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官兵身上有军衔标识吗?
北伐军官兵身上有军衔标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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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的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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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看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应该记得这个桥段:黄埔三期生杨立青偷穿了“姐夫”董建昌的军装,去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级联谊酒会,结果却撞见了董建昌本人而瞬间露馅,因为军装袖口是有两颗星的,那是陆军中将的标识,老董当时的职务是粤军第四军参谋长。
(陈果夫上色照片)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早期,孙中山原来所依靠的陈炯明粤军、期间叛变的滇桂军(杨刘的部队)等部,都使用的是北洋军的立式肩章,许崇智、老蒋的早年照片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等于说,当时的全国军队尽管立场不同、派系不同,军装和军衔的基本样式是相同的。黄埔建军以后,大抵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起,两广地区效忠国民政府的军队被统一整合为“国民革命军”。
这时候的“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军衔标识在初期不可能是统一的,包括粤军、湘军、滇军、新桂军,以及由黄埔校军发展起来的第一军等等,堪称五花八门。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下,国民政府也曾经尝试将所有军队实现军服和军衔的“制式化”,1926年初拟定出台了《陆军服制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又南军概用臂章,缝于左袖、军官章一端为金属质制、青天白日样、约占全部四分之一,余则为三道金银边定阶级之高低,与先前肩章同”。
(蒋校长的臂章)
细节不讨论了,翻译过来就是取消原来北洋式的肩章,全体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臂章制度,所以董建昌的中将袖口章查无实据,但是黄埔系军队和较早参与整编的粤军,确实实行了“臂章”的军衔标识,也是身着这样的军服参加了北伐。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应该看见杨立仁的中校臂章和楚材的中将臂章,这是符合历史的。
注意臂章也是有细微区别的,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军内部使用的是“党徽+军衔”的臂章形式,这个青天白日徽还是很特殊很醒目的,属于第一类;而较早纳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的粤军、新桂军、湘军的将校军官,则采用“职务+军衔”的臂章形式,包括1927年6月才“效忠”的阎锡山部队也是这般,注意傅作义担任师长时期的照片,也是中将的臂章,上述属于第二类。
(钱大钧的中将臂章)
某种意义上,臂章也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军官们在军服上的重要区别,在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之前,最早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粤军(后来整编为第四军、第五军)、谭延闿第二军、第七军以及黄埔第一军,都佩带了了“臂章”的军衔标识。比如照片中时任第一军师长的钱大钧、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等人,就是用臂章展示的中将军衔。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埔名将都是有军衔的,比如胡宗南是教导师上校团长、关麟征任宪兵营少校营长、宋希濂任补充师少校营长等等,这些黄埔嫡系的军官,都使用了“臂章”的军衔展现方式。抗战期间成为汉奸的褚民谊,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军医处长,可以清楚地看见上校的臂章样式,这会的陈诚是总司令部中校参谋、顾祝同是少将副师长。
(黄绍竑的中将臂章)
而后期加入的也有不少,比如唐生智的湘军第八军、朱培德的滇系第三军等等,纳入作战序列的已有八个军10万人,包括黄埔军、粤军、滇军、湘军、桂军、黔军等等,这些军队已经来不及进行军衔臂章的更换,军衔标识也极为混乱,不利于各部之间的交流和战场沟通。因此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出征前又统一规定了“胸标”的方式,所以首批北伐军10万官兵的灰军装上既没有领章也没有肩章,而只有胸标(全部官兵)和少数臂章。
北伐军各军的官兵胸标为布制的长方型标识,由于是各军所属的各师自己印制,所以尺寸也不完全相同,一般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半厘米左右的“色边”:将官为红色边、校官为黄色边、尉官为蓝色边、士兵为白色边、军校学生为黑色边。胸标的左栏是军衔、右栏是姓名、职务、部别、佩发日期等等的文字说明,其实跟后来的国军胸标大同小异。
(傅作义也挂着臂章)
所以在早期北伐军中有“见红就立正”的俗语,因为佩戴红色胸标的军官一定是个将军级的大官,不用近看军衔到底是什么,立正敬礼肯定没错。另外在北伐开始后,大批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他们所佩戴的也是北洋军的立式军衔肩章和领章,比如陈仪的浙军、陈调元的皖军等等,战事紧张,也没时间给他们更换军装和标识。
那么怎么办呢?基本是哪支部队来投或者宣布效忠,就追任该部军官的原来军衔(北洋军衔体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甚至连颁发一纸文书都不需要。至于军装和军衔标识,除统一了灰蓝色的军服和“青天白日帽徽”之外,这些军队也基本采用了胸标的方式,那就是扯下原来的五色徽和肩章,换上青天白日徽和胸章,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了。比如在上海屠杀工农的周凤岐第26军,就是原浙军的部队,刚刚换装没有多久。
不过要说清楚,北伐军从八个军10万人开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膨胀到120万人以上,无论是军装、军衔还是其他的制式要求,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一个派系能够大体一样已经是不错了,因此这个事别拿个例较真。总结来说,到1927年以后,北伐军四大集团军的军装基本以灰蓝色为主,军帽则是大小檐不尽相同(桂军就是小檐帽),官兵绝大多数有胸标,来显示部别和衔级。
其中蒋系第一集团军、阎系第三集团军、桂系第四集团军还保留着或者添加了军衔臂章,而冯系的第二集团军部队最穷,一般只有胸标。二次北伐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第三次大整编”,因此于1929年1月出台了《陆军军常服暨礼服暂行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军衔展式方式从臂章向“领章”过渡,所以题图陈果夫的照片一定拍摄于1928年年底以后。
(此类臂章仅是黄埔系小范围的)
从1929年初到1935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和军衔是混乱而泛滥的,一方面是蒋系中央军开始逐步换装黄绿色的军装(也不是一下子换完的),而其他杂牌仍然身着灰布军装;另一方面是军阀混战不止,南京政府无力约束黄埔系以外的军队,各派系军官的军衔都是自己授予的。但是军装款式和颜色虽然不同,军官军衔的展现却已经以领章形式为主流了,从此军衔臂章退出历史舞台,臂章后来成为部队番号的标识。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开始对全国军队的军官们统一核定和授衔,也就是所谓的“铨叙军衔”,完成这项工作后,再于1936年1月公布《陆军服制条例》,对军衔领章的样式进行固定。其中规定陆军军服分冬夏两季,大礼服、礼服、军常服三种,官兵均以领章表明兵种和阶级,各兵种领章的识别色是: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工兵白色,通信兵浅灰色,辎重兵黑色,宪兵风红色,军需紫色,军医深绿色,测量土黄色,军乐杏黄色。
受战事频繁和军队数量已达200多万人的条件限制,规定是规定,全部换装可是要一点点来,中央军里面的调整师、整理师更换的稍微快一些,其他许多部队还未及更换,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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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讲,北伐军官身上是没有正规的军衔标识的,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区分方式。
北伐军队的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军,是对进行北伐战争时期主力军队的通称,由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开始组建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召开第七次中央政治会议统一思想之后下的决定。
北伐军队组建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军阀,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还中国人民一个自由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说北伐军官身上没有正规的军衔标识呢?
其一,北伐军兵源庞杂,没办法形成统一标准。
组建初期共分为八个军,分别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军官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熟知的蒋介石,第一军发展到后期也就成了国民党内部所说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建国湘军”为国民革命第二军,是由1925年8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也是北伐军队的主力之一,军长谭延闿。
“建国滇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三军的组成是以滇军为主,朱培德也是资格非常深的将领,在最早的护法战争时就已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是三民主义的坚实拥护者。朱培德率领的第三军总共有一万余名官兵,也是北伐战争中伤亡比例最高的,最多的时候部队伤亡达6000多人,减员一半还多,这种损失在北伐战争当中也是很少有的。
“建国粤军”为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的始创部队之一,也是北伐军队中主力的主力,素有"铁军"之称。第四军中是共产党员最多的部队,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共产党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而第四军占比最大,赫赫有名的叶挺将军就是出自第四军,后来发动南昌起义也的第四军,可以说第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直属部队。之后这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发展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之后,十九路军就成了第一支抗日部队,在长城内外与日军顽强奋战。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福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李福林。
1926年1月,改编湖南的“攻鄂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程潜,国民党的元老,早在1905就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最早的一批追随者,解放战争结束,程潜还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对过话,是属于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前辈。
1926年3月改编广西军队为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第七军也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更是获得“钢军”的称号。而广西军队的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宗仁,也是桂系部队的首脑人物,在历史上,李宗仁组织过好几次反蒋战争,其中就包括蒋桂战争以及中原大战,是少有能与蒋介石抗争的部队,也是国民党内部除了中央军外实力最强的军队。
1926年6月,湖南的唐生智参加革命,由他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正因为部队组成复杂,而且各军之间都保持着原有的一些旧军队习惯,所以没有统一的军衔标识。
其二,北伐部队身份标识混乱,没有正式的军衔制度,整个北伐军队的军衔标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军装上是有军衔标志的,在当时各军装的军衔标志主要有三类。
一、中华民国成立陆军之后的军队特有的军衔标志,参照的是日本军官式的军衔标志,也叫日式小肩章。而日式小肩章最初也是仿照美国军队的军服式样。这种日式小肩章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以及经过北伐战争之后陆续加入的原军阀部队。
二、在北伐的主力军队中普遍采用的是胸章,胸章是由方形布印制而成,其上面会写有各级军官的军衔、职务,所属军队以及人名。通常会用针线缝于左胸前,大小跟现在的名片相似,上面还会盖上各部队的官章。
胸章分成五个等级,将军一级的胸章为红边,校官一级的为黄边,尉官一级的为蓝边,士兵则为白边,如果还只是学生则是黑边。所以当时在北伐部队当中有句不成为的规定,叫“见红就立正敬礼”,因为只要是红边的胸章就代表了将军一级。
佩戴这类胸章的部队主要是北伐军的嫡系主力,比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及当时参加北伐的黄埔军校学生兵。还有就是第一批编入北伐军的其他部队。这类胸章并不是真正的军衔标识,而是作为作战部队方便区分身份的一种手段。
三、在北伐部队当中还有一类军队用的是臂章,这些佩戴臂章的部队可以算是老蒋的嫡系中的嫡系,在臂章上面会标有党徽以及三角形似的军衔徽章,不过上面并没有标明部队名称,名字,职务等信息,而是一种简单的区别阶级的标识。其中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有很多人是佩戴这类臂章的。
在北伐初期,军队配套的服装颜色单一,基本都以灰色为主,而且又没有军官军衔标示。最为奇特的是在同一支部队当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军衔标志,可以说是混乱不堪。
到了1929年1月1日,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北伐编遣会在南京召开了军事会议,针对军队的服装和军衔做了相应的规定,废除原有的日式小肩章,同是也取缔了胸章和臂章,改为了领章。并于1月12日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和《陆军军常服暨军礼服暂行条例》,从此才正式开始使用领章来区别军衔等级;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有对军服礼服做了一些修改,直到1931年才正式颁布《陆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而这份文件当中指出军队的军衔制度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度,根据军职来确定军官的军衔。
总结: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还是非常简陋,并没有专门的授衔制度以及监管机构,再加上北伐军队大部分都是由旧军队改编而来,所有每支部队都沿用了原来的制度。北洋政府的习惯就是官职越高,军衔越高,粗粗一看,好似军衔只是一个附属产物,并没有标准的晋升之路,只要在军队中任职越高,那军衔就会越高。所以说,北伐军初期时候其实是没有军衔制度,所以不可能有标准的军衔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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