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朝灭亡后，很多汉人誓死不剪辫子？
为何清朝灭亡后，很多汉人誓死不剪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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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逸和保守是人之常情，什么事情一旦形成习惯了，在保守的思维加持下，难以接受新思想来改掉旧习惯。
大清三百年的发式，一辈传一辈，一代传一代，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发式，见怪不怪，甚至觉得不可缺少了，一旦实然间缺少了，其心里变莫名产生了缺憾。
所以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革命是靠少数人带动的，关键少数是最重要的。
由此推想，就像西式民主一样，看似一人一票，全面民主，但其实质是政客裏挟民意的政治游戏而已，历史真正是靠先进政党组织带领和引导群众向前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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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清中期的发式，仍较接近清初的“金钱鼠尾”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屠城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按常理，这种屈辱性标志物，在清廷灭亡之际，在民国政府宣布“剪辫令”之后，自会马上被民众抛弃，成为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
清廷灭亡了，民国发布“剪发令”，但大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①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②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③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④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⑤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⑥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⑦
图注：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
“遗忘”和“美化”，是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两大主因
民众不乐意剪辫子，与民众遗忘了“薙发令”这段历史，有很大关系。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语如“一发千钧”，更是极为敏感，“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⑧
“千钧一发”这个词都找不到，当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发令”这段历史。事实上，经过近300年的遗忘，到晚清，这段历史已仅限于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当中流传。（清廷也有意淡化这段历史，默许臣民的辫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发令”，本只允许脑后留一小绺头发，名曰“金钱鼠尾”；至清末，则已允许保留较多头发。）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则“已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⑨据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割了辫子对“革命”表示抗议。⑩钱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钱穆是幸运的，他的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11）
但仅仅是“遗忘”，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对“剪辫令”的暴烈反抗。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12）这种暴力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虐待里发现快感，奴役中寻出美来。时日长久，这样的事情难免发生。人类文化史上也不乏先例。具体到“辫子”问题，辜鸿铭可算一个典型。辜当然不会不知道“辫子”承载着一段黑暗的奴役史，但他仍把辫子推为“国粹”。他的解释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13）——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当然，天平天国其实只是诱因，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文化心理的异化。（短史记 谌旭彬）
注释
①梅兰芳，《梅兰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P89-90。②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9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443-445。③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231。④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⑤《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页。⑥阎锡山，《呈大总统筹补山西人民生计，先办六政，特设考核处暨办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气象出版社，2013，P412；P407。⑧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385。《清实录》中仅不慎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⑨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⑩金满楼，《门槛上的民国》，新星出版社，2013，P250。庄士敦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王汎森也同样认为：当时，“不只汉人不清楚明代历史的真相，满人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清楚”。（11）钱穆，《师友杂忆》，东大图书，1983，P34。（12）王霞亭，《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13）《张文襄幕府纪闻·不排满》，收录于《辜鸿铭文集》，海口出版社，1996，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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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多元的，各人有各人的坚守和认同，强行实行同一化就是一种不开化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因为强行实行同一化，就是一种霸凌行为。不允许他人有思考的权力和选择的权力，就是一种封建王权的思想。
当年清朝入关，强令天下人剃头，还强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导致死伤无数，天怒人怨。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召号民众剃头，而且因此还发生了很多流血事件，归根结底还是国人骨子里的封建霸凌思维在作怪。表面上是民主替代了帝制，民国替代了清朝。实质上骨子里的东西一点都没变，满脑子充满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认为我讨厌的都该死，我不赞同的都该废。
因此清朝灭亡后，强力支持剪辫子的人与强力反对剪辫子的人，其实都是一类人，都是一个德性，都是不尊重别人，坚持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智，谈不上对民主与人权的尊重，所以打着民主幌子的民国，也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
一个社会要成为真正的民主社会。首先必须是个法制社会，人与人之间要学会尊重他人以及他人的合法选择(尽管你可能很厌恶他人及他人的选择)，这才谈得上尊重人权。只有一个真正的尊重人权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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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愚昧，也不是无知，是对后果预估后，做出的最直接判断和选择。
大清还在时，随意剪辫子是什么后果？轻则笞杖，重则杀头。普通百姓都知道当年清军入关时留辫留头的政策，故而都谨慎遵守。两百多年时间，这种观念驱动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注入文化。本来就比较难改变。若不是清朝初期严酷的政策，留辫也很难做到吧。
大清亡了，民国号召剪辫子。大家注意，是号召，不是强逼。对于不剪的，多半是开导，劝诫，重一点顶多是批评。普通百姓又有几个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剪了，还有杀头风险吗？不知道。但不剪是没杀头风险的。没搞清楚前，你说你是选剪还是不剪？如果民国颁布一个留辫不留头的政策试试！
那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呢？就需要时间了，除了极少数封建王朝的利益享有者以外，恐怕老百姓已自发剪了。少数顽固势力，不破坏新社会，可以不理。否则是用来被消灭的。有些人说宁死不剪辫子，此言差矣，因为他们都知道不会死，如果会死，恐怕他们不敢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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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末时期，剪辫在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如民国总理颜惠庆即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他所亲历的滑稽戏：
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而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
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此外，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皇叔载涛也于公开表示认同剪辫。同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议员罗杰和周震霖明确提出“剪辫易服”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辨，民众可自由选择。
由此，在各城市尤其是学校中引发了一场混乱，剪与不剪，大家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组织了一次大型活动，30个理发师为近千人公开剪除了辫子，结果引发了上海的剪辫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
当然，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辛亥年由张勋把守的南京城。在第九镇起事失败后，张勋在城内大施拘捕，凡无发辫者即为革命党，就地屠杀，据说被杀者近千人，其中以年轻学生居多。
直到1911年12月7日，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因剪辫而被迫害的事件才告终结。换言之，最先公开发布剪辫令的并非南京临时政府，而是清廷自己。
更可笑的是，辛亥革命时，一些满人完全忘记了是自己的祖先当年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他们反而以为是自己的祖先模仿了汉人，因而在革命爆发时，他们剪去了自己的辫子，以示对汉人“造反者“的抗议。
当然，剪辨是个过程，也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强制，事实上，强制的剪辨行为在各地引发了不少暴力事件。如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就因为强行剪辫而导致3人死亡。再如山东昌邑、陕西安康、湖南湘潭等地均因为剪辫而引发流血事件。
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颁布“剪发令”，不过也有一些民众对剪辨并不欢迎。就连最开化的城市上海，光复两月有余而辫子仍未除净。
徐永昌即在回忆录中说，“民元春天，官厅社会，到处提倡剪发辫，即是官厅提倡，社会强迫执行。中国人向极自由，当蓄辫者走到街上，往往被人强剪发辫，侵犯自由，亦无如之何，政府事先毫无计划，事后亦不研讨，一任社会上骚闹。”
很多民众之所以对剪辫并不感兴趣甚至加以反抗，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则其未必了解辫子和民族压迫有何关系（或许这种所谓的“压迫”只是革命党的想象与刻意宣传）；
二来是因为汉人本就有蓄发的传统，即使其当年反抗清军，也只是反对薙发（即剃去前额头发），并不是整个反对蓄发，而辫子只是一种发型，之前则是将长发打包或塞入帽子。
三是习惯，当时的国人从小就蓄发留辫子，一旦剪去，反而不习惯，这是一种惯性。更何况，剪与不剪纯属个人自由，强迫剪辫以象征支持革命的做法，本身就和当年的剃发令无本质区别。
四是审美，现在的人觉得一百多年前的辫子其丑无比，但当时的国人早已习惯了辫子，并不觉得留辫子丑，反而觉得剪了辫子头光秃秃的难看无比，因为当时只有犯人才被剪成这样。
不过就安全方便而言，还是剪了辫子的好。如金启孮在《谈北京的满族》中说的：
民国改元后，年轻人的辫子剪得快是因为打架方便，最开始剃光头，全是秃子；中年人剪得慢，老年人则很晚才剪，因为怕冷。即使剪，后脑勺一般也留一围头发，以御早寒。坚决不剪辨的，是营房里的山东人。
相对而言，民国后北方仍留辫子的人相对更多，如山西、陕西等地，留辫子和仍缠足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到二三十年代，仍有不少地方保持此陋习。
如蒋经国1940年在赣州搞干部训练班时，也曾看到一个船夫仍旧留着辫子，当时他派了两个学员去劝他将辫子剪去，但船夫却说，今天日子不好，到明天再来剪，并答应剪了后去专员公署给蒋经国看。但此事似乎又没有了下文。
就过程而言，辫子大约在民国十年内陆续消失，但这是一个过程，而非辛亥革命一爆发或民国政府一成立就完成了这一进程，更不代表当时的国人热切于此事。缠足也是一样，其过程拉得更长，真正废除辫子和缠足，是1949年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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