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呢？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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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但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反对？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价值观有冲突。
四、新法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变法的背景：
国家积弊需要改革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变法革新”，总是在面临严重困难或危机的时候，才会进行。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他面对的大宋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大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虽然经济高度发达，财政收入日增，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导致了三大危机：
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
军事体制腐朽战斗力低下；
官员体系冗杂吏治败坏；
这三个危机也称为“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三冗问题致使大宋虽然富有四海，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国家必须变革了，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变法革新，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年间的财政、军事制度变革，和王安石罢相之后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的官制变革（也称为“元丰改制”）。那么变法为何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呢？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丰收之后，再行归还。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100~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只好卖田卖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但有了青苗法之后，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据《宋史》记载，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宋真宗时期的524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228万顷，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
——元 脱脱《宋史·食货志》
宋史记载官僚大地主阶级占用了无数的田地，兼并、伪冒已经成为习俗了，朝廷严重禁止也禁止不了。
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
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使得赋税更公平。
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损
市易法是用来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哄抬物价，并实现国家资本增值。但这使得使大商人独占的
商业利润中的一大部分被收归国家
，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
操纵和垄断
。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改革严重影响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军事体制已经腐烂变质了，“吃空饷”导致的“冗兵”是大宋军事系统上的毒瘤。
《宋史》中记载原文如下：
“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
——元 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七
从《宋史》的记载我们看到，北宋仁宗皇祐时期，禁军原本是马军四百人、步军五百人为一指挥，但长期没有战争，兵额还在而士兵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是马军一指挥仅数十人，而步军不满一二百人，剩下的都是空额，是武将集团用来吃空饷的，空饷的数目高的惊人。
到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常备军数量庞大，但因为“空饷”，军籍册上有其名而无其人，北宋禁军战斗力越发低下。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朝廷检查，出现了冒名顶替的假士兵。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已经是大宋军制中的毒瘤了，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军费开支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财政上已经是不堪重负。
王安石变法针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通过裁兵法整顿军队，通过变法，裁军练兵。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宋史》中记载：
“七月，手诏：「拣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以为大分，五十已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元 脱脱《宋史》兵八
我们看到《宋史》记载，王安石变法后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原先是六十岁）。按马军一营300人（原400人）、步军一营400人（原500人）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指挥不超过 500人进行裁并，另外测试士兵能力，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这样杜绝了冒名顶替者、淘汰了老弱、挤出空额。
可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严重影响了武将集团的利益，武将集团赖以发家致富的“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被削减。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的价值观有冲突。
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也就是所谓“正人君子”。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讲究克己复礼，恢复上古时代的制度和利益，崇尚三代之治，视儒家以外的学说为洪水猛兽。
他们认为大宋当下的主要问题根据《宋史》记载为
：
\"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元 脱脱《宋史·食货志》
也就是——花费用钱太奢侈、赏赐官员不够节俭、对皇族的优待太多、官职冗滥、军队战斗力差。
而解决方案就是“节流”——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
王安石虽是编著《三经新义》的大儒，治国之策却是“易风俗，变法度”的法家思想，认为国家制度不能一成不变，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应当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善
，提出的口号也是“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法家价值观。
与“节流”的主张不同，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开源”，他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思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库充足。
而司马光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多收税，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会使百姓穷困潦倒、盗贼并起。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应该节省开支。比如给官员减薪等等。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大臣们为国操劳，俸禄赏赐况且已经形成惯例不易更改。最关键的是这也省不下多少费用，又徒伤朝廷大体。所以国用财政不足，就应该通过理财来增加收入。
司马光马上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下财物是恒定的，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奸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使用过的花招罢了。这导致了汉武帝末年民众不堪忍受、盗贼四起。
所以双方不仅仅是治国路线之争，更是价值取向之争。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右）
四、法令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历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的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但由于反对声过于激烈，王安石就雷厉风行快速实施新法，这样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再加上反对的大臣太多，王安石可用的人才也少，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也混入新党之中。
这样导致许多新法还没完善就推出，在新法推进过程中，地方上的那些旧党官员不是去完善新法的体系，而是抓住新法的不足之处，拼命抨击新法的不足，要求废除新法。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明明发现新法的不足，但与旧党争斗而拼命掩盖，甚至为了新法的政绩而向百姓摊派。这又成为了旧党攻击的目标。
神宗励精图治的皇帝，王安石也是锐意进取的名相，可偏偏遇上满朝的一大批反改革大臣，如果朝野都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新法，在新法实践中一步步地修正、完善，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持续到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法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来回折腾直至北宋灭亡，最后子孙也都作了亡国的臣民。
结语
宋代有“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士大夫在宋代不仅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而且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每个士大夫成功之后就不仅仅代表自己。其背后家族、师生、盟友等关系盘根错节。
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侵犯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武将集团的核心利益。不仅如此，其“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带有明显法家思想的政治纲领，在以传统儒家价值观为原则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再加上新法本身还尚处于磨合期，不够完善，招致群体反对也不意外了。
参考书目
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 脱脱《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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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改革都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分化，变法必然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钱财动人心，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当然群起而攻之，反对变法了。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利国利民，主张和实驰了从农业和商业到手工业，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改革，制定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市易矿税、科举制度等系列新法，但是，王安石未能采取恰当的措施调节安抚决策者和统治阶层的利益最大化，缺乏对利益集团的全面了解，权与利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的所谓正人君子拥有话语权和统治权，为了私利多是采取欺上瞒下来粉饰太平蛊惑人心。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很得百姓称赞，他也在从政实践中，发现了北宋所面临的积贫积弱局面。亲眼看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财政困难。而广大农民由于地主豪强土地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繁重，各种矛盾正在酝酿激化。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了弊政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就向皇帝上书，指出天下财力困穷，在于吏政败坏。并提出理财方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变法主张，希望通过社会改革运动。变法维新，革除弊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适应时代变化发展。
但是变法触犯和限制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这些官僚权贵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阻挠变法，甚至对王安石展开人身與论攻击，迫使王安石两度辞去宰相职务，更有甚者，贪官污吏利用推行变法，借机把官僚贵族的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对老百姓盘剥压榨，也使天下百姓对变法愤愤不平。认为王安石不通人情不明事理，皆呼为‘拗相公’。这也正是王安石不周知社会人情世故，而行不适之策的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利可共而不可独，国困民穷终会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而使矛盾激化，在宋徽宗朝，皇帝昏庸奢侈、奸臣当道贪腐，终致农民起义爆发，内乱生外患，金军趁机入侵，一班皇亲国戚被俘掳北去，钱财被洗劫掠夺，落了个人财两失、权利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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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过分集中到皇室、贵族手中，必将影响到劳动者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变法就要剥夺贵族们的部分财富，这是商鞅、王安石、康有为变法所共同遇到的问题。比较成功的是商鞅变法，原因是当时秦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有灭国的危机，是保护贵族的利益还是等着亡国，而亡国了贵族的利益还存在吗？选择变法正是秦王的明智之举。最不成功的是康有为变法，变法慈禧是同意的，但是最大的贵族集团是那拉氏姓，变法变到自己头上了，慈禧能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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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下列两种原因之一:1.真正的正人君子认为变法虽然好，但行不通，如变法只会损害老百姓利益。故反对变法。2.假的正人君子是既得利益者，变法总会或或少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故强烈反对变法。总之，变法是很不容易的。主持变法者真正要有为民请命的精神，要有死而无悔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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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从轰轰烈烈开始到草草率率地结束，共历时八年。其中，王安石二度为相，强力推进变法改革，无奈上层势力反对声浪过大，神宗皇帝左右摇摆，最终以失败告终。
我们先看看变法的具体内容。
从熙宁二年变法开始，王安石陆续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裁兵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意在富国强兵、裁撤冗员、民生富庶、百姓安乐。变法改革的出发点很好，措施也很全面，表现出很强的开拓性和很高远的前瞻性。
我们再看看变法措施好在哪里？
我们以最核心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来进行剖析讲解，来看看新法具体好在哪里？
青苗法的核心是政府借贷给百姓，百姓收成后还贷。如此一来，政府成了银行，老百姓成了贷款客户，百姓有了钱多购买农资农具，扩大生产。有了收成后，老百姓再连本带息还给政府，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再看方田均税法。对全国土地重新丈量，核定各家各户的土地占有量，再根据土地的优劣确定赋税等级。这样一来，私田无处遁形，地主农民均平等纳税，有效地打击了土地兼并、隐田瞒税的现象。
其他的变法措施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剖析了。
好的变法措施为什么最终失败呢？
无论是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还是其他诸如募役法、市易法，政策设计都比较完善，也有较强的操作性，那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呢？主要原因如下：
1、没有讲好春天的故事，没有在南海边画一个圈。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事关全局，影响巨大。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太心急了，没有统一好思想，没有营造好舆论，也没有岗前培训，没有局部地方先行先试，没有做好变法措施循序渐进、分步实施。仓促上马又极速前进，导致朝堂上下、乡里基层不同心不齐力。
2、政府站位太靠前，市场规律被忽视。
所有的变法措施的确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但政府却把所有事物包揽了下来，既当主办方，又当承办方，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均输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这些变法措施还是要尊重经济特点和结合市场规律，政府做好宏观指导和监督完善就可以了。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官员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有的官员僵化死板导致民怨沸腾，有的官员应付了事慵懒无为。真是五花八门、荒腔走板。
3、受益的黎民百姓没有话语权，受损的官僚贵族和地主阶层能量巨大。
从变法开始，朝堂上反对派的反对声就从来没有消停过，言官谏官的弹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多数老百姓得到实惠闷声不说话，少数老百姓利益受损不依不饶，基层官员揪心劳累怨声一片，地主阶级利益受损联名告状，部分改革派官员两面骑墙见风使舵。好事做一万件没人说，错事只有一件却口诛笔伐，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至始至终都处于叫骂讨伐的火山口。
4、宋神宗初期信心满满，后期左右摇摆。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时才20岁，为革新图变自然是意气风发、心气方刚、信心满满。当遇到困难时也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熙宁四年，开封个别百姓逃避保甲，自断手腕，反对派大臣和言官谏官添油加醋极尽诋毁，宋神宗就开始动摇了。熙宁七年，天遇大旱，朝堂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掀起一轮巨浪，王安石为此还遭罢相。后虽再次拜相，王安石已回天无力。熙宁九年，王安石长子病故，他心力交瘁，心灰意冷，辞官归田，变法由此告终。
王安石除了文采斐然，也极具人格魅力，生活极度节俭，终身一妻不纳妾，清廉勤政，官声名望甚高。如果变法多做一些调研，多做一些试点，多积累一些共识，多做一些思想工作，多发现一些人才，多争取一些支持，也许变法还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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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以来，确实有很多人不待见王安石，觉得王安石既没有司马光的宽厚，也没有苏东坡的幽默，他的脸上时时挂着威严而不可亲近，他只知道改革，为了改革可以朋友反目、六亲不认，甚至口出狂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一个背叛祖宗的逆子，颠倒人伦的狂徒。
为什么那么多人抨击王安石变法？先要了解为什么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安排启动的，因为当时国库空虚，支付这天朝大国的开支感觉力不从心；与西夏、辽国打仗，军需不够、战斗力不强，又老是失败；农业方面，农田水利建设非常落后，生产条件落后，农业不发达，收成不高，粮食供给不足，上下困厄。因为这些原因，宋神宗便用王安石为宰相，开启了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一是加强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三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等等。而在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些条款影响了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比如说募役法，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去干，不愿意服役的可用钱抵消，关键是，这一改变之后，原来不要服差役的官僚们，也有服役任务了，无端增加一笔支出，这个自上而下、自官而民的改革，变成了革自己的命，作为那些本身就被要求参与改革的官僚，谁会愿意革自己的命？
交钱服役还好一点，毕竟数额不大，不会触及根本，但方田均税法就不同了，方田均税法是根据土地面积和好坏来征税，以前官僚们都属于免税户，如今官员也要按地纳税，而且，往往大官僚就是大地主，以前天天进帐，不要考虑交税的事，如今改革，全要征税，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支出啊，没有一个掌握大量土地的官员不反对这条改革措施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增加了，但官员无端增加了大笔支出，因此群起而攻之。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抨击王安石变法，关键是上述两条改革影响了官僚集团的利益，王安石因此成了全体官僚地主阶层的共同敌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文人士大夫或从形象入手，或从性格着笔，给王安石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段子，把他描写成一个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的人。有人说王安石钓鱼的时候，同僚们专心钓鱼，他却把鱼饵当成零食吃个精光。苏洵评价王安石说：“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陈瓘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安石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安石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对王安石的诋毁和谩骂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和咒骂王安石的人，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王安石影响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并没有他们自己标榜的那么淳厚和高尚，他们批评王安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是他们的私利在作怪。什么忠君爱国，什么为江山社稷着想，全是谎言，他们当官就要发财，“当官不发财，打死都不来”。王安石断了他们的财路，或说影响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便结成团伙，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王安石，直到王安石心力交瘁，直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失败。
如果按事实去评价，王安石真是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先知先觉，他可以在那个时代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醒世恒言，足见他目光的远大，而且他还将这种远见付诸实施，则堪称一代伟人了。试想，哪种跨越式的大发展，不是不在乎天变、不拘泥祖宗、不管人言、甩开膀子向前冲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国家之所以发展不快，贫穷落后，就是因为条条框框太多，就是因为祖宗家法太多，就是因为你一句他一句地评头品足，吵吵闹闹，结果一事无成，落后挨打。
两宋320年，宋朝只有在王安石改革之后，才真正出现过富国强兵的理想图景，之前没出现过，之后也未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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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升为副宰相，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开始变法。
一.变法内容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围绕财政、军事和教育三个方面展开。
针对理财的变法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针对军事措施的变法内容有：保甲法，强兵法。
针对教育的变法措施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
其中有些变法内容与农民相关：
一.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贷款或谷物给农民，收获后偿还，收20%的利息，以限制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
二.募役法：地方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互按田亩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官僚地主也不例外，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三.市易法：政府在京城等地设立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目的在于限制大商人低买高卖，控制市场稳定，市场物价和商品交流。
四.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核实每户占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和地主也不能免税，增加国家田赋收入。
五.农田水利法：鼓励新修地方水利，鼓励垦荒。
六.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编为保甲.保丁闲时练兵，维持社会秩序，战时编入军队作战。这样既可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减少军费开支。
二.反对变法的原因
王安石的变法效果明显，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军事实力增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变法呢？主要原因：
（一）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
变法改革损害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青苗法、市易法损害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对他们严格限制，令他们受益受损。方田均税法限制豪强兼并，使原来偷税逃税的地主豪强被迫交一大笔赋税，令他们不爽。这些地主、豪强、商人与很多官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于是凭借关系向上告状，很多官员也反对起变法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地主到官员，从言论到行动，以司马光、范缜、韩琦、赵瞻、富弼、欧阳修为代表的反对派与变法官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皇帝的祖母曹太皇太后与母亲高太后一直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说王安石变法令他们的亲戚多交了不少钱，王安石要用新法把天下搞乱。
（二）新法执行不力
另外，某些法令本来是对农民有利的，但是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出了纰漏。比如青苗法本来是青黄不接时借贷给农户，收获后再按息偿还。但是官员却不管需不需要，强制农户借贷，再强制偿还，搞得农民怨声载道。再比如募役法是令不愿意服兵役的农民交钱雇人服役，但是官员的操作却是所有农民不管自愿还是强迫，必须交钱雇人，搞“一刀切”。农田水利法作为官员政绩是否合格的依据，导致很多官员强制农民兴修水利，而不考虑农民是否需要，引发民怨。
（三）变法不占天时
由于变法直接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贾、高利贷者的既得利益，在加上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扰民事件，令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阻力重重。其中，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特别遭到守旧官员的攻击。公元1074年四月，大旱已经八个月了，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在反对派的支持下，画了一幅《流民图》上奏神宗，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神宗罢了王安石的官。公元1086年，天空出现彗星，也被反对派借题发挥用来攻击新法。神宗开始动摇。再加上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歧，原先支持变法的苏轼、苏辙、李常、程颢也改变了观点，导致新法难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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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利朝庭利官，但却不利民，世间事只有站在国家的立场角度才可以为民担忧，北宋早中期极度商业繁荣，是有一整套合乎商业规律逻辑的制度管理运行，当社会进入高度文明阶段，社会的治理又要有相应高级的管理手段，才可以让商业适应发展需求，也是说北宋的 国运正进入十字路口了，商业越繁荣朝庭越难管理官员，一方面商业领域大量需求管理人才，必然构成对朝庭官员的强烈诱惑，王安石显然看到这是官员聚财的大商机，皇帝朝庭不用发薪水给官员，而官员又可以大量进贡银子进皇家银号，皇帝当然高兴了，各级的官员也当然高兴了，早期还因为有强力监督管理，官员们懂得适可而止，看到大甜头的官员越来越疯狂，当初北宋积累的商业繁荣很快就耗尽家底，小商家与农民的强烈反抗，就让北宋快速走向衰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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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不能归究于权贵的反对。为什么？因为主张变法的是王安石，所以所有因所有果都出自王安石的身上。也就是说，其本人对变法:1，考虑问题不够周全，2，没有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3，只凭主观意识去行事。
其中，只凭主观意识去行事，这是最大最严重的败笔。也就是说，其本人没有因势利导，掌握时势的发展，结果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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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变法分为很多块，有关于机构改革的，有关于赋税改革的。今天我们主要来谈谈，关于百姓生活的方面的改革。在这一块上，王安石没有做到“利民”的初衷，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因此，他也在民间失去了人心。
首先是方田均税法。“方田”和“均税”是两个部分，方田是指对土地进行再次测量，并把土地分为5个等级。均税，就是按照测量结果，算出平均值，并以此制定税收数量。它的目的是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
乍一看，这条改革对农民很有好处。而在实施过程中，就不是这个样子。地方官员在测量时做了手脚，将很多劣地提高了等级。这样一来，农民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付出更多。
其次是青苗法，青苗法规定，当地政府按照市场形势，来对粮食进行出售和囤积。并且规定农民可以向政府借贷钱物，避免民间借贷利率过高的问题。
这在实施过程中，也被钻了空子。由于政府有了干预市场的权利，他就开始胡作非为。春天的时候，他们在农民需要种子的情况下，大肆提高粮食价格。到了秋天，农民需要用粮食换钱的时候，他们又拼命压低粮价。搞得农民苦不堪言，生活更加困苦。
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强行借贷”的现象。本来规定是农民自愿借贷，当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强行让农民借贷，结果很多农民破产。
最后是免役法。它废除了以往轮流差役的方法，将县官和差役的关系改变为雇佣关系。雇佣差役所需要的经费，由百姓按户来进行分担。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从劳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
一般来说，农民更愿意出力，不愿意出钱。以往有服差役义务的家庭，分批次轮流服役。现在农民都不愿意出钱，都去争着当差。结果原本只用服几个月差役的农户，现在常年当差，更增加了财政支出。
原先孤寡、单丁等家庭，是不用服差役的。现在不行了，不服役也得出钱，这让这些本来就困难的家庭，难上加难。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强国富民，但是由于他行使的手段不正确，最后失去了民心。这也是很多名人反对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改革不好，而是改革在实施中出现了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宋朝“冗兵、冗员、冗费”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裁兵、裁员、减税”。但王安石却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单纯的从增加国家财政上做文章，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农民的收入本来就有限，还要从他们身上找钱，那能拔出来多少呢？即使是能增加国家收入，但也填不满“三冗”的巨坑。
所以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既想解决问题，又不改变“祖宗家法”，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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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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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即得利集团的权贵利益，又由于执政皇权的短命，导致了政令未能彻底贯彻几遭废法，致使变化没有显现众利形成绝对皇权巩固利亨和民众获利，只是一场政治游戏。而得势儒家的杰作，最终以北宋权倾代价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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