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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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是那种只有立场罔顾事实的人，他沒有陷入北宋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党争中，而是实事求是地批评他们的错误。他既批评王安石，也批评司马光，虽然落得两头不讨好而且遭到打击迫害，但他的人格是很光明磊落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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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苏轼是北宋少有能深入基层的官员，与人民走得很近。王安石变法的口号是富国强兵。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很多举措并未使百姓真正富足。苏轼目睹下层的疾苦，对变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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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分析历史，以敬畏之心评价人与事】
苏东坡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任武装部副部长，下班时间种地、作诗、研究吃，发明了“东坡肉”，写下了享誉后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反正人生如梦，便敬江月一杯吧；之前由于在献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站在守旧派的立场，表达对变法派人员的不满，被以何正臣为首的御史们批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从而引发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而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不计前嫌，上书：“圣朝不宜诛名士”，最好苏氏被神宗贬到黄州，让他捡回条小命。
梁启超先生说，苏王在变法过程中的相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是变法措施实施的关键时期，但王安石爱惜反对变法的苏氏之才，才挺身而出，不正说明两人相争之后的交情仍非同一般。
其实以人为本的苏轼并不是不主张变革，而是希望变法不要太急，，因为“法相应则事宜成，事有渐而民不惊”，有适应于人的法度去做事才容易成功，事情要循序渐进才不会扰民。朱熹说：“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以“改科举”一事来分析，可看出两人的分歧。
王安石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要大幅度改革科举，苏轼直谏道:
“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国家现在的情况，改革是必要的，但如何改革，要从长计议，大宋天下之所以如此，关键在用人，“任人之失”，只要用人得当，也就不需要变法，“尽其才而责其成功”；而王安石的观点也很明确，要健全法度，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或以德治国。
在黄州待了五年后，苏轼被召回京师，特地绕道金陵看望王安石，此时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感交集，他感谢苏轼的到来，两人相见言欢，把酒唱和。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苏轼奉旨写悼文，“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两人虽政见不和，最后却互敬互重，给我们留下许多暖暖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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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政治，与文人的理想是分不开的。
文人们读孔孟之书，习孔孟之道，遵儒家之规，怀家国理想，大都以辅佐明君、匡正朝纲、推行仁政为己任。
在这个理想上而言，苏轼与王安石并无根本分歧、明显差别，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因而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为什么要推行新政？这是因为，北宋皇帝的接力棒传到宋神宗手里的时候，北宋已经有了五代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而从建国到他登基，已经108年。
这百年的发展，当然有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因为宋太祖立了个“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矩，扬文抑武，结果文化是繁荣了，但武备从此松弛，因而老被外族侵略，打不赢就得赔钱，造成民生凋敝，国库空虚。
同时，因为落后，便经常挨打。
这陷入了一个无奈而憋屈的循环。
国家穷了，就得想办法增收，而王安石这个人，在基层当了几十年地方官，当年宋仁宗要调他回京做官，他几次委婉地谢绝，为的是深入了解基层，后来他还进行过改革尝试。
宋神宗20岁不到就当上了皇帝，年轻气盛，一腔热血，一心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起用王安石为宰相，进行了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立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面面俱到，也是纵深的，无论朝官、地主、商户、平民等，涉及各个阶层，千家万户。
改革的措施是超前的。比如青苗法，针对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没钱买种，政府就成立一个类似于银行的机构，在农民没钱的时候，给农民贷款，待到收获的时候再还，政府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既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又给政府增加了收入，还发展了农业生产，本是三赢的，利国利民的事情。
又如市易法，便是利用国家杆杆 ，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物价上涨时，国家就利用市易机构，配给一定的物资，让老百姓能采买到平价物资，以平稳物价。
再如免役法，规定农民可以交一定的钱，实现免役，腾出时间专心于农业生产。同时，官绅、地主之家，也要服役，或以钱抵役。这样，既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也扩大了征役的范围，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还有很多，包括军事，也加强了军备，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总体来说，这些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尤其是增加了财政收入，据说，王安石改革所增收入，可用于20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其效果是明显的。
而且，改革的力度也是超前的。凡是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重用；凡是反对改革的官员，都受到了影响，有的靠边，有的贬官。
苏轼是什么态度呢？
他在改革期间，大多数时间也在基层工作，他并不反对改革的初衷和大部分措施，但他对青苗法是有意见的，认为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走了样，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因为很多官吏为了争功，对老百姓进行摊派，无须借钱的也给强迫贷款，结果有的地方非但没帮助农民，反而伤害了农民，他因此向宋神宗上书，对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不完全叫做反对变法，他属于支持改革初衷，但反对伤农的措施。
当然，苏轼后来因此也受到了排挤，被贬官多地，所以，他后来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便自嘲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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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苏轼之所以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政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弊端连连。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民，但实际在实行过程中却导致了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局面。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几个主要政策及其执行的情况就知道了。
青苗法
青苗法是在农民遇到灾荒的时候，因为青黄不接，所以会导致农民在当年没有口粮生活，同时也没钱购买种子以发展来年的生产。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些民间的农民借贷，在农民遇到天灾青黄不接的时候，民间资本借钱给农民，让他们渡过难关，并在来年有资本开展新一年的农业生产，等到秋收之后再偿还之前借贷的本息。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把民间经营的这门生意揽到了政府手中，以前农民是找当地的有余钱的人借贷，现在变成了只能找政府借贷。借贷的利息一般是一年20%左右，这个利息在今天我们看起来都是很高的利息，但是在当时来说是属于一般的利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官都喜欢要政绩，这项政策推行的情况会直接纳入当地官员的考核，而在实行过程中，当地官员又能通过这种借贷从中获利，所以在实行过程中，官员们往往就非常地积极，积极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农民和当地的居民实际上不需要借贷（因为当年实际上风调雨顺），他们也要强行摊派，强行要人去借贷。借贷了之后自然就会产生利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就有很多人还不上利息，因此而倾家荡产。
实际结果是大量的人因为不需要借贷而“被借贷”，官员们有通过这种借贷从中中饱私囊，巧取豪夺，造成了大量无辜百姓的家破人亡。
市易法
市易法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机构在市场价格平常的情况下采购市场上的物资，然后如果遇到市场物资价格上涨的时候，政府部门抛售之前囤积的物资，平抑市场价格。
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变成了坏事。
执行这项政策的负责人，王安石用了一个贪官。他上任后就不断地收购市场上的物资，从针线到水果到粮食到布匹，反正是市场上的商贩们能做的生意，他全给包了。
在他大量地采购市场物资之后，就抬高市场物资的价格，从中谋取暴利，却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
甚至有朝中大臣就毫不顾忌地说道：“道路的两旁，政府竟然做起了水果摊、针线摊的生意，这成何体统！”而王安石却轻描淡写地说道：“自古以来政府不也是搞盐、铁专营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也就是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市场上物价飞涨，老百姓苦不堪言，贪官却从中大发横财。
均输法
再如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作用在于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但实际上这项工作操作难度极大，这就需要具体负责操作的官员对各地的物价、特产、生产生活情况了如指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王安石也是因为任用的官员在这方面确实能力极强，才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但是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如果操作难度极大，就不能够成为制度，因为操作难度极大的工作，需要能力极强的人才能做好，而能力极强的人不会总是出现，这样的人他也总有退休的时候，继任的人一旦能力一般，哪怕是比较强的哪种，都做不好这项工作，导致本来是利国利民的政策，最终变为了害国害民。
那么我们把讨论回到话题中来，为什么苏轼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因为苏轼更多的是看到了在新法实行过程中，老百姓所遭受的痛苦，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新法所带来的危害。当然苏轼并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实际上在和王安石处事的过程中，他只是对新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改进。但是对于王安石来说，他只认识两种人：对他的新法没有任何质疑的人和对他的新法有质疑的人，他只能容纳对他的新法没有任何质疑的人，并且大肆重用，哪怕这个人是个贪官；对于对他的新法有质疑的人，他不管这个人是谁，他一律予以打击，那怕这个人才华横溢，廉洁奉公。
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当然，深层次讨论的话，还牵涉到当时宋朝的整个政治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等等情况，这个讨论就不展开了。
关于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这个话题，实际上苏轼不是反对，只是提出了意见，就他看到新法实行过程中的问题向王安石提出了意见，被王安石当成了反对派，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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