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为什么说钱钟书是“读死书的”？

2024-09-09 07:28:15 浏览：1

李敖为什么说钱钟书是“读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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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和钱钟书都属于知名作家兼民科，都有文学创作能力，到学术研究基本上是零散的，感悟，没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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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实际上算不上是一位真正严谨的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非常浅薄的，各种著作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口才出色的文人和小说家而已。他可能读得懂钱钟书的《围城》和《人兽鬼》等小说，但却不一定能看得懂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篇》。这部书钱钟书化了相当大的心血去写，貌似是在堆叠引用他人的言语，其实却蕴含着深刻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其半生读书的心得体会。李敖是个骄傲自大的人，他读不懂钱钟书的著作，也不屑于去读其他专家对钱钟书研究分析的论文，就轻率地做出了读死书的结论，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另外，李敖可能也觉得钱钟书虽然声名在外，但参与的社会活动不多，不像他那样非常懂得宣传吹嘘自己。在李敖眼里，钱钟书生平读了那么多书，却没有让书起到很好的包装作用，等于是做了无用功。在他的字典例，这就是典型的读死书。李敖这么评价，站在功利的角度上说，不无道理。这也是钱钟书和他的本质区别，一个是纯粹的读书人，学问渊博，一个是假大师，师心自用，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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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

1979年以前的钱钟书在大陆还是默默无闻，在海外确是声名显赫，尤其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可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一股钱钟书热。开放以后，大陆发现美国人居然这么崇拜钱钟书，国粹派终于扬眉吐气，有了自己的超级文化偶像。钱钟书变成了中国文化界的圣人，于是有人说中国有三件宝：长城、故宫、钱钟书。

钱钟书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兼学者、教授、诗人、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学贯中西，记忆力惊人，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 ”、“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而且有了专门研究钱钟书的“钱学”，这是大陆第一个还活着的学者就有专门研究自己的机构。

钱钟书是相当清高的，根本不把名利放在眼里，拒绝媒体炒作，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天价也请不动他，对那些吹捧者也是反感的，在给人信中说“钱学之名，牵累弟不少，年来清静，破坏殆尽”。对“文化昆仑”的称号，钱钟书则说是“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钱钟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去研究的，导致后世很多人都只记住了他的狂妄，而记不住他的冷静。夫人杨绛曾经为钱钟书辩解说，钱钟书绝对是不敢以大师自居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把自己放在大师之列当中。

吴宓说过，“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的。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钟书的确学问渊博，一部《管锥篇》就引述了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被誉为打通了文史哲。

对于钱钟书的评价历来就有两种极端看法，褒之者誉为博大精深，贬之者称为一地散钱，钱钟书到底是单纯的学问家还是思想家呢？

王朔说过，钱钟书是个“立体书橱”，只会背死书。李敖也说过，钱钟书读的书很多很细，但是思考力不够，他是读死书的。王朔和李敖都是有名的大嘴，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次两人对钱钟书的评价居然差不多。

吴组湘先生是钱钟书的同窗学友，他说钱钟书：“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

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何新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中，当代著名思想家王元化认为钱钟书的书读得很多，连骈体文都会做，可以随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资料，这是长处，但是钱钟书“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思想内容非常平凡”。

学者许纪霖指出：“钱先生以知识渊博著称，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但他不屑于建构理论体系和深入分析。舆论和有些‘钱学’研究者一旦陷入无节制的赞美，便会激起反弹。”

说钱钟书不是思想家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夏中义认为，与顾准、李泽厚、王元化相比，钱锺书作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大，一点都不逊色。《管锥编》表述思想的语式，并不是现代学界所通用的白话语式，故又可说《管锥编》里的深刻思想，实是一种不宜用常规尺度来测量的思想。姑且称为“暗思想”。1979年《管锥编》初版至今，还几乎无人有能力认证《管锥编》里的思想，足以称钱为重量级“思想家”。证明不了，偏偏感觉就是，结果变成了一种假想。正如贺卫方所说：“有人认为钱锺书先生不是思想家，那不过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型的思想家而已。”

钱钟书是知识积累型作者，而非思想型作者，《谈艺录》、《管锥篇》都是评点感悟式文字，走的《日知录》的路子，缺乏“体系性建构”，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为中国文化提供真正新的东西。有些人偏偏不承认，说是思想默存于学术，非要读出微言大义来。

李泽厚通过与刘再复对话的形式，断然宣称：‘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在思想家的眼里，学问家陈寅恪钱钟书的份量是赶不上思想家鲁迅胡适的份量。

青年学者王晓渔认为：“士林常把钱锺书和陈寅恪并称，我不敢苟同，两者并非同一路数。无论学问还是风范，我都更被陈寅恪折服。钱锺书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太Trivial（琐屑），我的感觉恰恰相反，陈寅恪的史学著作，一两句内气象万千，钱锺书的读书札记虽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但终归感觉像微雕。钱锺书世事洞明，可是太聪明了一点，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倒也无妨。但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更让后人难忘。”

葛红兵从道义上指责钱钟书是“乌龟哲学”。“钱钟书在文章中做了什么？萨特说过：‘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钱钟书，他反抗了吗？他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这是一种乌龟哲学。”“躲在故纸堆里生活，对时代的沉默不是‘乌龟哲学’吗？……他关心这个时代，但他为什么不讲呢？……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他关注这个时代，但不向这个时代发言，他对这个时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么他能做什么样的学问？这很可疑。”

葛红兵的批评是一种典型的道德绑架和人身攻击。钱钟书一生平稳，没有大起大落，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学问，既参与英译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又进入《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编委会，是一个典型的书生。钱钟书不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不是胡适可以给蒋介石提意见，更不是陈寅恪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钱钟书就是一个为学问而生存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无论什么时候沉默的都是多数人，和学问多少没什么关系，你不能要求每个学问家都是向黑暗斗争的战士，甚至有人在责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

钱钟书一生没有害过人，手里没有血，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型学者。总有人喜欢道德审判，只要求别人讲良知做烈士，自己却在权势面前唯唯诺诺。既没有必要神化钱钟书，也没有必要糟蹋钱钟书，这才是一个公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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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别人眼中的平淡，自己心中的烟火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曾是感动过我的书，我分明看到他们三平淡的日子下面，有一种热闹的烟火气，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沉重。

杨绛说：“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钱钟书家里朴素，没有电视，电话，煎药的药锅子是较为潮流的电器。生活就在煎药的“噗噗”，在书香中静静流淌。

从窗外看来冷冷清清，但屋子里的烟火却好热闹。

在那间安静的小屋里，钱钟书每天都会把自己的稿子藏起来，而女儿钱瑗每天会想法子找出来看，父女玩着斗智斗勇的捉迷藏的游戏；母亲则静静地在旁边看着他们，温婉地笑着。生活虽然朴素，但是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