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如何从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的?
中国古代是如何从禅让制变成世袭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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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制?别逗了!哪来什么真禅让?当年魏文帝曹丕在接受了汉献帝刘协的“禅让”之后,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尧舜之事,吾今方知……”这话说得还是比较含蓄的,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其实就是:“禅让游戏,全靠演技!”中国古代的所谓“禅让”,不过就是帝王们让不合法变成“合法”的一种手段罢了。如果曹丕直接灭了刘协,那他就会成为篡位的“乱臣贼子”!可上演一出“禅让”大戏就不同了,人家曹丕的皇位是刘协“禅让”的、是刘协送的……这可是“合法”的“物权赠与”行为,从别人手里抢来的跟别人送的能一样吗?
上古时期的所谓“禅让制”,那是孔老夫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鬼才知道!反正自从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出现开始,所谓“禅让”就一直都是帝王们手中玩弄的工具而已。不管是赵武灵王出于自身政治利益需要的主动禅让,还是魏文帝曹丕强迫汉献帝刘协上演的“禅让”游戏,都只是一场场的政治“大戏”罢了。
尧舜禅让,一直被儒家奉为“标杆”。无以计数的儒家经典都把这件事说得天花乱坠,无外乎尧德行高尚,觉得舜是个人才,于是把大位禅让给了舜、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丹朱。可您细想想,不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吗?换作是您,您会把您的家产送给别人、而不留给自己的儿子吗?就算是许晋亨的老爹,好歹每个月还给他那么多生活费呢!而且,人家的家产也没有送人呀,只不过托管起来、不让儿子敞开了败罢了……古人怎么就都那么“高尚”呢?如果说是个别现象还能够说得通,毕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让您意想不到!可接二连三都这样,未免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在儒家思想一步步一统天下时,“意外”出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无心插柳”、让一座古墓中埋藏了很多年的竹简得见天日。这个盗墓贼盗走了值钱的金银细软,却扔下了一堆没用的竹简。经时人整理之后发现,这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书中记载了从上古至“三家分晋”之后魏襄王二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是一部写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因而被后人取名《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
但这部《竹书纪年》却彻底颠覆了儒家的三观、给人们介绍了一个另类的“尧舜禅让”!书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断文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舜把尧囚禁在了平阳,取代他成了君主,同时还强行断绝了尧与他儿子丹朱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哪里是什么“禅让”?完全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变!
此书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彼时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西晋到清末,主流学派对于《竹书纪年》几乎都是一片骂声!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直到民国初年,部分思想觉醒的历史学者在开始重新审视这部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的史书。虽然无法完全证实这部书所记载历史的真实性,但起码书中记载的事情更加符合人类的正常逻辑!不仅“尧舜之事”如此,术中关于太康失国、伊尹流放太甲等历史事件的记载,似乎也比儒家的言论更加符合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正常逻辑。
这个世界上淡泊名利之人的确存在,但面对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能无动于衷之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上古时期的人类难道就不是“神”吗?他们就没有七情六欲?如果只有一例、哪怕两例禅让,完全可以理解。可接二连三,那么多“禅让”,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怎么可能?说白了,他们之所以“禅让”,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尧已经沦为了舜的阶下之囚,不“禅让”又能如何呢?由得他选择吗?只不过,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禅让”模式,加之彼时各部落实力所限、暂时还没能跳出这个圈子而已。
夏后启不过就是做了一件前人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罢了……身为禹手下的“CEO”,伯益想要取禹而代之,结果却让“少东家”启先下手为强,抢占了先机。而这正好也是符合禹之内心所以想的,甚至很可能就是禹和启父子合谋的!面对既成事实,伯益也只能俯首称臣,否则等待他的将是更加血腥、无情的政治清算!
此后,夏后启通过各种手段稳固了手中的权力并将自己的直属力量越做越大,由谁来接班,已无人能够左右。但这种稳固还只是阶段性的,后来的“太康失国”与之前的“舜囚尧于平阳”又有多大区别呢?只不过,羿没有立即篡位、而是结连立了两个傀儡之后才自立罢了。但“父死子继”这样的模式已经形成,而且那么符合人类的“内心需求”,谁再想开历史的“倒车”已经很难了。谁不想把江山留给自己的儿子呢?即便寒浞没有灭了羿、少康没有灭了寒浞,恐怕将来接班的也只会是羿的儿子或寒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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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所谓的古代禅让,不过是骗人的玩意。
我们就拿最原始的动物来说。比如非洲大草原上的狮群。总是老狮子被壮年狮子打败。被逐出狮群,从没见老狮子禅让的。为什么老狮子没有谦让呢?这就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权力是一副春药。谁吃谁兴奋。你想让他放弃权力,那根本就是做梦。古代的时候,在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为主。女人在这一方面更为擅长,女人对家族族群的贡献更为巨大。所以那个时候以女人为主。男人地位低下。就算这个时候,也是由谁的能耐大,谁来当头领。这个法则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现在的选举不是也选能力最强的人吗?
那么是怎么冒出禅让制这个名词来呢?简单的说,就是后来,诸侯之间互相争斗,你打我我打你。彼此都觉得对方非常卑鄙。那些力量弱的人。就编出一套瞎话来。说古代的首领,都不是靠拳头和刀来争夺的,都是禅让,某一个贤明的君主干不动了,就在本族群里敲一个最好的,最贤能的人,把皇位让给他。并造出了尧传舜,舜传禹,这个三代典范。
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竹书纪年》说是编的。“舜囚尧,不使与丹朱相见。”丹朱是尧的儿子,又写“禹囚舜……”
看来禅让制这个说法也不是铁板一块呀。至少古人中间就有一部分人恐怕不信。如果大家都信,那么这污蔑先贤圣人的话也不会流传下来。
我们说了禅让制是假的,反过来讲,如果真有禅让制,为什么后来又不实行了呢?
禅让又文明又民主,那么好,应该一直传下去,一直传个千万年才好,为什么三代就绝迹了?三代之后那多君王就都没一个想恢复呢,为什么全私心大发要搞家天下?
理由古人早说了“古之轻辞天子,今之不舍县令者,利也”。我们假设,现在让你去一些十来户人的自然村当个村长,还没工资,还得天天带领这十几个人战天斗地,这些人吃不够还得骂你,你干不干?你当然三天跑路。但是让你当个县委书记你绝对不跑,那怕是穷山恶水间的小县,你也会拍胸脯保证自己能干好。如果政策允许你把这个位子传给儿子孙子你决不会说我想找个圣人来禅让。那怕你儿子再不成器,你也决不会把位子传给上帝而不传儿子。当你穷的和下图一样光溜时你才会禅让。
为啥,财物动人心呗。
当大禹治水成功后,物产收入丰足。大禹还搞禅让,那才是脑袋让门夹了。
家天下代替共有制是历史必然,是符合自然规律人性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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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从来就没有形成制度,只是一种传承方式,中间可能还伴随着血雨腥风,并没有儒家所宣传的那般祥和。就像尧舜之间的禅让,竹书纪年颠覆了儒家文献记载所谓的真相,尧帝被放逐,舜帝甚至隔绝了他和儿子的联系。尽信书不如无书,儒家文献史记和竹书纪年各说各的,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的脉络和人类人性的发展来梳理和了解。
我们习惯把夏启之后的王朝,称为世袭制,但是黄帝打败炎帝、蚩尤一统中原之后,一直到禹之前的这个阶段,按照各方文献记载,实际上已是家天下了,例如黄帝之后接位的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再往后的各个接班人,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否真正的血脉子孙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为了接班的正统性,哪怕不是,他们也都要说是黄帝的曾孙、曾曾孙等,后来一直传到禹。
黄帝时代,是部落联盟时代,领头人的位子当然要由最强大的部落首领来坐。那么当时黄帝部落就是最大的部落,所以黄帝之后,领袖位置,肯定还是黄帝部落之中选出,而黄帝家族人才辈出基本上也不会旁落他人,所以很好理解接班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禹王跟之前的不同的是,禹王到启的传承过渡,启之后便开启了父传子的显性表达;虽然禹王表面要传伯益,但是却已经培养了更为强大的启,任凭伯益资格再老,在启强大的武装力量面前也得让位,政治进入了强权时代。
夏启之后,中华王朝才明面上开启了世袭制,并通过一系列的礼乐措施建立社会的伦理制度,王位传承主流采用父传子。王朝传承中间不时也会有权臣篡位,美其名曰“禅让”;实际更为恐怖的是,每次的父传子,也是伴随着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好一点的放逐兄弟子侄,残忍一点的就是手足相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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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民族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并且设立了公共权利机构。氏族社会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划分居民。夏代是将所属居民划分为九州进行管辖。九州设有官吏统治,称为九牧。牧就是牧民的意思,是指奴隶主把奴隶当做牲畜对待的缘故。原始社会部落首领及部落联盟首领是通过军事民主制选举所产生的,贤者继任。前任对于后任采取让的办法,史称为禅让。而夏代改变了这种做法,以同一家族的亲属世系代替了不同的氏族成员的禅让。夏王朝第一个君主夏禹死后,传位于儿子启,开创了先例,世系制度就这样产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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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我是爱历史的老猫
古代禅让制度转变为世袭制度在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个进步水平也为后来王朝的产生和社会制度得产生与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说起禅让制度就不得不说一下尧舜禹这三位伟大的首领了,当时华夏民族的部落体系逐渐得到了完善,人们有这明确的分工,都为了部落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为了部落能够得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一个必要的领导者这时候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尧帝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极高的威望获得了部落首领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发展舜帝为了部落贡献出了几乎所有的力量,但年龄大了,不足以胜任部落首领了。
之后的尧帝从多个方面综合考验了舜帝,发现舜不仅非常聪明(多次从家人的迫害中逃脱),而且还非常孝敬长辈(不管家人怎么迫害他,他都没有改变孝敬父母的态度)。因此尧帝觉得舜帝可以担当大任,于是将首领的位置传给了他,这也体现了禅让制度的优越性。
紧接着,舜帝将首领的位置传给了大禹。但当大禹的儿子启长大之后,他逐渐改变了部落形式,并建立了夏朝,这也标志着国天下变为了家天下,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也变为了世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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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到了竹书纪年和史记的不同,竹书纪年成书虽早但不能尽信。甲骨文实物证明伊尹在死后一直受到很隆重的祭祀,史料可信度无法与文物抗衡,放太甲篡位无限趋近于谣言。
史料要结合年代背景来看,若撰史者立场公允,在诸多说法中也会采取当时看来最可信的说法。
竹书纪年固然年代要早,但成书的时间是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禅位的道德因素与时代背景严重抵触,著书者肯定不会采用这种说法。何况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奉周-晋-魏为正朔,有德者居之自然不如有力者居之更符合魏国统治者合法性需求,相交起来舜流放尧,伊尹篡位的说法当然更有吸引力。
到史记著书之时正是独尊儒术的年代,天人感应说大行其道,被神话的统治者自然不会接受下克上这种野蛮的说法。况且司马迁很多史料来源是巨儒董仲舒本人,儒家宣扬的禅让自然成了史记中的真相。
抛开不同记述的史料,禅让这一行为是否存在过呢?谁也不能确定,夏朝已经没有文字文物了,更久远的历史文字文物更不可能被发掘出来。但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当然,不仅存在,可能性还很大。
如果将氏族领袖的地位类比于皇帝,那么很多人会得出曹丕一样的结论。好东西自然要留给儿子。但那是个好东西么?
古代部落领袖并没有足够的集权化,一个大酋长下面可能有很多个其他部族其他的酋长,大酋长的产生除了自己的指定,其他小酋长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而大酋长的禅让的前提是被禅让者已经建立了足够震慑众人的威信。
拿尧和舜来举例子,舜和尧都是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舜出身东夷和尧并不是一个部族。在自己儿子威望和能力不足以服众,如果传子可能会引发联盟其他强力部族首领(比如舜)的挑战。将女儿嫁给另一个强力部族的领袖舜,然后指定自己出色的女婿成为联盟首领。两个有分量的部族支持外加确实有人望新的联盟领袖位置就能做的稳固,而尧也能确保自己体衰后继者不够出色时自己的部族仍然能在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禅让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这并不新鲜,从北美的原住民到今天非洲和中东许多部落仍然在采用类似的方式。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者与其他氏族竞争的需要,或者需要集中权利完成松散联盟办不到的事(比如治水),联盟开始走向专制,地方部族领袖的权威被联盟领袖权威所取代,为世袭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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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代名,即夏后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夏禹是夏后氏部落的领袖。虞舜时,他被四方部落首领推选治水,以疏导之法获得成功,同时开沟修渠,有利于农田灌溉,因此被舜选为继承人。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位并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从此,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禅让”制转为王位世袭制。夏先后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阳翟(今河南禹县)、洛阳等地。传到桀,为政残暴,对外滥施征伐、勤索,对内任意虐杀百姓,破坏农业生产,为商汤所灭。从启至桀,共传13代,16帝,约4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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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后被推举为新的领袖,他逐步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并养活了一群私人武装,为他以后废除禅让制,拒不交出权力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启凭借他留下的势力杀死公推的人,将禅让制变成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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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要全信儒家教徒们写的历史书,其中想象比事实多,禅让也罢,世袭也罢,和道德,和礼仪没有关系,都是社会生产 ,人类生存竞争的需要。
争的是比别人生存的更好,更轻松,更安全。时至今日,人性还是如此。
人类社会创造出“权力”,为的是什么?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了,个人才容易生存!
为了让社会稳定,人类需要建立一个最大的暴力机器,以镇压各种暴力分子,保护社会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远古时代的渔猎部落社会,暴力机器不需要太大,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团结上几个年轻人也就可以了,平时出门打猎或者打猎归来之后分配猎物完全可以镇得住。
渔猎部落不是农耕社会,人们没有条件积蓄财产,这时候的权力基础还没有物质力量,基本上渔猎时代的权力基础也就两个:
原始的人体体力。
个人智商和组织能力。
部落一般也不可能太大,谁也认识谁,大家都身无余财(打猎来的肉食和采摘来的果子实在放不长久),谁也收买不了谁。
比如尧帝吧!年轻的时候肯定力大无穷,这对他镇服其他原始民非常重要,后来在日常的渔猎活动中,他也慢慢让大伙认识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组织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也很公平。反正只要听他的话,每次出门收获总是不错,大家也一团和气,矛盾很少,部落一片祥和。
原始民们为了每天渔猎有收获,为了和其他人有冲突的时候,有人来主持公道,也就把权力拱手给予尧帝了。
尧帝慢慢年纪大了,甚至没有力气和大伙一起出去渔猎了,只能和妇女们留在山洞干点杂活了。怎么办?
这时候舜帝出现了,舜帝在平时的渔猎活动中也展示了以前尧帝的素质,每次出门渔猎,现场是需要领导人的,尧帝不在,舜帝也就顺理成章的担负起指挥员了。
可以想象,某一个篝火娱乐或者晚餐的晚上,两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情有了不同意见,起了争执,猜也猜的出,其余的原始民肯定支持年轻人舜帝呀!
毕竟,生存比敬老更重要。于是就禅让了。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人们学会种地了,农耕时代降临了。
农耕时代有个划时代的特点,那就是农作物可以长时间的保存,有能力的勤劳者开始拥有自己消费不完的财富了,私有财产出现了。
大禹老了的时候,不需要学习舜了,家中有的是余粮,犯不上和妇女们一起去干杂活了。
本来大禹就是部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自然是他家余粮最多。
余粮多!以大禹的聪明才智自然想得到做得出,收买一群“不愿意种地的力大无穷的年轻人”为己所用了。
出现了专也镇压的暴力机器!
这时候,权力的基础就变成了:
暴力机器
意识形态
大禹以及他的儿子启,也就用强大的暴力机器,打造出了“世袭制”的意识形态。
种地的世袭种地,打仗的世袭打仗,做王的世袭做王!
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安定繁荣,哪里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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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我根据《史记》梳理出来的,禅让制时期各个统治者的关系图。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从黄帝到大禹,其实都是一家人里面传来传去。虽然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是在如此紧密的关系间传来传去,很难说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禅让制。
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是禅让制而不是世袭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虽然当时统治权都在族人里面传来传去,但是传位的主要条件是看这个继承者贤不贤能,而不是看血缘远近;其二,后来的世袭制指的是“兄终弟及”
或者是“子承父业”,与这个阶段的制度还是很不一样的。
至于中国古代是怎么变成“家天下”的,这就要从夏启说起了。夏启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并没有直接传位于启,而是传位给了伯益,一个不是大禹家的人。启通过自己的手段让伯益在大禹死后三年把位置传给了他,然后启残酷镇压了那些不服他当统治者的人,最终坐稳了位置。从启开始,中国古代的传位制度就变成了世袭制。
其实“世袭制”的出现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在各个国家政权由部落联盟制变成了中央高度集权制之后,君主们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首先,古代君王如何能保证自己在死后仍能够享受到祭祀,除开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子孙,其他人始终是靠不住的;其次,如果能够保持自己的家族永远繁荣下去,而不至于因王权旁落造成的家道中落;第三,权利的诱惑,在高度集权的时候,那种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快感,君王们未必肯与外人分享,毕竟,在那个最高的山顶,越少人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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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读一读《史记》就能明白这个问题了。
世袭制的起源,是禹传启家天下,世袭制是从大禹传位于儿子启,建立夏朝开始的,而大禹之前,尧舜禹的所谓的禅让制,实际也不是随便禅让的。
要知道,在启建立夏朝之前,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的聚集只是部落族群的关系。
而这其中,尧舜都是部落首领,而且尧舜禹之间,也都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等于尧舜禹的禅让制,其实就是一名部落首领的长辈,在众多同族子弟中,择优录取一名能力品行比较突出的人选作为下一任部落首领的继承人。
而到了大禹治水之后,各个部落族群进一步统一,部落间的通婚繁育,让原本单一部落,单一继承人子弟候选人的血统并不纯正了,于是出现了禹传启的情况,并且延续了三千年时间。
因此,所谓的禅让制,听起来是任人唯贤,其实也是在自己的种群部落的大前提之下,在具备自身血统的众多继承候选人的小范围里择优录取,而不是真正地做到所有人参选的择优录取。
而后来,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导致血统候选人的概念消失了,但血统遗传的观念还在。那么就等于除了自己的亲儿子,就再没有其他的同类血统的继承人选了,禅让制也就被世袭制所彻底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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