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事件让你觉得“天佑中华”？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事件让你觉得“天佑中华”？
网友解答：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役后，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鹰派”，主张立即对中国开火，想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格列奇科也成功说服苏联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准备动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中国得知消息后，所有人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里，大家都在等着北京中南海那位伟人的智慧决断。最终毛主席下令，全国积极备战，转移北京的中央老同志以防不测，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同时已经转移到苏州的林彪元帅签署“第一号令”，军队井然有序的调动；导弹基地也进入临战状态。
可以说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大战一触即发。中国积极备战的态度也让苏联高层觉得如果真的发生核对抗，那将会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况且还有个美国在一旁虎视眈眈。最终苏联勃列日涅夫一边愤怒的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一边被迫中止核打击方案。
中国大地在伟人高瞻远瞩的大局观下，避免了核灾难，真的是“天佑中华”。
为什么苏联当年叫嚣着要核打击中国？
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苏联老大哥在珍宝岛上吃了大亏，觉得丢了面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中印边境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珍宝岛找到出口，在这里前后共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最终苏联损失惨重，吃了个大亏，苏军死亡58人，伤94人。
在苏联高层看来，中国一直喊苏联老大哥，大哥被弟弟教训了，自然想要找回场子，于是“鹰派”便主张直接挥师南下。
然而苏联中的“鸽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两国有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那必将是个长久战；况且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又不是太好，不适合对中国动武；再说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美国。
第一次鹰派跟鸽派的争论中，鹰派暂时妥协了。3月21日，柯西金拨通了北京的热线电话，十分急切的想要同中国沟通。
没过多久电话通了，柯西金对着电话说：“喂，是北京吗？”
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话务员，虽然有点诧异，但是不失礼貌的问：“是啊，请问你找谁？”
柯西金一听，松了口气，刚刚还在想电话那头中国人会是什么态度，看来是多虑了：“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接毛泽东主席。”
女话务员一听，是苏联打过来的，顿时火冒三丈，因为她也知道苏联已经跟中国闹翻了，甚至还刚刚打完仗，于是便大声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柯西金一听，看来心中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中国估计每个人都反感苏联了。于是他便说：“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总理很忙，没空！”
虽然周总理没跟柯西金通上话，话务员也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批评教育了一番。但最终中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苏联，因为发现苏联在珍宝岛军队有异动，因此中国在珍宝岛将加强火力部署、增加兵力。
很显然，由于苏联鹰派在珍宝岛的暗中动作使得第一次中苏交流宣告破产。
不仅如此，同年6月份，或许是为了报复，苏联鹰派竟然派军队越界杀害我方38名战士，而且还是烈火焚烧！
8月13日上午8时，副连长杨政林率领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不曾想中了越境而来苏军的埋伏，最终被汽油燃烧弹产生的大火吞噬了生命。当第八师的一个团从60公里外赶来时，只看到38具已经面目全非的尸体，现场十分惨烈。
美国无意中泄密
这起事件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苏联也就此事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次鹰派最终得到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支持。“鹰派”代表格列奇科说：“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核武器是手术刀，那么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勃列日涅夫最终敲定，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同时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由于事关重大，毕竟核武器一旦使用，肯定会对地球生态环境平衡带来很大的破坏。而且美国人是什么态度还不清楚。于是8月28日深夜，勃列日涅夫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探探美国的口风，大致意思就是说，苏联只为解除中国的核武器，不伤及平民等等。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也是吃了一惊，同时他也知道，苏联之所以照会美国，其实就是想着中美关系一直很紧张，要美国在这次事件中保持中立。
尼克松跟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基本上达成一致：欧美的最大威胁是苏联，中苏现在矛盾，强大的中国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此外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候还在亚洲的美国大兵估计也难全身而退。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一旦让苏联开了这个头，那么后续北极熊将肆无忌惮。
所以美国最终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反对苏联使用核武器，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二是尽快通知中国。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基辛格也清楚中美关系十分恶劣，如果直接告诉中国或许还会被认为又在捣鼓什么馊主意，最终他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苏联核打击“无意中”透露给报刊，然后报刊无意中告诉中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时间世界哗然，苏联更是暴怒，本以为照会美国能得到支持，没想过换来的却是泄密，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骂美国人出卖了他们。
中国积极备战，态度坚决
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跟几位元帅讨论后得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常规武器他们无法取得胜利，因为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毛主席也看到了国际新闻，长久地陷入沉思，原子弹毕竟是大杀器，不能不防！于是毛主席下令：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同时毛主席宣布全国进入临战态势，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全国军队也都在调动，一时间所有人都相信中苏之间核对抗马上就要到来。
不仅如此，9月23日和26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氢弹热核爆炸。中国向苏联和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胆敢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我们是有反击能力的。
美联社称：“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中国积极备战的决心令苏联领导人心中不免有点打鼓，恰好此时，柯西金脸色难看地找到勃列日涅夫，因为他收到了两个对苏联不利的消息：一、中国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二、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将开始。
勃列日涅夫听完狠狠的锤了下桌子说：“美国欺骗了我们！”
柯西金说：“美国可能恐吓成分居多，但是中国反击决心估计是雷打不动了，我们还是早做打算吧。”
最终在美国“偶然”的泄密加上我国领导人的长远大局观、在中国积极备战及美国的威胁下，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宣告流产，中国避免了一次核灾难，这起事件的结局真的是“天佑中华”，致敬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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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300米、2公里，如果侵华期间的日本人勘探石油的钻井方位再移动2公里，深度再多钻300米，也许就会最早发现大庆油田而改写历史。
所以当我国于1964年首次公开宣传之前高度保密的大庆油田时，日本人有些懵了。中国东北不是贫油区吗？又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原油储备56.7亿吨的超大油田呢？
1959年9月26日，一股浊黑色液体从黑龙江安达县高台子镇永跃村附近的“松基三井”奔涌而出。周围屏息关注的人群顿时爆发出巨大欢呼声，而有的人却早已泪流满面，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激动。
因为那股浊黑色液体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石油。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遂将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中国也藉此彻底摘掉了“贫油”帽子。
1913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曾派人到中国山东、河北、东北、内蒙、陕西等地进行石油资源勘探调查，甚至还于1915～1917年在最有希望出油的陕西北部地区，由马栋臣、王国栋率队打了7口钻井，可惜耗资不菲却收获不大，遂留下“中国没有石油结论”走掉了。
由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埃蒙斯教授于1921年得出海相生油结论。简单说就是地球上所有产油层几乎皆在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
随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教授来中国调查地质后，也提出中国没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积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地质地貌构成属于“陆相”，天生就是贫油地区，生产不出石油来。
但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并不认同西方学者唯海相生油理论，一直专注研究中国的地质与能源问题。1928年，李四光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采。随后又于1934年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积带有可能存在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沉积物就是指的石油。
中国地质大师黄汲清也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学说。就这样中国一批批的地质学家与石油勘探专家们，就是不信“中国贫油论”这个邪，经过详细论证与勘探，将目光瞄准了出油概率最大的松辽平原（东北平原）。
1958年7月，黑龙江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6公里处，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打下第一钻（松基一井）。8月，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咚勒赫村北，32115钻井队打下第二钻（松基二井）。
松基一井耗时9个月，钻通白垩纪地层到达地下1879米，未发现任何油气。松基二井耗时13个月，钻到地下2887.63米，只发现大量油沙与油花气泡，未发现有价值的工业性油气流。
1959年4月，32118钻井队在距“松基一井”130公里的地方再开新钻，这就是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松基三井只钻到1050米时，就已在6个井段连续发现取出的粉砂岩和细砂岩岩芯中，出现油浸与含油现象。
所以松基三井喷油已在意料之中，但在喷油瞬间，人们那种多年努力终成功的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1963年底，大庆油田结束了试验性开发阶段，正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先后开发出了萨尔图、杏树岗和喇嘛甸三大主力油田，基本可以实现中国石油自给自足了。
就在中国人高呼：“贫油帽子已被甩到太平洋”欢欣鼓舞时，日本人却不淡定了，在日本现代史中经常会发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句子。日本人在对战前未能找到大庆油田遗憾同时，也深刻反省其中原因，那可是日本人曾经的野望与残念。
日本国土狭小，限于本土地质结构能源资源匮乏，尤其是石油资源更是滴油不产。二战爆发前，日本石油消耗量虽在其能源消耗总量中占比不高，但是石油的军事战略用途，无疑成为侵略野心膨胀的日本最迫切需求。
当时日本石油消耗总量的80%来源于美国，10%来自荷属印度，8%来自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萨哈林油田，剩下微乎其微部分则来自中国抚顺油页岩等资源的人工制油。
由此可见，日本的石油命脉紧握于美国人手中。所以日本人在二战初期，对美国百般隐忍不敢生事。而日本与此同时也开始疯狂储存石油，可费半天劲也只能储存500万吨，面对如此庞大的战争军费耗资仅够支撑半年而已。
美国本因出售给日本的石油皆被用于侵华战场而道义有亏，再加上日本于1941年6月放弃对抗苏联转而全力进攻东南亚攫取能源，动了美国的奶酪，由此美国开始携手荷兰、英国等国一起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日本虽有石油储备，可终无法支撑如何漫长战线消耗，一旦石油资源出现枯竭，那些耀武扬威的日本联合舰队以及功能先进的战机将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此日本面对美国的石油禁运计划，很快就陷入断油恐慌，遂孤注一掷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挑起太平洋战争，而后疯狂突袭东南亚掠夺资源，同时也将自己拖入必败深渊。
也许有人质疑日本人对石油的渴求如此迫切，那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大庆油田的蛛丝马迹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资源。1929年，时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新带国太郎带人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森林一带，耗时2个月勘探石油未果，后又在满洲里扎赉诺尔煤矿勘探也未发现石油迹象。
其实当时日本在东北勘探石油并非这一路人马，尤其是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加速了侵华准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满铁调查部”的探矿队，就在中国东北地区肆无忌惮的探寻战略资源，最主要目标就是石油。
当时日本公认的石油权威高桥纯一的石油生成理论是“海底腐泥起源说”。简单说就是石油生成地必须是海洋沉积型地质结构，由藻类或微生物尸骸堆积产生的有机物，在地热条件下分解而成。
由此日本人根据高桥纯一的理论，以及渗透到地表的沥青类凝聚物，将找油重点放在他们认为离海比较近的辽宁南部的阜新地区，也就是日后辽河油田边缘结构带上。
据资料显示1995年辽河平原年产量1500万吨，应是二战时期日本石油需求量的5倍。只不过辽河油田高流动性原油储藏层在地下6000米，而当时日本钻井技术卯足劲也只能到2000米，所以后来日本人听闻辽河油田开发后，只能慨叹“当时即便站在辽河油田中央，也不可能发现石油！”
而日本人曾经勘探过石油的“北满地区”，也就是今日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油田，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典型陆相沉积构造，是海相生油论所谓的“贫油区”，充其量只有低产量的油页岩水平的石油储藏量。
所以即便当时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日本陆军航空队，飞抵安达县（大庆）上空时，经常发现当地草甸子水面上浮着黑色油膜状漂浮物，但“满铁调查团”对航空队的发现并不以为意，反而干脆地说：“那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自然条件。”，遂从未去实地勘察过。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日本虽然偷偷储备了可维持一段时间的石油，可如果无法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日本的战争机器随时都会面临瘫痪状态。
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调查部长大村递交报告说：“满洲已很难找到石油了，还是去'南方'寻找石油吧”。由此日本才将侵略目标对准了东南亚地区，也就相应引起日美之间摩擦，后续引发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反应。
当然对于日本为何未能提前发现大庆油田，还有许多不同说法。有人说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美孚公司就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而由于当时东北是日本势力范围，而且日本近80%石油都是由美国进口，所以美国不想失去凭借石油遏制日本的有效手段，遂让美孚公司谎称在中国东北未发现石油，又装模作样提出了“中国贫油”结论。
而日本偏偏相信美国海相生油论，相信美国没找到石油的地方就一定没有石油，遂放弃在中国东北找油而转向东南亚地区。
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二战前夕美国石油年产量已高达15亿桶，占据全球石油总产量近7成。而且美国卖石油价格稀烂贱到1桶连1块大洋都没有，甚至洛克菲勒垄断时期曾有过1桶5美分的超低价，试问哪个石油开发者能与美国超低成本油抗衡呢？美国又有何必要欺骗日本人呢？而日本面对美国超便宜石油，又有何必耗巨资自己开采油田呢？
日本人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日本作家草柳大藏在其编著的《实录满铁调查部》一书中认为，满铁与日本石油公司在热河到兴安北省海拉尔范围内曾做过广泛的石油探矿调查，甚至日本石油公司还建筑了职工常驻宿舍，可是满铁已达1800米钻探技术却被搁置，而只进行了深度1000米的勘探而已。
简单说草柳大藏认为日本没有找到石油，不是没有钻探技术，而只是没有深入钻探罢了。
而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作为“陆相地层生油论”提出者以及大庆油田主要发现者之一，他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都没有找到石油，不是日本找油技术落后，而是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生油论”。
黄汲清的说法是对日本未能找到大庆石油的另一种解释，应有一定权威性与启发性。而日本的地质史学者大松直干也觉得日本未能发现大庆油田，除了勘探密度、范围不够外，不能从根本说是日本勘探设备不行，完全是“探矿思想和探矿技术”存在短板问题。
无论怎样，当时日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尽他们所能达到的一切勘探与钻井设备，却未能找出一滴油，但我们也不将日本人在东北勘探石油失败，皆归结于日本勘探技术存在短板，其实当时情形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凶险。
据资料披露，当年日本人钻探的一口井，距后来喷油的“松基三井”只有2公里距离，还有日本钻井深度是1000米，而“松基三井”钻到1300米就开始喷油了。
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凶险的情况就是，大庆油田主力产油区的“萨一井”，钻到680米就遇到了出油层，而当年日本钻探的一口井仅距“萨一井”1公里。如果日本人当年打井方位再偏移1公里，或者多尝试钻探几口井，结果真的很难想象。
回想只差毫厘惊险万分时刻，真的感觉天佑我中华，日本人已近终点却未能得逞。不过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天佑不仅仅是运气，更多源自事在人为。
日本人当年在东北勘探石油失败之因，除了所谓的“运气”与“技术”有些差外，还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以及地下抗日武装顽强抵抗有很大关系。
譬如打出“萨一井”的杏树岗，就曾是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日本人在我抗日武装频繁袭击下又怎能大张旗鼓地在我东北地区肆意勘探呢？
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大庆油田的发现以及中国石油储量的论证、勘探、与开采整个过程，不仅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中国地质学家的倾力奉献，更有几万名石油一线开采工人不惧酷寒的无私付出。
天佑中华皆是因中华始终有一群坚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念的热血儿女，秉承“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通过辛勤劳动以及浴血奋斗才使我大中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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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到天佑中华，就不能不说到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经历的几次巨大危险，而每一次他老人家都能平平安安。
1927年秋收起义的前几天，毛主席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安源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毛主席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主席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当时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对他们并没有特别好处。本来那些民团同意释放，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毛主席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主席才找到机会，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跑到了一个高地，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毛主席就在水塘里躲到日落。反动民团们当时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毛主席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民团硬是没有发现就在眼前的毛主席。最后，天近黄昏了，民团放弃了搜寻后，毛主席才脱险。
1935年6月的长征途中，毛主席经过荥经县三合乡茶合岗时，敌人的飞机突然飞来，在长征队伍上空盘旋扫射投弹。当时毛泽东正在左边的小路上行军，已经来不及隐蔽。毛主席的卫士胡昌保见此情景，急忙扶着毛主席向右边的小树林跑去。这个时候，一枚炸弹投在了两人的身边。就在那一瞬间，胡昌保拼命扑倒毛主席。“轰”地一声巨响，弹雨四溅，炸弹掀起的巨浪同时把两人掀翻。等毛主席从尘土中爬出来时，他的卫士胡昌已被弹片击中，英勇牺牲。面对为保卫自己而牺牲的战士，毛主席不禁流下了眼泪。
1948年，正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毛主席一行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进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指挥全国各地的解放战争。5月18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主席吃过安眠药入睡。五时三十分，突然来了一架敌侦察飞机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了三圈后飞走了。
接到报告后，毛主席的卫士长叶子龙说，快把警卫和工作人员都叫醒，尽快保护毛主席到房后山坡处的防空洞隐蔽。聂荣臻司令也在院内指挥警卫准备好担架，准备把毛主席叫醒抬进防空洞。叶子龙当时还有点犹豫：毛主席刚入睡，万一不是敌机来炸呢？这时，空中又来了三架敌机，而且飞得很低。情况十分紧急！叶子龙和卫士李银桥急忙闯进房内，叫醒毛主席。毛主席当时还很不高兴地说：刚入睡，就把我叫醒，什么飞机来炸呀？怕什么？叶子龙和李银桥不顾毛主席生气，急忙帮毛主席穿上衣服，由卫士阎长林、王振海架着毛主席就往防空洞跑。刚跑进防空洞口，就听到三声炸弹巨响，一枚炸弹投到了毛主席住的两间平房前，把门窗玻璃、床铺、暖瓶全都炸得稀烂。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如果稍慢一点，后果完全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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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四年时间不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政治意义上来看都是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大巨头在雅尔塔开会，确定了二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及苏、美、英三大强国的势力范围，即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在脱离中国的框架下擅自决定用中国外蒙古和东北地区的主权交换苏联对日作战，以减轻英美盟军对日战争的损失。
雅尔塔会议后六个月，即1945年8月初，苏联红军出兵百万，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粉碎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对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但中国东北又迎来了新的强权，对于孱弱无能的国民政府来说，这就是前门去狼，后门进虎，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向国共双方都抛出了橄榄枝，默许八路军和抗联接管东北的大城市，以此作为要挟蒋记政府换取其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筹码。
内外交困之下，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苏联答应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东北三省主权及领土完整。作为回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合营东满、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重庆谈判中
这一协定使苏联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远东运输大动脉和优质不冻港，从此苏联舰队可以直出太平洋，苏联坦克可以从大草原和山海关两个方向随时南下北京城，在获得巨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后，由于国民政府和美国越走越近，1945年11月，担心中美结盟影响苏联在华地位的斯大林开始转变态度，支持国民政府全部接收中国东北。
对于苏联的态度转变，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虽然非常恼火，但无可奈何，由于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和平谈判，毛主席只好说：“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
随着国民党大举增兵，美国开始向苏联逐步施压，1946年3月，苏联红军撤离东北，国共两军随即在东北大打出手，全面内战随之爆发。
而美国之所以热心于帮助国民党争夺地盘，除了不想让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坐大之外，更主要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尽管中国于1943年1月废除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但1946年又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旨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双方商品在彼此国内自由流通，从表面上来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远洋运输不发达及生产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平等地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通过条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开放。美国企业在华享有种种特许的待遇﹐使中国部分地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
更要命的是，由于廉价的美国产品大量涌入，本就孱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难以竞争，纷纷倒闭，贸易逆差暴涨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外流，仅仅1946年一年中国就流出外汇4.55亿美元，贸易逆差4.28亿美元。
而当时美国对蒋记政府的经济和物资援助一年才4.67亿美元，一入一出，相当于美国政府基本没有借钱给中国，只是把中国当成了其产品的倾销市场而已！
雅尔塔三巨头
由于外汇储备骤降，法币估值严重下跌，从1947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法币的价值很快跌到和手纸差不多，工资必须用麻袋发放，今天可以买一只鸡的钱，明天只能买一盒火柴，国统区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可以说，如果继续让国民政府统治中国，那么中国的命运距离清王朝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相距不远了！
尽管美苏两国借助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快速捞到了大量利益，但令斯大林和杜鲁门两大高手都没想到的是，中国内战的进展竟然如此之快，得到两国支持的蒋记政府竟然如此不堪一击。1948年上半年，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从内线转向外线作战，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巨大转折。
残酷的现实使得斯大林和杜鲁门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于是，美苏两国展开了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当时，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美苏两大国的逻辑十分简单：谁能承认并保护我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甚至给我更多的利益，我就支持谁，反之，我就反对谁。然而，中国共产党一贯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非法利益，让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能答应斯大林和杜鲁门继续把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延续下去，在中国命运的决战还没最终揭晓之前，他们还是会继续支持卖国的国民政府。
在那个时候，超级大国的支持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但得不到超级大国的支持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肯定会造成重大困难，不难想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在决策继续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走独立自主的对外道路时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然而天佑中华的是，还没有等到美国和苏联进一步干涉中国事务，1948年6月24日，由于反对美英法等国成立联邦德国，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以苏联为一方，美、英、法为另一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
当时欧洲仍然在美国的战略考量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由于苏联封锁柏林，美国不得不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一年内空运了211万吨的生活物资，同时，英美等国集结军队，准备应对强大的苏军随时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
柏林危机的发生，使得当时中国发生了干涉真空，美苏两大国暂时都没有精力干涉中国事务，1948年7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人民解放军的总体实力还不占优势，决战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之际，就开始酝酿在我军唯一占局部优势的东北战场发起战略决战。
发动辽沈战役
因为时不我待，如果让美苏缓过神来介入中国事务，那就来不及了！
1948年9月8日—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建设500万解放军，用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夺取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时间表。
就在同时，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旨在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但林彪由于国军组成东进兵团出山海关企图夹击东野，并且对打大城市信心不足，迟迟不肯下决心进攻锦州。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对此的评价是：摆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人，这仗怎么打！
毛主席急了，急忙催促林彪尽快攻克锦州，从8月中旬开始，为了发动辽沈战役他已经给东野总部发出了多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现在林彪又想打退堂鼓，这如何不令毛主席心急万分？他一再坚持发动辽沈战役，这其中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全盘考量，又岂是他人能够理解？
10月3日，毛主席再次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报称：“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 “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攻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10月10日，毛主席最后鼓励林、罗、刘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4日，林彪在毛主席的二十多次电报催促下和政委罗荣桓的坚持下，终于下令总攻锦州。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锦州，全歼了锦州守敌10万余人。
10月15日晚上，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正在院中准备茶具等候着中央首长们来开会，就听到毛主席兴高采烈地站在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说：“银桥啊，锦州解放了！你快去告诉大家，要使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
9月中旬，在济南战役胜利后不久，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向毛主席主动提出在江淮之间发起一次针对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大的战役，一举解放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这令毛主席喜出望外，9月25日，毛主席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同意陈粟、刘邓发动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动淮海战役，经过三个月的激战，粉碎了国民党最为精锐的重兵集团，而此前四天，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即已解放沈阳，辽沈战役获得全胜。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合兵百万发动平津战役，至1949年1月31日全部消灭和改编了华北的国民党军52万多人，至此三大战役全部胜利结束。在短短四个半月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多人，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速度令斯大林和杜鲁门目瞪口呆，随后，毛主席趁美苏尚无力干涉中国之际，于1949年4月23日果断发起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彻底打破了国民政府企图拖延时间请美苏“调停”，并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美梦。
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解除对柏林的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双方剑拔弩张的势态有所缓解，就在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15天后就解放了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国大典
等到超级大国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远东的时候，已经是流花流水春去也，解放战争大局已定，他们再也找不到能够左右中国局势的抓手了。
1949年3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就这样被废除了。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再次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苏、美、英等大国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中针对中国的部分，被中国人民一拳打得稀烂。
有谁知道，这一掷地千钧的宣言背后，蕴藏着多少大国博弈的波谲云诡，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这一天的这句宣言，又付出了多少鲜血和汗水！
自助者天助，这就是中国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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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致电毛、周：
“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
虽是短短10个字，背后却充满了风起云涌和波云诡谲。
接到这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既感觉非常意外，又感觉事态严重。
对于这次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势必会引起更为残酷的内战，到时候，不仅会祸国殃民，更是会给日本人带来可乘之机，那样一来，就有可能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更为悲催的命运，甚至，有可能亡国。
事态紧急，容不得半点儿马虎，也容不得半点儿延迟。
接到电报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方式、方针。
与此同时，毛、周又收到了张学良的第二封电报，在这一封电报中，张学良说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
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
一、12月12日，毛、周等人的答复
毛、周两位两位领导看完这封电报后，随即决定：
“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同时，毛、周等领导考虑事情非常周全，他们担心南京国民政府会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
“讨伐”行动
，引起更残酷的内战。
为此，毛、周两位领导给张学良复电中提到：“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也就是杨虎城的部队调集西安、潼关一带；同时，调集红军钳制胡宗南的各支军队；以此应对南京政府的‘讨伐’”。
二、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
这种详实的安排和筹划，不无道理，因为就在12月12日，南京政府也召开了营救蒋介石的紧急会议，会议氛围充满了火药味儿。
会议上，先是解除了张学良的一切职务，然后，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要员说：
“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立即进兵讨伐；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
另一位国民党要员居正说道：“要急速用兵，包围西安。”
孙科、丁惟汾等元老说道：
“以威力迫使小张屈服而释蒋”
。
马超俊、冯玉祥、程潜等人也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出兵”。
好在，宋美龄反其道而行，她认为西安局势未明，断然处罚张学良，万万不可，她呼吁“和解”。
纵然宋美龄有宋子文、孔祥熙支持，但是，毕竟南京政府中派系林立，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
三、12月16日，南京政府充满着一种“火药味儿”
12月16日，何应钦担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民党部队“扫荡叛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刘峙和顾祝同分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
各辖10个别师
，分别向西安逼近；同时，还调遣飞机对渭水县城和赤水车站进行了轮番轰炸；另外，刘峙还用了一招“攻心计”，“忽悠”了杨虎城手下的一个师，动摇了这个师的军心。
一时间，南京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红军三方形成了剑拔弩张之气，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刻，只要双方各打一颗子弹，
就会“动全身”
；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国内就会陷入一片混乱，最后受益的无疑是日本人。
接下来，在毛、周等伟人的调和下，在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等人的配合下，中华大地避免了一场更为激烈的内战，
可以说，真的是“天佑中华”。
四、严寒隆冬，大雪纷飞，周恩来亲赴西安
12月15日，一大早，周恩来就带领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着马赶往肤施，在那里等待张学良派来的飞机。
可是，隆冬岁月，大雪纷飞，路面很滑，周恩来一行人直到17日下午才登上了张学良派来的飞机。
路途遥远，但是，周恩来也没有闲着，他认真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刘鼎是张学良派来代表自己迎接周恩来一行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周恩来告诉刘鼎，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
当日傍晚，周恩来一行人来到了西安，见到了张学良。吃罢晚饭后，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单独长谈。
张学良先是向周恩来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动态以及多方面的反应；他认为“如何处置蒋介石”是眼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
他对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抗日首领。
周恩来听后，分析了处置蒋的不同方式以及带来的各种后果。
他说道，
如果可以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给人民审判，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人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条件，这就会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让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和杨虎城进行了会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虎城听后感觉非常惊奇：
你们和蒋有近10年的深仇大恨，现在捉到了蒋，决不会主张轻易放蒋。
周恩来听后，解释道：
蒋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抗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听后表示：
“你们置深仇大恨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你们的意见，现在既然张副司令同你们的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就这样，仅仅用了18个小时，周恩来用了一席话坚定了张、杨二人和平解决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说到这里，南京国民政府会答应吗？他们可是已经对西安有了军事行动。
这不，他们也派人从南京飞赴西安对事变及其蒋介石的处境一探究竟；而且他们比周恩来至少早了两天到达西安。
五、南京来人，来得是谁？
比周恩来一行人至少早两天到达西安的是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以前，他还做过张学良的顾问。
12月15日，
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来到了西安
，宋美龄在信中这么写道：“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句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
张学良读罢信后，亲笔回复道：“介公在此极为安全，精神饮食如常，良常谒谈，并饬妥加侍奉，万望勿以为念；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
12月16日，端纳带着这封信返回南京，将这封信交给了宋美龄，
并向宋美龄汇报：
蒋精神甚佳，身体亦健，绝无悲观之态度。
可是，即便端纳如实汇报西安的情况，南京的讨伐派们还是坚持以武力解决这次事变，甚至，他们说端纳是受了张学良的托词。
同时，这些讨伐派们再次集结，坚决要对西安用兵；甚至，为了震慑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孔祥熙等人，他们还表示：“在蒋先生没有恢复自由以前，一切命令均应认为无效”。
好在宋美龄是一位女强人，她安排端纳再次飞赴西安，向蒋介石讨取南京停战的手令。
直到18日上午，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手令飞赴南京，何应钦等人才停止了对西安的轰炸。
六、被捉后，蒋介石的态度如何？
一开始，蒋介石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他有写日记的习惯。12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则辱，不如死而荣”；同时，他还自称“余亦宁死不受胁迫”，甚至，他还有绝食的举动。
其实，西安事变是不是可以和平解决，这与蒋介石的态度密切相关。
如果蒋答应停止内战，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转变成一致抗日上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会放了蒋，如此以来，中华大地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内战。
如果蒋坚决不答应停止内战，亦不愿意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又怎会轻易放掉蒋？这样的话，残酷的内战一触即发。
而这正是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想要的结果，他们试图武力解决事变的目的并不是营救蒋介石，而是希望张学良、杨虎城或者红军杀掉蒋，从而激起更大规模的内战。
不过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看清了这一局面
，他们希望能和平营救蒋介石，避免内战爆发。
12月20日，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赴西安，他此行的目的，一是与蒋介石取得联系；二是进一步探明情况。
来到西安后，张学良告诉宋子文：“
周恩来在西安
，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方面已经共同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委员长答应8项主张，三方面将一致同意释放委员长。”
宋子文听后，大惊失色，
他没有想到周恩来会在这里，他认为红军代表一来，事情就会难以解决，毕竟两者有深仇大恨，一旦红军代表参与，恐怕对蒋不利。
担心归担心，该来的还会来，既然周恩来已经在西安，宋子文明白，这次如果不和周恩来谈，或许就不能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了。
所以，静下心后，宋子文也希望与周恩来接触、畅谈。
七、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宋子文的初次交谈
宋子文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担心远在南京的何应钦会抓住自己的把柄，于是，他安排自己的部下郭增恺去拜会周恩来。
周恩来真诚地告诉郭增恺：
“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请你转告宋，要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改变政策；只要蒋抗日，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郭增恺将周恩来的话如实汇报给了宋子文，宋子文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中看出了和平解决的希望，于是，他迅速飞回南京，向宋美龄做了汇报。
宋美龄听后，放心了，她决定和宋子文、蒋鼎文一同赶赴西安。
八、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鼎文来到西安后，见到了蒋介石，他们共同做蒋介石的工作，希望蒋介石能够同意和平解决。
此时，蒋介石的态度已不是刚被扣押时的强硬，他同意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但是，
他也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他自己不出面，而是由宋子文代表他谈判；二是他不签字，而是以他做“领袖”的人格做保证，回南京后会分条逐步执行。
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两个条件后，商定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所以，也就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九、正式谈判，周恩来展示了自己的谈判风采
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决定在12月23日和24日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谈判。
第一天，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3人出席；蒋方则由宋子文出席。
谈判开始，周恩来就率先提出了中共和红军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6项主张：
1. 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 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 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6.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听后，表示赞同，并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
宋子文听后，不敢擅自决定，但是，他又想利用和平解决的方式营救蒋介石，于是，他说道：
“我个人同意, 但是，还要转告委员长。”
不过，宋子文也表现出了自己强硬的一面，他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允其回南京”。
可是，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听后坚决不答应，他们要求：先撤兵，蒋才可回南京。
第二天上午, 谈判继续进行, 西安方面仍然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蒋方由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出席，其实，宋美龄是代表蒋介石出席的，同宋美龄谈判就意味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宋美龄肯出席就意味着蒋介石对西安方面提出的意见是有保留态度的。
谈判之初，宋美龄就说了：“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同时，她还明确表示南京政府同意停止内战。
然后又对西安方面在前一天提出的条件进行了逐条讨论。
经过双方的据理力争，最后达成了协议：
1.孔、宋组成行政院，肃清亲日派；
2.中央军调离西北；
3.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
4.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联合行动；
5.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
6.分批释放相关犯人；
7.抗战发动，中共公开；
8.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9.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
谈判结束后，蒋介石是这样答复张学良的：
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离开西北；
2.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西；
3.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共，现在苏区、红军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
5.立即召开国民党会；
6.联俄联英美。
至此，西安事变中的关键问题算是得到了和平解决，其实，在这次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面对惊涛骇浪，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彰显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和才能。如果没有他，我们的历史或许要走另外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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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个人认为，有三次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生动说明了什么是天佑中华。第一件，公元316年至公元439年的“五胡乱华”事件。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日子，中原陆沉，几近沉沦，汉族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屠戮和残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了中华这一段耻辱悲惨的历史。第二件，日本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达到高潮。万幸的是，在这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中华民族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最终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伟大的中华在血与火的洗礼后更加形象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而，毛主席一生数次遇险：早期在湘赣边界革命时，有一次被抓住都要送去抢决时机智逃脱；长征途中张国焘意图谋害，却被叶剑英及时报告，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得以安全北上；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时，毛主席又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不然的话，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又要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到何年了。
今天，我们歌唱天佑中华，不能有一丁点侥幸幸运的心理。因为，不仅前赴后继的英雄们是天，伟人是天，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应是天佑中华的天！天就是我们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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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东方出了个毛泽东！
遵义会议
我们的红军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打阵地战，给当时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
而且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前，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先后几次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在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能够达到统一，把党的路线开始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之后毛主席指挥了四渡赤水河，一举让中央红军跳出了包围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敌后战场
毛主席决定在敌占区进行敌后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地下党工作者，他们在抗战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他们在敌后骚扰，敌人就没有办法消化侵占的资源，只能和我们拼国力，对于抗战胜利，敌后战场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民万岁
在天安门前，人民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说：“人民万岁！”
四个字，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侯将相，从此无人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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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中华民族深受外国列强践踏、凌辱，国内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个积弱积贫的中国，使得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
毛泽东主席从中国实情出发，以拯救中华民族、拯救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己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建党立国思想，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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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天佑中华＂。如果没有他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可想像。人民领袖毛泽东就是上天赐于的最大＂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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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说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龙云献图”。
事情发生在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甩开敌军追兵，从贵州进入云南。云南王龙云在红军进入云南前就进行了精心准备，边境地区修建了5000多个碉堡和山寨，但仍然没能阻止红军，眼见红军有可能攻击昆明，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时候红军也很发愁，全军上下没有一张云南地图，尤其是大比例军用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河流完全不熟悉，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非常致命。就在这时，云南王龙云上演了一出“龙云献图”。
原来，龙云担心红军进攻昆明，于是给在贵州追击红军的薛岳送去一车礼物，上面装满了云南土特产，有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等，还有两张1:10万的套色军用地区。结果，卡车刚走到滇黔公路，就碰上了红军的先遣部队，红军二话不说就把卡车劫了，战士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又给伤员用了上好的云南白药，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两张大比例尺云南地图。
有了地图，最高指挥员很快确定了作战方案：
红一军团为左纵队，佯攻昆明，完成任务后迅速向北，抢占金沙江南岸的龙街渡口；
红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洪门渡口；
中央纵队和干部团由刘伯承率领，抢占皎平渡；
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从皎平渡过江，完成阻击任务后过江。
这个计划其实不太完美。首先是敌人追兵距离红军只有三天的路程，而红军总兵力达3万人，渡河至少需要六天，一旦敌人追上，就能在红军渡河时打一个措施不及。其次是敌人已经断定红军一定会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只需命令四川守军烧毁船只，坚守金沙江北岸，红军就会被消灭在金沙江南岸。
在红军到达金沙江前，敌人已经下令将金沙江岸的所有浮桥、渡船全部烧毁、凿沉，连竹木片都被集中收集或烧毁。金沙江水流湍急，没有渡船根本无法过江，怎么办呢？
红军做出了以下两个动作，为抢渡金沙江争取了时间。
一是命令红一军团佯攻昆明。龙云特别害怕红军进入云南后赖着不走，当红一军团做出要攻击昆明的姿态后，龙门立马慌了，赶紧把滇军主力调回来保卫昆明。红一军团2师4团黄开湘、杨成武部沿着禄劝、武定、元谋一线直扑皎平渡，1师5团则扮成中央军大摇大摆地逼近昆明，一路上受到了当地官绅们的热情接待，一直到达距离昆明只有十五公里的地方。
这时候滇军主力还没有集结完毕，龙云已经做好了弃守昆明、出逃缅甸的准备，谁知准备攻城的红军又突然掉头往北，直奔金沙江。
就这样，佯攻昆明的红军调动了滇军主力，为夺取金沙江渡口争取了好几天时间。接下来，红军的任务是尽快到达金沙江，夺取龙街渡、皎平渡、洪门渡这三个渡口，寻找足够多的船只，供大军过江。
皎平渡是中央红军的渡河地点，夺取渡口的任务落在了最精锐的干部团身上。干部团即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合并的一支队伍，成员全部是正在军校进修的学员，或者是部队因减员缩编裁减下来的原红军干部，团长是陈赓，团政委是宋任穷，他们接到任务后以一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军赶到皎平渡。
到达渡口后，干部团惊喜地发现，本应该一只船都没有的渡口，竟然泊着两条小船。原来，这两条船是金沙江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私自留下来的。上面命令烧毁所有船只的时候，他意识到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偷偷扣下两条小船，单客渡江每人收取一块大洋，挑担子的加收半块，空马过江加收一块，马上驮了物资的收两块。没想到还没发财，红军就来了，干部团的先遣连用这两条船成功渡江，顺便拔掉了汪保卿设在对岸的据点。
先遣连由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率领，抢占皎平渡后又向江北攻击前进，夺下了一个小山头。战士们累得睡着了，副营长又把他们喊醒，说前面有两个山头更险要，如果不拿下来，主力部队还是会被堵在岸边。于是，战士们又强打精神拿下两个山头。
事实证明，霍副营长这个决定非常英明，他们夺下山头不久，四川军阀刘文辉部就从北面来了。他们堵住了川军的进攻，又召集了36名船工，在他们的帮助下打捞起5条被凿沉没船只。
主力部队达到皎平渡后，开始组织大规模渡河。红军在岸边成立了渡河指挥部，由刘伯承和宋任穷统一协调，制定了“渡河纪律”，红军各部队在到达渡口前就自动排好过江顺序，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船上标明座位和序号，无论职务高低都必须服从船长的命令，按序号依次过江。在船工们的帮助下，3万红军只用了七天七夜就成功渡江。
最后一批渡江的是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他们先是被要求阻击敌人三天三夜，后来又改成六天六夜，最后坚守了九天九夜，直到一、三军团全部渡江后，才从皎平渡过江。
完成渡河后，红军再次凿沉了这7条小船。几天后，薛岳大军终于追到了皎平渡，他们没有红军那样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能力，几万人在河边争相渡河，打得不可开交，花了整整一个多月才渡江。
可以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长征期间最凶险的一段经历。话说回来，红军长征时哪一刻不凶险呢？他们每时每刻都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堵下，每一场战斗都是决战，每一次冒险都是在刀尖上跳舞。就拿巧渡金沙江来说，如果不是龙云献图，如果不是江防队长汪保卿私自扣下两艘小船，红军真的有可能在金沙江南岸全军覆没。
像这样的例子，在红军长征期间发生了很多，使得红军总能在陷入绝境时找到一线生机，突出重围。如果说真的有“天佑中华”，倒不如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因为红军秉着一颗解救全天下穷苦老百姓的炽热之心，才能在绝境中寻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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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1963年初，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过这样一篇报道：
“数月以来，在新疆深入沙漠的试验场内，有明显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实验场地上活动频繁，U2飞机和侦察卫星看得十分清楚。”
这一篇关于我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报道，立刻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关注，他当即召开情报部门领导会议，就如何阻止我国原子弹研制展开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小男孩”冲向广岛、“胖子”冲向长崎，让全世界认识到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威力。
一颗长度只有3米、直径只有1.5米的导弹，爆炸的威力居然等同于两万吨的TNT烈性炸药，让一个诺大的城市瞬间化成灰烬，可怕程度不敢想象。
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我国志愿军将士斗志昂扬，一举将敌人赶回了三八线以南，战场局势彻底扭转，嚣张的美军开始展开防御，美国政府也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表示和谈的意愿。他们已经做好了打算，如果战场局势继续对自己不利，谈判桌上争取不到利益的话，他们将不惜动用原子弹。
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国领导人认识到原子弹重要性的话，那么1956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是我国原子弹研究历程的开始。伟人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
“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伟人大手一挥、全民情绪高涨，我国原子弹事业轰轰烈烈拉开了帷幕。
研制原子弹本身就困难重重，先辈们克服了技术上的壁垒、克服了荒漠恶劣的生存环境、克服了超高的辐射危险性，但最后又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他就是美国。
肯尼迪政府为了垄断核研究，不止一次地威胁我们，如果继续打原子弹的主意，他们将向我国境内投放原子弹。
我国作为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面对美帝的威胁毫不示弱，当时全民一心：
新中国要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必须有原子弹。
见威胁不成，肯尼迪政府找到了苏联，他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共识，派出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赶往罗布泊，炸毁我们的核试验基地。
面对这一要求，苏联是拒绝的。美苏走的是不同道路，双方的实力也注定站在对立面，就算苏联和我们产生矛盾，但我国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
被苏联拒绝后，肯尼迪仍不死心，他又将目标对准了台湾。1963年9月11日，肯尼迪造访台湾，受到蒋经国的隆重欢迎。一番彻谈之后双方达成合作目标，我国的原子弹研制事业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事态发生了惊天逆转。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与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达拉斯市，正午时分乘坐汽车在美茵街上亲近市民。正当车辆行驶到一个拐角处时，远处高楼响起了枪声，肯尼迪的头部和颈部各中一弹，他的妻子杰奎琳飞扑下车准备逃命（事后杰奎琳称自己是想去捡丈夫被崩飞的一块头骨）。
这次刺杀事件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肯尼迪不治身亡。
肯尼迪死后，美国进入权力的交接阶段，政务处理上出现了迟滞，对我国的原子弹研究也无暇插手。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上空终于飘起了蘑菇云，我国最终成为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脚的有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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