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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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匈奴兵强马壮，其势正盛。
由于势力强盛，所以当时的匈奴，相对比较团结。匈奴王庭和左右贤王的架构，在面对汉朝时，基本能做到一致对外，几乎没什么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没有“玩花活”的空间。
汉武帝要想打击匈奴，只能是举国之力，与匈奴正面硬钢。
就拿漠北之战来说，匈奴军主力十几万，兵派少了肯定不行。为了打垮匈奴，汉武帝在调拨给卫青、霍去病各五万骑兵，以及数万步兵的基础上，还组织了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有人曾估计，为了打这一仗，武帝花掉了国库三分之一的存货。
具体花销我不清楚。但汉武帝抽掉几十万上前线，而且还都是男丁。不管怎么看，这场大战的花销也不可能小。
像这样规模的大战，武帝时期还不止一次。
而且，武帝对开疆扩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比如公元前111年，武帝遣大将李息，郎中令徐自率精兵数万从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后，随即便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全方位的大开发。
武帝具体的开发措施有三点：
一是移民。
武帝不信任蛮夷，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便向河西走廊移民了十万口。移民前，有官员曾对武帝讲，这么大规模的移民，必然是一笔巨大开销。而且老百姓未必愿意去。搞不好会造成老百姓大逃亡。但武帝认为，只要能实际控制河西走廊，投入再多的财力和人力，都是值得的。便还是强力推行了。
二是行政化管理。
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地位与关内诸州郡一样，都是朝廷直辖区域。
三是进行经济开发。
移民，设郡县的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开发。
因为如果不开发，汉朝对河西走廊就谈不上有什么强有力的控制。汉武帝为了彻底控制河西走廊，同时进一步向西域扩大汉朝影响力，便将河西走廊的经济模式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变为了游牧加农耕经济。
通过武帝的大力开发，从西汉到唐末，河西走廊一直都属于中原汉地范畴。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域扩张的稳固前沿根据地。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有远见，牛掰普拉斯！但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这就是典型的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除了在河西走廊外，武帝在河套、辽东也都是花大力气进行征讨、开发。
征讨、开发的结果，是这些地方变成了后来汉地的一部分。但在开发过程中，老百姓纷纷逃亡，导致武帝后期的户口减半。（不是人口死了一半，而是逃跑了一半）
这长年累月下来，汉朝的国库自然是越来越空虚。
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背景，以及唐太宗对开疆扩土的理解与武帝有很大不同。
先说背景。
唐太宗时期的东突厥虽然很嚣张，但其实已经不是势力巅峰期了。
突厥最强盛的时期，是南北朝后期。控制了整个漠北草原和西域。
也正是由于当时的突厥强盛，北周和北齐政权还不得不对突厥实行纳贡、和亲政策，以换取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这种局面，直到隋朝建立，隋文帝停止对突厥纳贡、和亲才终止。
581年，为了报复隋文帝，突厥起兵40万，又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入侵隋朝。
这一战，突厥获胜，把隋朝陇西地区狠狠劫掠了一番。
583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由于西边的突厥人不承认他的汗位。因而突厥在这一年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并爆发了内战。
听闻突厥内战，隋文帝遂调集大军，从东起辽东，西至凉州，长达几千里的战线上，对突厥发动全面反击。
这一战，隋朝大获全胜。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在受到西突厥与隋朝的双重压力下，向隋文帝称藩，表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其后，东突厥通过内战，完成短暂整合，又恢复了一定实力。于是，东突厥后来又挑起两次主动侵隋战争。但两次都被隋军击败。
可以说，突厥在分裂后，被隋文帝用恩威并施的办法，拿捏得死死的。早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当然，隋炀帝统治后期，爆发民变，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机扶持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薛举、李轨等军阀，在中原打内战，把隋朝搅得稀巴烂，严重消耗了中原的实力。这导致唐朝建立后，乃至唐朝统一全国后的头几年时间里，都无力对突厥进行反击作战。
但无论怎么说，唐太宗时期的突厥民族已经分裂了。
那时的突厥民族，看似兵强马壮，实则一盘散沙，各怀鬼胎。
不仅东、西突厥不和，长期相互敌对。
就连东突厥内部也不和。颉利可汗（整个东突厥的可汗）和突利可汗（管理东突厥东部地区的小可汗）之间，也是相互提防。而且他们还经常兵戎相见。
很显然，东突厥的情况，就给了唐朝分化加离间他们的可操作空间。
就拿624年的五陇阪之战来说。
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军犯境，吓得李渊和李建成差点烧掉长安，迁都襄、邓。是唐太宗坚决反对，并自告奋勇出战迎敌，李渊才打消了迁都念头。
后来，唐太宗领兵至陕西彬县的五陇阪与突厥遭遇。
但双方还没开打，唐军就因连日的长途跋涉行军，疲惫不堪，再加上后勤线被隔断，军需器械也受潮，导致战斗力锐减。
如果双方真打起来，唐军前途未卜。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无他，就是离间加分化。
唐太宗见唐军战斗力锐减，不宜决战，便仅率百余骑出战。
双方隔着一条河，唐太宗隔河大骂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并邀请颉利单打独斗。声称自己只用百余骑兵就能打败突厥大军。
与此同时，唐太宗又和突利可汗密谈。
前面说了，突利和颉利之间有矛盾。颉利搞不清楚突利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同时又担心唐朝与突利夹击自己。于是，颉利便立即与唐朝订立盟约，撤兵走人。
后来的“渭水之盟”，过程也是如此。
贞观元年，颉利可汗趁唐太宗还没有彻底剿灭李建成余党，与突利再次联手，集中二十万大军，杀至渭水北岸，直逼长安。
此时的长安，唐军仅几万人。很显然，无法与突厥鏖战。
于是，唐太宗便故技重施，只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隔着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背约。
颉利见唐太宗面无惧色，猜想唐军肯定暗中有埋伏。随后，他又看见增援而来的唐军阵容齐整，顿时心虚至极。于是，他便与李世民隔着渭水订立了盟约，史称“渭水之盟”。
关于唐太宗在五陇阪之战和签订渭水之盟前后的表现，历代史家的评价都很高。赞叹唐太宗利用伐谋、伐交、伐兵，迫使突厥人退兵，充份显示了其卓越的战略眼光、惊人的胆略和超群的智谋。
对此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突厥铁板一块，没有内部的勾心斗角。唐太宗又如何利用突厥两个可汗之间的矛盾，使用反间计呢？
两汉时期，汉廷也不是没利用匈奴人的内部矛盾，对其进行离间分化。
可是分化的前提，还是要先打散对方。
如果没有汉武帝早期与匈奴人的硬干，汉廷后来想用挑拨离间的办法收买匈奴人心，也是无从下手。
说到底，唐朝多多少少还是沾了隋朝的光。
要不是隋朝与突厥打了十几年，影响了突厥的发展，唐朝也不可能正好碰上一个一盘散沙的突厥。
再说理念问题。
汉武帝征匈奴，是华夏农耕政权大规模向陌生的大漠草原进发，主动去寻找北方游牧异族政权，打歼灭战，并将其领土并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次尝试。
通过尝试，中原王朝摸到了扩张极限。
到了唐朝时，经过七百年的发展，以当时人的见识，以及唐朝当时的国力，唐太宗显然已经不可能这么干了。
毕竟，别看唐朝疆域远大于汉朝，可唐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与汉朝相差无几。北方能开发的区域，汉朝都已经开发过了。人类终究还是无法战胜客观自然环境。
因此，当唐朝统一中原后，再向东、北、西方向扩张，打下了新的地盘时，便只是进行羁縻统治。
此举，对唐朝财政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就拿唐灭东突厥之战来说。
唐太宗与颉利可汗签订盟约后，东突厥没几年就遇到了雪灾。人畜死伤无数。
同时，颉利可汗的威信也大不如前，很多人都与其有矛盾。
见东突厥内讧，唐太宗令李靖率一支精兵突袭东突厥老巢。
类似的骑兵闪击战，汉朝人不了解。整个武帝朝也就霍去病能精通掌握。
但唐军则不同。关陇集团本就是由北魏边镇演变而来的，唐军骑兵的很多战术本就是昔日鲜卑人的战术。唐军对北方异族那套战法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此，李靖一战便灭了东突厥，并俘虏了颉利可汗。
灭了东突厥后，唐朝并其领土，但并未进行开发，也未移民。只是在当地设立都督府和羁縻州，委任当地人为行政长官。然后，再设置都护府，从中原派官员过去统筹管理。
此后，唐朝灭薛延陀，灭西突厥等，也都是如此操作。一战灭一国，在开疆扩土的同时还能发展经济。
不过，由于管理力度不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新扩张的很多领土，后来都丧失了。到了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基本盘与两汉相差无几。
总体而言。汉武帝的扩张，是中原农耕民族第一次开阔自己认知之外的地域。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汉军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和一群强劲的陌生人，打了多场很陌生的战争。走了不少弯路。
加之在战争后，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又对新辟疆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战争加上开发，财力、物力上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小。因此，汉朝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
而大唐则因为有前人的经验，加上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军熟悉草原民族那套。这使得唐太宗的扩张，无论南下逐鹿中原，还是北上驰骋草原，都是轻车熟路。比汉军更加游刃有余。
估计也正是因为熟悉的缘故，在打下新辟疆土后，唐太宗并没有花大力气进行开发。所以唐朝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经济，反而还因为开疆扩土，刺激了中原的经济发展。
但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的开疆扩土并不怎么牢靠。这导致直到到清末民国为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更大的，还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征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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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好战，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匈奴，在位54年，和匈奴就战了44年之久。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西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汉朝在经济上的困境除了抗击匈奴所需的开销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花费，比如打通丝绸之路，等等。
但同样是对外征战，七百多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执政期间也有一个劲敌--突厥，双方也博弈了多年。但为何唐朝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还整出一个“贞观之治”的盛世呢？
两者相比，这究竟是为何？以下两方面分别阐述。
汉武帝的财政危机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散居在当今甘肃、宁夏、内外蒙古的游牧民族大致有：东胡、大月氏、乌孙、匈奴等诸多部落，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民族就是匈奴。
匈奴全盛时代的人口也不过200万左右，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但军事力量却异常强大，刘邦所遭遇的“白登之围”就是最好的证明。
白登之围后，汉朝为维持边境和平，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汉朝军事上的弱势已被匈奴看穿，造成的局面就是，匈奴人不仅要汉人的姑娘，也照旧经常袭扰汉朝边境，甚至还有几次兵锋直指长安，长安附近的甘泉宫就被匈奴人烧了好几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七十余年，直到汉武帝刘彻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被动的局面。
刘彻之所以发起对匈奴的征讨，主要得益于继位初期经济上的强大，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为西汉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空间，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民间家给户足，粮仓充满，朝廷财政也大有盈余，可以说“文景之治”为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汉朝与匈奴基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的战争消耗都是巨大的。
比如漠北决战，刘彻调集了十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统领，分东西两路进攻。此次出征，负责运送后勤的战马就达到了四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其后勤保障可谓规模空前。
毫无疑问，汉朝花费在匈奴之战上的钱财是巨大的，但除了对抗匈奴，
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花费也不小，
比如对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的开发，在此都设立了郡县，并筑城驻军，可以说不惜血本也要在此站住脚跟。
在打通丝绸之路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为了与西域结盟，刘彻采用的措施是又打又拉的策略。
张骞率先开启了汉朝与西域的破冰之旅，第一次出使西域花费了十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建立起与大月氏的盟友关系，但他创造了中华历史的神话，一条贯通中西的文化大道。
张骞之后，汉武帝多次派遣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先后使用武力征服了楼兰、车师，与乌孙建立了盟友之后，又发动了对大宛国的战争。与此同时，为了交好西域，汉朝也送出大量的财物去打点各国。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大规模地治理了两次黄河，动用军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都修了一遍。
再加上，他的私生活也很丰富，又要赏赐皇子，泰山封禅等活动，还有建造自己的陵墓就建了五十年左右，这些花费也不小。
到公元前120年，与匈奴的战争由被动变主动，打仗军费开支加大，安置匈奴降军也要花钱，再加其它各方面的开支，汉武帝的财政便出现了困境，至124年，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财富差不多就花光了。
然而比没钱更可怕的是，西汉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问题。西汉原本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政策，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通过经商成为势豪大户的商人，为了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
这样一来，这些新兴地主阶层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汉朝地主，同时又是商人。西汉从建国后，实行的是低税率政策，工商业的巨大利润，交税却是非常低。再加之，这些新兴地主获得新身份后，与官府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以致于到后来，掌握国民经济命的重要行业都到了这些富商巨贾手里。
由于在汉武帝之前，西汉举国信奉的是黄老无为之学，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久而久之政府对民间经济便失去了控制。再加之土地兼并问题，贫富差距便不可避免，等等，诸多经济问题都等着汉武帝去做调解。
为了筹款，武帝不得不实行改革，比如漠北一战的军费，就是从盐铁改革当中获取的，但在改革中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武帝去解决。
综上所述，不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好，对西域的又拉又打也好，他所背负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初步划定了华夏的江山，汉武帝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那么唐太宗在对外征战时，为何还弄出了个“贞观之治”呢？
唐太宗的对外战争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在建国初期，李世民为唐朝的江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比如平定刘黑闼、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在他执政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比如：与突厥的较量，吐谷浑之役，还有与西域的系列战争。
汉武帝敢对匈奴叫板，在经济上得益于祖辈们的积累，可以说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了与匈奴的较量上。在巫蛊之祸后，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之后汉武帝才开始真正治理国家，汉朝才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但唐太宗的路线与汉武帝是不一样的，在他继位后，经历了隋末大乱，唐初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面对突厥人的挑衅，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一是没钱打仗，二是自己的位子还没坐稳，所以并不敢贸然对突厥人用兵。因此，他对突厥人采取的是妥协的措施。
比如渭水之盟的建立。
突厥经过多年的发展，到隋朝时已分裂为两个集团，即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来隋文帝联合西突厥，大败东突厥，此后的东突厥消沉了一段时间，至隋末，又起来兴风作浪，成为一支大唐劲旅。
早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就曾向突厥纳贡，以便安心争夺天下。大唐建立后，高祖也曾送给突厥不少金银财宝。但突厥贵族的贪婪永远没有止境，为了更好的掠夺中原，他们一面拿着大唐的钱财，一面背地里支持着大唐的敌人，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等各方割据势力，都曾受过突厥人的支援，甚至是借兵。
武德七年（624），东突厥来犯，当时唐军大批兵马还没来得及回都，高祖便派出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出面解决，在拿了大唐的钱财后，突厥人走了。至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刚结束，东突厥趁着唐政局动荡，又一次大举来犯境。这次又是李世民出马谈判，最后订立了渭水之盟，之后突厥人又拿着钱财撤回去了。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大唐初期对待突厥人的主要政策就是拿钱消灾买和平。那么，大唐为何不出兵解决这个讨人嫌的突厥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钱，所以，李世民集中精力除了练兵，就是搞经济建设，然后等待时机一举将突厥消灭。
所以，贞观三年（629年），时机一旦成熟，李世民绝不贻误战机。当时东突厥内部发生矛盾，太宗十一月便派出以李靖为首的十万大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平定了曾经称霸一时的东突厥，从此北部边境终于安静了。
待东突厥这支劲旅搞定后，太宗又先后把矛头对准了吐谷浑，而打这场战争时已是贞观八年（634年），再说对付吐谷浑远没有东突厥那么困难。再之后去征讨西域不听话的小国，已到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平定了这些小国后，西域的道路被彻底打通，由此揭开了丝绸之路新的篇章。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汉武帝征战匈奴时，正值匈奴强盛时期，之后武帝还经历了匈奴的分裂，可以说，武帝不仅参与了，而且见证了匈奴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
相比之下，李世民遭遇突厥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二部，相应实力也减弱，所以，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时，才有了一举拿下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太宗的对外战争之所以没有影响到“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一是对手没有匈奴那么强悍，对大唐的对内治理影响有限。二则是初期的妥协政策，为对内治理赢得了时间。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为什么越打越穷，而唐太宗为何能整出贞观之治，基本说完了，如有补充，评论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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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恒以弱亡，独汉唐以强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朝代，国人以汉族自居，海外聚集地则以唐人街为名，可见汉唐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刻烙印。而汉唐最具代表性的2个帝王分别为汉武帝和唐太宗，而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汉武帝耗尽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力，导致西汉王朝后力不济，如果不是光武中兴，估计汉朝维系不了400年统治。而唐太宗上手接的是隋朝的烂摊子，不过似乎越打越强，最终缔造了大唐盛世。
各位醒醒吧，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开局不同
汉武帝接盘的是文景之治后的国力积蓄，似乎在开局就胜过唐太宗，而实际上呢?当时，汉帝国已经经历了5位皇帝，土地和门阀的势力已经固化，汉武帝也是熬死窦太后才最终接掌这个国家，虽然似乎国力达到了巅峰，而实际上阶级矛盾也达到了一个爆发点，后继乏力是肯定的。
唐太宗虽然接手的是一个乱世，不过经过乱世之后，土地兼并和人口都已经到了最低点，所以再烂也不可能更烂了。所以，国家实力上升是肯定的，即便不对外用兵，也会在安定之后出现盛世。更何况，唐初的府兵制是依托于大量的土地储备，一帮更经历战争的骄兵悍将有在足够的利益趋势下，更是骁勇善战。
战争目的不同
汉武帝的战争目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掠夺者。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王朝，唐太宗更是一个以天可汗为目标的男人，不仅仅要肉体上征服，更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所以，大唐不仅仅有汉族将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的将领，也最终为其灭亡铸就了祸根。
而在汉武帝末期，为了天马而发动战争。
将领任用不同
汉武帝更多的任用外戚和亲近的人作为将领，例如卫霍、李广利。不管将领是否有才能，自己高兴就行。
而抛开唐初的天策府将领，唐朝各个时期可以说名将辈出，即便是唐末也是因为武将之乱导致灭亡。唐朝可以说一直再做对外扩张，不断的在西域等地区发生战争，领土也在不断变化，即便是武则天时期也是如此。
战争手段方式更加多样化
相对于汉武帝时期，唐朝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除了战争手段外，还包括经济手段。例如，从李世民时期到李治时期对高句丽，大量采用的是经济消耗的方式，最终李治时期一战定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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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常年对匈奴用兵，战果虽辉煌，但也导致“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国力消耗极大。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国力持续上升。
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点：超远距离进军
“不误农时，不伤民本”，尽量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轻人民负担，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在距离较近的作战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近距离，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在这些地方作战，“转战二千里”是很常见的，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远距离作战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确实近许多，进军的成本也低很多。
汉武帝时期，卫青指挥的漠南之战，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唐太宗时期李靖讨灭东突厥、吐谷浑，都是干净利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迅速取胜。
所以，其实，汉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战果大，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产生差距的地方，是在远距离用兵，也就是对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战果辉煌，但损兵万余，十四万匹马归来不足三万，消耗已经很大了。
到后期，李广利等人的指挥下，汉军屡屡大举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败多胜少。
同时，在西域方向，李广利组织的征大宛之战，更是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天下骚动”。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远距离征伐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
唐太宗启用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费中原财富的情况下击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侯君集等人万里远征，虽然耗费不小，但风驰电掣，干净利落地高昌、龟兹等西域诸国，控制了天山南麓。
即便是未竞全功的亲征辽东之战，也在用时不多，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收复了辽东州县。
因此，拉开差距的，是后期的超远距离用兵。
超远距离用兵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所面临形势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势不同
虽然汉武帝也对东越、南越、西羌、朝鲜、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对手，是统一且处于鼎盛的匈奴。
大汉与匈奴，一旦翻脸，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没有和平的。
汉武帝在进攻匈奴，匈奴也在进行报复性反攻。
卫青进行第一次漠南之战，俘匈奴部众1.5万人，匈奴又出万骑攻入代郡，掳走千余人。霍去病进行“河西之战”后，匈奴又发数万骑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杀千余人。
所以，第一次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第二次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后，要立刻准备漠北之战。
一旦你停下来，就是示弱，匈奴就会变本加厉，加大对你的进攻，杀掠人民。
汉武帝必须连续大举用兵，在彻底打服对手前，没有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临的形势则要好一些。
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高句丽，虽然彼此有关系，但是一个个保持独立的对手。
而且，就国力而言，这些势力虽然名头不小，但实力已过巅峰。
突厥在其鼎盛时，实力是不弱于当初匈奴的。
然而，到唐太宗时，东、西突厥已经分裂，东突厥又遭遇内部问题和自然灾害，实力大损。
因此，一方面，唐太宗可以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一击致命，还可以利用对手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稳操胜券。
方略不同
纵横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也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他先是派张骞去联络大月氏，试图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匈奴，后又与乌孙等国联合，一同进攻匈奴。
然而，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作战，乌孙虽尽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总体上，汉武帝君臣对外联系上，或一厢情愿（如联络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汉军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这是难免的。
汉武帝君臣中，除张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较长时间外，其余人对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他们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点，草原政权的特点。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对草原特点就了解极深了。
北朝、隋唐统治者，都与鲜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唐君臣，许多是汉化的鲜卑人，或者曾经鲜卑化的汉人，他们保留了许多草原特点，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特点、社会结构、作战特点都非常熟悉。
李唐统治者对草原就更为熟悉了。
早在李渊防御突厥时，就曾模仿突厥人的特点操练军队。
李渊起兵后，又得到突厥人的帮助，李世民与突利可汗等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因此，他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敌人。
打击东突厥时，李世民先是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分化对手，又支持薛延陀等部，使漠北脱离东突厥控制，最后，又利用天寒地冻，东突厥陷入危机的机会，一举灭敌。
打击薛延陀时，又利用东突厥与薛延陀的矛盾，让东突厥在漠南抗拒薛延陀（减少中原负担），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削弱薛延陀在草原各部的权威，最后摧枯拉朽，联合大量游牧武装，低成本轻易平定漠北。
打击吐谷浑时，又利用羌人各部与吐谷浑统治者的矛盾，分化吐谷浑，大大削弱吐谷浑的战争潜力和回旋余地，然后才用兵，转战二千里，一举讨灭。
一言概括，汉武帝的方略，是以中原人的办法打击游牧民族；而李世民的方略，是以中原人+游牧民族的方法，多种方式一起打击对手。
用将不同
汉武帝前期的卫青、霍去病，唐太宗所用的李靖、李勣，都是史诗级名将。
然而，汉武帝后期，所用的李广利等人，缺乏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是武帝后期用兵耗费巨大且败多胜少的关键。
这是一个恶行循环的开始。
由于损耗大，大汉国力下降，带来了战斗力的下降。
比如，由于马匹的大量消耗，到汉武帝后期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代之以步兵。这不仅使汉军机动力下降，且使后勤保障系统变得脆弱，丧失了主动。
如此，武帝后期，越是耗力进攻，效果越差，越是效果差，消耗就越大···
一直消耗到实在消耗不动，轮台罪己！
相比之下，李世民之下，李靖、李勣、李道宗、侯君集，契必何力等人，都保持了很高的军事素养。
因此，唐太宗时期，指挥水准一如既往的高，即便出师不利，也很少出现全军覆灭的情况，即便是如李广、李陵这样的某一路覆灭也很少发生。
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军队损耗不大，所以，军队越打越有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建功立业的机会大而战死沙场的机会相对较小，因此，勇武之人踊跃投军。
到唐太宗征高丽时，河北壮士踊跃参军，薛仁贵就是此时投入唐军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正是这个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唐太宗，也不是那么完美。
唐太宗晚年，“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运输”。
这些情况，虽与汉武帝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说明，常年的多线作战，仍然给生产、生活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干扰。
总的来说，唐太宗用兵，对生产、生活的干扰，总体上确实远远小于汉武帝。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各自形势不同，统治集团认知结构的不同，也有用将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虽然个人更推崇唐太宗君臣，但凭心而论，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古代的杰出帝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必非此即彼，贬一个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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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两位皇帝对“征战”的认知不同，汉武帝的征战偏向完全摧毁匈奴秩序，驱逐匈奴，唐太宗则是多了一份包容，在打服了其他政权之后，加以安抚，容纳进同一个文化圈。
李世民这个皇帝不仅战争能力强，在战争发生之后的
“秩序建设”
也是极强，这也是李世民从十八岁开始发悟，并一直沿用的手段，李世民的“天可汗”尊称可不是白来的，这象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
“草原逻辑”
和
“中原逻辑”
达到最高共鸣度的标志。
从历史的时间尺度来梳理，我们先看汉朝对匈奴的外战。
汉匈之纠葛，始于西汉皇帝刘邦和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在“白登”之交战，这一战刘邦军事眼光“短板”再次暴露，被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从而被包围，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围”，被称为刘邦人生中最险的一次之一，上一次则是在鸿门宴。
白登之围被视为“耻辱”，刘邦得以解围，还是用了很多计谋、心计才做到的，并不是以军事力量活生生杀出来，所以比起秦朝时期北镇匈奴，刘邦自觉很丢人。
可刘邦也没办法，秦末乱世，诸侯混战，天下早已经被他们自己人先打废，所以汉朝需要的不是一场眼前的胜利，而是一场恢复生机的发展，在此之前，汉朝必须要忍受住所有的挑衅。
所以刘邦一直到驾崩，没有再提过北伐匈奴的事情，吕后摄政后，被冒顿单于来信“羞辱”也仍然是按兵不动，此时的仇恨越来越深，所以吕后也继续深化了大汉朝的基本治国理念：
无为而治。
一直到汉文帝中后期、汉景帝时期，汉朝才逐渐有了足够的屏障力量阻挡匈奴对边境的侵扰和入侵，那个时候不存在互市，中原没有茶叶可以出口给他们，汉朝也有自己的养马地，两个民族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的资源极少，一旦见面，就是死掐。
经过两代人的继续发育，“文景之治”终于让大汉朝恢复了元气，所以年轻的汉武帝刘彻才是享受这个成果的人，当然，汉武帝以要背负一份义务，他的义务就是，要给汉朝此前的“耻辱”，来一次大洗刷。
汉武帝北伐匈奴，最根本的出发点，就不是为了打服纳入版图，而是对其整个民族的破坏，所以不存在打完之后建立秩序的说法。
那么这种战争，我们可以暂时先称作“灭种之战”，目的不止是亡其国，而是为了彻底铲除。
汉匈之“世仇“，本质上是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人地矛盾，因为大汉所产出的东西，也只够自己人内部消耗，比如粮食，比如衣物，比如盐铁，这些东西无法有多余的进行“出口”，无法出口就意味着文化无法输出。
而匈奴则是什么都缺，他们买不到就只能抢，对于他们来说，南下侵汉才是命运的正确选择。
这种基于本质上的生存矛盾，让两者几乎不可调和。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原民族的巨大隐患，汉武帝登基不久，就已经打破了汉文帝、景帝时期“试探”、“防守”的保守态势，直接主动出击，在卫青横空出世之前，和匈奴之间是互有胜负，谁也奈何不了谁。
直到卫青直捣龙城，拿下了汉朝建立以来第一攻打匈奴本土甚至是重要城市的大胜利，这次胜利给汉武帝奠定了强大的信心，于是汉武帝开始让卫青不断地削弱匈奴。
可问题是，这一次次胜战，并不意味着都有“战利品”，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亏本”在打仗，因为匈奴当时的环境太差，而且草原民族在战败的时候，实行“坚壁清野”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从来都是他们掠夺中原，中原却不能对他们造成资源上的大型吞并。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出台法令，将盐铁产业收规为朝廷专卖，私人不再允许进行贸易，这一个政策，很明显是将民间的大部分利益占据为朝廷利益，而汉武帝的目的也不是贪图享乐，就是为了赚银子打仗。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让卫青、霍去病这对舅甥率领十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深入大漠，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匈奴的主要部落，然后沉重打击之，之所以汉武帝敢这样做，是因为他选择的时间是“春天”。
初春的草原并没有想象中的春暖花开，反而是冰天雪地，一片寒冷，这种环境下，即便是匈奴人也只能躲起来“过冬”，而汉武帝深知想要沉重打击匈奴，必须要在一个连他们土著都难以生存的环境下与他们战斗。
那么同理的，汉朝的军队在初春的草原进军，付出的成本、代价巨大无比，比起匈奴的消耗只多不少，而这一战，的确是“掏空”了汉朝的国库。
比如汉武帝为了保证战马在这个季节仍旧强壮，都用上了“小米”来喂马，而马的食量和人是不同的，就拿十万骑兵，每个骑兵都起码配两匹马的标准来看，一匹马等于吃了五个人的口粮，所以光是这一战的“喂马”需要的粮食，要起码一百万人的“口粮”份额。
当时的汉朝才多少人，这个比例说举国之力已经毫不夸张了。
而这一战的确是没有悬念，卫青和霍去病带领着两支在精神状态上、装备配备上、战术准备上都数倍优于匈奴的军队，匈奴怎么可能不败，于是匈奴这一战被打北逃迁徙，哀歌连连，霍去病封狼居胥，在匈奴引以为傲的山峦下，留下大汉的印记。
这场战争听起来固然是“热血沸腾”，但问题是，汉朝并没有在此“建立秩序”。
打下了这个地方，汉朝军队也只能撤退，这里一没有可以开采的资源（当时的生产力有限），二没有庞大的人口族群，根本不存在管理的意义，这就会导致匈奴在不久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打一仗，花费巨大，可是真正物质上的收获微乎其微，甚至是没有，这种状态不正是“入不敷出“吗，而漠北之战只是一个大的体现，除了这一战外，还有很多和匈奴的小战斗，汉朝都是这种状态，久而久之，一直到汉武帝末年，国力怎么能不虚弱？
汉朝真正开始在外建立“秩序”，乃是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六十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正式建立“西域都护府”，以西域都护府为西域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任命官员到此，进行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地区的贸易，民族事务的处理，这也意味着，汉朝开始摆脱了汉文帝、景帝、武帝对北方民族一味的“仇恨”。
他们开始建立输出的秩序，输出经济，输出文化，这才让两者的矛盾开始减小。
汉朝的情况大概至此，那么再将目光放到唐朝。
首先我们要知道唐朝的“背景”，其并不是一个纯粹对游牧民族敌视的中原政权，唐朝的基础是“关陇贵族”，而关陇贵族中有鲜卑族，也有汉族，他们的成员一直都是中原的主角，先后建立了北周、隋、唐政权。
比如他们内部就有很高度的胡汉联姻，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是鲜卑人，李渊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这种基础上，就注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生活上是存在着沟通基础的。
其次，到了隋唐时期，胡汉交融已经很发达了，而且中原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很多产物除了自给自足，也完全能够进行贸易，比如和突厥，隋唐时期的贸易就没有少过。
这就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局面，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反而碰撞很少，隋朝的统一之战是内战为主，外战极少，唐朝的统一之战也是如此，李世民最大的敌人，也是汉人，还不是突厥人。
这就是因为“人地矛盾”的对象转移了，要知道，一切的战争矛盾，本质上都是资源和人地矛盾。
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数十万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在渭水和李世民“谈判”，李世民因为当时中央空虚，无奈暂时答应突厥的“狮子大开口”，被他们掠夺一番然后放他们安然离开，这被李世民视为“耻辱”，于是乎李世民冷静发育，在贞观四年，趁着突厥内乱，让李靖北伐突厥，灭掉了东突厥政权。
而在灭掉了东突厥后，李世民立马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秩序，这可是李世民作为顶尖政治家，最强的标志能力之一。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唐朝廷在此地建立“单于都护府”，一共将东突厥的地盘分为六个“都督府”，他们都是是“州级”都督府，唐朝廷不久之后就派出官僚进驻此地，立即“经略”东突厥旧地。
这便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把一个地方打下来了，那么就开始合理利用，既然根子上的矛盾是“人地矛盾”，那么他就去顺势利用“人地资源”，不造成浪费，单于都护府的建立，让大唐的文化输出达到顶峰。
每一年，唐朝廷都能收到都护府的“进贡”，这又意味着单于都护府已经对东突厥领地的资源合理利用起来了，所以唐朝廷根本不会把自己打穷，只要打赢一次，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红利”。
除此之外，李世民的“文化输出”让周围的部落和游牧民族都不自觉“臣服”李世民，因为李世民首先允许了“胡人”获得唐籍，允许胡人来唐
经商、读书、科举、当官、定居
，这就是大唐版本的“绿卡制度”，为什么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这不仅仅是武力上让人臣服从而喊出来的，乃是在文化上，让人也高度认同造成的。
周边的民族臣服李世民，这就让李世民同样得到了对他们的“军事征调权”，事实上贞观朝的中后期，大唐军队每每出征，邻近的游牧部落都会派兵来一同支援，这就造成很多场战斗，实际上唐朝军队是不需要自己“出力”的，消耗并不大。
到了贞观十四年，唐朝廷又分别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这两个都护府为核心辐射整个游牧族群带链，这保证了在这一范围内，所有的发展秩序都能按照大唐的逻辑、意志来构建，也保证了一旦发生了动乱，那么都护府就能立即“调动”力量，镇压动乱。
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护府给大唐每年带来的“收益”是可观的，它们既是特殊的地区管理机构，但也很像以往时代的藩王，每月没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而都护府的“贡品”，则都是附近的游牧部落来负责准备的。
这就相当于一部分税收了，所以李世民只要拓展领土，几乎都不是赔钱生意，也能保证他越做越强，加上李世民对其他民族的
“不排斥”、“不敌视”
姿态，大大地缓和了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资源矛盾，彼此看见就不需要再喊打喊杀，可以和平相处。
因为李世民给予这些“胡人”的恩惠太大了，这是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遇到过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祖辈一直坚持对中原的掠夺，也开始试着让自己的子嗣前往大唐学习，考科举，甚至还能当官。
这个举动，也大大地促进了唐朝交通贸易等一系列贸易的发展，唐朝本来就在进行经济转型，所以这其中由
“人在大唐谋生”
所产生的利益，也成为了大唐得以镇压周边几乎所有部落、国家的财富来源。
即便是李世民驾崩后，“都护府”的存在都仍然在继续建设着，终大唐一生，唐朝廷也一共只有“六个“都护府，除了上文提到了单于都护府以及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以外，后来还陆续增加了
“安南都护府”、“安东都护府”
，这些都护府，成为了大唐重要的“基本盘”。
结语：
汉武帝和李世民的时代终究是不同，就拿农业生产而言，唐朝的工具更先进，亩产也更多，所以汉武帝做出漠北大决战这种决定时，朝廷的经济是会一下子被抽空、甚至还远远不够。
李世民则是
“天时地利人和”
，一切有利他的条件，都在发生，这注定李世民和“西突厥”（被灭掉的是东突厥）的距离不远了，这些事情，乃是汉武帝做不到的。
而汉武帝也确实有可能心急过头了，还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库空虚，也表示了下一任皇帝，不允许再如此劳命伤财了，所以汉武帝的最后时光里，他和匈奴才相安无事。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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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来看汉武帝越打越穷，和唐太宗越打越富的原因。
都说汉武帝是富三代，文景之治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其实文景之治也给汉武帝留下了一大堆经济问题。
汉文帝刘恒，是个和事佬一般的人，他老妈薄姬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整天抱着一本《道德经》在那儿朗诵，导致汉文帝深受影响，决心无为而治。
这下好了，由于汉文帝的放纵，使得吴国、楚国等诸侯国，小动作不断。尤其是吴国，不仅收留了大量亡命之徒，而且还在私底下铸造假钱。
这事儿影响太坏了，朝廷铸造的钱币，都是分量足够的。
可吴国铸造的钱币，分量严重缩水，这些劣币流通到市场上，换取了大量朝廷铸造的良币。
简单举个例子，1枚良币的含铜量，至少可以铸造2枚劣币。
这么一来吴王刘濞再将这些良币熔了铸造出更多劣币，以此破坏市场，养肥自己。
汉文帝明知道这事儿，可他依旧无为而治，他觉得问题留给后代解决算了，自己还是好好念《道德经》好了。
这事儿就这么拖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刘启不能忍啊，立刻打算削藩，结果人家吴国、楚国也都把自己给养肥了，索性就反了朝廷。
七国之乱，把汉景帝搞得够呛。虽说最后事情被摆平了，可汉景帝一朝也是损失惨重。想要恢复经济，何其难也！
因此，汉武帝上台以后，其实汉朝的经济状况压根就不咋地。
尤其是在钱币问题上，老百姓压根就不相信朝廷铸造的钱币，他们宁可恢复以物易物的模式，也不肯再用朝廷的钱币了！
这事儿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那么将来总有一天，朝廷也得以物易物，那不完犊子了嘛！所以千万别说汉武帝是什么富三代了，压在他身上的经济任务太重了！
一、五铢钱的问世，帮汉武帝解决了这一麻烦。
为了解决信任危机，汉武帝找来了一大帮经济学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遗留下来的货币问题。因此汉武帝时期，至少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铸造三铢钱。
也就是钱的重量和他的价值相等，思路已经找对了，可过去泛滥的假币中，4钱种的半两钱和三铢钱等价使用，导致私人作坊铸钱之风再起。
第二次，没办法了，建元五年，汉武帝把三铢钱给废了，改用半两钱。
这玩意儿不就是秦半两的翻版吗？等于是这段时间又重新走回头路了。
第三次，汉武帝元狩四年，又开始重新铸造三铢钱。
这回不同的是，汉武帝颁布法令，民间私下铸钱者，要被拉出去砍头。等于说三铢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回拉出去砍了的人，超过了1万人。
第四次，汉武帝元狩五年，去年刚铸造的三铢钱，又被汉武帝改成了五铢钱。
为啥呢？因为郡国当时也有资格铸造三铢钱。这回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造钱的资格，并且把各地私铸的钱都运来销毁了。自此朝廷彻底拥有了独家铸币权。
五铢钱自此成为汉武帝时期的主流货币。过去私人铸造的、郡国铸造的各种钱币，都被汉武帝的五铢钱所取缔，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铢钱的重量就是五铢，非常好验证真假。
所以说，私铸假币的人，从这一刻开始，无利可图了！既然挣不到钱，谁还愿意赖在这上面呢？自嗨吗？
五铢钱的问世，完美地解决了一系列货币问题。因此五铢钱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货币之一，从西汉一直到隋朝，五铢钱始终大行其道。
二、货币稳定期，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元狩”这个年号，为啥叫“元狩”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反攻匈奴的意思，狩就是狩猎的意思，匈奴就是汉武帝的猎物。
可这一时期，也是汉武帝的五铢钱刚刚问世不久的时候。在此之前，沉重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汉武帝背负在身上的经济包袱很重，几乎不堪重负。
五铢钱的确很管用，可这需要一个过程。
首先，汉武帝要将过去的半两钱、三铢钱，以及私铸钱全部收回来。
这要不要时间？
其次，汉武帝要把五铢钱铺下去，在市场上逐渐流通起来
，这也要大量时间。
再者，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这些五铢钱，为汉王朝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
这就需要漫长的时间了。
所以说，汉武帝攻打匈奴，每天都在花费巨额的钞票，可朝廷进账的数额，却只是在缓慢增加，你说他心急不？
为啥最后他要止戈为武？因为他意识到入不敷出的这么一个问题。别以为汉武帝后期把国家给打穷了，其实汉武帝后期正是货币改革效果直线上升的时候。
只可惜前期打仗把经济打入了谷底，想要恢复需要很长时间罢了。
三、反观唐太宗时期，就不存在货币问题。
不少人拿汉武帝和唐太宗做比较，认为唐太宗把周围邻居打服了，还能发展经济，似乎综合能力要强于汉武帝。
不排除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唐太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已经相当明朗了。这个时候的汉朝五铢钱，已经沿用了700多年，别提多滑溜了。
隋朝的时候，依旧铸造五铢钱，没办法，这玩意儿好使啊，可谓是经久不衰。可由于南北朝乱局多年，隋朝没搞多久又崩了，所以币制比较混乱。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
因此唐朝开国以后，唐高祖李渊以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为蓝本，打造了规格严谨的开元通宝。
因此唐太宗时期，没有货币忧虑，反倒是李渊为他积攒了不少经济基础。
唐太宗只需要在税收制度上，进行一定的改良，比如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等等，就能够顺利地使国家富强起来。
至于打仗的消耗，只要控制在经济收入范围之内，至少做到收支平衡，那么唐太宗就没有汉武帝那样的焦虑了。什么止戈为武，那不过是没钱给闹的！
总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看似是一句套话，其实是至理名言。只有经济基础扎实了，一个王朝才能够有其他发展。
汉武帝时期，经济基础奇差，光靠国库里那一堆发霉的劣质钱币，压根就不足以完成他消灭匈奴的宏愿，他那是在赤字斗争，着实不易。
唐太宗时期，经济基础就好太多了！
前人的经验已经很足了，他只需要专心于在经济水平以内打服周围的邻居就行了！
参考资料：《汉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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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原因，总结起来的话，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唐太宗的军事能力远远强于汉武帝。
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仅是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帅之才)，还包括，军队建设，军队管理，军队后勤保障，战略布局等等。
总结成一句话:军事实力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事情或事务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他太想在他这代人就将匈奴问题彻底解决，却忽略了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民生，当他发现这些问题时，已经到了他的晚年。
李世民却非常注重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名声。
虽然唐朝连年对外的战争，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选择适合的将领、派出适量的军队；合纵连横将敌人阵营分化，能拉拢的拉拢到自己这边……
这些战前工作，直接让唐军取得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都说唐初不灭个国都不好意思称名将，但是离开了李世民的战前安排和战略布局，这些名将除了李靖、苏定方外，其他人能打灭国战？尤其是一战灭国，真的得画个问号。
今天的我们是通过史书，能够获得关于一切信息，直接站在了上帝视角上，我们才有资格评判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部署是否得当，而且一千多年，经过无数军事大家的分析，我们发现李世民的军事部署，根本没有过重大的失误。
如果把我们放到李世民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中，试问这天下有几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李世民一方面把战争的成本控制在非常低的程度，同时将战争对国内经济和民生的负面影响也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另一方面李世民还通过战争，掠夺战败国的财富，这些财富最后同样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唐朝虽然连年战争，但是却越打越强盛。
汉武帝不仅忽视了民生问题，而且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不少良机，造成了很多可以避免的损失。
比如马邑之谋，如果汉武帝能亲自去前线统筹协调或者派出卫青这种有能力、能抓住战机的人为主帅，将马邑之战打好，相当于复刻了李牧破匈奴之战；让匈奴军元气大伤，可以为后边汉匈战争创造更好的局面。这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没有唐太宗李世民好。
还有不用李广利这种无能之辈，也可以减少汉朝的损失，这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在任用将领上，不如唐太宗李世民。
其他小的就不在一一赘述了。
这些问题共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的军事能力不如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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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世民军政都点满了，他多次在一线指挥甚至亲自上去砍人。而汉武帝并不懂军事或者说没有李世民懂。
作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将，李世民知道清楚的军队上下是怎么运作的，也知道战争该怎么打才能够利益最大化。李世民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有一个特点，准备三五年，实战就几个月，短的甚至不满月。这就保证了不会占用太多的民力，财政支出也不会太高，同时也不会过多的影响农业。而高胜率则保证了可以对外掠夺他国的财富，以此来补足自身。最后就是统战工作，李世民非常善于拉拢敌人的敌人，孤立对手，然后以众击寡，这能减少本方的伤亡，还能减少战后抚恤的支出。比如攻灭突厥就是和薛延陀联手，后来薛延陀做大，又是让突厥残部组建了“唐协军”打头阵，灭了薛延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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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的打仗成本完全不同，汉武帝打匈奴打了一辈子，唐太宗打突厥却只用了四年。
先说说汉武帝，他刚继位的时候，汉朝也经过了60多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以后，汉朝的国力已经十分强大，而汉武帝上台的时候也是年轻气盛，有了反击匈奴的底气，再加上匈奴多年来也一直侵扰汉朝边境，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把任何人放在当时，都会对匈奴展开反击。
只是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在如何反击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问题上，还显得经验不足，而这种经验的不足，就造成了汉武帝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问题上，付出的成本就比后来的王朝要大很多（前提是皇帝得靠谱）。
首先是战法。
中原王朝的军队一般以步兵为主，而步兵在对抗骑兵的时候就很容易吃亏，尤其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你用步兵去对抗骑兵基本就等于送死。汉武帝刚开始对战匈奴的时候也没找对战术，在对抗初期，付出了不少成本以后，才摸清了对付匈奴的最佳套路，那就是以骑兵对抗骑兵，这个经验就被后来的中原王朝给继承了下来，比如唐太宗时期，唐朝就大力发展了骑兵，后来也是用骑兵打败的突厥。再比如明朝初年，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非常注重养马业的发展，到了永乐末年，明朝全国的骏马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73万匹，纵观中国历代中原王朝，这个数字也是空前绝后了。
其次在于，汉武帝不知道要跟匈奴打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收手，这就导致了汉武帝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即汉武帝认为可以灭亡匈奴，永远解决北方边患问题，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灭了匈奴，然后占领蒙古高原。但问题在于，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占领蒙古高原的成本太高，而且这块地方也没有什么经济产出，如果占领了草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亏本的，也就是占领成本要远大于占领收益，而且蒙古高原这块地方太大，所以也占领不了。
既然占领不了这块地方，那么无论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有多强，无论你把北方游牧民族打成什么样子，经过一些年的休养生息，游牧民族的实力又会恢复起来，草原的游牧民族其实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不过这点在汉武帝时期，至少在汉武帝晚年以前，汉武帝并没有认识到。
所以汉武帝为什么会连年发兵攻打匈奴，其实他就是想把匈奴给灭了，他认为只要灭了匈奴，就永远不会有北方游牧民族问题了。
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他打了多年的匈奴，也没有把匈奴灭了，漠北大战以后，在大多数时期里，匈奴人根本就不跟汉军交战，汉军到了草原也多是搞武装游行，很少能有战果。
按照我们现在的事后诸葛亮分析，其实汉武帝在漠北大战之后就可以收手了，至少没个几十年，匈奴也恢复不起来，边境能稳定几十年，这也是当时能做到的最好的效果了。
而后来的王朝在这点上就学聪明了，比如明朝，在蓝玉那次出征基本灭了北元以后，蒙古高原就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股势力，长期以来，明朝在三股势力之间搞平衡，也基本维持了边境上百年的基本稳定，没有跟汉武帝时期一样，对蒙古连年用兵。
因此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匈奴，汉朝是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汉武帝刚上台的时候，仓库里堆满了用不完的粮食和钱财。
但到了汉武帝在位的第22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哪一年，汉朝早就没钱打仗了。
为此汉武帝就重用了善于理财的桑弘羊，对多种商品实行了官方垄断经营，比如盐、铁这些生活必需品，汉朝政府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国进民退的策略，官方与民间抢夺经济利益，民间就因此遭到了官府的不少盘剥。
即便是把汉初以来几十年的积累都花完了，即便是搞了大量的官方垄断经营，但汉朝的财政还是无法支持战争。
于是汉武帝就实行了算缗令，也就是全国所有人都要登记财产，按照财产数额缴税，其实是征收的财产税。
可这项法令出台以后大多数人都没有如实上报财产收入，算缗出台后没收到多少财产税。
于是汉武帝又实行了告缗令，如果有人瞒报了财产数额，只要有人举报，那么举报的人就可以得到被举报人一半的财产，而被举报人的家产就会全部充公，这项法令实行以后，一时间告缗的人络绎不绝，全国的中产就几乎全部破产，自汉初以来民间积累的财富，也因此毁于一旦。
而算缗告缗还是在漠北之战以前发动的，那会不但国家没钱了，老百姓也没钱了。后面汉武帝又打了30年，这个国家被打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到了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汉朝早已打得国破民穷，如果汉武帝继续发动战争的话，那么结果还真的会跟秦朝一样，民间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就会有大量的造反、起义，汉朝不是亡在汉武帝手上就会亡在他儿子的手上，跟秦朝差不多。
好在汉武帝还算智商在线，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才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收了手，搞起了休养生息，这个政策延续到了他后两任皇帝，汉朝才缓了过来，延续了差不多100年。
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会越打越穷了。
那唐太宗为什么没有出现汉武帝的情况呢？首先是因为唐太宗是个聪明人，史书他肯定是读了的，有汉武帝的前车之鉴，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明白呢？
唐太宗相对于汉武帝时期，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人才太多，虽然汉武帝时期有卫青、霍去病和李广这样的名将，但汉武帝手上也就这几个人而已，而且卫青和霍去病都太短命，在卫青和霍去病死后，汉武帝手上就没有名将了。没了名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军事上屡屡不力，毕竟好的将领带兵打仗，往往能把军队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以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胜利，没有好的将领，其实打仗成本会增加许多。
但唐太宗手上却是人才济济，武将方面有李靖、李绩、苏定方、侯君集、尉迟敬德这样的汉人大将，甚至还有阿史那思摩这样的突厥名将。文臣集团更是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才。
当然这也是因为唐太宗确实是个胸襟宽广，并且能力突出的皇帝，在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真正被他杀了的也只有张亮和侯君集，不过这两人也是确实是因为谋反被杀。相对于汉高祖来说，这点唐太宗就做的很好，如果刘邦留下了韩信，那么很可能在刘邦时代就能解决匈奴问题，韩信打仗的水平真不是盖的。
公元626年，唐太宗刚上位还没两个月，突厥就打到了长安城下，当时唐太宗手上也没多少军队，硬抗突厥大军是肯定不行的，无奈之下就只好跟突厥签了渭水之盟，给了一大批银子才把突厥大军给打发走了。
渭水之盟是唐太宗的一大耻辱，此后唐太宗就励精图治，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尤其是骑兵，汉武帝花了血本得来的教训，唐太宗直接拿过来了，再加上唐太宗手下有一大堆强干的将领，部队也很快就训练了出来。
不过唐太宗的运气也很不错，就在突厥撤军后不久，突厥内部就分裂了，吉利直接跟二把手突利闹翻，吉利发兵攻打突利，突利打不过吉利，就暗中联合了唐太宗。
同时，突厥在草原上的统治也发生了动摇，尤其是突厥北部的薛延陀，更是联合了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部跟突厥唱起了对台戏，谴使臣服了唐朝。
而在渭水之盟以后，突厥内部也过的很惨，草原上遭遇了罕见的风雪，牛羊死了大片，人员、牲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太宗就是公元630年以李靖为主将，统领李绩、薛万彻这一众猛人发动了反击突厥的战争。
这场战争中，强大的突厥基本没啥抵抗之力，主要是因为当时唐朝的名将太多了，李靖带着3000骑兵直接突袭了吉利的老巢，其实那会吉利还没来得及集结部队，突厥的指挥中心就被打掉了，然后李靖就一路追着吉利打，吉利也是一路逃，完全没机会重新集结部队。
于是吉利就被唐军一直追到了大漠，这个时候吉利打算投降了，为此唐太宗还派了使臣过去。只是李靖和李绩都不是盖的，他们就认定了这个时候吉利是没有防备的，于是就在吉利跟唐朝使臣谈判的时候，他们就杀到了吉利的老巢，生擒了吉利，至此唐朝的北方大患就解决了，干净利落！
所以为什么汉武帝会越大越穷？因为打的时间太长，自然就越打越穷了，唐太宗只用了4年就解决了问题，把仗打完了，自然就好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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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对外战争，但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情况差别还是挺大的。粗略概括下，大概三方面：国际格局、技术条件、文明优势。
所谓国际格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匈奴两强直接挽袖子上阵，一对一硬碰硬；唐太宗年间，突厥被从背后捅刀子，唐朝捡了个现成便宜。
匈奴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存在感极强，原因在于它是第一个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北的游牧政权。
秦朝统一中原时，北方由西到东布列着西域诸国、月氏、匈奴、东胡、箕子朝鲜，所以蒙恬很容易把头曼单于统领的匈奴驱逐出河套地区；
秦汉之交，中原放松了对北方的压制，匈奴出现了一位心思缜密、残暴坚毅的领袖：头曼之子冒顿，他通过“鸣镝弑父”夺取单于宝座后，以铁血手段统治匈奴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随后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汉文帝时期，冒顿拿下西域，西起中亚、东到朝鲜，辽阔的北方全部处于铁腕统治之下，那时的匈奴凭借独特的军事优势长期睥睨东亚大陆，汉武帝继位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敌人。
唐朝初年，史称东突厥“控弦百万，东自契丹 、西尽吐 谷浑、高昌 ”，控制区域接近当初的匈奴；正在中原掰手腕的隋末群雄，诸如李渊、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等纷纷向其借势，此时的突厥俨然有成为东亚之主的架势。
不过，相对于全盛时的匈奴，突厥有以下缺陷：
从当初为柔然打铁的小部落到横亘北方的霸主，突厥的崛起太过于迅速，内部没有形成高效的统一组织。 比如，匈奴只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单于”，而统领一方的突厥首领都称为“可汗”，他们的地位跟 “大可汗”没有丝毫差异；因此，在隋朝时期，隋文帝就利用这一特点将突厥肢解，并且扶植了一个向中原称臣的启民可汗。
在唐朝时，东突厥再次崛起，不过老毛病还在。比如在渭水之盟时，李世民就判断：‘“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史书也记载：“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因此，到了贞观初年，随着突厥出现天灾、政治混乱等问题，铁勒、薛延陀、回纥等部落集体背叛，唐太宗趁机联络这些部族、支持他们搞事，随后在突厥的只剩半条命时发动突袭，一战将其灭国。
所谓技术条件：汉朝国力虽强，但没有现成的、能在草原上决胜的将领和骑兵；唐朝则万事俱备
。
所谓的技术，主要指的是军队。与匈奴、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对决，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派出成规模、高质量的骑兵杀到草原上，给予对方有效杀伤、端掉他们老窝。这就需要具备善于指挥大型骑兵军团的统帅、高质量的战马、训练有素的大规模骑兵等。
汉武帝继位时，上述要素并不齐备：在战马方面，汉初的窘迫是出了名的：“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数十年的持续鼓励养马，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数量、质量跟匈奴相比都有差距；统帅方面更是奇缺，初期屡战屡败，直到卫青、霍去病的出现，局面才得到扭转。
简单来说，西汉是在与匈奴的战斗中逐渐锻炼队伍、发掘人才；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汉军的战马、人员消耗也相当巨大。因此，随着霍去病去世，西汉一时找不到像他这样具备大兵团突袭能力的将领，同时鉴于战马消耗过大，一度停止了对匈奴开展大规模战役。
唐朝则不一样。至南北朝以来，北方养马成风、骑兵资源用之不竭。
当初的北魏时期，云中、朔方、 陇右 等地都开辟为牧场，巅峰时期的战马多达300万匹 ，北魏末期的一代枭雄尔朱荣家族就是养马出身。
唐朝承接南北朝遗风，贞观年间的战马超过70万匹，河朔、陇右、金城 、平凉 、天水遍地是丰沃的养马场，朝廷还设置了八使、四十八监专门管理养马事宜；
在人才方面，持续数百年的民族融合，让中原在骑马方面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那时的宫廷贵族女子大多可以骑马（打马球）；基于这种土壤，滋养了代代相承、骁勇善战的骑兵队伍，唐军“步军皆有私马”，“冀州产 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而在将领方面，无论是关陇贵族、还是山东豪强，都不乏精通骑兵指挥的俊杰，大名鼎鼎的“二李”：李靖、李世勣就是代表人物，也正是他俩率军突袭灭掉了东突厥；后来，李靖的半个徒弟侯君集，也献上了奔袭千里灭高昌国的壮举；公元641年，李世勣曾带着6000精骑追杀薛延陀骑兵，在诺真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阵斩3000、俘虏5万。
装备精良、精兵强将，初唐的军队比游牧民族更“游牧”，这就是他们往往能够高效率定点击杀、一剑封喉的秘诀。
所谓文明优势：西汉对匈奴，是两种文明体系首次大规模决战；而在唐朝时，农耕文明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
早在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就常年处于跟各种游牧民族的鏖战状态，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就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大环境。春秋战国以来，中原虽诸侯林立，但基本都处于军国主义状态，秦、晋（魏、赵）、燕等北方强国面对身边的游牧政权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实力、发展壮大（参考胡服骑射）。
而随着秦汉统一中原，突厥也统一了草原，冒顿单于曾经写信给汉文帝：“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他的潜台词是：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已被我统一，可与中原耕地的王朝分庭抗礼。
因此，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是两大文明模式的首次终极对决，涉及到今后东亚大陆话语权的大事，双方都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被霍去病生生杀掉超过13壮丁后，还退到漠北顽强苟且的原因。
到了唐朝时，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自从匈奴被打得部分西迁、部分内迁后，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动摇，华夏文明不断对周边传播、吸收，浸润深远；对于那些周围的政权而言，依附远比对抗有利、和平交易远比打家劫舍划算；即使十六国时期北方乱成一锅粥，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不约而同地学习模仿中原政权架构、想方设法让自己融入中原文明。因此，即使曾经出于对抗模式，一旦发现自己不具备打赢的可能，低头认怂、俯首称臣对他们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远没有当初匈奴那样的心理障碍。“圣人可汗、天可汗”的头衔，放在西汉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隋唐初年之所以都曾高效地降服过突厥，文明的优越性居功至伟。
汉武帝时期，绵延的战事确实给民力、国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批评者甚至认为它导致西汉“户口消耗过半”。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打匈奴只是其一，汉武帝时期的改革，是几乎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军事、经济、制度、文化、乃至礼仪都进行了全面创改，这种利在千秋的事业，一旦开展的过于集中，必然会给所在时代造成极大压力。就像汉武帝告诉戾太子的那样：“我把累活干了、由你享受成果，这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
唐太宗同为英明之主，却胜在前代的经验教训足够深刻，尤其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所引发的惨烈后果历历在目。贞观年间虽然对外用兵频繁，但基本都是追求效率的突袭战；对内，则长期以整顿整治、恢复生产为主。因此，打仗不仅没有给国力民力造成负担，反而获得了优厚的战利资源。但到了高宗、玄宗时期，唐朝也因过度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付出了代价。
虽然时代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汉武帝、唐太宗都是为历史进步、国家富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帝王，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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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9年 ，汉武帝下了一封诏书告知天下人，这份诏书的名字叫《轮台罪己诏》，汉武帝认为自己执政前期的政策是伤害了百姓、浪费了天下财物，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汉武帝改变了执行一生的政策，从此罢兵休养，不再对外发动战争。
汉武帝为什么会这么做？
很明显，因为汉武帝一系列对外战争打得国家越来越穷，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仓库中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人口也急剧增加，相对于汉初几乎翻了一番，但是在汉武帝执政的54年中，除了前8年与后2年没有发动战争外，汉武帝打了44年仗。
年轻的汉武帝
因为常年的战争，导致百姓疲敝，国库空虚，人口减少，粮食减产，汉武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靠大规模卖官卖爵而筹集军费的明君，国家变得越来越穷与汉武帝长期对外发动战争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说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导致了国家变穷，甚至有人把汉武帝比作秦始皇。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李建成，三天后李世民成为太子，2个月后李世民即皇帝位，此时的唐帝国刚刚建立不久，其国内国外的形势都不是很稳定，但是唐太宗仍然进行了一系列内外战争。
贞观二年，唐太宗首先消灭了梁师都政权，基本上统一了全国，贞观四年，对东突厥用兵，仅一年时间，就灭亡了东突厥汗国，贞观八年，唐朝收伏了吐谷浑，贞观十三年，唐朝对西域用兵，灭亡了高昌国，不久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唐太宗李世民
从贞观十九年开始，唐太宗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虽然打败了高句丽，但并没有灭亡对方，在此期间，唐朝还攻灭了薛延陀汗国，在漠南与漠北设置都护府，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在位23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发动战争，但是并没有听说唐朝因此而越打越穷，反而国力持续上升，并且在唐太宗的继承人唐高宗时期，国力达到了巅峰。
那么问题来了，汉武帝与唐太宗在位期间几乎都是在发动战争，为什么汉武帝就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却越打越强？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汉武帝时代的战争持续时间长、强度大
。
汉武帝在位54年，打仗就打了44年，汉武帝在位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对外战争就是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4年，而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则持续了几百年，不仅仅时间长，强度也很大，比如说漠北之战。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
汉朝出动14万精锐骑兵，配备了14万匹战马，步军及后勤运输部队合计10万人，深入漠北数千里，进行一场长途跋涉的奔袭战，其中霍去病打到了贝加尔湖，创造了封狼居胥的战绩，此战汉军共歼灭匈奴军队9万余人，其自身损失也很大，汉军共损失数万士兵，战马损失了11万多匹，因为此战而损耗的粮食、兵械、物资等等不计其数。
漠北之战仅仅是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发生的大小战争达到几十次，比较著名的战役还有龙城之战、河西之战、河南之战、漠南之战等等，每次战役汉朝的损失都不小，人数损失至少是上万人，物资损失无法统计。
汉朝除了跟匈奴发生战争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战争，比如整个西汉时期距离最远的一次远征，就是李广利远征大宛的战争，前后进行两次，损失数万人，马匹、物资无数，最终成功获取大宛的良马。
汉武帝四处开疆拓土
汉武帝还发动灭亡卫氏朝鲜的战争，在朝鲜半岛设置了汉四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历史上头一次将中原政权势力扩充到朝鲜半岛，汉武帝还开拓了西南，收复了夜郎国与滇国，还开拓了闽越，灭亡的南越国，将势力扩充到广西、广东、海南、越南北部。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都是大规模开疆拓土的战争，并且远离中原，最远的一场战争远征距离达到一万余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对于后勤的补给都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朝鲜、西南、西域、闽越都远离中原数千里，汉武帝在44年的时间中发动了如此多的战争，对于人员、物资、粮食、财富都是巨大的消耗。
相对而言，唐太宗进行战争的时间及强度都比汉武帝要短，唐太宗在位23年，发动战争的时间有18年，主要对外战争有收降梁师都政权、攻灭东突厥政权、开拓西域、击败吐谷浑、征高句丽、灭亡薛延陀、开拓漠南漠北，这些战争之中，除了三征高句丽，其他战争持续时间都不长。
唐征高句丽与百济之战
收降梁师都政权时间很短，唐军压境，梁师都就被堂弟所杀，余者都投降唐朝，开拓西域前后持续时间不过一年，攻灭了高昌国，西域大部臣服，攻打吐谷浑时唐军损失较大，超过一半军队战死，但能以较少数量的军队击败吐谷浑，灭亡薛延陀之战持续了两年。
唐太宗在位时期发动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就是征高句丽，唐太宗还是亲征率军作战，首战打了10个月因为无法攻下而撤退，唐军投入了十余万人，分水陆两路进攻，虽然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没有攻破高句丽，由于后勤补给匮乏，于是撤军，之后，唐军还派出小股部队攻打高句丽，以骚扰为目的，直到649年，唐太宗准备出动30万大军攻打高句丽，由于这一年唐太宗病逝，战争被取消，直到668年，唐太宗之子唐高宗才灭亡高句丽。
唐军出征
总体来说，唐太宗手下的任何战争规模都不过汉武帝，无论是战争持续时间长短，还是战争规模与强度，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就超过了唐太过一生所有发动的战争，战争其实拼的就是资源，打的就是消耗，比的就是国力，汉武帝投入的资源最多，所以消耗就最大，远远超过了唐太宗，自然就越打越穷了。
二、汉武帝时期是征兵制，唐太宗时期是府兵制
。
汉武帝时期的兵制主要是征兵制，还有少量的募兵制，征兵制的特点是由国家征召百姓服兵役，服兵役是百姓的法定义务，役期一般是2年，如果遇到持续战争，役期会延长，征兵制由国家提供所有战争资源，比如粮食、兵器、物资、马匹等等。
要知道在战争期间，这些东西是非常贵的，比如说马匹，汉朝的一匹马可以卖到一百斤，也就是3万铜钱，漠北之战，汉武帝出动14万匹马，算起来就是42亿铜钱，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汉军在漠北之战中损失了11万匹马，也就是33亿铜钱。
汉军四处征战
要知道西汉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到100亿铜钱，一场战争就消耗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汉朝能不穷吗？战争持续下去，汉武帝就没钱打仗了，于是汉武帝想了很多办法筹钱，其中就包括卖官卖爵，而持续44年的战争，让汉朝不断遇到财政赤字，所以就越打越穷了。
唐朝的兵制主要是府兵制，也有少量的募兵制，府兵制的特点是国家征召军户入伍，军户可以免除赋税，遇到战争就需要军户自己带上兵器、装备、马匹参战，由国家统一提供粮食，这样一来，国家承担的负担就轻得多，就算是同样规模的战争，唐朝的国家支出也比汉朝少了四分之三。
这样一比较，汉朝的战争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而且国家的支出就多，所以越打仗，汉朝就越穷，百姓就更穷了，唐朝的战争持续时间短、强度小，唐朝的支出就相对较少，再加上唐朝对外战争都是胜仗，打仗之后都会获取相应的资源，要么是人员增多，要么是有赋税可收，所以唐朝越打仗越强，前提是要打胜仗。
汉武帝与唐太宗
三、汉武帝时期是一个民族对外发动战争，而唐太宗时期是融合了被征服的其他民族一起对外战争
。
汉武帝时期的所有对外战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汉朝人对外打仗，毕竟汉武帝时期，还没有与周边民族进行任何融合，华夏民族大规模与外界进行交流，始于汉武帝，但仅仅是交流而已，当时的汉朝并没有融合外族。
到了唐朝就完全不一样了，唐太宗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他奉行的是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唐朝把任何外族看成与汉族同等地位，唐朝几乎所有的外对战争，都有外族的参与，唐朝内部有为数不少的外族名将与大臣，比如唐太宗时期有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铁勒首领契苾何力，唐玄宗时期有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等等。
唐朝有着诸多胡人将领
唐朝每征服一个民族，就是用文化同化这些民族，收编这些民族的优秀人才为自己所用，发动对外战争时，也联合这些外族名将一起参战，唐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胡人参战，这就为唐朝减轻相当大的人力资源，人可是第一生产力，唐朝这一点与汉朝相比，就节省了不少资源。
汉朝只有汉人一个兵员来源地，长年的战争导致汉人人口不断下降，人少了，地没人种了，兵员也紧张了，也就越来越穷了，唐朝却有相当大的兵员来源地，只要是征服地的百姓，都能加入唐军，而且是一视同仁，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而唐朝征服的地区越大，兵员也就越来越足，所以就越打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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