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历过或者听老人讲过生产队的故事吗?
你经历过或者听老人讲过生产队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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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生产队社员,经历过长期集体劳动,参加过修塘坝,改田扩地,也参加过万人工地修水库的义务工,缴过公粮,卖过余粮是名地道的农民,我想对于生产队的真实故事是有发言权的。网传人民公社就是吃大锅饭,饿肚子,集体活就是磨洋工,养懒汉。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说瞎话的不外乎两种人,常见的是不良媒体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外行话,一种被人民推翻的剥削阶级余孽,他们不甘心失败,别有用心地歪曲抵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攻击破坏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生产队的集体活养懒汉磨洋工是不可能的,外行人看集体劳动场面人多混杂,其实是很有章法精细而公平的计件制。比如插秧,芸秧,割稻整劳力都是一人一垅比着趟向前赶,绝大多数不会掉队落伍,少数落伍跟不上趟的,每天下午田间休息时,针对达不到整工的人,依据实际劳动能力给予工分值集体评议,本人也可自评。对于零活如犁田,耘田,育种,施化肥,打农药,瞧水,炕田等日工作量都有基数,妇女队有其规定的农活,工分低于男劳力。病残社员在派工上照顾,如护林,护渔,瞧水,打谷场上做事。
干集体时劳动是繁重的,每天不少于1O小时,农忙特别是“双抢"半夜起床到黑透放工,中间只有短用攴和俏作休息,干部没有特权,不但不能脱离生产,还要以身作则,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队长或党团员,重活累活干部先干。那时没有招待费一说,县,社干部下乡检查工作,都是两腿步行,有的工农干部还带着粪筐,边走边捡狗屎,满了倒入路边的集粪坑,吃中饭了,他们在村上随便找一贫苦人家撘个伙吃碗饭,碗下面一定有半斤粮票两角钱。干部和社员很亲近,同吃同住同劳动,蹲在一起抽旱烟,拉家常,谋划生产看不出谁是干部。
当社员很累,饭莱缺油水,但是人的精神面貌激情满怀,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农奴翻身作主人的幸福感,深深感到阶级友情,深深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深深地感受到队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财富,人人笑声开怀,对将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期望。俏有闲暇笛子胡琴声,声声悦耳。姑娘小伙们走着唱着,“公社是个长青藤,社员都藤上的瓜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民兵训练,文艺排演不亦乐乎。
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集体经济另一话抦,说什么“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这是影剧揑造词,在现实中并没这样的说法。事实是每户社员都有莱园地,自留地,宅基地,每户都养有一两头猪,一群鸡鸭鹅,只要不侵害集体或别人的庄稼,不误出工养多少不限,哪有割尾巴之实。
吾年届七十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尽可能地还过去农村真相,现在小岗南街之争炽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三农”何处去中华天大事,老朽虽朽期盼今人讲真话,动真情,悯农怜民出实招,走正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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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过几个月的生产队长,经历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与生活的故事。
生产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事情。
一个生产队的人口数有大有小,依据是就近为原则,合并成一个生产队,像我家乡那个生产队,当时人口大约是一百多人,但真正的劳动为50人左右。
可以讲的故事很多,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文革”那段的故事吧!
我最深刻的故事是《听最高指示》和《跳忠字舞》。
那会儿,毛主席会不时地向全国发表指示,我们都称为最高指示。也许是毛主席的生活习惯问题,最高指示往往是晚上发表,有时候是半夜。往往是紧急通知,说几点有重要广播,那时农村没有电视,一个生产队才有一台收音机,农民就围坐在收音机旁,听来自北京的声音。
听完了,有文化的人,会向大家解释“最高指示”的含义和精神。农民一般睡得比较早,每每有最高指示发表,农民都会自己从睡梦中爬起来,是不会缺席的。那是出于对领袖的最扑素的感情吧!
《忠字舞》,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了。实际上是用当时的革命歌曲编成的舞,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歌颂,如《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农民一般会在田间劳作休息时跳《忠字舞》。有文化的年轻农民先去培训,回来再教没有文化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少几手都会跳。
我十七岁高中毕业,毕业后当了几个月的生产队长,后来就离开家乡当兵了。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农民就是那样的质扑,对党和领袖就是那样的忠诚。
这是老钟当年经历过的事,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但愿大家能了解当年的农民,了解当时生产队的最基本政治生活。祝大家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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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亲身经历过生产队的集体化时期。对那个段历史还是有发言权的。
笔者所在的生产队是山区农村生产队。我们那个生产队不太大,只有十五六户人家,九十几口人。
我们那个生产队只设有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和保管员,还有一个记工员。这些队干部都不是脱产的。他们也都是出一天工就计一天的工分。没有任何特权,相反,这些生产队干部往往还要比一般普通社员辛苦。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语,叫做“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所以说,那些生产队干部不管是出工,还是在利益分配上都要起个带头作用,即出工要走在人家前面,利益方面要让群众一步。
生产队基本采取记工分的办法,在要完成一些突击任务的时候,临时实行包干办法,也就是说一项劳动任务先由社员讨论估算多少工分,然后,用抽庵的办法确定包干人员。工分实行评定制度,一般一年评定一次工分,按劳动力强弱评定工分。男劳力最高10分一天,一个早工计2分,也就是说一整天一个一等劳动计12分。妇女最高日工分7分,早工就是1.4分,一整天为8.4分。但是,如果有技术特长虽然体力差点,也可以评定为最高工分。学生最低为日工分评定为4分,全天为4.8分。
那个时候笔者的感受社员们劳动一般都还是很尽责的。偷懒的现象几乎没有。特别是插秧、收割稻子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和一些中年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劳动竞赛。看谁插秧插得快,割禾割得快。笔者几乎经常是参与了这些劳动竞赛活动的。
年终分配,群众吃粮标准,当时我们公社有三种标准,即三七开、六四开和五五开。我们生产队执行的是六四开。即人头按六成分配,工分按四成分配,同时军、烈属及四属户的口粮标准不得低于全队的平均口粮标准。
我记得我们生产队六十年代,水稻亩产一般只有五六百斤,七十年代开始国家提出粮食跨纲要,跨长江,推广优良品种,实现亩产跨过八百斤,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接近了亩产八百斤水平。
我们生产队办有一个养猪场,三口鱼塘,一般平时存栏猪达三十多头的样子,一般节日生产队都要杀猪,捞鱼分配给大家。从七十年代初生产队栽种了几个山头的木樟树,收益很快,那时木樟籽2角钱一斤,我们生产队到了七十年代每年木樟采摘有五六千斤,后来大队办了木樟油加工作坊,自己加工成木樟油,一百斤木樟籽可收入40多元。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们生产队年终分配时,到了七十年代每个劳动日(即10分工)有六角多钱,有时好点的年成快七角一个劳动日。
那时生产队每户都留有自留地,社员一般每年每户可养猪出栏两到三头,每户一年要给国家交派购猪一头,重量不低于131斤(即131斤算合要求),然后留一头过年自己杀了吃。一般每家每户都饲养了鸡鸭,多的有些户要饲养几十只鸡鸭。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过年有三大年货要办,即杀猪、打糍粑和豆腐,那个时候年味是挺浓的,一般过了小年,各家各户就开始忙年货了。
过年的气氛都是很浓的,一般过了除夕,大年初一就开始拜年,属于一个大家庭都要轮流请饭,人情味是很浓的。什么大叔、二叔……几爷爷奶奶的都要互请拜年饭。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国家需要进行建设,每年要交相当数量的公粮,我记得我们那样的小队每年的公粮任务好像是一万六七千斤,近全队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因为要交公粮,所以,吃饭是有点紧,一般每年要少近个月的粮食,所以,到稻谷出新的时候生产队一般为了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要提前进行水稻收割。那个时候要交那么多的公粮和任务猪,对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好像都很乐意,思想觉悟都很高,没有发现讲怪话的,攻击国家政策的现象。
那个时候的农民确实是很累的,春夏秋季是农田劳动,冬季要开荒造田,我们那里水利条件还可以,不需要搞水利建设。我记得我们好多次冬天在山里开荒,干着干着天上下起了雪花有的还赤着脚在干。那确实有点苦。但人们的精神都是饱满的。
那个时候生活与现在比是困难一些。但是,时代前进了几十年,国家的基础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再加上现在国家不仅不要农民交公粮,还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肯定生活要好多了。
但是,那些说集体化“吃大锅饭”、“养懒汉”,当然不否定有些地方有这种情况,但总的说来那时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劳动热情都是很高的。还有人说什么集体化干部不劳动,那更是子虚乌有,那个时候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都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生产队那时曾经有驻队公社干部,他们除了开会,天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至于生产队干部就更不用说了,前面已经说过,生产队干部只会比普通社会做事更多。
至于说那时搞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社员养鸡鸭,我们那里就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说集体化“饿肚子”,一年很难吃一顿肉,那真的是懒汉,否则不至于会这样。把集体化作为“贫穷”的代名词不是实事求是的。
对过去的历史应该站在当时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故意歪曲历史那是别有用心。
这就是笔者亲身经历过生产队的情况。
声明:笔者所反映的笔者所在生产队的客观情况,当时农村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并不是有人说的“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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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0年的,前三十年人们流黑汗,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似火,兴修水利,五几年修公路、修公路有工程机械吗?搞三线城市建设,人民不怕苦、不怕累!!国家财政吃紧,没办法,只有号召人们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个铜板为建设美好家园,鼓吹前三十年人民痛苦无功的人用心不良,也可能是没经历过国贫、家穷的苦楚,睁眼说瞎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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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两户富裕中农。地主富农没什么反映,他干活挣工分,没人给他们穿小鞋。他们的孩子也都取妻生子了。富农的老人干活很认真,解放前读过书,队长就让他在菜园里干活。到夏天,天天给社员按人口分菜,不论分到谁家,他都让秤杆高高的,他总说:孩子,这秤高高的。后来人们就给他起个绰号叫:高高的。我所在的生产队比较好,每工分多时能达到0.3元,就是一天10分的工资能达到3.0元钱。最不好的年景,每工分也能达到0.1元,就是一天10分的工资是1.0元钱。
土改时,富裕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他们家多余的土地和农具分给贫农。我们生产队的两户富裕中农一户张姓,一户徐姓。张姓的总想把被分的地和农具要回来。都到六十年代了,他还念念不忘。后来生产队开会批判他一次,再不向分他农具的人家,要农具了。
徐姓富裕中农,六十多岁,不干活。成天拄着一个手杖,在大街上东西头来回走。逢人就说,这个国家快完了,没几天了。后来看见天上喷气式飞机,他又说,完了,完了,这个国家没好了,飞机都冒烟了。不知道是谁告诉他,那不是冒烟,那是喷气式飞机。他又逢人就说,这个国家眼看就完了,没几天了。你看飞机都冒气了。人们给他也起个绰号叫:冒气机。
开始人们以为他老了,说什么话没人在意。他经常这样说,引起人们的警觉。一次生产队开会,把他叫去,七嘴八舌的批判他一次。他真老实了,再也不敢说了。
毛主席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垃圾多了,打扫一下,就清净了。不可回收的垃圾,就得让他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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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40后,参加过生产队劳动,凭良心讲,干生产队的农活不如自己家种地仔细。当时每人有2分自留地,自留地与生产队的地挨着,同样的庄稼,自留地的庄稼黑,粗,壮,高。因为自留地粪肥多,水浇勤,一早一晚就整好了。说明了人都有私心,只不过现在的私心比当时大了很多,如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的就更强烈了。我们都学习过历史,讲过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些地主,资本家用自己的土地在欧洲,在美洲做试验,搞生产队生产,都失败了。当时说,我们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和欧洲的试验差不多。现在我们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生命力肯定比生产队时期高多了,现在有化肥,有除草剂,有机械化收割,农民一边打工,一边就把地种了。社会发展太快了,现在虽然私心大了,但是,吃穿不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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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故事多的很,我就讲三件。
第一件,刘县长吃了一只羊。
七十年代初,我们生产大队已发展的相当好了,农林牧付全面发展,不说别的,咱专说羊的事。那时,我大队十个生产小队,每队一群羊,都是200多只,大队五群羊,共有1000多只。大队有牧业主任,专管牧业。由于村子比较大,和县里的农业局、农机局、水利局、畜牧局等涉农单位打交道很多,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离县城又远,这些单位来了人,有时就住在村里,也有需要十天半月住的。大队部就开了个伙房,专门招待他们。人多的时候,伙房就杀一只羊,改善生活,也是为了招待好单位里的人,去他们单位也好办事。一年下来,也要杀好几只羊。
刘县长当时在我村蹲点(就是现在说的包村干部),不过他是到社员家吃派饭,偶尔也会去大队伙房吃饭。
这年年底清财(现在说是审计),有一只羊的开支凭证上写着刘县长,清财组长就把这事告诉了刘县长,刘县长急了,我什么时候吃了一只羊?找大队一班人来兴师问罪。大队会计说,那只羊主要招待单位的人了,刘县长你也吃过一次,我就在单据上写了你。
年底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刘县长讲话:“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我在某某大队吃了人家一顿羊肉面,就把一只羊记给了我,你们说可怕不?所以说不能随便吃啊!”
后来这个事就当笑话一直传到今天。
第二件事,操心操在油条上。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小自然村,后来就集中居住了,那里没人了,但是还有三十亩地,需要耕种,由于路途较远,每逢种、锄、收都是全队劳力都去住在那里,大约三四天。还得带被子,起伙做饭,粮食就是队里开支了。
这年到了锄地的时候,队长就安排好了,这次队里带上白面、香油要炸一顿油条吃,让全体劳动力改善一次生活。社员们当然是欢天喜地,乐不可支了!
不过这油条是全体社员吃了,队长可挨了训。这吃油条的事传到了公社,公社就把队长叫到公社,公社书记好一顿训,队长辩解说,社员们也恓惶,一年也吃不上一顿油条,我也是为了他们,又不是光为我自己。公社书记说:“人家队长都是操心操在路线上,你是操心操在油条上”。可不,当时讲的是走什么路线是大问题。要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后来,大伙就和队长开玩笑:“你就会操心操在油条上。”
第三件事,批斗小偷。
每到秋天,生产队都有护秋看田人员,那一年,核桃将近成熟,临村一个年轻人,捡了几十个核桃被护秋人员逮住了,晚上就开会批斗他。开的是全体群众会,人可真多。
那人开始检讨了,挺会说的:“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本来该学好,现在却做了这样的错事,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我接受大家的批判,一定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你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想蒙混过关。云云。
大队书记看时间不早了,来个总结:“社员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决不能让他们侵占我们的劳动果实,那些习惯小偷小摸的人,必须改邪归正,不要妄想不劳而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等等。
散会了,还派两个人把那年轻人送回家,挨了一顿批,没有罚款,还有两个人护送回家,也值了。
故事就讲到这里,怕大家嫌我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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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历过或者听老人讲过生产队的故事吗?
本人今年64岁,1974年高中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到了我的祖籍地,湖北省黄冈市黄州郊区农村,当时的禹王公社星火大队第十生产队,寄住亲戚家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农村是吃大锅饭,田地集体所有,集中耕种。我和生产队社员,每天从早到晚劳动近12个小时,早上天刚亮就出工(我们这又叫:上工),约上午8点半钟回居住地吃饭,我吃住都在亲戚家,不到50分钟,生产队队长就喊:走啊,出工啊,都出来啊,出来 晚了要扣工分啊。
约下午快1点了,才吃午饭,也是不到50分钟,队长又喊起了出工(出去劳动)的号令,白天基本没休息时间,吃饭约半小时,出工,放工的路途各需约10分钟,直到晚上约6点半后放工(放下工作),才能安心休息。
我们这农村主要是种水稻,一年两季,双季稻,我们这俗称“双抢”。每年4月中下旬和7月中下旬,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最辛苦的时候。
在生产队劳动的日子里,最深刻的记忆是:
7月下旬,天气炎热,骄阳似火,约凌晨2点钟,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生产队长的大嗓门:起床啊,赶紧起来,去田里扯秧苗。那时条件不好,都是赤脚在水田劳动,进水田不到半小时,双脚上爬满了蚂蝗,蚂蝗是吸血动物,扒在脚上的蚂蝗,就像胶水粘在了腿上,一个个因吸饱了血,身子胀得滚圆滚圆的。
下午3点钟左右,在骄阳的辐射下,室外温度接近40度,田里的水灼脚。我和社员们都是头顶烈日,在水田插秧,在烈日的熏烤下,脸上的汗水像下雨似的,往下流淌,双手在插秧,在忙碌着,没时间擦汗,嘴里常吃进了自己带着咸味的汗水。由于“双抢”赶时间,一直要忙到晚上8点多钟,才收工。“双抢”那段时间,每天只休息,大约6小时。
......
以上,就是我在农村生产队,所经历的,终身难忘的农村生活和点滴劳动故事!
谢谢阅览,点评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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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种了20多亩西瓜。
伏天,西瓜成熟了,晚上队上加派人员看瓜。
晚上看瓜是个好活,第一,能挣工分。第二可以吃西瓜。当然和队长关系不好的就没这福气。
不能加工去看瓜的人想吃西瓜就得去偷。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好玩的全村仅有的一台收音机还是固定的。特别简单,用一根铁絲从山头通到家里,连接一个二级管,听说他的耳机是偷大队电话里的。是不是大队电话上的己无据可查。只有墙壁上挂的两节特号电池,是大队电话机配套的。总的来说,只能他一个人听。
伏天晚饭后,村里的人陆陆续续来到打麦场里乘凉,侃大山。
夜深了,大家都回家睡了。我刚躺下不久,就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二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两个人。他们告诉我有几个人出村了,可能是去西瓜地里抱西瓜了。咱们是不是也去看看?
我跟着两人来到西瓜地边,爬在地上一看,见瓜地里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们来晚了。
一个伙伴递給我一根高粱杆说,把他们赶走,只见他大步走在前面,拿起高粱杆就往黑影身上打,那个黑影一看多了几个人,以为是看瓜的人来了,吓的撒腿就跑,我们就在后边追。没追多远,就追上一个,这个人用裤子装了两个西瓜,发现大家都跑时,来不及把裤子里的西瓜倒掉,抓起裤子就跑。两个西瓜二、三十斤,提着跑不快,又舍不得丟掉裤子,就被我们抓到了。
其实,晚上看瓜就是做个样,后半夜,那个不是睡的跟死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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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生产队的故事,我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一九六八年初秋,我初中毕业,我们那批学生,农村户口的回家务农,像我们班上那些城市户口的统统下乡,史称我们为老三届。
那年,我十七岁,到生产队干活,队长看我长的人高马大,让我跟车拉秋。
生产队秋天打场的时候,最有意思。那个年代,机械化少,都是用牲畜拉石头滚子压大豆,溜高梁,打谷子。一般打场都是晚上夜战。夜战,岁数大的社员就不让去了。有时候干到晚上八九点钟,生产队煮大锅饭,一般情况,生产队做一两板豆腐,炖豆腐,有时候,队长一高兴,再到供销社弄点猪肉搁里头炖,那豆腐炖的真香啊!你别看,猪肉要票,每个大队的供销社他都有余头。
生产队干活,男男女女在一起,就热闹,嫂子小叔总开玩笑。都是动嘴不动手,农村人,俏皮嗑也多,看你穿件新衣服,就说你,“小鱼你还窜上了。\"看你能说会道说你,\"癞蛤蟆上讲台,大嘴说客。\"总之,俏皮嗑太多了。
我那时候,刚下学,晚上打场休息的时候,场院有小房。我们队打更老头姓韩,过去旧社会的时候,在城里买卖铺上当过伙计,他爱讲古(故事)。一到休息的时候,赶紧到小房的炕上,让他讲故事。
那年,我们生产队栽水稻,秋天打场,用机械打,三班倒,男女在一起就出了一段丑闻。有一个爷们四十来岁,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娘们滚草垛让人家给看见了。结果,也没咋的,那个娘们在家说了算啊!老爷们没敢炸刺。
生产队时期,最好的是民风。那时候,村子里谁家有事都是帮工,没有要钱的。那时候的人,有人情味。记得,那年,我们生产队七家盖房子,我家也盖房子,我还帮了半个月的工。唉,那个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有时候,没事,自己还总愿意回想那段纯扑的时光。
原创回答
缘叔情感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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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生产队时期,把我看到的实事求是说一下。那个时代比较艰苦,因为解放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千疮百孔一片废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国,很多地方匪患成灾正在剿匪,又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打了一场保家卫国战争!中国周边的囯际环境并不好,相继和印度、苏联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还有抗美援越,后来和南越打了一场海战取得胜利。说这些的目的就是介绍当时面对的国际形势,和前辈付出的牺牲。几乎所有的国家财力物力!都是解放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积攒下来的。那时生产队讲公平斗私批修!生产队长是不脱产的社员,来源于本队口碑各方面素质都比较好,群众信得过,和主要劳力一起干活一起收工,还要负责全队的分工和工作验收;还要兼顾公平接受监督!队长也不多吃多占。不和有些人说的哪样,什么出工不出力,养懒人,沒有这种现象!那时治安很好!很多社员是民兵,拿起枪来能战斗,拿起锄头能种地,有维护治安的责任,社会风气比较清正廉洁。社员群众讲政治有集体主义观念,劳动所得分配比较平均,很少攀比心理,生活逐渐也好起来。和那个时代比较现在生活都很富足,要牢记过去创业走过的路,不要忘记前辈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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