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2024-08-30 17:05:20 浏览：1

明朝朱允炆为何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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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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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皇帝朱允炆为何不用“推恩令”来削藩？其实很简单，因为汉朝的钥匙打不开明朝的锁。

对于六百年前的那场“靖难战争”，为数众多的“事后诸葛亮”经常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建文帝为什么这么愚蠢？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推恩令”他为何不用呢？

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大概率比今天的你我是要聪明得多的人物。你一个后世小白都能想到的计策，这些人精会想不到？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的藩王无恩可推，你让朝廷怎么用“推恩令”？

历史上的“推恩令”

西汉初年，为了制约和平衡开国功臣的势力，太祖刘邦大封宗室，期望他们能起到藩屏皇室的作用。当年的诸侯王，是真真正正的“国王”，因为确实有自己的封国。诸侯国领土广阔，不但有军队，还可以自己铸币、收税。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功臣们虽然翻不起什么浪花，诸侯王们却渐渐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汉景帝刘启即位后，采取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开始谋划削藩。当时以太祖之侄吴王刘濞为首，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公开反叛。

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朝廷平定，诸侯国的势力也遭到了极大地削弱。但毕竟还有未曾参与叛乱的诸侯王，乃至于在平叛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宗室，如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藩王们对于朝廷的威胁呢？

汉武帝刘彻剧照

何为“推恩令”？

刘启驾崩后，其子刘彻即位，身为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接受朝臣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因此强者恒强。但是主父偃的“推恩令”一出，诸侯王的庶子也得以受封为列侯，王国被分出若干侯国。而一旦某位列侯犯事或绝嗣，封国就会被朝廷收回。在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王国由于土地和税收不断减少，实力越来越弱，无力继续供养规模庞大的王国军队。

就这样，通过“推恩令”这一阳谋，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被降到了最低。

“推恩令”为什么能成功？

之所以诸侯王们对于朝廷的阳谋无力反抗，主要要几个原因。

其一在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七国之乱”被平定，极大的打击了诸侯王的气焰。以武力对抗朝廷，被证明是一条死路。因此面对皇帝使出的“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诸侯王们也只能选择接受。

其二在于朝廷巧妙地利用了诸侯王内部嫡长子与庶子间的矛盾。人心都是贪婪的，嫡长子一家独大，必然会引起其他儿子的嫉妒。凭什么大家都是父王的儿子，就你可以吃独食？因此哪怕知道“推恩令”是个阳谋，只要自己利益得到保证，王国利益算什么？

马皇后与朱元璋剧照

无恩可推的明代藩王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面临的形势和当年的刘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是功臣集团势力庞大，一样是皇室力量薄弱不堪。因此老朱一面认同开国之初宗室力量不足，有可能导致王朝二世而亡。一面又吸取西汉和西晋的教训，对于藩王

“分封而不锡土”

。换句话说，虽然有秦王、晋王、燕王的称号，但实际上秦国、晋国、燕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土。

根据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明代亲王岁禄一万石。长子袭封亲王，其余诸子封郡王。首封郡王岁禄两千石，郡王长子袭封郡王，岁禄降为一千石。其余诸子封镇国将军，岁禄一千石。镇国将军诸子降封辅国将军，岁禄八百石。此后每代由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一直降封到奉国中尉为止，岁禄的递减幅度分别为六百石、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

同时明初亲王虽然有三护卫的直属部队，人数可达数万人，但粮饷是由朝廷供应，亲王本人并无能力供养如此规模的军队。换句话说，无论是秦王、晋王还是燕王也好，基本相当于常驻西安、太原和北平的大号武将。这些人虽然身份尊贵，甚至可以节制本省军事，但本质上并没有自身造血能力，一切后勤补给完全依赖于朝廷。

如此一来亲王既无国土可分，所生诸子的岁禄又由朝廷全额承担，这“推恩令”往哪儿推呢？

燕王朱棣剧照

究竟该如何合理削藩？

亲王戍边，毕竟只是开国初年的权宜之计。一旦王朝根基稳固，必然会收回亲王们手上的军权，这是历史的趋势。从这一点来说，朱允炆的动机不错，错就错在过于冒进。

亲王们毕竟都是太祖之子，削藩的同时至少给叔父们留一条活路吧？像五叔周王被囚于云南，七叔齐王被囚于南京，十三叔代王被囚于大同，十八叔岷王被囚于漳州，甚至十二叔湘王被逼自杀，这也太狠了一点吧？

既然没有退路，那干脆起兵一搏，想必这就是燕王朱棣的原始想法。以区区一隅对抗大一统朝廷，历朝历代都没有成功的案例，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燕王殿下何况如此自寻死路呢？

实际上朱允炆本不需要如此残酷地对待他的叔父们。朱棣在起兵之初上书朝廷的时候，就提出了非常合理的处理方式。那就是诸王有小过，降敕戒谕。若有大过，则削其护卫。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朔，上书于朝曰：...橚、槫、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虽其皆有愆过，未闻不轨之图。重可裁减护卫，轻可赐敕诫励。则朝廷于厚亲之仁，惩过之义，两尽其美矣。—《明太宗实录卷二》

换句话说，亲王们对朝廷最大的威胁无非是直属的三护卫官军而已，把这个威胁解除也就是了，为何不给人留活路呢？事实上朱棣靖难成功之后就是如此处理诸王的，意图谋反的齐王、谷王废为庶人，有严重过错的代王、岷王、周王则削其护卫。这样既达到了削藩的目的，又给了兄弟们活路。

结语：

“推恩令”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削藩方法，但是产生于特定的年代和背景。因此汉朝的成功经验，无法在明朝简单复制。建文君臣之所以如此急不可耐，一来是过高地估计了藩王和朝廷之间的实力差距。二来辅佐朱允炆的文官集团实在是太痛恨太祖朱元璋了，他们恨不得把洪武皇帝的政策痕迹一股脑全部抹去。

可惜老朱虽然杀人无数，毕竟有遗惠于百姓。建文君臣急于扬文抑武，同时得罪了宗室和武勋两大支柱集团，最终的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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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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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汉武帝朝的“推恩令”根本不适合在明朝推行。

我们先来看看主父偃“推恩令”的内容: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推恩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它具体的实施方法就是将诸侯王的封国各分为若干国，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享封土，直至地尽为止，同时若封土广大而子孙少的人，就先虚建国号，日后待其子孙生后再行分封。

如此，实施“推恩令”的前提就是要有封地。但显然明朝的藩王不满足这个条件。虽然明朝同西汉一样行“分封制”，但汉初行的是裂土封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中是有着绝对的权力的，可任免官吏，可自由征税，可自由征兵，总之在封地中他就是唯一的王，封地一切事务都由他说了算。而明朝虽也实行分封制，但却是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即分封爵位却不赏赐土地，给予爵位却不管理百姓，享受俸禄却不处理事务，也就是明朝的藩王是没有封地的，而且没有治理权，更没有征税权。

想想看，明朝的藩王连封地都没有，你让朱允炆去拿什么去推行“推恩令”呢？难道是先给藩王封地，之后再去推行吗？这怎么可能呢？

当然，当年朱允炆欲行削藩之时，的确有人跟他提过希望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大臣高巍曾言

“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

，就是不要效仿晁错的武力削藩，而应该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

即在不引起国家内乱，又不引起藩王大规模反抗的原则上行削藩之事。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生的大明王朝，他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建立起了一套不同以往任何朝代的“藩封制度”。自1370年开始，朱元璋就先后将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要地，给予他们兵权，让他们替明朝开疆扩土，同时拱卫朱姓天下。

在当时，每位藩王都拥有着数量不等的亲卫护卫军，少则千余人，多则上万人，且还拥有“\t提兵专制”之权，即可直接调动地方上的军队，如庆王朱栴就有左、右、中三护卫，并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事务，马步军士都由庆王负责训练，并随时听候调遣。

可以说明初的藩王虽没有汉初诸侯王那样的权力，但就是凭借着其手握的“\t提兵专制”之权，再加上他天潢贵胄的身份，他足以操控地方的军政事务。因此，明初的藩王还是对中央有着较大的威胁的。也就是如此，高巍提出的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其用意就是想要削弱藩王手握的兵权，就算此时不能将其兵权全部剥夺，也要剥夺他一部分的权力。

此外，在高巍提出要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时，户部右侍郎卓敬还额外补充了一点，他建议

“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籓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

，就是在削弱藩王手中权力的同时，还要进行“异地分封”，即原来在北方的藩王子嗣，在册封时要将其改封在南方；原来在南方的藩王子嗣，在册封时要将其改封在北方。

卓敬提出的这个计策用意很简单，

那就是削弱藩王对地方的影响力，从而瓦解藩王对于地方的干扰与控制。

试想，以藩王的势力和影响力，如果让他和他的子嗣长期待在某个地方，他势必会逐渐掌控住此地，这样就等于成了他们的封地。如此，如果是只让藩王在一个地方待一代，让他们势必不能对此地造成多大的影响力，毕竟下代藩王的藩地可是要换到别的地方去的。

可以说高巍和卓敬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不可谓不毒，完全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如果当时朱允炆能够接受这个计策，即缓慢的行削藩之策，不动用武力，而是用皇权来逼迫地方藩王就范，让他们没有动武的理由，同时再推行“异地分封”，让藩王失去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如此，只要能够实施下去，不出一代，明朝的藩王将永远没有可能再对中央政府造成任何的威胁，因为藩王已无根基可言。

此外，卓敬在提出“异地分封”之策时，还特别提醒朱允炆，他说道:

“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

，意思就是燕王朱棣这人颇有智慧，雄才大略，很像朱元璋，同时他的藩地北平又是显要之处，且兵强马壮，自金、元开始就为兵家重地。如此，朱允炆如果一定要削藩就一定要先削燕王朱棣，要先把他改封到南昌，这样一旦有变，朝廷就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控制住朱棣。

显然卓敬早就看出了对朱允炆削藩威胁最大的是哪个藩王，就是朱棣。如此，他早早就建议到朱允炆要削藩就要先削朱棣，只有这样，其他藩王才不敢再对朱允炆的削藩有任何的不满。当时如果朱允炆哪怕是不采纳卓敬的“异动分封”，而仅仅只是采纳卓敬的先削朱棣的策略，朱允炆削藩也不会失败，更别说失去帝位。试想，如果将燕王朱棣改封南昌，朱棣对于地方的掌控力将荡然无存，同时南昌又处于南方，朱允炆只需调配周边的兵马就可牢牢困死他，如此，朱棣就只能成为笼中的小鸟，任由朝廷随意宰割。

而一旦朱棣被控制，其他藩王必定不敢有任何的异动，如此朱允炆的削藩必定可成。

只是可惜，朱允炆最终还是没能接受他们二人所提出的削藩之策，他采用的却是黄子澄和齐泰所提出的最下策的武力削藩的策略，并还是黄子澄所提出的“先弱后强”这个最最下策的武力削藩，即

“先干掉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动燕王”

。

只得说朱允炆真的是一个长在蜜罐里的皇长孙，他真的是毫无治国经验，按理说当时高巍和卓敬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最为稳妥的，只要是一个稍微会治国的皇帝，他都知道该怎么选。

可是可笑的是，毫无治国经验的朱允炆最终还是选了同样毫无理政经验的一介书生黄子澄所提出的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之策。

那这里或许很多人不明白，为何朱允炆一定要选择这个在外人看起来就是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之策呢？

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二点原因:

第一、黄子澄的缘故。黄子澄这人对朱允炆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朱允炆对其是言听计从，黄子澄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而黄子澄这人向来就是一个书呆子，自视甚高，他一直都认为“藩王很弱，朝廷很强”，只要朝廷派兵前往地方，藩王就会一触即溃，朝廷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年还是皇长孙的朱允炆就曾向黄子澄求教过削藩一事，黄子澄是这样说的:

“诸王仅有护兵，只能自守，倘若有变，可以以六师监之，谁能抵挡？汉朝七国不可谓不强，最后还是灭亡了。大小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更相异啊！”，

意思就是藩王手中只有亲卫，他们只能自守，即使他们造反，只要朝廷的大军前往镇压，他们拿什么来抵抗？汉朝七国之乱时，七国不是很强吗？可是最后不还是被汉廷给灭了吗？所以地方藩王不足为虑，只需用武力逼迫他们削藩即可。

也正是如此，在之后朱允炆进行削藩之时，在黄子澄的影响下，及长期被黄子澄灌输的“敌强我弱”的思想下，最终是让朱允炆选择了最下策的武力削藩。

第二、朱允炆太急。其实在我们看来，卓敬和高巍所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最为稳妥的，也是最有效的。但是这个计策见效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毕竟要削权，又要改封，之后还要等老藩王死去，新藩王登基，然后再削权，再改封，起码要经过两轮，这个计策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而这起码得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

如此，这对于刚登基，又急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朱允炆来说，这么长的时间绝对是朱允炆所不能等待的，而后再加上他身边最重要的谋士黄子澄、齐泰等人也都想快点做出一些能够“名留青史”的政绩，如此在朱允炆、黄子澄、齐泰等当时最上层的统治阶级都不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都不愿意冷水煮青蛙的情况下，在都自认为藩王都是好对付的，只要中央派大军就能击溃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抛弃了最为稳妥的“异地改封”的削藩之策。

如此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最终朱允炆放弃了高巍和卓敬所提出的最为稳妥的削藩之策，改而去使用最最下策的“先弱后强”的武力削藩，并最终也让一个本不可能会失败的削藩行为功亏一篑，朱允炆也黯然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帝位拱手让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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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推恩令，是指汉武帝为了削弱藩国，巩固中央集权，下旨要求各个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和税收分给所有儿子的诏令。

实行推恩令前，西汉藩国土地和税收只传国王的一个嫡子，其余的儿子无利可分。而实行推恩后，诸子都有地、税可分。

由于推恩令

是一项对诸侯王庶子和无利可分的嫡子有利的政策

，所以推恩令在藩国的落实情况非常顺利。而通过落实，诸侯国最终被拆得四分五裂，由若干个强国变成几十个小国。这些小国因为实力弱，对中央不再具有威胁，最终也被武帝逐一收拾。

应该说，西汉能完成中央集权，推恩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明朝建文帝时期，

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与御史韩郁曾经上书，恳请建文帝效仿当年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

。也就是建议朱允炆实行推恩令，别搞强行削藩之举，导致昔日西汉七国之乱的祸事重演。

不过建文帝没理会他们的建议。至于没理会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来，建文帝当时很自信。他早就憋着劲想要收拾他的那些叔叔们了，他有削藩这个念头不是一天两天。从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上来说，他就不想把这事和平解决。毕竟他的权柄优势极大，削藩的资本很足。

他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输，自己有“飞龙骑脸”的优势，怎么可能会输呢？

二来，明初实行推恩令，作用也不大，朱允炆深知这一点。

西汉推行推恩令有三个前提，

一是汉景帝打赢了七国之乱，中央威信很大

；二是汉代藩王的权力过大。当时的藩王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封国的治理权和征税权，

实际上就是独立的国家

；三是当时的遗产分配制度不合理。（遗产分配制度是中央制定的，其实部分藩王也不满这种制度）

而相比之下，明朝就没有这些前提了。

首先，朱允炆只是众藩王的侄子，他在叔叔们的眼里，固然有皇威，但威信不足。

其次，明朝的藩王没有封地，

没有藩国的治理权

，只对土地有所有权以及对土地的产出有支配权，没有在土地上任命官员和直接收税的权利。比如说朱元璋让朱棣当燕王，是让他到燕地负责戍边，只有打仗的时候才管军队，不打仗的时候就回家抱孩子。除了他自己的亲兵卫队外，其他兵马还是归朝廷指挥。这种权力远不如西汉早期的诸侯王。

第三，

明朝藩王的儿子都有继承权

。朱元璋怕朱家子孙受苦，就规定亲王嫡子可以继承亲王位，庶子封郡王。郡王的嫡子继承郡王位，庶子封镇国将军，相当于正一品。再往下依次类推，最低的一级是奉国中尉，年俸两百石，相当于从四品官员的年俸禄。老实说，这个待遇不低了。

所以说，明朝如果实行推恩令，实际效果其实不大。毕竟藩王只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产出支配权，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卫队和俸禄，难道要分这个吗？亦或者说，难道要分他们的战时兵权吗？如果连这给都分了，那谁来负责戍边呢？

当然，削藩还是要削的，藩王节制边地军队过久，容易在边军中树立起威信，导致边地军队唯藩王之命是从，不听皇帝命令。所以建文帝最终选择了削藩，而且是强行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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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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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削藩至今被看做一场闹剧，其引发的“靖难之役”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历史走向，所以也就有噱头令后人探讨，诸如朱标不死，朱棣是否敢发动兵变，再如建文为何不效仿汉朝的“推恩令”。其实就算建文再无大才，有史为鉴，抄作业能不会吗？之所以“推恩令”不能效仿，是因为明朝的藩王和汉朝的藩王是有天壤之别的。

汉朝的社会形态及推恩令的前提

在谈及藩王之别的时候，必须讲清楚差别的根本在于何处，简单概括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初中课本就介绍过这个基本的唯物论。放在历史维度里，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形态来解释汉明的差异。总体上，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

第一阶段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即卿大夫政治形态；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即士族地主政治形态；第三阶段是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清时期，即庶族地主政治形态。

这里有人不禁会问，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有何关系？其实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具有很强的私有属性，简单的一句话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倒挂的，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形态，或者可以说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完全代表了社会形态。

这三个阶段的分封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抛开封建社会，分封制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时期，是以著名的“井田制”为基础，这个井田就是“王土”，王土作为生产资料，分封给王室、功臣，从而有了诸侯国。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日渐失去对诸侯的掌控力，导致诸侯争霸的后果。而诸侯争霸的核心又是土地和人口的抢夺，这也意味着井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逐渐兴起。本来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分封制是上层建筑，但通过上述介绍，是否就能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倒挂”现象了？

西周的分封对象是王族，功臣以及帝王后代，整个社会则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等级结构，所以到了春秋后期，能够参与到土地兼并（开垦私田）的当然是卿大夫阶层，他们是各诸侯国的政治中坚，是春秋时期的贵族，也是封建社会开启后的第一批地主。战国七雄就是兼并战争下，卿大夫与诸侯政治联盟的产物。

但西周的井田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国有”性质，而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就令诸侯国产生了担忧，诸侯王族寄希望将卿大夫的封地变为“食邑”，收回军权与治理权，这就诞生了郡县制。这个时期的封地代表着经济利益，诸侯国要收回治理权和军事驻守权，这就是我们说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局面。

秦始皇一扫六合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郡县制必然要做到极致。而项羽推翻秦朝后，仍旧保持着贵族思想，所以他又将天下一一划分，自己还划在了开阔的大平原上。刘邦再次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他面临的也是分封与集权的问题，集权的秦朝失败了，分封的项羽也失败了，所以刘邦就将二者结合，再次实行了分封与郡县结合的行政结构，即“郡国制”。

汉初，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需要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因此采取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同姓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楚汉争霸时，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子弟九王，

这种分封就必须给与藩王一定的财政、军事自主权，否则无法达到牵制维稳的作用，所以汉朝的藩王分封的不是“食邑”，而是实打实的“王国”。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王朝必然要进行削藩，只不过晁错提出的削藩过于激进，景帝直接拿掉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的土地，这可是诸侯王的命根子，诸侯国必然会与汉庭拼命，于是有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息后，汉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继续推行文帝时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划，先后分封了诸皇子为诸侯王；并取消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中央任免官员治理封国，裁去诸侯国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样一来，

诸侯王失去了自治权，且要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财权也被大大削弱，这就为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奠定了基础。

“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

推恩令的核心就在于土地问题，虽然诸侯王的权利一步步削弱，但土地还是世袭享用的。推恩令则是令列候刮分世袭诸侯王的封地，也就是原来诸侯王的一支世袭封地，推恩令后，变成诸侯王的多支都会封为列候。王国分成若干侯国，依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封地大的王国被分成封地较小的侯国，这个过程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朝廷不用贬斥诸侯王，就使大的王国自己分崩离析，诸侯王由于内部受到封爵的恩惠，明知是削，又不得不受恩（原先无资格继承王爵的子嗣支持推恩），所以这个政策也被称为史上最强“阳谋”。

明朝的社会形态及藩王特点

前文说了，明朝时期的社会形态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卿大夫政治形态，还是士族地主政治形态，都蕴含着政治团体掌控生产资料的迫切愿望，可以统一视为贵族地主。而庶族地主是底层工商业者、佃户、军士等群体，通过财富积累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与贵族地主的区别在于不再按爵位、品级和族姓，而是以占有土地的多少为主。

对于政权来说，庶族地主不要求参与政治，他们又是无数个小的势力个体，对政权的威胁不大，所以并不影响政府集权。反过来说，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的顶峰就在于庶族地主的兴起，生产资料只会通过税收滋养国家，不会通过政治影响政府施政。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清史稿》

这个社会形态就是明朝藩王设置的大背景，所以明朝的分封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国家不会将生产资料分封给藩王，就更不用说治理权、财政自主权了。明朝诸王不领土地人口，地方的行政大权还在于朝廷。

建文削藩的核心也就不在于土地，而是在于藩王手中的兵权，即诸王三护卫。

明朝藩王在战时会成为地方军事长官，这一点是对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如宁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但要说土地和人口，朱棣算是强藩了，他也只拥有北平城和燕王府。秦、代、肃、辽、庆、谷、安这几大塞王都是这种情况，内地藩王则在军事上较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几乎可忽略不计。

朱柏行宫遗址

但建文削藩却从内藩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连削五王，或废为庶人或禁锢，甚至逼得湘王朱柏自焚。内藩没什么威胁还被逼死，塞藩坐拥强兵，怎能不生反心。建文削藩的关键在于削弱兵权，抓住最强的一棍打死，再削弱藩就会减少阻力，这才是正解。如当时户部侍郎卓敬建议将朱棣由北平改封南昌，这个策略反而在朱棣称帝后广泛使用，史称“塞王内迁”，可惜的是为建文提出这个策略卓敬，被朱棣诛灭了三族。若建文采纳了卓敬之策，令朱棣失去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北平，失去燕山三护卫，江西都司，南昌府能有几个指挥使追随朱棣靖难？

朱允炆画像

综上所述，明朝与西汉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因此分封藩王的性质也完全不同，西汉以土地为核心，明朝以军权为核心，两个朝代削藩的重点都不一样，又怎么能“抄作业”呢？推恩令固然是史上最强阳谋，但在明朝无土藩王的身上是毫无用处的，建文削藩的失败就在于先易后难，给了强藩反应的机会。而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也能给出“指点”，或者内迁塞王，瓦解洪武时期就逐渐形成的地方军事共同体；或者直接军事接管燕、宁二藩的边塞重镇，其余赛王的兵权就不难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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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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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刘邦的非刘氏而不能为王，设立刘氏藩王制度以来，历代的皇帝都因为藩王势大，而成了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如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万之乱”等，都给中央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威胁。

汉武帝采取“推恩令”的方法，不费一兵一卒化解了藩王的威胁，明建文皇帝则因为削藩失败，导致自己丢掉明王朝的统治权，即然汉朝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削藩经验，为何明朝的建文皇帝朱允炆，不采用推恩令的办法来削藩呢？

汉朝的藩王制度与明朝的藩王制度不同

刘邦出生于战国末期，所以当他建立大汉王朝后，在分封功臣时难免会守分封制的影响，给了册封国很大权利，就算后来刘邦平定异性王，分自己的兄弟、儿子们为王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

被封的诸侯王享有封地上的税收、军事、官员任免等一切权利，是一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的独立王国。如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被封齐王有七十多座城池。如果他要是有野心、有能力必然会对，中央政府的统治形成强大威胁。

这和当初武王姬发封姬姓为王类似，区别只不过是姬姓诸侯王是去开疆拓土，刘氏诸侯王是在原有的一块土地上被封为诸侯王，享有这块土地的一切，与中央政府直辖的土地并存。

在明朝初期漠北的蒙元实力依旧很强，为了防止哪些手握军权的将军借机壮大，造成尾大不掉难以控制的局面，朱元璋将他的九个儿子分封到，从甘肃至辽东一线的边境地区，

采用类似汉朝初期的分封制度。边境藩王一面节制手握军权将军，一面享有地方行政官宣的任免大权，藩王府还设有王相等一系列官员，这俨然就是一个小朝廷。

后来朱元璋觉得这要是做不太妥当，慢慢开始缩减藩王府的行政权力，从最初有藩王任免王府官员，到由政府任直接任免藩王府官员，最后直接裁撤藩王府官员设置指挥司，指挥司人员多少根据其位置重要性设置。

但这仅仅是收回了藩王的行政主导权，到并没有收回其手中的军事调度权，况且需要节制手握军权的将军，所以保留了藩王的军事自主能力。

什么推恩令

汉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与封地诸侯王共存，相互之间又互不隶属。汉景帝刘启听了晁错的建议削藩，却引起了七位刘氏藩王造反，史称“七王之乱”，好在刘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平定了叛乱，虽说平叛过后对藩王们造成了一定打击，但还是治标不治本大的诸侯王依旧存在。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建议，彻底消除了诸侯王起兵造反被可能性，那“推恩令”是怎么回事？

“推恩令”就是让诸侯王再其封地内分封，除了可以继承爵位的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嗣，

因为，诸侯王爵位都是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嗣都没有机会受到爵位的恩惠，采取“推恩令”候，可以在其封地内给其他子嗣分封侯爵，有中央政府来任命候爵位，

这样一个大的诸侯王国就会分为若干个小的候国，因候国和县是一个级别都隶属于郡管辖，因此，中央政府管不了大的诸侯王国，却可以通过郡县管理越来越小的候国，且郡县的管辖范围犬牙交错，有效的防止了诸侯王相互勾结。

汉武帝的“推恩令”不费一兵一卒，在无形中消灭了诸侯王，还让那些本没有机会享有爵位的人从此得到爵位，因此，汉武帝的这项政策还被称为“仁政”，也名副其实毕竟没有流血牺牲，就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建文帝朱允炆为何没有采用“推恩令”

前面我们自己说了，明朝的藩王初期有行政权，军事指挥权，后来朱元璋收了藩王的行政权，只保留了军事指挥权，也是因为形式需要。

但明朝藩王不能实行“推恩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朝藩王有封地可分封，而明朝的藩王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空降兵司令，没有一寸土地属于他们，而且他们在驻地的一举一动，还受到地方大员的监督，

这就注定建文帝朱允炆，没法像汉武帝一样，采取怀柔的政策来完成削藩，只能靠实力来削藩，可他却是有实力没动力，没能削藩燕王反到让燕王，利用燕王府的八百兵士造反，革了自己的命。

个人认为朱允炆削藩还是操之过急，刚登基才一年就开始削藩，虽说大臣都是朱元璋留下，但是没有多少武将可以用，而朱棣是身经百战的人，再一个就是朱允炆生性仁慈，这也朱元璋选他的原因，而朱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天生就一股狠劲在身上等特质，所以朱允炆即使不削藩，朱棣也会造反只看什么时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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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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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27年，主父偃提出了著名的“推恩”之策：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也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隶属于郡而不隶属于原先的诸侯王国。

汉武帝采纳其策，发布“推恩令”。

此诏一下，诸侯王纷纷请分邑子弟，先后共分封诸侯国180多个。

如此，诸侯王国的土地迅速变小，不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了。

“不行黜埗而藩国自析”，推恩令果然是高招。

既然这么好使，为何建文帝不效仿呢？

推出政策的前提

先不说“推恩令”的内容。

任何政策要推行，前提是：能让对方服从你！

对方不服你，你推出任何政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众建诸侯以分其力”，是汉文帝时期贾谊就已经提出的。

然而，汉文帝时期，诸侯王实力尚强，汉文帝还不敢推出政策，只能视机而动，抓住机会将齐国一分为六，将来淮南国一分为三，重点打击最大的威胁，不敢同时惹“众怒”。

汉景帝时，继续找机会剥夺诸侯国的领地，结果激发了“七国之乱”，形势危险。

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已经没有能够立刻与朝廷叫板的诸侯国了。

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才能够提出“推恩令”，以制度、政策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

同样，建文帝决心削藩之初，他也没有汉武帝那样的条件，立刻推出什么政策来削藩。

建文要削藩，本质上是：朱元璋为消除异姓将领的威胁，将军权转移到了藩王手中。

藩王的权力，是他皇爷爷以《皇明祖训》方式确立下来的。

初登大宝的建文，马上违背皇爷爷的祖训，直接推出政策来削藩，无论是大义名分上，还是实力上，都不具备条件！

推恩令解决不了建文帝的问题

“推恩令”，本质是将诸侯王国的土地、人口分割、削弱。

西汉的诸侯王国，其力量来源，就是土地、人口，其余的财富、军队等力量，都来援于土地、人口。

实行“推恩令”，每“推恩”一次，就削弱了诸侯国的土地、人口，自然能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了。

然而，明初藩王的力量来源却并非王国的土地、人口。

明代封藩之初，就确立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

这种情况下，你采用西汉的方法来“推恩”，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明代藩王的主要威胁，简单直接，就是：军权过重！

各亲王都拥有亲王护卫兵，少者三千余人，多者万九千人，隶籍兵部。

此外，藩王对守镇兵，也拥有特殊的指挥权。

《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王国的护卫兵听从王调遣。如果王国在险要之地，那么，在紧急情况下，守镇兵、护卫兵都要听从王调遣。调发王国内的军队时，必须有朝廷的御宝文书和王令旨。

因此，明初藩王的主要威胁，就是军权过重！

明初藩王的权力过重，本质上是朱元璋在铲除异姓将领时，将异姓将领的权力较到了朱家子弟手中。

所以，一定程度上，您甚至可以把藩王们看成是拥兵大将！

剥夺拥兵大将的权力，当然不是什么”推恩“能解决的，当然是要把兵权直接夺回来！

所以，明初要削藩，就是要削掉藩王的军权，西汉的”推恩令“对建文帝没有任何意义。

建文削藩的关键

明初削藩的关键，当然不是着眼于土地、人口的”推恩“，而是直接削弱，乃至剥夺藩王的军事权。

所以，关键点有3个。

1、削减护卫。

护卫兵，是完全听从藩王调遣的军事力量，也是藩王用来弹压地方守镇兵的武力基础。

因此，剥夺护卫，是削藩最常见的招数。

2、迁徙藩王。

“险要之处，紧急之时”，藩王不仅可以调遣护卫兵，还可以直接调遣守镇兵。

因此，将藩王们调离“险要之处”，是剥夺藩王直接调遣守镇兵的关键。

然而，只要是处于前线的藩王，自然时时处于“险要之处，紧急之时”！

因此，将“塞王”迁徙到内地，是剥夺其军权的关键。，

3、摧毁燕王。

前面两条，都是制度层面的。

然而，对建文来说，燕王的威胁，已经超出制度层面了。

燕王自二十一岁就藩北平以来，已历二十年。其间，“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已经赢得了北平附近军民之心。

朱元璋去世前，表示：“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并确立代、辽、宁、谷诸塞王府的护卫兵及镇守北边将领，“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并单独面示燕王：“总率诸王，相机度实，用防边患，以安黎民”，将“攘外安内”的大权赋予了朱棣。

显然，此时的朱棣，地位已经凌驾诸王之上，超出了制度约束，已经构成了对建文帝的直接挑战！

所以，所谓削藩，其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与燕王的矛盾！

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举措都是虚头八脑没有意义的，而只要解决了燕王，其余都不是问题！

众多削藩建议

鉴于此，建文朝廷中，许多大臣都提出了削藩方略。

齐泰、卓敬的建议都是擒贼擒王+慢慢来。

齐泰指出：应该派大将戍开平，将燕王的部队都调到塞外，削去其他羽翼，缓缓图之。

卓敬则建议：机会不到不要贸然行动。行动的方向应当是将燕王徙封到南昌。

坦白地说，以燕王的文武雄才，这两个方法未必能够奏效，但确实能实实在在削弱燕王，给燕王带来麻烦。

黄子澄的建议则比较“迂回”：先弱后强。

先消灭燕王的同母弟周王及其他几个犯事的藩王，剪除燕王羽翼，再削夺燕王。

建文思之再三，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

削藩之失

建文采纳黄子澄的建议，迅速行动。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五王被削：周王被废迁，代王被幽，岷王被废，湘王自焚，齐王被囚。

其中，除了代王外，其余四王，都驻内地，能力、实力都一般，对局势的影响及其有限。

然而，五王被削，不但打草惊蛇，引起了燕王的警惕，还给了燕王起兵的口实！

如此，燕王既确立了造反的决心，也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了！

而在削燕王过程中，建文也不得要领，打不到“七寸”。

建文削朱棣，立足点是人事任命。

建文下诏“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剥夺了朱棣对北平文武官吏的节制权。

随即，调兵遣将，对北平完成战略包围。

随后，削减燕王府护卫兵，将护卫调走，使燕王身边只剩下了张玉、朱能等800人。

最后，又安插奸细，监视朱棣。

看起来，朱棣已经被剥夺了力量。

但是···仅仅只是看起来而已。

朱棣在北平20年，长时间节制文武将吏，对北平周边军民的影响，不是你仅仅通过人事任免就可以消除的。

同时，你和朱棣玩间谍计···算是找错了对手。

最终，朱棣在准备妥当后，巧施妙计，铲除了谢贵等4人，乘夜夺取九门后，就迅速控制了北平的军队！

随即，朱棣以奉祖悬诛讨奸逆，“以清君侧之恶”为词，宣布“靖难”；并上书建文，指责朝廷任命奸臣及削夺五王之过，赚取大义名分。

削藩行动，直接演变成了靖难之役！

朱棣示范削藩动作

朱棣夺位后，示范了正确的削藩姿势。

首先，是安抚诸藩王。

朱棣夺位后，迅速施惠于诸藩王。

一来，造反夺权，需要安抚诸藩王，稳固形势。

二来，亲亲尊尊，是古代封建王朝稳固运行的基础，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像建文一样露骨地削藩。

随即，徙封塞王。

镇大宁的宁王，镇宣府的谷王，镇广宁的辽王，三位与朱棣同为守塞藩王，实力较强。

朱棣先后将三王迁徙到南昌、长沙、荆州，使其离开“险要之处，紧要之时”，实力大减，得到控制。

如此，北方塞外驻军的指挥权，完全操于朱棣一人之手，再无塞王可威胁朝廷了。

随后，朱棣又削废五王。

与建文帝一样，朱棣也削废了有劣迹、过失的藩王，既绝除后患，又警戒诸藩。

岷王、代王、齐王、肃王、周王，悉数被夺护卫，有的仅剩下几十人护卫，有的直接被废为庶人，又的被逮捕。

削废五王的动作，朱棣放在了最后一步，此时，形势已完全在掌握，稳操胜券，而当初建文却以此为第一个动作，招致大难，相比之下，高下立见。

汉武帝时，经文景的连续打击，能够挑战皇权的诸侯王国悉数被击败，但其他诸侯王国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口，构成隐患。汉武帝通过推行“推恩令”，从根本上削弱诸侯王国的实力，化解其威胁，一切都在点子上，效果自然很好。

建文帝时，藩王的实力并非来源于土地、人口，“推恩令”解决不了问题。

就时机而言，当时的燕王地位在诸王之上，是建文的直接竞争对手，不解决燕王，任何削藩动作都没有意义。

建文帝却“先弱后强”，打草惊蛇，动作虽多，却都没有打在关键处，反而给了朱棣充分准备和起兵口实，最终一败涂地。

朱棣夺位后，分步骤实施削藩之策，先通过徙封削弱威胁最大的藩王，然后再通过削废等方式削弱藩王，从而基本上消灭了藩王对皇权的威胁，其成熟程度远胜建文。

所有的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在能否打在点子上！

不盲目效仿古人，不急躁大意，看准目标，分清步骤，步步为营，才能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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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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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别抢，我来答。

推恩令确实是一项不错的削藩政策，但是应用到明朝朱允炆时期，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为什么说它不合适呢？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推出的政策，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那就是“七国之乱”。

当初汉景帝打算削藩的时候，结果就引发了七个诸侯国的反叛。接着就是杀晁错，因为削藩是他提出来的，所以就被七国诸侯抓住了小辫子。

晁错究竟采取了哪些方法去削藩就不说了，反正就是用力过猛，步子迈的太大。

一上来就把诸侯们的领地给收归国有，这些诸侯王肯定就不乐意了。最终导致“七国之乱”，不过这次叛乱虽然给汉景帝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危机。

但是所幸最后朝廷方面打赢了这场战争，这样一来朝廷方面就占据了削藩的主动权。

这下子朝廷就有理由和说法光明正大的削藩了，汉景帝抓住这次机会，直接废除了楚国以外的其它六个诸侯国。

另外他又趁热打铁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们的权力。

譬如说诸侯王们不能任免封国内部的官员，不能征税，封国内的官员都由朝廷来任免。总而言之诸侯王们除了领取朝廷该给他们的福利外，基本上不能再插手封国内部事务。

所以，尽管七国之乱在它发生时一度威胁到了汉景帝的统治，但是以最终结果来看，由于朝廷方面打赢了这场战争。

使得朝廷掌握了削藩的主动权，但是汉景帝没有一鼓作气把封国全部废除。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一些诸侯还是拥有不小的势力，甚至经常和朝廷唱反调。因此，这些诸侯王依然还是像一根尖刺一样插在朝廷的心窝子上。

而推恩令相对汉景帝时期的急于求成的削藩政策来说，推恩令无疑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政策。

通过要求诸侯去世以后一改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的规定，改由许多个后代同时继承封国，相当于将封国重新封国了一次。

而每个封国都相互独立，互不统属，通过这种层层分封的方式每个诸侯国都分裂成好几个新的诸侯国，基本上断绝了联合起来的可能。

尽管对于嫡长子来说非常不情愿，但是其它兄弟肯定乐于见到这种现象。

因此美名其曰是推恩，实际上就是变相削藩。

这种政策朱允炆并非不可以推行，但是会冒一点风险。

譬如可能会遭到诸侯们的反对，当然如果诸侯们反对的话，这可能恰恰给了朝廷一个削藩的理由。

而朱允炆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朝廷没有掌握削藩的主动权。

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削藩？

毕竟谁也没有造反，你一上台就要剥夺大家的领地，这肯定会引起诸侯王们的反对。

所以，乍一看好像推恩令是最适合朱允炆削藩的政策，我也认为这个政策非常适合，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尽管推恩令确实能够帮助朱允炆削藩。

但实际情形是否真的可行呢？

这个结果还真不好说，毕竟汉武帝能够顺利推行推恩令，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七国之乱”以后，各个诸侯王的实力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这就给朝廷方面打好了一个基础，汉武帝削藩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主动权；

从另一方面来说，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政治能力出色，几遍推恩令行不动，各个诸侯起来造反的话，相信汉武帝有能力可以平定叛乱。

但是朱允炆的政治能力显然要欠缺许多，一上来以后就急于求成去削藩，也不知道他看没看过《资治通鉴》，不然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

为什么就是不吸取教训呢？

还是朱允炆想要表现一把，总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推恩令确实是朱允炆最合适的选择，但是之于能不能成功。

那就是另一回事，如果这些诸侯意识到皇帝是在变相削藩，也保不准他们会起来造反。

所以朱允炆面临最坏的结果就是诸侯们造反，最终事态的发展也朝着这里变化。

基本上和当初汉景帝面临的情况差不多，但汉景帝当时面对的是七个诸侯起来反叛，而朱允炆只是面对朱棣一个，后来又加入一个宁王。

汉景帝打赢了战争，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帝位，也让削藩得以顺利的实施下去。

朱允炆很不幸打输了这场战争，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如果朱允炆打赢了战争。那么后续的削藩肯定就会继续推动下去，甚至都不用什么推恩令出场。

所以，朱允炆最大的败笔反而不是削藩，而是打输了战争，这也是他政治能力不过关的一个证明，譬如任用李景隆这个白痴。

在当时举全国之力攻击朱棣的情况下，朱允炆还能输，也只能说这个皇帝宝座不属于他。

要是当初汉景帝打输了那场战争，估计下场也不会比朱允炆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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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有26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但是朱元璋搞的分封制和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同姓王不是一回事。刘邦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体，王国有自已的军队，任免官吏权，有祷币权。后来发展状大了，对中央构成危胁，才用“推恩令\"手段分化瓦解。朱元璋并没有裂土分封，只是给了藩王守边卫国的军权。

刘邦铲除七个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王，并和群臣杀白马对天盟誓，非刘姓不王，违反者天下共诛之。诸候王受封后忙于安抚百姓，同中央政府相安无事，几十年后做大做强，同中央政府矛盾加巨。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接受御大夫晁错消藩的建议。吴王刘濞等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发动叛乱。叛军虽然势力强大，但仅三个月就被镇压下去。除楚国被改组外，其他六国被除国。

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各个王国已无实力对抗中央，只能听从摆布。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又设锦衣卫，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他对诸将都不信任，几乎杀尽开国功臣。朱元璋对儿子非常信任，封以王爵之位，有能力的手握重兵，守卫边疆地区。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能够镇住手握兵权的儿子，朱允文则对手握兵权的叔父们则相当忌惮。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允炆登基后即开始对叔父们动手。朱允炆消藩有个特点，专拿软柿子捏。周王，代王，湘王，齐王和岷王等五个弱小的王都被收实啦！

接下来的是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假如，朱允炆开始拿朱棣下手，燕王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退一步说，朱允炆逼朱棣主动造反也没毛病。清康熙皇帝三藩之乱时，有大部分省分参与叛乱都没有成功。朱棣仅以北京城的力量对抗一个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既使后来有朵彦三卫的蒙古骑兵加入实力也不行。

朱棣发动靖南之役时，也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在南征时屡战屡败，几次差点儿丢了性命。朱允炆胜利在握，他既要打败朱棣，又不想担杀叔父的罪名。多次告诫诸将:\"勿使朕背杀叔之名。\"明军不敢打，朱棣有了免死牌，则有侍无恐冲在军队的最前边。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削灭殆尽了，齐泰和黄子澄等人不是朱棣的对手，李景隆无乃父之勇，为了身家性命献城门投降了朱棣。朱允炆没有汉武帝时的王国割据的困境，只想剥夺叔父们手中的军权，确功亏一匮，丢了皇位，消失的无影无踪，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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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宋安之来回答！

说白了建文帝朱允炆之所以没有用推恩令，根本原因在于推恩令在明朝根本没有实施的土壤。接下来宋安之来具体说说。

先说说推恩令。

推恩令是汉武帝元朔二年，由大臣主父偃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也就是说在推恩令之前，诸侯王死后，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没有份的，所以诸侯王的势力是一代又一代完整的传递下去。而推恩令以后，除却嫡长子继承皇位以外，朝廷允许诸侯王以“私恩”将自己王国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其他儿子，封其为列侯，这样一来一代代传递下来，王国是越来越小，自然不具备威胁中央朝廷的实力。

虽说汉武帝并非强制性推行推恩令，分封与否由诸侯王自己决断。但这些诸侯王明白不响应不行，于是与汉武帝血缘疏远的诸侯王率先响应，然后慢慢的其他诸侯王也开始不得不响应，最后这些诸侯国的势力是越来越小。

可以说推恩令是相当成功的，的确起到了削弱诸侯王的效果，史书记载推恩令实行以后：“诸侯稍弱，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小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

再说说推恩令为什么在明朝没有实施的土壤。

因为西汉的分封和明朝的分封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西汉的分封，可以说就是在建立国中之国。汉高祖刘邦分封的诸侯王，是大者连城数十甚至跨州兼郡。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之中，宛若皇帝一般，政治上可以自置属官，经济上可以自征租赋甚至可以自铸货币。

明太祖朱元璋应该是借鉴了西汉的七王之乱原因，所以他虽然大封诸王，但较之西汉的分封制，已经有很大不同。

明朝的分封制特色在于“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也就是说诸王不领土地人口，地方的行政大权还在于朝廷。诸王只领军队，而诸王的兵权一般是来自三护卫。即使诸王可以干涉地方行政，但也只是依靠自己的兵权影响罢了，跟西汉的国中之国根本不是一回事。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于明朝的分封制，评价的就很到位：“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

也就是说明朝虽然分封诸王，但诸王并没有自己的封国自己的疆域，只有领兵之权，地方行政也是由中央朝廷下派官员管理，藩王是无权管理的。

所以推恩令根本对明朝的藩王没用，因为明朝藩王没有统治的疆域，不存在通过推恩令来削弱诸王的势力。总不能将三护卫那么点兵力，平均分给诸王儿子，然后一代代分下去，分到诸王的三护卫没兵为止吧，那样太儿戏了。与其那样还不如直接收回兵权呢，因为朝廷的兵力对于诸王是具有碾压性优势的。

谢谢观看宋安之独家原创回答，欢迎吐槽、点赞、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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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削藩，汉武帝成功，建文帝却将江山拱手，便让一些人认为建文帝如果采用“推恩令”式削藩，其似乎可能成功。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根本不了解历史。西汉适用“推恩令”，明朝则不适用。

（1）汉朝建立几十年来一直在削藩，汉武帝前面几位帝王共同努力的结果，朱允炆则是刚开始就遇到了劲敌

从汉朝建立伊始，削藩就从未停止。先是消灭了韩信等异姓王。然后，建立了同姓诸侯制度。刘邦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宗室力量的薄弱，故大封同姓王，“尊王子弟，大启九国”。

汉景帝时期晁错献策削藩，爆发了“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平定，但侯国反叛中央的威胁还在。汉武帝继位，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令”进一步削藩。

（2）汉朝建立几十年来诸侯王实力一直在被削弱

诸侯王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除丞相和御史大夫外，其他官职可自己任免，拥有官吏任免权。在封国内，诸侯王有自己的领土、军队、官僚系统、财政自理、拥有治权和军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度自治”。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诸侯国名义上是和皇帝相等的——都是有土之爵。这样的分封制度让诸侯王有了反叛中央的实力。

“推恩令”是“令诸侯的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其核心在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通过不断分封，将诸侯国不断分封，使其辖地不断缩小，彻底失去反叛中央的实力。

“推恩令”是高明的削藩手段，因为藩国自主权过大，如果采用直接削夺的方式，容易激起诸侯王反叛。毕竟汉景帝时期晁错（晁错献策汉景帝削藩，直接削夺诸侯王的领土，激起诸侯王以“清君侧”名义反叛，也就是吴楚七国之乱，晁错被杀）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3）“推恩令”只是锦上添花，没有诸侯王造反之心已无不可能实现

推恩令在本质上还是削藩或者说弱藩，诸侯王心里明明白白，为啥不反抗？主要还是汉高祖、文帝、景帝三朝不断地武力削藩，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彻底丧失了反叛中央的实力，只能乖乖就范，被迫接受汉武帝的“推恩令”，眼睁睁看着藩国被弱化。

“七国之乱”后，即使中央直接撤藩我相信诸侯王也不敢反抗，即使反抗也能被中央轻易平定。简而言之，“推恩令”是削藩的锦上添花之举，但不是削藩的根本解决方法。

（4）明朝的藩王制不适用推恩令

朱元璋也考虑了藩王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弊端，所以他规定“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明朝的藩王有封号没有领土，有爵位却不能管理百姓，可以食俸禄却没有管理权。只有军权没有治权，且军权也受中央节制，没有皇帝诏令不得擅自发兵。

明朝独特的分封制决定了，中央削藩不适用推恩令。它缺乏推恩令的前提条件——明朝藩王没有土地，土地上的百姓归明廷管理。“推恩令”则是将藩王的军权和治权分离，治权不断缩小、军权就不断缩小。但明朝藩王就没有治权。

本文作者：坐古谈今特邀作者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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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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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即位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武装和中央集权的激烈矛盾。按照朱元璋的美好愿景：

“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安排藩王们负责守护边疆捎带着吃喝玩乐，不允许回到京城、没有兵权只有护卫队指挥权。朱元璋的本意是好的，有效的避免了儿子们争权夺利，又能维护国家统一。

如果朱标不死顺利继位，他爹的这种安排是最合适的。可偏偏朱元璋不走寻常路，朱标死后把皇位过继到嫡长孙朱允炆头上，原本心怀希望的儿子们一瞬间又心如死灰。朱允炆年幼、根基尚且，又怎么让他的叔叔们服气？

于是朱元璋自认为是的治国良策，成了扔给朱允炆的定时炸弹。

1398年，年仅21岁的朱允炆登上皇位，削藩成了首要问题。此时得朱允炆还在纠结剪蓝线还是红线，这时候翰林学士黄子澄提出一个关键建议：

“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

黄子澄站在国家大义，综合国力的角度分析，认为藩王得护卫队并没有造反实力，一支私人保安团怎么是我们正规军的对手？顺势列举汉朝七国被削不就那么回事么？削藩没有皇上你想的那么复杂。我这里不介绍两人之间怎么有的过人交情，

反正朱允炆听到这些话后心里非常踏实，并且按照黄子橙的建议付出行动。结果黄子澄的这次致命引导，让朱允炆盲目判断藩王实力，在暴力削藩的问题上越走越远，最终逼迫朱棣打着靖难的口号，浩浩荡荡杀进南京抢走皇位。

可见朱允炆失败得削藩方式才是罪魁祸首，加速点燃藩王这颗定时炸弹的催命符。

其实早有人就削藩事宜向朱允炆提出更具格局性得建议：

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曰：“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

高巍和韩郁建议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削藩。这里我再简单的解释下推恩令，

汉朝分封后诸侯国独立为政，形成名副其实的国中国，严重威胁到君主中央集权，于是汉武帝时执行主父偃的推恩令，以前只有诸侯王嫡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和封地，现在分封诸侯国庶子为列侯，也有权利继承诸侯王土地，这样子诸侯国一分为多势力大减，自然而然土崩瓦解

。再通俗点解释就是：激化内部矛盾，以前只有一个人吃的蛋糕，现在人人都可以吃，自然吃的更快。

明朝的藩王虽然没有封地、行政权力、税收权力并不和西汉一样形成独立王国，情况不同应对的方式也该不同。高巍提出的推恩令中，关键要素

“以地分之”转变成“以权分之”，让藩王的儿子也能享受独立待遇包括独立护卫队、国家福利等，藩王庶子们势必会因为权利打的头破血流，间接达到削藩目的。更可怕的是高巍提出异地分封的策略，从根本上拔除藩王根据地，强势如朱棣也只能望皇位兴叹！

此“推恩”，非彼“推恩”。但在削藩问题上高巍等人的建议更合理、更诛心。

高巍的削藩策略应了兵法中的上者伐谋，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而朱允炆本着婶婶可以忍，叔不可忍的原则已经迫不及待，还是决定暴力削藩。另一方面高巍影响力比黄子澄还是差点，黄子澄是铁杆太子党，朱元璋默认的辅政大臣，他从入宫起便不离朱允炆前后，不管读书写字，还是生活起居。在朱允炆即位后，便立刻提拔黄子澄，很多重要政务也要和其商议，包括削藩。而黄子橙本着国强兵壮的上位者理论，自然倾向暴力削藩，和朱允炆的心思不谋而合。

除了高巍、韩郁就削藩问题看的通透，户部侍郎卓敬也提议让朱棣改封南昌

：

“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

结果这件事却被朱允炆当做屁放了，最终被朱棣篡位。

朱允炆在削藩问题上犯了四个错误：

第一，低估藩王实力。

按照明朝规定藩王的护卫队最多扩招近5万7千人，而类似燕王、晋王、宁王之流还兼职守护边疆的任务，手里都有十几万人马，而且这些部队常年征战，训练有素。

第二，没有判断力。

朱允炆受黄子澄、方孝儒等人的影响太多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朱元璋在世时，两人谈过削藩问题，朱允炆提出，以德感化、以礼约束、最后动刀子的方式获得朱元璋赞赏，结果事到临头，早忘的一干二净。

第三，激进式的削藩。

朱允炆采取先弱后强的秩序进行削藩：

“会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连湘、代诸府。于是废橚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