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中发生过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2024-10-12 19:03:15 浏览：1

中国近现代史中发生过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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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

首当其冲，就是＂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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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最早用鸦片来毒害国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首先率国人，在1839年5、6月收缴鸦片237万6千2百54斤，在广州虎门一把火烧了鸦片（6月3日一直烧到6月25日），第一次掀起了轰轰烈烈反抗英帝国主义的爱国禁烟运动。

英帝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失败了，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等，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但＂虎门销烟＂点燃的反帝之焰，从此在神州大地不断燃烧，鼓舞了多少志士仁人去奋起寻找救国的真理。

＂虎门销烟＂的爱国精神在两广生根开花，爆发了广西金田＂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催发了孙中山同盟会等武装起义。更有了国共两党联合创办广州黄埔军校，开始了铲除旧军阀的北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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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英法联军进逼天津，欲打开通往北京的前大门，威胁咸丰皇帝，换取清廷给予的好处。强敌压境，

天津沉侵于恐怖之中，百官寻思潜遁，封疆大吏，直隶总督谭延襄也躲了起来，知府石赞清此时认识到只有自己身不怕邪，才能稳住市民阵脚，威服百官。于是，他叫人在台阶前放两个大瓮，各盛满水，说：”英人入胁，则吾与妻死此。“大有冒死殉职之气慨，官员们受此贞烈之行为感动，多能留守天津。后来清廷派钦差大臣桂良与英议和，英侵略者退出天津。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入知府署衙逼石赞清搬走，以便他们在此驻兵，石昂然应曰：”断吾头，衙署不让也。”当时天津军民正在奋勇抗击英法联军，侵略者不敢轻易得罪之个刚直不阿的知府，无不为他的凜然正气所震慑，只好离去。后来，天津军民又计划焚烧敌船，英军人少力单，怕动了众怒不好收拾局面，就谋划让石赞清知府作人质来威逼军民不要烧船。一天，他们派500兵卒进入府署，将石挟持抬上肩與，劫入领事館。石被劫为质，怒骂敌人，并以绝食抗争，英军怕死人后把事情闹大，事实上天津人民闻石被挟持为质，已群情激愤欲找英人算帐，英人就打算把石放回，但石认为此事不能便宜了侵略者，为了做到保持中国人的气节，他凜然正气地说：”吾如何来，当如何归耳。”英人无奈，只好又命500名兵士整队作为前导，再用肩舆将石赞清恭恭敬敬地抬回知府衙门。

石的行为大大长了中国人的自信与自尊，尽到了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官吏的责任，不独天津军民引以自豪，广为传颂，清政府闻讯也欣然嘉称其忠国气节，甚至外国侵略者也无不表示佩服。后有诗赞曰：石公胆如石，国危见忠诚；秉公明职守，身名两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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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推介一下章太炎和邹容之间革命情谊的故事。

十九世纪初期，章太炎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闻名遐迩的民国时期的学术泰斗和大师级人物，而弱冠之年的邹容却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革命青年。共同的反对清庭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与理想，把这一壮一少二位风云人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时，、章太炎先生是34岁，邹容只有18岁。相差16岁的章邹二人成为了患难之交、革命之交和诗律之交。

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獄。邹容为了大抱不平和声援章先生，也主动进入獄中伴随章先生苦渡铁窗岁月，他与章先生在獄中互相支持，互相声援，互相鼓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革命情谊。

邹容因名望较低，所写《革命军》一书无论在影响上和发行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这本揭露清庭腐败、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和共和思想的优秀文章得不到广泛宣传。后来，章太炎则主动为《革命军》一书作序，邹容则以“革命军中马前卒”作为笔名。从此，发行量剧增，影响巨大。

邹容在监獄中被折磨致死，其时年仅21岁。章太炎出獄后与蔡元培等人将其葬于上海，并亲自为邹容写了墓志铭，号召人们学习邹容的革命精神。

邹容和章太炎(章炳麟)就是这样一对革命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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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张之洞急需英文翻译，辜鸿铭经人介绍进入张之洞幕府，两人初次接触后张之洞便对辜鸿铭的才学刮目相看。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令张之洞对辜鸿铭大加赞赏。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深感中外军事方面的差距，决心编练广胜军，并“远募洋将，以资教练”。经过一番考察，张之洞选中了德国军官雷芬、柏庐、欧皮茨七人担任教官，并特赐他们穿戴清军的官服顶戴。七名德国人对此欣然接受，但听说要向总督大人行跪拜礼时，他们却严辞拒绝了，并且不容讨论。张之洞则稍退让一点，允许他们行半跪拜礼，以明确上下级关系，体现总督威仪。

眼见张之洞公开接见七位洋教练的日期就要到了，双方却在礼仪问题上却仍没有达成一致。张之洞屡次派人劝说，洋人却振振有辞：“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都不需要行跪拜礼，我们德国军官为什么要身总督行跪拜礼？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辜鸿铭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去说服德国人。辜鸿铭先用流利的德语与他们闲聊，赢得他们的好感，然后问他们：“总督大人对你们如何啊？”七人同声答道：“总督大人对我们很好，我们非常感激，但要我们行跪拜礼是不容讨论的，因为我们从来不做这种事。”辜鸿铭接着又问：“你们在德国真的不行跪拜礼？”七人答道：“当然不啦。”辜鸿铭听完之后哈哈大笑，说道：“你们骗傻子吧？在德国你们面对耶酥和德皇时，不照样行跪拜礼以示敬意？”德国人虽然被辜鸿铭揭了老底，但仍是倒驴不倒架子，坚不行跪拜礼。于是辜鸿铭抓住西典制、入乡随俗、七人此次来华使命等问题与洋人唇枪舌剑展开辩论，并指出：如不对总督大人行半跪拜礼，那便是有负德皇的重托，而且，行半跪礼是对总督表示敬意的文明之举，是万万不能废除的。在辜鸿铭的七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下，七人最终竟然被说服，接受了行半跪拜礼的要求。

于是，在张之洞接见七位洋教练那天，总督大人端坐椅上，七位洋人则身着大清官服，在大庭广众之下，恭恭敬敬地对张大人行了半跪拜之礼。在当时，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令张之洞大大地风光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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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任人宰割，以至于有了“东亚病夫”的诨号。就是因为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集体性的陷入了暮暮沉沉、昏昏噩噩的情绪中去。

那时候的很多仁人志士，也有上层建筑，不是不想带领国人奋起，可是他们无一例外失败了。

许多外国人写的世界史里，对当时中国的描写：“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人震惊，它的特征是施与对象众多，施与结果严重，以及施与者和被施与者的傲慢与屈辱的鲜明对比！”

也许正是这一段时间的悲催遭遇，撼动苍天，降下来一位“大能人”。他领导中国人先国内，再国外，清除了一切损害中国人利益的有害要素，荡平了所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之事。最终，奠定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的基础。

人民群众只是人多，其实意味着麻烦也多，问题也多。必须还得有一人告诉你：“站起来”，带领大家拧成一股绳去前进，才能真正紧紧扼住命运之神的喉咙，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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