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小冰河期究竟有多可怕？
明朝小冰河期究竟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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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河期对于大明朝的可怕之处在于，大明灭亡了。
从长时间上看，从元朝一直到清末都处于这一波小冻河期当中，不过明末那几十年更是处于一个急剧的断崖式降温过程。广东甚至于海南，这样在今天来说很少有温度低于摄氏零度的地区，经常出现一尺厚的大雪。那个年代长江是结冰的。大运河嘉兴段，阴历十一月份，要凿冰才能行船。
急剧气温变化，带来的不光是无霜期变短，光照期变短而引起的粮食欠收。如果只是这个原因，灾害也不会太严重。急剧变化的天气，带来的是更多的极端天气。这种剧烈的波动才是最可怕的。就是民谣中唱的那样：旱的旱来，涝的涝，黎民百姓受贫穷。有的地方大旱，土地干裂，颗粒无收。明末李自成的家乡陕北就是这样。而有的地区则是暴雨如注，下个不停。同样造成了百姓没饭吃的后果。极端天气带来灾害后，还有更可怕的事儿跟着，“蝗灾”、“鼠疫”都会在这种灾害后出现。这就叫大灾之后有大疫。这时候流离失所，饭都吃不上的贫苦百姓，成了灾民流民。无依无靠中，心理是最容易失衡的，有人站起来一喊，马上就会应者云集。
明朝末年，皇权内部本来就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还要严重的边患。可以说都是点燃干柴的烈火。所以明朝最后亡了。
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的自然灾害：小冰河期的影响。
当然，小冰河期并不是单单针对明朝的，它全球性的低温期。
这个时间段上，粮食危机造成了的民变，动乱，在欧洲在日本等地，也都比历史上其它时期严重得多。
这也说明，人类对于大尺度范围的天气变化，应对能力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
造成小河期的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现代科学家研究，更倾向于太阳活动的原因，认为小冰河期是，太阳进入了一个休眠周期，辐射的能量，大幅度地减少了。这个被称为蒙德极小期。时间约在1645～1715年间，正是明末小冰河期的时间段，世界处在低温时间段。
这项关于太阳活动规律的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因为人们通过观察，更认为太阳11年的黑子活动周期更准确。这是两百年观测统计的结果。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通过欧洲极光的观测结果的以及东方的太阳黑子观测记录还有那个时间段地球植物C含量测定等结果证实，蒙德极小期的推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太阳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类似于休眠的时期。而且研究表时，下一个蒙德极小期会在2030年开始。那样地球又会处于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低温时期了。会出现大量的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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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冰期”，便是指全球气候经历的一个寒冷时期。根据竺可桢的中国气象史记载，我国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小冰期，而与之伴随的便是四个王朝的覆灭，第一次是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则是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明清小冰期”时间跨度虽然长达数百年，但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明朝万历至崇祯年间，那么明朝的小冰期到底有多可怕呢？
△小冰期与王朝兴衰
“小冰期”的直接影响：气温寒冷，人畜多有冻死
“小冰期”期间，最为直接的特点便是天气严寒，而那种寒冷恐怕我们很难想象。根据史料和文献记载，当时就连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淮河都曾结冰，而“夏寒”，“夏霜雪”这样的极端天气，更是屡见不鲜。
根据《江南通志》的记载，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和十五年（1502年），“冬天寒，祁阳江水冻合，余姚江水冰合”。这里的“祁阳”和“余姚”，便是今天位于湖南的永州市祁阳县和位于浙东的余姚市，当时就连流经这两地的潇水、曹娥江和甬江都因冰冻而断流。
此外，根据《广东通志》的记载，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广东琼州府万州雨雪，琼州府便是如今的海南岛万宁县；正德四年（1509年）冬，广州潮州“陨雪，厚尺许”，潮州则是今天的潮安、潮阳等县。对于如今很少见雪的南方来说，海南降雪尺许厚是种什么感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明史·五行志》中，更是有“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1454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积雪数尺，江南各地连降四十多天大雪，可见当时天气的寒冷。
而在各种史料之中，诸如“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开原大雨雪，畜多冻死”，“雪止，平地三尺余，人畜多冻死”，“雨雹甚大，伤稼百二十五里，人马多击死”，“飞雹交下，坏民居万余，死者千余人”，“沂州雨雹，大者如盘，小者如碗，人畜多击死”之类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
“小冰期”的天气转冷实际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明清小冰期”的天气转冷实际上从洪武年间便已经开始出现，至明朝中期开始，气候开始保持“恒寒”，而这种寒冷天气从清初开始逐渐好转，但一直到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气候才开始再度逐渐转暖。
“小冰期”的间接影响：旱灾、鼠疫等次生灾害
在长达四百余年的“明清小冰期”中，除了因天气严寒这个直接影响之外，由于气候变化而到带来的次生灾害，才更为致命，不仅导致大量百姓死亡，更是直接给本就大厦将倾的大明王朝，来了致命一击。
1、持续肆虐的旱灾。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不仅导致旱灾发生频率极高，而且肆虐范围和持续时间往往极长，例如崇祯年间便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在持续不断的旱灾中，不仅湖泊干涸，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
早期的旱灾还仅仅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个别地区，而之后便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持续的旱灾对于百姓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2、随之而来的蝗灾。由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且土壤结实而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蝗灾便也随之而来，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明史》之中，“蝗”字出现了多达129处，而根据《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若是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将更高。
尤其是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结果庄稼被蝗虫一扫而空。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3、席卷北方的鼠疫。由于旱灾、蝗灾频发，导致粮食减产、草木枯死，于是缺少食物来源的各种动物开始频频涌入人类聚居区，其中尤以老鼠带来的危害最大。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多次爆发大规模鼠疫，其中又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兴县爆发腺鼠疫，随着百姓们的逃亡，瘟疫开始迅速向陕西、河北、京师等地蔓延，更是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演变为肺鼠疫。
关于这场瘟疫，夏燮《明通鉴》有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在陕西“（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根据保守估计，这次鼠疫不仅造成陕、晋、冀三省百姓死亡千万以上，更是直接摧毁了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师之时，沿途并未遭到大规模抵抗，而已经连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即便将太监都派上了城墙，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
4、此起彼伏的水灾。明朝中后期，水灾同样是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之一。在《明史·河渠志》的记载中，便有“万历元年（1573年），河决房村，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至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等记载。
而到了明朝天启、崇祯两朝，黄河水患更为严重，“天启元年，河决灵譬双沟、黄铺，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四年六月，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崇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圮……十六年六月，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馀丈”。
在持续的旱灾、蝗灾、鼠疫、水灾之中，不仅导致大量百姓似乎各种天灾，更使得各地粮食欠收、粮价暴涨，百姓难以生存，以致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百姓们没有活路，只能被迫走上造反之路，仅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人数多达三十余万。
与此同时，以农业为根本的大明朝，财政收入同样受到了严重影响，当大明陷入内忧外患之际，朝廷却根本拿不出来足够的军饷，仅陕西就欠下了一百三十八万两的军饷，结果不仅导致大量士兵逃亡，群体性兵变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如此情形，对于本就已经腐朽到了极致的大明朝，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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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位于热带的海南岛都下了几次雪，椰子树、槟榔树和水里的鱼都被冻死。
小冰期是指15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全球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在我国当时处于明清时期，所以被称为明清小冰期。
记载明清小冰期的史料很多，从文字里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尸横遍野、饿殍遍地的悲惨景象。还有一个角度能够感受到明清小冰期的威力，那就是位于热带的海南岛在明清时发生了数十次异常寒冷天气，甚至有数次降雪天气。
发表在《新东方》上的《明清小冰期与海南岛寒冷事件述论》从地方志里收集了关于明清时期海南岛寒冷天气的记载。
成化五年（1469）至崇祯十六年（1643）的174年中，记载下来的寒冷天气共有九次，其中6次为雨雹，明确表示有降雪天气的有：
明正德元年（1506年），万州（万宁）冬，雨雪。
明崇祯九年（1636年），临高，雨雪三日夜，树木为之尽槁。
正德元年的那场大雪万宁人王世亨亲历过，并作长诗《正德丙寅冬万州雨雪》描述了当时的景象：“撒盐飞絮随风度，纷纷著树应无数。严威寒透黑貂裘，霎时白遍东山路……昨夜家家人索衣，槟榔落尽山头枝。小儿向火围炉坐，百年此事真稀奇……沧海茫茫何恨界，双眸一望无遮碍。风冽天寒水更寒，死鱼人拾市中卖……”大雪纷飞犹如撒盐飞絮，短时间积雪就覆盖了道路，家家户户都在索要避寒衣物，槟榔果全部掉落，小孩围着火炉取暖，海天一色苍茫无界，海水陡然降温让无数海鱼冻死，甚至有人捡死鱼拿去市场上卖。可见降温幅度之大。
海南现存的清代府州县方志共记录了31起寒冷事件，霜雹居多，明确表明降雪的有：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文昌，冬，大寒，雨雪。河、海鱼冻死，榔子尽脱，榔树枯死。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琼山，十一月，雨雪，卉木陨落，槟榔、海棠死者多半。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澄迈，冬，十一月，天降大雪，榔椰树木多伤。
河里和海里的鱼都被冻死，槟榔树和椰子树被冻死冻伤，虽然没有记载居民的受灾情况，但是热带地区的气温突降往往会造成人畜被冻死。
2016年1月24日至27日，罕见寒潮席卷泰国，截至2月5日就有14人因低温死亡，骤然暴露在低温之下，或寒冷天气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是致死的主因。
2019年12月泰国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遭遇寒潮侵袭，急剧降温13-18℃，至少6人因降温或温度过低引发疾病死亡。
2019年12月寒潮侵袭印度北部，德里地区最低气温降至4.2℃，仅12月26日北方邦就有42人因寒潮死亡。
2020年末至2021年初，寒潮侵袭越南北部，造成北部山区多地降雪，造成数千头牲畜被冻死。
可见寒潮突袭对热带地区的影响。
虽然记载海南下雪的史料较少，但也能一窥明清小冰期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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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期 大饥馑 帝国兴衰》
公元1627年8月24日，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内，一场隆重的登基仪式即将进行，大明帝国迎来了它最后一任皇帝。与哥哥天启对权力毫无兴趣不同，这位刚刚即位的少年天子，对于治理国家充满了欲望。所说，朝臣们为朱由检拟定了4个年号，分别是乾圣、兴福、咸嘉和崇祯，他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最后一个。意指他的统治时期将是一个吉祥如意、充满幸福的好年头。然而，历史偏偏又一次捉弄了大明王朝。天下太平的盛世并没有如期出现，等待崇祯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
灾难的征兆在崇祯登基之前便已初露端倪，万历末年，前所未有的寒冷席卷全国，即使是气候温暖的广东地区，大雪也连续六到八天。山谷皆被冰封，这是自大明建国以来，前后未有的事情。
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冬十二月，广东雪，时恒阴，寒甚。白昼雪，下如珠，次日复下如鹅毛，历六日至八日乃已，山谷之中峰尽壁立，林皆琼挺，父老俱言，从来未有，此后连岁皆稔。
——《云南通志》
而更为糟糕的是，这样恶劣的天气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紧接着中世纪温暖期之后，发生了一次气候转冷，大致时段是公元1420年到1900年，将近五百年的一个气候寒冷的时段，中国历史地理学学者称其为“明清小冰期”。
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中国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提出，大致从明太祖创立明朝开始，中国进入到了历史气候中的第四个寒冷期。在明朝最后两个皇帝天启和崇桢统治期间，气候寒冷达到极点。而伴随寒冷天气一起到来的则是严重的干旱。中国的历史阶段一直是一个农业立国的传统延续，经济基础也主要在农业，农业收成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热量条件，一个是水分条件。水分条件不足导致干旱，热量条件不足导致寒冷，都是会导致减产、歉收，甚至是绝收。
从崇祯即位开始，大旱几乎连年不断。崇祯十一年，旱情更是遍及西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大旱过后，蝗虫灾害随之而来，漫天飞舞的蝗虫遮天蔽日，草木和树叶几乎全被吃光。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大饥荒也相期而至。在饥饿的折磨下，百姓吃光了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甚至出现了“炊人骨以为薪，食人肉以为食”的惨状。同荒于朝政的祖先相比，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典范。他一反过去父辈的怠政之风，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大明选择了这位励精图治的君王掌管政务确实是帝国的幸运。然而不幸的是，千年不遇的小冰期给这个农业帝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中国无粮不稳的社会结构中，粮食的减产意味着动乱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
连年的灾荒引发民变，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关外虎视眈眈的女真人也成为明王朝最为致命的危机，内忧外患交替冲击着本来主千疮百孔的帝国根基。
（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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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冰期是指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地球在诞生至今的40多亿年历史中已先后经历了三大冰期：寒武纪晚期大冰期、石炭纪/二叠纪大冰期、第四纪大冰期。最短的大冰期持续时间都在几百万年以上。每次大冰期出现都会伴随物种的灭绝。除了大冰期之外还有小冰期：小冰期持续的时间一般一百至几百年。很显然这比持续几百万年的大冰期在时间上短得多，不过小冰期会发生得比较频繁。
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我国已先后经历过四次小冰期。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中国气象史资料显示：历史上很多重大历史事故总是受气候环境的影响。传统的史书在记载王朝兴亡时多着眼于王朝政治形势的变迁，然而实际上很多王朝的兴衰沉浮背后其实都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几乎都与小冰期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
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第一次小冰期是在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第二次是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第三次是从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第四次是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这其中殷商末年至西周初年的第一次小冰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所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难以说清这次小冰期与商周之间的政治更迭有什么内在联系。第二次小冰期时代的异常气候使东汉末年成为了天灾频繁的时代。
恰逢当时东汉王朝已在长期的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过程中被削弱，所以这时已缺乏足够动员能力的朝廷在救灾上表现得效率低下。河北巨鹿人张角趁机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发动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直接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路地方割据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并起，而东汉朝廷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三国时代之后西晋王朝只维持了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就在五胡乱华的冲击下走向了崩溃。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这405年间除了西晋曾维持过三十余年的短暂统一之外大多数时间华夏大地都处于分裂动荡状态。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经历一次空前的大灭绝：公元311年前刘曜攻入长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就一度锐减到只剩以前的1-2%。
中华文明的进程存在一条从北方黄河流域不断向南方长江流域发展的历史脉络：夏、商、周三个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均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长江以南的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
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之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只是基本接近于北方，如果真要比起来还是北方略占优势。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夕南北方之间的人口比例已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都会，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江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其实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几乎就是在历史上几次小冰期的影响下完成的。正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小冰期间接引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大约在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再次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冷迹象，这一气候变化因素成为了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博弈的”上帝之手“。众所周知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现在我们很多人一提起长城就会想到秦始皇。然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其实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秦汉时期的长城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要往北推进很多。东汉末年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西北）人。
这也就是说在当时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以定居农耕作为生活模式的汉人聚居之地。气候的变化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开始逐渐南移，于是明代的长城就压缩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位置上：基本上北京就已处于农牧分界线附近了，而在秦汉时期乃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北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地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就定都于北京，而燕国的疆域向北最远一直延伸到了辽东地区。
为什么唐代以后游牧民族开始强势崛起？为什么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一再失败？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比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更有力量。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小冰期出现在明朝中期至清朝中后期，因此这次小冰期被称为“明清小冰期”。明末清初恰好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峰值。小冰期的典型特点就是气温降低，但其带来的次生灾害才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明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小冰期带来的次生灾害有关。在我们的地理课本中记载着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的南北分界线：一般来说这条线以南的地区冬季气温不会低于零度，而水通常是在零度左右才会凝结成冰。这也就是说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河流在冬季通常是不会结冰的。然而据当时的文献资料记载：长江曾在明清小冰期结冰长达一个月，洞庭湖在当时更是结冰厚达一尺。
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不妨回忆一下在自己有生之年可曾见过长江结冰？既然连长江这条南方大河都能结冰长达一个月，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在当年那种冷到刺骨的状态下老百姓的生活会有多艰苦。据《江南通志》记载：明孝宗在位期间有两年冬天发生的寒潮导致湖南的祁阳江水冻结、浙东余姚江水冻结。据《广东通志》记载：明武宗正德四年（1506年）的冬季广东潮州积雪厚达一尺。
下雪在今天的广东本身就是一件罕见的事，然而当年广东潮州的积雪竟能厚达一尺。据清朝叶梦珠《阅世编》记载：江西柑橘一直以来都是上贡给朝廷的。当地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种植柑橘并以此为生。然而在明清小冰期这段时间里橘树常被冻死，因此导致大量果农不敢再种橘树。这次明清小冰期除了除了因天气严寒导致大量百姓冻死冻伤之外更恐怖的是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次生灾害。
“小冰期”引起了大旱灾的时常发生：现在一般推测明末的气候特征应该是比较寒冷干燥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崇祯皇帝登基后华北地区遭遇了持续四年的大旱。当时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那些年华北地区的降水量下降了11%至47%，整个华北地区在那些年里几乎就是颗粒无收。
气候的剧烈变化不仅导致旱灾发生频率极高，而且肆虐范围和持续时间往往极长。当时河南的地方志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陕西的地方志中则记载道：“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持续的旱灾往往又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蝗灾。
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而且土壤结实、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蝗灾往往也随之而来。《明史》之中“蝗”字出现多达129处。据《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统计：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若是集中到正处于小冰期峰值的明朝末年就频率更高了。
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期间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里庄稼却被蝗虫一扫而空。当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就曾说过：“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在这种形势下粮食价格一涨再涨，而且有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
有些地区渐渐开始出现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剧，而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开始选择揭竿而起。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这些起义所涉及的人数多达三十余万。除了揭竿而起之外老百姓剩下的活路可能就只有逃亡了。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着吃的，那么他们就只有到处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
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明朝与蒙古大体上就以如今的长城一线作为持续博弈交锋的战线。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明末这一特定时期不提，那么实际上整个有明一代两百余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双方边境就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状态。现在灾民们既然在自己老家找不到吃的，那么自然就有一部分华北地区的灾民涌入到与蒙古交界的地带讨生活。
这些逃荒的难民在草原上将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就破坏了牧场的生态环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人与老鼠接触的机率随之大幅增加。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崇祯六年山西兴县爆发鼠疫。当时的人不知道细菌学、病毒学，他们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恐慌的人群为躲避瘟疫开始逃亡，而这恰恰导致了瘟疫的进一步扩散。
难民们面对着瘟疫与饥荒的双重折磨：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几乎全是灾民，他们找不到任何吃的。灾民们在饥饿的折磨下开始饥不择食：他们挖掘老鼠藏在洞中的粮食为食，甚至直接捉住老鼠将其当成食物吃掉。这样做的结果毫无疑问只会使鼠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那个年代一则人们对这种病不了解，二则当时明王朝本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的李自成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党争持续不断。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面对饥荒和瘟疫时反应相当迟缓。到了崇祯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间当地的地方志记载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了上万人。据统计这场鼠疫导致20多万北京人死亡，而当时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万人口。
当时北京城的驻军中也有几乎一半染病身亡，而京城驻军的3万匹战马中在扛过瘟疫后还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不足一千匹，这直接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仅仅一年后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这时等待李自成的北京城已是一座被鼠疫肆虐的“死城”。感染了鼠疫的人先是在胳膊下面和大腿之间长出一个很硬的大包，然后就开始吐血，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一直到身亡。
与此同时地方上的情况也丝毫不比京城乐观。根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称“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一家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了鼠疫，那么这家人基本上就会全部死去，甚至连一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各地到处都被死尸堆满，而这些无人处理的尸体又成为了新的传染源。甚至有找不到食物果腹的饥民开始吃这些尸体，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都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当时的医生用传统的伤寒法医治鼠疫却始终难以见效，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江苏吴县的吴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给病人治病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后来吴有性根据自己治疗鼠疫的经验撰写了《瘟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明末小冰期诱发的旱灾、蝗灾、鼠疫在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同时也摧毁了明朝的统治基础，不过小冰河期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画上句号。事实上这次小冰河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期，而且小冰河期的极端气候所影响的也不只是中国：1815~1816年整个北半球的气温普遍下降。当时欧洲出现了所谓“无夏之年”：一时间广泛的农作物歉收导致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
1823年极端气候又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引发了癸未水灾。当时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九省三百多个县受灾严重。这一年的长江三角洲从阴历二月起就开始普降暴雨。从那时起直到这一年的九月份大雨只在六月和八月略有间歇。曾有学者统计癸未水灾造成的损失和救灾费用加起来高达2400万两白银。这大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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