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跟汪精卫谁更可恶？
秦桧跟汪精卫谁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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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有人致电汪精卫直接骂他秦桧。
核心提示：
不久，汪精卫复电说，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他主张和平救亡图存为上策。陈嘉庚接到电报后非常生气，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说他是秦桧，“卖国贼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为期十天。
当时，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虽无法到会，但打来电报提议，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原来，自南京失守后，陈嘉庚在海外风闻汪精卫主张与日本“和平妥协”的言论，而外电也有“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的报道。为证实此事有无，陈嘉庚当即发电报向汪精卫询问。
不久，汪精卫复电说，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他主张和平救亡图存为上策。陈嘉庚接到电报后非常生气，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说他是秦桧，“卖国求荣”。当时正值参政会第一届二次会议召开，陈嘉庚当即致电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
因为当时参政会需要有20人赞同才能提案，陈嘉庚就致电参政会秘书王世杰，让他帮助向出席会议的参政员们寻求支持。褚辅成首先表明赞成陈嘉庚的提案。接着，在会议上提出《为抗战到底，宜由本会决议宣言，请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间而定人心紧急动议案》的提案，王造时等人也纷纷表示赞成，不一时20人就已经够数，于是该提案提交会议讨论。
讨论中，有个别参政员称，任何战争都是以和平结束的，言和者不等于出卖国家利益。主持这次会议的正是汪精卫，当即表示支持。王造时反驳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占领了东北和华北，又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武汉，而且正在向我国继续进攻的形势下，除了屈膝投降为城下之盟外，哪有“和”可言，言和者应以卖国论罪。结果表决时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仅将原文文字修改减半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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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为中华民族第一大奸，千年之间万人唾骂，与其相比，汪精卫也相形见绌，不得不屈居二奸。
原因如下：
1）个人处境：汪已与蒋不睦，投靠日本符合个人目标，且汪还故作姿态，偶有为中华民族争取利益之举。而秦是赵宋的大臣，与当权者并无竞争关系，却劫持君父，结党营私。
2）安全关切：汪是傀儡，没有日寇撑腰一天也活不了。而秦深居相府，从北方逃回后，并无金人刀剑相逼，也没有人质控制在金人手里。甚至直到金兀术把“秦桧必须为相，岳飞必须死”当做和谈条件后，秦桧依然能在宋朝得善终。
3）实力对比：抗日战争早期日军确实狂妄，杀人百万，汪投敌时也是被吓怕了。而秦无法坐视岳飞北伐，贬低抗金将士，深居临安却心向女真。卖主求荣，力主高宗向金国跪拜称臣，乞求封号。
4）虚伪程度：汪公开发艳电投敌，国人共知，并无太多遮掩。而秦作为投降派，以主和派的面目欺骗世人，枉顾君主信任，替毫无信义的金人作伥，宋朝甚至无需等待金人使者回敌巢复命，直接问本国宰相就能得知敌国意下何为。
秦桧大奸似忠，遗臭万年。“忠献”荣誉等身，“缪丑”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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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不杀岳飞，那他就很可能会被杀！他说岳飞犯的是莫须有的罪，就是告诉世人，不需要有罪了，是君要臣死！都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可谁不知道是洪秀全命令的？！秦桧要保住张宪岳云的命，他不怕二人报仇吗？答案是秦桧不怕，因为二人知道谁要杀岳飞！但赵构却坚决要杀掉张宪岳云，还看不出凶手是谁吗？！历史骗了大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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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跟汪精卫谁更可恶？汪精卫更可恶，因为汪精卫想做秦桧，结果连秦桧也不如，成了第二个石敬瑭，变成了日本人的儿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汉奸最为著名，一个是秦桧，一个是汪精卫。真是英雄惜英雄，汉奸惜汉奸，在民国，汪精卫是为秦桧翻案最有名的政治家了 ，而且是身体力行，殊途同归。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在探讨应怎样应对“一·二八”事变时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但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因为他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其实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骂，换来当时的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之灾。照我看秦桧的救国与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蒋介石怒色说道：“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呢？”
在汪精卫眼里，秦桧可不是卖国贼，同岳飞一样都是忠君报国。因为汪精卫也要准备做秦桧了。
秦桧和汪精卫都属于才子型书生，秦桧是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造诣深厚。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民报》主笔，孙中山都要盛赞：“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透言列强之政策瞭如光火，使读者快慰不已……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
“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这是秦桧写的《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后写的。
秦桧和汪精卫年轻的时候都一样，血气方刚，正义凛然，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进攻东京汴梁，当时还在国子监担任学正的秦桧慷慨上书，告诫朝廷金人贪得无厌，别指望通过割地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千万不可松懈武装守御，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者而从之。
靖康之变后，秦桧从抗金义士变成了一个宋朝的内奸，宋高宗赵构是个求和派，秦桧正好借机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为了求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成为千古罪人。《宋史·秦桧传》记载：“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雠斁论，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同样，汪精卫抗战开始的时候，也是主战派。汪精卫在“九一八”事变时批评张学良 “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相比同时期的张学良，蒋介石汪精卫的姿态更为积极。1931年汪精卫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军事不宣战而尽力抵抗，外交上不绝交而尽力交涉”，战与和的底线是“不失国土，不辱主权”，宣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随着抗战深入战争越来越残酷，日本节节胜利中国节节失败，北平、南京、上海，到1938年8月，广州、武汉也都陷落，这让当时的汪精卫倍感失望，“战亦亡，不战亦亡”，觉得再打下去也是失败，还不如和谈。
汪精卫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精卫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汪精卫被日本的强大和国内的失败吓怕了，开始鼓吹投降，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并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
汪精卫的看法不仅仅是一个人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民族失败主义的潮流，抵抗没有希望，求和才是出路，晋系的徐永昌就说：“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秦桧不是没有，汪精卫跳出来了。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飞到上海，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汪精卫流着眼泪说： “他们要我签，就签罢。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约。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抗日战争，汪精卫到底有多悲观，悲观到要做秦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 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在汪精卫眼里抗战是殉国，和平是救国。他去当汉奸也是为了救国。 汪精卫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
日本帝国主义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汪精卫有烈士情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认为“曲线救国”是为了拯救民族的水火之中，离开重庆时给蒋介石的留言称“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汪精卫想做秦桧，结果却是连秦桧也不如，成了第二个石敬瑭，变成了日本人的儿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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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岳飞的罪人元凶是宋高宗，
秦桧只是帮凶，次角色。
抗曰战争时，头号汉奸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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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更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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