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什么封建王朝实行和亲制度，来换取国家安定？
在古代，为什么封建王朝实行和亲制度，来换取国家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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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亲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打不赢了，我投降了，再也不主动打你了，如果不相信的我的话，我做你女婿还不行吗？
或者我打赢你了，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会主动打你的，如果不相信的话我把女儿嫁过去，如果我再主动打你，你可以撕票。
再或者我打不赢他了，你帮帮我吧，等我收了他我就听你的，如果不相信我，我做你女婿还不行吗？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拉萨，那时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一直心心念念想和唐汉朝和亲，无非是想让唐太宗不要再主动出兵，并且想借唐朝势力牵制其他少数民族，相当于借强者势力罩着他来压制他周围的弱者。
所以不惜下黄金5000两及大量的珍宝来娶大唐的公主。于是唐太宗将宗室女封为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西宁，翻日月山长途跋涉到拉萨。松赞干布为其加冕，封为王后，气势磅礴的布达拉宫，也就是当年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所见建，这样的和亲促成了，唐蕃交好，自和亲后200年间，凡新赞普及位，必请唐天子＂册命＂。
而另一个广为流传的则是昭君出塞，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呼韩邪单于被其哥哥打败。便三番五次进长安朝觐，对汉朝俯首称臣，自请为婿，同样是想借大汉实力来消灭其他匈奴势力，值得一提的是，王昭君并非汉室宗亲，也并非公主，仅仅是一个宫女，呼韩邪单于得之既高兴又激动，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真的是挺好忽悠的。
而更大的笑话是王昭君主动请缨，告别时汉元帝才开始正眼看王昭君，看他又美丽又端庄可爱，自己很想留下自己享用，可是为时已晚，便开始追究，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宫女没有被安排到自己的身边来。查完后才得知王昭君本人与画像相差太大，古代选宫女进宫都不是皇帝直接挑选，而是靠画工画像，皇帝只能看见画像，而有的宫女为了上位就贿赂画工，而王昭君却没有，以至于被淹没被埋藏，可见古代皇宫里的潜规则真的是。从源头上已经锁定了大多数女人的命运。
总之古代和亲是把女人作为维系和平的牺牲品，而比较于后宫佳丽三千当中的其他女人，不管是自动主动请缨和亲还是被选中和亲的女人，仿佛都比无数女人活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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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按照现代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当是“汉族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
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该措施“对缓和矛盾，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起了一
定的作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1 虽然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
的“和亲”问题已有过很多讨论，各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分歧较大，但是于上
引两点说法，却似乎并无什么异议，即：和亲是具有政治目的之政策与措施；它有利于缓和
民族矛盾，有利于巩固中原王朝的统治。2
就此而言，则现代人对“和亲”的总体看法与北宋学者概括前朝和亲史实而作出的结论
大致相仿：“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
臣之，为羁縻长久之策耳。高后、文帝，至于宣、元，皆用是道，故得呼韩朝于北阙之下。
及魏道武读汉史，至‘欲以鲁元妻匈奴’，为之掩卷太息，于是以诸女皆釐降于宾附之国。此
乃深识从权济时之略焉。《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其是之谓乎！”3 总而言之，
“和亲”乃是以财帛和王室之间的婚姻关系安抚域外不懂礼义的“夷狄”之流，其效果甚佳，
可令异族称臣，边界安宁。
和亲之策果然具有这种神效吗？依我之见，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以至可以一言以蔽
之。盖因历代和亲，形式多种多样；政治大势和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均因时而异；外交政策
的实施，还难免受到君主自身素质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可变因素，导致和亲之动机和效果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和亲之利与弊也就随着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或大或小，有时还相去甚
远。这一实际状况，恐怕正是二千多年来政治家和史家对于和亲问题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
一，如果总是以个别和亲事件为范例，或者一味拘泥于已往陈式，就难免偏执之见，激烈争
论亦势在必然了。
本文则试图探讨不同类型的“和亲”举动之实质，具体分析它们的利、弊，以尽可能给
予恰当的评价。由于汉唐时代的和亲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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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甄嬛传》当中，皇帝将自己的妹妹朝瑰公主远嫁到准噶尔和亲，沈眉庄说“年羹尧不是英勇善战么，怎么不派他去”。
甄嬛坦言：“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能用个女人解决的事，何必大动干戈。”
很多现在的人，成天只知道胡咧咧，说和亲就是一种屈辱，不行就打啊，把打仗说得跟吹牛一样简单容易，而在古代，大多数的和亲，都是权衡之后做出的最佳决定。
尤其是汉朝的和亲，就是因为打不了，不能打，和亲是汉朝能够付出的最小代价，和亲顶多的面子上挂不住，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百姓来说，这是好事。
和亲起源于先秦时代，那时候诸侯国之间会选择和亲，所谓的和亲除了姻缘，自然也带着许多的相关利益，比方说联盟、投降等等。
进入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盟，以和亲的方式进行更加普遍。
那时候的和亲，也没啥人说什么，因为和亲未必就是示弱，主要都是用来联盟，可到了汉朝的时候，和亲就逐渐被贴上了折辱、被迫之类的标签。
经过战国、秦朝、楚汉相争数百年的征战，汉初民生凋敝，汉朝为了恢复生产，施行无为而治的方式，而这时候的匈奴虎视眈眈，汉朝又没能力与之一战。
白登之围汉朝尴尬之后，汉朝也认清了形势，打是打不过的，最后可能玉石俱焚，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和亲的方式稳住匈奴，以换取汉朝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待来日。
经过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几十年里汉朝送出了大量宗室女子与金银财宝、牛羊美酒，换取了相对的和平，汉朝百姓也得以喘息，人丁繁衍起来。
被后世某些人视作屈辱的和亲，成为了汉武帝对匈奴发动反击的基础。
刘邦驾崩后，匈奴曾来信折辱，而吕后并没有气得发兵，因为她也知道绝对不能贸然出手，反而向匈奴示好，这也是当时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试想一下，如果汉朝前期不和亲，而是与匈奴硬拼，即便汉朝能胜，百姓也没好日子过，甚至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的起义，汉朝走上秦朝的老路。
可以说，和亲在当时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建设作用的，以和亲这种最小的代价牺牲，换来了整个王朝的安稳与发展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古时候的和亲除了被迫之外，也有那种主动和亲，加强与部族联系的，比方说汉朝后期的昭君出塞与细君公主出嫁，还有唐朝时期的某些和亲。
那时候的中原王朝已经非常强悍，断然不会在这些部族的威胁之下选择和亲。
比方说，昭君出嫁塞外，是因为当时的南匈奴臣服于汉朝，昭君是其求娶的，以表示双方的友好算是中原的一种恩赏，而后来著名的文成公主出嫁也是一样的道理。
中原王朝将自身视作天朝，而周围的部族自然就是小弟，和亲也算是一种安抚，与出嫁的和亲公主一起送去的，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等等。
而到了清朝时期，与蒙古之间的和亲更加成为了一种常态，清朝与蒙古之间互相联姻长达三百年的岁月，有效抚平了漠北之患，将蒙古牢牢拿捏在手中，维护了清王朝的江山。
整体来说，古代的和亲是要具体看情况的，和亲这种方式，就是送嫁个女子，然后附带上很多的财物之类，就是用好处来换取江山的安宁。
就好像现在的一句话：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是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汉朝与匈奴要打起来，要付出几十万将士与百姓的性命，还未必能赢，可要是选择和亲，不外乎就是牺牲几个人还有钱而已。
而唐朝等中原强盛时代的和亲，那就更加充满主动权，和亲是一种恩赐安抚，清朝满蒙联姻是一种结盟的表面方式，对于双方来说都不算有牺牲。
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随意判断古代的和亲，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和亲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算是一种舍帅保车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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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这种做法在古代封建王朝特别常见，不光中国，什么在欧洲都很常见；
和亲也是有巨大的战略政治意义的。
其中在东西方还不太一样，在欧洲，和亲是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重大活动，因为欧洲的宗族观点比较重。
例如俄罗斯，多次主动迎娶西欧王室，因为在欧洲，古希腊罗马，才是某种“正统”意义。
例如，俄罗斯大名鼎鼎的叶皇，其实是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小公爵，叶皇一步步爬上俄罗斯帝位，还是非常有水平的。
在一战前戏，欧洲各国皇室，其实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号称欧洲祖母的，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和来自巴伐利亚的丈夫结婚后，生了九个子女，都相继加入欧洲其他皇室，随后又有了三十多位孙女，也都相继在皇室家族中。
因为当年欧洲对血统的重视非常高，而来自维多利亚的著名遗传疾病——血友病，就这样在欧洲王室之间流传，号称“王室病”
在普鲁士，西班牙，俄罗斯，的王室中，血友病制造了一系列早亡现象，所以引发欧洲政治不少动荡。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某种意义上的“家族内部战争”；欧洲的历史，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亲是诸侯搞关系的重要手段。
但是在东方情况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是天下一统，因此周边多为藩属国，为了巩固政治关系，因此和亲就比较常见，一般都是中原王朝嫁出公主。
汉代之后，从汉高祖开始，不停的和北方匈奴和亲，而大汉则不断的积蓄力量，汉王朝经过四代君主，八十年的努力才扫平匈奴。
中原王朝能平定四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和亲本身就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尤其中原还属于文化上游，到东汉，王朝也是不断地在和亲。
尤其在双方势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和亲就是政治活动；
古代两国之间又没有什么大使馆，因此每次和亲围绕公主身边，就有大批的随从，这里面就有使臣，在对方国家里进行必要的政治活动，掌握对方朝局动向，这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嫁过去的公主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自己母国的实力。
但是比较特别是明朝：
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是比较牛逼的，把周边都揍趴下了，很长时间周边都没有强大的势力，也就没了和亲的必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大清把这个和亲游戏玩到极致。
清王朝就是发源于草原，入主中原之后，清王朝立马意识到草原部落的威胁，因此清王朝加大了和亲的力度，草原各部落之间都有和亲，并且施加远近亲疏的政治手腕。
这些政策十分有效，搅动的草原不怎么团结，有纠纷也是清王朝来调停，这种手段有点像“离岸平衡手”
和亲，直到现代政治后才结束，在人类历史上，政治实体的和亲是最重要的外交政治活动；
另外，要理解另外一句话：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或者，战争就是政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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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谓“和亲”是指两个对立民族停止战争,捐弃仇怨,转而建立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这不是自然形成的形态，而是经由两个民族的政治、军事当局协商并用正式条约(口头或文字)规定了的一种民族关系形态。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尽管双方和亲的最初动机不全一致,但总的来看,都是为了避战言和,保持长久的和好
很重要的几点原因在于，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是你也灭亡不了我，所以采用了和亲，因为和亲，不仅仅是吧公主嫁过去，而且出嫁过去会带走大量的人才，资源，例如，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文成公主和亲，昭君出塞等等，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有大量的书籍、手工艺品、耕种用具、蔬菜种子等，陪同她入藏的还有25名侍女和众多的工匠厨役。文成公主教吐蕃人平整土地、开挖畦沟等耕种方法和防止水土流失、种植蔬菜等技术。后来她又要求唐朝送来酿酒、造纸、冶金、纺织等方面的工匠，帮助吐蕃人掌握生产技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吐蕃参考唐朝历法，创制了吐蕃历法。为进一步学习汉文化礼仪，吐蕃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并请唐文人为吐蕃掌管表疏。从此唐和吐蕃结成友好关系，赞普称唐皇帝为舅，自称外甥。自此以后，吐蕃赞普死后须向唐朝告哀，新立赞普也须经唐朝册封才合法。
这样双方的目的都达成了，和乐而不为？做为统治者来说，利益才是放在首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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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又可称和蕃，是指封建统治者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藩属国或地位较低的“番邦”君主以示两国友好。这种以政治为基础的姻亲并非单纯的婚姻关系，更多则体现为一种政治行为和羁縻政策。
封建王朝和亲目的主要是以和亲敷衍外族，使其不为害边疆；再则就是借以笼络外族，使其为我助力。如此，一来可争取对方兵力，以壮自身实力翦灭外敌。二则可以稳固封建王朝政权统治基础。而番邦则视大国册封为正统，希望以和亲取得大国的扶植和册封，以此彰显对本地区统治的正统地位，并通过丰厚的赏赐及和亲公主的陪嫁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和亲始于汉朝，隋朝、唐朝、元朝都有和亲史料的记载，清朝时和亲更是达到了顶峰。清朝光努尔哈赤时期同漠南蒙古联姻就多达39次，皇太极时同漠南蒙古联姻更是达到了41次之多。
和亲作为一种羁縻政策，乃是历代王朝为解决民族矛盾，缓解民族武力冲突而较多使用的方法。相较于战争，它虽无法立竿见影但仍可见其自身独特之处。和亲使中央与周边从血缘上、心理上产生亲近之感，使两方政权福祸与共，使双方有意愿维持当前政权。和亲时除和亲公主，往往还连同中央政权的经济收买和文化融合，尽量使周边政权服从中央。但无论初衷如何，和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其效果远远超出了政治的界限，其积极影响和进步作用显著。和亲在客观上使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人口交流往来得到了促进，为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助力，而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则促进了民族人口的融合，为今天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当前社会现代文明高度发达，而全球仍然存在国家争端和地区冲突，显然和亲无法在当前政治舞台发挥作用，但在其政策中所体现出的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的精神，以及它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仍旧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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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之间的和亲，是古代各种政治手段中最划算和最便捷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 。能够使国家得到喘息和休养的宝贵时间。两国长期交战，损耗国力，国力很容易空虚，对当时的政权也会造成影响。只有和亲，国家取到短暂的喘息机会，能够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恢复生产力才能有最有力的保障抵御下次的别国侵扰。同时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国家进入和平安宁的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减少出现动荡的事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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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王朝的强盛还是衰败与外族的联姻都是用来保证自己政权稳定的方法，因为王朝强盛但是不代表他周边没有强大的势力，对于皇帝而已如何解决好周边关系依旧是重中之重，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将宗室女嫁给匈奴不是因为他突然间善心大发，而是因为他在领兵征讨匈奴的过程中失败了，为了表示缓解双方的矛盾不得已而做出的决定定，吕后当权的时候，匈奴单于写信给她，希望自己可以取她做妻子，面对这样的侮辱，吕后之所以隐忍下来同样也是因为势力不如人而已，隋炀帝时突厥部落臣服上书请求娶一个公主，隋炀帝答应下来的原因便是为了促使突厥部落更好的效忠自己而已，文成公主出嫁同样是出于这样的需求，大家所求的只是用和平的方式来换取发展时间和空间而已，至于用和亲来安定国家，皇帝从来便没有当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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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外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西部吐蕃诸部采取和亲政策是因为和亲的成本最低。
在古代女性地位低下，哪怕是皇室公主郡主类的金枝玉叶，女性成员也不能算入宗庙之内。女性属于外人！这个观念还严重影响到今天的广大地区。
既然是和亲换取安定，必然是有外部的军事威胁和本朝国力不支两个问题。纵如强汉盛唐的两个朝代，也有相当多大和亲事件，更别说其余的弱势王朝。当然网民朋友常说的大明不和亲君王死社稷的骨气王朝也有。
汉朝主要是从初建开始，面对北方的匈奴民族在军事上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从汉惠帝始就多采取宗女和亲政策，有时是实打实的当朝公主和亲，王昭君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她悲惨的遭遇大多都不提及。
唐朝建立之初，同样面临北方突厥的崛起和威胁，太宗曾经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也广嫁宗女和亲周边列国。文成公主跟汉朝的王昭君何其相似，所有的和亲“公主”又何其的相似。都是统治者舍弃一人换取一时利益的棋子，但往往在后人看来是促进民族融合。比后世的宋朝称臣纳岁币和清朝割地赔款在面子上好看得多。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注定催生了皇帝用最小代价换取利益的动机，悲乎，哀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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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当中原政局不稳，或者群雄割据之际，中外的和亲便会更趋频繁；特别是当域外存在比较强大的游牧人政权时，中原各派势力则往往会竞相与之和亲，目的在于借此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在争霸战中取胜。在突厥与回纥兴盛于中亚地区的数百年中，中原诸政权与之有过许多次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当中原统治者处理比较得当之时，尚能利多弊少；若过于急功近利，则难免后患无穷。 唐代的第一任君主李渊在创业之际，曾经主动地向突厥提出过和亲之议。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骑寇侵李渊的据地太原。李渊势薄，难以抗敌，只得任其来去自由，摆出一副“空城计”的样子。这反而令突厥惊疑不定，以为李渊另有伏着，遂生敬畏之心，连夜撤兵。李渊看出突厥的心理，认为可以利用，便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 在此，李渊虽然仍假借了隋王朝的名义，“邀请”突厥协助他平定中原天下，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未奉任何隋朝帝君的旨意，因此只能视作是李渊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联结域外武装之举。后来的事实表明，突厥只愿拥戴李渊为帝，而不肯再行尊隋，因为他们相信李渊能够信守诺言，日后给予突厥大量财物，而隋帝则只会在事成之后再对突厥加以征伐。李渊尽管表现出一再逊让的姿态，但最终还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尊隋主为太上皇，另立代王为帝，实际上接受了突厥的条件。 斡旋于李渊与突厥之间的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允诺：“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突厥受此诱惑，欣然同意，于是迅速遣发兵士和马匹前来作此“交易”。李渊毕竟相当了解突厥的秉性，只是有限度地接纳了突厥的军队与马匹，因此没有让突厥人过分肆虐于中原大地。即使如此，李渊为争霸天下而借助于域外武装的客观事实却十分明显。 关于李渊与突厥的和亲之事，史文记载并不详细。《旧唐书·宗室传》谓襄武王李琛在隋义宁（617－618）中曾与太常卿郑元 一起赍女妓前赴突厥，遗送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唐会要》卷九十四及《册府元龟》卷九十八所言皆相类似。若据此说，则似乎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之“和亲”只是送去了几个女妓。但是按照当时李渊迫切有求于突厥的大形势来看，他连信末的署名都只敢谦逊地称“启”而非“书”，那么在历来为中外重视的“和亲”一事上，难道竟敢如此草率和敷衍了事？再说，若非李渊郑重其事地和亲，当时国势正盛，“恃功骄倨”的始毕可汗也不可能在武德元年（618）八月特意为和亲事遣使来报。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后世史家“为贤者讳”，删去了李渊将公主送往突厥的史实，而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到同时赠送的“女妓”。 当然，不管李渊以何许样人物进行“和亲”，由于他比较明智地控制了突厥参预中原纷争的程度，因此其负面影响较诸其他情况下的“和亲”要小一些。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始自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造反，旋即夺取两京，唐玄宗逃奔蜀地，大唐江山岌岌可危。肃宗在至德元载（756）七月于灵武继位之后，便欲借助外夷兵力来讨平安史反军，拯救垂危的唐朝政权。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封已故邠王李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将军石定审一起出使回纥。回纥可汗以女嫁给承寀，肃宗则相当优厚地封之为“毗伽公主”，这便是唐王朝与回纥的首次和亲。 在此同时，回纥的葛勒可汗求尚唐公主。肃宗对此事十分重视，于乾元元年（758）七月即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启程之日，肃宗亲自送宁国公主到咸阳驿站。宁国公主作为“天子真女”而远嫁外夷，在中原王朝实施和亲政策以来，似乎尚属首例，这足以表明唐政权此时是多么地有求于回纥。当然，回纥也未令唐廷失望：可汗在八月即献马五百匹，并令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骁将率领三千骑兵“助国讨逆”。 葛勒可汗在乾元二年四月即去世，宁国公主得以返还中原。去年以媵女身份随同她一起出降的荣王李琬之女，则被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而继续留在回纥，历配英武、英义两位可汗，生二子，直到德宗贞元七年（791）才去世，在回纥生活达三十余年。 在小宁国公主晚年，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请求再尚中国的其他公主。德宗由于曾经受辱于可汗，故不欲允婚。宰相李泌则从大局出发，坚持认为应该与之和亲，德宗遂在贞元三年（787）同意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可汗。回纥在翌年十月派遣宰相以下一千多人的庞大迎亲使团，前来中原迎接公主。回纥如愿以偿，便恭敬地上书，表达其“友善”之意：“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 可汗所谓“西戎”，当指吐蕃等部；由此言观之，则德宗之许嫁咸安公主，虽不若肃宗时期的和亲那样明显地旨在借兵，但是也多少包含了这类意思，要之，这是并不自愿的“睦邻”之举。 咸安公主初嫁天亲可汗，继而从俗，相继嫁其子忠贞可汗、其孙奉诚可汗，乃至由相国而立的怀信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纥又曾多次要求和亲通婚，中原方面则迁延拖宕到长庆元年（821），以穆宗的第十妹（或谓第四妹、第五妹）为太和公主，降嫁回纥的崇德可汗。 三年后，崇德可汗卒，太和公主又相继历昭礼、彰信、㕎馺、乌介诸可汗，按照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惯例，公主可能均曾成为他们的“可敦”（妻子）。 唐自肃宗时代起，与回纥频繁和亲通好，最初明显地是旨在借助其强大武装，收复失地，所谓“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嗣后的和亲、赏赐，以及大规模的丝马“交易”，也多是迫于无奈，一方面念回纥曾有收复两京的“大功”，另一方面也害怕不能满足其欲望后，导致武力侵扰的严重后果。如果说，早期与回纥的和亲通好利多弊少，或利弊相当，那么后期的和亲则似乎越来越得不偿失了，武宗于会昌二年（842）在《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所言之语，便足以揭示这一事实：“姑远嫁绝域二十余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镲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使边人子孙，不见兵革，射猎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蕃浑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国家所有，因依汉地，遂致蕃孳。回鹘托以私雠，恣为侵掠。镲” 与回纥和亲之利，在此荡然无存了。 然而，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和亲”，这即是北朝末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竞相拉拢柔然、突厥，与之通婚，乃至为了争夺“和亲”的资格而相互勾心斗角，费尽心机，并不惜馈赠大量金钱。当然，其动机十分清楚，即联结强大的突厥，合击自己的政敌，以达到独霸中原天下之目的。 北魏的最后一任君主孝武帝在永熙二年（533）四月，诏令范阳王元诲的长女琅琊公主降嫁柔然主阿那 ，但是未及成婚，北魏已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孝武帝本人西奔入关，投靠宇文泰。嗣后，东、西 魏两个政权便在与柔然和亲一事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西魏文帝以孝武时的舍人元翌之女为“化政公主”，嫁予阿那 的兄弟塔寒，自己则纳阿那 的女儿为皇后，同时送给他大量金银丝帛。柔然于是帮助西魏对付东魏，阿那 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久后杀害之；并在元象元年（538）相继寇掠东魏的幽州、肆州等地，致使柔然与东魏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此时，执掌东魏朝政大权的高欢主张以慰抚之法争取柔然，主动作出友好姿态，双方才在兴和二年（540）恢复往来。 适逢嫁给西魏文帝的阿那 之女病故，东魏便乘机派出使团前赴柔然进行挑拨，谎称其女是被文帝和宇文泰所害；而遣嫁的化政公主，也是疏族假冒。另一方面，则自夸东魏乃是元魏政权的“正统”所在，柔然若与己方结亲，东魏必定遣嫁嫡亲的真公主，并还会发兵帮助柔然，向西魏报仇雪耻。阿那 被诱得怦然心动，遂与东魏结好，遣使入朝，为其子庵罗辰请婚。兴和三年（541）六月，被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的常山王元骘之妹乐安公主正式降嫁庵罗辰，仪式隆重，馈赠丰厚。翌年，阿那 之孙女邻和公主嫁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即后来北齐政权的武成帝）。武定四年（546），则又由孝静帝作主，让高欢纳阿那 的爱女为妻。从争夺和亲的结果看来，似乎东魏更为成功，因为史载此后直至东魏结束，柔然对其边境并无侵扰。不过，东魏为这些和亲而付出的高昂经济代价却也不小。 高氏的北齐政权和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分别继承自东魏和西魏，而北齐、北周在对外和亲方面的争夺，亦如东、西魏一般，异常激烈，所不同者只是其对象由柔然换成了突厥，因为此时突厥已取代柔然，成为蒙古高原上的霸主。 在西魏末的恭帝时期（554－556年），突厥的木杆可汗就曾答应将女儿嫁给当时的无冕帝君宇文泰，但是宇文泰未几去世，故婚事不及操办。待到宇文氏正式建立北周政权，为了与北齐争霸中原，便愈益希望获得突厥的和亲，木杆可汗遂以另一位女儿许给武帝宇文邕。然而，北齐不甘落后，也立即遣使赴突厥求婚，并且允诺更加丰厚的赠礼。突厥为利所诱，便有悔约之意。 北周武帝得知消息，不敢懈怠，马上派遣干练的杨荐、王庆等人出使突厥，一方面责以“道义”，另一方面更 之以利，费了不少周折，终于使突厥可汗回心转意，与武帝定下婚约，直到天和三年（568）才最终迎来突厥的阿史那氏皇后。静帝大象元年（579），北周又以赵王宇文招之女为千金公主，遣嫁突厥。北周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争得与突厥的和亲，总算使突厥常常以“盟友”的身份，助它伐齐；至于突厥在伐齐之时对吏民百姓的抄掠蹂躏，则不在关心之列。 中原诸雄相争，往往不惜巨资，乃至卑辞恳求，争与域外强大政权和亲通好，以借助其军队攻击政敌。这类和亲至多有利于统治者个人（有时连这点都难满足），对民众与国家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隋文帝在一份诏书中追述北周、北齐与突厥的和亲状况时的一番话，大致上概括了这种“和亲”的弊病：“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 五．和亲利弊简评 通过以上数节的探讨，大体上可对古代中国“和亲”问题的利与弊作如下简要评价： 一 就和亲的动机而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方，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并且属于急功近利之类。 即，只图解决短期内的迫切问题，而无暇顾及长远的利弊得失。汉高祖以及其后数帝的和亲，显然都出于万般无奈，因为当时匈奴实在太过强大，而汉朝初建，国力尚弱，因此只能采用和亲的形式，输出无数缯絮财物，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吕后受冒顿单于的肆意侮辱后，竟能忍声吞气，便足以反映出和亲往往是弱小一方被迫的求和之举。 当然，主动和亲的例子也不鲜见，如汉武帝谋求与乌孙和亲便是。然而，其目的在于连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则利用“和亲”而争取外交同盟军的主旨十分明显，亦即是说，其用意依然离不开“功利”二字。隋王朝对于突厥的“离间”政策被认为相当成功，也著称于后世，而离间突厥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和亲”，对突利可汗、射匮可汗等人的许婚均是。隋廷直截了当提出的交换条件，便是要求接受“和亲”者击灭自己政权内的另一派，或杀死自己政权内的某一重要人物。毋庸赘言，这种“和亲”只不过是一笔简单的人命交易。 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本来就是同时代争霸中原的两对“冤家”。它们的当务之急，不是防备被对方击败，就是设法如何击败对方，所以其重大政策几乎都环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与境外强大游牧政权柔然或突厥的“和亲”也属此例。通过低声下气的恳求，引进域外军队，参预境内战争，以确保一己之私利，对于这类“和亲”，即使斥之为“丧权辱国”，也不过分。李渊以和亲换取突厥始毕可汗的出兵，虽然勉强挂着“匡扶隋室”的幌子，但是连他自己也认为这仅仅是“掩耳偷铃”之举，实质上亦是为了自己争夺天下。至于唐肃宗通过和亲而获得回纥援军，以至收复两京，重建大唐江山，尽管颇似“讨伐逆乱”，但是这种和亲所体现出的功利色彩，却昭然若揭。事实表明，其后遗症确实相当严重。 对中原政权来说，“和亲”固然多为权宜之计，对于域外诸族而言，则“和亲”更是纯属“交易”。首先，财物是第一位的。当初匈奴同意与汉和亲，主要还是贪其币帛，所以乌维单于认为只有按故约（“汉常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汉书·匈奴传上》）才能接受和亲。其次，中原王朝毕竟为传统大国，在域外“夷狄”中具有很高威望，故外夷也颇有意于利用与中国的和亲而提高自己在诸族中的领袖地位；或者，至少借着与中原王朝的这点“亲谊”，保护自己免受或少受其他强权的侵凌。上文谈到的乌孙，虽然表面上是汉廷试图利用它来“断匈奴右臂”，但最终倒是它依靠了汉朝军队才未遭匈奴击灭。 总的说来，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域外诸族，都将“和亲”作为一种政治或外交策略，用以解决当前迫切的具体问题，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就其动机而言，都是非常自私的、利己的，甚至是短视的，以至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二 就和亲的经济后果而言，中原王朝的损失十分严重。“和亲”即意味着通好，而古代中外“通好”的主要表现方式，便是域外“进贡”，中原“回赐”，或者是开放互市。 综观这些“贡－赐”或“互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贸易”，因为交换的经济价值远非对等。中原王朝方面往往不是厚赐对方，以示“大国风范”，就是被迫输出无数金银财帛，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当然，若欲引入域外武装，帮助自己逐鹿中原，则更需支付大量财物。 汉高祖采纳娄敬建议，与冒顿单于和亲通婚之后，“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语见《史记·匈奴列传》）。汉廷馈赠的财物究竟为数多少，史无明文，不过，狐鹿姑单于在征和四年（前89）致武帝信中提出的要求，可以作一参考：“岁给遗我 酒万石、粟米五千斛、杂缯万匹。”（语见《汉书·匈奴传上》）自高祖开始，经惠、文、景诸帝，西汉与匈奴之和亲长达六、七十年，其间中原输出的财物与丝帛数量之巨可以想见；事实上，即使至武帝初年，也仍下令“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汉书·匈奴传上》）。 匈奴呼韩邪单于及其继承者复株累若鞮单于，在西汉宣、元、成诸帝期间与中原王朝通好和亲（和亲的代表人物为王昭君），因此所获的赏赐更胜于其先辈：呼韩邪在甘露三年（前51）入朝时获丝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黄龙元年（前49）再次入朝，获赐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竟宁元年（前33）时所获礼赐则为黄龙时的一倍；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于河平四年（前25）入朝时，获赐锦绣和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等物；元寿二年（前1），来朝的乌珠留若鞮单于则获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等物。不难看出，中原王朝因与域外和亲通好而输出的财物，呈逐年递增之势。 北齐、北周对峙于中原，相互间为了打击对方，力图联姻突厥，以借助其强大武装，这两个政权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又远远地超过汉代在与匈奴和亲方面所花费的财物。北周朝廷与突厥和亲后，不仅“岁供缯絮锦彩十万段”，并且特别优待居住在京师的突厥人，供给锦衣肉食，动辄千人之数。而北齐也不甘落后，尽量贿遗突厥，乃至国库空虚仍在所不惜。后世史家描述当时的形势道：“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难怪突厥的他钵可汗狂妄地声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在南两个儿”当然是指北齐、北周，足见旨在“借助外力”的和亲，非但会导致财物的大量损失，而且国际地位也会急剧下降，徒然受辱于外人，可叹也夫！ 唐廷与回纥的和亲，发端于“安史之乱”以后，最初的目的显然在于借助回纥武装，以收复被叛军占据的都城及大片领土。最终固然“如愿以偿”，但是也开始了丝绸和财物大量外流的时代。流入回纥的财帛主要以“绢马交易”的形式支付，即，回纥将大量马匹“卖”给中原，唐廷则付给相应马价。然而，这绝非真正的“贸易”，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并不愿“买”，同时，其价格也高得惊人。中原王朝之所以被迫以高价“买”回纥马，只是因为回纥曾经立有收复江山的大功，且唐廷继续在与之“和亲通好”。这一苦涩的“交易”竟持续了百年之久，唐朝的衰败与此也不无关系。 自肃宗以降，回纥每年要求中原“买马”，每马竟欲换绢四十匹，即使病弱之马亦索此价，而且动辄数万匹马。因此，尽管唐政府穷其所有，往往每次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也仍然“欠”下巨额马价。如德宗建中三年（782），回纥可汗声称唐欠其马价一百八十万匹丝绢；德宗无奈，下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值（事见《通鉴》卷二二七）。在这段时期内，中原方面支付数万、数十万匹的丝绢，仅仅是“偿还”一小部分“债务”而已，至多聊以安抚回纥罢了。这样的“交易”导致唐政权“ 财力屈竭”（语见《新唐书·食货志一》），苦不堪言，普通百姓深受其害，也就可想而知。 三 “和亲”政策之最大和最直接的牺牲者乃是妇女。 尽管降嫁域外的女子有时并非真正的皇帝嫡女，但也大多为“金枝玉叶”，即皇室宗女，并且，毕竟冠以“公主”之号，其身份地位远高于普通民家女子。然而，她们一旦被确定为“和亲”对象，则立即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既要远离故乡与亲人，饱受思乡之苦，又必须“从胡俗”，在前任统治者死后，再嫁后任统治者，多者易嫁三、四次，即使嫁给先前的“孙子”，也无可奈何。在此，她们犹如商品一般，可以被随时转卖，自己没有任何抗争的能力；至于其他妇女可以享受的“爱情”之类，则与她们完全无缘。简言之，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用以换取政治利益的“物”，而非“人”。 当娄敬建议汉高祖以嫡亲女儿鲁元公主降嫁匈奴单于，并极言种种利益时，吕后却坚持不允，声称自己亲生者只有一个太子、一个女儿，怎能“弃之匈奴”！（事见《汉书·刘敬传》）当时匈奴凌逼，汉廷情势危急，且吕后亦非普通的“儿女情长”之辈，她却仍然不让女儿降嫁匈奴，足知这类和亲之苦楚实在令人难以承受，吕后用了一个“弃”字，逼真地体现出降嫁公主实际上只是牺牲品。 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为公主，嫁给业已年迈的乌孙王昆莫。公主别居它处，一年始与昆莫一会，即使见面，也是语言不通，故而悲愁之极，作歌哀叹，希望能化作黄鹄归故乡。更有甚者，不久后乌孙王要求她改嫁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愿，却被武帝一纸“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的诏书逼得再嫁其孙。 不难想见，遇到这类情况，和亲公主的心灵和肉体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有人认为，王昭君是难耐多年待在内宫的悲怨才主动请求和亲匈奴的，有人则以为是为了国家大局而毅然牺牲个人利益，嫁给呼韩邪单于的。事实上，不论哪种说法，都暗示了昭君之远嫁匈奴乃是出于“不得已”，故而表明此举对于她个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若非如此，当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也不会请求回国。但是遗憾的是，成帝并未同意，而是“敕令从胡俗”，昭君便只得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前妻之子。 唐肃宗以幼女为宁国公主，降嫁回纥可汗。临行之前，肃宗亲自送别，宁国公主哭着说道：“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言辞虽然相当慷慨，但是隐含着这一和亲对公主个人所造成的苦痛，因此肃宗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果然，翌年可汗死后，宁国公主差一点按照其俗而被迫殉葬。其后的小宁国公主相继嫁给两位可汗；咸安公主则在二十年之中前后嫁过四位回纥可汗，于元和三年（808）去世。大致推算，其寿不会超过四十，寿命不长，显然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关。 太和公主为唐宪宗的女儿，在穆宗时嫁回纥崇德可汗。数年后，崇德可汗死，其弟昭礼可汗立；八年后（太和六年，832），昭礼可汗被杀，其侄彰信可汗立；七年后，国乱，彰信可汗自杀，再立㕎馺可汗。太和公主在这十几年中很可能必须“从胡俗”，不断地改嫁新可汗，所受的折磨可以想见。未几，回纥被黠戛斯击破，太和公主遂归黠戛斯；然而，由十三姓尊奉的回纥新主乌介可汗则又将她劫走，流离颠沛，直至会昌三年（843）才得以返回故土。 男性统治者安坐朝堂，而将涉及国家安危的重任交给一名弱女子，迫她深入穷乡僻壤，遭受种种折磨，以牺牲其个人终生的幸福来换取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其实在许多场合未必成功），这样的“和亲”并不值得赞颂。 四 从长远的客观效果看，和亲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主要一点是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域外的文化交流，这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一事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贞观十五年（641），公主降嫁吐蕃主弃宗弄赞。弄赞以尚大唐公主为莫大荣耀，故处处依从公主，包括风俗习惯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汉文化自然会逐步影响到域外各地；相应地，域外的“胡文化”也会或多或少地传播到中原内地。这有利于各地文明的发展。 上文多次提及，伴随着“和亲”的形式，中原王朝有大量的丝绸、财物输往域外各地。尤其是丝绸，是为传统的中国土产，为古代世界的遥远地区所需求，中原王朝周边的游牧人亟愿充任中介者，将中国丝绸贩卖到其他地方，以便从中牟取巨利。因此，千百年来输出的无数丝帛，不仅仅散布到与中原王朝和亲的周边地区，还转运到更为僻远更为广大的地方。这大大推动了古代中国与这些地区间的经济交往。 中外正式“和亲”的事例虽然不少，其绝对数量毕竟不大，但是，因和亲之风而导致汉族和域外其他诸族的民间通婚，却远远胜过官方的和亲。因此，随之造成的各族血缘融合的程度，也就不同寻常。异族之间的通婚与血缘混和，既有利于文明的交流和传播，也有利于相互间感情的增进和民族的团结。这即是和亲所带来的久远的积极影响。 然而，“和亲”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外交政策或政治策略，我们在考察它时，就必须主要顾及它对于现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能主要考虑其长远的客观效果。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和亲”之举弊多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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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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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很多皇帝都会选择和亲的方式来与少数民族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和昭君出塞了，然而在历史上绝不仅仅这两次和亲，尤其是在汉朝和唐朝，和亲次数数不胜数。
很多人觉得和亲意味着讨好，一般都是由弱势向强势低头的一种象征。然而，我们都很清楚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很强，不会说是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依然有很多帝王会选择和亲来换取国家安定。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政治联姻。并非打不过，但是一旦打仗就会有牺牲，有损耗，试想有哪个皇帝不想过安定的生活呢？所以说，在权衡利弊之下，和亲的方式可以减少国家损耗，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方式。
为了国家安定，和亲就成为了最好的方法。和亲之后，就会和少数民族成为亲戚，打仗的事情自然就很难发生了。和亲之后的公主生下儿子，到时候继承少数民族的王位，就会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了。
而除了避免战争，和亲还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现在来说，和亲的意义非常重大。不过，一般和亲的公主都成了牺牲品，远嫁他乡，大部分的和亲公主在嫁给少数民族之后都过得很艰难，成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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