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回事?
古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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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朝要消灭那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总要找个借口。有人看到一本书被风吹得噼呖啪啦,于是灵感来了,写下著名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但也招来了杀身之祸,清政府说你诬蔑大清王朝没文化,将之诛灭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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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字袱就是:利用文字形势的,学朮,论文,观点等,坚持各自的观点,毁谤,造假,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相互抹黑对方,甚至你辛辛苦苦换来的收获,被⺀能说会道"的不劳而获者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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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阶级社会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专权,通过思想文化和政治法律等手段对异己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
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文字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在公元前548年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得知后,立即联合棠无咎共同诛杀了庄公,改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新的国君,史称“齐景公”。
齐景公即位后,崔杼以拥立之功被不断委以重任。但是,他诛杀主君却是不争的事实,始终遭到别人的诟病,甚至还被史官进行了如下记载:
崔杼弑其君。
为了避免自己在后世留下弑君的恶名,他以此记载不符合事实为由斩杀了这名史官。而这次事件,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文字狱的记载。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逐渐击败了其余各个诸侯国,第一次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为了尽快完成思想和文化的统一,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狱也出现了。其中,最早的源头还得从“焚书”和“坑儒”说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和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六国虽然被消灭了,但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文化依然尚存。为了反对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原齐国人淳于越就公然提出了“效仿古制和分封子弟”的主张,还得到了许多支持。
丞相李斯不仅加以驳斥,而且还建议秦始皇严惩此事。故而,秦始皇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各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印制的私藏《诗》、《书》等典籍也一律烧毁,史称“焚书”。
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秦始皇登基后,为了永保自己的基业,开始追求长生不老,不断重用一批方士寻求仙法。公元前212年,卢生和侯生等人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和抨击秦始皇,之后更是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
得知此事后,秦始皇变得怒不可恕,故而迁怒于所有的方士。于是,他下令在京城和全国进行搜捕,抓获四百多人后全部活埋,史称“坑儒”。
通过焚书坑儒这一大规模的文字狱,秦始皇在实现疆域领土统一的同时,也完成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统一。但是,由于他力度过大,操之过急,焚书坑儒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秦朝被推翻后,关于文字狱的记载并没有消失,之后的历朝历代还在继续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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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杨恽因为在《报孙会宗书》中文字不当而触怒了汉宣帝,遭到腰斩弃市的严厉惩处。此后,无论东汉、南北朝、隋唐、两宋还是明代,基本上都有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但都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和危害。比如,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并没有真正大开杀戒。
虽然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字狱发生,比如嵇康之死就与文字狱有关,因为他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被司马昭厌恶而被处以了腰斩之刑。不过,历朝历代所有文字狱的总数加起来,也没有满清这一个朝代多。难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这样评价:
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满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统治全国,公然提出了“尊满抑汉”的治国策略。为了加强自己在思想领域的控制,更为了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文字狱不断被应用。
可以说,满清的文字狱贯穿了整个王朝的始终,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其中,文字狱最盛行的时代还是在康雍乾时期,特别是乾隆一朝最为严重。胡奇光在《中国文祸史》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根据史料的记载,顺治帝一朝实行文字狱5次,康熙帝一朝实行文字狱13次,雍正帝一朝实行文字狱20次。而到了乾隆时期,实行文字狱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30次之多,不仅销毁的书籍不下几十万册,株连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演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浩劫。
在上文中提到的苏轼和嵇康,虽然都是文字狱的当事人,也因此或被贬,或被斩杀。其中,受到他们牵连的人虽有,但致死的人却一个都没有。
到了清朝,因文字狱被杀并受牵连而一起死的人数越来越多。以顺治时期的“明史案”为例,不仅将庄廷珑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也被诛杀,曾为“明史案”做过序的原礼部侍郎李令哲和四个儿子也皆被处死。甚至于,就连校对、刻书、卖书等所有环节的牵连者都一律斩杀,株连之广令人发指。
雍正当政时期,文字狱的推行依然非常严苛,就以“浙江查嗣庭案”为例。
浙江海宁的查嗣庭,他从康熙年间就考中了进士,后来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奉命前往江西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他出的考题中用了“正”和“止”这两个字,结果却被认为:
前用“正”,后有“止”,“正”字有一止之象,涉嫌议论年号,有诅咒“雍正”之意。
于是,查嗣庭竟然被判处了凌迟的刑罚。好在,他在关押期间已经病死在监狱里了,即使这样还是被开棺戮尸,而数百年的望族“海宁查氏”也遭遇了大灾,族中十六岁以上的男子皆处斩刑,十六岁以下的男子均被流放三千里。
直到清朝灭亡后,查氏的后人依然记得这段深仇大恨。在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就将雍正皇帝写成了典型小人,这位查姓后人就是查良镛,大名鼎鼎的金庸先生。
按理说,满清发展到乾隆帝即位时,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而且,刚刚经历了之前康熙和雍正的两代盛世,国家局面非常稳固,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再用文字狱进行残酷统治。
实际上,乾隆登基之初,他也一度表现得非常宽容,丝毫看不出大兴文字狱的意思。当时,御史曹一士就上疏《请宽妖言禁诬告疏》,痛陈了文字狱的弊端:
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的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但乾隆皇帝还是虚心接受了,表示自己将一改往日的苛政。而且,他也认识到入关以来的一系列暴政并不适合继续推行,故而放松了文化高压政策,还多次表示“朕一书生皇帝耳”。
到了乾隆中期后,随着自己政治上的成就与日俱增,随着满清发展到鼎盛时期,骄傲的乾隆帝自诩为是“十全老人”,希望在自己所擅长的文化领域下手,以成全英明神武的美名。因此,他明令要求全力查缴所谓的违碍和“悖逆”之书,但凡诗文中包括或引申出“鞑”、“明”、“胡”、“狄”、“夷”等字眼,一经发现就从重进行治罪。
接下来,以乾隆时期的“徐述夔案”为例。在徐述夔过世后,他儿子将父亲的诗作刊印成《一柱楼诗集》。其中,出现了“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这句诗,不仅出现了“明”字,还有“壶儿”(胡儿)的谐音。于是,乾隆帝当即下旨:
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正国法。
除了徐述夔被戳骨扬灰外,他的两个孙子也没能幸免,虽有携书向朝廷主动自首的情节,但还是被处斩了。
再举沈德潜的例子,他在乾隆四年时才以六十七岁高龄中了进士,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之职。因为乾隆帝喜欢他的诗作,之后还加封了礼部尚书衔。九十七岁高龄过世后,被下旨追赠为太子太师并祀贤良祠。
徐述夔案发后,已经去世的沈德潜被查出生前曾与徐犯关系莫逆,还曾替徐述夔写过传。这下,乾隆帝怒了,降旨褫夺沈德潜的封号并罢祠仆碑。
在乾隆的这种高压文字狱威慑之下,当时的读书人都静若寒蝉,彻底沦为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奴隶。
总结一下,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是封建君权空前强化的产物,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同时期,西方国家却处于剧烈的激变期,得益于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之路。
可以说,清朝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俨然成为中国在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重要原因,造成了我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对此,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
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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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字狱,虽然在宋朝时,就有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真正盛行的时代是明清两朝。
明朝主要表现在开国之时,朱元璋喜怒无常,为人爱猜忌,只要有“则”字,就要杀掉,浙江府学林元亮写“作则垂宪”,杀!北平训导赵伯宁写“垂子孙而作则”,杀!为什么呢?是因为则=贼,现在有的方言,则和贼还是同音的。另外,有“法”字也不行,祥符县贾翥写了“取法象魏”,也给砍了头,为什么呢?法=发,是讥讽朱元璋早年落发为僧的丑事,你说这是哪跟哪?怀庆府吕睿写“遥望帝扉”,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吗?结果也是个死?为什么,朱元璋说,帝扉=帝匪,这是说我是匪?这到哪讲理去?于是大臣吓得没办法了,上章乞求朱元璋给列个敏感词的列表出来,省得不小心就趟了雷。
到了清朝,文字狱更是集历代之大成,看过《鹿鼎记》都知道,开头就写了一场著名的文字狱,这是就江南庄家的《明史》一案。当然,小说中对康熙还是比较偏爱的,将这场惨剧让鳌拜背锅,但是康熙也不是善茬,他后来又一手操办了戴名世《南山集》案,这一次,比明史案规模还要大,杀了三百多人。
后来的雍正帝以阴狠著称,于是又办了一系列的“大案要案”,什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曾静案,件件触目惊心,礼部侍郎查嗣庭也因为维民所止案见了阎王。文人们个个吓得纷纷缩头,人人自危。
到了乾隆爷,其实一点也不像《还珠格格》中那样开明,文字狱越来越变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年的文字狱,犯事者确实有怀念前明,抨击现实的意思,但乾隆时的文字案,很多就是无中生有,十分荒唐。像什么“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其实未必真有反清之意,“一把心肠论浊清”,也是无意中把浊字加在清之前,就丢了脑袋。还一个江西的老知识分子叫王锡侯,退休了不养老抱孙子,偏偏要发挥余热,自行为《康熙字典》编了个索引性质的《字贯》,自费出版了献给朝廷。结果乾隆大怒,说他这是对康熙爷的不敬,责令处分。江西巡抚是满人海成,当时觉得王锡侯并不算什么大罪,只建议革除他的功名罢了,结果乾隆大发脾气,将海成罢了官,下了牢狱。其他官员一看,岂敢不从重从快,于是王锡侯老命就算交代了。
所以,清代文人不无万分小心,像《红楼梦》开卷先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就是因为文网酷密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近代黑暗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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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的意思其实挺好理解的,简单说就是“因文字而入狱”,详细点说就是:古代的统治者以文字罗织罪名清除特定的知识分子而设置的刑狱。在大家的印象中文字狱可能是清朝特有的产物,但其实文字狱在封建历朝历代都有过,只是程度和影响不一而已,史料记载文字狱最初是从西汉汉宣帝时期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逐渐消失。当然,清朝的文字狱是历代中最严重的,尤其是康乾时期。
文字狱应该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可以说是比较“卑劣”的一种手段,因为统治者是故意从特定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摘取一些文字,加以断章取义甚至扭曲夸大,以此来给知识分子定罪,这种做法本身就带着很强的“缺德性”,而且往往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就拿清代的文字狱来讲,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主要目的就是压制汉人的民族意识和“反清复明”的意识,以此来加强中央的权威性。但是造成的结果是社会恐慌、文化凋敝、人才凋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这点来讲大兴文字狱的清代帝王甚至算的上是民族的罪人,而清仁宗嘉庆皇帝取消文字狱甚至为前朝的文字狱平反,这点算是他的一个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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