出却一直扶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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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宰相的作用和北宋的政治制度来分析对比。
宰相制度及名称的演变
宰相是一种国家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国务院总理。宰相制度很早就有了,“宰”的意思就是主宰,执掌管理国家事。在不同时期宰相的官职名称也不一样,古来就有“黄帝设六相”之说,商朝时掌管国事务的大臣称为相,官名叫作“衡”,商汤时期著名的宰相伊尹就被称作“衡”,他的后代以“衡”为姓,因此伊尹是衡姓的始祖。周朝时期执掌朝政的大臣称为太宰,周公就是太宰,太宰和相合起来就称宰相。但真正普遍建立宰相制度的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第一位著名宰相。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设立丞相这一官职,从此丞相成为宰相的正式官名,李斯是第一个丞相。西汉与秦朝称呼相同,但也有相国、相邦之称。但到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沿用,汉献帝时复设丞相。隋朝设立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的内史令、纳言、尚书令皆是宰相。唐初改为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宋朝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参政执事为副宰相。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中书令为宰相。明太祖时亦设中书省,设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丞相,亲决国政,宰相制度遂废。明成祖以后又出现了内阁,内阁首辅成为事实宰相。清朝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成为事实宰相。
宰相权力的演变
宰相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皇上处理繁忙朝政,但是皇权和相权一开始就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斗争的很厉害。在秦朝建立以前,宰相权力很大,治理国家主要靠宰相,国王只是国家的象征,对宰相治理国家不能横加干涉。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宰相的权力很大,既管行政也管军事,所以才会有“一相兴国”的现象,象管仲、李悝、商鞅这样的宰相既负责内政,又领兵作战。
秦朝建立后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进行分权,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就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即国家的行政权、监察权、军权分开,不再由宰相一人掌管,相互之间进行制衡。但是监察权和军权相对单一,丞相却负责着国家及地方的治理,掌管着百官的命运,依然权力很大。因此在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期间,皇权与相权斗争激烈,皇权强时压制相权,反过来相权强时可以反噬皇权,造成篡权夺位。西汉时期皇权强大,皇帝可以随便撤换丞相。到了东汉,因皇帝登基时年龄小,外戚多次掌权,皇权被削弱,董卓曹操当政后,相权完全碾压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频频上演权相篡位现象。
隨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对相权进行再一次分解,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尚书省下面又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到了唐朝改内史省为中书省。“三省六部制”的主要作用是分散了相权,集中了皇权,中央集中制得到加强。因此隨唐时期变成一朝多相,再也没有权相篡位现象的发生。
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在宰相之下又设相当于副宰相的若干人,与宰相共同议政;又设立多重机构,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政大权。甚至还借故撤去宰相的凳子,让其站着和皇帝对话,从形式上降低宰相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皇权更加恐固,相权已经几乎没了,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只是皇帝的大秘书。
北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变革多以强军为主,名相往往都伴随着名将,对外军事胜利是衡量名相执政改革成败的标准。北宋以后朝廷釆用“重文抑武”政策,不再以强军为目标,因此虽然有名相不少,但执政的目标却变为守住内部平稳。
在北宋以前的历朝历代,强国的目标首先是强军,一切行政改革都是为强军服务,是为了对外战争的胜利。所以名相必伴随名将,改革首先是整军,军队对外战争的胜利就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所以名相执政改革就是为军事胜利。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相,大部分也为名将,既能治理朝政,又能领兵作战,他们执政改革的目标就是称王称霸,因此名将倍出。汉唐时期的名相,都伴随有名将,治理国家的目标就是为了对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入侵战争的胜利。所以每当国家经过一所治理强盛后,便开始大规模对外战争,卫青、霍去病,窦固、窦宪,李靖、李绩,苏定方、薛仁贵等名将辈出。同时皇帝对名相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十分支持,排除改革过程中的各项干扰,最终都能取得成功。
北宋则不一样,且不说宰相的权力已经不能同汉唐时候比,北宋统治者强国的目标就不是为了强军,为了对外战争的胜利。因此虽然名相不少,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目标主要是保证国内政治运转政常,百姓富足,国家经济繁荣。他们强调“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武将排斥打压的非常强烈,唯一进入中央作到枢密使的名将狄青,硬生生被欧阳修等一帮文臣排斥打压离开京城,最后抑郁而死。
虽然北宋也有范仲俺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两次改革,但因朝廷上下的反对势力太大,再加上宋仁宗、宋神宗对改革的支持态度不坚决,最终失败。后来又因新旧两党频繁斗争,互相拆台,才使北宋朝政在宋神宗之后变成一锅粥。
所以说,历朝历代重用名相的目标都为强军强国,以打赢对外战为目标,再加上皇帝坚决支持,名相的各项政策及改革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国家很快就变得强盛。而北宋虽然一堆名相,可他们执政不是以强军为目标的,而且相互拆台倾轧,最终变成一个烂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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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上如果某个朝代出现一个名相,就会促进国富民强。而宋朝出现的名相可以称得上是历朝历代最多的,但是宋朝却是一个偏安的弱小的挨打的朝代,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出现名相最多的朝代,从北宋初年,一直到南宋末年,可以说代代有名相。尤其是北宋中前期,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包拯、苏辙、富弼、韩琦、赵普等等,简直可以说数不胜数。可是为什么,宋朝出现了这么多的名相,宋朝却并没有完成大统一,而是一直处于偏安的状态中呢?
我们说宋朝处于偏暗的状态中,这个话并不夸张。南宋就不用说了,理所当然是一个偏安的朝代。北宋事实上也是偏安的朝代,因为北宋时期,北方一大片地域,并没有在北宋的手里面,北宋只是占据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的这些地域。所以,如果说北宋也算是统一朝代的话,只能算是小统一。
那么,宋朝出现了很多的名相,为什么却并没有促成宋朝实现大统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理解,但宋朝却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奇迹。而这些奇迹的取得,与宋朝的名相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宋朝取得了哪些奇迹呢?
其一,宋朝延续国祚三百年。
虽然宋朝没有实现大统一,甚至南宋还只有半壁江山,但是两宋加在一起,却延续了三百年的国祚。要知道,无论是大唐,还是大明、大清,这些朝代也不过就是三百年。而宋朝延续的时间,竟然能够和这些朝代保持一致。就算南宋已经只剩下一小块地域了,它依然能延续150年,这实在算是一个奇迹。
历史上像南宋这样的朝代,比如东晋和南明,他们最多就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像南宋那样延长那么久的时间。
其二,宋朝的经济和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之一。
甚至我们可以不要“之一”,就只说宋朝的经济文化是历史上最发达的,也说得过去。这一点,是时所公认的。
也就是说,宋朝虽然并没有实现大统一,但是在延续国祚,在文化,在经济三个方面,都处在历史领先水平,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而这一点的取得,恰恰与宋朝具有很多的名相不无关系。
宋朝的那些名相们,他们对国际关系、国家政治、百姓生活,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认为,最好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一味地打击周边的少数民族,一味地强占他们的地盘,而是要确保两个国家的和平相处和友好往来。更重要的是,开放贸易,促成中原国家和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
有这样的认识,也使得宋朝周边的国家虽然都是强敌,但是他们和宋朝这个中原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多。宋朝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后,虽然宋朝付出了一定的钱粮,但是确保了宋辽两国之间百余年来没有打过仗。不得不说,这是宋朝那些名相们有远见卓识的结果。
在国家政治上,宋朝的名相们常常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很少考虑自己的私利。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是政敌,是死对头,但是他们的矛盾,只是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不同,并不存在个人私利。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不谋利。王安石一生清贫,他的政敌司马光也是一生清贫。他们高尚的人格,使得他们的党争,并没有给国家造成太大的损失。
在百姓生活上,宋朝的名相们,都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心。他们普遍关心老百姓,希望老百姓能够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王安石变法,其实本意也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民富则国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在事实上造成了对老百姓的伤害。
可以说,正是因为宋朝有一个政治宽松的环境,因此才出现了这么多的名相。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名相,才使得宋朝虽然未能实现大统一,虽然只是偏安的朝代,然而却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排在历史前列。同时,其国祚也和其他大统一朝代一样,至少延续三百年,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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