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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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事件，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也不是汉朝的“罢黜百家，腰斩杨恽”事件，而是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焚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在中国历史上，禁书、毁书和文字狱，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查禁《史记》、苏轼乌台诗案等，类似的事件代有发生，但其规模都远比不上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屡遭汉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抗。为了打击排满情绪，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用以打击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早在康熙、雍正时代，凡案中查获违禁的“逆书”，都一律予以销毁。但是，这仅限于个别人和个别地区。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一方面打着“开四库之馆、求天下之书”的旗号，说是“开四库馆”，为的是编纂《四库全书》，而另一方面则居心叵测地行“寓禁于征”之实，大量禁止和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图书典籍，并且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以统治者好恶肆意篡改众多诗书文献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乾隆皇帝颁谕各地：
“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
并指示将清洗的重点放在江、浙两省，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也不能放松。谕旨下达后，各地督抚奉旨查办，对明末清初之书查禁尤严。当时，访查书籍颇为卖力的有：江西巡抚海成，两三年间毁书即达八千余部；浙江省总计奏缴二十四次，毁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其他各地官员，也竭力苛细搜求。但乾隆皇帝仍不满意，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下谕，要各地严加查禁。
乾隆毁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寓禁于征”和兴文字狱结合起来。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王锡侯《字贯》案发，朝廷借机搜访一切违碍书籍，并对查办此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海成治以重罪。一时，各地官员更是细加搜求，把禁书无限扩大，从开始限于明初的野史、诗文、官员奏章、记事等，扩大到所有的信札笔记、诗文杂著，乃至小说、戏曲和地方志等，并把毁禁的上限上溯至宋元时期。就这样从查办文字狱而大量禁书、毁书，又从查缴禁毁图书而大兴文字狱，实行大规模的文化洗劫。
乾隆皇帝下令查禁销毁图书的活动持续多年，致使全国大批图书、文献典籍被查封、焚烧，大批犯忌人员惨遭杀戮，并牵连众多无辜。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无论从范围、规模看，还是从洗劫后果看，都堪称中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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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害无穷、罄竹难书的满清文字狱
满清文字狱，概括的说是贻害无穷、误人误国，因而是罄竹难书。
（满清文字狱在乾隆时达到顶峰。）
首先，要明确文字狱的首创不是满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文字狱也非中国所独有，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古也有之。但总体印象是满清的文字狱规模空前、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简直无以言表。它跨度时间长，从顺治到乾隆历经四朝、近200多年。据专家统计：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简直登封造极。
（惹了大祸的《南山集》。）
其次，探究一下登峰造极的心理基础。满清是怎么来的？主要奠基者努尔哈赤及其祖上都是效命于明朝的。“十三副铠甲起兵”，本就是犯上作乱。1644年，摄政王入关，开始争夺天下，也是趁乱而取。清朝立业本就不义。自然激起了天下人的广泛反对和反抗。特别是广泛流传满清入关不是亡朝，而是“亡天下”一说。同时，满清及其附庸与关内亿计的民众在数量上有着悬殊的对比。满清入关到底有多少人？清朝官方文件语焉不详。尽管随其入关的，还有少量蒙古人、 鄂伦春人、 赫哲人、锡伯人、 鄂温克人、 达斡尔人等其他民族。但加在一起人数也不过几十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且多数人抵抗的意志和力量还很强大，屡次对清军造成重挫。无疑，少数人会胆战心惊，寝食难安，怎么办？只能形成心理上的优势和震慑，方法就是制造恐惧，于是就有了剃发易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和江阴八十一日等等。但是这少数人依然很敏感、脆弱而多疑，哪怕文字上的些许“蛛丝马迹”，都足以让他们紧张。于是，在满清因“文字”而成的“狱”就登峰造极。
（在满清，因修史而成狱。）
再次，明确满清文字狱的范围和内容。满清文字涵盖范围之广和牵涉人员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在满清，因修前史可成文字狱，如《明史》案，包括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内的七十余人当街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此外，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在满清，能因作诗成狱，如黄培诗案，因黄培作诗歌：“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等，致使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在满清，能因修书成狱，如《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访问前朝遗老，编写《南山集》，使包括戴氏家族和作序的、出版的等在内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在满清，因夺嫡之争也能成文字狱，如吕留良案和谢济世案等等。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更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和捕风捉影。居然搞出了以修四库全书为名，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之实的“千古创举”。
（说不尽的《四库全书》，名为校订，实为毁书。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此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最后，我们来总结满清文字狱的巨大危害。文字狱、文字狱，能因“文字”而成“狱”，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和嘲讽。文字狱、文字狱，可以把“文字”变成“狱”，这本身就是对人、对一个民族巨大的心灵重创。文字狱、文字狱，说是“文字”，其实那个“狱”全在心里：个别人对于大多数人的恐惧心理。
（孔飞力翻阅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清宫档案和奏折，为世人揭开了1768年“叫魂”大恐慌之迷。一个子虚乌有的谣言，就把大清搞得近乎天翻地覆：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恐惧心理，是重要推动因素。康乾，真的是“盛世”吗？）
满清文字狱，不仅造成了大量社会文化精英的死亡和流放，更严重地摧残和扭曲了民族心理，严重抑制和几近摧毁了社会文化精英的主观能动性，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文字狱，淋漓鲜血的教训和代价，使世人把“狱”牢牢地建构在了自己的心理，于是呈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万马齐喑，不是马不想鸣，而是因之前林立的鲜血而不敢鸣！
满清文字狱，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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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文字狱。但其中清朝的文字狱，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规模上都名列前茅。
明朝时期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
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
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乐新炉、陈继儒，“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他们的高压统治而扭曲变形。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
清朝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士大夫很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顺治时期，大兴文字狱7次，康熙时期，大兴文字狱20多次，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20多次，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130多次。
如果说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
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
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
乾隆朝文字狱从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满清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官吏甚至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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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旅行者说文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自顺治入关以后，满清统治者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清朝政治也逐步趋向了稳定。但在，仍然有一部分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对明朝念念不忘，充满了反清思想。
为了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彻底扼杀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满清统治者清醒的认识到，必须取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于是，清朝统治者采取怀柔和镇压两手政策，对于支持满清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政府积极开展科举考试，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让读书人都有入朝拜官的机会；而对于反对满清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地主阶段知识分子。
在清朝前中期的文字狱以康熙朝的
《明史》案、《南山集》
案和雍正朝的
查嗣庭案、曾吕案
最为著名。
《明史》案
我们知道，在唐朝以前，修史多为个人，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均为个人行为，而到了唐朝，形成了新兴王朝为前朝修史的先例，从此以后，禁止私人自行修史。
早在清朝入关的第二年，清政府就开始了编纂《明史》一事，但是进展并不理想。其原因很多，我以为，其一，李自成火烧紫禁城，“宫殿悉皆烧尽”，宫廷档案被毁严重，散布在各地的资料一时也难以收集齐全，给《明史》的编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二，参与编纂的都是前朝遗老，多数有正义感的汉族官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评说曾经带给他们荣华富贵的明朝政府，所以，他们就消极怠工；其三，满清统治者还没有做好编纂《明史》的准备，他们知道，要想客观真实的记录明朝历史，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群明朝遗老身上，他们需要一群真正跟满清同心同德的汉人，他们在等像徐元文、张廷玉这些由清政府培养起来的读书人。
就在官修《明史》停滞不前的时候，浙江乌程（今吴兴）庄廷珑的《明史辑略》问世了！庄廷珑生于富豪之家，15岁就入国子监学习，后因病失目，就以先秦的盲人左丘明榜样，也准备写一部史书，青史留名。庄廷珑与明朝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是邻居。朱国祯晚年曾编纂《明史》，但没有刊刻发行。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其后世子孙一代不如一代，穷困潦倒，就打算将朱国祯的文稿出售以补贴家用。
庄延珑听说后，就花了一千两银子从朱家购回，并聘请江南当时的名士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等人对全书进行修改润色，并参阅《明末崇祯遗事》，补全了明崇祯朝一事。书成，取名《明史辑略》。
庄延珑死后，其父庄允城为了却儿子最后的心愿，邀请当时的名士、崇祯年间的进士李令皙为其写序，并将当初参与编纂此书的十几人的姓名写入其中，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冬，刊印发行。
庄允城为了《明史辑略》影响面更大，将当时的名士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也列入参与编纂名册之中。其中查继佐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先祖。范骧的朋友偶然一个机会获得了《明史辑略》一书，发现有范骧三人的名字，就建议范骧等三人向官府检举，以此来脱离干系。于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查继佐等人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浙江学道。
庄允城听说后，就上下四处打点，并将剩下的《明史辑略》分别送到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大衙门，将此事平息了下来。
庄允城为当地富户，一个因贪赃枉法被革职为民的吴之荣为了敲诈庄允城，立刻拿着书到庄允城家勒索银两。谁知，庄允城自恃上面有官府为他作主，不仅不理吴之荣，还让家里数百名妇女出来对付他。吴之荣恼羞成怒，带着书进京上刑部告状，最终，《明史辑略》案发。
此时，为康熙二年（1663），时值四大顾命大臣辅政时期，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决定从严从重追查此事，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于是，就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最终，参与编撰此书的相关人士70多个被杀，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其中就有跟吴之荣私交很好的李令皙；庄廷珑虽然死去多年，仍然被开棺戮尸，其父庄允城亦死于刑部的监狱之中；查继佐等三人因为没有参与修订，同时又是最早向政府检举者，再加上查继佐的好友吴六奇的说情，无罪释放，并加以赏赐。
这就是清朝初年著名的《明史辑略》案。那么，《明史辑略》案哪些地方触犯了清政治的忌讳呢，令数十家惨遭灭门，70余人命丧黄泉呢？
其一：直呼爱新觉罗先祖名讳；
其二：对清太祖努尔哈赤多有不敬和贬低；
其三：不使用清朝年号，秦南明为正统；
其四：明清交战时，称清为“夷”或“贼”；
《明史》案的惩处之严，牵连之广，是以前的文字狱所不能比拟的，它开创了有清一朝文化禁锢的先河，给后世统治者树立了一个很恶劣的榜样，从此，大清的读书人开始了如履薄冰的文化行程。
最后再说一下：查继佐无罪释放后，朝廷以其三人最先揭发有功，将庄允城及朱估明家产全部归他们和吴之荣所有。陆圻心有不安，谢而不受。一直以来，查继佐就作为小人被写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说，查继佐原本就跟这件事无关，正是因为庄允城不仁在前，沽名钓誉，未经他人允许，私自将他人姓名刻于其中。查继佐他们为了自保，向政府告发，也在情理之中。芸芸众生，有的人为仁，有的人为义，有的人为生，有的人为忠，你想流芳千古，也不能拉着别人都跟着你去死。此时，天下初定，广大人民都想从常年的战乱中解脱出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查继佐这样做，难道错了吗？
再说吴之荣，因为揭发有功，名利双收，不仅得到了朝廷赐给他的家产，还加官晋爵，可惜，德不配位，第二年夏天，吴之荣从福建回来的路上，突遇狂风暴雨，死于雷电之下，也算是恶有恶报。
《南山集》案
《南山集》的作者是江南桐城人戴名世。戴名世生于顺治，长于康熙，又是清王朝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于是他便想以司马迁著《史记》为榜样，写一部有价值的明代史书。好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刚走一个庄廷珑，又来了一个戴名世。
戴名世在搜集明史资料的过程，认识了同乡名士方孝标。方孝标虽然出生于明朝末年，却一生都在清朝为官。方孝标晚年，曾把其在云南吴三桂那里任职的时候，听到的民间士民传说，特别是永历皇帝的逸闻趣事、南明忠臣义士和前朝遗民遗老的旧闻掌故整理成篇，是为《滇黔纪闻》。戴名世看了《滇黔纪闻》后，就把书中所用的南明历史及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引用到了自己的著作中，这就是后来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于是，《南山集》案发。清政府以《南山集》弃本朝年号不用，启用南明年号及尊称南明亡君为罪名，将戴名世处以斩刑；方孝标虽然去世多后，仍被开棺戮尸； 烧毁《南山集》刻版，并处决为《南山集》发行而出资的尤云鹗；处决为《南山集》作序的包苞，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赦免了他，并以白衣之身入南书房，成为了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包苞成为了《南山集》案不多的幸存者。
至此，《南山集》一案终于告一段落。
查嗣庭案
如果说查继佐在《明史》案中虎口脱险，那他的堂侄查嗣庭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查嗣庭是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的进士，因为隆科多的推荐担任内阁学士。雍正四年，查嗣庭出任江西正考官，类似现在的省考试中心的主任。查嗣庭回京不久，就有人告发他试题乖张。雍正皇帝下令查抄他的住所，搜出两本日记。在日记中，查嗣庭对康熙本人及当时的朝政大肆诋毁，还多次谄媚隆科多，于是，三天之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查嗣庭革职查办，拉开了查嗣庭案的序幕。
关于查嗣庭案的真实缘由，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查嗣庭在出考题的时候，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雍正皇帝认为，其中的“维止”正是“雍正”两个字被砍了头，于是龙颜大怒，下旨严办查嗣庭；二是查嗣庭是隆科多集团成员，为了治罪隆科多，雍正皇帝决定从查嗣庭下手，查出隆科多的罪行。那么，那种说法正接近事实真相呢？
据记载，当初查嗣庭在出试题时候，均出自儒家经典，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其中第一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第二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第三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出自《易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出自《诗经》。 从中我们发现，查嗣庭并没有出过所谓“维民所止”的试题。
那么，只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雍正要以查嗣庭为突破口，对隆科多集团进行打击，所以，查嗣庭案和政治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查嗣庭被革职查办后雍正说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来，雍正说：“
查嗣庭一直献媚隆科多，隆科多也数次举荐他。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
”这就说明了，雍正皇帝早就对查嗣庭依附隆科多而不满，所以，他就借机查嗣庭主持江西考试之际，想在科举找出一些问题。因为，科举是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自顺治以来，那么多的人在科举舞弊中落马。然而，查嗣庭这次主持的科举，并没有发现不法行为，于是，雍正就以有人举报为由，封存了试卷，并下令搜查了查嗣庭的住所，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查到了两本对康熙皇帝和对时政不满的言论。
于是，查嗣庭最终被判处凌迟处死，即使在他已经死去多日的情况下，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其兄查慎行也被牵扯其中，被被逮入京，虽然后来雍正念其忠义，放归其家后，不久也病逝了。
曾吕案
如果说《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部分涉案人员因为是前朝遗老遗臣不忘忠义而造成的，那么曾吕案的主角曾静就有些作死的味道了。
曾静于康熙十八年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典型的是生在大清，长在大清。由于后来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就开始仇视这个社会。从中年的时候，他开始接受吕留良的“华夷之别”的主张，散布反清思想。雍正继位后，就开始对雍正展开了大肆的攻击，认为雍正谋害康熙、篡权夺位、杀害兄长、荒淫无道。
雍正六年（公元1728），曾静竟然派弟子张熙找到川陕总督岳钟琪，说：雍正荒淫无道，又是女真之后。先祖岳飞一生抗金，你怎么能为雍正效力。你应该以岳飞为榜样，掉转枪头去攻打女真人的后裔，替汉人的宋朝、明朝政权报仇。
岳钟琪看了书信后，差点把肚皮笑破了，且不说他到底是不是岳飞的后代，即使是岳飞的后代那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虽然说北宋是灭于女真，但是，明朝严格来说是灭于李自成，按照曾静的思维，他应该去找李自成报仇。于是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由此引发了有清一朝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
曾吕案一出，立即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曾静在给钟岳琪的书信中罗列了雍正篡位、弑父、杀兄、屠弟、贪财、好色等十大罪状，而当时社会上也盛传雍正是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得了皇位。因此，雍正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还曾静还自己一个清白。
于是，雍正连哄带吓唬，说，你在书信只骂了我，没有骂我的父亲和先祖，所以，我不杀你们。只要你们能改过自新，我就不治你们的罪。曾静见势不妙，把读书人应有的气节扔到了脑后，向雍正交待，他的反对思想全部来源于吕留良，自己独居僻乡教书数十载，看的书很少，交往也不多，就中了吕留良的思想毒瘤，才发出了这些狂妄的言论。
可怜吕留良死的时候，曾静才三四岁，他绝对想不到，他的家族会因曾静这个无耻之徒而馅入了灾难的深渊。雍正下令，将吕留良掘墓，劈棺戮尸，斩首示众；将其子孙除斩首外的，其余全部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吕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官；与吕留良有交际的朋友、书商也在处决之中，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
传说，吕留良之女（一说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吕四娘为替家族报仇，拜高僧甘凤池为师，以选妃之名混进皇宫，将雍正皇帝刺杀于皇宫之中。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却也表达人们对吕氏一族悲惨遭遇的同情，其实，如果真有吕四娘，那个卑鄙小人曾静才是她家真正的凶手。
曾静不仅把一切罪责推到了吕留良身上，为了报雍正的活命之恩，还亲自写下了《大义觉迷录》，尽献谄媚之言，并跟随演讲团，全国四处歌颂雍正的英明和自己的迷途心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
乾隆皇帝即位后，也不愿意看到曾静师徒丑陋的嘴脸，甚至不顾雍正生前交待要保住曾静、张熙两人性命的叮嘱。乾隆说：当初先皇不杀你们，那是因为先皇认为，你们只诋毁了他；可是如今，你辱骂的是我的父亲，我不治你们的罪，那就是我的不孝！
最终，靠出卖吕留良家族而暂且换取了几年性命的曾静和张熙被乾隆皇帝砍下了脑袋。
至此，清朝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文字狱--曾吕案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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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谢谢邀请，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每朝每代都会发生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最为盛行，要分析的话只能说当权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清朝时满族人入关，对汉族的文字非常敏感，进而化作被迫害妄想症。
清初第一场文字狱是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一句“将明之才”，认为这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直接斩首。之后是“庄廷鑨案”，浙江南浔富户庄廷鑨请人修《明史》，在书中发些牢骚，被查继佐告发。庄廷鑨已死，剖棺戮尸。过分的是，庄廷鑨的家人也难逃劫难，抄家，斩首。
雍正时期更过分，开始胡搅蛮缠，北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奉旨进宫治病，念开场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不料雍正大怒，当场砍了脑袋。
雍正的儿子乾隆，倒没什么文化自卑感，乾隆不但识字，还会写诗。不但会写，量还大。不但量大，还持久。从七岁写到八十八岁。《全唐诗》一共才四万首，根据《四库全书》统计，乾隆个人诗作高达四万三千首。
大臣沈德潜常年为乾隆代笔写诗。死后，家人给他编纪念文集时，稀里糊涂把帮乾隆代笔的诗拿来编进书里。乾隆隐忍不发，1778年终于找到报复机会。这年四月大学士刘罗锅举报说，江苏举人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有反诗，查！査案时发现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序！此时沈德潜已死，于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
还有就是赫赫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事件。不过“清风”一句是后人演绎，《清实录》记载的大逆不道的诗句比清风还反动：“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汉人，到了后来，不只是汉人遭殃，满洲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
霜侵鬓朽叹途穷，应照长安尔我家
”惹得乾隆很不高兴，长安是你家？数典忘祖的混账。一脚把世臣踹回了老家黑龙江。
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于是赐自尽。汉人和满人已经被整的兢兢战战，洋人也别跑，广州东印度公司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让你们鬼佬来中国做买卖是我的恩赐，不感恩就算了，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于是，洪仁辉获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自此，文人们更是如履薄冰，不敢说，也不敢写，中国的文化在清朝也倒退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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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明白自己非正统，终究是武力得来的江山，天下始终不是暴力可以驾驭的。
第一。这就好比一个土豪，即便有钱了，带上大金链子小手表，开着豪车，住着大别墅，但是文化底蕴始终跟不上。
第二。又好比一个人突然小人得志了，就处处打击比他优秀的人。
结论:人越害怕什么就越极力掩盖什么，因为清朝的的统治者自身的不自信，就近乎疯狂的迫害文人，一个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年代，自然是无法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明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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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的小莲庄古典园林建筑群，是南浔首富刘镛的私家园林。在清朝初年，这里却居住着富甲一方的庄氏家族。
话说，这户庄姓家族出了一位叫庄廷鑨的胸怀大志的子弟。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人会是为家族招来灭顶之灾的始作俑者。
庄廷鑨青年时患病双目失明。当年，我读到此处时曾想：迷信的说，这不是苍天示警吗？“祖宗，您眼睛瞎了，您就好吃好喝地歇歇，偏写那惹祸的东西。”
庄廷鑨却是个身残志坚的好青年。家里有钱，看不见，有书童给他读书。一天，他听书听到司马迁《报任安书》那句：“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大受鼓舞，立志修史，也成“一家之言”。
成书过程，包括重金购买前朝臣子所写的史料为蓝本，就不多说。那庄廷鑨呕心沥血写成《明史辑略》一书，之后，就呜呼哀哉。看不见在他身后，那一场因他而起的滔天洪水。此时，庄廷鑨留给家族的“炸药包”，还没有刊行于世。
庄廷鑨那位爱子心切的老父，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定要完成儿子遗志，让此书广为流传，儿子“才高班马”，一定要名盖“班马”。
有钱人立志要做的事，很难做不到。那本惹祸的《明史辑略》就这样流传出去。
所谓树大招风，南浔乡里有个叫吴之荣的破落户，读了这本书后，看出不少与当朝而言，大逆不道之处。此书原本脱胎于明朝旧臣之手，不说有“反清复明”的思想，褒明贬清的地方定然不少。
那个吴之荣本意也不过想敲诈些钱财。可是，庄家在当地财大气粗，势力也不小。不仅没有去财消灾，还勾结官府打压吴之荣。
这下，可就得罪了小人，还是个执拗，顽强的小人。尽管庄家有当地官府的庇护，吴之荣一路上告，直抵京城。导致案情越审越大，最后终于酿成清朝初年一场著名的“文字狱”，史称“庄廷鑨明史案”。
此案发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结案，历时三年。结果是：小莲庄富甲一方的庄氏家族全族覆灭。与此案相关的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者，刻字者，卖书的，买书的，“一条龙”咔嚓了70多人。曾经做过庄氏家族的“保护伞”的涉案官员被杀，被贬，个个罪责难逃。
小莲庄这个美丽，祥和的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场血雨腥风。康，雍，乾所谓的盛世，“文字狱”的酷烈，这桩“明史案”还只是一个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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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文字狱，指的就是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冤狱。文字狱并不单单只有清朝时期才存在，也并不局限于中国。古代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和日本，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中国文字狱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宣帝诛杀杨恽之时，因为杨恽的一封《报孙会宗书》导致汉宣帝大怒，结果腰斩了杨恽。事实上再早一点从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可以算是文字狱了。因为司马迁所著没有让汉武帝满意，且有阴郁的意思。所以司马迁才会被汉武帝给阉割了。最巧合的是，杨恽和司马迁还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就是杨恽乃是司马迁的外孙。真是造化弄人！
从汉宣帝开始后，历朝历代都少不了文字狱的受害者。如三国时期曹魏阵营的思想家、文学家嵇康，他因为自己所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被权臣司马懿所厌恶，最终被司马懿腰斩于世。虽然嵇康死后司马懿也后悔了。但终究于事无补。到了宋朝时期，文字狱开始越来越多了起来，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高宗赵构时期，整个宋朝文字狱达到了巅峰时期。因言论获罪者数不胜数。
明清时期文字狱的规模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或者说从明朝开始逐渐走高，直到清朝时期文字狱更是空前绝后。清朝的文字狱非常的奇怪，它随着清王朝的统治过程在不断的变化，其他朝代都是国家越混乱，文字狱越多。但清朝却反其道而行之。满清的文字狱是随着满清政权越稳定，文字狱越多。从顺治皇帝开始，直到乾隆皇帝时期，清朝文字狱真正的登峰造极了。也因为满清妖魔化的搞文字狱，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扭曲变形，正如鲁迅所说“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可见满清统治者对于大搞文字狱，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了。
据史料所载，顺治时期文字狱共有七起，康熙时期二十多起，雍正时期二十多起，乾隆时期则高达一百三十多起。清朝之所以兴起如此之多的文字狱，说白了还是满清统治者的不自信。清朝文字狱除了皇位传承利用文字狱打压对手之外，最主要的文字狱就是涉及到了“夷夏之防”的问题。满清毕竟是外族占据中原，所以说满清统治者一直都很忌讳汉族士大夫留恋怀念明朝。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满清就利用文字狱高压打击反清思想者。以此来加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也难怪满清统治者没有安全感。自从满清入关并且建立清朝政权之后，中原汉人似乎一直都没有放弃“反清复明”这一伟大的事业，反清复明运动几乎伴随了整个满清的统治周期，这样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一直都会不安，一直都想要发动文字狱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平稳合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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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我：“清代皇帝好像不怎么被称呼为陛下，是因为皇权高度集中吗？”
确实，虽然并非完全不使用“陛下”一词，但相较前代，清代的宫廷与朝堂是很少使用“陛下”来称呼皇帝。
使用“瀚堂典藏”数据库，以“全文”形式搜索“陛下”一词，在《清史稿》中只能得到15个结果（见下图）。具体包括：
（1）董鄂妃对顺治的关怀语，“陛下归且晚，体得毋倦耶？”、“陛下宜自爱”。
（2）官员王掞赞颂康熙，“陛下圣孝格天”。
（3）乾隆时代所制《巡幸铙歌清乐》中的歌词，“陛下千万岁”。
（4）官员桂芳给嘉庆的奏折，中“在陛下一旋转间耳”。
（5）官员文祥临终给光绪的密疏，“何以对陛下”。
（6）《属国传》中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书，“谨奏大清皇帝陛下”、“缅甸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这些措辞大多是清朝官员自己替外国使臣拟写。
（7）其他。如《庄元辰传》中明朝遗民称呼南明皇帝。
作为对比，同样使用“瀚堂典藏”数据库，以同样的形式搜索“陛下”一词：
（1）《明史》中可得919条结果。
（2）《元史》中可得186条结果。
（3）《金史》中可得142条结果。
（4）《宋史》中可得1468条结果。
（5）《旧唐书》中可得840条结果。
（6）《隋书》中可得89条结果。
（7）《北史》中可得211条结果。
（8）《三国志》中可得266条结果。
（9）《后汉书》中可得351条结果。
（10）《汉书》中可得448条结果。
两相对照，可以知道清代对“陛下”一词的使用频率，确实远低于前代。
按东汉人蔡邕《独断》中的解释，“陛下”一词的由来如下：
“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
陛是宫殿的台阶。蔡邕这段话的大意是：群臣站在台阶下，若有事要与皇帝分辨，不能直接“指斥天子”，只能将自己的意见交给立于台阶下的工作人员，由其代递。久而久之，“陛下”一词就成了皇帝的代称。
据此，有人推测称，清廷之所以很少用“陛下”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词的本意是台阶下的工作人员，所以废除了这个称谓。
这是无稽之谈。顺治时期，皇帝为董鄂妃亲撰的《行状》中有“陛下”一词，显见宫中当时不但使用该词，皇帝也认同该词。康熙时代的官员，也常用“陛下”一词称呼皇帝，除了前述见于《清史稿》的王掞“陛下圣孝格天”，魏象枢在康熙十八年的奏疏中，也说了“奉陛下之法”这样的话。这显示，当时对“陛下”一词的使用，并无禁忌。
“陛下”的命运转折点，是雍正八年。
该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奏章里称呼雍正为“陛下”，雍正却认为徐骏所写乃是“狴下”。因奏章原件不存，此事存在两种可能：
（1）徐骏确实写错了字。
（2）徐骏并未写错，只是写得不清晰，以致于近似于“狴”“陛”之间。
无论哪种可能，都只是一件可大可小之事。但雍正施政凶猛惨刻，本就颇受言论批评；为人又猜忌之心极重，绝不愿从善意角度出发，将徐骏的奏折理解为无意之失——狴犴是一种传说的猛兽，因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常装饰在牢狱大门之上。不自信与猜忌心，使雍正将“狴下”一词解读成了徐骏在讽刺自己大开杀戒、大搞刑狱。
徐骏被剥夺了官职，雍正又派人搜查了徐家，从中找到“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给徐骏扣了一顶“反清复明”的大帽子。徐骏被杀时，另有至少三百余人遭到株连。
这就是清代文字狱史上著名的“清风案”。
这场由“陛下”一词开启的文字狱，让朝野为之胆战心惊。此后，雍正朝的官员们吸取血的教训，力求避免在文件中使用“陛下”一词。有人检索了《雍正朱批奏折选集》，发现“陛下”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大臣们对皇帝的称呼一律使用“皇上”（张浩，《绝对敬语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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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到底什么是“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其形式是以文字作品得罪，与一般的建言获谴不同，其实质是当事人没有危害和推翻政府的行为，当权者或吹毛求疵，有意罗织，或仅仅根据其思想倾向而治罪”这是著名的清史专家郭成康教授给“文字狱”所下的定义。狭义来看，是指文章中隐含叛逆行为；从广义来说，文字狱实际上与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息息相关，所有不利于自己封建皇权统治的都可以找一个所谓的理由定罪。
“文字狱”是怎样兴起来的？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咏史》
“文字狱”这个确切的提法最早见于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咏史》，作者在诗中借古讽今，表达了对清朝实行文字狱迫害文人的愤慨，也透露出对文人只知苟安、追名逐利的失望。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其实，类似于“文字狱”的这种行为自古便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这便是“文字狱”的雏形。
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汉书杨恽传》
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明·徐一夔
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清·顺治五年
随着历史的变迁，类似于“文字狱”这种排除异己、统治思想的手段在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只不过在隋唐之前关注度较低，经过宋明两朝才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直至清初达到顶峰。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一篇文章令宣帝生气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判腰斩。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行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此，宋太祖赵匡胤加强了对社会文化的管制，妄议朝政者，是要坐牢受刑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这里，“文字狱”开始快速发展。由于他早年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十分忌讳\"光\"、\"秃\"、\"贼\"、\"寇\"等字眼，徐一夔贺表中因“光、则”触犯了朱元璋忌讳，也被斩首。清朝时期，因为与汉族士人相抵触，“文字狱”达到顶峰，言论检查制度五花八门，监控更为严厉，明史案、黄培诗案等均出自这个时期。
清朝“文字狱”有什么特点？
1、写入法律，有法可依。
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大清律例》
为了从法律上粉饰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规定只要符合《大清律例》里的十恶，就处以重罪。从十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最关心的还是叛乱谋逆，毕竟自清朝入关以来全国各地反抗其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歇过。明朝汉族文人在全国很多地方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因此，只要发现文人有一点尊崇前朝的意思，便立即以谋逆罪论处。
2、以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为衡量标准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为加强其统治，从思想方面控制中原文人，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作为正统思想。所有与其违背的都算是异端学说，稍一露头，便会遭到打击。
3、处罚范围和对象日益扩大
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帝王统治时，文字狱呈多发趋势，基本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大案，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涉及到汉民族文化繁荣的江南地区，也有向偏僻地区扩展的趋势。清朝前期，统治者通过“文字狱”重点打击汉族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只要把他们控制好，汉族文人群体就不会乱。这些大知识分子，既有前朝高官，也由当代的知名文学家。到了后期，处罚的对象则由大知识分子向普通百姓过度，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最后还是做到了一视同仁。
清朝为什么要推行“文字狱”？
1、压制中原地区汉族士人的反抗思想
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
作为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源地，广袤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汉族的大本营，即便短期内被其他民族占据，后期一般也会被汉民族同化。清军入关后，中原地区统治权落到清朝统治者手上，在民族习惯、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上都与明朝时期的汉民族有着不小的区别。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明朝廷已经灭亡，但是明朝的汉人的民族气节未曾改变，心底里还是对清朝统治阶级怀有敌意的，认为“乾坤反覆，中原陆沉”。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阐述便是汉族士人阶层对清朝统治者的态度。
2、以“文字狱”来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强化思想统治
清朝统治者在用武力夺取政权后，首先考虑的便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清朝想要长治久安，离不开汉族士人的支持。那如何让汉族士人统一思想、服从统治呢？
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康熙
这时候，程朱理学映入眼帘，其倡导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完美符合清朝统治者的要求，程朱理学倡导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既有利于为统治阶级服务，又有利于社会稳定，简直是为清朝统治者量身打造。于是，康熙下令，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程朱理学。那与程朱理学观点相悖的学说怎么办呢？只有通过“文字狱”排除异己了。
3、满清部分帝王在面对中原文化时的自负与自卑
清军入关后，面对中原文化，统治者心中自卑与自负两种情绪交相呼应。自负是因为清朝取代了明朝，由一个地方势力一跃而起成为中央政权；自卑是因为当满清半奴隶半封建的游牧社会面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必然反应。这两种情绪交织在清朝部分统治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影响着其作出的每一个决策。由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拒不合作，清朝统治者只有通过“文字狱”打压汉族士人，才能略微消除内心的那种复杂情感。
结语：回到开篇的问题，蒲松龄为何不敢直书心中对社会黑暗的愤懑？答案就是清王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因此，蒲松龄的个人遭遇和社会现实的无奈，让他压抑苦闷，又不能顶着干自寻死路，只好谈狐说鬼，借古讽今。所以他也只能用妖魔鬼怪的故事来表达心中所想。
清朝“文字狱”盛行，统治者要在思想领域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确保清朝的基业千秋万代，就要对各种不利于其封建皇权统治的思想、积极进步的思想以及揭露统治阶级腐败行为的言论进行残酷的镇压。清朝这种文化专制政策，从其自身积极的意义来看，是打击了汉族士人的反抗思想，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清朝的统一。但是从其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清朝“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致使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讽刺的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字狱”即便如此严苛，也没能让“康乾盛世”的繁荣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清代文字狱档》、《掌故丛编》、《大清律例》、《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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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开始，文字狱就诞生了，并且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像有名的秦始皇的焚书，北朝时期的崔浩史祸，北宋的乌台诗案，明太祖删减《孟子》，太多太多了。要说历代之最，当属清朝！从顺治四年（1647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140余年间，共有160多起文字狱，仅乾隆朝就达130余起。
纵观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例如大臣之间的相互攻击，皇帝对下属的挟私报复等等。相比之下，清朝的文字狱有政治斗争，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
先说关于政治斗争的文字狱
这里就要说说清末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了。其实自乾隆之后，清朝的文字狱几乎很少了，国家也稍稍的开放了一些。但想动摇清廷的统治是绝对不行的。
《苏报》于1896年创办于上海公共租界，创办者叫胡璋。由于报纸质量不高，经营不善，惨淡经营了两年多便难以支撑。1899年，陈范将《苏报》买了下来。陈范曾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因支持维新变法而被革职，他是有新思想的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陈范找到当时以激进著称的章士钊，请他任《苏报》主笔。随后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张继、邹容等人都开始为《苏报》写文章。由此，《苏报》从支持维新转变为支持革命的阵地了。
这就让清廷不满了，因为维新还能保留皇位，但革命可就不一样了。
依仗在租界的身份，《苏报》还是坚持了一阵。但清廷通过各种方式阻挠《苏报》，最终还是查封了《苏报》，而且章炳麟、邹容等人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章炳麟活到了出狱。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外国的干预之下才成功的，要不这些人谁也活不了。
《苏报》案算是清廷最后的文字狱了。
其实清朝文字狱的最大特点就是钳制思想。
清朝统治者以外族入主中原，与之前相对宽容的元朝相比，清朝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士人的反清思想。
他们先是继承了明朝的科举制度，用来安抚士人，但另一方面用严酷的文字狱来压迫士人，文化禁令更是数不胜数。例如，1652年，顺治下令禁止出版“琐语淫词”及“窗艺社稿”：
“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这条禁令延续了很久。这些小说其实包括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水浒传》、《说岳全传》、《英烈传》、《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拍案惊奇》等。
除此之外，清廷最擅长的还是毁书造书，最有名的要数《四库全书》的编纂了。乾隆中期，皇帝开始在各地收缴图书，达到数万种，他下令征求图书，并不是为了“弘扬文化”，而是为了查禁、焚毁“违碍”书籍！这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据统计，至少有10万部书籍被销毁。这样的“工程”真是前所未有啊！
而最可怕的是文字狱成为了一种风气。
因为统治者热衷于文字狱，那下面的臣属也开始为了升官发财大搞文字狱。纵览清代160多起文字狱，就会发现，有不少文字狱全是地方官员罗织起来的。
例如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庄氏《明史辑略》毁谤清朝，最后官运亨通。说到底还是统治者的纵容！
在清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之下，文化人“避席畏闻文字狱”，不敢治史，不敢从事各种有价值的文化活动，只好将时间和精力用在考订古籍上，导致“神州学界尽奴风”。正如龚自珍之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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