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前人们发电报都惜字如金?
为什么以前人们发电报都惜字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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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这种东西,八零后可能是最后一批见过它的了。对于九零后、零零后而言,电报那都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的东西……记得小时候去我父亲单位玩,经常会看到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纸上一般写着一两行字,每个字的上面都有一连串数字。
电报虽然也是点对点的即时通信手段,但跟电话直接通话不同,它发出的只是节奏不同的无线电脉冲信号,不同的脉冲信号代表不同的字符。西方一般直接拍发字母,滴答、滴答答、滴滴答答……不同的脉冲信号代表不同的字母。但咱们中国的电报却有所不同,因为汉字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对应,也根本没有谁能记得住上万个脉冲信号!所以,咱们聪明的中国人从《康熙字典》使用的“四角查字法”中找到了灵感,用一组数字来代表一个汉字。发电报时只要发出数字的脉冲信号即可,之后再根据不同的数字组合来“还原”汉字。数字就那么几个,比西方的二十六个字母还要少很多!
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译电”,不仅加密电报需要译电,普通电报也同样需要“译电”——把数字组合“还原”成汉字,无形中也等于是增加了人工成本。而且,彼时并不是哪里都有收报机,除了特殊行业之外,一般只有邮电局才有。所以,那会儿拍电报都得去邮电局,拍到对方所在的邮电局,然后再由邮电局的邮递员将电报送到对方手里,这无形中等于是又增加了人工成本。所以,电报并不能实现直接联系,是存在时间延迟的。但对于彼时只有单位有电话、打个长途都必须要预约排队的人们而言,电报已经是最快的通讯手段了。
人工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费用的增加,所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拍电报一个字大约需要三分钱。什么概念呢?彼时刚工作的小年轻一个月工资才十几块钱!像本人的老家,我爹妈他们小时候一个烧饼才卖三分钱……换句话说,你拍七个字的电报,基本上一个礼拜的早饭就没了!小年轻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只够拍一小段六百字的高考作文而已。这就是当年人们拍电报时惜字如金的原因所在,说白了就是因为穷,不是吗?要知道,彼时工人中工资等级最高的八级工,月工资也不过才一百多一点而已!而且,八级工已经属于“凤毛麟角”型的了,绝大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五六十块钱就已经能算“大工资”了。所以,那会儿的人们不是有急事,连电报都舍不得发。当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就是哦很呆初,国人的收入水平相对高一些了,发电报的人相对六七十年代也多了不少。
当然,这一时期也成了电报的“最后巅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家用电话和大哥大、BB机等无线通信设备的普及,电报也逐步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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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问太实事求是了,以前人们发电报的确是惜字如金,不敢多发一个字,能够省一个字就尽量想方设法省一个字,每一个字三分钱,多一个字就多三分钱,当今三块钱都不算什么,可那时物质缺乏,经济贫困时期就显得非常金贵了!
记得七几年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个女人给当工人的丈夫发电报,为省一个字闹了大笑话:“家里母死望速回”,丈夫接电报后,以为是自己母亲死了,慌忙请假回家,回家后才知道家里母猪死了,丈夫把妻子痛骂了一顿,马上返回单位了,为省一个字造成一场悲剧,是多么的不值得,那也只怪人们太穷了为节省三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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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因为发电报的成本太高价格很贵,多一个字就多不少钱,所以清朝要求各省上报自己的简称,于是各地拥有简称的习惯也保持到了现在。
直到宣统年间,发电报虽然已经不罕见,但发电报的价格仍旧居高不下。
当时电报发一个字,需要二三十个鸡蛋的价钱,说是惜字如金也并不算是夸张。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很长时间之内,电报的相关技术与经营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咱们没有自己的电报产业,直到后来自己的电报产业发展起来,才稍有好转。
1837年的时候,美国人摩尔斯发明了电报,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随即在欧美广泛推行,1851年的时候,英国人架设了贯穿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线。
从此之后,电报成为了一种连接全球通讯的工具,实现了信息的超远距离传送。
而那时候的清朝,仍旧处于落后状态,消息的传递还依靠驿站,而且晚清时期因为财力紧张等原因,驿站也变得麻烦不断,送传文件经常延迟或者出错。
列强打开清朝大门之后,清廷之内仍旧不肯承认自己的落后,所谓的清流依旧认为以前中国数千年都没有电报,并不影响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地位。
不过没等着清朝自己引进,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先斩后奏,英国人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将海底电线从欧洲架设到了印度,自然也要向远东蔓延。
而英国与丹麦等国联合成立的大北电报公司,也用电报贯穿了西伯利亚。
1861年俄国使者向清朝提出架设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电报线,结果被拒绝,之后各国纷纷进行游说,可清朝仍旧选择无视,不肯接受相关的建议。
清朝拒绝电报的理由主要是害怕破坏风水,而且架设电报也害怕更加方便西洋人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百姓们也敌视电报,因此坚决不愿意发展电报。
英国人眼见如此,干脆也不告知清朝,直接在1870年铺设了从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与宁波到上海的水底电报线,而向来提倡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则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同年,从海参崴、日本长崎到上海的海底电线也开始建设,次年完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与李鸿章等,都纷纷上疏请求允许铺设电报线,称既然阻止不了,还不如自己来做,以求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当然,李鸿章等即便是位高权重,仍旧难以与朝廷中的守旧势力抗衡,直到次年沙俄强占伊犁的事情发生,相关的情报消息时常延误,实在延误了军情。
直到这个时候,清朝才感觉到悲哀,这才松口,1875年的时候清朝终于允许铺设从福建本土到台湾岛的海底电线,由外国企业施工,总预算多达十五万两白银。
只不过这项计划因为缺钱没能成功,但后来几年,清朝的电报开始遍地开花。
尤其是1879年天津范围内的电报线建设成功,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规模推广电报线在清朝的建设,并且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与电报总局,培养相关人才。
1881年的时候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正式完工,随后各地纷纷效仿,直到甲午海战之前清朝的电报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清朝终结的时候,电报线路已超过六万公里。
虽然电报非常方便,但是成本可不低,清朝时期因为没有自己的技术,大量的电报工程都只能让洋人承包,就好像现在支付专利费用一般,需要花更多的钱。
更何况,电报的线路建设、维护等等,在当时因为技术缘故,也比较麻烦,以至于后期的相关维护成本也居高不下,为了收回成本与保持资金,只能收取高额费用。
那时候的电报,都是按照字数计费,所以清朝要求各地上呈简称,消息多用文言。
其实不仅是电报,后来很长时间内,有线通讯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直到无线通讯信息化时代真正来到之后才得以改变,也就是因为成本高,所以人们才惜字如金。
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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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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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人们的联系方式只有两种:平时写信,有紧急重要的事情就发电报。
九十年代之前,固定电话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为普通人所用,但是初装要三千六百元,月租费十五元,每分钟的通话费还要一元多钱,所以使用起来很贵。
以前人们最普通的联系就是书信来往,一分钱买个信封,一分钱买二张信纸,贴上八分钱的邮票,便可以到达全国各地。
但是寄信的速度太慢:信件投进邮箱邮筒里,要集中到邮电局,经过人工分拣归类,然后送到火车站里,送到南来北往的绿皮火车尾部的邮政车箱里,中途历经千里迢迢,有些还要转车几次,如果收信地址不通火车,到达附近的城市之后,还要继续在邮政车里颠簸几十里地,到了收信人的住地附近的邮电支局,分拣员再交付给各位邮递员,才能骑着绿色的自行车送到收信人的家里!
所以在人们有了重要紧急的事情,就不能再慢条斯理地寄信了,必须要到邮电局里去发电报,然而发电报虽然信息传递的很快,但是发报地邮局要把汉字先译成电报码发送出去,接收地邮局再把电报码翻译成汉字,再让邮递员送到收报人的手里。
因为电报是按字收费,而且连标点符号、空格都是要算钱的,记得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字需要一角多钱,是贫困地区农民一天的劳动价值,如果在发报纸上写了十多个字,那就是城市技术工人一天的工资。
所以人们以前在发电报的时候,必须简明扼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惜字如金,就像古人写文言文一样,以能说明情况而又节省竹简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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