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
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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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今古言堂】，感谢题主的邀请，这个问题我来答。
明朝是一个奇特的封建大一统王朝，自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之后，这位出身贫寒的草头皇帝，凭着自己异于常人的远见，为明朝建立一整套政治制度。
从不费国家一粒粮的卫所兵制度到巩固国防开发边疆的开中法，为促进工商业发展将工商业税收定位十分之一的较低水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朱元璋自认为自己的安排已经把该考虑的都考虑了进去。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子孙未必会有自己的智商高。担心子孙会挨饿，于是便制定了国家优待宗室的规定。并制定了有功名之人享受优免政策的方式，以此希望这些士大夫们能够感念国家对他们的优厚待遇，拥护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为此，他还特意将这些他制定的规定以极为严肃的法律形式发布确认，并明确后世子孙不得更改，这才安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
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政策也制定的非常不错，但是关键是后来执行的人都是些聪明的文人，但自古以来都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于是朱元璋所写的好经书，慢慢的就被后来人给念歪了。
首先，卫所制开始腐朽崩溃
一开始，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对卫所屯田制度执行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因此在这个阶段的卫所，确实为明朝初期的开疆拓土提供了大量合格兵员及后勤补给，也为明朝建立奴儿干都司将东北纳入明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是自明成祖朱棣死在了第五次北征蒙古的路上之后，新继任的仁宗皇帝明显没有朱棣那么强烈的开疆意识，毕竟紫禁城比茫茫大漠来的舒服，而满朝文武也早已厌倦了常年没有带来实际利益的征战生活。
于是明朝对蒙古的战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平衡，而从国家重点关注的卫所屯田部队，随着战事趋于平静，除边疆卫所由于战事需要卫所制还相对健全以外，内陆地区的卫所则开始逐渐腐朽，军田大多成为将领的私田，而卫所的士卒则成为了将领的佃农，卫所逃卒与日俱增，卫所制逐渐陷入崩溃状态，不堪大用。
其次，废除开中法导致边疆建设急转直下
朱元璋在一开始就考虑到边疆建设的不易，他很清楚单靠国家力量来建设边镇不是长久之计，为充分利用民间力量来建设边疆的屯田建设，他出台了“开中法”，即采用盐引来吸引民间商人协助国家将物资运送到边疆的方式，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成本，同时也促进了商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进而直接在边疆军事重镇附近开建商屯，由于商屯的兴起，
平抑了边镇的物价，
甚至使得边镇经济为之繁荣，大量内容民众大量迁居边镇，向九边之北开垦屯田，在无形之中将明朝的边界向北推进了数百里。
但是到了弘治初年，户部尚书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直接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使得原本需要将军粮等物资运送到边镇才能换取高额利润盐引的运粮开中体系遭到破坏，天性逐利的商人们自然的选择了“纳银开中”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来获得盐引，边镇原本数量众多的商屯在无法获得持续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荒废。
失去商屯辅助的边镇经济出现倒退，
边镇物价也为之出现暴涨，各种军事支出成本随之增加，叶淇“纳银开中”为明朝短期带来了百万两盈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被不高攀升的边镇军费所吞没，而依靠国家持续投入军费维持的边镇也成了明朝率落的根源之一。
第三，宗室太能生，渐渐成为国家财政负担
朱元璋是个苦出身，知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于是他便让自己的二十六个儿子和侄孙朱守谦在内的二十七个王分封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北疆分封了较为勇武的藩王为明朝开疆拓土。
但他估计到死也从没想到燕王朱棣会在他死后就起兵造反，最终依靠他给的军力推翻了自己心爱的皇孙朱允炆的皇位，取而代之。
本来宗室大多是有封地，自给自足不给国家增加财政负担的角色。但是自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得皇位之后，在他的眼里这些原先的战友就成了最大的威胁。
于是他将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事业执行的更加彻底，剥夺了这些藩王的军队、封地，规定藩王不能出藩王所在城池，但在剥夺他们权力的同时，朱棣还给予了他们大量的福利待遇。
在当时，宗室数量还不多，这点支出在朱棣眼中看来不过九牛一毛。但是，估计他如果知道不过百年各藩王宗室的规模就已突破百万的时候会后悔死。
而这庞大的宗室数量也成为了压垮明朝财政的一大重要因素。
第四，士大夫优免政策及极低商税造成国家过度依赖农业税收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吸引士人为其服务，所以给予了有功名的士人们一定的徭役优免权。
但是随着明朝文官势力逐渐发展，尤其是在明英宗时期土木堡之变勋贵集团几乎覆灭的情况下，明朝的朝堂逐渐为文官集团所控制，这也就使得士大夫的优免政策开始逐渐扩大化和泛滥化，原本只是徭役优免的政策逐渐发展为连赋税都优免的地步。
为此民间田地开始出现诡寄、飞洒等滥用优免政策的土地吞并现象，比如明朝首辅徐玠在老家松江就拥有良田万顷，首辅如此那么其他官员又会如何，而那些广布乡间的秀才、举人又会有多少？
这就使得明朝可征收赋税及摊派徭役的土地急剧减少，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以前，明朝土地较朱元璋时期减少几乎将近一半。
而曾经疲弱的商业及贸易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已然使明朝成为了东亚的贸易中心，但掌握这些贸易的大多为东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利，已不得修改朱元璋不与民争利的祖制，抵制国家征收商税或将商税定义在极低的水平。
由于赋税土地数量的大量减少，以及繁荣的商业未能给明朝带来真正的财政收入，这使得明朝只好将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全部压在了剩余可征收赋税的平民头上，极大的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结语
以上四点原因，才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其实本来张居正改革可以为明朝逆天改命，但可惜张居正的改革过于刚直，触动了大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以致在他死后，改革成果大多被推翻，唯有加税权被统治集团所利用，
自此明朝彻底陷入“无钱”、“无粮”、“无兵”的三无境地，在
无法开源节流的情况下，明朝为了边镇军备对百姓加税，然后边镇军费越发高涨，继而继续向百姓加税的死循环，硬生生的将明朝拖入了灭国的悲剧之中。
所以，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不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满清统帅皇太极，引狼入室的吴三桂，洪承畴，更不是用人不善的崇祯，说到底明朝的灭亡，是它两百年来利益集团负面影响不断积累的最终结果，无关个人，而在于国家根基已然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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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首先是崇祯帝，其次是李自成，还有推波助澜的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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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点，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内政极度腐败，二是党权之争。
明熹宗朱由校时期，由于“九千岁”魏忠贤大权独揽，祸乱朝纲，致使贪腐现象日渐加重，再加上魏忠贤手腕血腥，不仅眼线遍布各地，为了巩固地位更诬陷忠良，导致内政混乱。
说难听点，朱由校是皇帝，而魏忠贤就相当于“二皇帝”，因其专断国政，阻碍发展，可谓误国误民，而其党羽权倾朝野，有谏言者皆视为异己，采取各种手段诛杀，弄的国不将国，明面上诋毁忠良，暗地里大肆敛财，内政无用，致使经济节节衰退，到最后辽东军情告急，朝廷内竟然出现了拿不出军饷的尴尬境遇。
到了万历年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大力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党羽，使政局逐步回归稳定，再加上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时期也曾出现过一段时期的欣欣向荣。
然而万历之前的明朝，财政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而万历以后，张居正上台主持改革，则将税收逐步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由此深深触及了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利益，官员与豪绅们互相联合，对抗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逐渐形成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陷入权力争斗。
此为党权之争的开端，尤其在张居正死后，党权之争更是趋于白热化，很多暗地里才敢谈论的事情，也都摆到了台面上，内政再一次陷入混乱，东林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在万历皇帝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逐步把控朝政，东林党为富不仁，再次将国家税收由工商业倾斜回农业，繁重的赋税致使天下农民苦不堪言，而农业税本身就无法与工商税相比拟，即使全面依靠农业税补充国库，仍显空虚，最荒唐时，竟出现江南工商业发达却不缴税，而北方农民累死累活却要上交重税，还要忍受天灾水患的摧残。
再加上万历三征的后两次失败严重消耗了明朝的根基，于是天下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辽东又有皇太极借机起势，战事不断，最终导致内忧外患的困境，随着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与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大厦将倾的明朝，终是在风雨飘摇中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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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很大，但可以笼统地说说。
其一，亡于党争。
从嘉靖年后期开始，大明朝臣之间的党派之争就开始愈演愈烈。党争的原因很复杂，有自古以来的地域分歧，有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皇帝刻意挑唆的成份。只是从嘉靖时期到万历十年以前，几个派别的领军人物都属于政治强人序列，比如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牛到治国和治下能双管齐下的。
到了万历后期，神宗常年躲在后宫隔绝朝臣，并对很多事情不接触，不反馈，不搭理，使得大臣之间内部开始分化。
这就像是一场比赛，一开始大家之间虽然都有矛盾，但主要矛盾是皇帝，所以很多事情上还能保持基本的一致。后来皇帝不参与比赛了，大臣就和大臣之间打。
万历皇帝 像
晚明党争的可怕之处，是没有任何一个派别能够长期控制朝堂话语权，整个明朝上层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
如此以来，所有人都秉持着先夺权，再治国的态度，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斗争而斗争，所有的政务都变成了手里的斗争工具，没有人愿意去真的做实事，也是不敢去做，因为一个人做事，一群人等着挑毛病。在如此风气下，吏治败坏是肯定，政务混乱也是躲不开的。
其二，亡于天灾。
明代各种灾害问题，确实是需要客观承认。特别是万历年以后，旱灾，洪灾，蝗灾，冰雹，瘟疫，基本是一个连着一个，一年跟着一年。常年的灾害，往往会演变成灾民的人道主义灾难。朝廷必须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赈灾，同时减免灾区的赋税，这就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明军
还有瘟疫，晚明的几场大瘟疫，从北传南，从西传东，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损失。
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时，一场严重的鼠疫刚刚席卷了京畿地区
。北京城明军的守备部队严重缺编，大量战斗人员非战斗减员，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能轻易攻下北京城的原因。
而比如西北地区常年的干旱和荒灾，使得很多农民不得不离开故土成为流民。
这些流民就很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利用粮食拉拢进义军。所以到后来，农民军屡剿不灭，因为只要手里有粮或者肯开空头支票，大量没有生计的灾民就会加入进去。
民变
其三，亡于土地兼并。
这个是所有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问题。皇室和特权官僚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兼并土地，吸纳投附人口。
这就直接造成了朝廷可征税耕地面积的锐减，大量依附在权贵户籍下的人口也避开了徭役和兵役。
自然地，财政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而晚明正值多事之秋，哪哪都要用钱。
万历年间，神宗让身边亲近的宦官作为皇帝的特使，到全国各地去征收商业税，本质上就是皇帝的一种救急法子，万历“三大征”大量的军费，很大一部分就是皇帝自己掏的私人腰包补贴进去的。
而如果想进行深度的土地制度改革，不论是皇帝还是大臣，本身都是既得利益者，推行起来自然难上加难，难以触及根本。这就是封建王朝自身不可克服的历史缺陷。
耕种场景
其四，亡于对于海外贸易的不重视。
明代向来有“禁海”的政策。永乐年的下西洋活动，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作秀，没有内在的经济驱动。隆庆时期的开关，虽然使得走私和倭寇问题得到极大缓解，但开放程度远远低于南宋时期。
南宋时期，当时也遇到了财政问题，用的就是海上贸易的商业税来补贴财政收入。而明代显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当然，明代世界各地大量白银的流入我们也承认，但这更多的是民间商业上的运作，朝堂从中获取的利润与巨大的贸易量来说，简直微不足道。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用几十年时间以官方主导来发展海外贸易，大明的财政状况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善，即便是遭遇了重大的内部危机，也很容易向外转移。
白银
其五，亡于军队战斗力的低下。
不要和我说晚明时期明军的几支部队如何如何能打。
不论是“关宁铁骑”还是所谓的“戚家军”，本质上其实都将领自行招募训练的民间团练部队。这些部队因为有将领自身的素质，常年的作战经验和自身的利益捆绑，其实在短期内是不具备可复制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部队打完了，就很难再组建出一支类似军队的原因。
明代中期以后，朝廷的正规军战斗力是断崖式下滑的。
军队里风气极差，很多将领把兵卒当做了私人奴役，且大量侵占军屯，使得普通军士生活待遇极差。同时军队高层将领奢靡之风极盛，斗志被消磨，为了不打仗，敢为敌方提供走私便利，甚至直接给敌军将领行贿。
明军
那么晚明就没有能打的部队？有。只要朝廷能耗得起，和后金军打，和农民军打，打上十年，就会造就出一支支英雄的部队，很简单，冷兵器时代，战斗力都是实战磨练出来的，将军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其六，亡于对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
这点放在崇祯身上最合适不过。客观地说，崇祯上台初期，不论是农民军问题还是后金问题，大明集中力量一个一个解决，其实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崇祯的性格太着急，什么事情都要马上见效。乱子一出，他心里就慌，但非硬撑着要面子。政治这东西，就要能软能硬，能屈能伸，什么都是假的，最后获利才是真的。
崇祯皇帝 像
崇祯对待内外问题，始终抱有着速胜的念头。
从杨鹤招安农民军，到杨嗣昌对农民军的“张网十面”，再到袁崇焕拍着胸脯保证几年内平定辽东，其实都是当时大明君臣的一厢情愿。更悲剧的是，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另外一件事丝毫不松口，最后两头堵，两头都没搞成。
而崇祯刚愎自用的性子，但凡下面的臣子出了点乱子，他是绝对不愿意去担责任的，就一个字：杀。碰到这样的领导，下面的人怎么敢放手施为？
所以以上六点，是我对于明朝灭亡的大概看法，欢迎补充指正。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独家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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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我认真的。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但是同时他也埋下了明朝灭亡的种子。
不说虚的，说实际的，朱元璋所埋下的明朝灭亡的种子就是朱元璋制定的宗室制度。
朱元璋所制定的宗室制度与历朝历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明朝宗室不需要“降等袭爵”。
简单来说，其他朝代，比如清朝，清朝亲王的长子袭爵就变成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变成贝勒以此类推，而亲王其他儿子最高能继承的爵位是辅国公。
而明朝则规定亲王的长子也是亲王，亲王的次子是郡王，郡王的长子是郡王，次子是镇国将军。
这就造成明朝末年有三十多万宗室，其中有65位亲王，924位郡王；无论是亲王人数还是郡王人数，都远远超过清朝。
朱元璋为了保证自己子孙后代不会饿肚子，所以给了自己子孙丰厚的俸禄，比如亲王的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
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的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
有人可能会说，明朝万历年间有史料表示明朝宗室其实从没有真的拿足这笔钱，很多打了折扣。
这不假，确实因为明朝财政困难，很多宗室没有给足够的钱粮，但是明朝皇帝为了弥补自己亲戚的损失，给予了这些亲戚很多的特权。
比如明朝皇帝给予了蜀王“贩盐”的特权，也就是说蜀王在四川可以随便卖盐不用纳税，比如周王封地在开封，嘉靖年间上书皇帝说钱不够用，嘉靖皇帝就把开封周边几个县的赋税和商税给了周王。
也因为明朝宗室俸禄发放打折，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对各地藩王强占当地土地这种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以素有贤名的明朝蜀王为例，到了万历年间，成都平原所有良田里有70%属于蜀王府的，剩下20%是军田，属于民田的只有10%。
换言之，明朝宗室制度给明朝财政带来了严重的负担，根据《万历会计录》的数据来：万历六年当年全国范围内支出，全部折银，约为1854万两，其中宗藩禄米全部折银约为551.9万两，宗藩禄米支出占当年全国支出的29.7%左右。
同样根据《万历会计录》，同时明朝军费开支才占了44%。而算上皇室开支，明朝皇室+宗室花费占到了40%。
也就是说明朝两大花销养军队和养老朱家后人。
明朝宗室制度不仅仅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压力，同时明朝独有的分封制度也造成各地藩王对明朝正常税收和经济体系的破坏。
还是以明朝蜀王为例，蜀王占了成都平原70%的良田，这就造成明朝在成都只能从10%民田里收税，这样就会造成明朝正式税收的减少，而明朝虽然正式税收总收入减少，但是给宗室的俸禄不能少，没有钱粮给宗室怎么办？
只能继续给“政策”，而这些政策回过头来就会造成各地藩王强占民田，而宗室强占民田又导致明朝正式税收收入持续减少。
而明朝这些吃得脑满肠肥的宗室藩王，对明朝实际贡献却少得可怜。
以明末福王为例，福王的庄田每年可以收入六万两白银，而当李自成包围洛阳时福王拿出多少钱劳军呢？“千金”，也就是“一千两银子”。
我们对比一下清朝，清朝入关后仅仅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安徽、江西等六省没收明朝藩王的田产就达到了9000万亩，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综上所述，从经济和税收角度而言，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宗室制度，这套制度简直就是明朝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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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灭亡不是某一种因素单方面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的连锁反应。如果非要选一个罪魁祸首，我觉得应该是封建王朝的自身特性。
封建王朝自身特性
每个王朝的开创者必定不是昏君，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治理国家。所以，开国之初老百姓都能得到土地，不说能过上小康生活，但温饱基本还是能解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皇帝与贵族就开始了享乐，毕竟他们不知道江山来之不易，从小就含着金钥匙出生，不能体会民间的疾苦。一个王朝想要变强是需要很多皇帝上百年的努力，而变弱只需要一个昏庸的皇帝即可，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是奇葩，什么炼丹、什么几十年不上朝，什么不爱皇帝爱木匠，有这样的皇帝国家不走下坡路那反而不正常了。
其次，这些贵族将老百姓的土地完全兼并了，贫富差距太严重。
老百姓只要一口饭吃就满足了，而现在他们已经没饭吃了，再加上晚明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繁重的税收，彻底让百姓没活路了。横竖都是死，起义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起义军蜂拥而起。
基本上每个王朝的灭亡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土地兼并严重。
党争激烈
自万历起，朝政日益腐败，党派林立。这些党派不顾百姓的死活，完全只顾自身的利益，今天你踢我一脚，明天我打你一拳。党争最后导致朝政腐败，而朝政的腐败也将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官追求财富是社会主流价值，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财富，使得农民没有土地，转变为流民，最后动摇了统治基础。
自然灾害
崇祯的运气那不是不好，而是极其不好。自他继位以来，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蝗灾、旱灾、涝灾等都被他遇上了，这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明朝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天灾，朝廷已经无力赈灾，让老百姓自身自灭，这样就造成了许多流民，明末的内难之所以从陕西开始，是因为当时陕西是严重的受灾区，流民聚集在一起，左思右想最后拉开了起义的大旗。
军队战斗力下降与军费增加
自万历三大征起，明朝军队的战队力就一落千丈，以前的军人只管打仗就行了，现在他们不但要打仗，而且还要常年忙于耕种，没有时间训练。在辽东不断的败给努尔哈赤，致使万历不得不增加辽东的兵力，而此时的大明已经没有钱去支付军费了，没军费谁跟你玩。所以这笔军费就只能算在老百姓头上，增加税收没商量，百姓本来连温饱都是问题，哪里还有钱上交，反正都是死，不如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崇祯皇帝自身原因
崇祯虽不是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首先，他的政治眼光不行。
上台就将阉党一网打尽，导致国家很多机关都不能正常运行；阉党的灭亡也使东林党一党独大，而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其次，过多干预武将打仗之事。
最终军事的失败，说明了他的干预是错误的，他以为他是朱元璋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最后，不敢承担责任。
作为一个皇帝总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和谈泄露后，直接将锅甩给了大臣。亡国时更是来了句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来掩饰自己的过错。
所以，明朝的灭亡并不是一个两个原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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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先说答案
表面上看，
是满清入关，
覆灭了明朝的江山；
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
是投降的明军汉奸
覆灭了明朝的的江山；
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
资本
使然。
是
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边军武将集团
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
这一切，都要从朱元璋说起。
明太祖的立制
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
蒙元，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放弃农业税，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
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恶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
首先，
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
，从而
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
其次，
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
，并把帝国的税收，
重新以农业税为本。
第三，明太祖重征农业税，但由于爱民心切，虽然
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
，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
第四，
给官僚体系降薪
。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
官绅不纳粮
。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
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
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了，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
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
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
于是，就有了胡惟庸案。
皇权与官僚、资本的战争
胡惟庸案，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连和明太祖一起打天下，手握重兵的李善长，都隐瞒着明太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
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
一切都是因为钱。
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
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
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于是，到了朱棣时期，不得不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
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胡惟庸案以后，明太祖从禁卫军改组，成立了锦衣卫这个军事组织，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
是整个官僚集团。
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
这就是战争，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
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是
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
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
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的日子，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
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
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
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
怎么才能赚大钱呢？
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
控制全球贸易。
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
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
官僚集团的思路是：
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
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
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
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
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严重的破坏了
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
。
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
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
鞑靼
，南边有
安南缅甸
，东边有
倭寇
。
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
官僚集团
。
而
国内的资本家
和国外
犯边的夷狄
，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尤其是
倭寇
，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
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
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
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
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
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集体反对，
刘大夏
甚至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
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
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
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肢解宝船船队
，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
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
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为什么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的诉求是：
资本
。通俗的说，也就是
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
。
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是什么精神呢？
这就是
资本主义精神。
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妨碍了他们赚钱的目的。
所以要摧毁明帝国的军队。
可是，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于是，他们等来了一个机会，设计了一个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的局。
长城之战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
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
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
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
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
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
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
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
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
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
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于是，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
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
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
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
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
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
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
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
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
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
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
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
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
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
为什么呢？
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
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
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
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
前后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
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
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
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
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
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
官僚集团，官僚资本家
。
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
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
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
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
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
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
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
并不是。
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
资本的崛起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
官僚资本家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
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
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
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
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
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
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
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
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
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
关键词：减税。
官僚集团宣扬说：“
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
”
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官僚们，资本家们所说的“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征税，是为了国家建设，是为了保护国民，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了让真正的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
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国税崩溃，税收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
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被官僚们钻了太祖“官绅不纳粮”的规定，也崩溃了。
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
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操纵了从大海到北方的众多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
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
这股狂潮，一步步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
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
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宗教改革。
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
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万历最后的反击
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
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
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
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
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
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
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
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
崇祯皇帝在帝国落幕的时候说，文臣个个都该杀。
他直到那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
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
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
对官僚资本家而言，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他们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
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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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1、丧钟为何而鸣？
北都亡而明灭，关于固若金汤的北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沦陷，一直是明史中的一桩公案。
大明遗民冯梦龙在《中兴实录》对于明亡之事提出了“六可怪”的质问，其中第五怪就是：
京师天府，固于磐石，游骑一临，不攻自下，百官不效一筹，羽林不发一矢，其可怪五也。
虽然甲申国乱，事多难言，但是大顺军在攻打北京城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一点，则是十分清晰的。对于北京的不攻自下，传统史家有“曹化淳开门说”、“回回开门说”等推断。对于这一点，疾病医疗社会史学者从另一种角度给出了备选答案，那就是京师鼠疫，十不存一，根本无力抵抗。
说起鼠疫可能我们没太大概念，但是说起黑死病，对于欧洲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印象深刻。
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 , 传染性极强 , 病死率极高 , 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公元 6世纪、 14世纪和 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 , 都曾 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 , 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 , 都与中国有关。 曹树基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将传染病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应该算是先驱。但是就像麦克尼尔在其中文中所坦言的那样“我不懂汉语”，并且其对于中国历史也不是足够了解，因此在这一本书中，涉及到中国的内容常常语焉不详，并且硬伤颇多。但是这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那就是传染病（或者说瘟疫）在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
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就是以华北鼠疫为切入点，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中，将鼠疫提升到了和灾荒、民变、清兵一样的高度。
2、这里的鼠疫静悄悄
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 , 崇祯鼠疫则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 明王朝是在灾荒、 民变、 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崇祯十六年，通州大疫：
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 , 名曰疙疸病 , 比屋传染 , 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大疫：
十六年大疫 , 名曰 `疙疸病’， 见则死 , 至有灭门者。
通州和昌平的相继沦陷，意味着京师也绝难避免，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 , 自二月至九月”。对于这次瘟疫，骆养性的回忆是：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 , 死亡枕藉 ,十室九空 , 甚至户丁尽绝 , 无人收敛者。
而瘟疫并没有在崇祯十六年停下在华北肆掠的脚步，崇祯十七年，天津大疫：
上天降灾 , 瘟疫流行 , 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 , 传染至盛。 有一、 二日亡者 , 有朝染夕亡者 , 日每不下数百人 , 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 排门逐户 , 无一保全。… …一人染疫 , 传及阖家 , 两月丧亡 , 至今转炽 , 城外遍地皆然 , 而城中尤甚 , 以致棺蒿充途 , 哀号满路。
对于鼠疫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曹树基的推断为：
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 , 三省死亡人口合计超过 1000万。
明末瘟疫肆掠的不同凡响，的确值得注意。约瑟夫·查博士对中国史书记载的瘟疫爆发统计如下表：
1400-1499年 19次 1500-1599年 41次 1600-1699年 37次 《瘟疫与人》
可以看到，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瘟疫爆发次数是十五世纪的两倍左右。在旧时代，感染瘟疫的代价往往就是死亡，这些此起彼伏的瘟疫对于明朝实力的影响究竟多大，没人能作出定量分析，我们也只能含糊的说一句：影响绝对不小。
因此，鼠疫灭明说目前在市面上也得到了一些认可，例如商务印书社出版的由范子烨、苏文生撰写的新书《夜雨朱门—图说明代》，就直接了当的说到：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由于北京在此前已近一年饱受鼠疫困扰，守城官兵几乎丧失抵抗之力，城门很快被攻破。
很明显是受疾病医疗社会史学者的影响较大。
3、当鼠疫灭亡大明
鼠疫灭亡大明，其实还有两个非常有趣、值得思考的地方：
1、李自成的军队也受鼠疫困扰，为什么战斗力依旧可观？
对于第一个问题，曹先生在自己的论文里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李自成的部队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 43天 , 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说 , 他们是被迅速传染的鼠疫逐出了北京。
将李自成军队的败亡也归因于受北京城鼠疫的影响，但是首先，李自成军队感染鼠疫并不是在进入北京城之后才开始的，就像曹先生在自己论文里面所引用的那条史料：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 , 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 , 皆大疫 , 不经者不疫。
可见闯军中的鼠疫情况并不比北京城好多少；其次，闯军在占领北京城之后，由于吴三桂的投清，和吴军及清军在山海关展开了大战，从顾诚的《南明史》来看，闯军的军事实力依旧十分强悍，与吴三桂的精锐军队鏖战一昼夜之后才被以逸待劳的清军一举击败，并不像是鼠疫肆掠之师。
2、鼠疫对于后金军队的影响如何？
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貌似没有对后金八旗军队产生太大影响，鼠疫灭大明、鼠疫毁大顺，按照常理推断对占领北京城的后金军队应该也有不小的负面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瘟疫与人》有一段似是而非、倒果为因的话作为回应：
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到17世纪或更早些的时候，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学会了如何有效防范鼠疫。不然满族在17世纪40年代对汉民族的政府就不可能发生，而征服的成功有要求兵员众多且军纪严明的满族“旗兵”来支撑新的王朝。
鉴于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一向的不靠谱，我对它“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表示怀疑。并且，这段话的逻辑似乎是因为清朝灭了明朝，所以后金有“有效防范鼠疫”的方法，否则它不可能赢。这种强加因果的推断很牵强，如果明朝并不是因为鼠疫灭亡，那么后金能不能“有效防范鼠疫”就不是决定性因素了。
因此，鼠疫为什么对于后金军队没有很大影响，依旧是鼠疫说的一个短板。
就像班凯乐（Carol Benedict）在《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所说的一样：
任何利用中国的历史记录把某次疫病确认为鼠疫的历史学家都要面对严肃的方法问题。
关于明朝灭亡，其实还有社会经济史学者提出的白银灭明说，认为“明末白银流入的减少，使业已依赖国外白银的经济接替，且促成了明王朝的灭亡”（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引自《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政府对白银贸易的依赖将它推到了悬崖边缘”（威廉·艾特维尔，引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但是即使在社会经济史内部，对于这个问题也观点不一。有的人将白银灭明归因于1639年马尼拉大屠杀以及日本限制出口所导致白银进口量减少致使明朝的经济崩溃，有的人又将白银灭明归因于十七世纪白银的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致使明朝灭亡。当然，还有人认为白银灭明说纯属耸人听闻，例如戈德斯通和万志英。
无论是疾病史的学者提出了鼠疫灭明说还是社会经济史学者提出的白银灭明说，其理论内核都有很多漏洞，但是这种思维特别好，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重新解构熟悉的历史，这种感觉很好。传统史学和疾病史、经济史、环境史的结合，往往能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历史，就是永远存在对传统观点的反叛；历史学家，就是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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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能够灭亡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头目李自成，他是把中华民族推入到万丈深渊，直接导致中国蒙受满清统治几百年，让中华大帝国沦为世界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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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血腥的政治迫害，残酷的经济压榨，严酷的文化禁锢；是皇室内部、王公贵戚、官僚政客的内讧争斗、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醉生梦死、骄奢淫逸以及他们昏聩无能，导致整个统治系统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支离破碎，衰亡没落。
这些，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岂但明朝已矣哉，所有封建皇朝的灭亡，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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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大多数人认为是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等，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朱元璋，他乞丐出身，逆袭成为皇上，他当了皇帝以后，消失千年的分封制又被启用，，他分封自己的子孙为王，到各个地方任职，大明的财富大多数都掌握在藩王手中，百姓在藩王的地盘上只能沦为佃户，明朝末年，天下大旱，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但是藩王却不把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即使朝廷希望藩王拿出粮食来，但是他们却拒不执行，再就是朱元璋设立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机构其实就是特务机构，他们监视百姓和各级官员，造成了百姓对朝廷的恐惧和官员之间的朋党之争，关外的满清对中原虎视眈眈，其实只有大明强大，百姓安居乐业，满清是入不了山海关的，归根结底，朱元璋实行的这些制度使明朝以后的灭亡埋下了隐患，明朝不亡是不可能的了。它已经失去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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