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如果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了法家，历史会如何发展？
－－－－－
网友解答：
－－－－－
君主专制制度下实行法家，中国会四分五裂。
－－－－－
网友解答：
－－－－－
谢妖。如果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法家，那么刘邦时代就得亡。
古代“法”的弊端
首先，“法家”概念虽然产生于司马谈，但早先确实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刑”和“法”，而在商鞅以前，刑和法就已经存在了。譬如“悬灋象魏”的法，就是发布于众的成文法，孔子赞赏过晋国的“唐叔之法度”，晋文公的“被庐之法”，孔子本人则作过大司寇，即大法官，他学生子羔则作过吏，因此，刑和法是很早就被重视的东西，只不过早期的“法”常常作“刑”，刑字比较常见，且都有“中刑”的追求，即公正的刑罚，而不是折中的刑罚。通过出土青铜器铭文，可以发现孔子所说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即取于早先的传统，因为礼乐在当时也有“法典”的意思。
但是，古代的“刑”极为严酷，所以孔子在谈论“五刑”的时候，说这是防而不用。后世秦法酷烈，如商鞅五马分尸，或如楚国直躬父亲偷羊，也是直接判死刑，可见后世严刑酷法是存在于诸多国家的，只不过秦国用得更甚一些，加上最后它统一六国，大家也就遗忘了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酷刑。因此，古代的刑是防而不用，老百姓很少犯罪，六国时已经是专门拿来用了，却依旧犯罪率极高，却像《老子》说的那样——民不畏死。
但即便是战国法家，却也彼此有很大区别，如中后期法家对法、术、势各有侧重——有些被列入法家的人根本就不在意法。法家的真正完善者在于韩非，他指出商鞅不懂术，申不害不懂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才真正奠定了法家的基础。
但真正的弊端，在于这些法是为君主制定的，君主和法的制定者虽非一人，但他们却很可能像商鞅那样君臣一心，这就导致法律成为了制定者和君王的避难所，老百姓的地狱游。
这样一来，假使刘邦在汉初直接使用严酷的秦法，那些因为功绩而分封的诸侯王一定会直接起来叛乱，并得到百姓的支持，走上和秦亡一样的道路。
－－－－－
网友解答：
－－－－－
模糊觉得，汉武之尊儒，不是治国之术，而是意识导向。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在我看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思想统治宣传，论到治国，他依然有他的强制手段，并非以儒治国。
来看看他的主要功绩和举措。
一、汉武徐削藩国，推恩令落地。
从文景到汉武，诸侯势力一直让他们头痛，从贾谊、晃错到主父偃，一直在努力。到刘彻手里，终于得以集权，他靠的是儒术吗？
二、经济集权。
汉武帝实行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其推动与执行者为桑弘羊。
桑弘羊为武帝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有效的财政支持，并使其垄断经济政策有条不紊运行着。
而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以太公、管仲为旗帜的齐地经济理论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理财学说，二者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加以控制。
儒家是否研究经济呢？商鞅却是法家无疑。
三、“犯汉者虽远必诛”。
汉武帝这句话至今被后人屡屡提及。
他上位后，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弭兵政策，开始了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通异域、东定朝鲜、经营西南夷。
汉朝在他手里，开疆拓土。这样外示威猛，是哪家学说？
在我看来，汉武帝虽尊儒术，建立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但其治国之策，并非以儒为术。
是不是以法家学说治国？在下才疏学浅，不敢妄论，故尔鄙见:题主的假设不成立，汉武部分举措就是你假设的情景，其结果就是那个结果。
－－－－－
网友解答：
－－－－－
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就不准确。那不过是个政治口号，事实用那种学说治国不是由帝王个人爱好决定，而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何况汉武帝只是表面上尊崇儒学，骨子里还是霸道为主。
一、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对文景时代治国策略的调整。百家之说，多数有相通的一面，又有相矛盾之处。为政之道，有张有弛，有文有武，不会绝对按照一家学说走到底。文景时代也有儒术，也有道术。针对破败的经济，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便于快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升国力。文帝的皇后带头纺纱织布，大臣上朝坐牛车，皇家仪仗队配不齐纯一色的马。这种情况下，对外只能退让求安定，结亲换边境安宁。讲气概，讲大汉威仪，行得通吗？说是以黄老治国，实际上各便民利民学说都用。寻找儒生伏胜讲经也是文帝之时。儒家学说并非不用，只是礼仪一套太奢侈，没有全用而已。
二、汉武帝时，经过两朝积累，家底厚实了，又甘于对内寒酸，对外屈辱，须动员民众，忠君爱国，才调整为重儒学，尚忠义，积极进取。评价整个汉代治国之术，历代皆评为"王、霸杂用"之术。绝非儒说独大。每个时期情况不一样。孔子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用霸以服外强，文、景、宣王道治内，各用所需。非一概而论独尊。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不是唯儒治国，不用法家之术。真正照搬儒家学说的只有王莽改制，没用成功，反丢了性命。孤家寡人一个，面对地方豪强去推行王田等制，想法很丰满，现实却是兵戎相对。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三、关于汉武帝如用法家是否会改变历史问题，实际上汉武帝并未排斥法家之术。也未完全按照儒学一套，不过是"外示儒术，内用法术"而已。任何一位成就功业帝王，都少不了王道与霸道的灵话运用。即是秦朝，如果扶苏上位，也会有所改变，兼容儒法而治。根本不需要担心继续推行统一六国时的严苛模式。任何治国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还是管用的。纯法纯儒治理模式或存在于一段时间，但不会通行一个朝代。再说，真正的纯粹是没有的。各有偏重才是必须的。只有小学生才会相信非A即B。
－－－－－
网友解答：
－－－－－
实际上，汉武帝的统治是典型的“外儒内法”，并非纯粹的儒术。两者是有偏重的，儒家偏重于道德，法家偏重于法律，对一个国家来说，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第一，如果汉武帝只选择法家，汉朝将会出现与秦朝同样的弊端
在汉朝之前，秦朝是一个奉行法家思想的朝代。
法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术，是申不害为代表。术不是君主的统御术，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要操持权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还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无能”。也就是说，君主一定要牢牢掌握权力，倘若权力落入臣子之手，则“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这样最终必定会失去国家，甚至成为弑君游戏的牺牲品。
另一类是法，以商鞅为代表，强调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商鞅认为，君主能操纵民众的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通过赏以罚的手段，把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这种思想，是剥夺人的自由权，把个人变为执行国家、君主意志的螺丝钉。
无论是术或法，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家鼓吹的是一种强权政治。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不满的情绪必须要有释放的途径。于是秦国在统一中国十五年后，不愿当牛当马的人民就揭竿而起，最终推翻了大秦帝国。
秦国灭亡的历史，证明贾谊的一个论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法家只在乎强权，根本不在乎仁义道德。如果汉武帝只采纳法家思想，同样以强权来鱼肉百姓，那么我想大汉帝国的结局，也会跟暴秦相去不远。
第二，儒家与法家有什么不同？
儒家与法家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通过自觉的道德意识，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也对君主的独裁起到约束作用。后者则是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是被动而非主动地拥护现在政权。因此，儒家以忠诚为目的，而法家能让臣民匍匐，却无法让他们忠诚。
这一点，其实商鞅就看到了。他曾对秦孝公说：“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也就是说，法家的缺陷，就是在于仁义道德。只有强权而没有仁义，国家注定不能长治久安。
儒家思想取代法家思想，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儒学既强调“仁政”，又恪守君臣之道、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等因素，这成为专制独裁者的福音。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原本对儒生有一种逆反心理，但他当上皇帝后，儒士叔孙通制定了一套严格尊卑等级的礼法，使刘邦大为开心，他说了一句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是可知，儒家在捍卫皇帝尊严与权威方面，是大有好处的。
汉武帝的聪明之处，在于很早就意识到，儒家思想对安定社会人心是有巨大作用的。起初，他任用儒生，遭到窦太后的强烈反对。为什么窦太后要反对呢？因为儒家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儒者“文多质少”，就是只会夸夸其谈，其实没有多少本事。后世的汉宣帝也曾批评儒家：“世俗的迂儒不识时务，喜欢厚古薄今，搬弄一些‘名实’的概念，徒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根本不知所云。”
在实干能力上，儒家不及法家，过于理想主义，书生气浓了一些。
第三，汉武帝的治术是“外儒内法”
我们常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然。他的真正做法是“外儒内法”，法家思想则在“儒家”的外衣下，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汉武帝从来不是一个真正儒者，他外表爱好儒学，骨子里则是个法家分子。表面上看，汉武帝排斥法学分子，实则不然，武帝时代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对皇帝有一句大胆的批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汉武帝伪儒学的本质。汉武帝的统御术，其实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招牌，实在沿用法家的治术，外儒而内法，因而在武帝一朝，酷吏横行，一手遮天，严刑峻法实为汉朝之登峰造极。
到了汉武帝时，法律开始苛严。公元前135年，由著名酷吏张汤与赵禹共同制立各项律令，务在深文峻法，法网愈加严密。张汤对汉武帝的心思可以说揣摩准了，为了迎合皇帝，他在办理大案时，就牵强附会儒家经典。他请来了一帮儒家知识分子担任廷尉史，遇到疑难案件时，就以《尚书》、《春秋》的义理来解决。张汤是位法家人物，不过他很聪明地把法儒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的外衣，行法家之政。
后来汉宣帝曾总结汉武帝以来的治术，称为“王霸道杂之”。所谓王道，就是儒家之道，是仁义之道，讲究道德教化，让百姓自觉接受统治。而所谓霸道，实际上就是法家之道，以法家的现实主义，补充儒家理想主义的不足。
------------------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