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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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朝的宦官都比较猛，人家都忙于带兵打仗，没那个闲工夫去弄权作乱。
相比于汉、唐、明那些大宦官们整天想着玩弄权术、专权乱政，宋朝的宦官们就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说来也讽刺，军事上一贯备受后世诟病的宋朝，其宦官的整体战斗力却是历代之最！
诸如秦翰、王继恩、窦神宝、李神佑、李宪、童贯等一众宋朝宦官，他们都是典型的“战斗型”宦官，颇有些大将之风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仿佛他们都将心思放在了领兵打仗上面，而不在政治权斗上面。
比如北宋初年的宦官王继恩，在战场上就是个狠角色，一仗就将盘踞巴蜀的李顺数万部众屠灭殆尽。又如北宋末年的著名奸宦童贯，虽然他在正史中是名声狼藉的大奸臣，与高俅、蔡京、杨戬并称
“北宋四大奸臣”
。但童贯在行军打仗方面却是个行家，为朝廷立下不少战功。他戎马半生，先后北破西夏，南平方腊，还统兵伐辽。
当然，说“宋朝宦官都忙于征战，没心思当权”，其实是开个玩笑罢了。实际上，宋朝宦官之所以混成这模样，主要是受制于宋朝的制度。
宋朝历代统治者都始终对宦官坚持严格的管控，以便避免宦官当权的出现。
首先，是严格限制宦官的数量；
终宋一代，宦官数量都是相当少的。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宦官数量被限制在只有区区几十人之规模。而即便宋代宦官规模最顶峰的宋孝宗时期，其数量也不超过三百人。这与明朝末年动辄上万的宦官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其次，则是严格限制宦官的官阶；
宋朝汲取了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对于任命宦官出任高级别官职，始终十分慎重。像前文提到的宋初宦官名将王继恩，虽然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按例完全可以授予宣徽使这样级别的官位。然而，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却只授他一个相对较低的宣政使一职。
此外，宋代良好的政治氛围，也是“宦官当权”失去市场的又一原因。
事实上，汉唐明这些王朝之所以频频出现宦官当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政治氛围的恶化造成。比如东汉中后期，频频出现幼主即位的情况，造成外戚专权，而等到幼主年长亲征，就势必只能通过扶持自己的近臣宦官，来抗衡外戚势力，于是便使东汉出现外戚专政与宦官当权轮番出现的现象。
又如明朝，由于明朝文官集团日益座大，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得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不得不借助宦官的手来制衡和打压文官集团，而这便是明朝东厂宦官如此猖獗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宋朝的“政治生态”应该说是历代中最良好的。宋朝统治者都比较开明，广开言路，文官、士子不会因言获罪，使得宋朝皇帝与文官集团构建起良好的政治氛围，这就让宦官当权失去了市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作者：小贱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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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其实也有宦官当政，只是宋朝的权力结构比较稳固，宦官可以当政，但却无法将权力凌驾于相权之上。因而才给人一种宋朝宦官当政不当权的印象。
唐朝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从唐肃宗开始就对藩镇节度使和文官极度不信任。为了保证皇权能延伸，肃宗重用宦官。比如当时的权阉李辅国就是在肃宗授意下，掌握了兵权。
唐肃宗对他的信任，可以用十二字形容。
“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之后的唐代宗、唐德宗也差不多。到了唐文宗在位时，宦官不但总领神策军，而且还组建了牙队，最后形成专权。甚至于，还掌握了废立皇储的特权。唐文宗曾自嘲，说自己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形同傀儡。
当然我们知道，宦官权力再大，也只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代理人。如果没有了皇帝，宦官狗屁不是。
所以到了唐昭宗在位时，当昭宗被军阀出身的朱温软禁，权柄也由武将掌握后。影响唐朝一百多年的宦官集团，自此就失了势。被朱温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全杀了。
五代时期，军阀执掌权柄。皇帝尚且被武将们轻视，用当时的军阀安重荣的话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更何况是宦官？因此五代宦官自然也就没有施展权势的载体。既无权，也无势。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重文轻武，用文官打压武将。逆转了五代武人当权的局面。其实赵匡胤当时是可以利用宦官再反制文官的。但他以及后来的宋朝皇帝发现，即使不像东汉和唐朝皇帝那样重用宦官，也能造成臣子之间的势力均衡，皇权也能稳固。因而，宋朝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利用宦官这个依附于皇权的特殊群体了。
那么，宋朝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首先，宋朝增加了科举名额，弄出了一套繁琐的官制，在隋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化宰相的权力，扩了文官集团的规模。这编制一多，食利者自然就多了。而人多了的结果自然就是权力分散，内斗不止。宋朝的武官也是如此。权力分散，都无法威胁皇权。这一手堪称是掺沙子。
第二，宋朝皇帝认为，内朝也不一定就必须要由宦官把持。不净身的人也行。朝廷各级文武官员也不一定非要正常人才能担任，宦官也一样可以担任。因而宋朝产生了很多领兵打仗的太监，而本该归宦官负责的很多职务则交给了皇帝的娘家人担任。
比如赵匡胤篡位前，他通过钱财收买外加姻亲纽带拉拢禁军将领，笼络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与他构成了实质性的利益结盟关系。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对赵匡胤的忠诚度并不低于宦官。
因此，当赵匡胤建国称帝后。很多原本该由宦官出任的内朝官，就都被赵匡胤的心腹幕僚和与赵匡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担任了。
赵光义在位时，情况也差不多。他早早就被钦定成了继承人，为了确保能接盘，他在继位前便打造了自己的幕府班子，有一大批只忠于他的文臣武将。等到他继位后，他的这个小团体就相当于“军阀霸府”。整个幕府班子直接就塞进了朝廷的架子内。
既然皇帝都用不到宦官了，那宦官的价值和存在感，自然是极低的了。
比如赵匡胤在位时，宦官的编制被严格限制在了50人以内。宦官如果要收养养子，必须要满30岁以上，且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名养子。
到了赵光义时，宦官编制有所增加，但也限制在180人以内。
就这么点人，能干啥？根本成不了器侯。所以北宋一朝，宦官对朝廷和社会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大了。
当然，用正常人担任内朝官，显然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有些事情会说不清……
这里插一句。宋朝武将的地位不能笼统的得出一个低于文官的结论。具体要看出身。也就是跟皇帝有姻亲关系的武将，地位是不低的。真正低的，是类似狄青那类从小兵爬到高层，没有皇亲国戚光环加持的武将。
另外，赵匡胤曾有祖训，规定宦官到了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所以宋朝也不乏祸国殃民的权阉，比如童贯、梁师成等。但由于他们祸国殃民时，是宦官等级上升后，自动转为文武官职，是朝廷命官。所以即使是童公公，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宦官专权，而是权臣当政。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没有宦官当权的原因。
并不是没有阉人当权，而是当权的阉人，都自动变成了权臣。如果只是单纯的宦官，在宋朝成不了什么器侯。
最后再提一下明朝。
按道理来说。明朝废除了宰相，皇权进一步加强，皇帝应该更能拿捏文官才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明朝的相权反而制约了皇权。
究其原因，在于明朝皇帝一直与士绅集团进行利益争夺，抑制士绅集团的利益扩张。可却事与愿违，导致文人们团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集体。面对士绅集团的反扑，皇帝一个人无法大权独揽，只好又开倒车，重用太监。
其实朱元璋当年也有祖训，禁止太监参与干涉朝政。但没有用。明朝皇帝与士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明朝宦官必然会被重用。
相比于明朝，由于赵匡胤是谋朝篡位，赵光义也有谋杀政变的嫌疑，连续两代皇帝有谋反的污点，所以宋朝皇帝不会打压文官，才能用利益收买士绅集团的办法，进行统治。
而一旦当士绅与皇帝达成共识，与皇权共治天下，共同分享股权后。再加上，皇帝对相权采用分化瓦解手段，让文官们虽然地位超然，但各自相互制衡。比如之前一个人干的事，宋朝皇帝分成三个人干，每个人还配一个副手。这样搞，权力就分成了六份，文武官员根本没办法拧成一股绳。相权自然也就不乱了，无法威胁皇权了。
当相权与皇权一致时，宋朝的宦官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果不是需要宦官处理后宫那档子事，宋朝连一个宦官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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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这么提这么一个问题？肯定是对宋朝历史不了解！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宋朝的三个宦官。
王承恩，一个改变大宋血脉的宦官
大宋开宝九年（976年）的十月二十日，已经做了皇帝16年之久的太祖赵匡胤，感觉到了一些异样，他想找自己的弟弟晋王来证实一下。
兄弟两个屏退左右，炒了两个家常菜，坐下来喝起了酒，聊起了家常。
没想到兄弟两个从此以后成了永别，其中真相成了一个谜，“烛影斧声”让后人猜测不已，而接下来的操作让人更加怀疑这是不是阴谋。
凌晨伺候在侧的太监们见太祖没了动静，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赶紧告诉孝章皇后。
赵匡胤生前没有立太子，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能真的想传位于自己的弟弟，毕竟赵光义在统一天下的南征北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赵匡胤曾经有四个儿子，两个早夭，剩下两个，一个是26岁的赵德昭，一个是18岁的赵德芳。而赵德昭远在兴元府（陕西汉中），没时间通知他回来，因此孝章皇后果断密令内侍总管王继恩连夜召赵德芳进宫。
赵德芳18岁了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完全能继承大统坐拥天下。
可王继恩出了皇宫，却没有去找赵德芳，而是走了拐弯，去了晋王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烛影斧声”真是个阴谋，而王继恩这个人很关键，利用近侍的便利直接让大宋江山变了一个方向。
题目说宋朝宦官没有当权，是不了解宋朝历史。
还是这个王继恩，别以为他只是办了这一件事，另外他还是一个拥有军权的“将军”。
淳化四年（993年），太宗赵光义（已经改名字叫赵炅）的统治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连年的与契丹征战让北宋很受伤，因此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
而贪官污吏又借机中饱私囊，更使平民百姓不堪重负。
在天府之国四川终于爆发了以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
他们提出的
“均贫富”
口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
起义军很快扩大到了数万人，并且接连攻陷蜀、邛诸州，后来又攻破永康军、双流等县，目标直指成都。
在第一次攻打成都失利后，李顺便转而进攻汉州、彭州，并且取得胜利。
如日中天的起义军发起第二次成都攻坚战。这次大宋守军没有顶住，守卫成都的郭载、樊知古等人落荒而逃，逃往梓州。
李顺自立为王，建国号
“大蜀”
，改元为应运。
为了巩固起义成果，李顺又四处征战，北抵剑关，南达巫峡。
此时四川多数地方都被起义军所控制。大宋朝廷震惊了！
太宗坐不住了，立即召见
昭宣使、河州团练使
王继恩，给他挂了一个“西川招安使”的头衔，率军入川，全权负责军事工作。
在宋朝太监的权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们往往以“监军”的身份代表皇权出征，并且在军队中有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很多太监不呆在宫里，而是在外担任职务，就像是这个王继恩，他就在河北领兵，担任排阵都监，手握兵权。
宋太宗从大宋特种部队的
禁卫军
中拨出部分精兵，追随王继恩入川。
入川的门户剑门关此时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李顺派出的数千人攻打守卫剑门关的宋军。
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都监
上官正
表现神勇，依靠优越的地理优势接连打败起义军的进攻。
后来他又接受了从成都溃败逃出来投奔他的一支宋军，这支部队的到来，扭转了剑门关的战局，宋军因此转为反攻，大败起义军。
也因此守住了进川的门户，保证了王继恩的部队顺利入川。
王继恩在研口寨大破义军，平定剑州。
李顺显然低估了宋军的实力，他以前遇到的官兵只是地方武装，而王继恩领的可是禁军，是大宋的精英部队，再说王继恩一直以来都在前线训练部队，那可是给契丹铁骑交战的，远不是李顺这支乌合之众所能够比拟的。
王继恩经过一年多的征讨收复了四川。
可别以为王继恩是一个“忠臣良将”，其实他就是一个太监，只不过在宋太宗继位的时候立过大功，所以才给了他这么高的地位和权力。
如果说他是
乱臣贼子
一点也不为过，这也是宦官、太监的一种通病，生理上的残疾，肯定带来心理上的扭曲，虽然也有例外，但是在历史上少之又少。
宋军打下成都后，王继恩的太监毛病就犯了，天天大吃大喝，手握重兵，又待在成都不出，甚至纵容部队掠夺百姓子女钱帛。
而逃出去的另一起义军首领
张余
收罗旧部，转战并攻陷嘉州、戎州、泸州等八个州，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后来太宗不得不又派白继赟前去领兵镇压，才使得起义军折戟沉沙。
不要以为王继恩的表演就这样结束了，他还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要玩完了。此时的王继恩又回到了宫中任职，他也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可他的品德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像是坊间说的那样“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此时的王继恩面对即将离世的宋太宗，正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又想重施二十年前的一幕，这一次他想换掉的是太子。
为什么要换掉太子呢？因为太子不喜欢这个老太监。
王继恩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所以他以为自己能够达成所愿。
在这之前，他经常在太宗面前诋毁太子，并且让自己的同党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大皇子赵元佐。
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太子表现太优秀了。
现在终于到了皇上殡天的节骨眼上，二十年前的奋力一赌，赢来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所以他想再如法炮制。
为此他找到了合作伙伴明德皇后，为什么找皇后呢？因为明德皇后虽然贵为皇后，但是她没有亲生儿子，所以无论谁做皇帝都无所谓，明德皇后之所以答应王继恩，只能说明一个道理
：
王继恩的权力太大了！这个太监的权力能让皇后言听计从，肯定是王继恩权势熏天。
王继恩能如愿吗？
不能，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对手。
这个能克制王继恩的人就是当朝宰相——吕端。被宋太宗称为：
大事不糊涂
的吕端，自然有他过人的能力。
这个能力在处置王继恩一事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当机立断、以及手法令人瞠目。
吕端去探视病危的太宗皇帝，发现太宗身边只有皇后和王继恩，他就感觉到了端倪，在这非常时刻，最应该守在太宗身边的应该是太子啊！
于是，吕端在自己的笏板上写下“大渐”二字，让侍从给太子送去。大渐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上快不行了”。
太子匆匆赶往皇宫。
太宗驾崩后，王继恩到中书省找吕端。平时王继恩是看不上这个宰相的，吕端总爱丢三撇四，糊里糊涂，没有点宰相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迷惑了大众，当然也迷惑了王继恩。
可王继恩看走眼了。
他到中书省找到吕端，催促吕端进宫，有很多官面上的事，还是有这个宰相来处理才能堵住众人的嘴。
吕端煞有其事地对王继恩说：“书房中有一份太宗皇帝以前亲笔所写得诏书，咱们啊，得把这份诏书带着才行。”
王继恩有点懵圈，他根本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有这么一个诏书，要是诏书内容给自己的阴谋诡计大相径庭，诏书再落到别人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
那就一起找找吧，找到然后销毁，就没有证据了。
岂料王继恩前脚一踏进书房，只听身后“咣”的一声，大门关上了——吕端把这大太监给锁起来了。
吕端直奔宫中，此时太子赵恒也到了宫中，随后太子在太宗灵柩前宣布即位。
此时的王继恩还在中书省的书房里敲桌子呢！
不过继位后的宋真宗面对
谋反
的王继恩采取了宽大处理削官放逐，“烛影斧声”的历史剧没再上演。
大奸臣童贯也是宦官
大家都知道宋朝的
“六贼”
，童贯位列其一。
可很少人知道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奸臣竟然是一个
宦官。
宋徽宗继位后，在杭州任职的蔡京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口味，在杭州设置了
金明局，
童贯就以供奉官的身份兼任“局长”，开始和蔡京交往。
后他给徽宗美言，举荐蔡京为相，而蔡京又荐他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因此童贯执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
“公相”，
称童贯为
“媪相”。
两个人狼狈为奸，终于把北宋给弄垮了。
蔡京任宰相后，积极教唆徽宗出兵青唐，并且说童贯曾经十次出使西夏、金，熟悉那里的情况和各将帅的才能，极力推荐童贯去前线立功。
宋徽宗于是遣十万兵马，让王厚为主帅，童贯任监军。部队开拔到湟州，宫中失火，徽宗下诏禁止童贯出兵。
童贯看了徽宗的诏谕后就塞进靴子之中。王厚问他诏令内容，童贯回答：“陛下希望出兵成功。”
先不说他违抗圣旨，就是把皇帝的手谕塞进靴子里，就是大不敬之罪。可见童贯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不过，这一次出兵竟然赢了，打败了西夏收复四州，童贯因此升迁为
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一个内侍能兼任两使，童贯开了职务的先河。
不久童贯又升至武康军节度使。又讨伐
溪哥臧征
（吐蕃王子）
，
收复积石军、洮州，又被加官为检校司空。
从此童贯恃宠而骄，选拔官吏，直接奏明皇上，完全抛开宰相，这让蔡京很不爽。
皇上又拜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蔡京说：“使相的位置怎么能授给宦官？”蔡京不奉行诏命。
可见宋朝的皇帝是多么的好脾气，宦官童贯可以随意不执行军令，蔡京也能不奉诏，哈哈！可惜这两个人最好都吃了“不听话”的亏，杯具了。
政和元年（1111年），这个年限好，恰是双十一。就在这一年，童贯被封为检校太尉，出使契丹。
派一个“阉人”做大使，皇帝怎么想的？原来是契丹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想见见童贯是一尊什么样的“神”，大宋了不得，一个太监都能干过强敌，所以契丹想认识一下童贯。
童贯从大辽回来，权势更大，掌握了朝廷内外军政大权。
朝廷命他以太尉身份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不久，又为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事。
另外统领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为太傅、泾国公。权力达到顶峰。
所以说，大宋的宦官权力很大，并且能够干政乱政。
人要是达到制高点，如果不适可而止，一定会跌落，摔得很重，何况一个太监，本来就缺乏“根本”，接下来童贯的神操作，开始跌下神坛。
童贯率秦、晋两地的精锐深入河、陇，攻打西夏，他不顾实际，强命大将刘法攻取朔方，造成刘法阵亡。
而童贯又隐瞒失败，反而向朝廷报捷邀功。
童贯在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后，又被封为楚国公。
接着朝廷又派遣他率二十万军队北伐燕京，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揍得鼻青脸肿，大败而归。
宣和七年（1125年），金国
完颜宗翰
率兵南侵，并派使者去见童贯，童贯对金使厚礼相待，并且说：“这么大的事，这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金使劝童贯马上割地向金国谢罪，童贯竟然无言以对，并且打算逃回京城。
太原守将张孝纯谴责他说：“金人背盟，大王（童贯因收复燕山之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应号令天下兵马全力抵抗，现在弃之而去，是把河东丢给敌人啊！”
童贯怒斥他说
：“我童贯受命为宣抚，不是来守疆土的。你定要留我，还设将帅有何用。”
从此番话中童贯的思想和能力暴露无遗。
这也是大宋的一个弊端，将士们奋勇杀敌，到头来功劳都让监军的宦官得去，这让前线将士情何以堪。
童贯逃回京城，徽宗已经禅位于钦宗，钦宗下诏亲征，让童贯为东京留守，童贯不接受而是要和徽宗南逃。
这童贯也太霸道了，竟然抗旨不尊。
童贯带领他的近一万人的亲兵南逃，这些人争先恐后怕被拉下，童贯怕走得慢，在过浮桥时，出现了拥挤，童贯就让卫士射杀这些掉队的士兵。可怜了这群没在疆场上驰骋的年轻人，有一百多人中箭而亡。
童贯也被谏官、御史上奏折谴责他的罪恶。
钦宗贬他为左卫上将军，后连续降职，被发配到英州（今广东英德），还没有到地方，又下诏历数他的十大罪状，被下旨诛杀，他的头被带回京城悬首示众。
童贯握兵权二十年，权倾朝野，发号施令超过皇帝的制敕。也是因为他和蔡京的祸乱天下，断送了大宋江山，把北宋送进了南宋。
怎么能说宋朝没有宦官当权呢？
杨家将与宦官
另外，在太宗初年
杨家将的第一代“杨业”，
也是毁于宦官之手。
雍熙三年（986年）六月，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挥师越过太行山，进攻宋军控制的安定城。
宋将
贺令图
与辽军在安定城西与辽军交战，宋军不敌南撤，辽军次日又攻陷蔚州（今河北蔚县，为燕云十六州之一）。
宋太宗指示驻守应州的潘美、杨业组合，前去增援。
然而以逸待劳的耶律斜轸又大败潘、杨，直取应州。
潘美知道是守不住了，就尽可能地把四州的老百姓迁走。潘美收拾残兵败将和百姓退到朔州狼牙村，此时听到契丹攻陷寰州的消息，并且继续向朔州进犯。
副将杨业认为应避其锋芒，他说：“敌人兵盛，不可与之争锋，我们先派人通知云州、朔州守将，先把百姓撤出来，然后直逼应州，契丹必然集中兵力与我抗衡，届时让朔州军民撤出向石碣谷转移。
在石碣谷入口处埋伏一千人的强弩兵，再派一支骑兵支援，那么云州、朔州、应州三地百姓可以保全了。”
可这完全可行的作战方案，被监军、蔚州刺史、宦官王侁给否决了。
无奈，杨业明知凶多吉少还是领兵前去与契丹决战，
临行前，熟悉地形及兵法的杨业，指着一处名叫“陈家谷”的地方，对王侁、潘美说：“请诸位将军在此两侧埋伏步兵强弩，等我转战到此时，以步兵援救，从左右两翼夹击敌人。否则恐怕没人能活得下来。”
潘美、王侁两人同意。杨业出发后，王侁便带人埋伏在陈家谷，可等了半天，没见有任何消息，王侁以为杨业这是打了胜仗，可不能让杨业一人立功，于是带着人马抄小路去追击敌人。
潘美见监军要跑，又制止不了王侁，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他也溜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杨业被“坑爹”了。
可怜了老将军。被俘后绝食三日吐血而亡，与他同死沙场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
宦官当权，特别是当军权就是大宋出兵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
宦官
如果只是在皇宫内院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可是偏偏让这些
“阴人”
去监督战火纷飞的男儿，不输才怪呢！
来自于《宋史》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了一个事实：宋朝宦官当权削弱了大宋实力，历史也同样有所警示，很多朝代就是亡于这些宦官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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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宦专权的情况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太祖赵匡胤建国时，鉴于唐亡的教训，定下了基调几点，一是杯酒释兵权，拿掉高级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所有，二是严格限制宦官的职权范围，使得就算宠信的宦官，也不能轻易的干政。
赵光义在位21年，死后葬永熙陵，庙号太宗。
还是后周时，有个跟着赵匡胤的宦官叫王继恩，深得宠信，宋开国后王继恩为内侍行首，也就是宫廷宦官的头头，但他暗里巴结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当年太祖驾崩，深夜跑去开封府第一个通知赵光义，鞋都跑掉了，后来王继恩还带兵剿叛获功，本可升为宣徽使，这是个可以参与朝政的职务，但宋太宗直接拒绝，仅授宣政使。
吕端，宋初名相，被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另一个，宰相权力很大，宋朝是以文治国，文化兴邦，《宋史·宦者传序》里记载“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意思是宋朝的宦官不再是仅听令于皇帝，还要归宰相管，宦官的生杀大权落在了宰相的手里，所以宦官想获得权利，除了获得皇帝的宠信，还要搞定宰相才行。前面说的那个王继恩，后来就是和参知政事(副相)李昌龄为伍，霍霍的想搞政变，反手就被另一位宰相吕端和太子赵恒给灭了。
图为宋徽宗赵佶赏赐给童贯的《小楷千字文》。
宋朝最出名，最大的一位宦官，童贯，此人官至枢密院事，独霸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人称“媪相”，在与辽金战争中屡战屡败，却兵权永固，其原因就是先搞定了昏庸的宋徽宗，又和宰相蔡京为伍，两人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出使辽国谎报军情，镇压方腊又滥杀无辜，联金抗辽又引狼入室，在民怨沸腾中被宋钦宗下令所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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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宦官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宋朝的宦官没有对宋朝造成太大的祸患，或者说宋朝的宦官之祸远没有其他朝代那么严重。
宦官专权是古代许多王朝腐坏灭亡的原因，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唐有高力士，明有魏忠贤，这些宦官，无不在王朝的衰败进程里添油加火，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当然，
一个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人民深受压迫之后的反抗的结果
，并不是简单的史书上常说的什么宦官之害，美色之祸，乱臣贼子之祸导致的王朝灭亡。
总体来说，宋代虽然也有太监宦官当权，但是总体上，他们并没有对朝廷的统治造成太大的祸害。比如童贯曾经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
但有宋300年（960年—1279年），太监宦官之祸患，远没有它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朝那样恶劣。
这是值得思考的。
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似乎远比汉、唐、明三代更加严格而有效。鉴于前朝，尤其是唐后期宦官为害的教训，宋代对宦官管理比较严厉。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以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并管理皇家内部的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
整个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的例子，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童贯（1054年—1126年），字道夫，开封人，北宋权宦，性巧媚。
宋朝这种以外统内的管理模式，相当严格，而且效果甚好。比如宋仁宗时，有个叫作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外廷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
皇帝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宰相机构直接驳回了皇帝的意见。
宋代还严令禁止宦官与外臣联络，将内臣的作用真正限制在宫廷之内。这些措施虽然历代都有，但是要说严格执行并收到良好效果的，还是宋朝。
宋代对宦官之害的防范措施，还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要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
宋人对宦官之害的防范。
北宋吕公著（1018年－1089年），对神宗上书：“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可见，宋人对宦官之害还是有见识的，宋朝文官集团，可以说清醒地认识到了宦官、女谒、外戚这些势力对皇权的破坏性。实际上古代许多朝代都认识到了宦官之害，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执行方面，往往流于形式
，这种搞形式主义的情形，自古就有。
宋朝不立“内朝”，对宦官、女谒、外戚这三类最容易借皇帝之势破坏文官制度的人防范甚严。比如说一方面“养之以丰禄高爵”，另一方面又“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这些措施也是历代比较常见的措施，意在给身边人以高官厚禄，让这些身边人忠心耿耿没有二心，尤其是让他们玩物丧志。
这些对皇权有威胁的人，皇帝最喜欢他们沉迷于声色犬马，不要心存它念。
宦官之害，后宫干政之害，和外戚之害，可以说是同根同源，宋代对后妃外戚的权力也极尽约束。历史上，宋代虽然多次出现过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情，但从总体上看，宋朝垂帘的太后都谈不上专权、乱政，宦官当然也谈不上乱政。
实际上，宋朝这些垂帘听政的后妃，说白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代行皇权而已，在整个宋朝以外统内的大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内宫不可能侵夺宰相和百官之权，这就使得宋王朝自始至终，基本上能够按照“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原则运转。
宋代的宦官参军。
宋代的宦官，实际担任军职的情形还是比较多见的，虽然他们大多属于临时派遣的临时工。比如说宦官秦翰作为三朝元老，就多次参加军事行动。宦官王崇贵也曾先后出任过监军、都监、钤辖、都钤辖等军职。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宋朝君主自杯酒释兵权以来，对武将猜忌甚深，甚至于宋代的大多数地方武职人员，基本上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地方政治的，这有点像钦差大臣或者巡视人员，属于不稳定的工作，以至于这些人往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工作都是敷衍了事，这也是宋代王朝灭亡的隐患。不过，宋朝君主对宦官好像相对比较放心，因为宋代宦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情况。
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993-995年川蜀地区）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官任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俩人都身居全军统帅之位。
古代的宦官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制度，始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专制下的多妻制，使得皇家内部的仆人，必须不能有一个男人。也就是说，整个皇室宫院里，除了皇帝本人，不允许有另外一个成年男人。
这种多妻的制度，早在孔老夫子所推崇的周朝就有了。《周礼》说：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专制君主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专属的玩物，绝不容许他人染指。据研究，
中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宦官制度。
宦官的基本身份，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既然是家奴，那么就跟一般的家奴有着同样的职责任务。巍峨雄伟的皇宫禁院内的角角落落，都需要太监宫女们洒扫守护，皇家子孙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上自宣谕传旨、承接题奏，下至洒扫庭除、吃喝拉撒，可谓包括了宫中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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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需要啊，宦官仅仅是皇帝的家奴，就像老板家的佣人秘书司机一样，本身没有权力的。
只有在皇帝权力受到威胁，朝廷官场失去平衡的时候，皇帝就会把权力过渡给宦官，让他们行使权力，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去牵制文官集团，以求达到平衡。
宋朝和清朝都没有宦官当权，因为皇帝的权力很稳固，不需要这种力量也能行使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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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宋太祖时，吸取南汉主刘鋹的教训，规定内侍的官阶不得超过供奉官。因为刘鋹当国时，宫中宦者至7000多人，还有晋升至三师、三公的，以致亡国。真宗时，限定内臣的官阶最多可迁为节度观察留后，不准迁为节度使。
如真宗宠信的内侍刘承规，便以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致仕，死后才追赠镇江军节度使。
一般情况下，内侍官“领遥郡”，至观察使为止，甚至不准晋升为团练使，即使有勋劳，也另立昭宣、宣政等使“以宠之”。
至徽宗时，宦官势盛，开始突破有关“止法”，竟然多人晋升为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如童贯累迁为武康军节度使，又除开府仪同三司，封广阳郡王。梁师成拜节度使、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杨戬也拜彰化军节度使，迁检校太傅，死后追赠太师、吴国公。
南宋时期，严格遵行内侍官阶升迁的“止法”，没有出现一名内侍生前得以迁至节度使的情况。但是有宋一代宦官尚未构成祸患在于严格的约束机制。这是宋朝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
《宋史》“宦者”传，列有宦官53人。其中北宋43人，因典兵而立有边功者达27人。尽管到徽宗时出现了童贯、梁师成等宦官，他们“穷奸稔祸，流毒四海”，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但尚未达到弑君立帝和篡夺皇权而恣意发号施令的最严重的境地。
究其原因，是宋朝统治者对宦官建立了一套监督制约机制，并使之不断运转，发挥效能。
第一，是宋初皇帝重视对宦官的约束和限制，后来便成为“祖宗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各朝皇帝所遵行，并且编入法典。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宦官王继恩因率军镇压川峡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中书门下拟晋升为宣徽使。太宗不允，提出：“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是充任执政之前一步。只可授以它官。”
宰相恳求说王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大怒，“深责”宰相等人，因而命翰林学士张洎和钱若水商议另立宣政使官名，序立在昭宣使之上，授给王继恩。
翰林学士张洎“善事内官”，曾引唐朝“故事”，奏请太宗任命内供奉官兰敏政为学上使，内侍裴敏为副使。
太宗说：“这是唐室的弊政，朕岂可踵此覆辙!卿言不对。”真宗曾与宰相王旦等说：“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予，不使过分；有罪不曾宽贷，他们常也畏懼。”
王旦等人说：“前代事迹昭然，足以为训。陛下言及此事，是社稷之福。”大中祥符六年(1013)，还下诏说，凡内臣出外任职而干预州县公事，以及所在官吏不立即奏申朝廷，“并置于罪”。同时，重申“祖宗旧制”：凡内臣出使，“皆责知委状，敢妄奏他事者，当伏军令”。
至此，政事皆归中书门下，宦官不得干预，也不得充当将帅。
仁宗时期，也曾发布过限制内臣养子的数量和内臣奉使江、淮只能坐驿马而不许乘官船等诏令，但总的来说仍没有充分发挥皇权对内侍的威慑力量，因此一些内侍活跃于政治舞台，引起许多官员的非议。
神宗时，“始令王中正、李宪稍预边事”。入内内侍省押班李宪受命赴陕西，以“秦凤、熙河路计议措置边事司”为名，军前诸将皆受“节制”，其实是“大帅”。神宗也曾颁布一些诏令，如规定内侍两省对三省用“申状”，对尚书六曹用“牒”，不隶属御史台六察，但委托御史中丞和言事御史负责“弹纠”。
哲宗时，曾下诏严禁宗室与内侍家“联姻”，以防宗室与内侍势力合流干政。
南渡后，屡次下诏禁止内侍不得干预军政和朝政。
如建炎元年(1127)，下诏禁止两省内侍与统制官、将官等“私接见往来，同出入”；“如违，追官勒停，编管远恶州军”。建炎二年，内侍邵成章“不守本职，辄言大臣”，高宗下诏将其除名勒停，送南雄州编管。另一内侍王嗣昌也因“好大言，议国政”，高宗特下诏令离开内宫，“送吏部与差遣”。
建炎三年，又下诏说：自徽宗崇宁(1102一1106)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内侍不准与“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遗”以及“干预朝政”；“如违，并行军法”。
绍兴三年(1133)，下诏命内侍官不得出门会见或在家接见宾客，并且令敕令所立法。
后来的《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还，或出遏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量轻重取旨编置。”孝宗时，也曾下诏规定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职”，宁宗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明确规定：诸内侍官乞求“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者”，流2000里，视情节轻重“取旨编置”。
其他转归吏部管辖的内侍(包括寻医侍养、随侍、随行指教、丁忧服缺之类)，“辄往边守及有上文违犯者”，除名勒停。
第二，是各级官员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不时要求皇帝或朝廷制裁某些越轨的内侍，以维护“祖宗之法”。
真宗时，内侍刘承规以忠谨得到宠信，病重，要求真宗授予节度使。真宗对宰相王旦解释说，刘承规正等待这一官告以便瞑目。
王旦说：“陛下若听从承规的请求，以后必有邀朝廷要求当枢密使者。此必不可”真宗才算作罢。
仁宗时，虽然皇权放松了对内侍的约束，有些内侍公然干预朝政和军事，但许多官员弥补了皇权的不足，纷纷上疏要求制裁这些内侍。范仲淹知开封府时，有内侍阎文应“怙势作威，倾动中外”。郭皇后暴卒，朝野皆怀疑阎文应放毒谋害致死。
范仲淹乃“抗疏列其罪”。范仲淹在递呈此疏前心情极其紧张，连续几晚“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将家中所藏书籍中有“预言兵者”一概烧光，还告戒长子范纯祐说：“我今天上疏指斥皇帝身边的小人，必定得罪以死。我死后，你不要再做官，只在坟边教书为业。”
奏疏呈上后，仁宗采纳，罢黜了阎文应。知审刑院丁度反对派内侍负责审理诏狱，认为应该委派御史。
知制诰胡宿抵制仁宗恢复葛怀敏“内职”的命令，封还中书门下送到的“词头”，拒绝草制。胡宿在奏疏中指出：原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管勾皇城司公事葛怀敏，“宿卫不谨，致逆徒窃变，震惊宫闱”。
葛怀敏既因失职受罚，解除“内职”，“令居外任”。但现在乘奏事之机，突然受命恢复内职，就将恢复原在入内内侍省的职事。按照“条制”：内臣居都知、副都知之职，有过失而降充外任者，便不准再任旧职。请求命令有关机构“检详旧制，追浸今命”。
知制诰刘敞也曾拒绝起草入内内侍省押班石全斌晋升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的告词。
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都知王守忠，以“东宫旧恩”，几次向仁要求真授“留后”；仁宗也赞成，但枢密使高若讷坚持不懈，乃作罢。
王守忠患病，又要求当节度使，宰相梁适说“宦官没有除真刺史的，况真节度使乎!”仁宗说：“朕已答应了守忠”。
梁适说：“臣今日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名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仁宗乃授王守忠为武信军留后，同时声明他人“毋得援例”。
有的地方官还自发起来抑制宦官。知并州杨偕对于本州胆敢干“预军事，素横”的“中官”监军“一绳以法，命率所部从副都部署赴河外”，且告戒说：“遇贼将战，一切皆禀副部署节度。”
监军不服，持檄争辩，杨偕叱责说：“你知道违反主帅之命即斩吗？”监军骇怕，不觉堕笏，次日告假。南渡初，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马扩也曾向高宗上奏，说：“自唐以来，用中贵人监军，专权掣肘，每致败事。”要求“罢差中贵监军”。取得高宗的同意。
绍兴末年，中书舍人、直学士院虞允文不赞成三衙管军用宦官充当承受，指出“三衙交结中官”的危害性，高宗“大悟”，立即下令停罢承受的任命。
理宗时，内侍董宋臣、卢允升“窃异权柄”，权臣贾似道入相，“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无敢为矣”。相权的增重，必然抑制了内侍的政治活动。
第三，是台、谏官对内侍实行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弹劾。
在宋朝，台、谏官是约束监督内侍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皇权放松对内侍约束的时期。
仁宗时，虽然也有一些官员对内侍的违法参政、升迁等予以抵制，但主要依靠台谏官进行弹劾。
南宋赵汝愚所编《国朝诸臣奏议》“百官门·内侍”，百官上仁宗的24篇奏疏中，只有3篇系知制诰和审刑院详议官所撰，其余21篇都是台官和谏官奏申的。
如景祐三年(1036)，在谏院供职的右司谏韩琦上疏，提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永和因主管建造睦亲宅有功，特授遥郡团练使，接着，内侍省都知以下也“优加使额”。韩琦认为这些做法“皆涉无名”，“众论益以怀疑”，要求“亟急追寝”。
庆历八年(1048)，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连上数疏，指出仁宗批准入内都知、昭宣使王守忠晋升为景福殿使，又赐节度观察留后的月俸，违反了“祖宗之制”。
他说：“内臣领遥郡，祖宗之制止于观察使，然非积劳，未尝妄授。”
而如今王守忠虽然不授两使留后，但得其俸禄。他建议只授王守忠宣庆节，停发所有两使留后的俸料。
同时，他提出王守忠不能参加紫宸殿的宴会、因为根据“阁门仪制”只有正刺史以上凡遇宴位坐次，方许列在殿上，而带刺史、节度观察留后皆系遥郡，不得与正官同等待遇。
本来，王守忠已被安排参加紫宸殿的宴会，等到何郯呈上奏疏，“自知未允、宴日，辞而不赴”。皇祐五年(1053)，御史中丞孙抃上疏，奏论“内降诏旨”除授王守忠节度使不当。他说，唐制，节度使“所以尊严将领，专制军事，安危成败，一以系焉，岂宜中官得处其任!”太宗朝王继忠“平剑南，有大功”，也不过授宣政使。
“陛下”不应对王守忠“假大官秩，以逾祖宗法典”，免“取天下四夷之笑”。嘉祐七年(1062)，监察御史里行傅尧俞曾六次上疏，揭露内侍朱颍士“千求内降”，入内都知李允恭“公违制敕”奏荐其孙永昌为入内黄门。
英宗时奏弹内侍的七篇奏疏和神宗时十三篇奏疏，更全部是台、谏官所撰。
如治平元年(1064)，知谏院司马光列数内侍任守忠十大罪状。
钦宗时，监察御史余应求上疏指出“自古中人预军政，未有不为患者”。“国家近年边事专委童贯、谭稹，终成大祸，几危社稷”。
他认为委派内侍为承受，“其实监军也”，主帅反而不专军政，“而关决于承受”。
他主张撤销这些随军承受，台、谏系统约束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转，比较有效地限制了内侍势力的膨胀，并将其政治等活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
第四，是爱国军民自发起来惩处内侍，成为削弱内侍势力的最有效方式。
徽宗朝的25年，是有宋一代内侍恃宠而骄、专横跋扈的时期。
内侍童贯和谭稹“互掌兵柄二十余年，赏罚不明，号令失信，西则侵凌夏国，北则契丹败盟，致将帅解体，士卒不用命”。另一内侍梁师成“阴主上文书，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里之，内务关决”。
宰相蔡京为保持自己的权位，与内侍交结并“尊宠之”，“内外政事无大小，未有不关内侍者”。内侍们“或建节施，或领师傅，又有领三馆者，有封侯王者”，宰相“往往其门生”，执政大臣“顺意者荣华，逆旨者枯槁”。
内侍们还在京城横行不法，欺压百姓，积怨甚深。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朝兵临开封城下，宋朝守城兵力不足，命百官与军士上城，相杂守御，而以内侍官分部统率。
金兵“纵矢射城上”，内侍下令守城者不得回击。
有一军士激于义愤，自引炮石击打金兵，一发击杀数人，内侍官反而将这名军士杀死，宋军由是不敢动。
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300人眼见形势危急，相率伏阙上书，力陈李纲等人无罪而罢官，“乞请复之，以慰人望”。一时军民数十万人聚集于宣德门外，群情激愤，“凡见内侍，皆撕擘杀之，死者二百余人”。
随后，百姓又闯入内侍之家，“所遇辄杀，掠其财物”，搜获兵器不计其数。钦宗无奈，下令复用李纲和种师道，并将城上守御和城门监守的内侍全部撤走。这场军民惩处内侍的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南宋初年，高宗小朝廷迁至扬州，其“藩邸”旧人、入内押班康履恃恩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及至转移至浙西，路过吴江，内侍们以射鸭为乐。
到杭州后，又赴江下观潮，营帐堵塞街道。这时，军民骨肉相散失，沿路都贴满了寻人的榜子。因此，“军人皆愤惋不平”。
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和威州刺史刘正彦对康履等内侍尤为“切齿”，说：“汝辈使天子颠沛至此，犹敢尔耶？”至建炎三年(1129)，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首先杀死由宦官推荐而新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武将王渊，张贴榜文说明将“为民除害”，“应大臣罪恶显著，及内侍官等，并待诛裁”。苗傅厉声对高宗说：“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
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结康履，乃迁枢密院。要求杀康履和蓝球、曾择，“以谢三军”。
高宗回答说：“内侍有过，当流配海岛，卿可与军士归营。”并许愿苗、刘晋升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苗、刘手下的将官“扬言”：“我辈如欲迁官，只须控两匹马送给内侍，何必来此!”高宗被迫交出康履，苗傅等立即将康腰斩。
此举，苗、刘率领军士杀死内侍100多人，给予内侍势力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内侍势力一蹶不振，长期受到严格的约束。
宋朝君臣之间在内侍问题上，大部分时间能够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君臣共同对付内侍，严防其专权不法。同时，内侍也失去藩镇与之结援。只有在徽宗朝，由于君臣携手约束监督宦官的机制失调，因此内侍得以左右朝廷，导致北宋亡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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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宋代君臣矛盾没那么大，没有宦官专权的基础
宦官是刑余之人，在历史，东汉、唐代、明代的宦官擅权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宦官本是很低贱的人，为什么能擅权呢？主要是皇帝要把宦官作为对付大臣的武器。所以宦官当权的时代，一般皇帝与大臣一般是比较紧张的。
宋朝开国之初，太祖皇帝立有三条誓言，其中一条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的政治较其他朝代要清明，特别是皇帝与大臣之间信任度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没有发生残害大臣的事情。因此，君臣矛盾并不是很突出，皇帝也没有必要用宦官去对付大臣。
但是，宋朝也有过几个权势比较重的宦官，比如北宋之初的王继恩，以及北宋末期的童贯。
第二，特殊例子之一：宋初宦官王继恩
王继恩是内侍总管，在宋太祖暴死的那一夜，王继恩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当时孝章皇后得悉太祖死讯后，马上命王继恩连夜召赵德芳进宫，以继承皇位。然而，王继恩出了皇宫，却没有去找赵德芳，而是去了晋王府。我们有理由怀疑，王继恩就是晋王赵光义在皇宫的耳目。赵光义与王继恩连夜入宫，抢在赵德芳之前继承皇位。正因为王继恩拥立赵光义立了大功，因而成为宋代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
王继恩还是有点本领的，与后来的童贯一样，他还能打仗。王继恩是太监没错，但他长年不在宫里，而是担任排阵都监，长期在河北领兵，手握兵权。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后，宋太宗召见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给他挂了一个“西川招安使”头衔，率军入川，全权负责军事。后来王继恩还真把起义给镇压了，可见此人还是有点本事。
宋太宗去世前，王继恩又兴风作浪，企图整垮皇太子赵桓。其中的原因，是太子赵桓不喜欢王继恩这个人。王继恩就决心扳倒太子，拥立患有神经病的太宗长子赵元佐。不过，号称“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在第一时间囚禁王继恩，消除了一次可能毁灭大宋根基的政变。
宋真宗即位后，对试图政变的王继恩等人采取了宽大的处理办法，只对为首几个人削官放逐，其他的人不作追究。这种宽大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以王继恩的所作所为，就算处于极刑也不过分，但是宋真宗做法显然是仁慈的。
第三，特殊例子之二：北宋末期的童贯
要说北宋最有名的宦官，当属童贯。
说起这个童贯，为人很精明，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宋徽宗的宠幸。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
因为这个差事，童贯帮了蔡京大忙。当时蔡京被贬官呆在杭州，他得知徽宗喜欢艺术品，就通过童贯把许多艺术珍品送给皇帝，最终得以东山再起。因此，童贯不仅有皇帝为靠山，也有蔡京为靠山。
童贯虽然是宦官，但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能带兵打仗，也能搞外交。他曾以宣抚使的身份，指挥十五万大兵剿灭方腊起义。后来在出使辽国后，又提出“联金灭辽”的战略。这里且不论这个战略是否高明，比起满朝碌碌无为的大臣，童贯还算是有实干精神的。
不过，童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联金灭辽过程中，两度指挥宋军出击都大败。辽国灭亡后，金国乘机攻打宋朝，童贯临阵脱逃。宋钦宗上台后，把童贯列为奸臣名单，下令诛杀童贯。其实童贯这个人还是比较复杂的，对大宋王朝有功有过，我觉得罪不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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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解决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政作为评价制度完美的标准，那么宋朝的官制可以说比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没有人说宋朝的官制很完美，因为评价社会政治制度的标准不仅是这两个。
事实上，宋朝的官制体系很不完美。
一、“祖宗之法”：宋朝的官制体系
“祖宗之法”一词是对宋代国家制度体系的称呼。说到祖宗之法的形成，不得不引用太祖与赵普的著名对问：
（太祖）既得天下，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欲治之，惟削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资治通鉴·宋纪二》）
这段对问是宋太祖构建国家制度的总纲领。之后，太祖以政权的稳定为目标，按照“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原则，根据需要随时设置、调整国家制度和施政原则。太宗继续了这个过程。到他去世时，国家制度的创制基本完成。
祖宗之法是真宗、仁宗时期对太祖、太宗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的追溯和总结。祖宗之法在对中晚唐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政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强干弱枝”、“强君弱臣”是其建设的根本取向。其核心要素有以下几点。
1、枢密院—三衙军事体制
宋太祖的军事改革，简单说来，就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
三衙是禁军改革的直接产物。五代之前，禁军仅是皇帝的扈从卫队。五代后期，禁军发展壮大为主力军，中央以之控制、对抗藩镇。但若控制不力，禁军反倒更容易成为高级将领谋篡的工具，后周太祖和宋太祖都是依靠禁军夺权的。此时禁军之患，过于藩镇，故太祖的改革先是从禁军开始的。
太祖即位后，先是将禁军的高级职位授予了一干亲信将领，作为支持他夺权的回报。到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便分批解除了他们在禁军中的职位。空缺出来两司高级职位不再授人，而以级别较低的三个都指挥使职位授予资历较浅的将领，由他们掌管禁军。禁军的两司由此分为三衙。改组后的禁军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三衙均由皇帝直接掌控。禁军将领资望较低，不能参与军事决策。从此禁军只承担军队的召募、管理、训练事务，再也不能成为左右政局的势力了。
改组禁军的实质是切断资深将领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宋太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尽管“杯酒释兵权”是否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发生，后人颇有疑窦，但宋太祖的确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解除了既是结义兄弟又是开国元勋的诸将领的军权，使得宋朝君臣在宽松的气氛中实现了政治转型。
至于“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职官志二》）局面的形成，则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演进。
枢密院源于唐末，本属内廷机构。五代多沿袭设立，作为皇帝处理军机要务的私密机构，并逐渐向外朝转化。其权力时涨时落，但最后超过了宰相。后汉时，郭威任枢密使，又兼领节度和宰相，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终以此自立。
开国之初，太祖为安抚人心而留用前朝三相执掌中书。赵普为太祖倚重而不入中书，仅以枢密副使掌枢密院，协助太祖处理军国大事。故此时枢密院仍是政治中心，中书仅为行政中心。此时军政事务繁剧，其职责自然不会仅限于军事。后来赵普转任宰相，中书地位上升，枢密院权力相应减少，但仍参与机要，不限于军事。几经人事更迭，到真宗朝后期，枢密院才专管军事。
祖宗之法确立的军事运转模式，是把军事决策、军队的日常管理和将领统兵作战三事分开。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三衙主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事务。作出战争决策后，皇帝选用主帅统兵。主帅须得枢密院的发兵命令，到三衙调领军队；作战归来，主帅再将士兵交还三衙。
这种模式体现了宋太祖对军人的提防与控制。从稳定政权的角度来说，宋太祖对军事管理体制的改革颇为成功。终北宋之世，军队再没有成为王朝颠覆的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对于军队的作用还有个比较特别的看法。他曾对赵普说：
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他把养兵作为稳定天下的一个救济机制，遇有荒灾之年，就大量召募士兵，把破产的游民招到军队来。这的确有利于稳定，但同时也开启了冗兵之端绪。
2、中央集权，强干弱枝
宋太祖认识到，造成五代十国兴乱废替局面的根本原因乃是藩镇制度。若不及时解决，终究是个隐患。一旦为人所乘，则无论扩张多少地盘都没有意义。因此稳定政权后，他不像周世宗那样急于扩张，而是立即进行内部改革，加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政权。
唐代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藩镇割据。唐末元和十五年，方镇达到50个，“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新唐书·兵志第四十》）。经黄巢起义冲击后，唐朝廷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朱温起家藩镇，灭唐自立。由于藩镇的普遍存在，他也无力统一天下。所谓五代十国，不过是诸多大藩镇互相兼并、势力消长的过程。势力最大、先后割据中原者即五代；割据四方，立国称帝的是十国。大的方镇演化成国家之后，由于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一般在其国内仍然存在着方镇割据的问题，而节度使们也同样面临着悍将骄卒的威胁。故在方镇体系下，纲常沦丧，军阀横行，弱肉强食，人人自危，颇类丛林时代。后晋安重荣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资治通鉴·后晋纪三》）体现了当时人们普遍观念。
太祖即位之初，异姓王以及勋贵担任节度使的有几十处。但此时宋太祖握有强大的禁军，而藩镇势力已远不如唐末、五代之时，故宋太祖能够从容削藩。其主要措施包括：
收天下之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下令，命“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各州的精锐士卒都被选拔、集中到禁军中，留下的弱卒组成厢军，作为“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 《宋史·兵志一》）。厢军不从事训练，没有战斗力，往往连小股流寇都对付不了，地方长官根本不可能以之同中央对抗。
收财权。乾德三年（965年），太祖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次年又重加申命，并设置转运使和通判负责此事。中央财政收入一时颇丰，遂有宋太祖“封桩库”之设。
收各项人事任免权。州、府之下的知县、司法人员、治安管理人员等官员的任免，一直由节度使控制，宋初也先后由中央收回。节度使所领的支郡被剥夺，节度使遂成为和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同一级别的行政官员。
以文官出任地方。从乾德元年（963年）始，太祖利用节度使去世、升迁等机会，逐步以文臣取代武将出任知州。经过多年强干弱枝的改革后，969年他免去最后一批武将出任的节度使职务，代之以文官。绵延两、三百年的方镇之害就此根绝，没有了军队和财政的地方州郡，失去独立性，只能完全依赖中央。
3 官僚队伍的分权制衡
对由文人组成的官僚队伍，宋太祖也处处设置分权制衡机制，以杜绝官员专权之萌芽。其主要措施包括：
相权的分割。在宋以前，作为君主的最高辅政机关，宰相往往也是君主的制约，有时候还会成为君主的威胁，故君权和相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皇权总是倾向于设法削弱相权。但就其本质而言，相权是君主的必要补充。宰相之之实，即最高辅政机关，是君主无法彻底摆脱的。如明清虽不设宰相，但也不得不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行使相权。
宋朝的相权（就其广义而言），按照事务的性质被分割为互不统属的几个部门，即“两府三司”。两府即中书和枢密院。枢密院专掌军事，中书掌民政，是狭义上的宰相机构，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的名称。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其级别略低于宰相、枢密，但不受其管辖，而直属皇帝（直到王安石变法时才有所改变）。这样，相权被分割为军事、行政、财政三部门。三部门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其首脑自然无从擅权。
官员差遣制。差遣之制萌于隋唐，但未形成制度。唐末、五代以来，有些职务因事而设，事后即撤，称使职差遣。宋承五代之制，加以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官员任命制度，即官、职、差遣体系。据《宋史》载：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史·职官志一》）
这套官员任命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职官志一》)
但这也正是其目的，即切断官员与职务的人身关系。所有的官员都仅是皇帝手中的棋子，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摆布，自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威。
台谏制度。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历代王朝皆有谏院之设，主要是针对皇帝进谏。而宋代的台、谏均以宰执、百官为批评对象，且独立于两府三司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谏官有风闻奏事之权，因言事得罪皇帝、权臣，也很少受到实质性处罚，故谏官影响甚大，宰执大臣往往受谏官弹奏而落职。台谏无疑是对宰执、大臣们的另一有力制约。
4、重用文人，提倡文治
以上所述诸项政治制度，多为太祖所创制，仅在太宗手里得以最后完成而已。祖宗之法中真正属于太宗创制者，乃在于文化方面。宋太祖虽提出了重用文臣、不杀士大夫的原则，但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武力统一，无暇在文化方面有所作为。太宗自知不能在政治上超过乃兄，遂专意大兴文教。他认为：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
故其武功虽不及太祖，但在文治方面颇有作为。宋朝文化繁荣，实与太宗的提倡、奖掖分不开（此方面的内容，留待下节详述）。
此外，宋代对于外戚、宦官的严格管理，亦是其家法的一部分，为人所称颂。外戚、宦官本是皇帝之附庸，若皇帝主动戒绝，自不易生事。宋朝君主以文人集团作为其统治的基础，自觉抑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势，故外戚、宦官对宋代政治的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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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宋明四朝，只有宋朝没有宦官专权，究其原因便是宋朝文官体制的建立。
1、大宋官家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它的都要靠边站。所以宋朝不仅没有宦官专权，也没有宗室、外戚、武将的擅权。
宗室，属于皇帝的家人；外戚，属于皇帝的亲戚；宦官，属于皇帝的家奴。对于这些势力，宋朝有一系列制度来制约和防范。
宋朝对于文官阶层的重视与尊崇，使皇子们并不直接封王，而是先授防御使的头衔，之后经国公、郡王等逐渐升至亲王，且亲王一般是不能世袭的，其后代一样要按照这样的步骤升迁。同时在上朝之时，亲王的班次是在宰相之下的。所以，皇子宗室尚且位居宰相之下，遑论宦官。
也就是说，是文官体制和宰相的权力制约了宦官，宋朝不是没有想擅权的太监，比如赵光义时期的王继恩、宋徽宗时期的童贯等，但他们想要有权，一样要讨好宰相。按照《宋史》的说法就是：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2、宋朝本身的宦官数量就很少
史载，赵匡胤之时的太监不过50人，之后有所增加，赵光义的时候有180人左右。而至南宋孝宗之时有朝臣认为宦官太多，当时也不过250多人而已。
这个数量，与汉朝、唐朝、明朝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本形不成独立的政治势力。
3、宋朝以内侍省掌控宦官，且对宦官的升迁限制很多
宦官的官阶体系与文官集团是不同的，除了用来与朝臣相区别外，还要压低他们的品级。赵匡胤曾对太监这样规定：
不可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如果太监要担任外职，便要转出宦官系统，归吏部管辖，而吏部直属于宰相；太监如果要转入武职，那么便归枢密院管辖，枢密院的长官便是枢密使。
宰相也好，枢密使也罢，都是文人，都属于文官集团，太监根本没有凌驾于文官集团之上的可能。
宋朝最显赫的太监便是童贯了，可是以宋朝统兵权、调兵权的分离和以文抑武，不要说太监童贯，就是名将狄青也没有任何手握重兵、威胁皇权的可能。
不过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宋朝对唐朝的矫枉过正，是对唐朝节度使和太监权力太大的一种本能的制约。而正是这一点，使宋朝形成了真正的“文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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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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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王朝，确实统一了华夏，但也只是统一了核心占领区。曾经华夏文明能够辐射到的外延地区，宋朝根本没有处接到，而且还被这些外延区建立的政权长期军事打压。但也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在整个三百多年的历史上，没有宦官当权，宦官掌权，甚至遍观整个宋朝历史，我们都找不出来一个像样的宦官。
这不是说宋朝没有宦官，也不是说宋朝没有大家能叫得出名字来的宦官，但是我们认识的这些宋朝宦官都没有实际权力，最多就是耀武扬威一下，作为皇帝的监察官，他偶尔进个谗言。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决定任何事。一切事物都取决于皇帝决策。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办事人员，而并不像唐朝，明朝这些大封建统一王朝时期那些宦官那样权倾朝野，建立机构，残害忠良，废立皇帝。
那么宋朝的宦官制度究竟有什么特点和区别，而导致宋朝成为封建帝制时代的一朵奇葩？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在，封建专制帝制时代，宦官制度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皇权的，当皇权稳固的时候，宦官制度就是一个附属品，当皇权旁落的时候，宦官就会掌握皇帝的权力去充实自己的力量，进而在朝廷中拥有自己的政治优势，甚至可以压倒当朝文武。
宋朝虽然是一个在我们看来积贫积弱的王朝，但是皇帝统治制度应该是封建历史上最为完善的制度。 首先，皇帝权利不受任何一个力量的挑战，不论是武将也好，文臣也好，地方官员也好，还是农民起义。他们都与宦官一样，作为政治构成的有机单元，却从来没有能够挑战皇帝的权威。这一点可以说是宋朝带给我们的封建历史上最优质的王朝统治制度。仅此一家，绝无仅有。甚至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任何一种乱政时间都没有在宋朝的这三百多年的历史里发生重现。
可以说，这种国家制度使得权利和各个政权组成的有机构成相互制衡。而皇帝则处于一种居中调度的状态，保证了整个政权结构的稳定。当然这是结构的稳定，而不是说真的一帆风顺，什么问题都没有。
另一个方面，宋朝的政治制度也有它的特色，那就是朝廷官员的权力是很大的，处于皇帝与文武大臣共治天下的局面。叫做共治天下呢？那就是皇帝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更像是皇帝的同事，而不是下属，更不是奴才。官员们不会因言获罪也不会因为顶撞皇帝而受到处罚，而且宋朝皇帝将之前的宰相大权一分为三。
宰相不仅仅是文臣之首，他更是具体办事部门的长官，而且有多个宰相共同监督决策，然后交给皇帝批条子。同时，在宋朝的官僚体系当中，对于宰相们的决定，其余他官员也可以提出异议和反对意见。总地来说，达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现实。在一个封建皇权制度国家中能够达到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其实在行政上是比较有效率的。而这也是封建政治文明的巅峰。
当然，宋朝的政治文明并不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比如说官僚众多，但是官僚众多，因为宋朝是海洋贸易和农业农耕共同作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并不缺钱。所以这一问题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可是在唐朝。
但是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朝的政治文明却是较为先进，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宋朝周边的这些民族和政权，靠拳头就能解决很多事。宋生不逢时，他如果要是能够生活在当代。也差不多会像中东的那些君主制国家一样，要钱不缺钱，叫皇帝也能有个皇帝。而且熟知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的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宋朝的很多制度，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当下的国家制度都有借鉴。甚至又有一些人说宋朝的皇帝是不是穿越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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