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守不住辽东？
明朝为什么守不住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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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今古言堂】，感谢题主的邀请，这个问题我来答。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都有着一个疑惑，那就是作为东亚曾经的霸主-明朝，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就被自己曾经的属臣-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朝所取代。
这种取代的速度之快，简直令人侧面。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曾被朱元璋重新恢复汉人衣冠的中华大地，再次蒙上了深深的胡虏之色。
而在这重深深的疑惑中，人们最觉得无法理解的是，明朝重兵屯守的辽东之地，为什么从始至终就无法压制后金的发展，反而最终成了后金崛起的垫脚石？
今天，今古就为大家分析一下，明朝为什么收不住辽东？
天时：小冰河时期的到来，影响了明朝对辽东地区的物资支援能力
明朝自朱元璋建立辽东边镇以来，就依托于辽东不断经营控制东北地区，但这种控制又大多建立在明朝举全国之力，对辽东的经济援助作为基础的。
在明朝前两百年这种状况还相对较好，毕竟以当时的明朝国力来看，举全国之力援助一省之地，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小冰河时期到来之后，开始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根据竺可桢先生对中国气象历史数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自明朝中期以后到明朝灭亡，仅华南地区就发生了180余次洪水灾害、80余次旱灾、60余次风灾和60余次霜冻灾害，因此所造成的大面积饥荒甚至多达70余次。
各种极端天气开始肆虐整个明朝，黄河甚至因此而改道，面对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百姓大量流离失所，被迫荒废大量土地，这对主要依靠农税的明朝而言，无疑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也使得国家对辽东的物资支援能力逐渐下降，进而使辽东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进而选择收缩防守的势态。
地利：孤悬于明朝版图末端的地理环境，不利于明朝集结军事力量
我们从明朝的版图可以看到，自奴儿干都司设而后废之后，辽东就成为了明朝在东北的一叶孤舟，孤悬于东北大地一隅。
由于辽东边镇主要依托的是辽东半岛及辽西走廊一线，受限于明朝糟糕的航运水平，明朝支援辽东的兵力及物资大多需要依靠陆路，经过万里跋涉才能辗转来到辽东。这使得明朝在辽东所进行的大量军事行动，往往很早就被后金所探知，并进而设计出应对的对策。
而后金由于在未反明朝之前，就已经通过战争和欺骗的手段取得了女真部落的统治地位。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攻击明朝开始，明朝的辽东边镇就基本处于后金的半包围形势之下，对于此时一味防守的辽东边镇而言，后金的战略机动优势，也在之后的一系列偷袭战中得到了印证。
人和：明朝内部党争，造成辽东政策朝令夕改
明朝中后期，尤其是自万历死后，国内党争成为了常态化，政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不在于国家政务的正确性，而在于是否为敌对党派所提。
为此，不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在将极易出成绩，也极易出劣迹的辽东地区，作为了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不论是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等人无不是党争的最后牺牲品。
党争愈演愈烈的结果，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的统治机构大多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大多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也为后金攻入辽东，迅速收服辽东地区创造了政治基础。
财匮：畸形的国家财政结构，导致辽东军事建设陷于停滞状态
由于明朝自立国以来，便以农税为主。并未将商税看在眼里，所以将商税设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由于近两百年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愈发膨胀且需要供养的宗室和连年增加的边镇军费使得一成不变的农税早已无法负担逐年增加的国家支出。
在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无法征收商税的明朝，只得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方法压在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身上。
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丰年尚好，但是一旦遇上灾年，无粮可收的百姓面对朝廷征缴粮饷的官差，最终只能一反了之。
而明朝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不得不花钱征集大家前往围剿，
国家忙于镇压农民起义。
这就使得对辽东的军事援助再次减少，其军事建设也大多陷于停滞状态。
军乱：辽东军事集团的腐化
由于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对国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不仅对经济进行了改革，同时也重用了一大批年轻的将领，戚继光、李成梁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两员战将。
但是，自张居正死后被其触犯了利益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采用污蔑、陷害等方式否定张居正的改革，同时将已经在蓟门训练士兵，修筑长城，威震蒙古诸部的戚继光弹劾罢职还乡，最终在家乡病死。
看到戚继光凄惨的下场之后，原本在辽东死死压着女真诸部的李成梁看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戚继光第二。
于是，李成梁开启了他在辽东的养寇自重之路。他在辽东从来不会一次性将反叛的女真部落打死，只会把他们打败，然后扶持弱小的部落，不断的在扶持和打击中获得功勋，但又不会将明朝的威胁像戚继光那样完全消灭，甚至为此获得了明朝两百年来未有第一名将的殊荣。
但也正是他的这种养寇自重策略引导之下，李成梁将辽东边镇逐渐养成了明朝最大的军事独立集团，而这种军事独立集团势必带来内部的腐朽和堕落，这也使得辽东边镇的军队战力逐步降低，甚至于在李成梁坐镇辽东的后期，还将明朝辛苦开拓近百年的宽甸地区，直接放弃，拱手让于努尔哈赤，进一步助长了努尔哈赤的实力。
而努尔哈赤也很给面子的在李成梁死后的第二年，才举起反旗，成立后金。
结语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明朝守不住辽东，其实是由当时辽东以及整个明朝所处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及财政、军事等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但不论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对辽东地区最根本影响，还是在于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假若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足，明朝又怎么可能会失去辽东之地，坐看后金崛起。
我是【今古言堂】，喜欢我的文章，可以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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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明代军事史，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是重中之重。在明朝建立这二百七十六年中，军队是维系政权和统治稳定的有力武器。有明一代，全国兵力最高曾达到三百万。因此，如何管理和发展军队直接关系到整个明统治政权的安危。明朝历任统治者也都将对军队的控制与改善作为施政方针的重点内容。
自明朝恢复对辽东地区的统治之后，一直致力于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由于辽东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经常受到边地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辽东边军在稳定辽东局势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辽东边军的衰落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形势。
辽东地区虽地处偏远，但一直是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的战略区域。因此，对于边军的建设一直也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但随着明政府不断的腐朽衰落，辽东边军也随之出现衰败迹象。这支曾经为边地作出巨大贡献的边军，从管理层到普通下层军士甚至是军需装备和粮铜上都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经济上，屯田制的衰败；军事上，世兵制军役的失效，或是募兵制的腐朽，战术僵化失误；政治上，文臣武将之间矛盾重重，都是最终导致明末辽东边军衰落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正是由于边军的衰落，给辽东甚至是整个大明王朝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方面，与明朝在辽东角逐的后金(清)不仅夺得了大量富饶土地，而且其自身实力也壮大了很多，为其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辽东边军衰落，不仅使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军的发展壮大，最终也让明王朝走向了灭亡。
所以明朝在辽东失败的问题，其根本在于国内的崩溃和军队的崩溃，实际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明军战败，粮饷增加，国内崩坏更加严重，所以有明一代辽东地区最终积重难返，导致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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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守不住辽东，归结起来有三个原因:
军事颓废、内乱不断、财政崩溃
。
军事颓废
万历中后期开始，大明的边军已经基本失去了戚继光改革时的先进性和纪律性，和嘉靖年间一样，这些军队再次变得腐朽不堪。另外随着李家势力在辽东的退出，曾经强大的家丁系统也崩溃了，缺少了家丁部队的支撑，辽东驻军便彻底成了战五渣。而此前在李成梁一家的折腾下，新的地主阶级和军官们腐败链接关系已经稳定，土地资源已经基本上被这两个阶级拿走，那原来的军户就变得更加没落了。另外，政府国库经常空虚，导致募兵的军饷经常拖欠，所以募兵们也没什么战斗意志。所以整个明末的辽东军事就是家丁没了、募兵逃战、军户不会打仗这么个情况。
人不行就算了，就连武器，也开始偷工减料。尽战车一项，就由万历八年的五千多辆缩减到万历四十八年的一千多辆。火炮质量下降，大将军炮的炸膛率极高。火绳枪的枪管或有弯曲，或是膛内不平整。近战看素质，远战看装备，现在俩都不行，你叫他们怎么挡得住来势汹汹的努尔哈赤。
内乱不断
这里倒不是说就单一的只农民起义，还包括内政里的党争。从万历十四年开始，这党争就没停止过。前期还只是朝堂国本之争，到后来就成了国家权力争夺。其实明末边境不乏优秀的军事人物，但大多都成了政治牺牲品。比如大明的第一个希望熊廷弼，基本已经在广宁挡住了努尔哈赤，只要加以拖延，就能把努尔哈赤撵走。然而此时党争已经进入高潮，身居高位的楚党成员熊廷弼自然就成了其他三党的眼中钉，经过一番嘴炮，熊廷弼也就下台了。再看后来的孙承宗，也是被阉党和温体仁党轮番轰炸，两次气的辞职。卢象升，死在了杨嗣昌的议和计划里。
除了政治混乱，内部农民军掀起的军事混乱也是让明政府非常头疼。长期的两线作战让大明根本耗不起，而原因就是第三点——没钱了。
国库空虚
从万历十七年开始，国库的消耗量就已经大于收入量了。辽东军饷为啥总拖欠，因为政府没钱开不出工资。
关锦防线修到大凌河修不动了为啥？没钱。
崇祯催促孙传庭和洪承畴快速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啥？没钱。
因为没钱，明政府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也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误。
至于没钱的原因，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写的文章，有过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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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守不住辽东，最根本的原因要说明廷、地方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管理问题。其次，就是李成梁家族在明朝吏治瘫痪、宦官专政下，为了保住地位而故意将国家的军队变成“私人部队”，同时，为了保持自己势力永存，主动调拨地区动乱。最后，就是打仗没打好。
限于篇幅，在本文主要说说李成梁的问题，其他两个问题在其他问题中我再回答。
（1）在辽东李成梁家族主管军事半个世纪，辽东的兴衰根底就在于这一家族
李成梁和戚继光同时崛起，但比戚继光地位更高、权力更大，基本无人愿意去惹的地步，但这就造成“家族利益、宗族利益至上”的严重问题。
当然，晚明时期，“党争频繁”，作为戚继光同时期的名将，李成梁看到的事情太多了，他自然要为自身去考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例如李成梁杀民冒功、故意挑拨各少数民族势力内斗、不知弱小制衡强大等等，这些都很常见，中外皆是这一套路。所以，我并不认为：李成梁纵容努尔哈赤使其势力扩大，而是，李成梁就是需要不断地小规模战争，用以“维持自己在辽东还有用、还有价值”。否则，像戚继光那样倭寇被打得差不多了，调入京城后也就归于平凡。
（2）半个多世纪掌控辽东军事的李成梁家族
李成梁家族从1570年到1619年，主政辽东49年。李成梁成为上到内阁、中到辽东巡抚都要团结、使用的对象。为什么？就是李成梁在能镇住辽东地区。
自己就那个时代“南戚北李”叫得很响亮，但其实论声明、论地位、论权力，李成梁都比戚继光要大。李成梁五年时间就从四品升到从一品的都督同知，面对整个辽东地区的蒙古、女真地冲击。因为，辽东距离京城近，所以，李成梁能从40岁到88岁屹立政坛、军事而不倒，就充分说明：李成梁利用自己的“价值”，是他成为辽东地区不可或缺的人。
1591年，65岁的李成梁被罢免职务，但辽东地区仍然受其掌控。1597年12月到1598年4月，其子李如松；1598年4月到1599年2月，其子李如梅；1601年到1609年，李成梁自身主管辽东军事。
1609年，83岁的李成梁被熊廷弼等人参劾，语言激烈。李成梁只好再次退职。第二次主管辽东军事8年。
这八年，努尔哈赤的实力逐渐壮大。1615年，89岁的李成梁病故。次年，努尔哈赤建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而这时，努尔哈赤才真正的“反叛大明”。要知道，在1615年之前，努尔哈赤都是明朝、李成梁手中的的棋子。只不过，玩棋的高手们走瞎了自己的眼睛。
即使李成梁死了，李家的势力在辽东仍然庞大。由此，1618年4月到1619年4月，其子李如柏；1619年4月到9月，其子李如桢相继任辽东总兵，掌握着辽东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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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您问的本身就有问题。明代辽东作战分为三个时期的。有兴趣的话小编可以为您讲述一下。这三个时期分别为明万历时期、明天启时期和明崇祯时期。
一、明万历时期，女真崛起不断壮大。
满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二十五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
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东七十余城。
这一时期由于明朝政府起初并未重视皇帝努尔哈赤其人，也未重视建州卫的举兵立国，直到努尔哈赤称大汗，建立金国之后，明朝政府才仓促讨伐，史称萨尔浒之战。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史书记载：明朝军队共记十二万人，对外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朝廷任命的明军主帅杨镐确实是个废物。多少军队都不可能打赢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阵亡约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
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朝军对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整个辽东已经唾手可得。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明朝政府任命
熊廷弼
经略辽东。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熊廷弼自己前往沈阳，从辽阳出发，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到沈阳的时候，熊廷弼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辽东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努尔哈赤只得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二、明天启时期，先败后胜力压女真建奴
明天启前期，熊廷弼身为东林党人，参与朝廷党争，再加上与辽东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导致天启二年广宁失守，天启皇帝下令将熊廷弼斩首示众并传首九边以示惩戒。在之后辽阳的丢失，更标志着明朝辽东局势的彻底崩溃，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从此努尔哈赤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整个辽东以如无人之境。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貌似就这么丢了。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年满六十岁的孙承宗，到达山海关接替熊廷弼辽东经略之职。当时大明王朝一败涂地，在辽东的据点也仅剩山海关一座城池了。天启五年（1624），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再进一步收复了锦州。建立了关宁锦防线。
关宁锦防线是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数十余年的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自此明朝在辽东又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孙承宗在经略辽东的短短几年之间，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如：袁崇焕、祖大寿、吴襄（吴三桂的父亲）满桂等等名将。同时还建立了大明王朝最后的精锐部队：无敌天下的“关宁铁骑
”
。
天启五年（1625）十月孙承宗上书朝廷回家养老。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收到消息，孙承宗已然不在辽东，便率领十三万八旗健儿强攻宁远城。时任宁远城守将袁崇焕，用大炮把努尔哈赤送回了姥姥家。
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在皇位空悬，诸子争位之后皇太极胜出，登基继位，后来改国号大清，女真为满洲。天启七年（1627）五月，皇太极率六万八旗军进攻锦州，惨败后，史称“宁锦大捷”。自此天启年间，辽东再无大战。
在大明天启年间，虽然朝廷党争，宦官专政。但是对于辽东前线而言，阉党首领魏忠贤
的
支持
还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是“东林党人”孙承宗，还是袁崇焕。只要是镇守辽东前线所用，魏忠贤也是尽忠尽职，满足其需求。
小编这里讲一个民间传说《孙蛮子讨债》
，
也许大家对于这一时期会有所了解。
传说天启四年，在魏忠贤剿灭朝廷东林党之后。有一天孙承宗率亲兵到达通州，上书朝廷准备进京述职。看到奏章的魏忠贤有些慌了，他以为孙承宗是为了东林党复仇而来，后来找人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党争打压东林党的缘故，辽东军饷被人私吞。孙承宗此次亲自回京讨债。
魏忠贤一面派人安抚孙承宗，并承诺两天内就把所欠辽东军饷送至通州，辽东时局不稳，孙承宗就不必进京面圣了。另一面魏忠贤即刻严惩贪污军饷之徒，不但以抄家惩处，还让阉党众人捐银以充军饷。一天之内就凑足了白银一千万两，即刻押往孙承宗帐中，此事方才结束。
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之后的崇祯皇帝，因为没钱平叛李自成等起义军，也让朝廷大臣们捐钱。结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只收到了二十万两银子的捐款。这就表明崇祯皇帝个人的能力和用人之间的问题了。再有雄心壮志没有能力不会用人，终究是无法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的。
三、明崇祯时期，虽屡战屡败然辽东无大患。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帝驾崩，崇祯继位。同年十一月崇祯皇帝清算阉党，东林党复起遍布朝野。崇祯元年袁崇焕出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二年（1629）五月，袁崇焕将正一品右都督毛文龙杀害，无意间为后金清除了
后方
最后的隐患，从此辽东再无游击作战。
这使得
皇太极非常
高兴，
毛文龙才能出众，此人一死，
他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金州、旅顺等地区，这些地盘就算没人管了，皇太极大可放心的接管底盘，还可大胆的进攻北京城，再无后顾之忧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绕道蒙古从遵化出兵攻打北京，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崇祯二年（1629）
十一月
北京保卫战。皇太极第一次攻城就以惨败告终。皇太极的弟弟阿济格战死，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重伤败逃，皇太极没有办法只得撤兵。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因抗敌不力等原因，被崇祯皇帝下狱问罪。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得到消息袁崇焕被收兵权，便再度回兵北京城，发起攻击。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北京保卫战结束。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皇太极率军退出关外，
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重兵驻守
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四城，预备以此为据点，等待来年再次发动进攻。
此时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崇祯皇帝只得再次启用孙承宗抗敌。孙承宗到任后先搞定了祖大寿，之后重新接管全部“关宁铁骑
”。对于“关宁铁骑
”
和关宁防线驻军，这帮粗人都是当年孙承宗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下狱之后，也只有孙承宗可以压得住。
崇祯三年（1630）二月，六十八岁的孙承宗接任蓟辽督师一职。期间孙承宗集结了“关宁铁骑”和辽东抽调回来的精锐之师，仅用两天就收复了栾城和迁安。在孙承宗收复遵化时，偶遇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阿敏不战而逃导致遵化城无人镇守被收复。最终在
收复
永平城期间，
孙承宗歼灭后金守军五千，主帅阿敏重伤突围逃回辽东。
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到孙承宗收复失地，共计为期四个月的战役宣告结束。
史称“己巳之变”。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但辽东仍由孙承宗任蓟辽督师，辽东战况互有胜败。
崇祯四年（1630年），原毛文龙部将
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三人起兵降清。导致明军一系列的惨败。总兵吴襄长山惨败被押解回京论罪，祖大寿大凌河惨败，降清。
崇祯皇帝问罪于孙承宗，孙承宗被撤职，自此回乡养老再无启用。直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
十一月
，清军大举进攻高阳。已经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领高阳全城军民死战不退 ，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战死，孙家百余人不愿偷生与清军力战而亡。最终城破被擒，
孙承宗
自缢而死，
时年七十六岁。自此蓟辽督师之位空缺。
崇祯四年（1630年）投降满清的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三人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
孔有德在与南明大将
李定国作战失败后，气的自焚而死。（北京公主坟这个地名，就是原先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下葬之所）
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他也是最后一任的蓟辽督师。松锦一战战败丢失锦州之后被俘虏，之后投降满清。自此由吴三桂接任辽东总兵一职，期间统帅“关宁铁骑
”
力抗清军，始终为让满清入关一步。直至明崇祯
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灭亡为止。
本文为小编自己收集资料并手敲输入而成，原创回答希望大家尊重。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留言，期待和大家多多交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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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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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守不住辽东#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阶段来讨论，第一 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本为明军，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亲兵，因此明军的军事能力非常了解，努尔哈赤深知，明军强于坚城硬寨的防守作战，野战则多无能，所以后金总是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野战消灭明军，这是知己知彼啊，努尔哈赤喜看三国，对于用间尤其重视，所以早期的辽阳，沈阳之战，都是用间而破坚城。到了天启后期，明廷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宁远一线，坚城硬寨打的后金无还手之力，老奴也死战炮战中。同时明朝加紧清除内奸，东厂和锦衣卫都抓获不少奸奴的奸细。
第二阶段 明朝崇祯皇帝继位，后金则是皇太极继位，崇祯皇帝为了尽快解决辽东事，任命袁崇焕督师辽东，袁崇焕更是夸口三年平辽，这一主一臣都是急功近利之辈，袁崇焕虽然对后金作战很有一套，后金始终无法突破宁锦防线，但是袁崇焕无容人之量，彼时东江镇毛文龙在后金侧后不断骚扰，皇太极被折腾的苦不堪言，东江如此强军本是袁崇焕的最好奥援，只是娇兵悍将，袁崇焕不好统御，东江本为一偏师，孤悬海外，牵制建奴已是功不可没，毛文龙亦是拒绝后金多次招降，气节无亏，袁崇焕以不听节制为由杀之，失了东江人心，至此东江再无力西进，而杀文龙，崇祯是深恨袁崇焕，之后后金绕过山海入关寇京，崇祯震怒，最终杀了袁崇焕，天启后的一点好局面丧失殆尽。
袁崇焕
第三阶段，袁崇焕死后，再无能够完全节制辽东诸将的人物，以祖大寿，吴襄为首的辽东军阀逐步架空朝廷统治机构，俨然成为土皇帝，祖大寿在大凌河一战被困，尽然杀朝廷大臣以骗取皇太极信任，虽复还锦州，却留子侄若干于后金，从此暗通款曲，即便不卖国投敌，却是首鼠两端，再无抗战之决心。从此每年数百万的辽饷落入这帮军阀手上，军事上确无建树，数百万亩土地成了他们的私产，数万将士成了他们的私奴，可恨天杀之徒。
第四阶段，在杨嗣昌，洪承畴等人的努力下，明廷一度打得闯王遁入深山，张献忠则是接受招安，一时间内忧渐平，崇祯手上有一直平叛洗礼过的精兵，于是下令洪承畴出关，其实大明若是以前，别说一支，就是再凑几只这样的军队也是可以的，可是此时经过多年战乱，崇祯手上就这一支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如此孤注一掷实为不智，洪承畴是个能打的人，但其手下都是东拼西凑的部队，打个顺风仗尚可，遇上鞑子那就差远了，结果粮道被清军一断，军心大乱，丢下主帅在松山就散了，可怜洪承畴，最终落入清军手上，大明最后一支劲旅没有了，至此再无恢复辽东的力量了。
先有李成梁养虎为患，后有袁崇焕自断手臂，再有祖大寿杀帅叛还，最后洪承畴功败垂成。一路走来唏嘘不已，天灭大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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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灭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辽东地区的拖累。那么为什么明朝在后期，偌大的一个国家却守不住区区辽东之地呢？这就要从国家的地方性策略来看了。
壬辰战争的影响
辽东地区和朝鲜相邻，因此在壬辰倭乱的时候，当朝鲜从向宗主国大明求援的时候，首首，先派过去的就是辽东地区的军队。
因此在战争初期，明朝因为过于小觑日本，只派了祖承训带领三千辽东骑兵来到朝鲜，因为估计不足，再加上倭兵战斗力强悍，所以一接触之后，自祖承训以下武将全部战死，三千骑兵逃回来的只有几十人。
随后李如松在碧蹄馆一战，因为轻敌，只带着区区两千家丁就追逐倭兵，结果被八万倭兵包围，虽然后来突出重围，但是还是损失惨重。
根据当时明朝兵部的统计，在万历十九年，辽东的战马有43000匹，但是到了二十八年，只剩下2000匹。由此可见消耗之大。
辽东地区在后期，主要是靠李氏家族镇守。要知道，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因为辽东地区经常会有西边的蒙古人以及东边的女真人经产骚扰，完全都靠着李成梁来镇守。
面对强悍的蒙古以及女真骑兵，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完全废了。所以李家军事集团，在本质上就是李成梁养的私人军队。
可是这支私人军队，在壬辰倭乱消耗太大，以至于元气大伤，史书记载“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
所以说，那只本来可以镇守辽东的军队，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而剩下的军队，基本上已经是废了的卫所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辽东的民生已经崩溃
当萨尔浒战役后，明朝派遣熊廷弼前往辽东经略，就听到了一句当地辽东人经常说的话“如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催税的就是我对头”。
由此可见，在当时明朝的赋税已经把辽东盘剥的树木萧疏，垣檐空圮。成年的男子，不但要耕种，还要随时防御女真人和蒙古人的侵扰，疲敝到了的极点。
再加上明朝的税赋层层盘剥，整个辽东的体制又是军事体制。因此也无处上诉，只能忍受，所以导致大量的辽东人口“与其死，不如逃”.
辽东所处的位置也是四战之地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也是最为凶险的边境之一。西北边是左翼蒙古诸部，东北区域又是女真诸部，所以辽东地区可以说是孤悬于中原之外，且气候苦寒，常年大雪，补给很难跟上。
因此辽东地区守不住的原因也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一：在如此四战之地的辽东，竟然赋税还这么严重，导致大量人口流逝
二：环境恶劣，不容易发展生产，物资匮乏
三：豪强之家掌握辽东，贫富分化严重，人心思变
四：朝廷的辽东策略经常变化，导致政策不稳定，经常发生改变，搅乱大局
五：镇守的辽东经略经常替换，是的军心不稳，战略也经常动摇，给后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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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及种族清洗！
就用《满文老档》的资料来说吧；
《满文老档》(上)第八函 太祖皇帝天命九年正月至天命十年十一月
第六十册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遗书前往量粮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赴英额、赫彻穆、穆奇、玛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著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诸申斗六、七斗者，准其居住。一口有五斗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核计若可以生活，则准其居住之。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粮之人数内。并将无粮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第六十一册天命九年正月至六月二十七日，“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
诸贝勒曰：“众汉官，著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於各屯堡杀之。
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地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此时，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民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族人民的民族习俗，侮辱汉族的民族尊严，必然引起了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岱额附、李永芳福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努尔哈赤名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还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民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李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迁徒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光宁，二月初四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徒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前往河东，城镇居民迁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眷恋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遭鞭挞，妻女遭凌辱，老弱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饿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天合耕”。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记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苦不堪言。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他们后来被强迫安插在青苔峪河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即剥削了被迁徒辽民的田地，又掠夺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底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据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后金军打败王华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上交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上，或被抢占，或以赢弱顶替肥壮。牛主即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耽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车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了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抢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族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民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众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他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夕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述：先是，乙丑年十月（即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
上述可见，其时屠儒之酷烈。
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杂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辱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努尔哈赤用一种新的民族剥削代替另一种民族剥削，用一个新的民族压迫代替另一个民族压迫。种种弊政，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社会安宁和生产秩序，使得人丁锐减，庐舍残破，田园荒芜，饿殍塞路，百业凋零，粮价腾贵，民不宁居，社会混乱。
辽东汉人认清了努尔哈赤的险恶用心，奋起反抗。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满文老档？太祖》中记载大量实事。如连山关汉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车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框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亡之人，络绎接踵”。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了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士兵，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令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可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地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士兵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复州、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士兵，杀死后金官吏。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因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乱，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过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最后，就是暴动了。辽民的暴动给与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开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似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始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趁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俘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的者更大一万二千人。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容忍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两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杀死，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万”和大量迁徒河东以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
最后的结局是辽东地区除了满族及少量包衣阿哈外，千里无人烟了！这种情况下谁也守不住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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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守不住辽东，有很多原因，我个人认为首先是战略方向已经错误。中国的大一统皇朝都有一个规律，第一代的开创者往往雄才大略，战略是采取攻势，所以早期通常都是可以压制着外族打。例如：大明开国不久徐达远征漠北，后期朱棣五次远征漠北，摧枯拉朽，打得蒙古鬼哭狼嚎。在皇朝中期或者末期，皇帝长于深宫妇人这手，朝廷名将凋零，军队久疏战阵。为了省事省钱，战略上往往采取守势，在高峻险要的地方构筑要塞，派大量军队驻守。但是这种思路存在严重的缺点。第一、高峻险要的地方运输粮食耗费大量的人力；第二、高峻险要的地方驻扎军队需要耗费大量金钱；第三、任何军事要塞都有缺点，一旦突破后，要塞就毫无价值。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不断地修筑的长城，不断被北方游牧民族突破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最好的防守的方式就是进攻，这个就是朱元璋为什么要徐达、蓝玉扫荡漠北的原因。当明朝开始构筑辽东防守体系的时候就已经错误了，注定了最终的结果，久攻之下必有一失。孙子兵法有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明明可以进攻，却选择防守，这个就是明朝为什么守不住辽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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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在关外，与少数民族接壤，气候寒冷，守不住很正常。本来朱元璋封了个辽王，可惜被朱棣给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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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守不住，因为崇祯这个低能儿 看看辽东，李成梁治理的铜帮铁底，被万历收拾了，换成熊廷弼，刚要反攻被崇祯给收拾了，换袁崇焕把努尔哈赤都炸死了最后还是被这个蠢货凌迟处死，龙目无恩呢，说句题外话，卢相升多忠啊，怎么样 一句话就是在崇祯这块。谁都不用责怪，虚伪，残忍，愚蠢于一身的就是这个混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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