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说明代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
为什么有些人说明代陕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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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因为，当你在找证据的时候，发现证据就在身边。
众所周知，最初来华的西方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先锋，特别是耶稣会士。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华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为他们在华传教提供了历史依据，证明从唐朝时期开始，基督教就曾经在中国流传。这就使得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似乎变得“合理合法”了。因为这块石碑的发现，无疑证明了基督教在华之源远流长。
尽管在中世纪，景教被定性为是基督教的异端，遭到正统教会的打压。但是，在传教士们看来，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基督教的异端，也是基督教。
众所周知，明朝天启五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附近，其地即为当年唐长安大秦寺旧址。
出土之后，该石碑被就近安置在崇仁寺内。这座寺庙是当时西安最大的佛寺，明成化年间曾大举修缮，把它作为秦王府的香火院。现为空军西安基地（希尔顿大酒店斜对面）所在，在西安城墙玉祥门外四五里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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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碑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称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天的叙利亚，是从东正教（基督教的分支）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创立，并在波斯建立教会。
中国古时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留（Nestorius）因持异见而被东罗马放逐至死，他的追随者后来转而立足波斯，向东发展。
到了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率教团来到大唐京都长安，请求传教。唐太宗对该教传播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给予了礼遇，颁诏准许阿罗本在大唐建寺传教。并于长安义宁坊建景教寺院（教堂）大秦寺。大秦寺是对中国的景教寺院（教堂）的通称。
当时的唐长安城中有两座波斯胡寺，除了义宁坊的大秦寺外，另外一座是先在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后移布政坊西南隅的旧波斯胡寺，创立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属于祆教寺。
景教在唐初发展迅速， 先后在大唐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景教寺院。由于初唐几代皇帝对景教崇信和保护，该教发展迅猛，一度流行全国各地，曾创造了一个“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辉煌时期。
唐代有多处大秦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洛阳修养坊大秦寺，灵武大秦寺，五郡大秦寺，盩厔（今周至县）大秦寺，四川成都西门外大秦寺等。
随阿罗本 来大唐传教的还有一位叫景净的传教士。唐建中二（公元781年），景净撰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内。碑身正面碑文一千八百余字，除汉字外，首末两行刻有古叙利亚文；碑脚及左右碑侧另有古叙利亚文杂以汉文，合计共刻七十多位景教僧名字及职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伊斯，他相当于长安地区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碑上说的大概内容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自西域、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景净曾想让景教、佛教、道教三教合一，使景教本土化。他参与佛经的翻译；《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记载有大秦寺波斯僧景净曾和北天竺迦毕试国法师般若三藏合译佛经《六波罗密经》。也和道士过从甚密。但最终他没有取得成功。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时祸及景教，传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境，各地的景教寺院全被关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教徒埋入地下，景教自此也陷入沉寂。
明末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沉睡地下八百余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掘出土，当时有一为叫金尼阁的西方传教士正好在西安附近传教，有幸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对石碑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传教士金尼阁
当时在大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获知这一消息后，争相赶来拓印，并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西安本地人怕景教碑被传教士盗走，便将其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交寺僧保管。
矗立于金胜寺的景教碑
清末陕甘回乱，金胜寺毁于战火，幸运的是存在寺内的碑石却得以留存，其后暴露荒野多年。清政府曾在各方的要求下，拨款白银100两命陕西官府建造碑亭对金胜寺的景教碑进行保护，但经过层层克扣，抵达西安的拨款仅有5两，地方官员只得草草建设，碑亭未能坚持太久即塌毁，景教碑又重回风吹雨淋的窘境。
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西方人士一直觊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多位西方学者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
金胜寺废墟上的碑刻，左一为景教碑
一位名叫何乐模的丹麦探险家，那个时期活动于中国的所谓西方探险家和盗贼无二。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对这通石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下定决心要前往西安设法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至少获得一通精准的仿刻碑。
何乐模
何乐模到达西安后，经过各方暗访，最终打探到了景教碑的位置。他实地勘察了景教碑后，便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昱秀和尚拉近关系。何乐模赠送了昱秀和尚丝绸和放大镜等礼物。
毁于战火的金胜寺
至于后世有些史料记载昱秀和尚接受了重大贿赂，这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何乐模向昱秀和尚透露了获取景教碑的计划，也未有实际证据证明昱秀和尚同意，两人签署的合约中，只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随何乐模前来的翻译，宁波人方贤昌居住。
何乐模到西安后，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陕西官府的密切关注。何乐模的计划是仿刻一块景教碑，然后和真碑调换，偷走真碑。虽然何乐模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但此事最终还是被陕西官府知晓。陕西的官员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人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偷梁换柱”。 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西安碑林。而何乐模最终把一块仿刻的景教碑运回了西方。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安全最终得到了保护，历经风雨之后终于抵达它最好的归宿。正是有前人的努力保护，我们今天才能由此得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见到这通国宝石碑。
何乐模赴西安图谋景教碑的事受到当时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在一些档案和史料中遗迹当时的报刊和时人文集中均有记载。这一桩陕西官民共护国宝的往事，成为风雨飘摇的清末的一段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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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关于题主的这个问题，子渊曾经专门查阅过相关资料，可以说，这一石碑不仅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还被几十余国复制珍藏。在介绍具体原因之前，还要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大秦”，什么是“景教”。“大秦”一词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何为景教呢？它是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所谓的东方亚述教会。
▲罗马古城遗址
关于基督教，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不少农村地区有其教徒。然而说起基督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如何传入的，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了。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块大石碑，高约三米，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乃是世界四大名碑之首，堪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凭证。
▲唐太宗李世民剧照
基督教是在唐朝初年传入我国的，此时文化开放、经济发达，世界各地的人都渴望前往大唐，基督教徒们自然也不例外。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流派之一的景教流入中国，开明的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他们传教，还允许他们建立教堂——大秦寺。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开明，景教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后的历代君主也都对景教持宽容态度，景教于是就这么在中国待了两百多年。
▲现代人兴建的大秦寺景区
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写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由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一说吕洞宾）写于石碑之上，全篇汉字1780个，另刻有十几个叙利亚文字。碑文详细记载了景教的中国历史，自何时传入中国，在唐朝时又发展到何种地步，都逐一详叙。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上还引用了不少佛道儒三家的典故，可见景教在传入中国时也深受本土文化影响。然而在唐武宗即位后，他对景教不再优待，而是沿用了灭佛政策，使景教遭受巨大打击，几乎在中国销声匿迹，不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却逃过一劫，得以保存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石碑重新出土，消息很快传到西方，不少传教士闻讯纷纷赶来中国，在石碑上拓下文字，将内容翻译出来后寄回欧洲。由于前来拓文的人太多，当地百姓害怕会破坏碑文，于是悄悄把石碑运到了附近不远的一个寺庙，请寺里的僧人代为保管，这才把石碑保存了下来。清朝咸丰年间，当地富商韩泰华出资重建碑亭，然而不久就遭遇兵乱，碑亭不幸焚毁，碑石也流落至野外。对此觊觎已久的西方人趁机提出把石碑送到欧洲，由欧洲国家代为保管，结果被清政府断然拒绝。总理衙门为此汇出100两银子进行保护，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西安碑林博物馆
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出三千两黄金想买下石碑，准备运到伦敦。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命陕西巡抚派人阻止，最后在紧急关头废除了购买合同，令人后怕不已。不过何尔谟提出要复制一个石碑带回伦敦，得到了清朝的批准。何尔谟回国以后，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复刻版进行复制，制作了一大批石碑，分送给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收藏。而陕西巡抚则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入西安碑林。从此以后，石碑便一直存放于这里，默默见证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衰变化，也见证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变迁发展。
参考文献：
《旧唐书》《1550年前中国基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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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震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其实说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是太夸张了，不过当时这个碑的发现确实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或者说轰动也不太准确，因为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争议。当时在中国发现这个碑的消息传回欧洲之后，其实在欧洲质疑的声音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大于肯定的声音的。
“大秦碑”的发现与流传
按照现代的主流说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在公元1623年到1625年（明朝天启年间）之间在西安城外的崇仁寺附近发现，当时发现这个碑之后，发现的人立即报了官。然后当地官员命人将其重新立在了一个底座上，并搭了一个凉棚加以保护。因为当时人们误认为它是一尊佛教的石碑，因此当地官员还让附近寺庙的僧人看管。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而在崇仁寺发现古碑的消息很快就在附近的文人圈里传开，许多人慕名而来观看。其中包括一个西安当地的举人，叫张庚虞。因为这个张庚虞之前曾经接触过当时的天主教中国教区主教利玛窦，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在看了碑文之后，立即发现了不对，这个碑并不是佛教的内容，而是跟利玛窦所说的基督教有些像。所以之后他立即制作了一张碑文拓片，托人送给了在杭州的明朝著名基督教徒李之藻（教名里昂Leon）。
（对宣传“大秦碑”起到重要作用的葡萄牙传教士谢务禄）
之后李之藻立即和当地的耶稣会士取得了联系，确认这个碑文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很快当时在中国的一个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谢务禄（Alvaro Semedo）就来到西安，亲自研究了这个石碑。之后不久，这个碑文就由当时也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翻译成了拉丁文，并通过教会之间的通信将其传回了欧洲。
按说这个过程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因为石碑是西安当地人发现的，开始还被当成了佛教碑刻，几经辗转才被传教士发现，确认其内容后才开始大肆宣传。但是其实当时这个石碑的发现过程在中国人的记录里是非常模糊的，而上面的这些记载却基本全部来自传教士谢务禄的讲述，所以其实这个石碑的发现过程到目前也并不太确定，甚至连其发现地都有两种说法。因此这个发现这个石碑的消息传到了欧洲之后，也立即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秦碑”到欧洲之后的争议
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后，争议的焦点其实主要就是在欧洲有大量其它教派的人士认为这块碑是耶稣会的人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欧洲的宗教圈里提升自己的地位，是哗众取宠之举。
而且在当时来说，这些质疑并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文和译文传回欧洲的耶稣会士们确实对整个事件做了一些手脚，编造了一些明显不可能的理论，在欧洲其它教派的质疑面前露出了马脚。
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破绽就是耶稣会士们为了自己传教的目的，非说这个碑文证明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天主教会来到了中国，这块碑是当时的天主教会所立的。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了其它基督教派的群嘲，因为这种论调确实是在污辱当时那些教会学者的智商了，有无数证据都表明在唐朝时根本不可能有天主教会来到中国立了这块石碑。另外当时耶稣会士为了在中国传教并在欧洲教会夸功，也确实有过伪造文物的行为，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包括欧洲基督教长老教会、道明教会的一些著名宗教学者和一些世俗历史学家都对耶稣会士所宣称的这个石碑嗤之以鼻。
（“大秦碑”上雕刻的叙利亚古文）
不过耶稣会士关于石碑来历的胡说毕竟并不等于石碑本身的真假。而且欧洲人的观点也没有影响到中国学者的观点，当时一些知名的中国金石学者，比如顾炎武等人在研究过这个石碑后，都认为是唐朝时的真品。而且人们通过对石碑本身的仔细研究，并比对中国古籍，发现虽然耶稣会士说这碑是唐朝时的天主教徒所立确实是胡说，但碑本身却不太可能是耶稣会士伪造的。因为这块石碑上除了汉文碑文之外，还刻有叙利亚的古体文字，而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里，会这种叙利亚古体文字的人也很少，所以能够伪造这种碑文的可能性也很小。
（目前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碑”）
但同时因为这块碑上使用的这种叙利亚古体文字，也使这块碑真正可能的制作者浮出了水面。因为这种叙利亚古文是唐朝前后在亚洲地区的基督教东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常用的文字，所以这块石碑在后来也基本被认定为聂斯脱利教派所制作的，也就是中国古籍里的景教徒。而聂斯脱利教派是很早就被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欧洲教会认定为异端邪说的教派，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可能被烧死的，所以这个结论成为主流之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就基本没了可被任何教派的传教士利用传教或者邀功的宗教价值，欧洲其它教派对它的质疑也就渐渐平息了。
所以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块石碑是在公元781年前后（唐德宗建中年间）由来自波斯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伊斯所立，建成64年之后，因为唐武宗在公元845年下令灭佛，而当时的聂斯脱利派基督教（景教）在传入中国时也借用了很多佛教的概念，所以也被认为是和佛教一类的宗教，因此也一起被禁，其寺庙被拆毁，这块石碑很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埋入了地下，直到明朝被重新挖掘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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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三年（1623年），西安府出土了一方奇怪的石碑。
这块石碑碑额上刻十字架，题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以汉文镌刻，碑侧和下方为一种神秘的文字（叙利亚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
当时的人们依稀记得，“大秦”是西方的一个古国，而这个景教也是一个神秘的宗教。
实际上这方碑刻立于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记载的是沿丝绸之路东来唐长安城的一脉波斯传教士，所传之教号称“景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明天启年间，有个叫金尼阁的传教士恰巧在西安附近传教，恰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不久，金尼阁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
他对此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此事引起入华耶稣会士和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证明了早在唐代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然而这个碑还真的差点被西方人偷走。
20世纪初，一个叫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的丹麦人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偷偷运往伦敦。但是因为碑太重，不好搬运，很快就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报官。
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何尔谟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记载了耶稣会士们见到碑文时的兴奋心情：“这个拓本(按：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拓本)引起大家内心的欢悦，甚至欢呼雀跃，被作为一直期望和寻求的中国古基督教的明证，……因上帝的圣教，在当地发现一块保存下来的珍贵纪念物，这会使上帝高兴，他也会促使圣教在同一个地方得到恢复”。
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曾两度沿陆路由西亚传入中国，但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教堂建筑实例。然而景教碑的发现，证明了一千年前陕西地区就已有基督教，并流传了几百年，一度还极为兴盛，这对一心想使整个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而陕西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传教士心目中的圣地。
陕西在明代多有西方传教士活动
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被誉为“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也曾到西北地区考察开展传教活动的可能性。在陕居住期间，他教当地人种植葡萄，以便能酿造出做弥撒时所必需的葡萄酒。
之后真正在陕西展开大规模传教工作的是汤若望。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像
他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名“崇一堂”（即西安糖坊街基督堂的前身），这也是明代陕西的首座教堂，1630年后进行大规模扩建，并立碑记载，改名为“伯多禄堂”，占地面积四亩多，临街有门楼一座，正堂古典儒雅，风格别致。
陕西地区的传教活动在明末清初历经朝代更替，依然进行着。据《中国基督教传教史概论》一书记载：康熙三年，陕西西安府已有基督教徒2万人，汉中府教徒达4万人。当时全国11个主要传教区共有教徒15万余人，而陕西一地就占近40%，超过所有的省份，足见陕西教务之独树一帜。
为什么陕西在中国明代基督教传播史上有如此独特之地位？
究其原因，首先是明代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广泛影响。
对来陕的传教士来说，在这块近千年前就曾被主的光辉照耀过的圣地上，继续传播基督教教义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使命，这种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于此拓展教务。
此外也与陕西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有关。
明代的陕西是广大西北地区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通往西方的重要根据地，所以陕西成为基督教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华传教总会对陕西的传教工作非常重视，明末清初那些享有盛名的传教士中不少人都来过陕西。终于使陕西成为基督教在华的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即便是在后来雍、乾、嘉、道一百几十年清廷严厉禁教政策的打击下，陕西的基督教也没有停止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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