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到很远地方赴任都有什么凭据？如果有人伪造委任状和冒充官员怎么办？
古代官员到很远地方赴任都有什么凭据？如果有人伪造委任状和冒充官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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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代读书人非常少，而且都是有家底的人，所以这类事发生的概率很低，除了朝内高官做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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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且听纵横跟大家侃一侃！
从唐僧父亲陈光蕊被冒名顶替看中国古代官员调任制度
看过《西游记》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唐僧的父亲陈光蕊的悲惨经历，新科状元，娶了丞相的女儿殷温娇，在魏征的推荐下到江州担任知州，套用现在的话“好嗨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
然而，在赴任的路上竟然被水贼刘洪所杀，并且替代陈光蕊担任了江州知州！
从明清的情况来看，高中状元普通情况下不会外调担任地方官，而是授翰林院修撰，相当于从六品，榜眼和探花担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正常进士到地方也就是担任个县令，这些天子门生尽管出身高，但都是起点低，必须从最小的官做起。
所以，陈光蕊从状元直接当江州知州，有点跳跃性，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科举考试是在隋唐时期才兴起的，官员所任何职并没有固定的去处，而是哪里有缺去哪里，尤其是隋唐时期的进士很难考，不像明清时期二十岁就能考中，在隋唐时期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考不上，有一句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所以，在魏征推荐下让陈光蕊去担任知州也有可能。
这是有科举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进士赴任，那么，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地方官都是哪里来的？横竖不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主要有察举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实际上都是有人举荐，然后官府在任命，尤其是察举征辟制，根本就是在地方上选举人才，向朝廷举荐，而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征辟制最大的区别在于，朝廷要对选举的官员进行考察，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地方官出自地方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隋唐科举制成型之前，极少可能出现官员到很远的地方赴任。
科举制打破了古代门阀对地方政治的控制，通过科举出来的士子来帮助中央控制地方，实际上也是一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只有唐朝时期才出现士子大规模去地方任职的现象。
想要冒充官员在古代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说到这里，大家对古代的官员选拔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实际上古代的官员，特别少，越往前越少，能够称得上官的，别管是几品，那都是命官。
古代最小的官是县令，“皇权不下县”表示皇帝能够任命的官也就是到县一级，然而古代的县可比现在少很多，宗女查的资料是，唐朝往后基本保持在1500个县左右，而现在光县级行政单位就有2800多个，有二倍之多，乡镇一级更是达到4万多个。
所以，古代的官员真的没有几个，尤其是那些官员都是饱读诗书，经过层层选拔才出来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写八股文，会吟诗作对，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写字。
古代的文化都是被知识分子垄断的，没有身份，没有钱，你连读书都没有资格。
而古代的土匪，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会写字的都是文化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随便在街头摆张桌子给人写信都够活了，谁还去当土匪，土匪都是被这个社会逼迫的，没有生存能力，才落草为寇。你想想土匪杀了命官后再去冒充，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古代有自己的一套甄别官员身份的方法
尽管古代没有身份证、户口本这些可以随身携带并且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一个是敕牒，一个是告身，敕牒就是朝廷发的委任状，上面有吏部的印章，唐僧走的哪个国家都要拿出自己的通关文牒，想必跟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证明你的身份；一个是告身，这个告身则是用于证明上任者本人的真实身份，为了防伪，也是由专门的部门印制，在告身上面注明了上任者的籍贯，年龄等，有特殊的生理特征的也会写入。
有了这两样东西，基本就很难被顶替了，除了这些之外，大部分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都会有“鱼符”“腰牌”的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明朝崇祯年间雷州知府在上任的路上就被山贼杀死，并且被顶替，然后他儿子来投靠他的时候案发，这个人应该是很厉害的人，竟然冒名顶替了两年，在地方担任三年就要回京城述职，也就是考评官员的政绩，冒牌的官员怎么敢回京！
说点题外话，开个脑洞！
再回过头来说说刘洪的事情，刘洪更厉害，以一个水贼的身份，竟然冒充了18年，唐僧长大后找到担任宰相的外公，这才捉拿了刘洪。
你说说这个刘洪到底是怎么成功顶替18年的？直到看了《让子弹飞》我才明白，鹅城的县长好几任都被杀了，被谁杀了，表面说是被张麻子杀的，实际上却是黄四郎，为了维持黄四郎在鹅城的权威和统治，到这来上任县长都是自寻死路。
在陈光蕊担任江州知府前，这里可能也是地方举荐，而陈光蕊新科状元第一个到这个来的中央官员，因此遭到地方门阀势力的针对，于是杀害了陈光蕊，并且让他们自己人刘洪当了知州，不然不可能在江州当了18年知州还没有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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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冒充官员短期还是可行的，老舍的父亲当时在紫禁城当禁军，出入皇宫的凭证就一个腰牌上面写着“面黄无须”，这腰牌上面没有任何姓名、户籍、职位，只有一个特征。
你说皇宫作为世界上最森严的地方都这样，到民间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还能严格到哪里去。
古代官员的身份凭证不算严格，很容易被冒充。
古代的官员基本上都不在本家任职，所谓走马上任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人事档案。
而能证明自己的文件都放在吏部，传递信息基本靠马，来回走一次快则一个月，慢则要半年到一年，所身份这东西验证起来极为不易。
而古代官员到地方任职也就两样东西，委任状和身份证明，这合起来叫“官凭”。
委任状其实就是古代朝廷用来人事变动，身份证明就是身份证，用来证明我就是即将上任的官员。按朝廷正常手续，委任状是由吏部颁发，官员自己一份，吏部存档一份，上面注明了委任者的资料。
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自己保存，没有有效期限，除非你被罢官了，官印给下一任官员即刻，而你的委任资料就会被吏部注销，你也不在是官场中人。
那么，官凭会被比人冒充走吗？
会的，并且这也不是一两次的事。
崇祯年间，一位被委派去雷州担任知府的官员，在带着家眷赴任的路上，遭到了山贼打劫，官员和他的家人都被杀。
而离奇的是，这批山贼的首领竟然想当官了，然后他就用官员的官凭来到雷州，接替了前任知府，自己有模有样的上任了。
这个山贼慢慢还当上瘾了，一直当了两年的知府，没想到百姓对其评价还不错。直到有天，被杀的官员的儿子来找父亲，发现了这伙山贼的身份。
他到锦衣卫保安，最后锦衣卫安排了宴席，把这伙山贼骗到埋伏好的地点一举抓获，而山贼们也如实交掉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假冒官员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天下府县虽然很多，但能抢劫官员的地方只能是周边的县，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分的不同，估摸也就1500个县左右。所以，就算山贼的山寨对着城门口，一年估计也劫不了几个官员，如果天天估计要饿死。
第二、说是劫官，但并不简单，古代上任的官员在正式接任前都不是八抬大轿送走的，基本都是起码车，简单点的骑驴带着书童，到地方了再把家眷接过来。因此，正常来讲很多人并不知道马上面的人是什么身份，古人也知道即使走官道也会遇到匪徒，所以都不会鲜衣怒马打扮，如果是这样就等着被抢吧。
第三、做官员起码得识字吧，并且还要对本朝的官制、律法有所了解。你杀掉的那个官员，他要去哪里赴任，是个什么官等等。话说如果有这般能力的劫匪，何必去犯杀头的大罪？
第四、既然冒充了官员，那么再怎么不像也要装。古代官员都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团体。偶尔吟诗作赋、品茶论道什么的都是信手拈来。但一般的山贼哪里懂的这个，一旦有人请你参加饭局立马就露馅。
为什么没法长期冒充。
你就变再怎么冒充也无法完全掌握被杀官员的全部信息。上面说过，官员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利益群体。
官员金榜题名后为官上任前都有自己的老师，也有同僚等，还有一些宗族亲人投靠你，这是一个非常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靠一个临时被杀而冒充的山贼顶替，怎么可能把原来主人的身份全部摸清？
如果有人问你的恩师是谁？
有亲戚投靠？
家人写信往来？
等等这些问题就没法解决，一旦出现任何纰漏锦衣卫那边就会得到消息。要知道古代的锦衣卫遍布天下，除了刺探周边国家军情外，剩下的都在监控天下官员，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所以说，古代冒充官员做一阵子跑路是可行的，如果做久了就回露出马脚。有人说唐僧的父亲不就是被杀后，被人冒充还当了很久的地方官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个杀唐僧亲生父亲的人并非一般的水贼，其中原因大家可看我另一篇问答，有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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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官员这种事，在古代确实有过。
比如，明朝成化年间，有个叫杨福的人，冒充了当时权势滔天的大太监汪直，一路穿州过县，所到之处官员不辨真假，纷纷对其进行孝敬。
还有，在清朝光绪年间，有两个人，一个冒充光绪皇帝，一个冒充亲随太监，在武汉街头四处招摇，连张之洞都差点被骗。
不过，这些只是个例，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少有人敢去冒充官员的。
之所以不敢，是因为在古代，官员上任不仅有独特的防伪凭证，还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古代身份证”，更重要的是，就算糊弄了一时，也糊弄不了一世。
伪造委任状和冒充官员，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一般人认为，古代没有照相技术，也没有身份识别技术，那么把一个即将上任的官员杀掉，然后自己伪造一份委任状，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上任了吗？
如果这么想，只能说真的是想多了。
先不说古代官府和朝廷是如何防范这种事情的，也不说古代的防伪技术，单说想这么做的话，需要满足的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条件，这个被冒充的官员，必须是偏远地区的小官。
最好是找那种前往云贵两广地区赴任的小官，因为只有这种地方，才会不被揭穿，如果找那种去往顺天府等大城市上任的，没等官位坐安稳，就会被人发现。
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见领导。
古代的官员，都有类似于“京察"这样的考核，可能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不用参加京察，但总得去省城述职吧，而省城的官员里，总有见过被冒充官员本人的，一旦撞见，就会露馅。
而这仅仅是先决条件，即使侥幸满足，还有别的难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何伪造官员本人的“身份证”。
很多人认为，只有现代人才有身份证，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变法的同时，就发明了一种能够让民众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这个东西，商鞅为其取名为“照身帖”。
所谓照身帖，是由一块竹板制成，上面清晰的刻有持有人的画像和籍贯，同时还有持有人从事的工作等信息。
商鞅发明这种东西，本意上是为了更好的管控民众，当时秦国的每个人都必须有这个，一旦没有，就会被视为黑户，或者是非法滞留秦国境内的人。
并且，为了防范敌国奸细，商鞅还规定，民众出行要随身携带“照身帖”，不然关口不得放行，旅店也不得留宿。
不过，令商鞅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发明和规定，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
据记载，商鞅因为变法得罪了很多人，因此在秦孝公死后，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就准备对商鞅清算，闻听消息的他，趁着夜色跑路，结果在投宿旅店时，因为他不敢拿出自己的照身帖，导致旅店老板说什么都不敢收留他，理由是秦国有相关规定。
而在秦朝之后，历朝历代都有类似这种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尤其是朝廷的官员更是人人皆有，唯一的区别就是形状和叫法不一样。
比如在唐朝时，官员们证明身份的东西，叫做“鱼符”，也就是一块刻成鲤鱼状的牌子。
鱼符的材质，在当时分为金银铜三种，其中，三品以上的官员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为银，五品以下则为铜。
而到了武则天时代，因为鲤鱼的”鲤“字音通”李“，这就让武则天颇有些不满，于是，一道诏令，鱼符改成了”龟符“，自此，龟符又成了官员们的身份象征。
在此之后，宋朝使用腰牌，明朝则采用牙牌，虽说形状一变再变，但其证明官员身份信息的基本功能，一直没有变。
那么说，这鱼符也好，腰牌也罢，会不会被仿制呢？答案是不会。
为什么呢？以唐朝的鱼符为例，制作一块鱼符时，会做成左右两块，左符放在宫廷之内，而右符则交给官员携带，如此一来，就可以通过左右鱼符是否契合来判断鱼符的真假。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劫杀官员而冒名顶替的事情发生。
另外，到了清朝时，为了避免被人冒用，在腰牌上除了要写明持有人的姓名、工作、官位等信息外，还会写上此人的面部特征，比如脸上长了几个麻子，以佐证持有人就是本人。
光是这“身份证”就让冒充之人极为头大了，因此，想冒充官员真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人有高超的伪造技术，将上述条件都满足，从而蒙混过关走马上任，但早晚会被发现。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古代的官员，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其背后的宗族以及社会关系是很难完全摆平的。
一名官员，都有与他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比如同学、老师，以及同僚等，这些人或多或少，与这个官员皆有交情。
另外，这个官员的宗族，也就是子侄叔伯之类的亲戚，这些人都算是该官员的社会关系其中一种。
既然有社会关系，那么就会有人情往来，而冒充之人，面对这种人情往来该如何处理呢？
比如，这个官员的老师，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到了冒充之人手上，是回信还是不回信？如果回，那么字迹之类肯定不一样，如果不回，就必然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一旦怀疑，就会引来调查，而一调查，必然会露馅。
像在明朝时，就曾经发这样的例子，根据《雷州志》的记载，在崇祯年间，有一个被委派到雷州担任知府的官员，走到半道，遇到了一伙山贼，结果是官员连同随行的人全部被截杀，而山贼的首领，则拿着官员的委任状和牙牌，大摇大摆的去往雷州。
到了雷州之后，山贼首领不知用什么办法，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身份检验，然后就在雷州堂而皇之地当起知府了。
这个山贼首领，在雷州前后大约干了有一年时间，并且，出人意料的是，此人颇有能力，在这一年里，他把雷州治理的井井有条，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上级给他的评语，是其“政理严明，奸吏惮之”。
只不过，这个知府，有一点让上级十分不解之处，就是官府征收的钱粮，他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肯运到省里去。
为了问清楚其中缘故，该省的布政使就派人前去调查，这个知府给出的理由是，运送钱粮是大事，他想等筹齐之后，亲自运往省城。
并且，他还陪同前来调查的人，去库房查验，而调查人来到库房后，也确实看到了银两十分整齐的码在库房中，因此，如实向布政使汇报后，布政使很高兴，赞扬这个知府办事妥当，是个难得的人才。
但就在布政使为自己有个得力的下属案子高兴的时候，一个农民装扮的人来到省城，击鼓鸣冤，说要告那个知府。
这个农民告诉布政使，说他是知府的亲戚，在知府一年之前赴任之后，就再也没给家里写信，期间，老家亲戚来探访知府，结果，探访之人自此却杳无音信。
直到不久前有一天，这个农民亲自来探视知府，远远地看到坐在轿子里的知府大人，并不是他的亲戚，为了弄清事情原委，他化妆成乞丐，混入府衙，一番调查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亲戚，早已死在这个假知府的手中。
而那些曾经前来探视知府的老家亲戚，也都一个个被这个假知府杀死在府衙里。
农民所说的话，让布政使目瞪口呆，他赶忙安排以请知府前来议事的名义，将其骗至省城，最终将其擒拿，一番审讯之后，才知道农民所说句句属实。
至于那些钱粮之所以一直不运送，则是因为这个假知府计划捞够十万两之后，带着银子远走高飞，因为目前还没攒够，因此才会借故推脱。
最终，这个假知府，以及他的同伙，全部被验明正身后一一处死。
当然，这件事的真实程度还有待考证，但从其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官员背后的社会关系，是假冒者不可能完全清除掉的，而这些关系，也是证明官员身份的关键。
像前文所说的冒充汪直的那个杨福，就是被一个曾经见过汪直的官员发现不对劲后，将其揭穿的，最终此人同样也是被处以极刑。
也就是说，在古代各方面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短时间内的冒充，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时间一长就必然会被人揭穿。
所以说，假冒官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使能假冒一时，但却假冒不了一世，露馅被抓，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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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年间，明帝国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化的故事，在通往广东雷州的道路上，一名即将赴任县官的官员被一伙劫匪给拦住了。
当时官员身边带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他的随从手下，都不是善武的料，所以很快就被劫匪们给拿下了。
这群劫匪在翻找官员的随身物品时，无意中看到了他带着的各种身份凭证，一个凭证中写有这个官员的大概信息，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官员长相、身高的叙述。
在看到这个凭证的叙述时，他们不由看向了自己队伍中的一人，因为关于这名官员的长相体貌叙述实在和自己这位同伴太相似了。
在这个巧合下，他们决定要豁出去干下一件大事，那就是用自己这位和官员身高体貌极为相似的同伴顶替这位官员去上任。
想法产生出来后，他们丝毫也没有手软，当即就把官员和他的随从们给通通杀掉了。
接下来他们就对自己这位同伴进行了改造，给他穿上官员身上所穿的衣服，让他收敛起了以往当土匪时的凶恶，开始装作起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然后其余土匪则假扮成了官员原本的随从，就这样簇拥着假扮的县官赶往雷州上任了。
在他们来到目的地后，他们凭借着极为高超的演技以及那位官员随身所带的各种真实凭证瞒过了当地官衙里面的人，成功当上了当地的县令。
这位土匪在当地假冒官员期间，他很是热心肠地为当地做下了一系列为民着想的事，他所做出的事情百姓们是看在眼里的，因此他在当地很受百姓们的爱戴。
如果不是那位官员的儿子在不告而来的情况下发现了县令假冒者的身份，并上报给了上头，可能他们还能一直在当地风光下去。
在他们被上头派人拿下之后，当地的百姓们甚至还为他们求过情，可见他们在假冒期间所做出的事情有多么受人爱戴了。
在上面这个历史事件中，虽然那些土匪们假冒官员是带着真实凭证去假冒顶替的，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审查以及监管力度有多么之低。
如果真有人能接触了解到正规官员的凭证并把它们伪造出来的话，那他们就距离假冒成功接近了一步。
以古代信息传递的缓慢，人们还真不一定能分辨出高仿凭证的真假，不过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这种凭证。
明朝另一个假冒官员的案例
除此之外，明朝还有另一个关于假冒的案例，在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名叫杨春的人给自己伪造了一系列的头衔以及凭证。
在这些身份中，最重要的头衔是戚继光手下的“招兵主任”头衔，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参军把总”、“崔都司委官”等种种一大串的头衔。
他凭借着这些头衔直接来到了一个地方，以征兵的名义在当地征了几百名想要参军的人。
接下来，他对这些人进行了训练，同时也展开了他的勒索，在他各种威胁以及画大饼的诱惑下，那几百人给他奉献了不少的金钱。
不过他最终还是被人们给识破了，在被发现身份后，他赶紧卷款逃跑。
他的事情对朝廷的震动很大，朝廷在得知此事后，当即派人去追拿他，追拿成功后，很快把他的头给砍了。
在以上这种情况中，这个名叫杨春的人并不能制造出与真实凭证相似度很高的凭证，但是他有演技。
他知道自己的凭证会很轻易地被那些相关官员给识破，所以他就尽量避开那些跟官员有关的地方，来到了一些普通百姓中。
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以及那些被他下三滥制造出来的凭证，蒙骗了那些什么都不懂的百姓。
在这种普通人无法辨别凭证真假的情况下，演技是唯一的考量。
普通人无法辨认凭证的真假
从上面两个故事我们可以得知，古代相关人员对于官员凭证是有一套相关辨认方法的。
如果想骗过这些人员，除非他们拿真的来顶替，或者把这些凭证伪造得跟真的一模一样，要不然休想骗过其他的官员。
当然除了这些能辨认的人员之外，其他更多的人根本区分不出真和假之间的区别。
古代官员们身上的凭证
了解以上这些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官员都有什么凭证，在古代，人们经常使用一种叫做“符”的凭证，这种符一般分为虎符、龟符或者鱼符。
在隋唐时期就非常流行使用鱼符。
隋朝时期的鱼符是木材制造的，而发展到唐朝的时候，鱼符则开始采用起了金属铸造。
鱼符一共有两半，合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鱼，其中一半会保留着朝廷内部，另外一半则颁发给即将担任某项官职的官员，以供他们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调动各项相关权力。
唐朝时期的鱼符横截面上有个字，这个字就是“同”。
一半鱼符上有一个凸起来的“同”，在另一半则有一个凹下去的“同”，如果这两个鱼符能合起来，那就证明这个鱼符是真实无误的。
不过这些鱼符更多时候是权力的象征，并不是身份的象征。
一般赴任的时候，他们还要携带等同于委任状的敕牒以及另外一种名叫做告身的书面凭证。
这个告身并不是用纸写的，因为用纸写的非常容易破损，所以古代就采用了异常珍贵的绫罗书写了告身。
一般的告身中会写下这个官员的相关长相特征以及各种个人资料，我们上面所说第一个案例中的土匪，就是通过告身中的体貌特征描写产生出让与这个描述类似的同伙假扮县令的。
所以说这就是古代官员赴任所需要带的凭据，如果古代有人伪造这些委任状以及凭证去假冒官员的话，除非他们伪造得特别真实，要不然他们是很难骗得到当地官员的，只能骗一些辨认不了真假的普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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