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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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乍一看严嵩和张居正没啥本质区别,例如:都是权臣、都是在大明朝一言九鼎,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贪污工作张居正也没少干、任人唯亲的事这两位都没少干、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等等。
可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严嵩是一无是处的奸臣、权臣而已;张居正却号称是大明朝第一首辅、大明朝第一能臣,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张居正为大明朝延寿的话,大明朝早就一命呜呼了。
其实看一个大臣到底是:能臣还是奸臣、到底对社会有没有用,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带来了什么。
举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海瑞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然而却是一个没啥大用处的官。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海瑞这个人是用来敬仰和膜拜的、是用来当做榜样使用的;可是实际使用价值却没有多少。海瑞说到底是太在乎流程的正义性了,而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
一个人要看其出发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社会有益处,而不是看其过程的正义性。当然这是在古代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问题,现代社会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法制社会里面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再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要想干成一件事,用规定和制度去办往往不会成功,可是请客吃饭外加送礼就会事半功倍的。
我们要看的不是有没有送礼、有没有请客吃饭的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到底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只要这件事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益处的事,其实请客吃饭和送点礼也无所谓,起码事情是办了一件好事。
我们一起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严嵩和张居正到底干了点什么呢?二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
严嵩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张居正干了一件大家都不敢干的事情
严嵩其实没啥好说的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特别多。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手上的权力,谁要是威胁到他们享受人生、享受权力,严嵩一定会和谁血战到底的。
严嵩小时候是一个标准的“神童”: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当上了官了。
大家不要忘了,著名的范进先生一直到50多岁才中举的,而且还激动地疯狂了,由此可见严嵩读书是多么的厉害了。
不过严嵩的起步虽然很早,可是也不算太顺利,一直都在基层干活没有进入权力核心机构——内阁。大明朝大家都知道:内阁才是核心权力系统,内阁首辅相当于半个皇帝了。
1536年这一年是严嵩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严嵩已经56岁了。在这一年里严嵩进京朝觐考察,因为表现优秀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正部级管理干部)。这样一来严嵩就成了朝廷的高级干部了,不过还是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内阁。
1542年内阁首辅夏言因为性格问题:顶撞嘉庆外加坚持原则,被革职闲住了。此时已经60多岁的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达到了权力巅峰。
我们一起来看看:严嵩达到权力巅峰以后都干了点什么呢?
第一条:迎合,不顾一切地迎合嘉靖的喜好
嘉靖帝大家都知道的,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炼丹、吃丹、幻想着飞身和长生不老。严嵩对于嘉靖帝的这个爱好可谓是积极迎合,例如:帮助嘉靖修各种道观、写清辞(主要是严世蕃代笔)等等。
举个例子:嘉靖帝赏给了严嵩一顶特殊的帽子——香叶冠,这玩意应该是修仙的必备品了。嘉靖同时也赏给了别的大臣,可是人家只是敷衍一下嘉靖而已。可是严嵩连上朝都带着这个玩意,可谓是迎合到了极致。
总之一句话,严嵩迎合嘉靖到了极点,具体可参照和珅对于乾隆的表现。其实我认为迎合也没有问题毕竟大家都要生活,领导还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严嵩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出了问题。
第二条:大肆陷害忠良,铲除异己、打击报复,严重破坏官场生态
奸臣严嵩怂恿嘉靖皇帝罢黜夏言(当时首辅)。夏言被免职后,奸臣严嵩本着斩草除根的态度继续整夏言的黑材料,终因嘉靖皇帝的一时糊涂导致夏言被处死。被奸臣严嵩陷害过或借他人之手报复过的官员不计其数,比较出名的有:曾铣(兵部侍郎)、 仇鸾(甘肃军区司令)、大明第一硬汉杨继胜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等。
奸臣严嵩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本着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态度,残害的官员不计其数。
第三条:大肆买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各种交易
奸臣严嵩本着赚钱第一的态度从事为当官事业,对其权力的使用肆意妄为,加上嘉靖皇帝的疏忽大意,导致整个大明官场变成了奸臣严嵩谋取利益的平台。
严嵩本人私生活极不检点,在明知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合从事某种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娶多房侍妾,严重不顾别人的幸福生活。
对严嵩行为进行概括的话就是:拿着公家的权力干着自己的事情,权力在其手上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享受人生以及赚钱、打击异己才是生活的真谛。
一个人想得到权力是正常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看其得到权力后干了什么,他是拿着权力恣意妄为还是拿着权力干着对国、对民有意义的事情。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张居正干了点什么:
其实张居正在过程上与严嵩没有本质区别。张居正也贪污、张居正也打击异己、张居正也霸权,甚至连万历皇帝的权都被张居正给霸走了。
张居正也是会享受生活的,例如:出门坐的轿子据说用几十个人抬着,里面还有厕所;当然老婆也没有少娶等等。
看似一样,但是本质却不一样。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为民的初心。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富国强兵、利民而已。
张居正干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了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有的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成法。说白了就是:用考核的手段来进行吏治整顿。
二是,张居正在对待边患问题上进行两手准备:不断地加强边境的防御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进行有效的谈判。这就方法就是典型的谈、打两手都要来,军事和外交一起运作。张居正当首辅的二十多年里面,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基本稳定。
三是,一条鞭法。他开始丈量天下的土地,核查出豪强们隐瞒 的土地。主要目的很简单:找出瞒报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这叫做:劫富济贫法。
张居正的这些措施极大的增强了大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谓是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件好事情。不过最终因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以及对待万历的态度问题,张居正在死了以后被万历彻底地清算了一把。
看了这两位的工作内容大家有什么感受呢?我想说的是,严嵩干什么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张居正干的有些事是为了这个国家。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分析一下: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吧:
其实这两位的本质区别只有一条:出发点不同而已,也就是初心不一样以及有没有坚持初心的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想着也是为国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在经历各种挫折、失败以及飞黄腾达以后,他们变了、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也许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也许变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人其实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用处不大,他们掌握了资源以后、掌握了权力以后往往只干一件事情:不顾一切地保住到手的权力和财富,然后扫除一切威胁他们权力的人、最后想着是如何永远的把权力保持下去。这样的人爬得越高对国家伤害越大。
严嵩就是这样的人,他发奋读书、小心做官、积极迎合嘉靖帝,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爬上权力的巅峰。可是到了权力的巅峰以后严嵩就迷失了自我,也许他以前是一个好官、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也是想着为国为民做点事情的。
可是严嵩最后变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为官的目的,变成了权力的奴隶、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是冷血的权力机器而已。
我们反观一下张居正就会发现,前面的路他和严嵩是一样的。张居正也是为了权力、也是有了权力以后开始享受人生、也是毫不犹豫地铲除异己的。
可是张居正把这些事情干完以后、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他与严嵩最大的区别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来时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忘记初心;张居正得到权力的目的不单单是享受人生和保住权力;张居正还干活、还没有忘记自己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
以上就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严嵩是得到权力以后开始迷失自我,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张居正得到权力以后开始改革、开始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得到权力过程的区别,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不用手段、不去迎合是不行的。好人与坏人、权臣和能臣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他得到权力以后,用这个权力去干了什么——是一味地为自己谋财、谋利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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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和张居正的区别根本在于:严嵩被主流定位为奸臣,张居正被定位为能臣。总体上说,二人有如下区别。
(1)严嵩是在嘉靖皇帝掌握全局情况下,在满足皇帝需求下的一种“注定变化”,他本质上是代嘉靖受过。
《明史》中,严嵩和胡惟庸等列入《奸臣》录。其入阁廿载,首辅达十五载。然而,从严嵩倒台开始到明亡,严嵩一直被当做奸臣对待。因此,恐怕也就没人说《明史》黑明朝了。可以说,
严嵩的恶证主要是: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
其实,这些指控只要是干事儿的权高位重者都可以被指责。就以“窃弄威柄”为例。在明朝,没有后宫专权、没有外戚专政、没有权臣当道(张居正应该是最近似的)、没有宦官专权(皇帝消灭宦官都非常容易),也就是说,皇权“无时无刻”不再掌握着朝堂的一举一动。对于这一点,明朝人对此其实非常清楚: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嘉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李维桢(1547-1626,编纂过《穆宗实录》礼部尚书):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点我们可知,
嘉靖朝的各种问题的根结不再臣而在于君。
嘉靖做皇帝期间,从北边的蒙古、到南边的交趾、东南的倭寇齐发,各种问题频发,许多都是自身问题导致。而严嵩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嘉靖的做法,例如对“禁海”问题。
倭寇问题从元朝就有,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突然严重化了?嘉靖难辞其咎。
那么,在这样的皇帝下做首辅能怎样?只能是满足嘉靖前提下去做官。你说贪腐?徐阶比他贪的并不少;比如害人,徐阶陷害高拱、胡宗宪等人也不比严嵩仁慈且厚道;比如谄媚嘉靖写青词,问题的关键是哪位大臣不写呀。写得好就是谄媚吗?
皇帝是不在乎你贪的,在乎的是贪的时候你给皇帝留多少、干了多少事儿、闯没闯祸等。因此,
我对严嵩的态度就是:能臣一位,奸臣一个。
(2)张居正则是在万历弱小下,在满足社会变革需求下的“功高震主”,他本质上是“皇权无情”的表现。
相对来说,张居正评价就很容易了:孤儿寡母下,拜朱棣、朱瞻基等祖先所创立的内阁制和厂卫制度,以及朱元璋所确立的“儒家治国”的方略,张居正只能与太监冯保合作为万历“勤奋”打工。
但因为能力强、有魄力,工作成绩非常优秀。因此,严嵩有的那些问题他其实也有。但因为任职首辅十年、病逝也早(57岁可不大),所以,相对问题就轻了许多。人们的评价就相对客观,例如王锡爵就在万历清算张居正时表示反对。
王锡爵就认为人已经死了,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恨呀,该放下了。
又给次辅余有丁写信,希望不要“墙倒众人推”,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张居正,并警告一些人“以势交者必以势败”——不要人家受宠的时候就讨好,倒台了就破鼓万人锤。太不厚道。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世人们对张居正还是有一定同情的。
《明史》给予张居正的评价我觉得比较贴切: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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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把持朝政,张居正也把持朝政,严嵩贪污,张居正也贪污,两个人乍一看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严嵩与张居正同是首辅,但严嵩权力远远不及张居正
严嵩担任首辅期间,遇到了明朝最聪明的皇帝嘉靖。嘉靖或许别的不行,但是玩弄帝王之术不是一般的行。
首辅作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职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人,绝对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毕竟这个位置所有人都盯着。
要是没有超越所有人的能耐,一坐上去,估计就会被赶下来。
而嘉靖一朝的历代首辅无论是杨廷和、张孚敬、夏言、还是严嵩,都被嘉靖视为“掌中玩物”。
嘉靖虽然长达二十五年不上朝,但是朝中的一草一木他都无比的熟悉,朝中的大臣没有例外的全部被他监视起来。
就连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家里玩女人这种事情,他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碰上这么一个主,严嵩只能自认倒霉。
严嵩把持朝政的时间将近二十年,但是在这二十年里,嘉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从未敢反抗嘉靖。
他的干儿子赵文华身为工部尚书,总管全国的工程,却不知道哪根筋抽了,竟然敢将嘉靖修建宫殿的工程款给贪了,以至于嘉靖的宫殿修成了烂尾楼。
嘉靖一怒之下,将赵文华直接判了个流放,而严嵩干了什么呢?
严嵩只是多方打点,并不敢到嘉靖的面前求情,怕嘉靖连他一块收拾,最后他的干儿子该流放还是流放。
严嵩再威风也只是个臣子,但张居正就不同,张居正直接是皇帝。
相比于严嵩,张居正则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继位的万历不到十岁,不可能独自处理政事,政事只能够交由首辅处理,而首辅就是张居正。
如果说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不服张居正,或者专门负责盖印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不服张居正,张居正的路一定没有那么通畅。
但事实是,李太后无条件的支持张居正,是真正的无条件,做张居正的坚强后盾,而冯保与张居正是利益共同体。
在冯保还是东厂提督太监的时候,张居正还是次辅的时候,两人共同联手赶走了首辅高拱,双双坐上了梦寐以求的位置。
张居正成为文臣第一人,冯保成为太监第一人。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组成了一个权力三脚架,而张居正则是三脚架中的顶点,只要他手里出去的文书,都会得到实施。
毕竟天下间最有权势的两个人都站在他这边。可怜的万历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却是傀儡,不过以他的年纪来说,也不懂。
严嵩把持朝政是为了自己,张居正把持朝政是为了国家
嘉靖一朝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是严嵩,因为严嵩是首辅,皇帝修仙炼道不干事,他也可以干事。
可是他呢?无论干哪一件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什么国家、百姓,不如金钱权势实在。
闽渐总督张经在任职期间打下了嘉靖一朝第一场对倭寇的大胜仗,歼敌一千九百多人,百姓欢呼雀跃。
可是呢?张经却落得那个斩首示众的下场。原因很简单,他得罪了严嵩。
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到浙江祭海,但是他却明摆着不给赵文华面子,赵文华叫他往西,他偏要往东,以至于赵文华记恨在心,叫严嵩要了他的命。
河套地区在明朝开国之初,属于明朝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成了蒙古各部的势力范围。
当年匈奴依靠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汉朝,现在的蒙古也以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明朝。
兵部侍郎兼总督三省军务的曾铣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支持他收复河套地区,一来为边疆减去一道危险,二来为百姓安居乐业。
当时的首辅夏言一看到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当即拍案叫好,但是严嵩却利用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要了夏言的命,顺带上曾铣的。
要收复河套肯定会大举动刀兵,夏言、曾铣的书信往来也肯定频繁。
曾铣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自己明明是为国为民,却被严嵩安插上了一个“结交近侍”的罪名。
朝内的首辅结交外朝的将军,这是要造反的嫌疑,严嵩一招直接要了夏言、曾铣的命。
死在严嵩手里的忠良不计其数,但最令人愤怒的还是严嵩在“庚戌之变”的所作所为。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领数万骑兵突破京城的门户蓟州,直接往京城的方向冲过去,一路上烧杀抢掠。
由于将领的无能,再加上京城名义上有十二万大军,但实际只有五万大军(吃空饷),俺答抢着抢着就抢到了京城附近。
由于大军数量有限,京城里的嘉靖并不敢动,只能等到勤王大军到来再做打算。而俺答则在嘉靖的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
奇怪的是,随着勤王大军的到来,俺答依旧没有受到攻击,要知道当时嘉靖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什么俺答还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到了严嵩的命令——
不能攻击。
毕竟这里不是边疆,而是京城。
如果一旦打了败仗,嘉靖肯定会知道,第一个挨批的人就是作为首辅的严嵩。
就因为严嵩的几句话,给京城附近的百姓增加了几天惨无人道的灾难。
目睹这一切的正义之士都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背地里骂几句过过瘾,其中就有年少的张居正。
严嵩在命令丁汝夔违抗圣旨的时候,许诺丁汝夔绝对不会死,可俺答退兵之后,丁汝夔却被嘉靖抓入监狱。
期间严嵩从未向嘉靖求情,甚至为了避免事情败露,还催促办案的官员赶紧结案。一结案,丁汝夔肯定就是一个死。
后来案一结,丁汝夔也死了,不过他在死前骂了几句严嵩奸贼,活了一辈子,胆终于肥了一回。
戚继光、俞大献的上级胡宗宪能够在严嵩的眼皮子底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平定倭乱的工作,全是因为委曲求全讨好严嵩。
身为世家子弟的他,祖上三代为官,打心眼里看不起严嵩这种奸臣,但是却迫于现实,向严嵩屈服,谁叫权力就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呢?
能臣得不到重用,只有严党才能够得到重用,这就是严嵩担任首辅期间的朝廷。
而严党中像胡宗宪这样的人仅有胡宗宪一个,其余的基本上都以严嵩为榜样。可想而知当时的明朝是什么样子。
张居正自从万历元年接撑首辅一职开始,就逐步展开他的改革变法计划。
改革变法向来是得罪人的活,这次也不例外。
毕竟要改革,必定会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张居正损失的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官员的利益。
每一个朝代越到后期,政府的执行能力就越弱,明朝也不例外。其中的原因在于皇帝不理事。
一条政令从朝廷下达到地方,由于官府工作人员都不在意,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实行不了。
张居正面对这种情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每一个官员都要将一年应该办的事情分别记录在两套本子上,每一件事情都写着完成期限,一套本子自己拿着,另一套本子交到张居正的手里。
一旦到期不完成,轻则罚俸禄,重则直接开除。万历五年十一月就有四十八个官吏被一次性开除。这种势头谁不害怕?
但凡朝廷下达的政令,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完成,一条政令发出去,无论有多远,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够实行。
官员的工作效率上去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上去。
每个朝代越到后期,国家能够收税的田地就越来越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开国之初,天下满目疮痍,地主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有钱。
但到后期,地主变多了,也变得有钱了,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情况,有田地不报,有田地少报,是很平常的事情。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二顷,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只剩下了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直接少了将近一半。
只要是个官员都知道其中问题所在,只不过是不想改而已,毕竟官员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张居正不同。
张居正用三年来重新丈量全国的田地,官员们要是敢糊弄张居正,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一丈量,全国的田地竟能一跃高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以肉眼可见的势头暴涨。
明朝作为封建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税,有田税、人头税、徭役。
如果说交田税、人头税还好,毕竟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你总不可能说别人没有交,但是徭役就不一样了。
徭役是白白帮国家干活,至于你干没干,是官员说了算,要是不给钱的话,很有可能你一辈子也干不完。
张居正将田税、人头税、徭役总结在这一起,以后统一交钱,这样一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增加了白银的流通。
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但是却得罪了全体的官员。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官员们都要一拥而上,大有一副要将张居正生吞的势头。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按照规定他要回家守孝三年,但是改革变法的活动刚开启没几年,如果回家守孝三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得而知。
张居正为了国家,决定“夺情”,也就是叫皇帝命令自己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官员们可就不依不饶了,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张居正。
由于张居正有皇帝撑腰,实在是斗不过张居正,竟然有个别官员开始宣传张居正有造反的念头,造反可是要命的罪名。
张居正不顾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官员集团作对,这一点严嵩能比吗?肯定不能比,别说严嵩了,就算是整个明朝的首辅也没一个能比的。
贪污数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严嵩因为太奸被抄了家,张居正因为太正也被抄了家。
只不过严嵩是在生前(斗倒严嵩的人就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张居正是在死后,毕竟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谁都不敢动。
抄严嵩的家整整抄了一个多月,抄出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三百万两,各种名人书画,奇珍异宝,更是不计其数。
专门负责鉴宝的专家,单单只是查看严嵩收藏的名人字画是真是假,就整整查看了三个月才看完。
清朝年间有一个叫做周石林的人得到严嵩抄家时的清单,他将这份清册整理起来,竟然能够整理成一本书,叫做《天水冰山录》,一时间还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
按道理来说,张居正的财产应该比严嵩还多才对,但事实是张居正的财产不是一般的少。
张居正家里抄出来的黄金仅仅只有上万两,白银仅仅只有不到二十万两,连严嵩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名人书画,奇珍异宝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这一对比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
其实张居正贪得少是正常行为,毕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国家上面,哪里还有心思去用心想贪污。
但严嵩不同,国家与他无关,对他而言,贪污才是正经事。
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人都会过得好;而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的人都过不好。没有什么非黑即白,人都是有私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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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受邀回答悟空问答!
张居正,严嵩都是朝廷大员,担任过要职。
张居正担任过“内阁首辅”,宰相级别,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甚至皇上也要“惧”怕他三分。任内进行变法,即所谓的“一条辫法”,他的变法历史上号称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齐名,历史上也算留下过一段深深“刻痕”的能人。
严嵩似乎是“官位”没有做过张居正,且后世历来评价负面,评论多以“奸”字当头;政绩上严嵩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仅属玩弄权谋之辈。而后人对张居正的的评价是有誉有毁、誉毁参半。
至于说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主要在于:张居正做过“惊天动地”之变法,时至今日后世仍在评论(前几年还专门拍了张居正电视连续剧);而严嵩严大人,除了留下“骂”名外,未见留下什么值得后人“讨论”的东西。
张居正、严嵩在那时候都属“晚节不保”,但区别在于:
张居正身前荣耀,隆重葬礼过后,才被开棺辱尸,殃及家人;但随后朝廷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谥号!
而严嵩则是晚景凄惨、忧忧而终;且至今也未得见有“平反”一说,算是盖棺定论的!
(本人因与张姓沾亲带故,评论尽量保证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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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设立丞相,但是后来由于胡惟庸案的爆发,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了丞相。
建文四年的时候,设置内阁,形成新的权力中枢,起初内阁大学士只是顾问的身份,并没有参与权力分配当中,到后来随着明朝各种奇葩皇帝的出现,皇帝荒于政事,只得依靠内阁来运行国家机器。
要说明朝在位时间长,还比较惰政的两位皇帝,一个是嘉靖皇帝,一个是万历皇帝,这爷孙俩,一个在位四十五年,一个在位四十八年,加在一起将近百年了,然而有趣的是,这爷孙俩都是几十年不上朝的主。
皇帝不上朝或者无法处理政务,内阁的作用就凸显了出现,嘉靖朝凸显出权臣严嵩,万历朝出现了权臣张居正,两个人作为大明王朝最出名首辅,是有着很多相同点的,两者都是权臣,又都做了很多事情。
要说区别的话,应该是,严嵩遇到了不靠谱的嘉靖,张居正遇到了年幼的万历。
严嵩:嘉靖皇帝的一块抹布,用脏了就得扔
严嵩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从小就聪明,尤其擅长音乐和对联,从宋代之后,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渐成熟,也为一些底层的读书人提供了机会,严嵩通过自己的才华以及努力,在科举考试中以进士二甲第二,庶吉士入翰林院。
在为官前期。严嵩广泛好评,但是在刘瑾执政时排斥南方官员,江西官僚纷纷辞官,严嵩旋丁忧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八年。
一直到正德十一年,才还朝复官,一直到嘉靖即位,严嵩被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四年后升国子监祭酒回到北京。
在这段时间,严嵩逐渐不再批评朝政,自认为“工资不够养家,学问也没有成就”,开始追求功名利禄。后受到嘉靖倚重,成为他的心腹,在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后,严嵩最终成为首辅,宰执天下。
受以前文学艺术的影响,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藩的口碑极差,在人们的印象中,严嵩是一个贪得无厌、陷害忠良的人呢,单论他们所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下狱杀头乃至于灭门的重罪,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所犯的罪恶,当然也就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也就必然绞尽脑汁妄图谋求一个既能作威作福又能明哲保身的万全之道。
尤其是在结党营私这条路上,严嵩更是为人所诟病,实际上明朝党争并非一天两天,嘉靖更是擅长平衡权臣,扶持一派打倒一派,这样才能使得帝王的权力最大化。
在《明史》中评价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倒是比较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严嵩,严嵩其实还算是一个干臣,只不过嘉靖多年不上朝,很多锅都被严嵩背了。
总体上来说,严嵩并非没有能力,只不过他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皇帝,严嵩于嘉靖,其实就像一块抹布,帮助嘉庆擦拭一切肮脏的东西,当然,难逃最后抛弃的命运。
张居正:做一名优秀的帝王师究竟有多难
张居正,1572年47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
张居正从小也是个天才,可他的家境并不好,尽管13岁就中了秀才,但他的官路却十分坎坷。经过十几年的残酷斗争,前赴后继陪葬了那么多官僚之后,张居正终于爬到了这个位置。
张居正上台之后就要改革,而且他认为只要目的达到了,多卑劣,多肮脏,他都不在乎。
即使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百姓也未必爱戴他,在一条鞭法中,老百姓也深受其苦。
其实,就连他的学生,万历皇帝也不理解张居正,张居正能够做出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又是打着帝王师的旗号主持朝政。
然而当张居正去世后,就遭遇各种各样的“鞭尸”,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符合传统儒家道德标准的人,很多贪官有的特征他都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出现,让明朝推迟四十年灭亡,中兴了一个王朝,但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
为了站到权力核心,他可以和李太后暧昧,可以和太监称兄道弟,可以被人骂,可以被人误解,他都无所谓。
张居正结局很惨,被抄家,子孙后代被流放的流放,饿死的饿死,自己也差点被拖出来鞭尸。所谓的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被长久的采用。
可以说,严嵩与张居正在共同点上更多一点,在区别上还真就不多,假如两个人互换一下,还真就分不出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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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挺有深度的,虽然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大相径庭,但是两位处于同一时代的内阁首辅确实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权势滔天、党同伐异,骄奢淫逸,结局都没有善终,不过如果从他们的出发点来观察就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人之间的区别,且容笔者细细道来!
严嵩
严嵩是嘉靖帝时期的内阁首辅,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之人,但请大家注意,严嵩只是嘉靖宠信的人,他所有的权势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面,嘉靖是大明朝最会御下的皇帝,所以能够在几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依然牢牢把持朝局,这一点虽然他的孙子万历也学的不错,但是对比修仙的爷爷还是差了几分,因此严嵩内阁首辅的位置看似高高在上,但是并不牢靠,嘉靖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打落凡尘。所以严嵩必须要站在皇帝的一边,他所有的行动必须要符合皇帝的意志,其实说的难听点严嵩只是嘉靖的奴仆,是要按照主子的眼神行事的,他忠于的始终是嘉靖帝一个人!
张居正
张居正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师从徐介,是万历的帝师,也是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在官阶方面虽然和严嵩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因为万历登上皇位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在亲政之前所有的权利其实都是掌握在张居正、李皇后和冯宝的手里的,即便万历亲政之后,张居正依然是以帝师的身份出现在皇上的面前,乃至最后世人只知有张太岳而不知有皇帝的程度,可见张居正权势之大。好在张居正一心只为大明社稷着想,本人并无丝毫不臣之心,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振兴大明,虽然改革的过程中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打压排挤,他却始终无怨无悔,终于在任期内实行了一条鞭的政策,让大明在万历年间出现中兴的局面。
由于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虽然最终都遭到了当权者的反攻倒算,但是历史给了两个人最为公平的评价,严嵩的结党营私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为大明朝做出一个内阁首辅应该做出的贡献,而张居正尽管也被列入权臣的行列,但是他一心为国为民,即便有些手段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光彩,但最终依然被视为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治世能臣,这就是两个人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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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好准备写一篇有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方面的文章。为此,收集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人的观点,非常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分享给题主和读者。
清人何曰愈在《存诚斋文集》卷二《张居正论》中这样论述权臣和重臣:
苏子由(即苏辙)谓天下有权臣、重臣,论之当矣。盖二者心迹迥殊而行常相似。
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凡有利于国家者,独断独行,威震其主,虽万口腾谤而不顾者,重臣也……。以喜怒为威福,以从违为爱憎,独断独行,威震其主,虽万口腾谤而不顾者,权臣也……。重臣以天下为己任,其志在于利国,祸福生死不与焉;权臣视天下为奇货,其志在于遂私,祸福死生亦不与焉。故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
严嵩与张居正的相同点
严嵩与张居正的相同点,确实是同为明朝首辅,同样是权臣,同样是贪腐,同样党同伐异,同样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也同样被否定了功绩。
当然,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权要远大于严嵩,张居正真正是“摄天下”,而严嵩之上还有历史上以权谋、聪明闻名的嘉靖皇帝;张居正的贪要远少于严嵩,毕竟张居正目的明确,贪腐只是顺带的;至于功绩被否定,则差异巨大,严嵩的所谓功绩几乎是被一棍子打死,而张居正去世后虽然遭到政治清算,但功绩还是被承认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更是受到了后人的高度称赞。
严嵩与张居正的不同点
何曰愈的论点“盖二者心迹迥殊而行常相似”,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严嵩与张居正的最大不同点正是“心迹迥殊”。所谓 “心迹迥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格局不同,目的不同,目标不同。
严嵩是为私,张居正则是为公。
张居正的改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固邦安民,为此不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在《张文忠公全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张居正借用郑子产的话表明心迹)。最为可贵的是,张居正顶住了压力,使尽了手段,不顾生死,不计毁誉,成就了利在当代、影响后世的“万历新政”。
与他同时代的海瑞,认为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其实不然,以张居正的智谋和眼光,并不是“拙于谋身”,而是明白不惜身方可谋国罢了。只是没有预料到的是,他没有享受到商鞅人亡政续的待遇,而是人亡政息。明朝覆亡前,尚书李日宣不得不感叹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小结:张居正应当是重臣而不是权臣,即使是权臣,亦是忠臣、能臣,而严嵩则是权臣,也是奸臣、佞臣。“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后世评价差别巨大的根本原因。
附何曰愈简介
何曰愈(1793—1872年),字云陔(一作云畡),号退庵,广东香山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卒于同治十一年,享年八十岁。道光初,官四川会理知州。此归,适洪杨军入川,为当道陈机宜,不能用。乃退居灌县,莳花种竹自娱,后归,卒于家。子璟,官至闽浙总督。曰愈著有《存诚斋文集》十四卷,《余甘轩诗集》十二卷,《退庵诗话》十六卷,《清史稿列传》传于世。
何曰愈治边治夷很有经验,可惜洪杨之乱时,数陈机宜,而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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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和张居正有共同点,都是权臣,都勾结内监,都贪污腐败。
严嵩和张居正有不同点,严嵩是奸臣,馋臣,逢君之恶,结党营私,恩将仇报。张居正是能臣,是干吏,实心用事,为国为民。
严嵩怎么做奸臣逢君之恶的呢?
嘉靖帝喜欢钱财,大兴土木,严嵩父子就曲意逢迎,帮嘉靖帝搜刮民财。嘉靖帝喜欢修道求仙,严嵩就拼尽全力,绞尽脑汁,帮嘉靖帝写青词,是有名的青词宰相。作为内阁首辅,实际上的宰相,他不劝谏嘉靖帝用心国事,反而助长他大兴土木,求仙求道。这不是奸臣什么是奸臣?
严嵩是怎么做小人恩将仇报的呢?
夏言做内阁首辅的时候,把严嵩提拔到内阁做次辅,结果严嵩几次三番要整死夏言。他在嘉靖帝那里说夏言的坏话,老泪纵横,装作夏言欺负死他了,他受尽委屈了。结果夏言被嘉靖下令致仕。
后来夏言又回来了,又做了首辅,严嵩退居次辅,严嵩想,不弄死夏言,自己首辅就做不稳当。于是就趁着陕西三边总制曾銑上疏要收复关外失地的机会,在嘉靖面前构陷夏言跟曾銑内外勾结,要造反。最后夏言终于被杀。恩将仇报的小人,就是严嵩这种人。
反观张居正,对于提拔过自己的徐阶,至少没有落井下石。
对于为国家干实事,张居正更是超过严嵩百倍。东南抗倭,除了胡宗宪,剩下的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等,可都不是严党的人。
北边的俺答,在严嵩主政内阁期间,屡次进犯劫掠边关内地,甚至打到了北京城。而严嵩却没办法有效解决,还想议和。徐阶高拱一上台,重用王崇古、谭纶等人,北边基本没有了大威胁。到张居正时,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边关更是安宁了几十年。
张居正主持明朝内阁的时候,积极改革,整顿吏治,创制考成法,一条鞭法,对国民,经济,朝廷,税收,都有一定的好处。严嵩当首辅时又干了些啥啊?作恶多端,陷害忠良,逢君之恶。大奸臣一个。
当然,严嵩张居正他们的的同点就不用多说了,勾结内监,擅权,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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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与张居正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担任过内阁首辅,在他们权倾朝野时,个人作风却都为人诟病。话虽如此,民间对严嵩和张居正的评价,却是两极分化。前者是奸臣的代名词,遗臭万年;后者则是褒过于贬,为救时名相,流芳百世。不过他们二人的区别也是有不少的。
一、媚君与辅君,人臣之得失
严嵩与张居正,一个是一代奸相,一个是改革名臣,很多人将其中原因归结于他们自身的性格问题,这固然有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二人所处的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
君君臣臣,君若不君,臣必不臣也。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时,皇帝还是嘉靖帝,这位鼎鼎大名的“修道”皇帝,一向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闻名,与“好闻圣意”又善“拍马屁”的严嵩,可谓一拍即合。
按史料记载,严嵩少时是颇为出名的神童,在初入官场时,也曾有自己的坚持和操守,是个还算正直的读书人。只可惜,严嵩却迟迟无法出头;而真正让他博得嘉靖青睐的,竟然只是一篇青词。
所谓青词,为斋醮仪式中献给天神所用,嘉靖帝沉迷修道,对青词内容无比重视。在当时,唯有严嵩所作的青词,能让他感到满意。于是,严嵩很快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尝到了甜头的严嵩彻底明白了“为官之道”,他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将其中珍宝尽数献给嘉靖;一边又不遗余力地“拍马屁”,嘉靖帝沉迷修道,他便在此事上大做文章,花费无数心力为嘉靖帝网罗各类方士和修道奇方。此过程中所耗之钱财、人力、物力,已经达到颇为恐怖的数字。
与严嵩的献媚邀宠不同,张居正能步入内阁首辅,多是凭借自身才干。在世宗、穆宗相继薨逝后,年仅十岁的明神宗继位。这一年,高拱退位,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之位。
面对各种加官进爵,张居正“固辞不受”,还一心一意辅佐起小皇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历新政”,便从此开始了。
二、弱国与强国,朝政之得失
在个人能力上,严嵩未必输给张居正,但在不同的朝政环境下,两人进位内阁首辅的办法,却是截然不同。严嵩靠溜须拍马,张居正却是真的有才干,并能将其付诸实践。
可以说,严嵩执政,是平白损耗国力,而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国力反而有中兴气象。二人政绩,天差地别,较为突出的当为吏治。严嵩为“相”时,则“政以贿成,,官以赂授”,一个六品通判,花五百两银子就能买到,令多少立志报国的读书人心灰意冷。
反观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时就推行了“考成法”,以考试的方式对内阁乃至六科官员进行考核、评判。达者为先,次者落选,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很快就提高了不止一层,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现象。
为何同为首辅,张居正与严嵩会相差这么多?这还要回到开头提到的“朝政环境”。张居正掌权时,是小皇帝的老师,与太后李氏以及“大伴”冯保都交情甚笃,在最高统治阶层的支持下,张居正的政令总能有条不紊地实施下去。
政通人和,上下一心。尤其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让国家财政一改往日倾颓之风,短短数年间,便国库充盈,以致“太仓积粟可供十年之用、太仆积金多达四百余万”。
反观严嵩,却只会“收礼”与“献媚”,不问朝政措施。在他眼中,嘉靖帝的个人喜好才是第一,至于国家强弱、政令法度,都要为其让路。因此,严嵩生错了地方,倘若他少时入宫,成为嘉靖帝的“大伴”,必然会是个贴心总管。可惜他却生于官场,在其位不谋其政,导致国家一片萧条,民怨沸腾。
三、掠民与富民,民意的诉求
好钢用在刀刃上。张居正执政期间,重视民生,从不铺张浪费。抛开其个人作风不谈,张居正力主节省“一切无益之费”,将钱都花在民生乃至边关防务上。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才屡屡击败来犯敌军,扬大明国威于海内外。
国家富足,百姓看在眼里;国家强盛,百姓感同身受,他们以自身角度出发,便会认为张居正之所作为,利国利民,值得交口称赞。相反的是,严嵩虽权倾朝野,却经常欺上瞒下,利用世宗喜恶来铲除异己。朝中以忠直闻名的沈鍊、杨继盛等人,皆因与严嵩政见不合,而惨遭其毒手。
沈、杨以及其他忠臣,在民间风评较好,听闻他们遇害,百姓感同身受。当时又逢天灾人祸,朝廷不派人赈灾也就罢了,反而加大赋税徭役。百姓不明就里,也不敢痛骂皇帝,只好便将所有错误抛在严嵩身上,对其无比痛恨。
民意何等可怕?张居正与严嵩一忠一奸的历史形象,与他们在民间的风评,有着莫大关系。这种思想倾向,曾一度影响到史书的编撰。
四、奸臣与忠臣,正史的判定
是以,史家对张居正和严嵩的判定,也截然不同。张居正实为中兴之相,为“万历新政”鞠躬尽瘁,赢得后人诸多好评。崇祯帝甚至直言:“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梁启超更是将张居正推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反观严嵩,被批为“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后来,他还被收入《明史·奸臣列传》中,成为有明一代“六大奸臣”之一。而民间谈及这位奸相时,也多将其代入为“蔡京”“秦桧”这样祸国殃民的大恶人。
在民间风评以及史家“盖棺定论”般的总结下,张居正与严嵩这一忠一奸,可谓形成了强烈反差。也正因如此,他们二人也经常被后人拿来对比,以警醒世人。
参考资料:《明史》《明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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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两人所遇到的“皇帝”直接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张居正的确是名臣,变法功臣,但是严嵩一开始,也曾是个好官,只可惜他遇到了只需要他“坏事做尽”的嘉靖,严嵩的变化,乃是嘉靖帝王心术造成的结果。
而帝王心术,乃是贯穿整个大明中后期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严嵩的悲哀在于,他遇到了一个帝王心术的高手,他不得不被“驯化”,张居正的幸运在于,他人生最后的时间里,因为皇帝太年幼,根本没有能力表演帝王心术,所以才得以促成变法。
严家有子,廿五进士。
严嵩是江西人,家庭水平属于中上,他的父亲严准是个官迷,可惜资质有限,到底是跳不过化龙的那扇大门:科举,不过严准也显然没有准备死磕一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与中国所有传统的父亲一样,他自个做不到的事情,交给儿子。
所以严嵩自小就被父亲书香熏陶,人生的科举之路十分顺畅,十岁就考过了县试,十九岁就成为了“举人”,已经可以被人称一句“老爷”了,当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中了进士,彻底跃过了这扇龙门。
这还不算完,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被选为“庶吉士”,再次拉开了和一般进士的差距,这意味着严嵩可以立即为官。
在大明当庶吉士,一般的路线就是进入翰林编修史料、书籍,然后熬资历,直到被皇帝挑选重用,运气不好的一辈子都是个学者,但皇帝肯定很给面子,运气好的就会进入政坛,进入内阁,成为大明这个国家的顶级政治人员之一。
严家人开心坏了,家族出这么个“麒麟子”,确实让人兴奋不已。
可乐极便会生悲,这仿佛也是一个常在的定理,严嵩的运气不好,属于是一开始就不好的那种,因为他身体有疾病,所以在翰林当官不久后,他就只带着一份短暂的“工作经历”回江西老家了,这一次离开,竟是十年的时间。
这十年时间里,严嵩归居于家,却也没有闲着,他在闲暇的日子里修身养性,另一方面,严嵩乃是他们这个地方的“名人”,就连袁州知府编纂“府志”,都要请到严嵩,所以严嵩这十年以来,都过着很饱满的人生。
公元1515年,此时已经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天下,宦官刘瑾在朝中的权势滔天刚刚到了头,严嵩开始踏入“书本”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和
天下、勾心斗角、功名利禄
紧紧相关的世界,如此多的关键词背后,严嵩却凌乱了自己。
严嵩:如果梯子满是腐朽,为了登顶我也绝不放手。
进朝当官,严嵩是有着一腔热血的。
任何人当官时,都会谨记着那些为国为民的原则,严嵩也是,只可惜的是,他的时代里,却没有一个好榜样,他发现自己的坚持还比不过别人的拍马溜须,于是这个时候,严嵩开始变了。
严嵩刚回到朝廷的时候,朝廷风气已经被明武宗的懒政还有宦官的乱政搞得乱七八糟,虽然刘瑾被凌迟了,但人心坏了就难以纠正,严嵩也被潜移默化着。
正德十六年,严嵩回归朝廷的第六个年头,明武宗因为太“作”了,最终把自己给作没了,在明武宗驾崩后,朝廷众臣根据明武宗的意思,把兴王朱厚熜迎进宫中继承大统,立为皇帝。
年轻的朱厚熜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心却不小,与此同时,他也深谙大明“君臣”之间的博弈,像他这种从支脉被提到主脉当皇帝的情况,一开始,肯定会被群臣打压。
果不其然,从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再到朱厚熜进入皇宫这几个关键节点中,朝廷文官屡次引导朱厚熜以“明孝宗嗣子”的身份继承大统,表面看似没有区别,但事实上,一旦朱厚熜接受了这个引导,那么就会被文官们拿住要害,未来的皇权,也必然会被文官们蚕食大半 。
既然朱厚熜一开始当皇帝那么不容易,那么他就要想要办法,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
一、以神权加强君权。
二、扶持提拔只为他说话的心腹,开始使用帝王心术。
第一个神权加持君权的办法,乃是古代封建帝王常常用到的一种手段,朱厚熜选择的乃是跟“仙丹”有着密切关联的道家,他自封为道教之神,研习长生不老之术,这种办法,神化他的形象,也拉拢忠心于他的人。
用神权加强君权后,朱厚熜开始了选择自己的心腹,用以对抗朝廷中想要撕裂他皇权的文官,一开始朱厚熜扶持了谏臣夏言,这不是因为夏言替他说话,而是因为夏言的举措和为政思路都非常理性,对国家是有帮助的,因此夏言乃是嘉靖朝“实干派”的代表人物。
一开始,严嵩是跟着夏言的。
因为严嵩知道获得权力必须“另辟蹊径”,所以他百般地讨好夏言,让夏言给他说好话,嘉靖四年,严嵩升任国子监祭酒,而这一年,一位影响大明后世国运的人物出生,他就是张居正。
通过“关系”运作得到晋升的严嵩尝到了甜头,开始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开始他还讨好夏言,但后来他发现,这偌大个帝国中,有一个人只要他“伺候”到位,那么什么权力财富唾手可得,这个人就是已经开始有点“飘飘然”的嘉靖帝朱厚熜。
朱厚熜前期虽然热衷道教,但是他也勤政,没有因为追求神权而落下朝政和国家发展,朱厚熜极其重视国家发展问题,对于民间存在大量的土地吞并现象是严厉打击,另一方面,朱厚熜对国家的贪官污吏也没有丝毫的容忍,在他登基的前十几年,整个国家的环境得到很好的改善。
可一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可怕的,不能用常理度之,朱厚熜一方面在追求为政的功绩,一方面越发沉迷“长生不老之术”,最终他看着整个国家那么伟大的成果,到底还是忍不住当成了自己的“禁果”,他大肆使用国家财富“求仙问道”,引发了朝中文官的声讨。
朱厚熜面对声讨,不是反思,而是镇压,一如他多年前对抗“大礼议”一般。
此时的严嵩已经位高权重,但他也必须做出人生抉择,在他面前有两条路:
一、守住为官的底线,冒死劝谏嘉靖帝停止这种行为,做回一个明君。
二、在众人都对嘉靖帝有意见的时候,他迎合嘉靖帝,以此获得嘉靖帝的青睐。
如果是多年前,严嵩或许会选第一种,但可惜他也老了,人老了,就会贪图富贵,因此,他选择了第二种。
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升任吏部尚书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同时加封少保、太子太保的爵位,与此同时,和严嵩晋升不同的是,夏言被革职罢官,当年那个靠着夏言上位的严嵩,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夏言不同的道路。
之所以夏言被罢官,严嵩被升官,根本原因就是嘉靖帝以“信仰”来试探二人,严嵩则是表现出完全跟随嘉靖帝求仙问道的信仰,夏言则是表示拒绝。
这导致嘉靖帝开始排斥夏言,因为一切的“试探”都是表象的,嘉靖帝想做的,就是要一个完全听他话的人,就好比李林甫之于唐玄宗,唐玄宗也知道李林甫是个坏人,但只要他听指挥就行。
张家有子,廿三进士。
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走到刚放出的进士榜前,他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名字,最终在二甲第九的位置找到了自己,他深呼了一口气,没有因为兴奋而大喊大叫,因为他自小就是神童,如果不是被“压才”了,他二十岁或许就已经中进士了。
张居正不久后也被选为庶吉士,被阁臣徐阶指教为官之道,徐阶很注重经济,他教导给张居正嘉靖帝前期所使用的“一条鞭法”,这让张居正对这个帝国的经济有了第一次非常正视的认识。
此时的张居正还位卑权轻,在翰林院的他,一方面在不断学习,一方面又对朝廷的基本情况深谙不断,他看到了严嵩这个“大奸臣”在朝中拉帮结派,讨好沉迷长生之道的嘉靖帝,张居正深知自己和这种环境不符,特别是在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的上书《论时政疏》被嘉靖帝和严嵩漠视后,他正视对当前的朝廷失去信心。
所以在嘉靖三十三年的时候,张居正告病请假,这一请,就是三年,从人生的轨迹来看,张居正和严嵩还有些相似。
嘉靖四十三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改变了张居正的人生:
第一件事,乃是严嵩父子被嘉靖帝抄家入狱,青词宰相严嵩的“利用价值”正式告罄。
第二件事,张居正为当时的裕王,后来的明穆宗朱载垕讲学,也是因为这个履历,让张居正的思想和主张被朱载垕深深牢记,后来朱载垕登基,立即重用张居正。
张居正变法:这是我的时代,我将“不择手段”。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驾崩,朱载垕继位,是为明穆宗。
明穆宗登基后,立即重用张居正,而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此时也成为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前途无限。
可惜张居正并没有开心,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徐阶,并不是最适合的内阁首辅。
徐阶为人没有高拱的治国思路清晰、果决,而且徐阶还喜欢为自己谋福利,在他的家乡,他们徐家就是最大的地主,虽然张居正感谢师恩,但是理性告诉他,想要国家强大,必须要高拱来掌舵。
于是张居正“想办法”挤走了徐阶,徐阶一走,自然是高拱来担任内阁首辅,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第一个“大污点”。
不过高拱此人不懂做人,性格乖张,在明穆宗去世后,年幼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高拱不久后就得罪了当时的太后李氏,于是高拱被罢官,然后李太后与大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都支持张居正登临内阁首辅之位,张居正多次推辞,最终还是上任。
事实上,这也是张居正的“手段”。
大明一直以来,内阁和司礼监一直有“水火不容”的趋势,这是皇帝故意制造的矛盾,也是两个机构有权力冲突的缘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内阁和司礼监“携手”,那么对皇权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张居正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他就要做前人不屑于做的事情,他“讨好”冯保,对于冯保的“贪污”行为视而不见,为的就是获得冯保的支持。
除了司礼监的支持以外,因为万历皇帝年幼,“皇权”被李太后所保管,张居正的为人处事深得李太后的欣赏,所以李太后表示,无条件支持张居正的决定(两人还因此传出绯闻)。
就这样,张居正成为了大明唯一一个集“司礼监”、“内阁”、“皇权”于一身的权臣,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张居正的时代。
因为没有帝王心术的掺入,张居正很自然地进行了他的变法,没有丝毫阻挠,一条鞭法,考成法,让整个国家快速地运转起来,这个国家机器的背后,没有一个集团,就只有一个张居正。
张居正变法期间,国家的财富迅速积累,这是后来万历挥霍的“资本”,跟着一起变化的,还有国家的政治环境,贪官的手只要敢伸出来,都被张居正斩断,只要有官员懒政,那么立即就会被“考核”替换。
弹劾张居正的折子像雪花一样落下,但这些折子万历帝根本就看不懂,就算看得懂他也不敢看,因为张居正经常对他冷暴力,他十分害怕老师张居正。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张居正就让国家发生了不同,他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了,而一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才开始“后怕”,决定隐退。
严嵩和张居正的最大区别:是命运,是方法。
万历十年,张居正感到快速变法的“反噬”正在袭来,于是他请求致仕,在被拒绝几次后,张居正也病逝了。
张居正死后,对于朝廷的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没过几天,张居正被弹劾的折子漫天飞舞,过了不久,本来还对老师有些怀念的万历帝一下子也被勾起了张居正对他黑着脸,严厉教导的记忆,于是他也推翻了一切对张居正的追封,清算张居正。
所以最后张居正,依旧没能得到一个好下场。
从结果上来说,张居正和严嵩极其相似,可两人的后世评价却是不同。
严嵩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张居正虽然也被诬陷为“贪官”,可他的付出,后世人的眼睛却是“雪亮”的。
之所以两人的人生结果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严嵩的运气不好,活在了嘉靖帝的时代,活在了这个昏君时期多过明君时期的皇帝掌控下。
严嵩被迫改变了自己。
而张居正则是避开了那个不堪的时代,有生之年有幸熬到了一个皇帝年幼,无心斗权的时代。
除此之外,两人还有方法上的不同。
严嵩卑鄙,但他做的卑鄙之事,大多都是损人不利己,张居正也被人说“卑鄙”,不择手段,可他的一切行为,还是为了国家,所以张居正的方法,更高明于严嵩的方法,这也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结语:
在明朝特别的皇权环境下,张居正这种人是很难善终的,可即便他知道他的未来,都没有放弃为这个国家逆天改命的信念,而且他也知道,即便他做了严嵩,最后皇权想如何炮制他,他也是无力抵抗。
严嵩是悲哀的,也是可恨的,张居正是悲哀的,却是可敬的,两人都舍弃了内心的一些坚持,只是严嵩舍弃了最初的部分,张居正舍弃了后来那些部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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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区别在治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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