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是不是真的饿死了一千万人？
丁戊奇荒是不是真的饿死了一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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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其实不仅仅饿死了一千多万人，人数远比这一千多万更多，而且受到这种灾荒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甚至也导致了一次国内大移民。这场饥荒与当时的自然现象厄尔尼诺有关。中原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干旱而导致颗粒无收，再加上清政府当时的救灾政策不当，使得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惨重。
当时有一个外国的社会活动家李提摩太，他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关键，为清政府提供了很多外国有益的经验，希望清政府能够留意社会改革问题。虽然一些意见得到多少的认可，但是在总体上建议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他的很多回忆录当中也提到了丁戊奇荒的人真惨剧，比如人吃人，比如十室九空，尤其是太原城。
90%的人都受到饥荒的影响，甚至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也选择举家举族逃难到外地，山东地区也是如此，由此也造成了山东地区的人口大面积向东北转移，俗称闯关东。山东地区与山西太原地区的情况一致，大量的山东人为了生存，开始通过陆路，水路进入东北地区。在当时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历史上都不允许中原地区的人口进入，导致当地人口稀少，由此也给俄国的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但是这一次丁戊奇荒清政府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自己根本无法阻挡难民涌入东北。为了能够保证社会的大体安定，他们只能够接受大量涌入东北，而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少的社会现实，却是养育了大量的山东人和闯关东而到来的全国其他人口。
但是很多地区，河南地区的人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闯关东的路途太遥远，甚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在路上饿死了。饥荒中心区域，清政府的行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大量的人口逃难，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山大王和强盗劫匪。社会体系全线崩溃，一塌糊涂。但是江南地界大体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中南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
手工业发展，而且又作为对外窗口，所以一定程度上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增强了抵抗力，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一个饥荒主要在北方诸多地区，南方地区更多承担了接受难民的任务，由此也为南方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很多劳动力。当时正是洋务运动时期，也就是在这饥荒的前后数年里，洋务运动官办开始转为官督商办，助力扶持民间企业，这与饥荒大量涌入南方地区剩余的劳动力有一定的联系。
其实有人说中原地区的灾荒真的能够饿死数千万人吗？当时的清政府也是四亿多的人口，饥荒真的就这么可怕的？其实好多人因为当下的社会物资供应充足，对于饥荒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印象。一旦一个地区发生饥荒，而其他地区捂盘惜售，害怕饥荒扩展到当地。不愿意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帮助受灾地区，那么在灾荒区域的人口死亡率是十分迅速的。
按照人体的存活基础人只要三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为了能够活下来，即便你吃树皮吃草根，七天之后，能够留下来的人也所剩无几。如果能够持续一个月，基本上饥荒地区的人口除了转移出去纷纷逃难的人之外，基本上都会饿得一个都不剩。而一场大的丁戊奇荒持续数月，半年。而且这里的饥荒是在政府统治时期的北方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情况。
1000万人也只是有据可查的粗略测算。还有一些举家迁移的人在路上的死亡量以及深山老林而导致迷路，无法走出，最终惨死。还有很多非当地人接收的尸体草草埋葬都没有计算在内。清政府唯一能够进行精确计算的也只是地方政府管理的户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小真的受灾程度，在报表上看起来好看，就宣称消失的人已经到外地逃难，实际上这些人都已经被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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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丁戊奇荒是
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间特大旱灾饥荒。
这个饥荒涉及华北多省，包括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尤以山西最严重，太原府100万人死95万。
估计当时仅仅饿死的人口，就高达950万-2000万，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3亿，这个死亡比率非常高，是清朝人口的约2-4%。
另外还有超过2000余万灾民逃荒或贩卖到外地。
丁戊奇荒长达4年之久，其中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死亡最多，所以史称“丁戊奇荒”。
目前认为丁戊奇荒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系，但因满清朝廷腐败，救灾不力，导致出现大面积的灾难。
清朝初期，曾经建立过国家储备粮仓，用于救灾。但清末因为财政崩溃，这些储备粮仓已经崩溃。到1860年，全国存粮只有523万石。
而国家财政也是赤字，无钱从海外购买粮食。1864年，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
于是，北方出现可怕的饥荒，死了上千万人，尤其山西部分的人口规模即便到了民国末年仍旧没有恢复到灾荒前的水平。
资料这么写：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
1月29日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1月30日：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地，发现一个男子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2月1日：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2月2日：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他们的衣服被拔去换吃的去了。
2月3日：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全是男的。（这大约就是百里无人烟的吧）
2月4日：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到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在路上）我还听人说，三天之内，在路边上他们亲眼见到270具尸体。处在这么可怕的景象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心智……我是置身于活人之间，还是于正遭受折磨的死人为伍？”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饥荒大大促进了东北的发展：山东饥民被迫离开家乡“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本来东北是不允许汉人随便进入的，但此时饥民众多，如果强行阻拦已经会形成民变。满清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此超过300万山东人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这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
这次移民改变了东北的人口结构，使得汉人具有绝对的优势。之后无论是沙俄控制东别全境、伪满洲国建立，还是日本大量朝东北移民，始终无法动摇汉人占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果不是这一波移民，东北说不定被日本或者沙俄吃掉了。
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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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饿死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都是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除极个别，大家都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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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发生在光绪三年至光绪七年。山西太平县饿死7万9千人。太平县灾前人口16万人，可以说饿死一半人。太平县原有常平仓存粮以备灾年，由于守仓的人，沒有工资，政府允许他们把放粮的利润用来养家。结果粮放出去后遇灾年收不回来，所以政府也无粮救灾。从县志或各村的遗留字据看，各村绝户的很多，传说中说：活人吃死人，活人吃不相识的活人。有些村庄甚至整巷死亡。为了防疫，村内采取封巷，不让人进入。
我这里有一张字据：死者为刘小孩，全家七口人死绝，社里灾后拍卖他的房产与土地写的字据。
《太平县志》载：三年春正月，日有重珥。夏大旱，六月荧惑星見。秋大祲。被旱成灾，赤地千里。民食柿叶、蒺藜、蒲草、树皮、草根等物。至冬月骨肉相食，饿莩盈野，斗麦银二两余。
四年春正月二十二日，日有二圆光。二十八日日晕，粮价极昂，斗麦银三两。三月……大疫。夏六月旱，禾受伤。豺狼为灾……
五年豺狼为灾，鼷鼠横行，五月十二日寅时地震。……六月初六日星昼見……
六年，六月十八日雨雹，大如拳报灾者……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初八日雨雹。慧星见于北方，六月二十五日亥时地震，冬十二月天鼓鸣，汾水涨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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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饿死人口不低于1000万，这是史学家的结论。
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非常罕见的特大饥荒。灾荒波及了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份，受灾人口接近两亿，占大清当时人口的一半。
由于1877年和1878刚好是农历纪年的丁丑、戊寅年，所以将人们将这场灾害称为“丁戊奇荒”。
北方九省当时的景象是一片荒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根据史料记载，死于（灾荒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致的）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
饥荒起于旱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丁戊奇荒早在两年前（绪元年，1875年）开始。
这一年，北方多个省份先后遇到干旱，持续了将近一年。在没有电力灌溉设施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而老百姓家里的存粮，充其量只够几个月食用，所以灾区百姓非常无助，他们只能祈祷来年春天，老天爷开恩，早降甘霖。
谁知道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老天依旧无情，旱情继续加重，受灾范围也不可避免地向四周扩大，从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向东北西北和苏皖地区蔓延，神州大地赤地千里。
连年的旱灾，造成粮食大面积歉收，而旱灾跟蝗灾往往结伴而行，让灾情雪上加霜。
不知道来自何处的蝗虫迅速聚集，遮天蔽日杀向四面八方，所到之处几乎片甲不留。
老天好像是诚心要灭天下苍生，旱灾之后，华北多地洪灾又接踵而来，北方的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漳河、卫河同时暴发洪水，河水泛滥，淹没了万顷良田，63个州县遭遇洪涝灾害。
瘟疫结伴而行
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大灾必有大疫，这似乎成为自然规律。
在连年旱灾之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而洪涝又导致瘟疫流行，仅仅在河南，感染疾病的就达到90%以上，史料记载“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当时的医疗条件，疫情根本就无法控制，可怜的灾民只能自生自灭。
饥荒到人相食
连年灾荒，让百姓没有粮食维持温饱，只能吃草根、树皮，大树体无完肤。
有的地方状况稍微好点，人们\"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再后来粮食用尽，就只能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
当所有的树皮被剥光，观音土吃尽，草根也看不到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抢大户，吃大户；当大户也吃干的时候，为了生存人性就泯灭了，兽性开始显现，具体表现就是吃人，交换着孩子烹食充饥。没有孩子交换了怎么办，掠杀路上的行人，不顾一切地杀而食之。在山西一代，人们外出都要结伴而行，唯恐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不过吃人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人人性尚存，他们不会袭击同类，又不甘心饿死，只能踉踉跄跄逃荒到外地。
可是无论走到哪，都是死路，因为受灾面积太大了，他们不是死在家里，就是死在逃荒的路上。
天灾伴随人祸
平心而论，在灾荒面前，清政府不但没有隐瞒灾情，而且还积极应对，对饥民实施各种形式的赈济。
据清史记载，自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的三年间，清王朝平均每年都调拨给灾区十七万石漕米和五十万两白银用于救灾减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清政府是灾荒的制造者，一切灾荒都不是偶然的，天灾往往来自人祸。
首先吏治腐败，贪官污吏遍地，他们侵吞朝廷兴修水利的拨款中饱私囊，以至于灾害到来的时候，河道失修，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洪水泛滥，加重了人民的灾难。
其次，清朝多地官员为了经济利益，强制、默许和纵容百姓种植鸦片，受灾严重的关中和西北地区，多地百姓种植鸦片，农作物种植面积大量减少，粮食大幅度减产，面对灾荒，官仓没有可用之粮，百姓甚至没有隔夜之粮，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饥荒。
还有，由于制度弊端，朝廷发放的救灾粮款不能如数发放到灾民手里。大量救灾款被贪污、挪用，救灾粮被高价倒卖牟取暴利，加剧了饥荒蔓延。
更叫人气愤的是，在饥荒蔓延的时候，清政府一边进行赈灾救灾，一边加紧对百姓盘剥，横征暴敛。
在饿殍遍地、易子相食的时候，朝廷征用的酿酒粮食有增无减，大量可以救命的粮食，成为统治者餐桌上的美酒。
而且当饥荒蔓延的时候，国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但是为了大清江山的稳定，国库里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动，必须留足让大清官员和军队吃五年的粮食。关于这一点，历代统治者是一脉相承的，隋朝的时候遭遇大饥荒，饥民遍地，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了暴君统治，打开官仓的时候，人们发现，里面堆放的粮食太多、不少都糜烂了。
总之，这场大灾荒受灾州县多达955个，受灾人口将近2亿，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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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末期，我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旱灾，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和山东五省饱受其害，苏北、皖北、川北和陇东四个地区被其波及，全国上下共有2亿人陷入天灾困境。这场灾难，被后人称作丁戊奇荒。
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据官方资料显示是开始于1877年。但实际上，早在1875年华北地区就有了旱灾的迹象。
1875年的春季，本该是万物复苏，开始耕耘的大好日子，河北人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盼望已久的春雨迟迟没有到来。不光是春雨，整个1875年河北省降水都极其稀少。到了这一年的秋季，旱情蔓延到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五省，整个华北大地都笼罩在旱灾的阴霾之中。
第二年，情况愈发糟糕。不光是灾区情况恶化，灾情还蔓延到了苏北、皖北和川北。灾区各地种下去的粮食，最终颗粒无收。
1877年，大规模的饥荒爆发了。各地已经在前两年的“饥荒预热期”中耗光了储备粮食，粮食处于紧缺状态。在年初之时，人们已经开始通过食用草根和树皮来饱腹充饥，后来充饥之物也渐渐没了，吃人的现象便出现了。
人们开始争先食用刚死之人，或是杀死老人和孩子用其充饥，用人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除此之外，部分地区的人们还拉帮结伙起来抢劫清政府的赈灾粮，建立起“砍刀会”等民间组织，武装起来发起斗争。
清政府派往山西的赈灾大臣阎敬铭在初到重灾区山西视察一番后，回忆道：“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鸩形, 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 绕车而过, 残喘呼救, 望地而僵。”整个山西，已成为人间地狱。
1878年上半年，旱灾依然持续着。在6月的短暂雨季后，又是一段干旱时期，直到次年7月，雨季才真正来临，雨水才开始淅淅沥沥地降了下来。
丁戊奇荒之后，整个灾区人口数量骤降。从1875年开始到1879年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据官方统计有2000万人流离失所、远走他乡，1000万人死去，其中山西死亡人数就高达500万，可谓是惨绝人寰。在这些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尤为紧缺，村庄荒废，农田荒芜，满目疮痍。
可以这么说，这次灾难沉重地打击了人口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丁戊奇荒真的饿死了一千万人吗？
丁戊奇荒的的确确害死了一千万人。但是，并不是真真正正地饿死了一千万人。这个数字，是加上了当时死于瘟疫和地震的人口。
丁戊奇荒之所以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顶级灾难，就在于这饥荒、瘟疫和地震的“三重打击”。
在传说中，鬼神旱魃在带来旱灾的同时，也会带来瘟疫。这也并非无凭无据的荒谬言论，虽然旱魃并不存在，但的的确确是这样，自古以来，瘟疫就喜好在大旱之后爆发，尤其是春夏季节。
因为食不饱腹，人们的抵抗力急剧下降，与此同时饿死的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又得不到及时解决，很容易滋生细菌，加上蝗灾和变暖的气候，瘟疫自然而然就容易爆发。同时，逃难到四处乞食的人数众多，又会将瘟疫传播开来，使瘟疫肆虐人间。
丁戊奇荒期间的瘟疫正是这样。
1878的春夏之交，一场瘟疫爆发了。这场迅猛的瘟疫席卷了灾区绝大部分城镇，带走了许多苟延残喘的饥民，河南省平均十个人中就有九个人患病，山西省死于瘟疫的人数高达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陕西省横尸遍野，如无人之境。
一年之后的1879年7月，此时的旱灾已经步入尾声，疫情也渐渐平复下去。正当灾区人民的生活即将重返正轨之时，在甘肃和四川交接的武都，发生了8级大地震。本来已经开始恢复农业生产的灾区，再次受到重创。
在瘟疫和地震的夹击下，再加上之前持续多年的饥荒，灾区共有约1000万人丧生。这是一个被学术界公认比较靠谱的数字，可能是最接近事实了。
丁戊奇荒对于今天的启示
丁戊奇荒之所以会发生，这和华北地区人民对土地的过度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华北地区需要更多耕地来满足粮食供给。于是，许多林地、沼泽遭到破坏，变成了耕地。
林地、沼泽在调节气候、平衡自然环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萎缩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提高了旱灾的发生概率。
但是，这场灾难也展现出了中国人民团结的一面。各地商会纷纷开设“粥厂”等慈善机构赈灾，弥补了政府调控的不足。
面对这种灾难，需要的是对自然的爱护与敬畏和全国人民的万众一心。
参考资料：丁戊奇荒——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扫描 作者：徐娜 刊名：中国减灾
近代中国“丁戊奇荒” 作者：李岚 刊名：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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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75到1878年，即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我国华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在北到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的广袤地区，雨水稀少。
其受灾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而大旱的背后便是粮食的减产，当时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还有一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
于是，饥荒爆发了。赤地千里，饥民遍地，这是那几年华北各省出现最多的词。
例如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奏折中。有着这样的描述：
“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
与此同时，瘟疫也紧随着饥荒而来。由于饥荒，大量的灾民被饿死，且尸体得不到妥善的安置。腐肉中滋生出的病毒，乘着春夏之交舒服的气温，疯狂的在人群中传播。当时的灾民们因为长久饥饿，身体条件本来就很差，再加上逃难途中大批量的人员流动和极差的卫生条件。所以瘟疫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华北。
在河南，
“十人九病”
；在陕西，
“道殣相望”
；在山西，
因疫而死的百姓达十之二三
……
当时的那些受灾的难民们，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总之。生机渺茫。
据统计，四年灾荒下来，清朝全国受灾人数约为1.6亿，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就3亿多。更为恐怖的是，这些人里面，有大约1300万人死于旱灾所导致的饥荒和瘟疫，受灾致死率接近十分之一。
所以此次旱灾也在历史上被称为“奇荒”，而由于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灾情最为严重，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不得不说光绪皇帝的运气是真的差，刚刚登基便遇上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天灾皆为神罚的年代，许多人都将责任归咎光绪帝，认为是他惹了老天爷。
当然了，这显然和光绪没关系，他当时才四五岁，完全什么都不懂。不过，丁戊奇荒会有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清政府脱不了干系。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评价道：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
换句话讲，丁戊奇荒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灾情爆发于光绪年间，此时的清朝已经是病入膏肓，外有欧美列强虎视眈眈，掠夺盘剥，两次鸦片战争已经击碎清廷的脊梁，各种割地、赔款，让清廷不堪重负。内有起义不断，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一次又一次的内乱，让这个本就虚弱的国家，变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官仓没有什么余粮，国库也没有多少存银。以至于在饥荒爆发的时候，各地官府根本就拿不出来足够的粮食和银子救灾。当然，战乱对于国力的消耗，并不是清政府救灾不力的借口。
因为当时清政府开启了洋务运动，经历过同治中兴，国家实力其实有着一定的恢复。如果协调得当，大家一起努力，是有可能度过这次灾荒的，至少不会死掉这么多的人。
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了灾情的加重。比如灾情爆发时，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借机变卖、侵盗本就不多的赈灾钱粮。甚至于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对于严峻的灾情采取瞒报，少报的策略，导致朝廷在初期根本无法对灾情进行有效的判断，合理分配赈灾粮饷以及进行灾民安置活动。
而这使得大量的灾民因为得不到当地官府赈济，选择外出逃荒。巨大的难民潮则彻底冲垮了当时灾区各省的救灾体系。一些灾情原本不算严重，相对富裕的地区，因为难民的到来，变得不堪重负。最终崩溃后，更多的灾民又产生了，如此恶性循环下，清政府根本无力管控，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而如此混乱的环境下，瘟疫传播变得肆无忌惮，所以最终饥荒又演变成了疫情，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此外，这次饥荒的爆发，原因除了罕见的旱灾以外，还跟清政府的鸦片政策有关。鸦片战争后，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在鸦片贸易乃是暴利，列强每年都会从中国赚走大量的白银，顺便还毒害了国人的身体。
清政府眼见人财两空，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开始自己种鸦片，以商业手段来挤走外国人。所以，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提倡种植鸦片，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都转印到了鸦片产业。当时全国兴起了种鸦片的热潮，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由于种植鸦片侵占了耕地和劳力，势必会导致粮食减产。此外，许多种植鸦片的百姓也被诱导吸食鸦片，损害了身体。比如张之洞就曾在奏折中指出：
“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所以，丁戊奇荒死者上千万，不仅仅是天灾，清政府也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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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个叫李提摩太的人，曾走遍半个中国，恰好亲眼看见了这场大饥荒，并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些当时的惨状：
1878年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体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李提摩太是一个英国传教士，当时有一群在中国的传教士，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积极鼓励清政府进行近代化改革。
他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曾经为此走遍大半个中国，去观察中国的社会民生。还向清政府提过不少的改革建议，只不过很多都没有实施起来。上面这段日记，就是他在看到那场大饥荒后，记录下来的。
1893年11月李提摩太在南京传教士协会上宣读《中国需要改革迫在眉睫》的论文，曾经说到：
外国势力不断蚕食中国的边疆，
灾荒饿死的人口数以百万计、
人口自然增长而没有相应的谋生手段，这些问题已经极度困扰中国的保守派。在这些方面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旧的治国之策已经无法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这已经充分表明，以更开明的思想者领导的宏大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并且为时不远了。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到了1893年的时候，每年因为饥荒饿死的人，都要以百万计！
1893年前后，这样没有特大饥荒的年代，因为一些不算很大的饥荒饿死的人都有百万计，更何况1875-1878年那场特大饥荒呢，按照日记的记载，都已经到了吃人的地步，可见有多严重，我觉得饿死的人应该大于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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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大灾荒，可是自近代以来造成千万以上被活活饿死的灾荒却屈指可数，其中造成损失最大的就是1875年到1878年发生的丁戊大灾荒，这场灾荒波及整个华北地区，有超过一千万人在这场灾荒中饿死，两千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逃难。
太平天国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大清国百废俱兴，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大清国内部被迫改革“洋务运动”展开，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出现了封建社会最后的中兴局面“同光中兴”，可偏在这时老天爷又给了大清国致命一击。
丁戊大灾荒可谓“天灾人祸”，从1875年开始的四年时间接连大旱，粮食产量大大降低，可尽管如此也造不成如此大的损失，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其实就是清政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增加税收放宽了对鸦片种植的管制，鸦片价格远高于粮食价格因此广大农民不再种粮食转种鸦片，在平常年份粮食尚能支持，可是一旦遇到灾年就到了饿死人的境地。
发生千万人饿死的灾荒按照历史规律就会有人造反起义，可是此时千疮百孔的大清国却没有发生民变，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一个已经被消灭的阶层士绅阶层。
清政府无力救灾，于是号召全国士绅共解国难，广大以地主和因洋务运动致富的士绅们为了避免太平天国悲剧的重演纷纷慷慨解囊，在靖江就设立十七个粥厂，收留了近五万灾民，在扬州十一个粥厂收留灾民也超过了四万，而更多的士绅则直接到灾区开设粥厂。
外国人也加入了救灾的行列，肩负崇高使命的天主教会认为在灾年救灾正是一个传教的好机会，可是这无意间却引发更大的矛盾，由于洋人的思想与孔老夫子的学说冲突极大，此次大规模传教效果虽然好但却引发了激烈的思想冲突，间接导致了二十多年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谓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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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真的了。
光绪三年是为丁丑年，这一年，北中国已经连续三年干旱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赤地千里，田地干裂，河水枯竭，民间的存粮早已吃大户的饥民被吃喝殆尽，富农地主多数也都破产了。
光绪四年是戊寅年，干旱继续，一望无际的田地里都是枯萎的禾苗，树根草皮早已被吃喝殆尽，开始人相食的阶段。
灾民们互相换子而食，有点力气的青壮年“饥则掳人食”，死者无数......。
这两年，一个是丁丑年，一个是戊寅年，所以这次旱灾被称为“丁戊奇荒”。
之所以成为“奇荒”，是因为祸不单行！
谁也知道，年号虽然是光绪年，做主的是慈禧太后。
其时，南方正开展“洋务运动”，花钱的地方很多，慈禧拿出救灾的钱粮并不多，李鸿章出的主意是“卖爵救灾”，号召乡绅们救灾，杯水车薪而已。
反而有些贪官污吏借着救灾自费，
可谓旱灾加上了人祸。
好容易熬过到了光绪五年，老天终于下雨了，广阔的大地上看见了绿意，日子有了盼头。
忽然，又发生了一场震级为8级，烈度为11度的超级大地震，地震所破坏的地区多数就是旱灾地区。
历史规律，地震之后，必有大疫，紧接着就是瘟疫横行，又是死人无数......。
据统计：从1876年——1878年，“丁戊奇荒”就造成了近二亿人受灾，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地震和瘟疫的人口在一千万人左右，逃出灾区的人口大概有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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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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