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可以再次中兴，但晋朝和宋朝也是两朝，为何却没有办法再次雄起呢？
汉朝可以再次中兴，但晋朝和宋朝也是两朝，为何却没有办法再次雄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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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中兴本就是刘秀集团编织的谎言！两汉与两晋、两宋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用“粗糙”的说法下一个结论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可以做到在灭亡以后再次崛起，晋、宋如此，汉也是如此。
为什么说“汉室中兴”就是个谎言呢？理由很简单，所谓“中兴”是指一个王朝走到低谷之后二次崛起，其中暗含一个条件——该王朝是一个连续的、有继承性的政权。东汉与西汉连续吗？有继承性吗？显然没有。而东晋和南宋，确实是对西晋和北宋的继承，是一个连续的王朝。
西汉从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驾崩后，王莽立宗室子弟刘婴为太子，自任摄皇帝。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王莽受禅登基，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建立自己的政权，国号也叫“汉”，皇帝叫刘玄，史称“玄汉政权”，或“更始政权”。当年他们攻破长安，杀掉王莽，新朝灭亡。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鄗县称帝，他所建立的政权也叫“汉”，史称“东汉”。同一年刘玄被赤眉军杀害，玄汉政权灭亡。当时赤眉军也建立了一个“汉”政权，皇帝叫刘盆子，后来被刘秀所灭。
看清楚没？刘秀的东汉与西汉中间隔了一个新朝和刘玄的汉朝，根本不连续，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继承性。也就是说东汉和西汉其实是两个毫无关联性的独立政权，不存在继承关系，更不是一个政权。既然如此，请问“中兴”何来？
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但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子承父业的中兴之主，我戏称刘秀是，“主动放弃王健林这个创业者的光荣身份，而选择了王思聪这种富二代的身份”。
为此刘秀咬牙吞下了苦果，他把自己过继给了西汉汉元帝为子，他的亲爹刘钦则从法理上与刘秀断绝了父子关系，没有获得追封为帝的殊荣。其实汉元帝比刘秀大69岁，刘秀出生时汉元帝都已经去世27年了。
刘秀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后世认为他的“汉”就是西汉的“汉”，而不是新政权，因此他只能做继承者，而不是开国皇帝。
刘秀为什么不能做开国皇帝？因为古人认为，王朝更迭要有天命，假如刘秀说自己是创业者，对不起，请你拿出老天给你出具的合法证明，否则你的政权就不合天命，就会被老天厌弃。
这东西今天看起来很搞笑，但在古代是个很严肃的法理问题。刘秀没法证明，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告诉世人：俺也没说我这是新政权呐，俺从祖宗手上继承的，是富二代，至于西汉的合法性还用我来证明吗？
因此，“汉室中兴”就是个谎言，我们只能说刘秀建立的王朝，把中国的历史再次拉向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不能因为刘秀是刘邦的后人，就认为两汉一体，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汉朝再次崛起。
再谈第二个话题：王朝的中兴全都是昙花一现，从来没有真正的二次雄起，晋朝、宋朝如此，汉朝也是如此。
我们熟知的百年王朝，其发展轨迹有个共性：开国头三代皇帝锐意进取，国力大增，进入大治时代。到中期后，皇帝昏庸无能，高层权贵腐败堕落，社会矛盾加剧。这时候大多会出现一两位所谓的中兴之主，他们大刀阔斧割除弊政，王朝出现新气象。但中兴之主一驾崩，王朝立刻进入不可遏制的下行道，以加速度的方式灭亡。
每一位中兴之主就像夜空的礼花，把自己的绚丽留在了史册，却在身后留下一地鸡毛。问题来了，中兴之主为何不能再造乾坤，让发展的势头持续下去，却成了王朝衰败的分水岭了呢？我们以晋朝和宋朝为例说明。
首先，东晋和南宋的命不好，他们面临不光有“内忧”，还有“外患”
东晋的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15岁时继承了琅琊王爵位。“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奉命出镇扬州，一大批北方豪族势力跟着他南迁，史称“永嘉南渡”。
建兴四年，匈奴人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第二年，司马睿在南迁的豪族势力拥戴下，在建邺称“晋王”，晋愍帝被杀后，他又登基称帝，延续了司马家族的基业。
南宋第一任皇帝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的弟弟。靖康之变爆发后，北宋皇族被“团灭”，京城的皇族子弟全都被打包发配黑龙江。
赵构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那时候他受命天下兵马大元帅，出京招募勤王之师，碰巧不在开封。金国人撤退后，留下张邦昌为“大楚”伪皇帝，替他们镇守中原。可是张邦昌不愿意当汉奸，金国人一走他就主动让出皇位。于是赵构捡了个漏，在应天府（商丘）登基称帝，续上了赵宋天下。
东晋和南宋虽然延续了“天命”，但他们面临的环境非常恶劣，可谓内忧外患交加。
东晋南迁后首先面对着政治基础薄弱的问题。司马睿出身皇室庶支，在法理上遭到宗室的质疑。作为晋朝统治基础的山东士族集团，虽然大量南迁，但相对于江南士族集团，他们毕竟是外来客，如何融合两大士族集团是个大问题。另外，衣冠南渡之后，以王敦为首的军功势力与皇权矛盾激化。
这三大内忧，整个东晋都未能解决，它最终也亡于这些矛盾的爆发。
此外，东晋还面临着北朝的威胁。从军事实力上讲，东晋与北魏无法相提并论，倘若不是北魏自己出了问题，东晋恐怕早就被灭了。
南宋建立后也同样如此。搞垮北宋的政治毒瘤党争问题始终不能平息；崇文抑武的国策不能适应现实需求，导致南宋常常自断手臂；南方的富庶又滋生了朝廷偏安一隅的堕落心态。
倘若不是金国的铁蹄，南宋皇帝们活得相当滋润，根本无视悬在头顶的刀剑。所谓中兴，收复失土是起码的条件，军事实力的差距，让南宋大多时候连过江的心思都没有。同样，如果不是因为金国人自己出了问题，南宋不可能支持那么久。
刘秀当时面临的环境则要简单得多，起码他没有外患，那时候的匈奴元气没有恢复，鲜卑还处于初阶阶段，西羌只会小打小闹。那时候的南方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其政治影响力有限，因此刘秀的主战场主要在中原和河北。
当然，我不是说刘秀的难度小，但不得不承认，他所面临的环境相对于东晋和南宋要好得多，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
其次，东晋和南宋第一任皇帝上位，靠的是“颜值”，而不是“能力”
中兴之主是王朝中兴的灵魂，卓越的才华和出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开国之君往往成为后人楷模的原因。很不幸，司马睿和赵构都是“富二代”，与从白丁出身，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刘秀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司马睿虽然是东晋开国之君，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主，他在位只有六年就被郁闷死了。六年间司马睿只做了一件事——对抗王敦，可惜他既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又不能有效利用王敦的反对势力，结果成了王敦的俘虏。
后世对司马睿的评价，除了承认他“仁厚”外，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其中尤以魏收的评价最犀利：“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
就连对司马睿最忠心的王导，都说他“名论犹轻”。
赵构要比司马睿强很多，在靖康之难中，他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一度让人我们恍惚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对秦桧、张浚、刘世让能人的摆弄，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他政治家的高超手腕；他对岳飞的狠毒，也显示了他最为皇帝的厚黑。
但是，这些显然远远不够，他不具备拨乱反正的英武之气，也没有胸怀天下的大气磅礴，更缺少克复中原的民族担当，在他狭隘的心里，个人利益始终在第一位。
作为温室里长出来的花朵，司马睿和赵构天生就是“颜值担当”，经历风霜的能力不及常人，根本不具备中兴之主的能力。
对比一下刘秀，人家童年就跟着父亲、叔叔四处漂流，成年后读过太学，又跟哥哥一起混迹江湖，自己养了很多江湖侠客。其知识面、社会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水平，远不是司马睿和赵构所能比的。
最后，作为继承者，他们的操作空间上限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所谓中兴为何不长久？仔细研究您就会发现，他们的中兴之路无外乎两个字——改革，通俗一点讲就是修修补补，砍掉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既得利益人，让底层百姓的创造力得以发挥。
但这种改革往往是避重就轻，没办法彻底铲除弊病之根，往往中兴之主刚刚驾崩，旧势力立刻抬头，所有的改革成果瞬间被推翻。
中兴之主们为何不“革命”，而是充当补锅匠呢？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政治势力的拥护，而这些势力在拥护皇权的同时，同行一定会转化为阻碍社会发展、掣肘皇权的反派力量。这种两面性让中兴之主们很为难，“革命”就意味着推翻重建，也就等于把自己的拥趸推向对立面，那岂不是自掘坟墓？
这就是所有“颜值担当”们的烦恼，他们身处利益的漩涡，各派政治势力与他们利益犬牙交错，一刀下去伤别人也会伤自己，这刀很难下！
可是开国之君没这个烦恼，前朝的所有势力与新生力量本来就是利益对立面，双方见面就一句话——干就完了！
因此，刘秀可以革命，司马睿和赵构只能改革。比如司马睿，原想“革”王敦，结果被人家“革”了。这是必然的结果，王敦不是个人，而是王氏集团，你“革”得了吗？不怕伤了自己的蛋吗？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最彻底社会进步绝不是“中兴”，而是以血为代价的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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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可以再次中兴，那是因为汉朝从汉武帝开始，就已经没有严重的外患，也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族入侵。
西汉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基本解决了匈奴问题。匈奴经过汉武帝几十年的进攻和打压，已经不能对汉族产生严重的威胁。
也就是说匈奴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再次威胁汉朝的军事力量。
因此，尽管西汉末年政治比较腐败，朝政一塌糊涂。而且产生了王莽这样一个“新”的政权。但是，西汉末年的大动乱，没有少数民族参与其中。所以，刘秀建立的东汉很容易形成全国的再次统一。
东汉的疆域没有缩小，东汉的版图甚至还超越了西汉的国界线。可以说，东汉不仅仅是一种中兴。它事实上是比西汉更加辉煌的一个朝代，匈奴就是被东汉彻底征服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晋朝和宋朝，为什么没有再次雄起的机会？
首先来看一下晋朝，晋朝末年，因为八王之乱严重的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而当时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非常多，特别是在山西、河北一带，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有几百万人。
甚至在很多地方，少数民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汉族的人口，而且西晋的内乱，基本上没有波及少数民族地区，这样事实上少数民族就是坐山观虎斗，没有什么损失。
西晋统治阶级的力量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历史上就出现了“五胡乱华”的这样一种蛮族力量压倒汉族力量的悲剧，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东晋就很难战胜匈奴、羯、氐、鲜卑等蛮族势力。
因为东晋是逃跑的汉族士族与司马氏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偏安的小朝廷。
他们本来就胆小怕事。因为打不过北方的蛮族力量，然后才有所谓的“衣冠南渡”，北方蛮族确实有很强的力量。这个是东晋政权无力驱逐的。
再来说一下宋朝的情况，宋朝的情况也跟晋朝的情况差不多，北宋灭亡之后，南宋面临的也是强大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北方的金朝和蒙古帝国，他们都是非常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而且南宋基本上没有统一全国，军事力量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
所以，汉朝有机会中兴，晋朝和宋朝，则由于外患的严重性，最终没有再度崛起。
我是
@龚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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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东晋和南宋史官的评价标准，司马睿建立东晋，赵构建立南宋，都被认为是中兴之举。
比如在《晋书》司马睿的本传中，就多次提到了“中兴”一词。
主者其祥议诸应立后者以闻。”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晋书·元帝纪》
也正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司马睿有中兴晋室之功，所以他死后，还获得了“中宗”庙号。
崧议以为：“礼，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纵圣哲，光启中兴，德泽侔于太戊，功惠迈于汉宣，臣敢依前典，上号曰中宗。——《晋书·苟崧传》
同样，在南宋方面看来，建炎南渡也被认为是中兴之举。
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宋史·高宗本纪》
也正是因为大家认为赵构有功。所以宋光宗在位时，赵构才会被加谥「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光宗绍熙二年，加谥（赵构）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宋史·高宗本纪》
第二，刘秀建立东汉政权，虽然也被后世史官冠以“光武中兴”之称。
但严格来讲，刘秀的功业并不能用中兴汉室来形容，而应该叫“重建汉室”。
因为西晋和北宋都是受外力而亡。如果没有胡人南迁，金军南下，西晋和北宋大概率不会立马就猝死。
而西汉的情况则不同。西汉的实际情况是一只脚已踏入鬼门关，政权随时都会崩塌。
众所周知。古代封建王朝因为制度问题，有一个循环周期。即一开始比较清明的制度在发展中会逐渐衰退，变得积重难返。然后又随着经济基础的破坏（一般就是土地兼并），社会阶级矛盾严重。王朝在这种巨大的阶级矛盾冲击下，轰然倒塌。
西汉中前期，确实强大。但到了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被官绅地主阶级欺负的欲哭无泪。而成、元、哀，三代汉帝，又都是碌碌无为之辈。既无法压制地主豪强，又无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在缓和阶级矛盾问题上，束手无策。
所以公元元年前后的中原大地，其实已经走入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循环期。
按照规律。刘氏皇族会因为阶级矛盾，要么被农民起义军扫入历史垃圾堆。要么被窃取起义果实的官绅地主阶级扫入历史垃圾堆。
总之，西汉王朝到了该灭亡的时刻。
只不过很有趣的是，由于王莽篡汉，把刘氏踢到了角落。而王莽上台后，又因为他的各种不合理的骚操作，把土豪和小民挨个都得罪了一遍。
于是就导致出现了神奇一幕——本该刺进刘氏的匕首，让王莽挡刀了。
大家都恨死王莽了，反而渐渐忘记了曾经对汉室的怨恨。
新莽政权灭亡后，各地草头王纷纷涌现，天下大乱，老百姓活的更欲哭无泪。这时候大家反而又思念起了刘氏，造成“人心思汉”的社会共识。觉得汉室也没有那么糟糕。
再加上，刘秀英明神武，一手荡平了所有割据政权。而他又正好是宗室，他新建政权的国号也是汉，他并不想新建王朝，与西汉脱钩。（出于统治需要，刘秀不可能与西汉脱钩）
于是，汉朝就算是“中兴”了。
可实际上，东汉的建立，并不叫中兴，而应该称为汉朝的2.0版本。
可以这么说。王莽篡汉之举，使得他替汉室趟了所有的雷，背了所有的骂名，还替刘秀重塑了汉室法理，神话了刘氏统治天下的道统，捎带手还洗牌了经济基础。（天下被打乱了，老百姓又有土地可耕了）
说王莽是古今中外天字第一号的背锅侠，也不为过。
至于东汉政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重建的一个新兴王朝。刘秀是沾了一点祖宗的光，但他沾光并不多。天下是他凭本事打下来的。
顺带一说。其实东汉末年的情况与西汉末年如出一辙。老百姓先是对汉室不满，引发黄巾起义。
但黄巾军比官军还狠。而董卓死后，遍布在各地的军阀又比黄巾军更狠。
如果，我是说如果。当时没有曹操，继续让李傕、郭汜、吕布等人为祸一方。而最终统一天下的人，又是刘氏宗亲。
那么可以断言。哪怕这人与皇室几乎没有血脉联系可言。比如刘备。当时的老百姓必然又会是人心思汉。觉得汉朝还不错。
3.0版本汉朝的建立，指日可待。
第三，刘秀能重建汉朝，而司马睿和赵构做不到，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刘秀的个人能力确实要远强于司马睿和赵构。所谓“位面之子”，可不是白叫的。
二是所处形势不一样。中国古代，经济中心长期在北方。谁掌握了北方，谁就拥有统一全国的主动权。刘秀称帝时，中原经济最富庶的河北已经被他控制。再加之匈奴在当时已经被崩盘，对中原不构成实际性威胁，刘秀无后顾之忧。故而，刘秀的统一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同具。
只要他不犯错，踏平江东，踏平荆州，踏平巴蜀、踏平关陇，一同全国，没什么难度。
司马睿和赵构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在江南复国，想收复失地，挥师北伐，难度本就不小。
再加上他们又缺乏统兵作战的能力，让手下大将带着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北伐中原，他们心里不踏实。
比如，司马睿就一直怀疑主张北伐的祖逖会造反。赵构也一直对岳飞、韩世忠抱有质疑。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对张俊都不信任。
久而久之，当统治者缺乏收复中原意愿，从北方来的移民又逐渐老去后（南方人本来就缺乏收复中原意愿）。可不就只能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了。
三是社会发展进程不一样。
刘秀称帝前，社会已经被搅得稀巴烂了，西汉的制度也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东汉王朝是在重新构建上层建筑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
司马睿建立东晋时，情况则不一样。当时中原北方被打得稀巴烂，但南方没事。于是这就导致东晋并不是在西晋覆灭后，完成的从零到有的建立。而是通过捡西晋的零碎，拼凑的一个偏安政权。
新兴王朝该有的优点，东晋不具备。西晋的弊端，比如士族强大，中央势微等方面，却全部保存了下来。
南宋也是如此。南宋相对于北宋，没有任何革新。北宋的种种弊端，比如土地兼并、冗兵冗官、重文轻武等，都继承了下来。这种制度，根本就不支持皇帝北伐。（这也是赵构尽力保持现状，试图偏安一隅的原因之一）
如果司马睿、赵构想有所作为。他们只能是打碎坛坛罐罐，抛开祖制，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土地制度，然后势力扩大之后，再制定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政治制度。一统全国。
如若不然，没戏。
可如此一来，又会导致政权不稳。没有哪个既得利益者会有如此魄力，自己断自己的“奶”。所以东晋和南宋自然也就无法“中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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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西汉与东汉)能再次中兴，两晋(西晋与东晋)两宋(北京与南宋)却没有雄起反倒败落灭亡，其原因有众多，下面就此做一个简单分析说明。
由于时代不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大不同，经济与文化以及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结局。两汉时期，匈奴、羌等等民族基本上处于奴隶社会与原始社会期间，草原文化处于相当落后期，还有原始社会的残余，统一与打击少数民族相对容易。因此在西汉末期与东汉时，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在汉的强大军事压力与打击下都来归顺臣服。
而在晋朝与宋朝的时代，由于草原文化开始逐渐封建化，其统冶者在向中原文明学习过程中逐步成熟。特别是而宋时代，草原民族的封建化达到高峰期，农耕文明的代表汉文化开始力不从心，不能完全统治游牧民族。例如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悲剧发生，两宋时期辽、金、西夏、蒙古对汉政权的战争都是具体的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让人明白了两汉能中兴发展，而两晋与两宋却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失败以致于灭亡的原因所在。让后人明白时代是发展与进步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经验。人文环境变化与不同会造成社会走不同的道路，坚持与时俱进是正确的，否则会被时代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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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中兴，有一个推倒江山、重造山河的过程，但晋朝和宋朝却没有这个过程。
简单说，汉朝是一个病人，病得太重太烈太突然于是死了，之后就走了一趟奈何桥、重投一遍胎，也就是西汉变东汉；而晋朝和宋朝也是这样的一个病人，在内外交困中衰竭致死，但没有机会重新投胎。
古之王朝，就三件大事：一为朝政；一为治民；一为边地。但是，这三个问题可以转化成一个问题，那就是财政问题。只要王朝的财政不出问题，那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但凡财政出了问题，那一切都问题都是致命问题。
围绕财政，历代中国王朝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王朝初立，经济被打到了至暗时刻，然后经济发展；王朝中前期，经年积累就到了盛世阶段；王朝中后期，财政开始出问题；王朝后期，就是财政问题引发生死问题，或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王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王朝没有力量解决朝政、治民和边地这三个问题。于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就能致王朝于死地。
汉初七十年，也就是西汉，就是一个王朝走出至暗、迎接曙光的阶段。到了武帝朝，大汉进入盛世，于是打遍了整个地里视界。武帝后，就进入到了王朝的中后期，这时候的主要矛盾就是财政问题。
国家的支出越来越大，但国家收入却越来越小。就历代财政水准来说，汉朝不仅具有开创贡献而且水准非常高。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是在解决财政问题，桑弘羊与文学贤良的论辩为后世王朝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但是，这就是一个死结。汉朝死活解决不了王朝中后期的财政问题。其实，历代传统王朝也没能解决。原因就是武帝后的豪强阶层已经可以对抗中央了。所以说“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汉以强亡，一个表现是没有外族入侵，别说西汉就是东汉也算上，周边胡人只能在长城边上吃沙子；另一个表现就是经济并不衰败，虽然都有流民，西汉绿林赤眉、东汉黄巾起义，但国家GDP并不低。
但是，西汉为什么亡了？西汉是豪强富得流油，而国家穷得叮当作响。于是，王莽篡位，这是一个激烈变动。但比这个剧烈变动更剧烈的则是王莽改革。中断了西汉的新朝，因为改革失败，所以彻底天下大乱了。然后，汉朝实现了第二次建国和兴盛。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这是什么王朝二次崛起，也完全可以把西汉、新朝和东汉看成三个朝代。
实际上西汉已经是经济衰败了，然后就等着衰败至死了。结果呢？在没有死透的时候，王莽篡位了，提前结束了大汉的政治生命。于是，新朝代替西汉完成了经济死而财政死、财政而国家死。但正是因为大汉的政治生命中断的太突然，所以也就有了光武帝中兴的可能，于是大汉可以二次崛起。
那么东汉呢？东汉首先是因为战争所以经济被打到了至暗时刻。然后，从至暗时刻往上爬，怎么爬都是国力上升。但是，西汉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所以西汉怎么垮台，东汉就怎么垮台。
晋朝呢？晋朝算是曹魏的延续，曹魏已经走过了从至暗到曙光的过程，所以晋朝一建国就是高光盛世，于是统一了天下。但物极必反，到了盛世就立刻走下坡路。
一个大臣骂晋武帝司马炎连东汉的桓灵二帝都不如，原因是桓灵两个昏君卖官赚钱了，还知道把钱放进国库里；而晋武帝司马炎卖官赚钱了，却直接装进自己腰包。这说明什么问题？
一是说明国家真没钱；二是说明大臣真彪悍。但大臣之所以彪悍，是因为皇权已经弱爆了，而豪强已经强得无极限。于是，大臣就是当面骂皇帝，皇帝也真没辙。
五胡乱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西晋但凡国家有力量，也不可能收拾不服作乱的五胡。国家为什么没力量了？西晋连自己家的司马王都管不住，还能管得了什么五胡。而力量不足的原因，就是没钱，没钱就没兵，没兵就必须死。
到了东晋，还是汉朝和晋朝的老问题，豪强富得流油、国家穷得叮当作响，于是就只能死了，也就是改朝换代。
宋朝呢？从五代乱世打出来的朝代，肯定也是经济破产了。在仁宗朝基本上实现了高光时刻，朝政、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治民、百姓的日子也非常好过了；关键是澶渊之盟后，边地就没啥问题了。直到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算是接触到王朝的中后期的问题，也就是财政问题开始严重，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
宋朝没有豪强兼并，宋朝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宋朝的GDP雄冠整个中国历史，怎么就财政困难了？
宋朝财政收入确实高得可怕，两宋正常年份的收入能够达到1.5亿缗，换算成白银基本等价1.5亿两。而明朝呢？明朝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000万两。这就是差距。但是，在传统社会，宋朝的这个财政收入就已经达到了极限。为什么？因为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业是建立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的。而现代社会的商业却是建立在工业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不能类比现代社会。另外，就是宋朝毕竟是传统王朝，它的财政手段也不可能类比现代社会，差着好几个数量级。所以，收入到这个时候就不增加了，其实在仁宗庆历新政的时候就已经遭遇到了收入瓶颈。
但是，宋朝的财政支出还在不断增加，具体就是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和冗费。宋朝财政收入雄冠历代王朝，但宋朝的财政支出也雄冠历代王朝。国家要养官，因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国家要养民，因为儒家意识形态强力要求。同时，国家还要养兵，仁宗朝的常备军能达到100万，都要靠国家养着。一个原因是应付边地问题，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解决就业问题，防止流民作乱。
庞大支出在不断增长、正常收入却停止增长，所以这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在北宋这个问题已经暴露了，要不范仲淹和王安石也不会搞改革、搞变法。虽然同为改革，但方向却不一样。范仲淹是搞节流，就是国家少花钱，但肯定会触犯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王安石是搞开源，就是国家多收钱，但改革因为各种问题而人亡政息了。但是，在宋徽宗时期，北宋还应该划在盛世阶段，原因就是它的财政能力实在太彪悍。
但是，盛世并不能掩盖问题，盛世有时候就是一个虚弱的表象。北宋的支出在增加、北宋的收入在停滞，所以国家没钱应对意外事件。而这时候，意外事件却来了，也就是女真入侵。盛世的北宋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财政税赋来应对这个战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北宋太怂，但跟着钱走能够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
然后北宋变南宋，南宋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前期是跟女真人打、后期是跟蒙古人打。南宋的财政收入依旧强悍，但也仅是勉力支持，因为战争太费钱。公元1253年到1259年蒙哥攻宋，忽必烈实施了从甘肃到云南的大迂回，直接就把南宋打成了经济破产。所以，虽然蒙哥未能灭宋，但宋亡已经是早晚的事情了。原因就是跟着钱走、从财政上看，南宋已经无力抗衡忽必烈的蒙元了。
最后总结：
西汉在经济上已经被打死了，但东汉却延续了西汉的政治生命，所以开启了二次崛起。但是，也可以孤立着看东汉，它就是在西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但西汉的财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西汉怎么死、东汉就怎么死。
两汉亡于国内起义，制不住起义是因为国家没力量；晋朝宋朝是亡于外族入侵，制不住入侵也是因为国家没力量。国家的力量来源于哪里呢？就是财政的问题，也就是钱的问题，钱从哪里来、钱往哪里花。但是，这两个朝代的政治生命和财政生命捆绑到了一起，所以没机会二次投胎了，死了就是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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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厉精图治:人事制度改革，退功臣，进文吏。加强监察，集权中央。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度田令，发展经济。全国人口回升到五、六千万。而晋朝经西晋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花”，就长达250年的分裂割据，南北战争，进入宋齐粱陈更替的南（北）朝。所以东晋如何雄起？南宋由于北宋皇帝的昏溃，只知享乐，落个偏安于临安（杭州），又由于物质丰富，糜烂奢侈，不思进取，朝野都是败家子，受不了苦。又显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亡国还唱“后庭花”！不亡给元朝忽必烈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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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汉朝所谓的中兴，那就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西汉和东汉之间，是有15年空档期的。只不过这个王朝依旧沿用汉朝的名字而已。一个新王朝，怎么着也能有个几十年的强盛时期，因此可以称之为是中兴。
反观东晋和南宋，其实都是之前那个王朝的延续，中间是没有中断的。最强盛的开国几十年时期，已经过去了，又没有特别优秀的帝王加持一把，紧接着自然就逐渐走向落幕了。
东汉是西汉的延续吗？那是刘秀给足了西汉面子。
王莽作为西汉最大的外戚力量，他亲手将西汉给葬送了，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朝，就叫新朝。那么反对的声音到底大不大呢？告诉你一开始还真的不大。
因为王莽在没有改革新政之前，对老刘家的那些贵族们没有利益上的伤害，该是诸侯王依旧还是诸侯王，该有封地还是有封地。
你比如说刘秀，他还去王莽开设的太学读过书，可见建立新朝最早并没有多少人表示反对。之所以后来反对，那是因为王莽的改革动了天下贵族们的奶酪。
举个例子吧，他把天下所有田都收归国有，采取所谓的王田制，再按照户口平均分配给大家，那些有万亩良田的地主当然不答应，而这些人主要是刘氏宗族，因此讨伐之声才逐渐响起，这帮人斗来斗去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哪有什么正义可言。
本来刘玄建立了更始政权，也是西汉的一种延续，可惜只有3年时间就被灭了。此后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号称也是汉朝的延续。可是真的是汉朝的延续吗？
我们看看刘秀的出身，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这关系可就扯远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出了五服谁还认得谁啊？
况且刘发还特能生，光有记录的儿子就有16个，其中刘秀和刘玄都是刘发的第13子刘买的后代。连个嫡长子的后代都不算，这玩意儿靠谱吗？谁能知道呢？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后汉书》
反正刘秀最后成功了，他想要什么身份都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他说自己是延续了大汉王朝，其实就是给足了西汉面子。他的身份和东汉末年的刘备一样，没什么太大价值了，可以说刘秀那一个村子的男人，都是刘发的后代。
因此，刘秀开创东汉王朝，那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推倒了重新再来。这跟延续一个颓废的王朝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所有法令章程制度包括贵族和领导班子都会焕然一新。
司马睿建立的东晋，那才是真正西晋王朝的延续。
司马懿篡权成功，司马昭和哥哥司马师死死把握住曹魏军政大权。司马师死后司马昭一人独掌大权，灭了蜀汉，此后他更是加九锡封晋王，距离皇位就差一步，他挂了。
司马昭挂了以后，他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位，继而改朝换代，建立了晋王朝，取代了曹魏王朝。此后他灭了东吴，完成了西晋王朝的大一统事业。
按理说这个王朝应该有个百来年的兴盛时期，毕竟是推倒了重建的。但是司马家是个例外，因为他们吸取了曹魏王朝防着自家人从而被篡权的经验，大肆封赏司马家的宗族子弟。
天下出现了若干司马家的诸侯王，恰好司马炎后期荒淫无度，再加上傻儿子司马衷没什么出息，于是爆发了八王之乱。
屯在北方的各个民族发现中原一片大乱，这才带兵南下灭了西晋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睿立刻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
也就是说西晋和东晋之间，是没有其他王朝插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司马睿所建立的王朝，的确是西晋的延续，贵族体系、法令章程全都是照搬西晋的，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
再看看司马睿的身份，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贵胄。他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懿的儿子琅琊武王司马伷的嫡长孙，承袭了琅琊武王，因此身份是根正苗红的。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闻。及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晋书》
所以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延续了那个残破不堪的西晋王朝，所有体制都一样，这种已经衰败的王朝，又怎么可能有中兴的希望呢？
南宋是北宋的延续，这是毫无疑问的。
宋徽宗喜欢字画，宋钦宗懦弱无能，因此金人打来以后，他们束手无策，只好被抓到了北方，北宋宣告灭亡。
当时宋徽宗的子孙里，唯独康王赵构是逃到南方的，因此赵构在南方建立的南宋王朝，那是正儿八经的北宋延续。
赵构是宋徽宗的亲儿子，这血脉关系比东晋的司马睿还要根正苗红。因此赵构在南方建立南宋，阻力是比较小的，大家都能够归于他旗下。
既然是北宋的延续，那么冗兵、冗费以及冗官等问题，也就跟着继承了过来。所有的国家体制全都延续下来的话，那么换汤不换药，这个宋朝依旧孱弱不堪。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师，军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朝廷方遣同知枢密院事李棁等使金，议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遣宰臣授地，亲王送大军过河。钦宗召帝谕指，帝慷慨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为计议使，与帝俱。金帅斡离不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宋史》
尤其是重文轻武的思想，依旧在南宋蔓延，使得南宋有本事的武将，成了君主处处提防的人物，反倒是没什么本事的文臣，却能在南宋呼风唤雨。
总结：不破不立，有时候只有推倒重建，才有光明可言。
我们看清朝末年，不是清朝贵族们不努力，他们各种实行变法，向洋人学习，搞洋务运动，打算振兴清朝。
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灭亡了呢？因为清朝的腐朽是深入骨髓的，大到总理衙门大臣，小到知县，全部都烂透了，这种体系之下，哪里还有什么中兴可言呢？
因此只有全部推倒了，重新再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废除原有的制度，废除原有的贵族体系，清除原有的官场老油条，这样才能达到创造下一个盛世的可能。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是这么做的。
其实看看史书分类也能知道了，西汉的叫《汉书》，东汉的叫《后汉书》，两者是分开的。而西晋和东晋合称为《晋书》，北宋和南宋合称为《宋史》。
参考资料：《后汉书》、《晋书》、《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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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很有趣，中国历史上曾经四次因为发生一件事，而让一个朝代拦腰截成两段，比如汉朝，因为王莽篡汉15年，将汉朝分割为西汉（前汉）与东汉（后汉），比如晋朝，因为五胡乱华，将晋朝分为西晋和东晋，再比如宋朝，因为靖康之变，将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
其中还有一个朝代，就是周朝，因为周幽王废长立幼，引发了废太子姬宜臼的外公申侯联合缯侯、犬戎一起攻打周幽王，然后扶立废太子姬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西安）迁到了洛邑（洛阳），于是周朝被分为西周与东周。
此文主要讨论前三种情况，先大概来了解一下为何一个朝代被分为两段。
刘邦建立西汉
一、西汉与东汉
西汉是布衣天子刘邦通过战争打天下建立的，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刘邦用两种手段巩固了政权，一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立，相互制衡形成平衡，二是刘邦与功臣集团盟誓，通过永保功臣富贵的誓言，让功臣发誓永世支持汉朝。
刘邦千防万防，就是没有防住外戚势力，从刘邦去世后，外戚势力开始崛起，吕雉作为第一代的外戚专权，开了一个恶劣的头，吕雉去世后，皇族与功臣联合铲除所有外戚势力，实现了刘邦当年的盟誓。
但是，汉朝的皇帝并未吸取教训，从汉景帝开始，又开始重用外戚，西汉一朝，有名望的功臣几乎都出自外戚，比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霍光，直到王莽，而篡夺西汉政权的就是外戚势力中的王莽，说西汉亡国于外戚势力是没有问题的。
刘秀建立东汉
王莽建立了新朝，仅仅15年后，由于改革失败，导致天下大乱，绿林起义与赤眉起义联合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在动乱中，皇族后裔刘秀在其中崛起，并趁机统一了整个天下，刘秀仍然把自己建立的朝代定为汉朝，史称东汉。
综述，
汉朝之所以被王莽篡位截断为西汉与东汉，其根本原因是外戚专权而改朝换代
。
二、西晋与东晋
西晋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通过权力斗争夺取曹魏政权，然后通过战争灭亡了蜀汉与东吴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司马炎统一天下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比如对待胡人的政策，比如分封制，比如选择了一个不能自理的继承人。
司马氏父子三代人建立西晋
在司马炎去世后，西晋政权内部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皇帝不能自立，权力自然旁落，为了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西晋的权臣、皇后、诸侯王之间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杀戮，由此引发了八王之乱，西晋各地的诸侯王大多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并为此进行了十几年的战争，等到战争终于平息后，西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也消耗殆尽。
眼看着中央政权衰弱，中原内外的胡人看到了希望，群起而攻之，这就是五胡乱华，这是中国历史最残酷的一段黑暗历史，五胡乱华灭亡了西晋，西晋的两位皇帝都被杀害，西晋政权随之灭亡，但西晋的部分皇族、士族、军队与百姓还在，他们拥立西晋皇室成员司马睿衣冠南渡，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名称仍然是晋，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协助下建立东晋
东晋开国之君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懿第三子司马伷的孙子，司马伷长子司马觐的儿子，司马睿是司马炎的族子，血缘关系有点远了，只能算同族。
晋朝之所以被五胡乱华截断为西晋与东晋，其根本原因是西晋内乱导致实力衰弱而引发了外患，这是因果关系，内乱加外患灭亡了西晋，分割了两晋
。
三、北宋与南宋
北宋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北周孤儿寡母的江山，北宋建立之初，统一了整个中国南方，但是北伐却失败了，甚至连燕云十六州都未能收回，与北方的辽朝、后来的西夏逐渐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北宋、辽朝、西夏三国鼎立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汉人与胡人的鼎立，后者是汉人之间的鼎立，北宋到了后期，仍然无法打败辽朝与西夏，反而被后来崛起的金朝灭亡，金朝先是灭亡了辽朝，两年后又发动了靖康之变灭亡了北宋。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靖康之变将北宋的皇室、后宫、大臣、百姓全部掳走，宋徽宗与宋钦宗两位皇帝被俘虏，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随后，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赵构在杭州称帝，建立宋朝，史称南宋。
赵构在北宋灭亡前担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原本是前线将领，但是避而不战，金兵长驱直下，灭亡了北宋，于是赵构南下称帝，赵构是北宋末帝宋钦宗的弟弟，血缘关系非常近，完全有资格称帝，而且他手下的文臣武将直接来源于北宋。
宋朝之所以被靖康之耻截断为北宋与南宋，其根本原因就是内忧外患
。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刘秀建立的东汉能够中兴汉朝，还能统一天下，而司马睿建立的东晋与赵构建立的南宋却不能中兴晋朝与宋朝，只能偏安一隅呢？
赵构建立了南宋
主要有三个原因：
1、东汉本质上是个全新朝代，而东晋、南宋本质上是继承的西晋与北宋
。
一个朝代如果烂到骨子里了，是无法中兴的，除非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打乱，重新建立一个新政权，才能中兴
。看看华夏五千年历史，如果一个朝代处于灭亡的边缘，换了什么人来，都是无法中兴，都是要灭亡的。
从本质上看，刘秀与西汉皇族除了有血缘关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几乎没有借用任何西汉的资源，无论是人员、社会关系还是支持者，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最主要靠的就是个人能力。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本质上与西汉是两个朝代
虽然刘秀是皇族成员，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人，与当时的西汉皇族关系很疏远了，都超过三代之外了，在那个乱世中，皇族成员多如牛毛，凭什么刘秀能成功，靠的就是独特的个人能力，在乱世中，运用正确的谋略、合理地用人，懂得获取支持者，拉拢一部分皇族成员与士族地主支持，消灭了敌对势力，才成功建立了东汉政权。
东汉政权建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除了继承了西汉的部分政治制度之外，东汉与西汉可以看成两个朝代，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朝代，所以才能将西汉的问题完全根治，至于东汉后期出现的宦官与外戚争权问题，那是后话了。
而东晋与南宋的建立，基本上来自西晋与北宋，司马睿本人就是在西晋政权担任了左将军与平东将军，参与了八王之乱的战争，他带到南京建立政权的人马基本上都是西晋的，他建立东晋政权不是靠个人能力打天下得来，而是靠运气，并获取了当时顶级门阀琅邪王氏的支持，一度都成为傀儡。
东晋本质上是西晋的延续
整个东晋，皇帝基本上形成傀儡，不是被强大的士族掌控，就是被权臣左右，皇帝都是傀儡，政权都不能掌控，如何能中兴晋朝呢？
建立南宋的赵构与司马睿情况有所类似，又有些不同，赵构是北宋的河北兵马大元帅，手下有兵有将，北宋灭亡后，他看着自己的哥哥与父亲被金人俘虏，他无法抵抗，只能南下杭州建立南宋政权，赵构建立南宋政权的资源全部来自北宋，与司马睿不同的是，赵构不是傀儡，他能掌控朝政。
即使如此，赵构也没有北伐统一天下的实力，即使南宋中兴四将合力北伐，也难以统一天下，比南宋强大的北宋都灭亡了，南宋当然无法中兴了。
南宋本质上是北宋的延续
2、刘秀建立东汉是内部矛盾，且没有强大的外敌，两晋与两宋却是外部矛盾，有强大的敌人
。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内部矛盾，在新朝末年参与争夺天下的都是汉人，没有外族，那个时候的匈奴早就被打败了，南匈奴也依附于汉朝，中原之外没有强大的外族崛起，只要内部矛盾解决了，自然就能统一天下中兴汉朝了。
最为重要的是刘秀的能力远超司马睿与赵构，刘秀作为大一统的开国之君，其帝王能力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那也是前十的存在，比司马睿和赵构加在一起还要强，所以刘秀能依靠能力而统一天下，司马睿与赵构却不能。
而东晋与南宋不一样，东晋时期，北方的胡人正是强大的时候，匈奴族建立的汉赵政权灭亡了西晋，氐人建立的前秦政权曾经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差一点就统一了整个天下，只是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打败，无论是东晋之前，还是之前的百余年中，都是胡族强大的时候，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依然是胡人强大的时候，东晋没有任何实力与能力中兴。
东汉打的是内战
南宋时期与东晋是差不多的道理，南宋的北边有强大的金朝，一个金朝就让南宋头疼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西夏以及后来崛起的蒙古，就算南宋能打败金朝，也是无法打败强大的蒙古，外部敌人太过强大，也是南宋无法中兴的原因之一。
3、东汉消灭了所有敌对势力，而东晋与南宋的统治者却不愿意北伐统一天下。
刘秀在新朝末年的战争中消灭了所有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天下，才能中兴，而东晋与南宋的统治者其实是不愿意北伐统一天下的。
东晋建立之初是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琅邪王氏与司马氏皇族共掌天下，因为士族势力过于强大，皇权衰弱，东晋历代皇帝莫不过如此，虽然东晋时期有祖逖、庾亮、殷浩、桓温、刘裕等人的北伐，但这是东晋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这些人北伐成功了就变成了更大的权臣，甚至要改朝换代，比如桓温就想篡位，而刘裕直接篡位成功。
赵构阻止岳飞北伐
不北伐无法中兴，北伐就被改朝换代，东晋陷入一个怪圈，对于统治者来说，怎么做都无法加强皇权，更不用说中兴了。
南宋的情况也是如此，岳飞在抗金如此大好的形势之下，被皇帝赵构召回，导致北伐前功尽弃，这明显就是赵构担心南宋重复东晋的政治形势，如果北伐成功，权臣就会形成，会对皇权形成威胁，如果不北伐，还能苟且偷生，安稳地当皇帝，所以南宋统治者也不愿意北伐，更不用谈中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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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和两晋及两宋明显不同，两晋和两宋相类似，都是原来的大地盘被人打的没办法，结果跑到南方偏安一隅成立一个小朝廷，总体还是上一个朝代的延续，也就是说无论军事，经济等实力都只会比上一个朝代小，实力上不允许它再次雄起。除非出现一个文可安邦定国，武能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励精图治，方能再次一统中原。
可惜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最终出现的也是改朝换代的人，比如刘裕。
东汉则不一样，它实际跟西汉没有关系，只是刘秀有个刘氏宗族的头衔而已。刘秀的东汉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从王莽篡权后，天下大乱时期，通过打败各方势力一点点发展壮大的。刘秀实际上就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国君主，而不是靠继承西汉而来。
东汉，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当然会有一个雄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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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实也简单，两晋和两宋有地方可以偏安，而两汉时期还没有。
东晋、南宋和东汉一样，都是在王朝崩溃后的政权重生，历史上也都称之为“中兴”。
东汉刘秀的庙号是“世祖”；
东晋司马睿的庙号是“中宗”；
南宋赵构的庙号是“高宗”。
也就是说，只有东汉刘秀称祖，而司马睿和赵构都是宗。究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
1，东晋和南宋只能恢复半壁江山，直接原因自然是司马睿和赵构能力不足。
司马睿本身只是门阀世家的一面旗帜，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靠琅琊王氏当了皇帝，琅琊王氏靠司马家压制了江左世家，二者联手在江东站稳了脚跟。
赵构，被今人戏称为“完颜构”，虽有“中兴四将”助其平定南方起义军和割据势力，但却不敢与金人一决雌雄，兴复中原。
二人，均不能与刘秀同日而语。
2，从客观条件来看，刘秀没有偏安的条件，只能选择逐鹿中原、决胜天下。
我国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长江以南地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是这样写的：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所以，两汉之际的争霸天下依然与南方关系不大，绿林、赤眉、铜马活动的地区也都在北方。
刘秀争天下，以河北为根基，其统一天下的范围与当年的战国七雄相当，与西汉开国时期也差不多。当时的南方，尚不具备偏安割据的条件，所以刘秀客观上也不会偏安。
南方第一次有割据势力，始于（东）汉末三国，始于赤壁之战，曹操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南北问题。
以刘邦和刘秀开国的标准，曹操基本上也统一了“天下”。
不同之处在于，经过两汉四百年的开发，在汉末三国时期，南方的江东和巴蜀联手，已经可以与中原抗衡了。
因此，东晋是中原王朝第一次衣冠南渡，也是第一次有条件偏安。
而南宋，是第二次。
于是，有条件偏安者，就成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反观东汉，当时还没有这个条件偏安，要么生，要么死，没办法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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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代西汉同样是改朝换代！只不过恰好是刘姓皇族后人得了天下！
西汉末年的乱象同所有王朝末期的乱象并无不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西汉已经灭亡。彼时天下大乱，天下豪杰并起，东汉宗室刘秀趁势而起，夺得天下。刘秀作为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因此，刘秀起兵之时，已与普通百姓几无二致。可以认为是天下各路豪杰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像刘秀这样以前朝皇室后裔在王朝末年起兵谋天下的并不少，只不过成功者并不多，所以刘秀得了中兴的名号。如东汉王朝走到末年之时，同样有王朝后裔刘备起兵争霸，只过不过经过三国之乱之后，并未取得天下大一统，而被司马氏得了天下。如果刘备能够统一全国，势必能够将汉朝再次延续多年。再比如，明朝亡后，打着朱三太子名号的造反之人众多，倘若真正的朱家后裔能够得到天下，同样可延续明朝多年，成为中兴之主。
因此，汉朝的中兴只是历史的巧合。东汉和西汉可以认为是两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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