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把死囚放回家过年，并约定秋后回来问斩，为何无一人逃跑？
唐太宗李世民，把死囚放回家过年，并约定秋后回来问斩，为何无一人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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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有多重要？诚信能救命！不信？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个诚信能救命的故事。
跟死囚有个约定
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然最主要的是死刑案件。皇帝亲录，一来说明唐朝时期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二来是皇帝不放心底下这些干活的；这项生杀大权握在皇帝手里，人命关天，皇帝给予特殊关注，也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卷宗并不是很多，唐初改革隋朝律法后，减少了很多死刑条文，贞观初时，有几年，全国的死囚犯还不足百人。就是到了公元632这一年，全国的死囚犯也仅为390人，而到皇帝这里的也就30多人。
太宗在审查案件时，看到判死刑的这些人面黄肌瘦，甚是可怜。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在封建社会，官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一般皇帝钦点的死囚，都是经过层层的审查，受尽了各种刑罚，而且也被关押很长时间了，加上长途解运，肯定多数是无精打采，生无可恋。
太宗看到这些人以后，心中的怜悯之情泛滥。于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给这些死刑犯一年的时间，让他们回家处理后事，一年后回来伏刑。
第二天早晨，太宗就把这个想法拿到朝上跟诸位大臣商议。大臣们虽为当今皇帝的仁慈感动，但是也很担心。这些死囚都是一些杀人越货、强盗无耻之徒，一旦放出去，岂不天下大乱！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命令，没有附条件，没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没有狱吏跟着，没有监视，无异于放虎归山。
于是有些大臣站出来反对，请求太宗打消这个念头，说这样太危险了，把这些死囚放回去，不知道来年能不能回来是另一回事，万一他们去危害社会怎么办？
其实大臣们的想法，太宗也想过，他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想法太荒唐，可是又一想，大唐上下几千万人还能奈何不了这三百多囚犯；再说按国家的编制来看，州府以下管理机构就有四级，全国这么多官府衙门管理一两个死囚，还是非常轻松的。况且这些都是死刑犯，他们在将死之时还能得到法外开恩给他们一年的幸福时光，他们感激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呢。
太宗用这些理由说服自己的同时，也说服了劝谏的大臣。于是，就在这一年腊月的一天，太宗下了一道让全国震惊的圣旨：全体已决定执行死刑的囚犯，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再来京城执行死刑。
贞观八年，也就是公元633年的秋天，长安城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拥堵得水泄不通，因为今天是一个谜底要揭开的日子。对于当今皇上的大胆行为，大家都抱着拭目以待的态度。
很多人都觉得，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对那些被定刑的死刑犯，他们知道了自己能有逃出生天的一丝希望，就肯定不会放弃。
然而，结果让全城百姓大跌眼镜，只见这些死囚们真的一个一个回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约定的时辰到了，数一下人数，389个，只有住在京畿扶风的个死囚迟迟未到。
这时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唐太宗，只见唐太宗不慌不忙地挥挥手说：“再等等！”
随着一声马鸣，最后一个囚犯坐着马车抵达了刑场。原来这个人在回来的时候生病了，耽误了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一是为唐太宗的圣明，二是为了这些囚犯的诚信
。就连唐太宗本人也深感震撼，后来他就把这些死刑犯全部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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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儿很有名，涉及到一些有意思的唐代制度，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事件梗概。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这件事，很多朋友觉得是最早记载于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假如我们在网上搜索的话，大多数也是如此，不过其实在更早的《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就记载了：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这事儿发生在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亲自考核囚犯的情况，把该处死刑的290人放回家，让他们得以跟家人过个年，等到第二年秋末再回来受死。第二年，这些人还真的按时回来了，唐太宗感于他们的守信，就把他们都赦免了。
减轻刑罚是唐太宗的一贯主张，而非一时心血来潮
根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便跟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大臣们商议，调整法律，将一些原本要判死刑的罪行改为肉刑，后来因为肉刑残害人的肢体，不够人道，就再次将其减轻为流放。
关于死刑的审议，在贞观初的时候施行“
三覆奏
”，即一个人假如犯了罪，基层法官觉得该判死刑，那也得汇报给中央，由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尙書官员来讨论，并且给皇帝汇报三次，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真正落实。
按说三次覆奏已经够严格了，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促使唐太宗进一步反思自己，改革制度。一件是因为一时愤怒错杀了大理丞
张蕴古
，另一件是在朝堂上怒斩了交州都督
卢祖尙
。后来情绪冷静下来，唐太宗觉得自己太任性，觉得三奏太快，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如果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判了死刑，那么即便后来后悔，死人也不可复生。于是他命令，将三覆奏改为
五覆奏
，官员们在两天之中给他汇报五次，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执行死刑。
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六年冬天亲自核查囚犯，以及后来赦免死囚，并非是一时兴起或者“作秀”，而是长久的政治主张。
唐代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当严格，逃亡并不容易
很多朋友猜测，这些死囚犯回到家，难道不想着逃亡吗？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当然，我们今天不知道他们内心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逃亡并不容易。
唐代在城市中施行
里坊制度
，上到京城、下到地方城市都是如此。坊是基本的居民管理单位，平面方方正正，有一整圈围墙，居民都住在里面。每天早晚，坊门会定时开闭，大晚上没有特殊原因是不能离开坊的。这样的制度，就是为了便于管理，防止作奸犯科。
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老百姓也需要“上户口”。一般的程序是，居民先到基层工作人员
里正
或者
坊正
那里登记“
手实
”。手实的内容包括个人姓名、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以及家里的地产、房产信息。
接下来，里正跟坊正要拿着手实跟真人核对，确定无误后，将手实汇总交到县里，县里也汇总，交给州郡，州郡再交到京城。通过这个系统，
每个百姓的个人信息，朝廷都是掌控的。
假如一个人要离开本县去别的地方，那他得先找县里开“
过所
”，也就是通行证。过所的内容包括其本人的基本信息、外出原因、携带财物，并且要找几个乡邻做保人。这个
过所可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通过各类关卡，才能住店。
所以那些死囚自打入狱，就会在基层信息中有所记录，他们即便回到家，也只能小范围活动。假如想要逃亡，肯定是不可能获得
过所
的。那么在逃亡路上，遇到检查很容易暴露，搞不好还要连累家人，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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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刑法志》载：“太宗于贞观六年, \"亲录囚徒，阂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
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复核死刑囚犯，因年关将至，准予390名死囚犯回家过年，过完年再回来领罪。死囚犯们感恩皇上仁慈，过完年尽数归狱，唐太宗为他们的诚信所感动，特将所有死刑犯赦免。死刑犯们重信重义，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胸襟宽广，后人无不钦佩。
这个故事还体现了古代的“录囚”制度以及对于死刑的审慎态度。“录囚”作为死刑复核制度源于汉代，指由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以平反冤案，疏理滞狱。录囚之制对平反冤狱，改善狱政，监督司法及统一法律适用均具有积极作用。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统治理论，自然融入司法，对于肉刑一直是谨慎的态度，文景帝除了宫刑，把斩趾等肉刑均废除，对死刑更是审慎，到了唐朝，整体立法均较前代温和，死刑、流刑大为减少，对于死刑执行更是慎重，确立了“三司推事”“死刑三复奏”、“死刑五复奏”等制度。
三司推事
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疑难案件时，皇帝特诏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次要的案件或地方上的大案不便解送京城，则派遣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组成“三司使”，前往审理。
死刑复奏
“凡决死刑，虽令则杀，乃三复奏”。
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死囚执行前一日复奏两次，执行当日仍可复奏一次，提请皇帝审慎考虑是否立即执行。贞观初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曾一度将京城死刑改为五复奏，即决前一天两复奏，决日三复奏，但各州死刑案件仍行三复奏。
回过头来说李世民放死囚回家过年的故事，从古至今有几人有这样的胸怀和胆识呢，这样的胸怀与胆识又源于什么呢？我认为是强大的国力，李世民在位时期，大唐强盛，打得匈奴都要叫“爸爸”，还怕几个死刑犯回家过年吗？而众囚犯自然也不敢跑，难道还能跑出“天可汗”的手掌心吗？此事虽有作秀嫌疑，但确实让后世看到了大唐王朝的自信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但愿这样的“作秀”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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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所谓的“帝王之术”就是我们常说的套路。
死囚本就是一群犯了国法，当死之人，而李世民又为何会赦免了他们？但凡是古代帝王，尤其是这种有能力的帝王，只要是做一件事，其背后必然有原因，也存在其自己的目的。
那李世民为何要做这件事？这件事的背后，又隐藏了李世民哪些“小心机”？
历史背景
隋末大乱，群雄并起。太原李渊于公元617年于起兵反隋，以李建成李世民等为将领，逐鹿中原。李家原本就是关陇世家，世家子弟自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李唐的军队也训练有素，像一股清流，流入了反隋起义军中。
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表现良好。因为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早早地就被李渊当作继承人来培养。李世民更像是一个纵马安天下的王爷。
起初大业未定，李世民倒也没说啥，但随着战功越来越高，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在建立大唐之后，李建成等就开始忙着收权，李世民虽然起初处于劣势，但也架不住手下大将们力劝。毕竟，自古以来，但凡是在皇位竞争中失败的人，不单单自己会凉了，连团队里面的人，也基本会凉了。
尉迟恭更是直接，他直接劝谏秦王：“你要是不想和太子争，想束手就擒的话，请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有时间提前逃走。”
这句话说得很扎心，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李世民帐下大将的心声。
随着竞争进入了白热化，李世民买通了玄武门守卫常何，于公元626年发动“
玄武门之变
”，将建成与李元
吉斩杀，控制了国家大权。随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的新皇帝。
李世民无比爱惜自己的羽毛
李世民雄才大略，是在历史上为数不多没有大肆屠杀功臣的皇帝，另外一个是秦始皇嬴政。
李世民在取得皇位之后，只是用雷霆手段，解决了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嫡系儿子们，对于李建成团队里面的大将，则选择了悉数接纳。
李世民能够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心胸与气魄，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自身能力的极度自信。因为从他十几岁起兵征战开始，手下的大将基本都是一边打一边收，用宽广的胸怀接纳的敌方将领。
而他还能够用强大的气场，驾驭住这群悍将。
因此，李世民相信，以自己的能力一样可以驾驭住大哥手下的这些心腹将领。这基本就成为了李世民执政的一个风格。
在李世民的想法中，他将用胸怀与气魄治理整个国家。并不想靠着杀戮与暴力，他只有将这件事做好，才能够有机会青史留名，让人们接受他，让后人庆幸，玄武门之变是正确的。
赦免死囚是怎么回事
李世民清晰的规划了自己了路线，他征服了魏征等人，贞观年间的朝堂之上，人人敢于说话，政治清明，国家也越来越富裕。
李世民不单单是对于官员如此，他还想让全天下的百姓，全部都沐浴在皇恩之中，获得天下的认可。这件事如果做成了，那在历史上的地位，将无可撼动。
这就需要李世民做一件事，用这件事来验证，也用这件事来宣告自己的成功。
在公元632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李世民突然提出来，他想要对牢狱之内的死囚们，搞点人为关怀。官员们一听，这想法挺不错，要支持一下子。
可这件事怎么实施？李世民提出来一个点子，让这390名死囚全部回家，明年秋天回来问斩。全程无监控，全凭自觉。
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贞观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三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新唐书》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大手笔。这390名死囚，多是大恶之人，一旦放出去之后，撒丫子跑了，第二年没人回来，这不就玩脱了。
如果这些人在出去后，再干点违法乱纪的事情，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结果李世民力排众议，将这390名罪犯悉数放回了家。
死囚们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全部都按期返回，一个也没有缺失。李世民一开心，便将这些人悉数赦免，留下了一段佳话。
李世民为何要这么做
李世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借助此事，来检验自己的治国能力。通过死囚回归的数量，来检验自己国家中百姓的执行能力。
试想一下，如果死囚全部都可以按照约定，执行皇帝的命令。那老实巴交的老百姓们，又怎么会不执行？国家政令通行，岂有不富裕之理。
李世民在看到390名死囚全部按期返回之后，在高兴之余便赦免了他们，再度将自己的仁慈与恩惠传播到全国各地。
试想一下，这些死囚出去之后，走向全国各个角落，他们成为了李世民无形的宣传者。那时候没有广播，这390人将这件事散播到全国各地，李世民便会更受百姓的爱戴。
死囚为何会按期返回，教化对这些人真有用
死囚在返回之前，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继续执行死刑。我认为，之所以死囚会按期返回，还在于李世民与他们约束的内容。
皇帝有很多的话，不方便说。就需要官员来领悟，然后去办好这件事。李世民在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头脑的官员就会看出来，李世民到底是有何意图。
因此，或许在选拔囚犯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他们进行过教育了。而且在他们离开监狱回家之后，名义上是没有官差押送的。
可归属地的官员，自然要多一个心眼，正常来说，他们会以各种名义来送关怀，正面宣传此事，借以来宣扬李世民的恩德。
而这个死囚，就好比是秃子头上的跳蚤，全地区老百姓都知道，这哥们是与皇帝有约，被遣送回来的。
那么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好意思不回去赴约吗？
即便是他不回去，官府只要是一纸官文，这个死囚就会无所遁形，甚至还会连累家人。
因此，死囚们不得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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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这个举动，在历史上确有其事。
有人会问了：这些囚犯傻呀，为什么不干脆跑掉呢。
这就有点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了。古人重信用，从尾声抱柱不去就有佐证。自孙策收太史慈也有佐证。
尾声当年，久等约会的女子不至，却不离去，待洪水涨来，抱柱而死于约定地点，今人看来，尾生愚也。但从讲信用这一点来看，尾生至坚。
再看孙策收太史慈。孙策擒获太史慈后，太史慈愿与他共事，并提出回去召旧部来投。孙策准了。约定六十日后再见。太史慈走后，群下议论纷纷，皆言太史慈必不再来。孙策却有信心：子义必不见弃。后太史慈果然如期带兵来投。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信义这方面来推测唐太宗李世民放出的那些死囚：君王信任我等，我等必不负君之期！
好吧，也许这些信义之事，听起来有些过于浪漫。我们还可以现实点，揣测一下双方的立意。
一、这些死囚知道自己跑不掉。
李世民放这些死囚归家过年，充分说明，这些死囚住哪儿，有哪些家人，朝廷都是心中有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呢。逃得了和尚也逃不了庙啊。所以，他们不会选择逃。而且，囚犯们心中也有一本账：君王肯定是想借此立仁德之名，我们何不顺应他，说不定到时候还有个宽赦呢。
二、李世民的政治作秀。
李世民由于上位过程曲折，对自己的声名是十分在意的，他导演这么一出戏，有博仁德的嫌疑。上有意，下行之。就是这些囚犯起心要跑，监狱也会先做好思想工作，说不定会会流露出一些不跑的好处来。那么，无人逃跑的局面也是容易形成的。
当然，李世民不失为一位明君，他对刑狱之事，十分慎重，力争天下无冤狱。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好处想：太宗欲德化群囚，群囚感君之德，以信义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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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放死囚回家，为什么他们不敢不回来？
这个事情《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唐太宗在过春节时，把死囚放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并告诉他们团聚后把家里事安排好，再回来受刑，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惊讶了一地鸡毛，觉得很是不可思议，都不相信他们能回来，没想到结果大出意料，都回来了！
这个事情被欧阳修认为是李世民很虚伪，认定李世民是在博取好名声，因为得位不正。小编也认为李世民有作秀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看看当时的“户口本”和户籍管理制度，就明白了！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唐朝已经有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户口本”了，不光是老百姓，而且僧道尼也都有相应的管理办法！
\"凡里有手实，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为乡帐。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帐，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
古代的唐朝赋税大部分来源于老百姓，户口不统计详细怎么知道偷税漏税呢！当地政府层层把资料报送到户部，也就是说，乡、县、州、户部都有记录！
再看《唐会要》中曾记载：
“皆县亲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得更貌。”
唐朝户籍不仅仅是姓名，地址，而且还把亲属相貌记录，每年核查一下，后来变成了三年一次核查户籍！
不仅仅是核查户籍，而且还要互相监督，这个在《旧唐书》中就有记载：
“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村坊邻里，递相督察。”
这样的户籍制度，不光是村民监督，而且里正、乡正也要负责任，乡村来个不认识的人，很容易知道，那时候的村落不像我国现在的这样密集，也不像现在的人口这么多，乡村一级很好监督！
看完上边的介绍，是不是感觉好像现在社会一样，户籍管理很严格的，想要作奸犯科的，除非你遁入山林，偷渡到国外，或者被官府以及名门望族包庇，那么作奸犯科的想要不被抓住，非常难的，更何况当时的人们非常重信诺，也丢不起那人啊！会被戳脊梁骨的！所以说死囚回来不是正常的吗，至于逃跑，即是不愿，也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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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虽然被称颂为千古明君。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就是自己皇位得来不正。按照宗法制，李世民是不可能成为继承人的，但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的哥哥杀死并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当了皇帝。
谋逆篡位之人，一般在历史上都不会留下好名声。而李世民想要留下好名声，也不想背上弑兄逼父的骂名。于是他就想尽办法捏造李建成的各种德不配位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当了皇帝，那么对于天下老百姓来说百害而无一益。而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皇位制造合法性。而且他通过还不断的收买人心，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李世民放走囚犯是为了展现自己是一个仁慈的皇上。可实质上李世民并不仁慈，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他连自己年幼的侄子全都杀了。在即位后他颁布了一系列利民的措施，并颁布天下大赦的命令。
即使如此，李世民仍然不安心，毕竟自己做过大不道的事，于是下令放400死囚回家探亲，并约定在秋后问斩。这也是李世民向天下展现自己仁慈之心的一种表现。
到了秋后，这400名死囚，一个不少的达到了指定的地点，准备领死，这使得李世民非常的感动，大手一挥，400名死囚全部获得特赦。
400名死囚事先也当然知道，按照皇帝的命令，到指定的地点就只有死亡。而活着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为何这400个死囚，明知道会死，依旧按照命令达到指定的地点？
当然，这绝对不是皇权至上的原因，因为对于死囚而言，皇权算个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当中很少有人保有忠君爱国之思想。如果爱国，那么这400死囚，也绝对不会犯法。死囚之所以能够按时到达指定的地点，编者认为其原因有：
一是受到感动
死囚都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死亡只是迟早的事情，自己没有尽孝道，在死之前没有见到父母亲。这对于死囚来讲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而皇帝下令让这些死囚回家，陪伴自己家人一段时间，然后再处死。
这对于死囚来讲是一种恩赐，让他们在离开人世前尽最后的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死囚虽然是罪人，但孝顺的思想依然与常人无异，例如解放前山东打土匪刘黑七，杀人无数，但每次回家，头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磕头。
对于这些死囚来说，皇帝能法外开恩，给他们一个尽孝的机会，自然非常的感激，所以在被释放回家之后，也能如期的返回受死。
二是无奈
皇帝之所以敢于释放这些死囚一段时间，朝廷方面肯定是知道这些死囚的底细，甚至在死囚假释的时候，有士兵等监督，即使这些死囚想要不归，或者想要逃跑，也是非常的困难。而没有听从皇帝的指令，自己只能死的更加悲惨，说不定还会牵连自己的家人，因此死囚明白，不回去的话自己就会受到更大惩罚。而且逃跑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在巨大犯罪成本下，这些死囚也会掂量，逃跑实际上是亏本的买卖，因此死囚都能够按照约定受死。
三是家人的劝说
而李世民为了表达自己的仁慈之心，让这些死囚返回自己家中，于亲朋好友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了，而死囚的家人定然会对于皇帝感恩戴德，因此即使有些死囚不愿意回去受死，但是在家人的耐心劝说之下，也能够幡然醒悟，以自己的死亡，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家人的鼓舞，使得这些死囚有了受死的勇气与决心。
当然，李世民让400名死囚返回家，并不是李世民真正的仁慈，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在做戏以收买人心，使得天下人归顺自己，以洗刷自己弑兄杀弟，逼迫自己父亲退位的骂名。再者说来，纵然这些死囚犯中有些是冤枉，但多数是名副其实的罪人，即便一时良心发现，长期来说依然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李世民因为一件小事，就将他们赦免，实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我是历史达人日慕乡关，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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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载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即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亲自审查复核死刑案，觉得很可怜，于是下旨让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家探亲，来年都聚到京城一起问斩。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无人看管，一年后如期回牢，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下令全部赦免。
这个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资治通鉴》并没有介绍。
放归他们回家，各地官员当然不会放任不管，因为古代的治安采用保甲制度，唐朝也是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这种制度保证人们互相监视，便于官方维持治安。唐律斗讼律就规定：如有强盗杀人事件发生，同伍之人有告发之责，否则杖六十。而唐律捕亡律更规定：诸邻里有强盗及杀人事件，必须互相救助，否则亦受处罚。这些全国各地的死囚，都是就近在当地监牢里服刑等待处决，放归他们回家，有家里来人接回，回家探亲中肯定是受到四邻乡里严密监视的，毕竟谁都不愿意连累到自己。
另外，唐朝跟古代所有朝代一样，都采用连坐制度。虽然从现代社会看，连坐是一种残忍的、非人道的方法，但唐代确实也有连坐制度，主要包括缘坐(亲属连坐)、官吏职务连坐、邻里连坐、朋党连坐四种形式。即便他们逃跑了，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等，都要受到牵连，我想他们在家里跟亲人们一起住了一年多，到第二年去牢等待处决前，家人、亲人、邻里、官员等，肯定都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即便是十恶不赦之徒，不管别人的死活，也不会放着自己的父母双亲、妻子儿女的性命不管的，所以他们能按时回到京城，也是可以理解的。
贞观初期，经过多年战乱，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反映了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加上太宗刚刚通过殺亲夺位，需要仁德博取认可。于是，贞观元年（627 年）太宗即位初，就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删修律令 ，开始实行减免死刑、取消兄弟分住连坐等，实行仁政恢复人口等，但是新律要到贞观11年才颁布。太宗使用这个方法为自己博取了好名声，只是后来，还是受到后人的质疑。宋代欧阳修写了《纵囚论》，质疑这件事的动机。欧阳修说李世民只是为了博取美名，并不是出于仁义，即便他们逃跑，自己都能获取美名。
我们看看下面的记载就更有趣了：《旧唐书·刑法志》“...是岁（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怎么到了贞观六年死刑就增加到了390人？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唐朝的死囚数量就增加了十倍！如何理解，反正历史还是有些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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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唐朝的谍报组织了。历朝历代皇帝其实都有自己的特务机构，负责监察天下探听消息等，其中明朝的东厂西卫是比较出名的，但李世民时期的这个机构并不现于历史。李世民放囚犯回家是一场政治秀，被放的囚犯除了明面上有官府监控外，暗地里还有特务机构牢牢监控，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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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黄土。他们能跑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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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历史记载上确实有。按历史记载，那些囚犯都按规定时间回到监狱。
我们不能否定这件事。同样，也不能完全肯定这件事。
这是一件比较特殊的事。
即然记载在史书中，就大体有这样的事。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事，表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已经取信于民，民也已经充分相信政府。
但仅仅这样，仍不能让所有囚犯都按规定回来。如果在经济上不平等，穷富相差悬殊，囚犯家里饥寒交迫，债主逼债，那些囚犯也不会乖乖地按时返回。
还有，如果当时有许多贪官污吏，黑恶势力，那些囚犯恐怕也不会都准时回去。
那些囚犯都按时回去，表明，那些囚犯找不出不回去的理由。
可那些囚犯都是死刑囚犯，回去就意味着死亡。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严重的考验。
任何人都恋生怕死。只有二种情况除外，一是对生失去了希望；二是认为自己应该死。
对生失去希望的人选择的是自杀。
认为自己应该死的人选择的是服法。
这里的情况显然是第二种。出现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法律也是高度公平公正的。
但这毕竞是史书上的记载，不能全信。其次，唐朝时人口比较少，情况比较简单。另外，当时犯人数量也较少。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应该为后来的执政者借鉴。但也决不能照猫画虎。
欢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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