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个皇帝中为何只有皇太极一人用了两个年号？
清朝十二个皇帝中为何只有皇太极一人用了两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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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朝并不是只有皇太极用了两个年号。后来的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的年号，一开始也不叫同治的。是慈禧太后发动机北京政变以后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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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汉武帝时（一般认为从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开始，此前年号为补授）开始使用年号，在正史承认的政权中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
最初的年号是可以改的：年号产生前的汉文帝有前元、后元，汉景帝有前、中、后三元，汉武帝本人则先后用过九个（加上补授的十一个）年号。因为年号诞生于汉武帝所谓“捕获麒麟”的“祥瑞”，所以习惯是每逢“祥瑞”或灾难，或重大政策转变，就会改元，如公元184年底东汉平定黄巾，为庆祝胜利，就在当年把年号从“光和”改为“中平”；公元538年，东魏在砀山附近捕获一头大象，送到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东魏孝静帝认为是祥瑞，就把年号从“天平”改为“元象”；宋徽宗继位之初表示要在王安石派和司马光派中走中间路线，就定年号“建中靖国”，第二年态度转变，改为尊王贬司马，就把年号改为“崇宁”（推崇重用王安石、年号熙宁的宋神宗）……王莽曾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但没说依据为何，或许是因为汉武帝第一次定年号到改年号正好是六年的缘故。
元代在中原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也是在位期间改元的，先后用过元统、至元（后至元，元世祖忽必烈也用过至元年号）、至正三个年号。或许鉴于元代帝王频繁改动年号但国祚不久，或许为了体现明代“去胡气”的成果（明初包括官制、诏旨文书行文等都和元代仿佛，后来全改了），自明代开始帝王一般都是一个年号用到底，明朝唯一的例外是明英宗，他先后用过正统、天顺两个年号，这是因为土木堡之役他被瓦剌俘虏，皇帝郕王（景泰帝）自行即位，战后迎回英宗尊为太上皇，予以禁锢，8年后英宗才趁景泰帝病危“返正”，也就是说从太上皇重新做回皇帝，这个皇位是失而复得的，等于重来一次，因此才定了个新年号，否则中间空出来的八年不好办。
清虽是明的死敌，但很多典章制度是照搬照抄明代的，官制、法律体系等都不例外，年号方面也大同小异，因此原则上清也是一帝一年号。皇太极之所以有两个年号，是因为天聪十年以前他是金（后金）的“天聪汗”，而此后国号改为大清，他本人也从“汗”改为“皇帝”，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值得一提的是这年同时也是天聪十年）是他做“大清皇帝”的第一年，也是“大清”的第一年，当然要定个新年号了。
还需要指出，后金时代满洲的年号制度是比较马虎的，努尔哈赤自称“天命汗”，皇太极自称“天聪汗”，当时后金对正朔的称呼则是“天命汗某年”、“天聪汗某年”，严格说这不能算很正规的年号。入关后制度逐渐完善，《清实录》里把“天命”、“天聪”都算作正式年号，称“建元”，也能成其说。
不过皇太极并不是“清代唯一有两个年号的皇帝”——首先，他的两个年号只有一个是“清”的，另一个是“后金”的；其次，清朝还有一个有过两个年号的皇帝。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独子载淳继位，在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授意下宣布第二年改元“祺祥”，但不久后爆发“祺祥政变”，西太后、恭亲王除掉顾命八大臣，建立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格局，并宣布第二年改元“同治”，但也未宣布此前改元“祺祥”的诏旨非法（毕竟诏旨是以皇帝名义发的），这样一来“祺祥”虽然实际上一天也没正式用过，但“祺祥”的年号却是合法存在过的（中国历史上一年有几个年号的事发生过多次），也有很多带“祺祥”年号、但并未被当局下令修改的文物文献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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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十五岁的大明藩臣、辽东都司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右都督努尔哈赤正式举兵，以父祖所留下的十三副铠甲、和大明朝廷为了补偿误杀其祖父、父亲，所赐下的三十匹马、三十道敕书（就是空白贸易合同）为起家资本，开始了整合建州左卫、乃至统一辽东女真各部的漫长征程。
仅仅只用了五年，努尔哈赤便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完全吞并了同属建州的苏克苏浒部、哲陈部、完颜部，并接受了苏完部、董鄂部、雅尔古部的归顺，建州女真三卫至此尽归努尔哈赤所有。
万历二十一年（1601年），努尔哈赤吞并海西女真哈达部，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建州之外；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以释放之前作战时俘获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并迎娶布占泰之妹为手段，控制了乌拉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完全消灭了海西女真哈达部。
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始，努尔哈赤连续对海东女真（野人女真）用兵，海东渥集部、瓦尔喀部和库尔喀部在建州女真的连续打击下纷纷归附，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海东女真也全部归属建州。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完全吞并海西女真辉发部，海西女真四部中，只剩叶赫一部，还在大明的支持下，和建州女真相抗衡。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辽东边墙之外，实力最为庞大的女真地方政权首领。
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辽东女真各部的绝大部分疆域，都统一于努尔哈赤的建州部之下，仅海西女真叶赫部尚存。努尔哈赤的个人称谓，也从起初的“大明龙虎将军、建州左卫指挥使”逐渐拔高为“聪睿贝勒”、“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建州等处地方国王”。甚至和建州女真关系比较紧密、互为盟友关系的的漠南科尔沁蒙古诸部，给努尔哈赤奉上了蒙古尊号——“昆都伦汗”。
此时，努尔哈赤所领有的土地、管辖的百姓、拥有的军队，都是当年起兵之初的上百倍。而建州地广民悍、兵强马壮、再用之前部落联盟时期的落后管理方式、以及“建州卫”这种明显是大明羁縻藩属的名义，来管理如此庞大的政权，已完全不合时宜。甚至，努尔哈赤认为“建州等处地方国王”、“昆都伦汗”的称号，也不能完全表达自己如今的真实地位。
于是，大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羽翼丰满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老城）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金”、自号“大金覆育列国英明汗”，弃用大明的“万历”年号，改元为“天命”。
努尔哈赤的建国、改元，标志着他从此和大明王朝正式分庭抗礼，不再是大明的外藩属臣；而自行称汗，也显示努尔哈赤自认已经和大明皇帝、漠南蒙古察哈尔大汗（蒙古正朔所在）相对等，是一个并立政权君主、而非之前“大明建州左卫”的指挥使。
当然，大明朝廷绝不会承认努尔哈赤的自行建立的后金，而是视其为“叛臣、逆虏”，察哈尔林丹汗也对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嗤之以鼻，藐称其为“水滨三万女真之主”。不过，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并自行称汗后，立即向原先的宗主国大明发动了进攻，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当众宣读了讨明檄文，同时亲率两万军队向明朝辽东诸地发起了攻击。
此后，经过开原、铁岭、萨尔浒、辽阳等战役，后金军连续击败了明军，攻占了辽东大片疆域，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仅存的海西女真叶赫部也于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被努尔哈赤完全消灭。此后，努尔哈赤将后金国都先后迁往辽阳、沈阳；后金政权逐步在辽东立稳了根基。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进攻明朝的“宁远之役”中，被明宁远守将、宁前道袁崇焕挫败，只得退兵回沈阳，有传言说，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宁远守军所发射的炮火击伤。
当年七月中旬，努尔哈赤因身患毒疽（也有野史说，这就是被明军炮火击伤后的后遗症），前往清河汤泉疗养休息。八月初，努尔哈赤的病势转危，只得乘船顺太子河返回沈阳。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努尔哈赤在返回沈阳的途中，因病重而死于太子河下游的叆鸡堡（今沈阳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时年六十八岁。
当初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曾经依照传统的女真部落联盟议事制度旧制，设立了“四大议事贝勒”、“各置官署、按月分直、共议国事”，以辅佐自己治理国政，并参与后金的军政事务的处理，这也有将他们作为自己备份继承人的用意。
“四大贝勒”分别是——大贝勒、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二贝勒、努尔哈赤之侄、舒尔哈齐之子阿敏；三贝勒、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四贝勒、努尔哈赤第八子洪太（即皇太极，蒙古名黄台吉）。
皇太极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母是努尔哈赤侧妃叶赫那拉氏（皇太极称帝后，追尊母亲为孝慈武皇后；后世子孙改谥为孝慈高皇后）。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起，十二岁的皇太极就开始追随父兄四方征战。皇太极从小智勇力过人，步骑矢射箭不虚发，深得努尔哈赤钟爱。
和诸兄弟大多长于勇武、而拙于文治不一样，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唯一一个能识文断字（指熟练掌握了汉文、汉礼）、研读诗书的儿子；而在外人看来繁琐、嘈杂无比的钱粮收支、操执日常庶务等差事，皇太极很小的时候便能主动承揽，并管理得井井有条。
因此，努尔哈赤对这个文武双全的儿子宠信无比、爱如“心肝”，称汗建国之后，便越过若干年长的儿子，直接立资历较浅的皇太极为四大“议事贝勒”之一，参与治理国政。而成为“议事贝勒”后的皇太极，也没辜负努尔哈赤的期望，在参与诸多军政事务中，充分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老练的手段，后金政权的相当大一部分权力，被皇太极牢牢掌握在手中。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因病（伤）重去世后，后金高层一面为其操办丧礼，一面紧急召开议事会议，以后金当时所遵循的“部落联盟推选制”为准绳，推选新的大汗人选。
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和利益互换，皇太极得到了二哥、大贝勒代善的鼎力相助，代善以“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的理由，坚决拥戴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金其他大臣，也大多归心于皇太极，对努尔哈赤晚年所属意的多尔衮、多铎兄弟并不是特别支持。
于是，得到大部分后金贵族、大臣支持的皇太极在“三辞三让”之后，于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焚香告天”，正式即后金汗位，并按照中原汉家制度，改明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继位后，将父亲、“英明汗”努尔哈赤安葬于福陵（今沈阳东陵）；当时后金建国不久、诸事草创，礼仪制度也不全，所以努尔哈赤死后，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追尊的谥号、庙号，后金上下人等，多以“老汗王”来称呼他。
继承汗位后，皇太极继续展开对大明、漠南蒙古、朝鲜的进攻，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就以朝鲜有“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窝藏毛文龙；招我逃民偷我地方；先汗归天、无一人吊贺”等四项罪名，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率军出征讨伐朝鲜，迫使朝鲜仁祖签下了“入质纳贡、去明朝年号、互结盟宣、约为兄弟之国”内容的盟誓，实质上将朝鲜纳为藩属。
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自统大军、征讨漠南蒙古察哈尔所属各部，俘获上万人，攻占敖木伦、席尔哈、席伯图等处；漠南蒙古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以及漠北喀尔喀部都慑于后金的兵锋，主动前来参拜皇太极，以示臣服。此次对察哈尔部的用兵胜利，大大打击了自诩为蒙古正朔所在的察哈尔林丹汗的气焰，同时也稳固了后金对已归顺的漠南、漠北蒙古各部的统治。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在明朝关宁、锦州防线难以攻破的情况下，皇太极率军绕道漠南蒙古，毁边墙攻入大明境内，围攻京师，这也是后金（清朝）第一次入关伐明，明实录称为“己巳之变”。后金这一次入关伐明，一直延续到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才最终撤兵。期间，皇太极还施反间计，假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大明蓟辽督师袁崇焕。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改定官制、仿照明制设立六部，以承政、参政处理部务。十二月，皇太极接受礼部参政李伯龙的建议，废除后金政权原有的“大汗与三大贝勒南面共坐、受百官参拜、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大汗南面独坐、三大贝勒东西对坐、受百官朝拜”的全新朝会仪制。这标志后金的政治态势已经由开国之初的“部落联盟议政制”逐渐转为“汗权至上、汗王独尊”的儒家宗法皇权制，皇太极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更加稳固。
天聪七年（1633年），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蒙古察哈尔部、将漠南蒙古全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皇太极于当年发动了对黄金家族直系后裔、蒙古正朔所在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大举进攻，之前归附后金的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巴林、奈曼、敖汉、喀喇沁、阿鲁科尔沁、翁牛特、阿苏特诸部，此次也随后金一起出兵，征讨之前所尊奉的蒙古共主——林丹汗。
此战，皇太极亲率后金大军冒雨西征，穷追林丹汗，从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一直追到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旧城），历时四十一天。林丹汗则一路狂奔、望风披靡，不敢和后金军交战，最后被迫西渡黄河，远遁青海大草滩。
后金军在追击中，不断散发布告、宣扬攻势，以瓦解察哈尔部属众的抵抗意志。林丹汗逃窜过黄河、避走于大草滩后，察哈尔余部、及漠南土默特部合计数万人，全部归降于后金。
被后金大军追赶、无奈之下远遁青海的林丹汗，因部众散失、缺衣少食而陷入了绝境。天聪八年（1634年）九月，蒙古第三十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呼图克图，在穷途末路中、因天花之症病逝于大草滩，年四十三岁。
林丹汗病逝后，他的长子额哲带着林丹汗的遗孀们，准备率所剩不多的察哈尔余部，从青海返回河套地区，驻牧右翼旧地。当时，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车臣汗硕垒得知察哈尔余部返回河套之后，致信给额哲，请他移帐漠北、重建汗帐斡耳朵。
同一年，皇太极升国都沈阳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得知林丹汗已死、额哲将要率察哈尔余部移帐漠北、企图继续保有“全蒙古大汗”名头的消息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命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率军第三次远征察哈尔部。
当年四月，多尔衮在征伐察哈尔的途中，于西喇珠尔格地方，包围并俘获了林丹汗的遗孀、大福晋囊囊（即汉语“娘娘”，本名娜木钟）。从囊囊口中得知，额哲的驻牧地就在附近的黄河南岸。于是，多尔衮当机立断，没有通知其他人前来会合、以免贻误战机，而是单独率军渡过黄河，向额哲的驻牧地急进。
四月二十八，多尔衮悄悄抵达了额哲的驻牧地，并趁着大雾，将额哲的营帐四面包围，随后命人做出进攻的态势、威慑额哲。之后，多尔衮再派额哲生母苏泰的弟弟南楚（已经归降后金）进入额哲的营帐内劝降，并申明只要额哲归降，定厚待优抚，倘若负隅顽抗、必“尽诛之”。
于是，在打不过、又逃不掉的无奈境地下，额哲和母亲苏泰（海西女真叶赫部末代首领金台石孙女）只得放弃抵抗，出降多尔衮。至此，绵延四百年之久的蒙古汗国正式灭亡，漠南蒙古全境皆归于后金版图。
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因为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所以皇太极把后金的族名从女真（诸申）改为“满洲”，以示“满覆天下”之意。十一月，额哲奉嫡母囊囊、生母苏泰等林丹汗遗孀，从河套抵达沈阳，归顺后金，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的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
值得一提的是：额哲所献的“传国玉玺”，并非是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那方具有传奇色彩的“传国玉玺”（和氏璧），而是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此玺在明军北伐大都时，被元顺帝带往漠北，此后一直在历代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一样具有相当大的“皇权、汗权”象征意义。
对于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皇太极特别重视，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而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北元传国玉玺”，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天命”、“道统”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大金汗国”，从此后，自己不仅仅只是后金的大汗，而是领有漠南、漠北、海东、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之主了。
天聪九年（1635年）十二月，以出征得胜归来的多尔衮为首，后金文武群臣向皇太极联名上疏，以“察哈尔归附、漠南一统”、及“获北元传国玉玺”为由，恭请皇太极“早登大位”、“早正尊号”。接到奏疏后，皇太极内心无比喜悦，但还是按照礼制“再三辞让”。
天聪十年（1636年）正旦，皇太极在大朝会结束后，留下熟悉儒家宗法礼仪制度的汉官儒臣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等人，就“早正尊号”之事向他们踢出咨询，汉官们对此事都表示赞成，奏请皇太极“早行大礼”，以名正言顺。得到消息后的满洲贵族们也由萨哈廉出面，向皇太极奉上诸贝勒的“请上尊号”亲笔誓词；漠南、漠北外藩蒙古诸贝勒、台吉们闻讯也不甘落于人后，随即上疏，请为皇太极上尊号。在全部的程序走完之后，皇太极同意了“群臣所请”，下诏将“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后金政权的自我升级准备基本完成；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满洲诸贝勒大臣，外藩蒙古诸贝勒台吉，汉军都元帅、诸总兵官等共同观礼。
祭天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正式奉上“劝进表文”，其中满语表文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代表满臣奉上，蒙语表文由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代表蒙臣奉上，汉语表文由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臣奉上，群臣还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
另外，属于后金藩臣的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旗，以察哈尔首领额哲为首，在尊奉皇太极为“皇帝”之外，还特别给皇太极奉上了蒙古汗号——“博格达车臣汗”，以示皇太极今后将取代传统的黄金家族，成为新一代蒙古共主。
这也成为了定制，皇太极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拥有蒙古汗号，“满蒙一体”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
崇德帝（皇太极）——博格达彻辰汗
顺治帝（福临）——额耶尔札萨克汗
康熙帝（玄烨）——恩赫阿木古朗汗
雍正帝（胤禛）——纳伊拉尔图托布汗
乾隆帝（弘历）——腾格里特古格奇汗
嘉庆帝（颙琰）——萨伊什雅尔图伊鲁格尔图汗
道光帝（旻宁）——托尔格勒特汗
咸丰帝（奕詝）——图格莫尔额尔伯特汗
同治帝（载淳）——布伦札萨克汗
光绪帝（载湉）——巴达古尔特托尔汗
宣统帝——哈瓦图猷斯汗
接受了群臣的“劝进表”后，皇太极正式“践天子位”，将自己的称号由“大汗”升为“皇帝”；同时，皇太极借用“五行相替、五德轮换”之说，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大明属“火德”，大金属“金德”，火克金；大清“从水德”、水克火；所以皇太极才改国号为“大清”，以克制关内的“大明”）。皇太极就是清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清太宗。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清太宗在登基称帝、更改国号后，又将原先所使用的“天聪”年号改为“崇德”，并且当年即改元，即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而不是以明年为“崇德元年”。
崇德，意在“崇尚德礼、仰慕教化”，清太宗选取这个年号，其含义十分深刻，这表示他和他所建立的大清王朝，已经不再是低大明一头的地方政权，而是要和大明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海东大国，其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正式称帝后，清太宗继续发动对朝鲜、大明的战争，以扩大清朝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就在刚刚改元的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清太宗以朝鲜使臣在自己的登基典礼上拒不下跪、“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出兵讨伐朝鲜。十二月初二，清太宗亲自率军渡过界江、长驱直入，十二天就抵达朝鲜王都汉阳，将朝鲜国王仁祖包围于南汉山城中。
经过近两个月的围困，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三十，困坐孤城、大势已去的朝鲜仁祖被迫出城求和，徒步前往清军大营拜见清太宗，伏地请罪。清太宗先降旨赦免仁祖，然后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废弃大明年号，改用清朝“崇德”年号，将大明历代皇帝所赐的诰命敕印全部交出，奉清朝为正朔，定时朝贡，并送质子二人赴盛京。从此后，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一直到二百多年后的甲午之役。
除了降服朝鲜之外，清太宗还在崇德年间继续发动了三次入关伐明作战（之前还有两次，是在后金天聪时期），分别是崇德元年（1636年），以阿济格为主帅的入关作战， 崇德四年（1639年），以岳讬为主帅的入关作战，以及崇德七年（1642年），以阿巴泰为主帅的入关作战。
清军这三次入关作战，再加上崇德六年（1641年）的松锦大战，极大地消耗了本来就透支严重的大明国力，使得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明显向清朝一方倾斜。清军通过一次次获胜，已经占据了除宁远一地之外的全部辽东疆域，在和庞然大物大明王朝的对抗中，清朝稳稳地占据了上风。
可就在大明摇摇欲坠、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夜，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在准备第六次入关伐明的前夕，突然罹患急病、医治无效，于八月初九驾崩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他一生的功业，就此戛然而止。
清太宗猝然而逝后，围绕着皇位的归属，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几乎酿成火并。最后，在宗室元老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调停之下，多尔衮和豪格叔侄各退一步，都不再谋求皇位，而是采取折中协议，以清太宗第九子福临入继大统，承袭皇位；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清太宗驾崩次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大明京师被大顺农民军攻克，崇祯帝自缢殉国，大明中枢覆灭。随后，清军在明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的引导下，击败了大顺农民军，由山海关进入中原，先控制了京师及北方，然后再发兵南下，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明政权，成功取得了天下。清朝也成为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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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有两个年号，分别是天聪和崇德，一个皇帝有两个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其他案例，但是在清朝，却是只有皇太极一个。
天聪的年号，当时政权还叫大金，皇太极也只是称大汗，不称皇帝。
天聪的年号用了10年，为了入主中原做准备，皇太极放弃了让汉人反感的金国号，而改为清，同时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崇德。
历史对皇太极的评价是“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说明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承接作用。
其实对于皇太极改国号和年号，还有另一层说法。
首先，明朝为朱姓，五行为火，火克金，但水克火，所以皇太极将“金”改成“清”，就是要克明朝的火。
而改年号为“崇德”，则是对崇祯皇帝，表示自己崇尚德政，比朱由检崇尚祯祥更接地气，更受人民爱戴。
皇太极生前自己虽然未能如愿入关做皇帝，却在国号和年号上显现出了他入主中原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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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经常被人们称为“满清十三王朝”，但是算上清逊帝溥仪，清朝的皇帝也只有十二位。那么，为什么会有“满清十三王朝”之说呢？因为清太宗皇太极用了天聪和崇德两个年号。可是，仅仅是两个年号而已，中国历史上拥有两个、甚至更多个年号的皇帝太多太多！为什么要将清太宗天聪、崇德两个时期认定为两朝呢？其实，清朝本身并没有将其视为两朝，而且后世的史家很多也并没有如此区分。天聪、崇德之所以被称视为两朝，那是民间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原因很简单。崇德元年，清太宗正式去汗号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对于满洲政权而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崇德元年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已经称汗、建立了金（史称后金）政权。但是，其充其量只能算是割据政权而已，甚至名分上也只是汗，而不是皇帝。而崇德元年，一切都变了，清太宗由汗变成了皇帝，这等于是从根子上否定了明朝的。自此，清朝正式与明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拉开了清朝一统天下的铁幕。
因此，崇德元年建立的清朝虽然源自后金，皇帝也还是原来后金的汗。但是，却是与后金政权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改汗称帝、改金为清，说明清太宗已经将自己置于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意味着已经回不了头了，只能和明朝对抗到底，灭了明朝。既然是脱胎换骨的新政权，必然要与原来的割据政权割离、以示区别。国号也改了，年号自然也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年号了。于是，清太宗正式改元崇德。虽然仍然偏处东北一隅之地，但是，其自身已然将天下视为囊中之物。
八年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带着清太宗年幼的儿子清世祖福临正式入主紫禁城，清朝也正式成为了真正的中央政权。而这一切，都是从崇德元年开始的。清太祖虽然以“七大恨”昭告天下，与明朝决裂、刀兵相见，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敢想在自己手里一统天下，彻底取代明朝，当皇帝！而他的儿子清太宗敢想、也敢干了，直接称帝、与明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这不仅是国号、年号的改变，更是战略和政策的大转折。因此，清太宗改元崇德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也就是后人将天聪、崇德认定为两朝的原因之一。
至于其他皇帝为什么没有使用两个或者更多个年号，原因很简单，自明朝始，中国已经开始实行一帝一元，除了明英宗的特例，实行了两百余年，一帝一元早已深入人心，老百姓甚至已经用年号来代指皇帝。清朝很多方面沿袭了明制，而一帝一元便是其中之一。清朝后来的皇帝们自然也就不会搞出那么多年号来了，而且不断改元也的确会造成诸多不便，清朝没有理由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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