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晋商为什么最终灭亡呢？
历史上的晋商为什么最终灭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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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辉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晋商的衰败也是各种历史原因促成的，无法避免！自己的分析是粗浅的，仅供参考！
1、晋商运作模式是先进的，但随着市场竞争逐步也丧失优势！采取聘用经理操盘商铺，并予以一定比例红利，大胆放权；由经理聘用伙计；经理和伙计都是山西同乡，但从不用亲戚，所谓用乡不用亲！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模式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一是这种商业模式很容易学，时间一长大家都一样了，也就不先进了；二是用同乡的做法导致人才的局限性很大，真正的人才难以网罗，同时管理者的视野也越来越窄，竞争力越来越弱！
2、山西地处中部有优势，能吃苦，利用驼队长途贩运，但由于欧洲现代运输工具的投运，也就没有了地域优势了！晋商把大量的南方茶叶、瓷器、日用品、丝绸等运往蒙古和欧洲地区，然后再把欧洲和蒙古的银子和牛羊运回内地，就是所谓万里茶路！
晋商的地理优势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步失去，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修建了西伯利亚铁路！铁路总长近万公里，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时间为1891年到1916年，陆续按区段先后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陆续开通，再加上俄罗斯商人也参与了茶叶和日用品的经营，一些水路运输通道也得到打通，晋商基本无法与强势的俄罗斯商人进行竞争，彻底丢掉了欧洲市场！以前洋人不愿意吃苦长途贩运，现在铁路和水运很方便了，用不着晋商的驼队了！
清朝末期，蒙古地区人口稀少，贸易量不足以支撑晋商的长途贩运成本，逐步也就失去了这块市场！
3、晋商一直替朝廷运作资本，获利不小。但随着清朝腐朽没落，国库空虚，再加上战火纷飞，朝廷大部分款项还的由晋商垫资，到了后期朝廷的欠款大多要不回来，沉重打击了晋商的根本！
天下大乱，命都保不了，怎么做买卖了？
4、至于晋商票号，本身就是为商业服务的，商业的衰败也打击了票号。再加上雄厚实力的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开始涉足现代银行，晋商票号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毫无抵抗的可能！
晋商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几代山西人前赴后继，不怕吃苦、诚信待人，敢为天下先的必然结果！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不聊生，没有国哪儿家？
晋商五百年的兴衰历史，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说到底还是工业文明战胜了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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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时，已经在帝国纵横了近500年的晋商没有想到，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当时，从南方崛起、迅速扫荡整个中国的太平军，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捻军，使得作为大清帝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遭到重创，由于各省饷银和粮税都无法正常押解到帝都北京，这对于当时一年军费耗费达到2900多万两白银的咸丰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全国经营票号金融业的晋商一跃而起，帮助大清帝国化解了这场危难。
当时，南方的饷银和粮税无法押解到北京，于是，从山西开始发源的票号业开始为清廷办理汇兑和异地存放款业务，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军饷和现银运输的困难，从而得以在为时十多年的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中，拥有源源不断的财税解决军事和财政危机，延续了大清帝国的生命。
▲太平天国的崛起，意外促使晋商进入了巅峰时期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创立，并且协同众多山西票号鼎力襄助大清帝国，但其实，这并非晋商对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国呼风唤雨、兴盛500年，晋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兴。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为了对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时南下侵扰的蒙古人，大明帝国开始在北部边疆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号称“九边”，由于各座边镇驻军庞大，粮食运输是个严重问题，于是，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送到边境粮仓，便可以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贩盐售卖。
在农业时代，贩盐是一个暴利行业，这就使得各路商人开始纷纷贩运粮食到北方各个边镇，于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边镇，开始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粮食市场，不仅如此，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们，还在做粮食、贩盐买卖的同时，将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种军需品运到北方，然后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运回关内售卖，如此一举多得。
于是，在繁盛的边境贸易刺激下，一个崭新的商帮——晋商，开始在大明帝国内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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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边境贸易而兴的晋商，对政治并不满足。
明朝末期，后金（清朝）逐渐崛起，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在明清拉锯战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们嗅到了政治的利益气息。
当时，部分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关外之间，并不断为后金政权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在他们看来，只要谁付的价钱足够丰厚，他们就为谁服务，至于什么民族大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开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满清入关后，当时，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清廷建议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领兵入关的多尔衮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于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抚下，晋商也开始大规模为满清征讨南明政权和各路义军出人出力，从而为大清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山西富商范永斗还在顺治初年被赐封为内务府皇商，为清廷贸易往来出力甚巨。
▲通过勾结清廷，晋商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大发横财，并傍上了清廷的政治大腿
到了康雍乾时期，从贩盐起家的晋商，此时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盐、茶等各种境内外业务，并与徽商、粤商一起，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商帮。
与徽商、粤商在盐业之外，还主打茶叶生意等海上贸易不同，晋商则在欧亚大陆上，开发出了一条内陆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开辟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再通往俄国境内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路，这也是继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衰落后，由晋商开辟出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其影响非同小可，这也成为了晋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道光四年（1824年），由晋商首创的票号山西日昇昌正式设立，由于异地存取款方便、汇兑自由，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在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的助力下，清廷也终于发现了山西票号这个好东西，在与清廷和政治的互动中，山西票号在帝国的危难之中却飞速发展，太平军平定后（1864年后），山西票号也开始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的票号高达400多家，并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四大票庄中心，而晋商老板们，则将各家票号的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地遥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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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晋商因乱而兴之时，也是中国各路传统商帮的没落之日。
太平军兴起时，同时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期（1856-1860），当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生丝”已经开始没落，当时，欧洲开始自产自销陶瓷，而生丝的贸易中心则转移到了日本等新兴国家，茶叶方面，英国人不仅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取代中国，而且联合其他国家洋商直接进入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进行买卖。
对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来说，以往他们盈利的最大来源，是源自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统商帮垄断对外贸易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洋商们还享有税费减半等各种优势，而国内商人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免，相反随着白莲教起义、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平定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晚清时期持续不断的动乱，清廷还加重了针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因此，与在战争中意外崛起的山西票号不同，1840年之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而在晋商内部，除了新崛起的金融业山西票号之外，与徽商、粤商等商帮一样，茶叶等传统生意，也不好做了。
1860年，是晋商传统生意的转折点。
说起来，自从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确定将蒙古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恰克图作为中俄商人贸易场地后，茶叶就成为了中俄贸易间最重要的商品，而在中俄茶叶贸易中，又以山西商人实力最强，到1860年，设在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高达140多家，成为中俄贸易的垄断者。
但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趁虚而入的俄国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在掠夺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外，俄国人还取得了特权，直接进入到了中国境内做生意。在1860年以前，俄国商人被规定只允许在恰克图等边境口岸才能做买卖，而且做生意还必须通过中国商人来转接。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的垄断优势，消失了。
1860年后，俄国商人不仅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而且还相继获得了中国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此后，俄国人避开了晋商等中国商帮的垄断，直接进入到了中国的产茶腹地——长江流域的汉口等地直接购茶、制茶、贩茶。
以天津海关为例，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前，湖南、湖北的茶叶贸易一直都由晋商垄断，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俄国商人开始直接进入两湖地区收购和贩运茶叶。
在税费方面，当时，俄国商人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但与此相对，晋商等中国商人当时从湖北汉口贩运茶叶到中俄边境，中途要经过63个税收关卡，仅仅税金就要比俄国人高出10倍左右。
另外在交通运输上，当时俄国商人先是将从湖南湖北收购的茶叶，用小船运到汉口装载大船，然后再从汉口沿着长江运到上海，再从上海海运到天津，然后从天津运到蒙古恰克图，然后进入俄国和欧洲大陆贩卖。
与此相对，晋商却只能从汉口北上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然后再到河南赊店（今社旗县）上岸，然后手牵骆驼过河南、上太行山、穿过太原、越过雁门关，然后再走出西口，穿过草原，最后才能抵达中俄边境的蒙古恰克图，因此运输成本之高也就不难想象。
由于俄国商人享有特权、税负成本很低，并且茶叶运输选择走水路运输便捷、运输量大、成本低廉，这也使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市场的俄国商人迅速抢占了中俄茶叶贸易市场，对此，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就上奏清廷说：
“自（武汉汉口）江海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长）江（天）津，由（天）津运俄（国），运费俭省，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面对俄国商人的关税和交通优势，晋商茶帮紧急向清廷提出，希望也能学习俄国人走水路运输，但清廷对此的回答是，走水路可以，但厘金等税收却一分钱也不能少。
税收成本要高出俄国商人10倍，运输又处于劣势，最终，成本高昂的晋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上节节败退。以1865年为例，当年由俄国商人贩运到俄罗斯的茶叶为135万斤，两年后的1867年，这个数字飙涨到了710万斤，至此，在茶叶贸易等中俄传统贸易商品上，已经基本没有晋商的什么事儿了。
在传统实业生意上，晋商茶帮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一样，几乎是全线溃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晋商中的茶帮率先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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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茶叶等传统生意难以为继，但票号金融业的意外崛起，却让晋商们对传统生意的没落不以为然。
在晋商们看来，赚取汇兑差价、利用存款放高利贷等金融业务如此暴利，钱来得又轻松，金融业这么好干，那还要干实业干什么呢？
尽管在1840年之后，中国的洋务运动等近代工业开始大规模兴起，但在眼里只有金融暴利的晋商们看来，当初爬山涉水的中俄贸易等生意赚钱实在太艰辛，而他们对清廷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办近代工业又看不懂，或者说因为金融行业赚钱太轻松不想去懂，也因此，晋商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开始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但倚靠着满清朝廷这棵政治的大树，晋商们还是活得很滋润。
对于清廷来说，晋商们是最好的提款机和保险柜：一旦发生战争动荡，第一时间就可以让经济实力雄厚的晋商们捐钱出银“支援朝廷”，仅仅在天平天国之乱（1851-1864）期间，晋商们就向清廷“捐纳”白银“数逾千万”。
而官员们赚了钱，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存在信用卓著的山西票号。
例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就将自己搜刮得来的10万两白银存到了山西票号蔚丰厚汇回重庆，并约定每年支取1万两，分十年取完但不计利息。在当时，官员们存款在山西票号普遍是没有利息的，对于官员们来说，政治上得来的很多赃款难以对外言说，因此这些巨款只要能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不损失本金就行；而对山西票号来说，有了各种免去利息的政治赃款来做生意放高利贷，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在此情况下，除了与清廷官方的汇兑业务往来之外，山西各大票号也成了当时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们心中最为安全的“保险柜”，只要赚了钱，大家都喜欢往票号里存款。
当然，晋商们也非常“识做”。当时，晋商们对于清廷上至中央的各部尚书、郎中，下至各个部委的门房、库房士兵乃至管事的老妈子，不仅在办事的时候有打点，而且每逢年节必有赠款，把各条门路搞得妥妥的。
对此，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中介绍说：“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其中最著名者，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大德通票号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交结岑春煊，日升昌票号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官员，晋商们还不惜一掷千金，在他们还未显达时就“给力投资”：
当时，张之洞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后他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疏通关节，张之洞亲自拜访了当时山西协同庆票号，提出借银10万两，对此协同庆票号的经理随即应承下来。张之洞后来出任两广总督开始“知恩回报”，将两广地区的财粮国税全部交给协同庆解交汇兑，协同庆票号也因此在三四年间，就盈利上百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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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00年的庚子事变，则让晋商登上了巅峰之路。
1900年，在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惶逃窜，在逃入山西境内后，山西祁县乔致庸家族所属的大德通票号在得到密报后，立马设法将“老佛爷”慈禧一行迎入了大德通票号留宿一夜，并且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随后，山西各家票号又集体进贡了10万两白银作为“奉献”，这让仓惶逃奔的慈禧非常感动，认为晋商们都是大清帝国的“大忠臣”。
庚子事变平定后，返回北京的慈禧立马下令，让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下令将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也交给了各家山西票号汇兑，此后从1901年开始，各省每年都把应交的庚子赔款先解付给各家山西票号，然后再由各家山西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拥有了慈禧的谕旨保护这把无上的政治尚方宝剑，晋商们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前，也步入了最后十年的“黄金时代”。
但危机，已经步步逼近。
就在山西票号开始进入“巅峰鼎盛”的同时，一种更为先进的金融机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了。
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到1890年，仅仅英国人就在中国开办了30多家银行；另外，日本、法国、德国、俄国人也纷纷在大清帝国境内设立银行。
外国银行的到来，使得不仅在华外国人的钱都被吸走了，而且就连中国人也开始将钱存入到了外国银行。这就使得山西票号的业务越来越少。
以天津为例，当时天津对上海每年的棉纱款项汇兑1000万两白银，以往都是由山西票号汇兑，但外国银行进入天津后，立马抢去了500万两业务，新成立的国内银行又抢去了300万两业务，最终票号的业务只萎缩剩下200万两。
在外国银行的大举入侵下，以往由山西票号垄断的中国金融市场开始迅速分解，这就使得晋商继在茶叶市场失守后、最后一块残留的金融业务也节节败退，市场份额开始急剧缩小。
尽管拥有大清帝国的政治保护，但面对银行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晋商却由于自身的保守，以致多次失去了将票号转型成为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清帝国计划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官办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就是后来中国银行的前身。当时，清廷鉴于山西票号实力雄厚，以及1900年庚子事变时山西票号对慈禧和清廷的倾力支持，因此特别颁旨由山西票号来举办“户部银行”。
没想到当清廷时任户部尚书鹿仲霖奉旨邀请各家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家蜗居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大本营醉生梦死的财东们却死活都不同意，财东们的意见是，一旦跟清朝政府合作，他们担心资金会被清廷控制，自己无利可图。为此，当时清朝政府经过多番协商，甚至表示如果山西各家票号担心钱的问题，那就只出人不出钱也可以，只要用管理技术来入股就行，但山西票号的财东们死活就是不愿意。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转而向江浙一带的绸缎商人募资筹办户部银行，而这，也成为了清末和民国时期，江浙财团最终后来居上，压倒晋商、成为中国最大财团的根本原因。
因为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面对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明白一旦失去重组银行机遇，将使晋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山西各家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也忧心如焚。
当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
在建议参与组建清廷中央的户部银行失败后，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退而求其次，1908年，以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为首的各家山西票号的职业经理人们，决定集体向各家山西票号的财东们建议——成立山西人自己的银行，进而组建晋省汇业银行和三晋银行。
但山西各家票号的财东们意见很一致，就是三个字：不同意。
当时，作为山西票号的龙头老大，蔚丰厚的总经理毛鸿翰不仅不同意，反而还怀疑污蔑李宏龄作为职业经理人另有野心“自谋发财”，最终，此事也是不了了之。
▲各家山西票号的财东们困守大院，最终坐井观天
而在连续两次错失转型的绝佳机遇后，在思想上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山西票号和晋商们，已经注定将被时代抛弃了。
对此，作为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李宏龄非常痛心，为了促进票号的财东们转变思想、出来学习看看外面的世界，李宏龄特地给长期蜗居在山西老家的财东们写信，对他们说：
“现在时局日新月异，从官方到学界，都在争相派人出国考察，但是作为商界的我们却无动于衷，现在你们长期居住在老家，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这些地方也不愿意去看看，现在火车、轮船这么方便，往返也不过就是几天的事，为什么不能出来看看呢？”
但是对于已经累代巨富、作为富N代、完全丧失了奋斗动力的各家票号的财东们来说，蜗居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老家的日子这么舒服，他们只知道收钱，才懒得出来外面看看呢，在他们看来，山西就是大清帝国的金融中心、乃至世界和宇宙的金融中心，他们对于外部的世界，早已完全丧失了了解的兴趣，更不要说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任何改变了。
不仅如此，在各家票号的财东们看来，他们不仅不放心自己的职业经理人，而且容不得跟别人合股成立银行，完全不懂得联合做大的道理，“只能我当老大，别人不允许来染指”，就在这种墨守成规、夜郎自大、狭隘保守的自我感觉良好中，山西票号和晋商们，最终逐渐迎来了晋商商帮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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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坐井观天中，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遍及全国的劫乱开始了。当时，以山西日升昌票号为例，该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总计损失白银 300 万两以上”。而山西天成亨票号在汉口、西安、成都3处，即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稍定，共计损失200多万两。
比被抢劫更惨的，是给清廷的借款成了彻底的死账。当时，在庚子事变后，清廷的战争赔款很多都是先向各家山西票号借钱来还的，以宣统三年（1911年）为例，仅仅这一年清廷就向山西各家票号前后借款达1200万两白银，但是，随着清廷在1912年初的退位和覆灭，这些借款也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因政治而兴的晋商，最终也迎来了政治的末日。
在各地的兵乱、抢劫、清廷的赖账不还等叠加打击下，辛亥革命开始后出现的大规模挤兑风潮，最终将各家山西票号逼入了彻底的绝境。
晚清时，当时国内的达官贵人都喜欢将钱存放在山西票号，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因此就出现了北方存钱比较多、南方贷款比较多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北存南放”，但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北京等北方的达官贵人由于担心清廷要倒台，纷纷向山西票号挤兑提现，刚开始，山西票号大多照兑不误，但随着辛亥革命的迅速扩大，由于担心清廷倒台、需要挤兑现银赶紧逃命的清朝达官贵人也越来越多。
由于山西各家票号的放款远多于存款，而放款一时半会又收不回来，加上很多人趁着时代动荡故意不还钱，但挤兑提现的人潮又蜂拥而来，最终，晋商彻底走上了末路。
当时，由于各家票号对外的贷款完全没有抵押物品，这就使得一旦发生坏账，根本无法进行平账；另外，与现代银行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制不同，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当面对挤兑风潮无法兑现时，票号股东连家底、老本都得被清算掉。
以山西合盛元票号为例，到1920年时，该票号还有放款1170858两，而需要支付的存款则为1113731两，两者相对仍有余款57127两，但由于放款收不回来，存款也就支付不了，最终该票号只能歇业倒毙。
而到了1931年，前清甘肃提督董福祥的三夫人，甚至亲自从甘肃跑到山西平遥，向当时存钱的协同庆票号讨债100多万两，眼看无法兑现存款，协同庆号的股东和经理人只能连夜潜逃。
在改朝换代和挤兑风潮的巨大打击下，依靠政治而生的山西票号的财东和大小掌柜们，只能纷纷歇业倒毙，并且四处逃匿躲藏。当时，很多经营票号的晋商为此官司缠身、债务缠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仓惶潜逃，有的甚至弄到家破人亡，最终只能沦落成沿街乞讨的乞丐。
到1921年，曾经在中国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只剩下了5家，到1932年，山西票号最终倒毙到只剩下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家在勉力维持经营，而当时，这两家最后残存的票号实际上已经改组成了银号之类的信用机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票号了。
自此，从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最早的票号平遥日升昌票号创立，历经百年风雨后，到1932年，曾经显赫中国的山西票号，终于彻底衰落、轰然倒塌。
▲武昌起义敲响了晋商陨落的丧钟
而就在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之前，1906年，晋商的杰出代表乔致庸也开始了对祖传的乔家大院进行翻修扩建，1912年清廷覆灭后，乔家大院的扩建仍在进行，但对于早已经放弃实业经营、又失去金融业支撑的乔家子孙来说，家族的没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由于赚钱后的资本不能流入实业经营，因此在失去金融业和清廷的政治支撑后，晋商开始轰然倒塌，但晋商子孙后代们的奢侈并没有因此减弱。
以山西太谷的曹氏家族为例，当时曹家上下光佣人就有300多人，并且曹家上下通行吸食鸦片，平时家中光鸦片存储就达万两以上，1912年后，曹氏家族最终在挥霍无度中，亏空了最后的家财。
而赫赫有名的乔致庸在1907年去世后，他的11个孙子中至少有三人也在吸食鸦片中败光了家产，其中乔致庸的孙子乔映南不仅和妻子一起吸，而且乔映南的七个子女中也有五个人吸鸦片，到了1939年，风光一时的乔映南最终在穷困潦倒中去世，至此，乔致庸家族也在吞云吐雾的自甘堕落中，和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晋商群体一起，慢慢被历史的烟云所覆没。
至此，那个曾经在明清两代、纵横中国达500多年的晋商商帮，最终悄然陨落。
参考文献：
庞利民：《晋商与徽商》
容和平 韩芸 王鸣：《官商经济与晋商兴衰》
张丽 骆昭东：《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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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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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能说是晋商完全灭亡了，因为直至现在还有很多晋商的商会。不过，对比历史上晋商最风光的时候，
晋商确实衰落了
，在如今的市场上也落后于其他商会。今天，我就从晋商的
“崛起”
、
“巅峰”
和
“衰落”
三个方面，简单来分析下，曾经辉煌无比的晋商的为何会走向衰落。
【一
】、晋商的“
崛起
”：
1️⃣元末明初，明朝边疆守军急需战马；
现在比较公认
晋商的起源时间是明朝初年
，也就是
元末明初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元朝是由我国北部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其大本营在北方。而明朝成立后，蒙古族原有的贵族势力虽然都退守到了北方草原，但对于明朝的领土依然虎视眈眈，不时袭扰。
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境内又有很多其他武装势力需要去清理，所以一时间无法完全消除北部的威胁。于是，明朝在北方边境派驻了大量的军队，防治蒙古部落的南下袭扰。可是，蒙古族有着天然的骑兵优势，经常是骑兵快速突进，袭扰抢夺后迅速离开，让以步兵为主的明朝边疆守军无可奈何。
2️⃣国库空虚，南方商人不愿意运马；
因此，明朝边疆守军急需从内地采购马匹送到北部边疆去，补充所需要的战马。可是，很多养马或者贩卖马匹的南方商人远离边疆，没人愿意千里迢迢运送马匹。辛苦不说，万一出了差池，损失了战马，还会背上牢狱之灾。再加上当时明朝刚建立，朝廷国库空虚，无法及时支付高额的运费，导致并没有太多商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3️⃣明朝设立“盐引”制度，鼓励商人运马；
明朝政府看到南方商人不愿意运送马匹，所以就创造了
“盐引”
制度，用来鼓励商人们运马到边疆。这种
“盐引”
也就是俗称的
“盐票”
，当商人们把马匹运送到边疆后，就会从当地驻军所在地官府手中获取等额的
“盐票”
，然后商人再回到中原地区，凭借手中的
“盐票”
换取食盐进行贩卖。在古代，是不准贩卖私盐的，所以盐的利润很高。
4️⃣晋商坐拥地理之变，运送军马，趁势崛起；
当时在山西，很多商人瞅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便组织起来从南方运送马匹到北方军镇，换取
“盐票”
后回中原贩卖赚钱。因为山西本来就地处北方，对北方的道路较为熟悉，且距离边疆军镇较近，所以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所以借着运送军马这一营生，晋商快速崛起，逐步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
【二】
、晋商的“
巅峰
”：
1️⃣明朝中期晋商依靠“南北贸易”快速发展；
山西可以说地处南北交界的地方，在明朝时期，山西距离明长城距离较近，距离江南区域也不远，可以说是绝佳的贸易之地。
到了明朝中期，朝廷规定商人不再需要以马匹粮食等去换取
“盐票”
，商人在各地的
盐运司
，就可以直接
用银两换取“盐票”
，再进行“盐”的转卖赚取利润。靠着前期积累下的货运优势，晋商在这一政策下快速发展，并逐步扩展到从南方运送粮食到北方售卖，收购北方毛皮、人参等物，换取南方的茶叶、丝绸等。
就这样，晋商在明朝中期由南到北，再从北到南，
依靠南北贸易快速发展
。
2️⃣清朝中期晋商凭借“票号生意”达到巅峰；
到了清朝初期，晋商依靠
驮帮、马帮和票号
，生意进一步扩大，成为了当时三大商帮
（晋商、徽商、潮商）
中最强大的一个商会，一时间风光无比。
因为清朝官府当时也缺钱，所以晋商协助清政府完成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时候地方晋商还会直接资助当地政府，
或垫资采购官家所用之物
。所以，清朝初期，晋商与清政府关系很好，在清政府的协助下，晋商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起票号生意，并逐步做大做强，到达了巅峰时期。
我们熟悉的乔家大院中的乔家，就是晋商的典型之一，乔家最重要的生意就是
票号生意
，也就是类似于现今银行的生意。
所以，在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发展后，
到了清朝中期，晋商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
【三】、晋商的“
衰落
”：
到了清楚末期，晋商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逐步衰落。它的衰落，并不是说某个单一原因，我认为是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因为单纯一个商会是无法脱离清朝的没落而独立发展的。具体原因，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
1️⃣清朝政府自顾不暇，晋商少了朝廷支持业务下滑；
晋商的兴起就是依靠明朝政府，到了清朝，它的快速发展依然是靠着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很多晋商的生意，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朝廷有关。而到了清朝末期，清政府自顾不暇，根本就无心去支持晋商，少了朝廷支持，晋商的业务快速下滑。
2️⃣清政府收复新疆、平定太平天国等活动榨干了晋商。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晋商或主动、或被动，
捐赠了大量真金白银用作军费
。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时，晋商也是捐出很多金银支持湘军、淮军的军事行动。
虽然，晋商这种捐赠，换取了与清朝政府的良好关系，但因为此时清朝政府已经国力下降，并没有为晋商提供更多的等价利益。
3️⃣清朝末期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打垮了晋商的生意。
另外，清朝末期由于一系列侵略事件，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及日俄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签订后，大量的资源被这些侵略国家所占有，如
铁路、矿山、码头
等等。在他们创办商业公司的强力打压下，
晋商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小
，最终走向了衰落。
四、答题感悟：
历史的变迁下，不管是任何事物，都得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否则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就如同晋商，曾经那么辉煌过，但因为过于保守及依赖和朝廷的关系，未紧跟时代的变化去进行相应的改革。例如清朝时期
晋商的主营生意“票号业务”
，在受到
西方银行
的冲击时，没能及时进行改革，最终随着历史云烟逐渐消亡，被市场淘汰。
这就是历史，如今的我们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大到所从事的整个行业，小到个人职业发展，只有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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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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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说起商业发达，商人密集的地方应该首推
江浙沪一代
，繁荣的商业让这里成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方之一。但若说从明朝到清朝末年最为兴盛的商人，那么大家一定会想到山西的晋商。的确，如今的
平遥古城
以及
乔家大院
都见证了昔日晋商的辉煌，
乔致庸
富可敌国的事迹更是频频被拿来讲述。
曾经的晋商走遍了全国各地，甚至远涉海外做生意，可谓是声名远播，清朝末期的晋商为何走向了没落呢？
一、清朝末期列强入侵抢夺晋商市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列强打开了国门，贸易的门户也被打开了。诸多通商口岸被打开，内地广阔的市场也被打开。而在很多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列强们拿到了很多贸易上的优惠政策，而这些，晋商们是没有的。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于中国金融方面干涉越来越多，不少列强开始在中国开设银行，而大家都知道晋商最大的业务之一就是票号。而票号在银行的挤压之下市场份额不断减少，使得晋商在金融市场上损失严重。
另外，茶叶也是晋商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晋商的茶叶曾经可以远销俄国，但后来随着经商口岸的逐渐开放，以及俄国在中国经营茶叶的税率不断降低，使得晋商的茶叶出口量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低，诸多经营茶叶的晋商破产，对于晋商的打击是巨大的。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时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机器制造的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成本要比手工制造的精美且成本低廉，对于本土商业的冲击非常大。不仅仅是晋商，其他地方的商人群体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无奈，这就是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
二、清廷的没落使得晋商失去了依靠
晋商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自然少不了依靠朝廷，晋商们为朝廷出钱出力，而朝廷也会给予晋商们许多的特权，大家互惠互利。这样的朝廷是遭到很多读书人的排斥的。
但是晋商们却不这么认为，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做皇帝，对于他们来说区别不大，他们都需要牢牢抱住朝廷的大腿来获得更多的支持。在清朝初期，朝廷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期间，晋商们可以说是出钱出力，大力支持。
比如说康熙皇帝在平叛准噶尔期间，晋商们在后勤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而投桃报李，朝廷给予了晋商不少经营盐铁等高回报的生意的机会，使得当时的晋商赚得盆满钵满，晋商队伍也逐渐扩大。
清朝时期有捐官的政策，就是说只要有人拿出足够的钱来就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官来做，不必寒窗苦读十年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买官的费用自然不小，普通老百姓是负担不起的，但是晋商中诸多富商巨贾拿得出这笔钱，于是很多晋商都拿钱给自己或者家中的儿孙买官来做，朝廷拿着晋商们买官的钱来负担各种花销。
这样一来，晋商与朝廷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就连慈禧太后西逃的时候，都曾经受到过晋商的帮助，可见朝廷对于晋商还是比较信任的。
到了清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力衰颓，对内有太平天国这样的内乱，对外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各种不平定条约。可以说此时的清廷处处需要用钱，而信用度却大打折扣。所以晋商在朝廷中的贷款无法收回，另外依靠朝廷的业务无法开展，晋商的生意自然难做得多。
三、晋商子孙后代挥霍无度，后继乏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晋商中不少人践行了这句话。不少晋商出身并不富贵，靠着自己多年打拼富甲一方，于是便开始奢靡起来。不断地盖房子、娶小老婆，整日花天酒地，这样的日子怎么能长久呢？
大家应该都记得乔家大院吧，那样占地面积广大，建造精美的院落可不是乔家一代人建成的，乔家几代人都在不断扩建自己的院落，这才有如今富丽堂皇的乔家大院。
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晋商生活是多么的奢靡。
另外，有的晋商第一代艰苦创业，但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子孙们便开始挥霍祖上留下的家产了，很多晋商的家底就这么被败光了。而且清朝末期，晋商中并没有出现十分能干的人，后继乏人，晋商的没落真的是在所难免。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看过电视剧
《乔家大院》
，电视剧中的乔致庸是个商业奇才，他将乔家的商业帝国扩展到最大，更是实现了属于自己的目标“
汇通天下
”。但这也算是晋商最后的辉煌，之后晋商可以说一直在走下坡路。
如今说到山西，大家想到更多的是那些家财万贯的煤老板，他们可不是靠着精明的商业经营而发家致富的，靠的不过是对资源的掠夺。当日晋商们南来北往，熙熙攘攘做生意的场面，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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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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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很难，但穷起来却很容易，金银再多，一旦开始流失，往往比流水还快。
晋商的没落，实际上可以说是物极必反的明证。从客观上来说，其没落，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战乱的摧残，另一方面因为其自身没有紧跟时代发展而变化进步。
不读书不知天下事
凡事情的发展，到了一定的极致，就会反向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晋商长期的繁荣，直接导致后代子孙养尊处优，不以读书为荣，而以经商为上策。
一百多年前的山西民间，曾经有句谚语：“有儿开商店，胜过做知县”。可以看出，在当时山西人的观念里，经商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其次是做官，最后才是读书应试。 山西几乎在整个清朝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状元。
不读书就无法快速了解世界的变化，晋商在晚清时期，还是凭着自己学徒制所吸收的知识，去应付当时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可以说从起点上就开始输了。当改朝换代的重大厄运到来的时候，这些不读书的晋商，思想僵化，死守传统，根本无法转型，当然陷入了崩溃的命运。
动荡时期
真正意义上的晋商，实际上是开设票号之后的晋商。
晋商的起源，从明朝开始是盐商，后来变成茶商。从1823年开始，开设了票号，才算真正的晋商。
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做票号很麻烦，常常要捐钱。政府有事没事就来摊派，找你捐钱。
据资料统计，晋商捐钱的数字：清代大小金川战役11万两，白莲教作乱218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200万两，太平天国起义287万两，左宗棠西征新疆捐了863万两。慈禧西逃，还向乔家大院借了40万两银子。
战乱对商业的摧残并不亚于直接的杀戮，犹如慢性毒药一样。
晚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战乱连年，而晋商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 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则有农民起义不断，晋商于是慢慢地被战乱所毁。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晋商几乎不能翻身。“南北客商，货未畅销，款多停滞，不能周转”，辽东、直隶的直接损失重大。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晋商的景况更为惨淡。“抢劫之后，继以焚烧”，“十室九空，生计殆尽”，在京晋商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撤庄、避难。
国际局势
1900年以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猛烈冲击下，外国银行逐渐取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票号。
实际上，清政府当时劝晋商进行票号改革，向西方学习，但是晋商固步自封，思想退化，没能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拒绝了清政府的明智规劝。
1914年的冬天，中国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随之落下帷幕，票号曾经创造的辉煌也被尘封在了这些古老的院落里。
晋商的发迹
关于晋商，实际上不能简单滴说他怎么怎么没落下去，而应该看到并积极肯定他在封建王朝时期，对中国经济作出的积极贡献。
晋商的发迹除了有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脱颖而出和经营意识。 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自唐宋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
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古老的民歌《走西口》就是对山西人被迫外出陌生状况的真实写照。
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走出家门”，面向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投身于市场洪流之中。
当时，老百姓大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奉土地就是立家之本、财富之源。再加上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政策，歧视、限制商人。还有道路的闭塞，旅途的艰辛，各地风土的千差万别，都为传统的中国人出外经商设置了重重障碍。很多人因此固守乡土、老死故里，终生没有迈出自己的家乡。
经商这条路是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没有一种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精神，是走不出家门，闯不出州县，跨不过崇山险关的。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大体上，是从山西中北部出发，一条往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往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然而，不论走哪条路，首先要面对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面前的万里长城的关口雁门关。雁门关是长城所有关口中地理位置最为险要的一处，它位于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雁门关之得名，传说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太高了，关口建成之后，连在空中肆意翱翔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越而过。
明朝的各项开放性制度，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加上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山西商人注重团体发展，结成同盟商帮，而且还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更注重与官府的交好。
明代时，晋商活动范围已经“半天下”，到了清代，可以说就是“足迹遍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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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通常是对明清王朝统治期间的山西商人的统称，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分析晋商的没落，就要首先分析其兴起原因：1.明朝\"开中制\"政策，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商人又为清朝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其兴起、发展、壮大得利于封建统治政策和封建社会的特殊经济政治结构；2.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发达的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为传统制造品提供资金支持，或直接参与经营。
由兴起分析其没落原因如下：
1.明清晋商始终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甚至相互依托。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依靠于统治者的政策和权力，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2.晋商开始没落于清朝晚期，代表的仍是封建主义、小农经济，与大环境脱轨。晋商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产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3.“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没有将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建房很是普遍。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4.晋商在近代新经济形势的冲击下墨守成规，不能改革适应。如前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但晋商没能加快改革，适应潮流。
5.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全面冲击，当时的社会条件已不能为晋商提供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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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抢，我来回答！
山西曾拥有繁荣的商业，却未能走上良性的商业发展道路。小青峰从晋商文化的角度分析晋商衰败的原因，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是如何塑造晋商的意识形态、商业人格和商行制度的。
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是晋商在经商立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晋商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究其原因，除了商业经营本身的高风险和其他外在因素之外，本文试图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
一、缺乏竞争的文化
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 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二、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要做生意只能靠勤力劳作，这就要求山西商人必须保持艰苦创业、勤劳俭朴的精神。正当徽商以沿江、沿运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默默地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贸易。到第二步“少有斗智”，在资本有一定积累的条件下，商人要想与人相对而争利，必须精敏有心计，靠策略制胜，“富者必用奇胜”。到第三步“既饶争时”，在资本自我积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应当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抓住时机，谋求创新，谋求自我发展。
但是,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奢侈消费。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三、认知危机
山西地理位置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谨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少数民族骁勇豪放,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征。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山西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东部地区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
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规模,它们在上海的实力也很强，被称为宁波帮或宁绍帮。从地理上看，宁绍平原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拥有相对高的经济开放度,广泛吸纳外来资金，金融增长迅速。而封闭的山西商人固步自封于传统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又盲目自大，没有认识到山西商人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孕育出大批对环境扰动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型金融人才。在清政府垮台前，山西商人未能认清银行发展的大趋势，不能顺应潮流，做出恰当的选择,这样山西票号坐失了最后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同时民众对清政府的腐败产生制度.上的不信任，挤兑时有发生。在面临金融风险时，山西票号又没有认识到独立的金融人格才是促进金融创新和实现金融发展的根本保证，最终随清王朝的垮台而衰败。而东部的钱庄业在面临挤兑风潮时，为了维护银行声誉而与民国政府的停兑令展开抗争，终于扭转大局。
四、缺乏独立的商业人格
我国封建王朝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三千年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为官入士最为荣耀，“贵农抑商”，孟子称商人为“贱大夫”,形成“士、农、工、商”的择业之道。而山西地理位置从未远离过都城或京城,山西商人也从未远离过政治，他们认为行贾可习儒，仕可不失贾业。榆次常氏家族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但从不绝于科举。就在山西商人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实力和势力时，他们认为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是做官或傍官，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入清后，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特殊的相互结托关系。山西票号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甚至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使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也就是说，山西票号的繁荣有相当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结以腐败的手段得来的，而政府的强制干预和压榨,使票号制度的演化发生扭曲，导致山西商人丧失了金融自主性，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商人，为他们的全面溃败留下了隐患。而东部钱庄基本割断了与清政府的直接关系，可以沿着自发的路径演化，经理们个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决定，其金融人格日趋完善。
总结:出现了认知危机，又缺乏竞争的文化、创新的文化氛围、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也不能保证事物沿着良好的路径演化。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晋商的衰亡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的消极因素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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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战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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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作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商业群体，崛起于明朝，鼎盛于清朝。史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晋商在清朝时期走上发展的顶峰，与清王朝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在清朝的支持下，晋商垄断了满蒙贸易，甚至远涉俄罗斯。可以说，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关内、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
网上曾有一篇文章说，早在明朝后期，晋商就通过私自向后金（清）走私盐铁、粮食、甚至军需火器等方式，帮助明朝的劲敌后金建立起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兵，并最终定鼎中原。所以，明朝的灭亡与晋商的叛国投敌有很大关系。
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定下了“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的对蒙对女真的策略，这是因为中原王朝物产丰富，农业发达，所以通过贸易互市的方式给这些游牧、渔猎民族提供生活必需品，从而在经济上对其进行牵制。
朱元璋当时就很明确的指出，对这些时常侵扰明朝边境的周边部落开展贸易，并非为了赚钱，“朕岂为利哉？制御夷狄不得不然也”。而当时山西因为地处明蒙交界，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所以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凭借盐引起家的晋商，通过蒙汉边地贸易迅速壮大。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替介休范氏等后来的清朝八大皇商，据史书记载：“辽东商人，山西居多。”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早已不满足于对蒙贸易，而是开拓了对女真，也就是后来的后金的贸易。
按照当时明朝的基本国策，追逐利润的商人，无论是对蒙还是对满，贸易都无可厚非。但这种情况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发生了改变，因为明与后金爆发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后金成为明朝劲敌。
这个时候明朝全面停止了对后金以及臣属后金的蒙古部落的边地贸易，仅保留了土默特部等少数对明朝相对忠心的蒙古部落的贸易权，明朝也是想借拉拢这些蒙古部落来牵制后金。
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后金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到1626年宁远之战数年里，后金只能通过掠夺的方式来获得铁器、粮食。皇太极不得不先后攻打朝鲜、出征察哈尔来间接获得与明朝的贸易。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介休范氏等几大晋商发现了商机。
在明朝官方贸易禁绝的情况下，采取了走私的形式向后金输送物资，赚取巨额利润，成为后金的随军贸易商，深受皇太极的信任。清朝入关后，范永斗承充内务府皇商第一代，深受恩宠，这与当年他们走私帮助清朝获得生活必需品是分不开的。
但就此认为是晋商导致了明朝灭亡，这显然是夸大了晋商的作用了，因为在明金军事冲突最严重的时期，逐利的明朝商人就通过各处关口开展走私贸易，不仅仅是晋商，浙商、徽商中的胆大者，也冒着杀头的风险通过皮岛与后金开展贸易。
而至于“晋商帮助清朝装备了一支武器精良的八旗部队”也并不准确，因为明朝对于火器的管控非常严格，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之前，清军的火器都远逊于明军。
这种情况直到孔有德登莱叛变，带走了明朝的红夷大炮铸造工艺和铸炮匠人，清军的火器水平才逐渐提升。所以，明朝的灭亡其实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仅仅靠晋商走私一些货物就能导致明亡清兴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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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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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内起义的冲击下,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且危机日益恶化，迫使其不断的掠夺，提高了晋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成本。
2.中国缺白银，尤其是清一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最严重，得益于上下几千年的积累，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的制造强国，自然而然，向外输出制成品换取白银，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冲动”，这种冲动开始左右明清历史的进程，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更甚，整个货币体系被动摇，以白银为主的票号根本无法持久的生存。
3.清末各种银行的开办曾让票号的的存在变得无意义。
4.海洋经济的碾压下，晋商的生存空间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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