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战争中如何避免第一指挥员被俘，被杀后，部队失去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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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严重吸取了廖耀湘第九兵团部被首先打掉后群龙无首的教训，自率部放弃徐州撤退开始，其“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就始终跟随第五军行动，这是他抗战时期就率领的老部队，也是南逃的30万蒋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由此看出，杜聿明把指挥部和个人的安全看得极重，以此保证对三个主力兵团的有效指挥。
在杜聿明担任第200师师长的时代，黄埔二期的邱清泉就是他的副师长，杜聿明升任军长后，邱清泉改任其麾下新编第22师师长，算是老长官和老部下。在徐蚌战场蒋军的七个兵团司令中，要属邱清泉最为跋扈和刺头，刘峙基本指挥不动他，调杜聿明担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多多少少也有压服邱清泉以便顺畅指挥的意思。
所以刘峙很知趣，或者是也比较怕死，按说他才是徐蚌战场蒋军“第一指挥官”（指挥员那是我军专称），然而黄百韬兵团刚刚覆灭，他就带着剿总机关跑到了蚌埠，这还不算，又把原属李弥兵团的第99军调来“护驾”。如此杜聿明就成为了留在徐州的“第一指挥官”，兵权在握，刘峙只沦为了战场外的“技术指导”。
这么干后果也很严重，由于杜聿明的指挥部、剿总直属部队（光军官教导大队就有13个）都跟随第二兵团一起行动，所以李弥和孙元良都故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直接联络，各自闷头跑路。撤至孟集时，杜聿明惊讶地发现，第十三兵团的第9军已经跟他的直属部队行军队列撞在了一起，而这个军本来是应该担负后卫掩护任务的。
杜聿明勃然大怒，冲着军长黄淑叫喊：“你们为什么和指挥部走在一起？你们的司令官到底在哪里？谁叫你们提前撤退的？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掩护阵地”！同时用第9军的电话联系上了李弥，质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为什么不和指挥部联系”？李弥一推六二五，说不知道指挥部在哪里，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在第一次决定突围后，同样切断与指挥部联系的还有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本来杜聿明已经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固守，然而孙元良却单方面下令突围，结果该兵团迅速溃散，大部被歼，残部7000余人被杜聿明分编入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也就是说，被包围在陈官庄之后，蒋军实际只剩下第二和第十三两个兵团，第十六兵团已经不复存在。
杜聿明并没有指定指挥官的顺位继承人选，因为没有必要，在陈官庄包围圈里的176000余名蒋军中，第二兵团至少拥有120000人以上（撤退途中略有损失，但补充了些孙元良的兵，又组织难民增建了独立旅），几乎占到总兵力的六成多。一旦杜聿明这个“第一指挥官”出现意外，接掌指挥权的一定是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
实际上在淮海战役后期，邱清泉依仗人多枪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绑架”了杜聿明，无论是接到停止跑路转身救黄维的“空中来信”，还是来回变卦的突围行动，杜聿明都不得不主要征求邱清泉的意见，这也是蒋军的顽疾：谁兵多谁就有话语权，至于指挥序列则是随意可以破坏的。甚至于在全速南撤的第一阶段，邱清泉为了救援被围的第五军第45师，固执地命令整个兵团停下来回援，杜聿明亦无可奈何。
而邱清泉倒是指定了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少将为继任人，尽管是心腹，但他没有选择手下任何一名军长仍然非常奇怪，足见“邱疯子”在覆灭前已经惊慌失措了。华野对陈官庄发动总攻后，1949年1月9日下午，杜聿明即率领少数随从，与邱清泉一起从指挥部、第二兵团部所在的陈官庄，跑到了两里之外的陈庄（注意不是陈官庄），因为这里是第五军的军部所在地。
显而易见，蒋军的最高指挥官一般会选择置身于最精锐最嫡系的部队之中，借此保障人身安全和对部队的有效指挥，同时由军事主官指定接手人，杜聿明、邱清泉、李汉萍等人最后也是从第五军军部所在地的陈庄试图突围的。
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几个人很快就被冲散了，邱清泉战场毙命，杜聿明和李汉萍分别被俘，不过既然全军覆灭了，也就不存在谁来继承指挥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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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美军发现志愿军有一个奇特的作战特点，由于火力不足，志愿军往往拆分成几只部队分头行动进行穿插，并且在遭到火力压制，甚至打掉指挥中枢，依然保保持战斗力。
后来美军把这种作战模式应用到自己身上，取名叫任务型指挥。
任务型指挥，顾名思义，就是上级将作战任务告知下级，具体由下级要执行完成。指挥官负责下达作战指令，将需要达成的寻找目标清晰、明确地传达给下级，只约定时间，具体的完成方式方法，由下级自主掌握，给了下级足够的行动自由和充分的信任。
想起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战前动员，一线指挥员十分清楚自己肩负的任务，并把利害关系、目标、行动方向等告诉广大官兵，赋予他们顽强作战的意义，以至于哪怕是一名普通的战士，都能领会到最高军事长官的意图，即便没有有效的通讯手段，基层指挥中枢中断，这些士兵仍然会坚定地执行战前定下的作战目标。
另外，三三制这一最小作战单元的运用，把组织最小化，保证部队化小而不散，也对保持战斗力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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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10087条回答。
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第一，指挥官不到第一线。
在东北战场，林彪经常去一线观察交火阵地，他的随行军官都极不赞成。
一次林彪钻入最前线战壕，偷偷观察国军正在开火的碉堡，子弹就呼呼的从头上飞过。
林彪的一个秘书从没有 来过最前线，听到子弹这么密，就像看看是什么枪打的，忍不住将头伸出去看。
林彪一把将他拉回战壕，说：快下来，这是要被打死的啊！
看看，就这样夸张。
其实，林彪的行为是违背一般原则的。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打仗的时候，指挥官的作用比士兵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军队最大的打击，无非是第一指挥官突然被打死或者俘虏，军队必然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混乱。
所以，军官始终都是放在比较安全的位置。
以基层军官来说，排长是需要同部队前进的，但连长就不同了。
二战德军的条例时，进攻之前需要在距离敌人800米到1000米设置最前线的指挥处，连长一般留在这个位置指挥。
而作战排则需要进入400到600米内，甚至最近到200米，随后一鼓作气发动全面攻势。
而当年的轻重机枪有效射程不超过800米，重机枪虽然能够打的很远，但在800米外也就难以瞄准了，精度很喜人。
所以连长留在800到1000米外，是比较安全的。正常来说，全连都打光了，连长应该也没事。
自然，这是针对一线进攻来说，毕竟敌人还有各种迫击炮和火炮，连长的安全只是相对来说。
到了营长、团长这一级，指挥部就不在一线了，位置会大大靠后。团长团部位置，一般会在敌人火炮的射程之外。
师旅一级更是距离前线很多，只是通过电话甚至无线电报进行指挥，因为 电话线拉不了这么长。
正常来说，除非遭遇轰炸和突袭，军官还是比较安全的。
第二，备份人选。
任何成熟的军队，指挥岗位上都会有备份的人选。
以日军为例，曾有师团长战死或者重伤，日本高层立即命令另一个师团长代为指挥几天，同时从后方调动备份的军官赶到前线，取代被打死的师团长。
很多军队则干脆设有副职，团长万一被打死了，副团长就暂时接替团长职务。
同时副团长平时就要熟悉团部的一切，便于关键时候成为一把手。
其实，团长、旅长一流被打死，在各国都是很少出现的，这种备份机制几乎用不上，但仍然要保持。
第三，减弱一把手的权力。
一个成熟的指挥核心，应该是可以离开任何人都能暂时运作。
其实就中高级指挥官来说，他们是一个指挥团队。
以日军为例，师团长主要负责决策，而师团参谋长则负责具体制定作战计划，执行作战命令。当然，也不是参谋长一个人来指挥，还有大批的军官各管一块，负责执行各种命令。
那么，如果师团长挂了，其实参谋长可以自行做主，也能暂时维持指挥工作，等到继任师团长赶来。
如果参谋长挂了，师团长原则上也可以暂时充当这个职务，等待新任参谋长赶来。
师团长和参谋长并没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存在挂了就导致指挥彻底瘫痪。
其实日军最初就是师团长一个人说了算，参谋长的地位很低，类似于参谋，只是负责一块。
实战中发现这种指挥机构存在风险，就慢慢的改变。
其实军队作战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事，决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结果，不会是那么幼稚、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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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为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军主官的人身安全，军委会曾就指挥所位置做了大致指导：师部距离前线7-8公里，军部大约为20公里，集团军总司令部可设置在100公里以外。
正常情况下，这么个距离是没问题的，但出现溃败或者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军事主官有时也会非常狼狈，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淞沪会战后期，日军增援部队在金山卫登陆后，蒋介石下令让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但由于军心涣散、通讯不畅加之日军来的比较迅疾，胡宗南第一军军部、薛岳左翼军总司令部都被日军冲散，甚至薛岳的卫士、副官及司机等都被日军打死了，他本人接连在大冬天泅过几条河流才得以幸免。
二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74军军部被日军骑兵冲散，王耀武的卫士排排长也在他的亲眼目睹下被日军骑兵用马刀劈死。王耀武躲进了大路边树林里才逃过一劫，这是他整个军旅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
除了上面所说把指挥所设置的相对远离前线，以最大限度避免军事主官出现意外情况，国军部队军事主官通常还会在战前预设好指挥顺序。
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为提振士气及表达誓于日军共存亡的决心，薛岳立下类似“遗嘱”的命令：职若战死，则以罗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军师团营连长若战死，则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
第一次入缅甸作战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也在同古之战中立下遗嘱：如果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继之，依此类推，各级皆然。
事实上，戴安澜将军的这份遗嘱最后还是很不幸的被执行了。他被日军的机枪弹射中腹部胸部后，由部下抬着向国内撤退。
或许是预感到时日已经不多，他嘱托第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郑庭笈一定要把部队带回国内。最后，虽然200师也损失惨重，但郑庭笈也算完成了戴将军的遗愿。
郑庭笈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国军一些所谓的部队第一指挥官只是挂名，由于代理指挥官行实际指挥权力，甚至该第一主官都很少在自己部队露面
1943年鄂西会战爆发之前，名义上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甚至都不在第六战区辖区之内，他远在设于云南楚雄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第六战区的实际工作由代司令长官孙连仲负责。
由于对第六战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老部队也在六战区，陈诚临时飞回湖北恩施，指挥了此次鄂西会战。
另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曾在武汉会战初期因病住院，职务一直由白崇禧代理到会战结束。
所以，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第一指挥官的人身安全外，其上级或者其本人通常也都会实现安排好指挥次序以防部队失去有效指挥。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些第一指挥官也只是名义上的第一指挥官，负责实际指挥的另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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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如何避免军事主官被俘被杀后失去战斗力问题？
这个问题看看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故事就全明白了。
不得不说，粟裕将军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创造性运用了很多强大的战术。我将从两次典型战役中，告诉你，粟裕将军是如何做好斩首行动和指挥部前移的。
在黄桥战役中，粟裕攻克黄桥的战斗，其实就用了斩首行动。
黄桥战役初期，粟裕的兵力只有7000人，编为9个团，可是守卫姜堰的顽军却有6个团，想要攻克这6个团，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粟裕佯装攻击敌人海安，调走了姜堰敌人的4个团，兵力一下子成了四比一。
四倍兵力想要攻克敌人防守严密的姜堰，任务依旧很艰巨。粟裕将军的办法很简单，派出一个侦察连，一句端掉了敌人的指挥部。于是，敌人固若金汤的姜堰城，一鼓而下。
当时陈毅称粟裕这一招为“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正如《孙子兵法·势篇》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而粟裕将军，把这种战术叫做“掏心战”。
不过，新四军顾全大局，让出姜堰，让二李接防，还归还了之前缴获的陈泰运所部枪械弹药。新四军并不是怕这些国军，而是不愿意鹬蚌相争，让日本鬼子渔翁得利。可是韩德勤却得寸进尺，要求新四军连黄桥都让出来，滚回江南去。这样，黄桥战役就正式爆发了。最终，韩德勤被歼灭了1.1万人，终于老实了。
粟裕将军懂得端掉敌人指挥部，然后事半功倍取得战斗胜利，可是自己却总是喜欢把指挥所前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典型的便是车桥战役。
车桥战役中，粟裕将军不是派侦察连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而是干脆把指挥部就设在车桥镇的中心街口！
不愧是粟裕大将，简直是一身是胆！
车桥战役中，车桥据点有伪军600人，日军40多人，车桥旁边就是驻守扬州的64师师团和徐州65师团。日本人以为，车桥据点很安全，可是粟裕就是不信邪，要告诉日军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
对车桥据点，依旧是掏心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从早上到下午两点车桥镇的伪军基本都被解决了。
战斗中，粟裕的指挥所就设置在中心街口，好几队的伪军狼奔豕突，经过指挥所时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车桥据点拿下，前来支援的日军才开始按照新四军的要求进入伏击圈，又是地雷又是壕沟，日军承受巨大杀伤后不得不灰溜溜回家去了。
整个车桥战役，新四军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而新四军的伤亡只有192多人，敌我交换比是5：1，作战效能相当高。
因为黄桥战役和车桥战役的成功经验，粟裕在作战中一面擅长使用掏心战术打掉敌人指挥所，造成敌人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一面也擅长指挥所前移，既方便指挥作战，激励战士们勇敢杀敌，又不会被敌人发现。
高邮战役中，新四军对日本鬼子是围三缺一，围攻东、西、北三面，留出南面给鬼子当出路。令人称奇的是，粟裕将军的指挥所恰恰就设在高邮南面的一个沿街的民房内。当日军从门前路过时，卫兵们纷纷拿起手枪准备战斗，粟裕淡定地摆摆手，不需要！
当日军全部撤出据点后，粟裕命令野战部队发动突袭，把日军一网打尽。
相对粟裕将军的指挥所前移战术，国军将领是很难做出的。在苏中战役中，新四军苏中军区能够七战七捷，从本质来说就是因为粟裕从来没有离开部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可是对面的国军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部队在江北作战，他的指挥所却在江南，以至于国军各部给他汇报新四军已经被打光了，他居然都信了。
作战指挥所到底设在哪里，真是一门艺术，太靠前会被敌人打掉，太靠后又指挥不了部队。这一方面，粟裕将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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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初期，红军作战时还是和在苏区反围剿时期一样，每次作战，各级干部都冲在最前线，动辄自己亲自代领冲锋队直接突击，导致红军干部伤亡非常大。这也是红军时期很多干部后来晋升速度特别快的原因，因为前面的干部牺牲得太快，所以后面参军时间不长的战士，经历过几次战斗之后，很快就会成为基层指挥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这样网上晋升，速度非常快。比如长征初期的营连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参军只有三四年。这也是当时红军各级干部普遍比较年轻的原因，二十岁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了。
长征开始后，尤其是离开中央苏区到湘江之战这段时间，部队减员非常严重，湘江之战中更是损失惨重。在每次遇到困难，或者陷入苦战的时候，需要突击队了，往往都是基层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冲在前面，而这些人往往也是主要的干部储备人才，但他们却就这样经常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一顿猛冲，最后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因此，长征到达贵州之后，中革军委不得不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严厉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要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不要动不动就自己带队冲锋。中革军委并且特别要求，团长以上的干部，在战斗中，未经上级特别批准，不允许擅自离开指挥位置。
从此之后，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得概率就比较低了。因为指挥所的位置往往在一线部队的后方，而且会有一些隐蔽措施，敌人不易发现。但这也不是绝对安全，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些中高级干部会牺牲。而这种干部牺牲，一般都是因为在敌人炮击或者飞机轰炸、扫射的时候，牺牲掉了。比如曾经在抗战初期担任过山东八路军最高党政军负责任的朱瑞，因为是炮兵科班出身，在东北战场上担任炮兵纵队司令员，但在解放战争中，却牺牲了。还有抗战初期八路军以运动战为主的时期，一些团长也在战斗比较残酷的时候，忍不住亲自冲锋，结果牺牲了，比如叶成焕。
不过，对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来说，即便是部队的主官牺牲了，部队并不会马上失去战斗力。这是因为，我军实行双首长制，而且基本上各级部队都配置专职的副职，比如军除了军长之外，还有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每一级都如此，除了军事主官，还要配备政治主官，以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而且都有专职的副职，这些副职就是备胎，在军事主官不在岗，或者在战争中牺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代理指挥。所以，淮海战役中赵刚重回独立团，发现师长李云龙已经去了前线，但是张大彪和邢志国都还在师指挥所，这就是说，这时候是张大彪和邢志国在代替指挥全师。
比如《亮剑》中的人事安排，独立团除了李云龙这个团长之外，还有政委赵刚，副团长邢志国，参谋长张大彪，这些人都是在李云龙不在的时候，可以担任指挥全团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李云龙牺牲了，赵刚可以代理指挥，如果赵刚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没有把握，也可以让副团长邢志国代替指挥，如果上级对赵刚和邢志国都不满意，那么就可以直接命令由张大彪临时代替指挥。总之，即便李云龙被俘或者牺牲了，独立团该干什么还会继续干什么，不会出现严重的混乱，更不会马上就直接溃乱。这是我军一直以来的一大优势。
相比之下，国军这方面的情况就要遭糕得多了。虽然国军各级部队除了正职主官，也配置副职，而且有专门的副职，但副职往往存在感很低，除非有上级命令，或者主官事前特别安排，否则在主官牺牲之后，就会陷入混乱，乃至部队整个溃散。比如井冈山时期，国军围剿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其实只是一个迫击炮，而且只有三发炮弹，但是第一发炮弹就命中敌人指挥部，主官当场被打死，国军整个部队就直接溃散了，也就是“报告敌人宵遁”，红军随后出击掩杀，大获全胜。大多数国军部队都是这个情况，一旦主官意外被俘，或者被杀，部队都会混乱乃至溃散。
因此，有些国军高级将领在自蹈危地之前，会特别安排人代理自己的职务。比如张自忠将军在殉国之前，身边只有两个团，但为了牵制日军攻势，他明知道非常危险，仍然决定亲自带队渡过襄河，去寻找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手枪团，与敌人遭遇之后，撤退时他亲自指挥，最终力战不敌，壮烈殉国。而在他渡河之前，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所以他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也等于提前安排，他一旦殉国，就由冯治安代理他的职务。而在徐州会战的滕县之战中，川军41军的王铭章师长则是在部队全部打光之后，壮烈殉国，而没有选择突围逃跑，这就是因为部队已经打完了。
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之后，到后期弹尽粮绝，外援无望，邱清泉也对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对参谋长李汉萍说，我如果战死了，部队就由你指挥。李汉萍资历较浅，职位也低，当时只是少将，所以他不敢接受，表示还有资格更老的人更适合。因此，邱清泉又重新安排，他死之后，依次接替指挥整个兵团的人为70军军长高吉人、第五军军长熊笑三，接下来才是李汉萍。这就是因为，高吉人曾经担任第五军200师师长，资格也很老，在当时的第二兵团中，仅次于邱清泉，而熊笑三担任军长的第五军是第二兵团的核心主力，都比李汉萍更适合代理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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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为保持战斗力，当然会有套规则，保证在特殊情况下，部队不会因指挥官出现意外，而完全陷入混乱，失去战斗力。
各国军队管理体系，有不同之处，但大同小异，首先是有隶属建制的部队，是会有很明确的自动替代顺位的，从总指挥部到连、排、班。比如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的四野，从首长代号就能体现，林彪代号是101，罗荣恒是102，刘亚楼是103。这就是顺位，林、罗不说，刘亚楼级别不一定有下面的兵团司令高，可总部指挥权要高于兵团司令。
基层连队，如无特别约定，基本上是按连排顺序来的，比如连级打光了，1排、2排、3排的主官顺替。
如果建制打乱，那现场指挥就主要看军衘了，军衔高者成为自然的指挥者。要说明的是，不止现代军队有较明显辨别的级别差异，在古代军队就已经有，旗帜、服饰等都可以看出来，这使得理论上，部队随时都处于有组织装态。
可是，理论是理论，并不是每支队伍都能够有效执行，这是练兵能力、组织能力和凝聚能力的综合体现。不好的队伍，遇战无论兵力如何，一触即溃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是一盘散沙。
而我们的解放军，从建军到三湾改编、古田会议能整编，在血与火的战争锤炼下，成为古今中外最有组织纪律性，最有战斗力，最有理想追求的一支军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一支军队，就算没有军官，也可以很快由老兵带领，坚持坚决去完成战斗任务。
62年中印战争时，四名隶属于3支连队的士兵，由于追击过猛，远超战线深入印军阵地，发现印军一个炮兵团的火炮阵地，四人马上推选老兵指挥，四人还分成两个方向对印军发起进攻，印军弃阵地而逃，抓俘100多人，缴获一团装备，创军事史上的奇迹。
我们为有这样的军队而自豪，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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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长期担任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可以说战时得时常注意首长的安全。但是战时子弹不长眼睛，不少的高级将军在战场上不幸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师长彭雪枫将军在河南歼灭国民党的顽固派兵时，不幸被对方的狙击手枪杀，彭将军当场不幸以身殉国。当时彭雪枫将军在指挥篷里用望远镜探察敌我交战的实况时，被来袭子弹击中头部而牺牲。
所以说战场上那是瞬息万变的，不可能让人们有所准备。相比较来说连、营以下的主官容易在战斗中牺牲。因为连营的主官冲锋陷阵时，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因此他们就容易阵亡。
我军主官就是阵亡了，也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现象。因为主官阵亡还有政治主官带队，指导员和教导员再阵亡了，还有几位副官，总之谁的军衔高，谁就是战场上的总指挥，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战斗下去。
《英雄儿女》电影里的王成就是个例子，我军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人，战斗还是在进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综上所述战场上指挥员阵亡不可避免，但是我军就是没有指挥员的情况下，照样还是人自为战，并且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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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模糊，第一指挥员的概念非常广义性，战争的规模不论大小最高指挥员必定是三军统帅，只有他才能下达作战命令，而执行者涉及各层次的指挥员。按照作战指挥机构的设置，仅仅是在战区就有三个层次，或者说是三个梯次，一线指挥员，这些通常是团以下级别，都处于一线，而一线并不代表是前沿阵地。从团到营有一定的距离，团级是重火炮武器的打击阵地，牵引式火炮都和团指挥所处于相同的位置，短程火箭炮的位置也在这一级，但作战时需要前出。团指挥所前面有营级指挥所，团指挥所处于整个一线作战部队的后方，这一梯次上有预备队，侦察、工兵、团级医院、后勤等等部门，其中的警卫力量都很严密，军队中负责指挥所警卫的除了警卫连队，其它的团指挥所位置的部队也兼任。⬇️艾森豪威尔
二线指挥所属于师级，这里处于火炮射程之外，短程弹道导弹射程之内，同样也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阵地距离。军级指挥所属于三线，在短程弹道导弹射程之外。如果是边境作战，师级以上指挥所都在边境线以内，其中军级以上都距离边境比较远。这些地方都是自家领土，外来人很难摸到这个距离，进来也很容易就暴露。还有一个问题，战场上指挥所并不好确定，举个例子，军级指挥所即便是自己人，不到一定层次都不知道具体位置，知道具体位置，哪个房间，哪栋房是指挥员的外来人根本就无法确定。师级指挥所的情况也是如此，指挥所、后勤、各科室、各连队的房屋结构清一色的一样，除非是内部人，否则即便是普通的士兵，基层连队，营级都不知道哪个是指挥员的办公居住地点。另外就是岗哨，进入指挥所的基本条件要提前有约定，谁来都是提前预约好的。⬇️曼施坦因
进入指挥所首先要上缴所有的武器装备，这是命令，也是规矩。同时门岗打电话给约你的部门，出来接你，其实就是进行辨认，方可入内。这是最后一道岗，最少三道，层层通报，当然如果你能知道某个机关、连队的番号、领导人是谁、有标志牌、通行证只要亮出来就可以，关键是你有吗？你毕竟不了解内部情况。俗话说得好“是亲三分相”，自己人凭感觉就能判断出来，同样是敌人也容易感觉出来。这还是长相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是人种不一样就更没门了。一线团指挥所位置比较靠前，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防范非常严密，即便是自己人都不能随便进入，要想俘虏指挥员而且还是第一指挥员想都别想，别看每天嚷嚷着什么斩首行动，都是噱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抓恐怖分子还差不多，军事作战连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指挥所的设置根据战场环境和对方武器装备的实力来确定，可以间距小或大，另外一线指挥所都有洞穴，基本每事都不出来，二三线根据对方武器威胁情况选择洞穴还是简易房屋，帐篷，但都有隐蔽场所。⬇️朱可夫
指挥员从班长到将军，凡是上战场的，都采取提前委任制度，例如，班长会指派接替者，如果班长牺牲，被接替者负责指挥，通常是付班长，团长也是这样，并且要指派出团长、副团长、参谋长都没有了的情况下谁来接替指挥，这个是以预案的形式备案下来，目的就是不中断指挥工作。其实越是高级指挥员失去了对战局影响越小，真正有实际影响的是基层。过去经常讲特种部队进行斩首行动训练，现在也不讲了，说实话所谓斩首行动吹牛的味道过于浓重，不切合实际。不用说现在，从历史上到现在，打死指挥员并不奇怪，要想抓俘基本都是全军覆没，否则很难，没有一个第一层面的高级指挥员被抓俘过，过去做不到，现在更是做不到。⬇️麦克阿瑟
至于指挥员没了，并不会影响作战，除了接替者提前预设，还有就是作战计划都是有一个成型的预案，例如，某个部队攻占什么地方，攻占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基本都是最少二十四小时的预案，期间基本不需要联系，这还是基层单位，而团级最少是一个阶段要达成的作战任务，而师、军级别的战役行动时间更长，即便不指挥也都会安照事先准备好的预案进行。其实指挥员指挥战斗并不时刻都在指挥，任何战斗都需要时间来完成，而指挥员需要做的就是尽最大能力保障战斗能够按照计划推进。指挥员属于动脑筋，动嘴分配任务，手下一堆人在忙活。还有一点要说明白，所谓的第一指挥员通常是指师长、军长、团长什么的，因为他们是军事主官。但真正指挥作战，制定作战计划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参谋长，这是制定整个作战计划的领导，也是指挥作战的领导，参谋长要根据第一指挥员的作战构思，经过开集体会议讨论，参谋长带领参谋人员制定作战计划，也叫作战决心图，多少兵力、消耗多少弹药、计划伤亡人数，哪个部队参与、作战时间、达成的目标等等，然后参谋人员通知有关部门再次研究，分配任务，医院要准备床铺等等物资，第一指挥员拍板，什么时间打。⬇️隆美尔
所以通过上面可以看出来，整个作战计划一旦达成，很多层面的指挥员都知道这个作战计划，并按照作战计划去做，而且作战计划并不是第一指挥员一个人制定的，抓住了也改变不了作战计划的完成，另外也抓不住，不能把做梦当成现实。从历史上来看全军覆没的军队不少，而指挥员逃跑的更多，既然全军覆没都不能保障把指挥员抓到，没全军覆没就更别做梦了，说实话，哪个指挥员不把自己隐蔽的安安全全的，又不是傻子，怎么抓呀。⬇️古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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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分散部署。在作战中，指挥所不止一个，通常有前方指挥所、后方指挥所、后备指挥所，也就是一般说的“狡兔三窟”，哪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一旦出事所有的主官都被干掉了，这仗就不用打了。
各级指挥所一般都是开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一般是有一个距离什么营指挥所距离前沿2-3公里，师团指挥所距离5-10公里什么的，这个要看这个军队的通讯能力如何了。
说是指挥所要靠后，注意安全，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靠前指挥”是一个潜规则，只要是军事强国，指挥官通常都是要“靠前指挥”，这样指挥的时效性比较强，而是便于指挥官及时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除了各个主官不在一个地方以外，还有就是当主官伤亡以后，会有指定的人继续指挥，这个顺序通常是已经安排好的，已经是形成了制度，正职挂了，副职顶上去，副职挂了，就该是参谋长什么的了，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了，当然也可以在战前临时指定、安排。
指挥所自身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不强。安排好指定代理人是一个制度，如果没有临时指定各国都是有一套规则的，比如首先比军衔，军衔一样比资历。当然，指定代理人一般也是按照这个规则制定的。
总之，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这是自古以来的策略，只要有战争，这条规律适用。但是，对于这条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规律，交战双方在努力擒对方的“王”的同时，也在极力防备自己的王被擒，并且是做好了即使王被擒之后的准备。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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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匹夫可夺志，三军不可夺帅，前线作战之将领一旦被俘，部队就会群龙无首，不仅让前线指挥陷入混乱，对于己方志气之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对此，我军战士早就有了应对之招。
1950年11月28日，我志愿军战士杨根思奉命率本连第3排战士扼守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1031高地东南——小高岭阵地的任务。这里是美军必经之要道，也是我军必守的要地。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美军的八次进攻都被第三排的战士打退了，等美军发起第九次进攻时，全排只剩杨根思和一位受伤的士兵。
杨根思让受伤战士先退，自己一个人小高岭之巅。由于己方只剩一个人，杨根思抱着仅有的一包炸药，待敌人靠近后，他拉燃导火索，冲向密集的敌群。一声巨响过后，杨根思与40名美军同归于尽。
在上甘岭战役中，孙占元率领突击排对597.9高地2号阵地实施反击，他的双腿被炸断，战友们劝他撤离，被孙占元拒绝了。
凭着坚强的意志，孙占元爬行着指挥作战，直到所有的战士们都牺牲。这个时候，孙占元手中已经没有了弹药，他爬到死亡的敌人身上，解下了他们身上的手榴弹，当敌人拥上阵地后，他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被俘虏人数最多的180师，即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有4000人拒绝投降，选择突围，最终2000人被俘虏。当时是代师政委的吴成德，陷入重围后干脆在当地打起了游击，坚持了14个月，最后只剩3人在身边，弹尽粮绝，连自杀的力气和条件都没有，才被敌人俘虏了。
作为志愿军战士被俘的最高将领，吴成德在战俘营中始终没有向敌人妥协，遭到了美军的残酷虐待。吴成德被俘时体重是130斤，离开战俘营时，只有90斤。他拒绝穿敌人提供的衣服，拒绝与敌人妥协，即使脚上的鞋已经不能再穿，他也舍不得扔掉。
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联合国军投入兵力120万人，中国投入兵力135万。最后，志愿军被俘虏的人数为20 905人，我军公布的敌军俘虏数量为46523人。而我们的队友朝鲜人民军被敌人俘虏了70 183人。
如果打不过就投降会怎么样？1940年，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俘虏约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在集中营对这些战俘实施惨无人道的虐待后，约2.2万名波兰俘虏遭苏联军队的集体屠杀，就这是有名的卡廷惨案。
二战初期，日军入侵菲律宾，美菲联军7.8万人成为俘虏，最后走出来的不到三万人。
一旦成为俘虏，不仅会成为对方的累赘，注定凶多吉少。所以，既然是战争，那就不要抱存活的希望，宁愿战死，也不愿意被俘虏，早已经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也是人民解放军“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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