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胡惟庸真的要谋反吗？
朱元璋为什么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胡惟庸真的要谋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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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设了一个局，谁入局谁死。
他的这个局实际上得从李善长罢相之后开始说起，当时，朱元璋跑去试探刘伯温，说：“老李辞官了，我想让杨宪接手他的工作，老先生呀，你看怎么样？”
刘伯温素和杨宪交好，皇帝竟然问自己能不能让杨宪当宰相？皇帝这么喜欢猜忌，哪能说杨宪的好话？所以，老刘老老实实地评价了杨宪：“杨宪呀，我看不行，他这个人虽是宰相之材，可却无有宰相之气量。”
老朱有点意外老刘会这么说杨宪，既然老刘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想了想又问：“杨宪不行，那么汪广洋如何？”
老刘摇头：“汪广洋更不行，他心胸之狭隘甚于杨宪。”
老朱见老刘又否决了汪广洋，心中顿时又有了一个人选：“胡惟庸呢？”
老刘仍然摇头：“宰相是为帝王驾车之人，让胡惟庸为相，我怕他会弄断车架的车辕呀！”
老朱顿时气了，杨也不行，汪胡也不行，看来呀，只有老先生才能当咱的宰相了！
老刘急忙摇头，不行不行，我更不行，我又嫉恶如仇又懒于处理繁务，让我为相，恐怕只会辜负圣恩呀。
刘伯温跟了朱元璋这么多年了，他深知朱是一个怎样的人，朱恨不得将天下之权揽于一身，李善长之所以罢相，不也是惹恼了朱？
更何况，朱元璋动不动说刘伯温是“我的张良”，张良为刘邦打下江山后的结局，刘伯温可一清二楚，所以此时朱一说让他当宰相，他便知道这是朱在试探自己，所以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这事要换成了胡惟庸，恐怕老胡当场便会磕头谢恩说，好呀，好呀，我一定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刘伯温却不会。
所以，刘伯温没有入朱元璋的局，一个名为“废相”的局。
朱元璋想废相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李善长仍在相位之时，他便已经感觉到了相权对皇权的诸多掣肘，再加上李善长擅权骄纵，所以他当时就想废了李善长。
为此，他还特意跑去和刘伯温商量，但是被刘伯温给劝住了：“李善长功勋卓著，颇有威望，又能调和诸将，你别冲动。”
朱元璋虽然没动李善长，但是废相的念头却越来越浓了。
李善长的辞官罢相，正好给了朱元璋一个设局的好机会，这个局可以说是一个必死之局，谁入局谁就得死。
朱元璋为什么要问刘伯温杨、汪、胡三人适不适合当宰相，难道他真不知道杨、汪、胡三人的为人？说白了，他是想让刘伯温入局，可是刘伯温实在太精明了，根本不上他的当，他能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所以，刘伯温不是劝他不要用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吗？他偏偏要用！
朱元璋用的第一个人是杨宪，只不过，杨宪确实和刘伯温说的一样，心胸太狭隘，所以虽然几乎有了宰相的权力，却还没来得及坐上宰相的位置便已经被砍了头。
杨宪升任中书右丞之后，一边想取代李善长，一边又想打压汪广洋，他虽然成功地打压了汪，可却输给了李。
杨宪当不成宰相，废相的局也开不了，所以朱元璋的目光转向了汪广洋。
杨宪一死，朱元璋急忙一纸诏书将被贬到海南的汪广洋召回了南京，然后被迅速提为右丞相，也许是怕汪广洋重蹈杨宪的覆辙，所以这才急迫地让他当宰相吧。
刘伯温不是说汪广洋的心胸更狭隘吗？让汪广洋当宰相，还怕他不犯错？只要他犯了错，便可以治他的罪，然后顺势废相！
可是，朱元璋又失望了，汪广洋当宰相后却没有利用相权打压异己，反倒玩起了尸位素餐。
朱元璋怒了，不但罢了汪广洋的相，还贬他去了广东。
1373年，汪广洋被罢右丞相一职，半年之后由胡惟庸接任，废相之局这才得以顺利进行。
胡惟庸能够顺利为相，也得亏了李善长的举荐，此时李虽不在相位，可却仍然能够影响到朱元璋的人事任免，由此也可见他的势力有多强了。
所以，胡惟庸方才为相，为了坐稳相位，他只能也得靠向李善长。
对于朱元璋而言，胡惟庸和李善长还是同一阵营，所以对胡惟庸下手也不能太早，但是他知道胡迟早和李分道扬镳，所以他只能等。
这一等，便是4年。
1377年，此时胡惟庸已经稳坐相位，当了左丞相，但是缺一个资历相当的政敌，只有让他有这么一个政敌，他才会出手，才会露出破产，所以朱元璋又将汪广洋调回南京任右丞相。
不论汪广洋能力如何，只要他在右丞相为上，便是对胡的威胁，所以专权跋扈的胡肯定会出手打压汪。
所以，朱元璋只要坐看胡、汪相斗，他们越斗，破绽便会越多。
1379年，朱元璋终于出手了。
这一年，御史中丞涂节突然同时举报胡惟庸和汪广洋，说刘伯温是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知情不报。
让人怀疑的是，涂节原本被胡惟庸收买了，打算一起谋反，可是为什么却突然举报胡惟庸意图谋反呢？
所以，涂节可能是朱元璋故意推到胡惟庸身边的地雷。
胡惟庸一则确有一定的野望，二则受到了朱元璋的逼迫，此时为相多年的他已经积蓄了不小的势力，所以才决定铤而走险。
涂节的举报，正好给了朱元璋下手的机会，最后朱元璋不仅杀了胡惟庸，还得以借着胡惟庸案给顺势废除了丞相制度。
涂节可就倒霉了，举报完了胡惟庸，自己也没能幸免。
所以，胡惟庸当时宰相之后，朱元璋为了等一个对他下手的最佳时机，只能选择忍了，这一忍便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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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跳进去之后差点就没能跳出来，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
朱元璋打天下，李善长功不可没，因此明朝建立后，李善长就成为中书省左丞相，位列百官之首。
不过，李善长封相是洪武三年的事情，而在此前两年，朱元璋其实并不愿意将权力分给任何人，封李善长为丞相其实是为了安抚淮西勋贵集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历史上，朱元璋是个极度贪念权力之人，达到了神经极其敏感、猜忌心超强的程度。
李善长封相之后，很快就开始膨胀了，他不但待人苛刻，嫉妒心强，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朱元璋因此很不开心，就准备罢黜李善长。
有一天，朱元璋找来刘伯温，问他李善长之后谁可以当丞相，结果他将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一一都给否决了，大意是说这三个人虽然学识和才能，但要么气量不行，要么人品不行，只有李善长最适合当丞相。
朱元璋听完更加不开心了，觉得连刘伯温都害怕李善长，就更应该罢免他了，于是很快就让李善长回家养老去了。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先后让杨宪和汪广洋担任中书左丞相，结果杨宪专权而汪广洋办事畏手畏脚，朱元璋为此十分上火，开始考虑永久废除中书省，将大权收归已有。
不过，朱元璋也有自己的苦恼，那就是功臣集团依然强大，尤其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在朝中影响力十分巨大，朱元璋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感受，于是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为什么是胡惟庸？因为他是李善长推荐的人，他在洪武六年就是中书右丞相了，其特点是能力强办事得力，尤其擅长迎合朱元璋的心意，为了让朱元璋满意，不惜人力物力也要完成。
据史书记载，朱元璋也很欣赏胡惟庸，还认为他对自己很忠心，为了给永久废除中书省赢得时机，也为了给李善长个面子，所以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
因此，胡惟庸其实只是个能力不错且还算听话的过渡品，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将他也给废了的。
但是，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就是他给自己挖下的一个坑，他差点没从这个坑里跳出来。
李善长罢相之后，朱元璋对他依然礼遇，也很重视他的意见，他为了让自己在朝中培植势力，就趁机向朱元璋推荐了当时只是县令的胡惟庸，胡惟庸因此火箭班蹿升，很快就做到了中书右丞相的位置。
在担任中书右丞相期间，胡惟庸极力讨好朱元璋和李善长，甭管其他宰相如何变，胡惟庸不但位置坐得稳，后来还十分幸运地当上了尚书左丞相。
然而，胡惟庸不知道的是，他已经成功进入了朱元璋设下的局，只不过他的野心和胆子太大，后来差点将朱元璋拉下马。
作为当时的独相（朱元璋为了废除中书省，没有设置右丞相），胡惟庸尝到了权力给他带来的极大快感，他不但大肆敛财，排除异己，就连生杀废黜之事都不禀告朱元璋。
比如说，有官员想要升迁，就会赠送大量钱财给胡惟庸，胡惟庸就会想尽办法满足官员的愿望；但是，凡是有人上书弹劾胡惟庸，胡惟庸就会将奏章扣押下来，朱元璋根本就看不到。
不仅如此，胡惟庸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还敢于痛下杀手，就连徐达和刘伯温等朱元璋的亲信也不能幸免。
比如说，当时徐达担任大将军，他听说胡惟庸的种种劣迹之后很是气愤，于是入宫将这件事告诉朱元璋，但朱元璋为了实现废除中书省的计划，对胡惟庸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胡惟庸听说徐达说自己的坏话，很是气愤，于是买通徐达府上的守门人福寿，让福寿伺机谋害徐达，但后来福寿不忍心背叛徐达，所以将胡惟庸的阴谋诡计和盘托出，徐达因此幸免。
还有刘伯温，洪武八年正月他病重之时，朱元璋让胡惟庸带着药去探望，但他憎恨刘伯温曾向朱元璋说自己的坏话，竟然在药中下了毒，结果刘伯温喝完药后更加不适，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刘伯温去世后，朝中能够对胡惟庸掣肘的人物就没有了，再加上朱元璋的一味放纵，所以胡惟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竟然违反朱元璋的禁令，让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
眼看胡惟庸与李善长狼狈为奸，朱元璋开始有些着急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不但没有理会大学士吴伯宗对胡惟庸的弹劾，而且默许了胡李二家的联姻。
因为朱元璋的宽纵，胡惟庸在朝中地位再次提升，大臣们再没人敢弹劾他了，甚至很多官员都很害怕胡惟庸，生怕得罪他而被弄死。
而这正是朱元璋要的效果，事情正在按照朱元璋的预期一步步向前发展，他只需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就可以将胡惟庸给彻底搞臭，从而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职务了。
但是，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会赶出一些朱元璋都无法预料的事情。
大约在刘伯温去世后不久，有些官员为了巴结胡惟庸，竟然说胡惟庸家乡的井中突然长出了石笋，而且井中的水喷出了数尺高，这是天大的祥瑞；还有官员说，胡惟庸三代祖坟在晚上都有火光，将夜空都照亮了，这也是天大的祥瑞。
胡惟庸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但他对此深信不疑，再加上他很害怕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追究他的罪责，因此有了谋反的想法。
当然了，想要谋反，就必须获取军队的支持，胡惟庸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当时，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因为小事被朱元璋斥责，内心十分畏惧，胡惟庸趁机威逼利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拉上了贼船，还让他们四处招兵买马，为谋反做准备。
不仅如此，胡惟庸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收为心腹，并将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收买，还让他游说李善长，准备让李善长也参与谋反。
李善长虽然受朱元璋礼遇，但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他怨言很大，很想参与谋反；但李善长又担心谋反失败，所以以年老为由拒绝，但没有禀告朱元璋，而是默许其造反。
胡惟庸为了寻找更多人支持，还曾派人联络倭寇和北元，让他们出兵作为外应，但还没等胡惟庸的使者出发，就出了一件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胡惟庸的儿子仗着是丞相的儿子，竟然驾着马车在闹市飙车，结果他的儿子坠车而亡，他恼羞成怒，竟然将驾车的人给杀死了。
朱元璋得知这件事后，觉得影响很不好，盛怒之下就说要胡惟庸偿命，胡惟庸为了平息风波，说可以拿出金帛补偿驾车人，朱元璋开始还不许，但终究没把胡惟庸怎么样。
这件事之后，胡惟庸感觉到朱元璋的态度明显有变化，因此十分害怕，就与御史大夫陈宁和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加紧密谋，并积极联诺文臣武将和各方势力，随时准备造反。
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准备动手了，他在府中埋伏了大量士兵，然后派人去请朱元璋到府中做客，说他家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朱元璋向来喜欢这些东西，就在前呼后拥之下出了宫。
朱元璋走到半路上，一个叫做云奇的太监突然跑到朱元璋的马车前，他拉住马绳不让马继续前进，但因为他太着急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朱元璋身边的卫士见云奇冲撞皇帝的车架，就走上前抓住他，然后一顿乱棍下去，差点没把他打死。
这件事惊动了朱元璋，他上前查看云奇，云奇依然说不出话，但用手指着胡惟庸家所在方向，不一会儿他就死去了。
朱元璋这才感觉到事情不妙，于是立马返回宫中，然后登上城楼观察，发现胡惟庸家花园中竟然暗藏大量手持武器的士兵，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朱元璋这才知道胡惟庸竟如此大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但他同时也意识到，铲除胡惟庸、永久废除中书省的机会到了。
很快，朱元璋就派人包围了胡惟庸府，然后将造反的一干人等全部抓获，不久后就将他们全部处死，并向天下昭示了胡惟庸的罪名。
胡惟庸因为谋反而死，这个罪名不可谓不大，朱元璋趁机废除中书省，丞相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职务，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果不其然，朱元璋做完这一切之后，极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连胡惟庸的推荐人李善长也老实了，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
回顾一下朱元璋“捧杀”胡惟庸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实在太过惊险了，要不是云奇及时提醒，朱元璋可以就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
那么，这个云奇是何许人？有一个说法是，他是朱元璋当和尚时候的同门师兄弟，朱元璋登基后他前去投奔，最后成为了一名太监，他对朱元璋十分忠心，因此冒死阻拦朱元璋去胡惟庸家中。
还有个说法是，在朱元璋去胡惟庸家前四天，御史中丞涂节已经将胡惟庸谋反之事告诉朱元璋了，朱元璋之所以去胡惟庸府中，只是为了打探虚实，但他没想到胡惟庸在府中安排士兵准备刺杀他。
不过，胡惟庸虽然死了，但朱元璋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他准备利用胡惟庸谋反之事进一步扩大“战果”，从而将皇权最大化。
一个人物随着浮上水面，这个人叫毛骧，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明朝第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不过胡惟庸担任中书左丞相的时候他还是五军都督府的一名小将领。
比较有意思的是，史书记载毛骧曾参与胡惟庸谋反，还帮胡惟庸牵线拉桥，介绍了很多人到胡惟庸府中效力。
胡惟庸谋反案爆发后，毛骧很快就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因此有学者推测，毛骧其实是朱元璋安插到胡惟庸身边潜伏之人，他的任务或许就是帮助胡惟庸走向谋反之路，从而给朱元璋对丞相制度进行毁灭性打击创造条件。
胡惟庸死后，毛骧开始暗中调查跟胡惟庸往来之人，最终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朱元璋终于开始收网了。
先是李存义被人告发谋反，他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胡惟庸暗通倭寇和北元的事情付出水面，但他并没有供出哥哥李善长。
后来李善长的家奴也站出来控诉他，将他与胡惟庸暗中往来之事全部说了出来，朱元璋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下狱。
李善长一倒台，勋贵人物的家奴纷纷跳出来说话，就比如说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就说他与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
朱元璋借题发挥，大量功臣被他下令逮捕，最后有一公爵、二十一侯爵受到牵连，被处死者三万余人，李善长及族人七十余人被杀，只有他的儿子李祺因为是驸马（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为妻），所以和两个儿子活了下来。
而这一切，跟毛骧的背后操作干系莫大，但朱元璋在用完毛骧之后，就将他当做垫背给处死了，以此来平息众怒。
通过这一番操作，朱元璋的皇权进一步扩大，他随即立下一条规矩，后世之君不得再立丞相，丞相之事交由六部分别处理。
不过，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由于《明史》前后记载矛盾，关于胡惟庸案的疑点实在太多，所以很多学者指出，胡惟庸极有可能并未谋反，谋反之事只是朱元璋在他死后让毛骧强加给他的，为的就是以此来牵连更多人进去。
按照这个说法，朱元璋等待了七年才选择杀掉胡惟庸，并废除丞相制度，但依然遭到了很多外部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朱元璋不得不将胡惟庸说成谋反者，并以此打击以李善长为首的功臣集团，从而平息风波。
不管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一点基本可以明确，那就是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务是十分忌惮的，他太想将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了，所以采取了很多特别手段。
但是，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他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但很快就觉得很累，于是设立了四辅官制度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等到朱棣登基之后，就设立了内阁制度，用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成员只是皇帝的顾问，权力依然在皇帝手中。
历史上，明朝皇帝的权力超过之前所有朝代，而这一切之所以实现，其实正是源于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之事，胡惟庸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后一名丞相。
至于说胡惟庸有没有真的谋反，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想要他成为最后一个丞相，他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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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忍胡惟庸七年，是因为朱元璋的目标不是胡惟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惟庸案”就是一宗冤案，因为有很多罪名胡惟庸本人都不知道，全是朱元璋捏造出来的。
胡惟庸专权，引起朱元璋的注意
自从淮西功臣的大哥丞相李善长退隐江湖，丞相一职几乎一直被胡惟庸把持，汪广洋、杨宪也曾就任过丞相一职，但是都是短时期，只有胡惟庸一人在丞相一职上坐了整整七年之久。
胡惟庸在任期间不断的打压反对他的大臣，升任服从他的大臣。很明显，胡惟庸的意图就是结党营私，这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是很严重的了，但是更严重的还在后面。
结党营私也就算了，胡惟庸竟然敢架空朱元璋，让朱元璋当名头上的皇帝！凡是奏章经过中书省，胡惟庸都要看一看，只要是不利于他的，他都会藏起来，有的时候胡惟庸还会自己批，这样下去那还得了。
处决犯人是必须要经过皇帝同意的，然而胡惟庸竟然敢在没有经过朱元璋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他在朝中的势力，擅自做主处决犯人。
不知道胡惟庸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能够自由地升降官员，能够自行批阅奏章，能够让朱元璋看到他想让朱元璋看到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还能够私自处决犯人，乍一看还要朱元璋干嘛？
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那我干嘛？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迫使朱元璋明白一个问题，
如果说后世的君王昏庸无能，那么朝政必然会被能干的丞相把持，而他朱元璋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就得拱手让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元璋隐忍胡惟庸的目标，是胡惟庸背后的丞相制度
元至正二十五年，这时的朱元璋仅仅是华夏大地上众多枭雄中的其中一位枭雄。朱元璋当时虽然并未是皇帝，但是却已经拥有皇帝的集权思想。
这一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坐在书房看《宋史》，旁边站着写起居注的詹同。当朱元璋看到赵普建议宋太祖赵匡胤收回诸将兵权时，对在旁的詹同说：“赵普真的是贤相啊，如果说那个时候宋太祖不将诸将的兵权收回，到时候宋朝必将跟五代一样混乱！”
从这一段谈话可以看出朱元璋此时虽然不是皇帝，但已经对权力产生欲望，产生国家必须只有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随着朱元璋越走越高，也变得越来越坚定，特别是在胡惟庸出现以后。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下达一条命令，那就是奏章不能分成两份来送，之前是送给皇帝一份，再送给丞相一份，从这一刻开始只能送一份，而这一份只能送给皇帝，不能送给丞相。
胡惟庸从洪武六年担任丞相，到洪武十一年已经当了五年的丞相。按道理来说，胡惟庸的官场之道应该已经悟的相当深了，知道朱元璋这是在警告他，但事实是胡惟庸依旧为所欲为，想干嘛就干嘛，还跟之前一模一样。
胡惟庸之所以不怕朱元璋，是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必要怕朱元璋。当时满朝上下都是胡惟庸的党羽，而且胡惟庸还拉上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淮西功臣的老大）当后台，相当于开国功臣以及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朱元璋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想动他，也得掂量掂量。
虽然说朱元璋有生杀大权，但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吧！胡惟庸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后来事实证明胡惟庸太天真。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罪名是谋反，身为主角的胡惟庸被诛三族，案件时长高达十年，被处死者共有三万多人，其中有权有势的有：河南侯陆棸、韩国公李善长、中丞涂节、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等等（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纵观整个封建社会，像胡惟庸案这种谋反案能够杀三万多人的也就只有朱元璋。之所以胡惟庸案能够杀三万多人，是因为朱元璋想借助胡惟庸案除掉一些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
胡惟庸仅死一个月（真够快），朱元璋当即下令废掉丞相制度，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一切事物直接上报皇帝。
朱元璋在废掉丞相制度的同时还下令，今后他的子孙也不准设立丞相，如果说有大臣建议他的子孙设立丞相的话，必定严惩！
按道理来说，丞相制度传承了两千多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就已经存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多多少少也得头疼上那么一阵子，毕竟中书省有那么多的官员，这些官员该怎么样分配也是一个问题。
可是呢？
事实是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后，对于官员的分配形如流水，在丞相制度废掉的那一刻全部安排到位，还顺手把总管全国军权的大都督府的权力分成五份。原本国家只有一个大都督府，后来国家有：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
从胡惟庸仅死一个月，朱元璋就废掉丞相制度，废掉丞相制度后，又能够即刻分配官员，同时废掉大都督府，很明显是蓄谋已久。
胡惟庸事实上并没有谋反
关于胡惟庸谋反被告发的过程，《明史》与《明史纪事本末》各自有各自的说法，告发的人也各自不同。
《明史》记载，洪武十二年十月，占城国使者到南京进贡，胡惟庸私自将这件事情隐瞒下来，没有告知朱元璋，直到占城国使者到达南京，朱元璋才得知此事，怒不可赦，这已经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别人家的使者到你的国家，你竟然连个招待都没有准备。
朱元璋明白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胡惟庸在后面搞鬼，是不可能有人敢隐瞒的，所以朱元璋第一时间就将胡惟庸找了过来。胡惟庸对于此事表示不知道，将责任推给负责此事的礼部。
这时的胡惟庸，如果将这件事情认下来，表示是自己工作的疏忽，或许顶多也就是被大骂一顿，但是他却将责任推给礼部，彻底惹火朱元璋，你难道当我是白痴吗？没有你的允许，礼部敢吗？
朱元璋当即下令，将与这件外交事件有关的所有人员全部抓起来，严刑拷打。胡惟庸的死党御史中丞涂节看这朱元璋张牙舞爪，特别的恐惧，将胡惟庸谋反一事上报给朱元璋。
紧接着朱元璋就将胡惟庸杀掉，处死胡惟庸的三族，进而深入调查，开启长达十年的胡惟庸案。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十三年五月二日，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准备去胡惟庸家。路途当中，有一个人走出来阻拦住朱元璋的去路，朱元璋以为这个人是要说什么，所以一直盯着他看，可是那个人一言不发，看着很紧张。
朱元璋决定看一看这个人到底要说什么，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个人就是不开口。朱元璋怒不可赦，认为这个人是没事找事，命令手底下的人给这个人一顿教训。这个人很奇怪，被打的过程中一直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朱元璋心中瞬间涌起一丝丝的不安感，这个人为什么要一直指着胡惟庸的家呢？
朱元璋决定退回西华门，登上西华门城楼，看看胡惟庸的家到底有什么猫腻。朱元璋一登上西华门城楼就发现胡惟庸的家中埋伏着一大堆带甲的武士。朱元璋明白了，原来胡惟庸是想谋反。朱元璋当即调遣兵马围住胡惟庸的家，逮捕胡惟庸。拦住朱元璋去路的人叫做云奇，是西华门内史。
这两种记载虽然不同，但是都透露出一个信息，朱元璋抓捕胡惟庸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仅仅是告发，并没有实质性证据。云奇告发胡惟庸谋反，也仅仅是告发，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朱元璋并没有抓到胡惟庸家中的那些武士。
这也是为什么《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
胡惟庸的大罪状，都是在他死后才强加在他身上的，比如欲刺杀徐达、收养死士、通“南倭北虏”。
经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论证，胡惟庸不存在造反的事实，胡惟庸造反的事实都是朱元璋捏造出来的。胡惟庸生前没有与倭寇勾结，更没有与北元勾结。
指认胡惟庸与北元勾结的人叫做封绩，这个封绩其实是江苏人，朱元璋强行将他改为河南人，改为元朝的旧臣。指认胡惟庸与倭寇勾结的人叫做林贤，与封绩一样，都是朱元璋随便从监狱中找出来的人。
胡惟庸的死亡，小部分原因是僭越，大部分原因是他背后的丞相制度。
结语
胡惟庸就是一个盲目自大、彻头彻尾的小人，如果说他能够有刘伯温、李善长的一半头脑，也不会成为朱元璋集权的祭品了。李善长都不敢让朱元璋没事干，而他胡惟庸竟然敢让朱元璋没事干，当个挂名的皇帝，明显是找死。
朱元璋集权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有利的，帝王权力的加强能够更加有利于国家统一，更加有利于国家抵御外敌，更加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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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定罪“谋反”被杀，涉案人员多达三万余人，早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颁布了朱元璋诏令:
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
凡事六部管辖的事情都不用经过中书省，意味着丞相的权利成了摆设，胡惟庸彻底失去信任，他从洪武六年（1373）继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五年，胡惟庸从官场得意马上变成人生失意。
这么一算朱元璋只忍了他两年，就准备让胡惟庸人头落地。
当然光看时间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时间过后，我们可以发现答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的《昭示奸党录》里，定位李善长为胡惟庸从犯处死。
用了整整十余年时间，朱元璋才平息了胡惟庸案的怒火。可见胡惟庸案牵连之众，影响之广在明朝四大案中独树一帜。我用这十年发生的事，我给大家一一揭开胡惟庸案背后的秘密，到底是谁在隐忍？谁在谋反！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意味着近二十年的民族矛盾彻底消灭，让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是激烈的内部矛盾开始不断激化，明政治体系分成淮西、浙东两派，双方为了权势不停地拳打脚踢。
胡惟庸就是淮西派的中流砥柱，我们仔细看胡惟庸的履历，在朱元璋开国分封六个公爵，二十八个侯爵的名单中他并不在列，就这样胡惟庸能从一个七品知县跃为百官之首，替代李善长作为帝国权柄最大的左丞相。
胡惟庸的崛起是党争态势中的异形产物，随着党争而和皇权相争。
类似淮西、浙东的矛盾从任何朝代无法断绝，汉朝有外戚之争、宋朝有文武之争、唐朝有牛李党争，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这种党争之所以无法断绝是因为党争的发起人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人物，处置不好会动之国本。
强势如朱元璋，怎么能容忍被大臣拨弄敏感的专权神经？于是在党争中寻找突破口，发现两党是以丞相一职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丞相的职能是辅佐皇帝承上启下，而党争的恶化让丞相成了打击政敌的最强武器，承不承上大可不必，但是必须启下。
在李善长的带领下淮西集团无限做大，浙东集团开始凋零。原本可以制衡的政治体系成了一边倒，成了皇权和党权的直接矛盾，皇帝和丞相的硬性PK。此时朱元璋已经有心事罢黜丞相，于是劝退李善长，而李善长却把胡惟庸这只奇兵埋伏在明政治体系。
胡惟庸作为李善长的绝对嫡系，朱元璋为什么选择继续放任淮西党？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致仕，作为开国六公爵之首，李善长的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反观淮西一派，也丝毫没有因为带头大哥的失势低调行事，放弃私利，反而越发努力巩固自己党派地位，这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地方。
在确定丞相一职时，朱元璋曾和刘伯温有过一次
“相位论”，
刘伯温曾举荐过三个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评价最低: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本意是指胡惟庸就是个搅屎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次富有深意的谈话却决定了明朝最快的职位轮换。
实际上杨宪和汪广洋是朱元璋的代言人，用来制衡淮西党，维护皇权的职业打手。朱元璋本意是不想倾向浙东党，继续在两党中间首鼠两端，可惜这两人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杨宪利用职能大肆打压对手，而洋广洋无为而治，说好的听我的话办事，可是臣办不到。可胡惟庸能办得到，那就让他上吧！
朱元璋和李善长，到底是谁捧杀式的让胡惟庸走向灭亡？
杨宪、汪广洋先后在丞相职位上一轮游，然后人头落地。胡惟庸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左丞相职位，淮西党又焕发第二春，胡惟庸充分发挥了丞相职能，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不断的把淮西一派的利益最大化，最嚣张的时候甚至瞒着朱元璋扣押奏章，独自专权。
胡惟庸的膨胀，除了干了些违法的事，最主要的是干了两件大事。1，继续对浙东集团的无限压制，设计谋杀刘伯温。2，不断贴近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党派，和李善长结为间接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接替了自己位置不说，还接创造了最坏、最作的淮西领袖。
好吧，朱元璋是时候亮出那把隐忍屠刀！此时的浙东党团灭了，淮西党烂透了，该收拾收拾停业整顿了。在胡惟庸儿子摔死后，朱元璋让其抵命，胡惟庸案轰轰烈烈的爆发了，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而李善长却一直默认了胡惟庸走向作死之路，冷眼旁观曾经最忠诚的下属。
胡惟庸的倒台，是谋反？还是为了结束最后的党争？
谋反罪，号称必死罪！胡惟庸为什么非要以谋反定罪？再回到洪武十一年，也就是胡惟庸失势的那一年。朱元璋强调:
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
说明朱元璋已经发现胡惟庸乱权。而胡惟庸压根没有军事背景，更没有军事指挥权，靠什么谋反？何况整整拖了两年。
最后胡惟庸死了，丞相制废掉！同时朱元璋的手术刀还默默的收割了武将集团，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
文武体系全部破而后立，背后的秘密只有一个，朱元璋开始为自己得儿子铺路，实现全部中央集权。胡惟庸必须死，同时必须覆灭的还有捆绑着的淮西集团。那么谋反罪，就是最合事宜的罪名，朱元璋要还儿子一个政治清明。
事实上朱元璋对李善长一直心存幻想，胡惟庸案件前后并没有准备彻底清算，可是朱标意外死亡，朱元璋才决心除掉这位一直隐忍的始作俑者。胡惟庸案持续到十年以后，也是李善长隐忍的十年，是朱元璋皇权和权臣争斗的十年，也是无数人头落地的十年。如果非要搬出盖棺定论，我相信最有心事谋反的应该是李善长，胡惟庸还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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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简述一下胡惟庸被杀的过程：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专制。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等为友。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麾下，充当小吏，因为胡惟庸是开国功臣、丞相李善长的女婿。数年间，步步升迁。中书省执政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很有才干，处事谨慎小心，获得了明太祖朱元璋和丞相李善长的宠信。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在他任期内，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
第一代丞相徐达、李善长与朱元璋一起打过江山、出生入死、共过患难，彼此了解信任。这两个人办事往往先请示朱元璋后再具体执行，皇权、相权彼此相安无事。胡惟庸任丞相却不同：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擅自做主，直接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过来看：凡是举报、弹劾、不利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朱元璋审阅，找个借口和机会便对呈报人实施打击报复。凡是奔走于其门、投靠攀附、贿送自己的，便可以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发展到恃权自专，朝中大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了事。
前左丞相、大将军徐达知道他的奸恶、阴险，向朱元璋举报。胡惟庸得知后，便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谋害徐达，被福寿告发。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对朱元璋揭发过他，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令胡惟庸带太医探视，胡惟庸便借机将刘基下毒致死。学士吴伯宗弹劾过他，差点大祸临头。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却将驾车的人杀死报复。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说什么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后代有“天子”之命。胡惟庸就更加得意、自负，从此便有了异心。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又曾与御史大夫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受到朱元璋责骂。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责令其前往西北去招降蒙古，又无功而返，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胡惟庸便暗中对他们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胡惟庸因儿子坠车
杀死
驾车人
的
事被朱元璋得知，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等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并以“图谋不轨”罪诛杀了胡惟庸的九族。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之后，“丞相制”被罢黜，这就是明初著名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后来“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告结束。
后世不少学者认为：胡惟庸排斥异己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胡案的症结在于胡惟庸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奏请，便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感到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也有不少史学者和明史专家指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回答完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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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独创“丞相”官名，百代皆承秦制。“相也者百官之长也”，而“丞”本身有辅佐之意，同时与“承”字相通，有承受之意。意思是，丞相承接皇命，辅佐施政。
由于君主既需要丞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的权力，所以历代以来，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都未停歇。
（丞相官名自秦朝始）
以前都是贵族政治，世家大族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皇帝不方便直接与世家大族发生矛盾，而且国政事情繁琐，皇帝一个人也顾不过来。于是，丞相就代行百官之长，作为官僚集团的代言人，向皇帝汇报工作。
随着科举制的产生，朝廷的官职脱离了贵族政治，因此，皇帝开始缩减丞相的权力。宋太祖废君相“坐议之礼”，开始在待遇上降低，直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时，直接罢中书省，废丞相制。
使得朱元璋动这个心思的，就是胡惟庸案了。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前后所杀3万多人，连韩国公李善长也在因此案被杀。
胡惟庸案实情如何，在明朝时就有争议。可是案发后，丞相制度被废，是为事实，而且朱元璋还命令后世子孙，如大臣议复立丞相者凌迟处死，皇帝立丞相者直接废掉。
（朱元璋崛起于社会底层）
可见，朱元璋对丞相制度极为忌惮，原因为何呢？
朱元璋是底层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对官僚集团充满了不信任，但是国家行政又离不开这些人。所以，一开始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朱元璋就延续了元朝的中书省和左右丞相的制度。
大明朝第一任丞相是李善长，这个被朱元璋称作比肩萧何的开国功臣，在这个岗位上做了4年。李善长的工作明显没有达到朱老板的预期，因为朱元璋发现李善长已经成为淮西勋党的首领，一些矛盾纠纷，朱元璋说话都不如李善长好使。虽然李善长是文臣，但是也是打过仗的，朱元璋十分担忧李善长会做乱。
恰好'李善长不是那种宰相肚子能撑船的人，他为人刚愎自用，睚眦必较，拉帮结派，大权独揽，让朱老板忧心不已，开始心生反感，就开始设置了御史来制衡。可是朱元璋发现，李善长根本不受控制，因此就开始冷落他。
李善长自以为朱元璋离不开他，假意要辞职，结果朱老板立刻批复同意。李善长傻眼了，说的话没法收回，只好回家了。
（李善长被罢相）
李善长这一走，心里不踏实，就推荐了姻亲胡惟庸来接替。这个胡惟庸也是淮西勋党成员，只是他加入比较晚，所以资历浅。考虑为了平衡淮西勋党的势力，同时便于掌控，也是为了给李善长一个面子，虽然刘伯温说过胡惟庸不能为相的话，朱元璋还是把相位给了他。
让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胡惟庸一开始还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后来同样也是大权独揽，肆无忌惮，且由于洪武朝屡次北伐，丞相居中调度，竟然收获了一大批死党。
这让朱元璋感受到了失控的危机，但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前线将士正在用命之时，贸然处置可能会造成大面积叛乱。
于是，朱元璋开始通过故意冷落胡惟庸的方式施加压力，并且改了工作流程，让六部有事不要知会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报告。
这是明显要夺胡惟庸的权，胡惟庸做丞相7年，骄纵不法的事肯定不少，一旦失势，胡惟庸心知不会有好结果。在危机的压力下，胡惟庸做了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是说的过去的。按明史的记载，胡惟庸做了很多具有谋反迹象的工作，如在自家院子里埋伏刀斧手、勾结日本武士和北元等。其中，宁波林贤案发是在胡惟庸已经被杀数年之后才案发。为此，朱元璋还下令关闭宁波通商口岸。
（胡惟庸横行不法）
不过，朱元璋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废杀胡惟庸，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将起兵作乱的根源——淮西勋党给解决掉。眼看着朱元璋重典治国，这些淮西勋党有阴谋作乱的想法是可能的。他们可能不会自己造反做皇帝，更有可能推倒朱元璋，立一个比较听话的皇子做皇帝，从而实现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治天下的局面。
所以，朱元璋借胡惟庸案，是想将这潜伏在暗处的阴谋势力连根拔起，至于胡惟庸案的实情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皇帝的政治需要，即使没有实情，也可以编织出来。
胡惟庸案绵延十多年，最终李善长也因此案被杀。要杀李善长可不容易，他是开国第一功臣，而且有免死金牌，除了造反大罪，根本没可能杀掉他。所以，朱元璋不惜罗织罪名，借胡惟庸案杀了他。
有能力，有实力，有威望能实施造反大业的人都被杀了，朱元璋认为大明天下该稳如泰山了。朱标认为朱元璋杀气太重，朱元璋就丢下一根荆棘，让朱标抓起来。朱标不能抓，朱元璋说，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刺都给撸平了，再交给你呀。
所以，胡惟庸是真要谋反吗？他是有那个能力和实力的，然而他的所有罪名都不能说是罪证确凿的。至于为什么要等了七年才动手，这是因为胡惟庸飞扬跋扈的丞相生涯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另外，朱元璋需要时间让胡惟庸制造更大更多的对立面，才能顺利地推动废除丞相的决策。
朱元璋本人是工作狂人，他废了丞相后，朝中大事咸决于皇帝一人。到了朱棣时，由于长期在外征战，不得不设置内阁来管理一些小事。到了明仁宗时，由于他身体不好，就又给内阁升了官，明朝的内阁制度逐渐形成。
（内阁制度取代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用以避免君权旁落，可是很快明朝的内阁制度的职权又超过了宰相制度。文官内阁制度的强大，使得明朝皇帝备受牵制，但凡有些想法的皇帝，都受到了文官集团的抵制，甚至还有些皇帝的去世，显得疑点重重，如明仁宗、明宣宗的去世，明武宗、明熹宗落水而死，背后有没有文官集团对君权的反动行为，已不可知。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往后的明朝历史却又等来了内阁制度，这可能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可见，在历史规律面前，朱元璋个人能力再怎么强大，终究还是要屈从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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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的死，主要是因为他入了老朱布的局。从历史上的种种蛛丝马迹来看，胡惟庸基本没有造反的可能。
至于老朱为何要忍胡惟庸七年的时间，苦心去布一个套让胡惟庸去钻，这事就得从头说起了。
胡惟庸加入老朱麾下的时间非常早，公元1355年，老朱刚开始脱离岳父郭子兴，自己出来单干的时候，胡惟庸就投奔了老朱。这个时期的朱元璋，还处于创业阶段，麾下能招揽来普通的底层起义军，已是不易。而那种识文断字、能够替老朱出谋划策的文人，那就更是极为稀罕了。
因为加入的时间够早，本身学识也不差。所以，胡惟庸自打加入老朱麾下的那天开始，就比较受重用。更巧的是，他和老朱麾下的头号文官李善长是同乡，两人关系极好。因为这层关系，胡惟庸在老朱麾下的文官体系内，就更受重视了。
不过，老朱想要创业打江山，更多的还是得依仗那些武将，去真刀真枪地替他打拼。至于文官，在开国创业阶段，可能就没那么吃香了。好在胡惟庸工作做得也不错。虽说不能真的上阵杀敌，但文官那一摊活确实干得不错，老朱倒也很欣赏他。
洪武元年，明朝建立的时候，胡惟庸被提拔为太常少卿。这是个正四品的官职，大概就是个负责礼仪和祭祀的官职。从这个官职我们也不难看出，明朝开国的时候，胡惟庸其实真的不算太过重要。刨去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武将不说，就算在文官系统内，正四品也不算位置太高。比太常少卿官大的，绝对是一抓一大把。
照理来说，开国时才官至四品的胡惟庸，距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怎么看都遥不可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至少得把排在他前面的那一大批开国文官，全都熬死之后，自己才有可能。
但是，就在明朝开国之后，因为一个现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胡惟庸的命运。
这个现象，名叫党争。
老朱创业那会儿，麾下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最早开始追随老朱打天下的那群人，这群人大多生于淮西，基本上都是老乡。所以明朝开国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站到一起，形成了所谓的淮西党。另一类则是后来老朱逐渐发展壮大，逐渐依附而来的文人。因为这群人，很多都出身于浙东，所以形成了所谓的浙东党。
党争的出现，让老朱感到无法忍受。当时北元朝廷还在，明朝还没有彻底拿下中原所有地盘，你们就开始内斗，这还了得？更重要的是，在两党明争暗斗的过程中，老朱忽然发现，双方为了斗争，会本能地争权。而这种争权，不管会从对方的手里去争，还会从他这个皇帝的手里去争！
而且，随着后来浙东党势力越来越大，全面压制了淮西党以后，在朝堂上越来越有一家独大之势。如此一来，他们从老朱手里争权的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了。
你们这是活腻歪了吧？
朱元璋这个时候，自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着老朱逐渐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发现问题似乎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管是淮西党还是浙东党，都是开国功臣，想要收拾起来，极为困难。甚至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杀了一个，就会带出一窝。对于当时还没有彻底拿下整个中原的明朝来说，此时杀戮功臣，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老朱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布一个局。
这个局的关键，就是废掉旧有的丞相之位，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丞相这个位置，权力实在太大了。只要丞相这个位置还在，不管谁当，都会权力很大。只要权力很大，就会分走自己手里的权力。而且当时淮西党的领袖李善长，正是凭借担任丞相之位，才能全面压制淮西党，甚至从自己手里抢权。
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直接干掉李善长，马上宣布取消取消丞相之位。但是，李善长是开国功臣之首，从当时的局面来看，就算是老朱，也不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轻易杀掉李善长。另外，李善长还是整个淮西党的领袖，如果杀了李善长，就得同时杀掉一大批文官。这对于老朱而言，同样不是个好办法。
所以，老朱首先用了一些小手段，逼李善长辞去丞相之位，暂时退休回家。然后，换一个资历浅名望低的人上来，担任丞相之位。
正是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原本没有半点机会的胡惟庸，就被这张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给砸中了。
洪武元年，胡惟庸还只是个太常少卿。而到了洪武三年，仅仅三年之后，胡惟庸就被提拔为中书省参知政事，相当于是丞相决策团体中的一员。又过了三年之后，洪武六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直接升迁为左丞相！
仅仅十年时间，胡惟庸就从一个四品文官，一步步成为明朝权力体系当中，仅次于朱元璋的那个人。
随着官位越来越高，胡惟庸一步步走向那个大明权力最高点。但同时，胡惟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上位，其实是老朱有意识的引导。或者说，胡惟庸认为，老朱真的是看中了自己的才干，所以才提拔自己。
胡惟庸从来没想过，老朱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把他当猪养。
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胡惟庸，开始在丞相这个位置上，肆意争权揽权，广结朋党。这其实也不奇怪，毕竟以前绝大多数朝代的丞相，都是这么干的。没有朋党，没有门人下属，如何实行政令？但在这个过程中，胡惟庸也越发侵占到老朱的权力范围。
在老朱眼里，天底下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属于他。而胡惟庸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是从他嘴里夺食。
再等等，等你真的长得特别肥了以后再杀你。
洪武十二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到明朝进贡。当时胡惟庸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没及时和老朱汇报。老朱借着这件事发作，斥责整个中书省，下令让中书省进行整改。作为中书省的主官，胡惟庸自然难辞其咎，但是在磕头谢罪之后，胡惟庸却开始推卸责任，将责任推卸给礼部，礼部又把责任推回给中书省。
这下，老朱总算有理由抓人了。
老朱当即下令，把所有涉及到的官员，全都抓了起来。
接下来就好办了，都是明朝最高级别官员，谁屁股底下没有点脏东西？为了脱罪，那就互相指认呗。在老朱的种种操作下，最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说胡惟庸要谋反。
老朱终于等到了这个杀人的理由。
老朱当即下令，杀胡惟庸九族，并且将胡惟庸朋党一并杀掉。杀掉胡惟庸之后，老朱下令，就此废除丞相官职，将权力下放给六部，同时设立大学士制度，让大学士给皇帝做顾问，最后由皇帝做决策。
不过，胡惟庸案其实并没有随着胡惟庸的死而结束。老朱最开始的打算，是贬黜李善长，让资历声望都很一般的胡惟庸上位，再广结朋党，最后一举清除。如此一来，既不需要杀那些开国功臣，又能将丞相之位废除，彻底解除党争之祸，可谓一举数得。
但老朱最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想简单了。
胡惟庸被杀之后，虽然没了丞相这个位置，但老朱依然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是会受到掣肘。于是，老朱就将目光，再次投向那些开国功臣身上，投向了已经退休多年的李善长。
洪武二十三年，在胡惟庸已经被杀十年之后，老朱再次举起屠刀，掀起了胡惟庸案的下半场。老朱以谋反为名，杀掉李善长，并且株连了大量开国功臣。至此之后，昔日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淮西党，近乎被老朱自己给杀绝了。
纵观整个胡惟庸案，我们不难发现，胡惟庸从上位开始，就是老朱精心布置的一个局。为了不牵连到大量开国功勋，影响国家稳定。老朱才不得不将一个声望资历都不行的胡惟庸，扶上丞相之位。而老朱的目的，就是要让胡惟庸主动结党，然后一举铲除，彻底废掉丞相之位。
至于谋反，那就更不太可能了。老朱马上得天下，对京城内看管极为严格，甚至创造性的搞了锦衣卫这样一个部门。胡惟庸身为一个文官，想要在老朱眼皮子底下，玩谋反的戏码，可能性基本为零。
胡惟庸或许至死都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步步高升与败亡，其实都是在老朱一手操控当中。他的存在，不过只是老朱的一枚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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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宰相，在他之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从此消除了中书省对皇帝权力的约束。按照谁得利谁作案的原则，可以推定胡惟庸只不过是朱元璋废相链条上众多的牺牲者之一，这大概也是胡惟庸有无谋反之所以成为谜团的原因之一。
几乎历任新皇开国都少不了一场对老臣腥风血雨般的大清洗，朱元璋更是做到了“极致”。他以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亦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将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
胡惟庸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布局从刘基(刘伯温)就开始了。刘基是那个在建国前为朱元璋献上战略方针的谋士，他建议朱元璋“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上灭元”；是那个建国后为大明王朝可以掏心窝子的明朝“魏征”，当朱元璋向他询问丞相人选时，他说杨宪有才，但气度不够；说汪广洋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胡惟庸会推翻朱元璋的“车”。
朱元璋让他做宰相，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实人才济济，要明主仔细去发现了。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没过多久，胡惟庸就接替李善长做了宰相。
由此，刘基才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游戏，他可能被朱元璋出卖，胡惟庸可能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于是，刘基在洪武四年选择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但胡惟庸终究还是没放过他，他向朱元璋上报说，刘基在老家找到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恨又可杀。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朱元璋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新朝的政治斗争在他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官员之间相互攻奸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了刘基，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但胡惟庸恐怕也没想到，下一个就是他。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将矛头对准了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而在此前，杨宪在洪武三年就死于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的诬蔑之下，洪武十二年右丞相汪广洋也被赐死了，接着朱元璋可能认为罢中书省的时间到了。
胡惟庸深谙为官之道，但关键时刻还得看贵人运如何。李善长就是胡惟庸的官场贵人，在他的引荐下，胡惟庸一路青云直上，终于在洪武三年入驻了中书省，出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广洋被出迁广东，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岁，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
洪武十年九月，迁为左丞相，汪广洋仍出任右丞相，但自打汪广洋洪武六年被迁出后，实权就落到了胡惟庸手里，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止，做了长达七年的丞相。
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关联很大，李善长是皇亲，临安公主嫁得是李家儿子李琪，而胡李两家人又认了亲戚，因此，胡李二人来往甚多，杨宪之死，胡惟庸就是献谗言的那个人。再到后来，李善长也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都牵扯到了胡惟庸。
胡惟庸不论从人品，学识还是才干，都比不上刘基，而他之所以成为丞相很大因素在于，朱元璋早就摆好了一盘大旗，那就是罢中书省，废丞相，将所有的权力全部归结到皇帝手中，不再有人对朱家人指手划脚。
胡惟庸一直以为自己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在刘基死后，已不按正常上奏途径行事，内宦外室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对自身不利的就搁置一边。四面八官急于升官的文武大臣，争相向其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他，几乎掌握了官员们的生杀大权。
一时间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威胁极大。朱元璋不得不加快“罢中书省，废丞相”的步伐。丞相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年多年的时间，继争夺相权的相互激烈倾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朱元璋在发起讨伐胡惟庸之前，在洪武九年，就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官，高布政使一员，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有名无实，丞相的权力随之被削弱。
到了洪武十年左右，发生了“奏言实封直达御前”和“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两件大事，表现出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症和对官僚机构及官员们的信任缺失。这对胡惟庸来说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胡惟庸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是坐以待毙还是铤而走险，他选择了后者，君权与相权的斗争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朱元璋多次问责胡惟庸，胡已感到万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为保命，纠集一伙人起来谋反，也在情理之中。胡惟庸还没来得及起兵造反，后院已经起火了。
《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儿子坠死车下，胡惟庸杀挽车者。《明史纪事本末》又说是马死，胡惟庸杀挽车者；《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说法不一。不管如何，朱元璋对这一事件发话了，“命偿其死”，这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多名官员涉案，被杀之人多达1.5万。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并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而且还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朱元璋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为目的，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分散了皇帝在行政上的权力。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不想再设丞相了。而胡惟庸一案只不过是将废相的时间表提前了而已。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胡惟庸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的政治斗争逻辑分析，可以说胡惟庸谋反是有其必然性的。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停止，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涉及胡惟庸案而被诛。本年度因李善长案而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下。
但高潮还没有来到，朱元璋借口肃清逆党的杀戮行为还在继续，下一个出局的人是蓝玉，同样以谋反的罪名被诛杀，通过蓝玉一案，朱元璋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通过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朱元璋几乎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西天，最后连徐达也没有放过。
如果说杀胡惟庸是在夺相权，那么之后一系列的杀戮有功之臣，这无疑是在夺军权啊。最后，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的集三权于一身，从此每日埋头于工作中。据《春明梦余录》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
可以说，朱元璋在制度杀戮中成功杀死了制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在自杀，将自己沦为制度下的奴隶，让我们“祝贺”他吧，终于圆了皇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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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忍了七年其实就是指胡惟庸做了七年的丞相，问题的核心也是这七年的丞相不断向朱元璋的皇权发起挑战，故而才有了“胡惟庸案”的皇相之争大结局。所以从这一点看，
胡惟庸的谋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彻底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因此这也是胡惟庸谋反的一大疑点，即朱元璋自导自演的废相闹剧，当然，这里胡惟庸的嚣张跋扈是在尽力的配合朱元璋的演出！
胡惟庸案始末
胡惟庸是以李善长为师友，也是以李善长为核心，拉拢了淮西势力为一个官僚群体，成为明初最大的一个权利集团。胡惟庸本人也是于洪武六年（1373年），由李善长推荐，出任了大明王朝的右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时就进为了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当然，这也得益于杨宪被诛。
“（刘）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明史》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关系甚好，他将哥哥之女嫁与李善长之侄李佑为妻，二者结为姻亲，算是强强联合，故而淮西朋党权势滔天。胡惟庸也就更为嚣张，甚至是开国功勋都已不入其法眼，如与其有背，便加以收拾，徐达因不满其嚣张行径，直言不讳的告发到朱元璋那里，因此受到胡惟庸排挤和图害，刘伯温的突然离世更是和其脱不开关系。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明史》
胡惟庸独揽大权以后，生杀废黜皆可自断，甚至是高层官员的处罚与任免都不报与朱元璋而自行处理。内外各部门的奏章，都由胡惟庸率先过目，不利于自己的，便扣下不再上呈。明初朱元璋废罢的众多功臣武夫，职权尽失，便奔走于胡惟庸门下，贿赂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以求提携，这也是其培植自己势力的有力证据。
陆仲亨、费聚先后因小事受朱元璋处罚，随后胡惟庸便笼络二人为己效忠，按《明史》的说法，二者也成为胡惟庸在外募集兵马的左膀右臂。胡惟庸因与陈宁曾同坐中书省，因此二人结为朋党，后又拉拢毛骧、刘遇贤、魏文进等人作为爪牙。而后，胡惟庸令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为外援。又令元旧臣封绩外联北元，请兵为外应。一切准备就绪，时逢胡惟庸之子乘坐马车时坠死，胡惟庸便私自处死驾车马夫，此事引朱元璋大怒，令他偿命。胡惟庸害怕至极，于是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并散布消息于自己培植的势力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但时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遣使入明朝贡，胡惟庸身披旧罪仍不收敛，独断外使朝贡一事，未报朱元璋，恰恰被内廷宦官碰见，上报朱元璋后再引龙颜大怒，于是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胡惟庸与汪广洋推诿责任于礼部，礼部又推中书省，这等推诿引起事态升级，朱元璋彻底爆发，牵扯出众多高层官员的不法举动，关押下狱者众多，其中涂节为邀功自保，便告发惟庸谋逆。御史中丞商皓当时受牵被贬中书省吏，为图官复原职，亦告发惟庸谋逆筹划，因此胡惟庸案事发，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皆遭诛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再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私下往来诸事，朱元璋定其罪为“
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一家70余口遭诛；陆仲亨家奴封贴木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以及赵庸都参与了胡惟庸的谋逆筹划。朱元璋继而彻查，肃清逆党，后还牵扯出“蓝玉案”，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结束，该案涉及“一公二十一侯”，诛杀同党三万余人，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案件疑点
据《明史》另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家里老宅水井涌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赏，称之为“大明祥瑞”。朱元璋去往途中，于西华门被太监
云奇
匆忙拦下，并手指胡家，朱元璋敏锐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有变，因而立即返回宫中，登上城楼才发现胡惟庸家里布满甲士，于是立即逮捕胡惟庸，当即处死。
“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钱谦益
但据《明太祖实录》来看，此事发生的四天之前，涂节刚告发胡惟庸的谋逆企图，朱元璋心有多大呢，还能去胡惟庸家里？再者，胡惟庸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要在家里刺杀朱元璋，会让城墙上的人看见家里的刀兵？城墙上可都是守卫宫廷的侍卫啊！所以云奇告变之事应该属于杜撰。也是此事的记载，留下了胡惟庸案的历史疑点，故饱受史学界争议。
事件分析
此事件中，不管胡惟庸是否真有叛乱之举，他都有必死的理由，那就是相权对于皇权的挑战超越了朱元璋的心里底线。
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下令大臣上奏，不可“
关白中书省
”，也就是说大臣奏报任何事，中书省不需要知晓，这已经表明了朱元璋要加强皇权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胡惟庸的擅权就是对于皇权的挑战，外国使臣入朝纳贡都不报与皇帝，国是谁的国？谁又是国的君？而在胡惟庸案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体现了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意图，此举也
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
，皇帝独揽大权，至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再者，从胡惟庸案牵扯出来的朝廷重臣来看，淮西官僚集团就是朱元璋整治的对象，由于淮西朋党的拉山头和小团体，导致了明朝官僚体系的亚健康状态，限制了明朝官僚体系的健康发展，这对于国本而言是不利的。淮西势力在明初为朱元璋制衡新派官僚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刘伯温、宋濂等势力的衰败，淮西势力不仅不再是制衡利器，反而成为毒瘤，故而需要削弱。
综上所述，胡惟庸在位七年，政绩不错，亦成为朱元璋制衡官僚体系的有力武器，但在其权势日渐上涨时，需要迎头痛击，当皇权不断受到挑战时，更需要及时纠正。正如《明史》所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此话即可以理解为胡惟庸谋反之罪不止是公布的那些，还有更多可以挖掘；亦可以理解为朱元璋至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胡惟庸谋反的证据。故而胡惟庸有没有谋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皇权在此事过后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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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根本没有造反的念头，也没有造反的手腕和魄力，更没有能力！他之所以被朱元璋当成造反杀死，只不过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的一枚棋子罢了。
可怜的胡惟庸，为你默哀。
（胡惟庸剧照）
自从老朱得了天下，他就一直思考，到底怎么才能守好江山呢？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他老朱在世期间，无人敢造次，问题是他死后呢？他那不知道多少代的子孙呢？能不能守好大明的江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谋划，决定推翻自秦朝以来确立，流传至今的权力系统架构。
要确立新的权力架构，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们，就是最大的阻力。
要解决这些曾经的“兄弟们”，当然不能直接强硬来，这样很可能会让他们抱团起来对抗自己，因此，必须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以正当的“理由”，逐个处理。
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老朱翻手为阳，覆手为雨的高超政治艺术。
先拿最嚣张、职位最高的丞相李善长开刀，选择他为首要目标，是因为他不但高居文官之首，还是淮西集团勋贵的代言人，甚至可以指挥得动军方势力！所以文武两道通吃的李善长，上了老朱黑名单第一位。
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明史·列传第十六》
（李善长剧照）
但考虑到李善长功劳巨大，只把他排挤去职就行了，还不能随便安个罪名杀了他，假若雷霆手段杀了他，会打草惊蛇，开国功臣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那样就不是老朱想要的局面了。
因此，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李善长因为生大病不能上班，遂向朱元璋辞职回家养病。实际上，李善长是被老朱排挤走的。
起初，李善长刚当上丞相不久，就开始飘了，心里除了老朱外，基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死。按察使李饮冰、参议杨希圣看不惯李善长的专权，上本弹劾他“骄侈觖望”，希望老板朱元璋能敲击一下李善长。
谁知李善长反倒打一耙，诬陷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希望老朱惩罚他们，那时候的朱元璋，还没有改组权力架构的念头，便袒护了李善长，把两人的脸刺字，以示惩戒。
李善长看到老板朱元璋只是把他们俩脸上刺字，惩罚太轻了，于是他私下用刑，叫人割去李饮冰双乳，导致其当场惨死；又剜掉杨希圣的鼻子，囚禁在淮安。
后参议李饮冰与希圣弄权不法，丞相李善长奏之。太祖将二人黥面，云：“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割饮冰之乳，即死；劓希圣之鼻，淮安安置。
——《国初事迹》
（李饮冰与杨希圣剧照）
正是李善长如此残忍打击报复这两个小官员，令朱元璋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一个专权的文官首领，又能指挥得动军方，要是图谋不轨，那后果不堪设想，就算他老朱在位时，没人敢造次，保不住他死后，后代再出现这样的权臣，从而威胁大明江山。
于是，朱元璋生出了改革权力架构的念头，开始排挤李善长，排挤李善长的具体事迹，不见于史料实录，但《明史》仍可窥见一斑。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
—《明史·刘基传》
这个“事”，说白了，就是朱元璋在找茬，没事找事的弄李善长，于是，就有了洪武四年，李善长生病辞职回家那一幕。
李善长一走，胡惟庸就正式上场了，这个人的履历，很有猫腻，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刚刚称吴王），当正四品太常少卿，职责是管香火蜡烛，主持拜神祭祀的。可以说是个清水衙门官。
（胡惟庸剧照）
但到了1370年（洪武三年），突然被提拔为中书省参知政事。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丞相，是专门削弱丞相权力，增大皇权的目的的。
又过三年，即洪武六年，待在老家里一直关注朝堂的李善长，或许看出了一些猫腻，上书推荐胡惟庸为右丞相，奇怪的是老朱立马就准允了。
又过4年，即1377年（洪武十年），胡惟庸竟然当了左丞相，位列百官之首！一个平平无奇，无寸功立身的人，竟然短短时间，火箭一般升级成文官之首，说没有猫腻，鬼都不信。
笔者个人判断，朱元璋在培养一个害群之马，来害死那些开国功臣。
果不其然，不久，胡惟庸案爆发，老朱的大刀终于落下，大肆屠戮。杀戒一开，就不能回头，老朱又借着“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清除了所有他认为有威胁的人物。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三点：
一、整治吏治，惩戒贪污腐败；二、除掉权臣，为朱允炆继位扫清障碍。三、废除宰相制度，分散权力配置，重新改组权力架构，加强中央集权。
其中第三点才是最主要目的，他要构建一个万世不易的权力体系，来维持朱家的统治。
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反罪杀了胡惟庸后，直接废除了丞相制——废除宰相府中书省。将原中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负责人由正三品，提升为正二品，仍掌管旧职责，直接由皇帝管辖。
杀了很多开国大将后，武将集团也被瓦解，朱元璋把军队最高统帅机构——大都督府，拆分为五，称为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全国各地的军队。
接着，又废除权力过高的御史台，改成督察院和掌察院，品秩与六部尚书一样是正二品。
如此一来，中央权力架构改组完成。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
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
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
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
君并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
处以重刑。
——（《明太祖实录》卷239）
文官系统、武官系统、监察系统都已经改组完毕，那么要是他们集体出了问题，或者联合起来，又怎么办呢？
老朱冥思苦想，又让他整出了三套系统：即锦衣卫系统、宦官系统、诸王系统。
锦衣卫是皇帝耳目，不受任何机构管辖，独属皇帝统领，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皇帝身居皇宫，被群臣蒙蔽，监察系统又失效之时，锦衣卫起到补充监察、镇胁群臣的作用。
宦官系统则是为了对抗文官集团，为了防止文官集团坐大，老朱煞费苦心的设立十二监、四司、八局，这二十四个太监部门，让宦官们出使、视军、侦刺全国各地，后世天启帝起用魏忠贤对抗文官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这是用内廷宦官系统，对抗外廷文官系统。
那武将系统怎么办呢？
老朱特意设立诸王系统，用以对抗武将系统。从洪武三年开始，分三批封了二十三个诸侯王，他们每个人少者领兵三千，多者统军达两万，这些诸侯王镇守全国各地，以挟制天下军方势力，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中央系统出问题时的紧要关头，诸侯王可以起兵勤王，进行“靖难”，达到以外制内的效果。
朱棣之所以能有兵“靖难”，正是朱元璋设立的这套诸王系统。因此，朱棣篡位后，为了防止后人效仿，取消了各地王爷的兵权，并限制出境，当成猪一样圈养。
除此之外，老朱还特意搞了个六科十三道的言官系统，专门用来监督（恶心）所有部门，他们独立于所有部门外，与锦衣卫一样，目的是想皇帝耳目一样，他们可以“风闻奏事”。
这个“风闻奏事权”，真的是开了喷子先河，只要是听说的，不管真假对错，都可以拿来开喷。（所以，喷子是朱元璋发明的，大家没意见吧？）
老朱为了把他发明的治国方法，用于后世，特意编写了个《太祖宝训》，让后世子孙不至于折腾掉大明江山。（可惜时世变异，墨守成规的子孙们，还是把大明江山弄丢了）
（朱元璋剧照）
老朱，由一个胡惟庸开始，亲自操刀改组权力架构，可谓是政治艺术的美学，它体现了老朱的
“以下制上、上下相维、以内制外、以外制内
”等，优美的几何治国理念，因此后世有人说，明朝只有一个皇帝，即朱元璋。
文：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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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当然不是因为他要谋反，而是朱元璋下了一盘大棋。
朱元璋从乞丐到和尚再到开国皇帝，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眼光、战略不是书生的胡惟庸能比的。但为何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做到高度的中央集权，可以举起屠刀清洗开国功臣，却唯独忍了胡惟庸七年，仍凭他权倾朝野、飞扬跋扈？
“相权”
在古代的官僚体系中，相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的一种制约，也是对皇帝工作的一种分担。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听皇帝的，但在现实中宰相拥有很多的特权，比如“封驳”，皇帝的政策不好，宰相可以拒绝执行；又如代拟诏书，政策制定好了，皇帝改个章就行了。很多皇帝为了偷懒，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只要有人帮他干活就行了。
但在朱元璋的眼中这却是一根刺，一根让他寝食难安的刺。
（废相前）
然而“相权”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贸然废除“相权”必然要被大臣们群起反抗，所以废除相权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这个胡惟庸就是一个关键。胡惟庸果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他大权在握、结党营私、目无君上。
朱元璋的耐心不是为了等时机杀胡惟庸，而是他的那个位置“宰相”。
忍了七年的朱元璋看到到时机成熟，便给出致命一击。为了震慑反对废除宰相的人，朱元璋又一次举起屠刀，牵连被杀的人数达到三万多人。当真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随便的一条罪名都可以让胡惟庸万劫不复，所谓胡惟庸的谋反只是朱元璋强加的罪名而已。
不过胡惟庸死的并不冤枉，他在任职宰相期间，品行、道德低下，只手遮天，挑衅皇权。而朱元璋也正是看到胡惟庸这点，才觉的他有资格做棋子。等了七年，才杀了胡惟庸，顺便废除了宰相这个职位。
朱元璋为了不让皇权旁落，一次又一次的举起屠刀。在那种年代，唯有“狠”才能震慑天下人心，才能让皇权更加巩固。
当然“飞鸟尽，弹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是对朱元璋最真实的写照。
（废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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