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了？
为什么现在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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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承担婴幼儿照料职责的主要是女性，抚育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大量女性走出家庭，加入社会公共生产领域，婴幼儿看护需求激增，西方托幼机构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从政策群的角度梳理分析，中国托儿所产生、发展除了“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之外，满足国家特定时期的需要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托儿所经历短暂复兴后走向消亡，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通过“甩包袱”、“企业不能办社会”等相关政策举措，逐渐撤出了对家庭的支持。
托儿所。宋溪 制图
民国之初生
托儿所指的是保育3岁以下婴幼儿的机构。托儿所的主要功能不是教育，而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减轻妇女的育儿负担。
中国最早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
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国民政府开办了不少托儿所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1938年，
宋美龄
在机关刊物《妇女新运》上主张，为了让妇女们有余暇从事抗战工作，要创办托儿所来儿所，其中最著名的是
1940年在延安设立的“洛杉矶托儿所”
。据统计，解放前减轻她们的家庭负担。与此同时，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也开设了托，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按类型分为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等。
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和陕甘宁边区，都设立了托儿所。这一时期托儿所数量少，尚未形成规模，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妇女有余暇从事抗战工作，满足抗战需要。
建国之新生
1950年代，托儿所取得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在城镇，机关单位、厂矿企业自办托幼机构如哺乳室、托儿所，基层街道兴办托儿站。在乡村，成立了抱娃娃组、农忙托儿所等。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中的托儿所有2738处，在大中城市中建立的街道托儿站有4346处。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的托儿所已达4003个、哺乳室2670个。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快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国家开始倡导
“妇女能顶半边天”，
“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好”。妇女被广泛动员起来，走出家庭，参加各类社会性生产。1952年全国女职工约有150万人，1956年底已达到300万人。即使没有参加社会生产的妇女，也被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所在社区的各种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当妇女走出个体小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劳动后，托幼机构成为迫切需求
。国家为减轻广大妇女同胞的育儿负担，提供政策支持，大量增设托幼机构。
按幼儿年龄对托儿所、幼儿园进行严格划分
，并明确托儿所归卫生部领导，幼儿园归教育部领导。
这些举措都促进了中国托儿所的增设与发展。以托儿所为代表的托幼机构，对这一时期的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支撑中国妇女从1950年代起就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的重要原因。
表1 1950~1975年托幼机构相关政策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受“大跃进”影响，各地建起大批托儿组织。例如1956年，湖南省临湘县346个合作社，共建立了371个托儿组。
短暂复兴
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不断推进，需要大量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托儿所作为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被重新使用。国家再次强调托幼事业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把托幼机构的设立提到需要全党全社会重视的高度。通过一系列政策推动，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举办托幼机构的积极性再一次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全国托幼会议召开以后，托幼事业有了更快发展，一个惠及广大劳动者的公共托幼系统迅速建立起来。1980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城乡婴幼儿入托人数为3400多万人，入托率达28.2%。1988年，城市儿童入托率上升至38.9%。这种增长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据统计，1995年全国各级各类托儿所已接近27万所。
表2 1976~1995托幼机构相关政策
这一时期的托儿所经常设立在生产场所附近，母亲可以带幼儿上班，下班后接孩子；其次，托儿所的各项制度安排也均以适应家长的工作需要为原则，例如取消寒暑假、改半日制为整日制，还有早送晚接、临时寄托等育儿服务；再次，托儿所不收费或只象征性的收取少量费用。生产和再生产场所不绝对分离、适应家长工作需要的时间安排、家庭负担费用少等有利条件，缓和了工作母亲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冲突，保障了女性的劳动权。
九十年代末逐渐消亡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强调托幼事业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要求全党全社会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强调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10年）显示，城镇家庭中孩子3岁以前白天主要由母亲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照料，入托儿所的比例仅为0.9%，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海为例，1981年，上海市区各类在托儿童总数有20多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分布在116个街道，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199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九部门关于推进上海市0-6岁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出台。根据《通知》规定，市教委将主管本市八十年代以来公建配套的托儿所、幼儿园，并拓展对3岁前婴幼儿的送教上门服务。
所谓“送教上门”，实质上是削减服务幼儿的人员、撤消托幼机构，将幼儿留在家中照顾。
此后，这种将3岁以下婴幼儿抚育责任完全推给家庭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托幼儿数量、班级数量、服务教职工人数、在托幼儿数等四项指标均大幅降低。
表3 2000—2014年上海市托儿所的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2000-2014年《上海教育年鉴》
在托儿所的地区分布方面，《上海教育年鉴》显示，2014年上海市17个区县中，完全没有托儿所的有8个，占总数的47%；除了长宁区以外，其它区县的托儿所数量均少于或等于5所；全市在托婴幼儿仅为5550人，与2014年上海市户籍出生的户籍人口10.6万相比，仅为5%。如果加上在上海出生的非户籍人口，这一比例将降至2.5%。
托儿所数量的大量减少意味着，三岁以前婴幼儿的照顾责任基本由家庭承担。
抚育问题严重影响女性的就业机会。在家庭的劳动分工上，男性主要承担生产、供养家庭的角色，女性则负责家务、照料老人和孩子。这种家庭分工由社会制度建构而成，当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时，社会普遍认为，男性应把事业放在首位，女性则更多地考虑家庭责任。为了抚育子女，妇女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亲自承担家庭照顾责任；要么自降身价，选择劳动强度小、时间灵活、工资不高的工作；要么透过代际剥削，让祖辈承担父母的抚育工作。
托儿所为什么会消失
1990年代国企改制，国家提出“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
，要求将幼托等福利机构从企业剥离，全部推向市场
。1995年国家教委、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的通知
，要求将企业自办的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等福利型社会机构分离出去，实现彻底的市场化
。1989年，国家、集体办的公共托育机构，还占到90%以上。据2005年《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
到2010年，国家、集体办托儿所已基本消失。
然而，当国家、集体办托儿所慢慢消亡后，中国迟迟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托儿市场。这其中既有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也有政策和管理因素。
一是出生人口下降
，导致街道、小区这些民办托儿所因生源减少逐渐消失。公开资料显示，人口增长最高峰1987年人口出生率是23.33‰，出生人口数高达2508万；2000年后，人口出生率降至12‰左右，出生人口数在1600万左右徘徊。两相比较，每年出生人口数减少约九百万。
二是托儿所的归口部门不明确、不清晰
，导致民办托儿所面临着无法申领牌照、没有安全监管等尴尬。例如，刘女士想办托儿所，向教育部门咨询，教育局幼儿教育管理的范围是3-6岁幼儿；向卫生部门咨询，说不归他们管；最后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方式拿下营业执照，却只能提供咨询，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
三是虽然早教市场上也有一些私立机构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
，但在服务上偏重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且收费高昂，缺乏公益性和普惠性，并不能满足广大家长的实际需求。
抚育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传统社会通过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家产制度的保障得以实现。但是这样一种家庭制度在中国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打击、消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建立了一个惠及广大劳动者的公共托幼系统，帮助广大妇女平衡了家庭和工作，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公共托育制度瓦解，家庭承接了国家、企业甩出来的育儿包袱，但国家对核心家庭的支持始终缺位，抚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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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叫托儿所，一般国企单位特有的职工福利，现在叫爱婴早教中心，商业化了，一是太小的宝贝不会表达，现代人互相信任度降低，担心宝贝受到不当对待，二是费用高，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不过也有好的教育理念的融入，总的来说有利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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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机构，已经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虽然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
事实上“托儿所”一词，最早就是源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由一批机关、企业和街镇所创办的全日制托儿所。但后期由于体制改革，福利性质的企业托儿服务体系被转为市场化运营，加之社会出生人口减少等因素，最终这种类型的托儿所从大众视野已经消失了数十年。
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u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近年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
据记载，1989年一所位于山西的工矿托幼儿园，四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关在一间大教室里，“阿姨”坐在门边织毛衣，一只脚蹬在对面门框上，以防孩子跑出去，托儿所变成了“看孩所”。
1990年长春市妇幼保健所一项调查也发现，民办托儿所的条件十分糟糕。在长春市107所个体托幼机构中，仅有2所设置了保健室。托儿所的卫生状况也很差，毛巾、水杯不分用的托儿所有43所，餐具不消毒有46所。民办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大多只有小学、初中学历，幼师毕业的老师少之又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8年中国0-5岁儿童入托率，在城市约为38.9%，农村却只有6.7%。许多农村儿童连幼儿园都没得上，更别说托儿所了。
想上个托儿所，真难
自此，我们可以对遍布各机关单位、街道小区的托儿所做一个总结。这些托儿所在数量上取胜，但在质量上堪忧，能够覆盖到的人群也很有限。中国有过托儿所遍地的时代，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过优质的托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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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大企业就有托儿所，我八零后小时候父亲外地工作，母亲上班前把我放到那，下班接回家，都是统属于一个单位的，没听说过什么孽待谁，到了年纪直接送学校了，现在私企是不可能有的，国企就不知道了，把员工的后勤处理好，员工才能安心工作，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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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迷信走西方市场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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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老爸单位就有托儿所 在单位里面一个小院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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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应当与现在的幼儿园差不多吧。现在幼儿园只收3到6岁的，3岁之前的需要家长陪同去上亲子园。现在更注重孩子的安全问题，有资质的幼儿园实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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