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为什么对湖北人有这样的评价？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为什么对湖北人有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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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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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就是. 小时候听父辈们说过！解放前父辈们经常为湖权归属问题械斗。解放后湖权收归国有就没有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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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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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人这个诡异的别称，与楚文化、张居正、汉口的商业地位都没关系，它真正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
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
比起四周安徽、重庆、河南、湖南这些地图炮常客，湖北人的特征一直不清不楚，只有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人尽皆知。
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
不少热爱家乡的湖北人，将这句话解释成湖北人更会做生意，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并引以为豪。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九头鸟」？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今天的湖北人，对「九头鸟」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
但随着流传日久，「九头鸟」已然成为湖北人的代称。不少人将其解释成精明强干的美德，将其升格为地域认同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开遍北京的九头鸟酒家。
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
如据前国军将领、湖南人文强回忆，他在黄埔军校与林彪互殴时，就以互骂「湖南骡子」「九头鸟」开场。
1963 年，毛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最早出自清末民初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从一开始，它就是贬义的：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
明刊本《山海经》中的「九头鸟」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如学者兼作家林语堂，便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写道：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 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 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 年 6 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爱家乡的当代湖北人想法设法打圆场。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 9 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
看起来较合理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旧时武汉为九省通衢，湖北人较早从事商业，善于做生意，因此给外人留下了精明狡猾的印象。
1930 年代的武汉街头
但事实是，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
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更加尖锐：「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可见，湖北人善做生意只是现代想象。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不过，李希霍芬的说法，却很可能从另一面接近了事实真相：
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北有「黄泛区」，南有「长泛区」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黄泛区」。
由于黄河和淮河的定期泛滥，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的积蓄财富，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短期行为、为生存不择手段等行为偏好，进而导致周边的河南、安徽、苏北成了地图炮常客。
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黄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因地势低洼，长江和汉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冲积平原，因此得名。清末民初，其居民占湖北人口的一半以上。「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这里。
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50 年代尚有湖泊 1066 个，占总面积的 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
1980 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 3/4 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
与黄泛区高度相似的是，江汉平原的居民历来有不好积蓄、耕种技术粗放的民俗传统，地方志里的类似记载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
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
不过，比起黄河和淮河，长江和汉江带给当地居民的并非只有灾难。河流的泥沙带来了肥沃的耕地，即便考虑危险的洪水和粗放的技术，留在家乡耕作也是值得的。
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洪水发生在夏季而非秋季，灾后往往还能赶种一季水稻。即便尽成泽国，由于渔产丰富，农民也可以改当渔民。
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黄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农民就可以安贫乐道下去。
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 3.2 年一次，到乾隆朝的 2.7 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 1.5 年一次。
这是因为，随着明清以来的「江西填湖广」和人口增殖，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末的 180 万增长到 19 世纪中叶的 1800 余万。
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
清代《湖北省江汉堤工图》
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使当地居民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博弈。而越发肆虐的洪水，则会频繁打破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
几乎每次洪水，都会迫使人们为了土地和生活相互争斗。随着洪灾频率越来越高，围绕洪灾的民间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常态化。
人畜无害的湖北农民，由此逐渐变成了以狡猾刁悍著称的「九头鸟」。
江汉平原暴力史
江汉平原上的农民械斗，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15 世纪后期），这正是「江西填湖广」起始之时。土客矛盾为江汉平原上的暴力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不过，围绕田土、湖权（即湖区的采集、捕捞权）归属的争议，要到清代中期（18 世纪后期）陡然增多。这与前述洪水频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清时期，官府解决土地纠纷，主要依据为征农业税而编订的官册。即所谓「控争田土以钱粮官册为凭」。
但在江汉平原，这种凭据却常常失效：因为每次洪水冲刷，都会极大改变当地地貌，要么冲毁田界，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露出水面变成淤地。
2010 年 7 月，汉江洪峰正通过江汉平原
如此频繁的地貌变化，官方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更无从作出让各方信服的处理。其结果是，每次灾后，土地和湖区秩序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在传统社会下，他们能仰仗的，只有宗族的力量。
江汉平原上的宗族豪强由此逐步坐大，江汉平原也成为南岭以北宗族械斗最为集中的地区。又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北地方的军事化，每次械斗都能动员大量鸟枪土炮，打得血光四起。
如汉川豪强黄氏，就曾与其他宗族为控制汈汊湖相争几个世纪。1949 年前，该县各大族都训练有一群打手、储有武器，随时准备械斗。
汉阳县内亦如此。宗族械斗在清末民初频繁发生。如在 1911 年，当地郑、周两族械斗，双方都有二百多青壮年参加，造成大量死伤。
宗族械斗甚至在解放后仍在继续。如 1957 年，汉川严氏出动 43 只渔船共 140 人与天门肖氏械斗。
即便宗族衰落，乡村干部也继续组织械斗。1963 年，沔阳、汉阳民众为争湖草爆发械斗，沔阳方的 1300 人系由县领导召集。
不过，宗族间的战争不只会用蛮力。频繁的告官、上访，是斗争的另一种武器。
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在湖北做官的名臣于成龙就说「楚黄健讼，从来久矣」，湖广总督毕沅说：「楚北民气浇漓，讼风最甚」，连乾隆都在手谕中痛斥：「楚省民情刁悍，素以健讼为能」。
传统社会的官方价值观是「息讼」，爱打官司的都是刁民。但这些告官的湖北人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
由于土地所有权难以确定，诉讼各方大量伪造陈年地契，你拿出康熙年的，我就拿出崇祯年的，让地方官很是头疼。
更让地方官气恼的是去北京上访的刁民：这些刁民肆无忌惮的编造地方官贪赃枉法、谋财害命等剧情，只求能耸动朝廷，让案件得到受理。
甚至，械斗和告官，被很多宗族打成了组合技。
常见的情况是等对方手里有了人命，就抬尸告官。长年累月下来，不少人甚至总结出「若要官事赢，除非死一人」的经验，动员年老的宗族成员在械斗中主动送命。
下面这段供词，就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湖北天门的一起儿子杀父亲的案例：
这种看似与宗族价值观完全相悖的惨案，在江汉平原持续发生。仅 1933 年至 1947 年，在洪湖地区一个镇里，就有 18 人在械斗中被自己人打死。
这是因为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当地宗族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家庭伦理。例如在研究者关注的汉川黄氏，读书做官者在族谱里的地位，远不如带领族人争讼械斗的头领。
也就是说，相比于强调「耕读传家」的传统宗族，当地社会更鼓励培养强悍刁蛮的斗士。在社会压力和荣誉感的作用下，很多考取功名、在外地当官的族人，也会在家乡有事时辞官回乡，领导争讼和械斗。
不过，田土和湖权之争，不过是江汉居民的日常生活，而更大规模的民间对抗，则发生在洪水即将到来之际。
由于堤坝和围垸保护了两岸大量耕地，洪水的到来通常会变成一场零和博弈：一侧江堤的溃决，同时会确保对岸江堤的安全，下游江堤溃决，同时会减轻上游江堤的压力。
今天仍然需要通过爆破，破垸分洪来解决水位压力
在争斗成为习惯的江汉平原，为求自保的人们常常故意盗挖对岸或邻垸堤坝，或堵塞本方河口，把洪水引向别家。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跨地域的械斗。
这种行动甚至有地方官带头。如咸丰十年（1860 年）荆江大水，北岸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悍然向南岸开炮，轰退南岸抢险人群，致南堤先溃，北岸转危为安。
1839 年后，上游的监利县民与下游的沔阳县民为是否要堵住子贝渊决口而不断械斗，一年死亡高达数千。1882 年，江陵知县吴耀斗亲自派人扒开已建好的河堤。
同样，这些冲突也伴随着无数尔虞我诈和漫长的诉讼。
最典型的是，在子贝渊冲突中，监利人用钱贿赂沔阳士绅头领范学儒，使其默许监利人偷挖堤坝。不想事情败露，范学儒只得派人将挖堤者全部淹死，结果「监沔如冰炭水火，虽亲戚亦同为仇敌」。
建国后，基层行政单位依然是地方冲突的组织者。如 1952 年一次械斗就是由钟祥镇政府组织。1979 年京山、应城民众械斗的组织者均系大队干部。
不过客观而言，1949 年后，这些冲突虽然并未消失，但其频率越来越低、规模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致命。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后，土地、湖泊、河流都被收归国有和集体。在史无前例的强大政府面前，土地秩序和救灾秩序再难陷入无政府状态。
而且，1954 年后，江汉平原的主要堤防大多保持平安，自然消除了大部分由溃堤引起的社会冲突。
1954 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是荆江大堤最后一次溃口分洪
对于农民之间的暴力，无产阶级政权也颇能容忍和调解：
1950 年，黄冈与鄂城农民为江中淤洲的归属问题而械斗。政府立即介入，反复强调「天下农民是一家」，非敌我矛盾。
1959 年，汉川、沔阳民众发生械斗，致 1 人淹死、10 人重伤、62 人轻伤。但处理此事的上级工作组开宗明义，确定此「纯属内部纠纷」，轻拿轻放。
这片盛产「九头鸟」的沃土，就这样在新中国迎来了 300 年来最好的日子。即便自家依然偶尔会被洪水淹没，江汉平原上的湖北人也不再会像过去那样，仇恨和算计自己的邻居。
湖北省博物馆出售的文创产品九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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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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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在下佩服。首先声明，本人是湖北人。但是在当下，这句话绝对不是对湖北人的褒义词。
本人认为，除了朋友们所引用的历史史料外，愚以为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楚人“不服周”，限于篇幅，这个典故就不展开讲了，大意就是当年的楚国敢对周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也敢于拼搏，这大慨是楚人最牛叉的个性宣言，令天下诸侯刮目相看。
二，湖北属楚地，历来不畏强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的陈胜吴广起义地，也曾是楚国，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楚人就是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
三，近现代，武昌起义，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更是彪炳史册的千古功勋。
四，当下，武汉的城市口号就是：追求卓越，敢为人先。
这些个性，积极因素自然勿庸置疑，但是，它却触及了保守思维，乃至成了循型守旧者对其嫉妒恨的原因。
个人感觉，在当下人们的语言环境中，称湖北人“九头鸟”含褒义的少，含贬义的多。湖北人就当湖北人好了，不需要当什么“九头鸟”，也不喜欢别人叫我去“九头鸟”！
（个人原创，如观点有偏差，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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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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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喜欢用“九头鸟”来形容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九头鸟”到底是褒义，说湖北人聪明，还是贬义，说湖北人狡猾？身为湖北人的小编今天就来写写。
九头鸟
一、 先入为主的九头虫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九头鸟”都以为是“九头虫”，毕竟《西游记》的影响力摆在那，《西游记》里描述九头虫的本相是九头鸟，手持一柄月牙铲，是碧波潭万圣龙王的上门女婿。
九头虫盗取祭赛国佛宝舍利子和孙悟空师兄弟发生了冲突。九头虫法力高强，和孙悟空大战三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孙悟空和猪八戒联手，才露败相，但即便如此，九头虫还是捉走了猪八戒，《西游记第六十三回·二僧荡怪闹龙宫，群圣除邪获宝贝》：
那怪物大显身，展翅斜飞，飕的打个转身，掠到山前，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张开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鬃，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内而去。
九头虫
九头虫的厉害之处在于他非常狡猾，在交战中给能给对方想不到的一击，这点在他和二郎神的交战中可见一斑：
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银弹，扯满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铩翅，掠到边前，要咬二郎；半腰里才伸出一个头来，被那头细犬，撺上去，汪的一口，把头血淋淋的咬将下来。那怪物负痛逃生，径投北海而去。
能从二郎神和孙悟空的手上溜走，你说九头虫狡不狡猾？许多人都认为脑袋大的人聪明，那脑袋多的怪物亦是如此。
湖北人聪明吗？当然聪明，这聪明从考试上就可以看出来，湖北人会考试是公认的，会考试是因为湖北人有应试的基因和省内数不清的名师院校，湖北南有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北有近几年冉冉升起的襄阳四中，中有华师一附中，湖北的高考难度全国能排前三。
九头鸟
二、九头鸟是楚国的图腾
楚人的祖先祝融传说是凤鸟的化身。《白虎通·五竹篇》记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便是凤。楚人自古便对凤凰神鸟怀有很崇拜的信仰，比如楚庄王曾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见楚庄王就把自己比喻成一种凤凰。但周王朝却对楚人怀有很深的偏见，认为楚地是南蛮之地，因此憎恶楚人。在中国神话《山海经》里，九头鸟又名“鬼车”，它本是有十个头的，被周公旦命令猎师射掉了一只头，剩下了九只。
九头鸟
明代杨慎《杨升庵全集》：“周公居东周，恶闻此鸟，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余九首。”
周朝时，荆楚鬼方发生叛乱，周昭王率军亲征，在凯旋时因天灾桥断，掉到汉水里淹死了，于是周朝人对楚人更加憎恨。大众对楚国人看法的改观是在战国后期，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和秦国齐名的豪强，当时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这秦、楚两国。
屈原、宋玉等人著《离骚》、《楚辞》给楚地带来了文化气息，从此楚国的气象焕然一新，其实算起来《诗经》的编纂者尹吉甫是湖北房县人，也算楚人。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楚地就已不再是蛮荒之地，它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
九头鸟
三、张居正的典故
据专家考证，真正把湖北人比喻成“九头鸟”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而且和一个名人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对官吏十分严格，他曾经挑选了九名作风强硬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并将他们下派到地方，监督官员，一经发现不法行为，从以严惩。
明朝的吏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被整治的官员们自然心生不满，并十分痛恨张居正。
千古名相张居正
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今天的荆州），心怀不满的官员们发现，张居正提拔的九位官员都是湖北人，于是借此大做文章，说张居正任人唯亲。于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顺口溜就传开了，
“九头鸟”本指的是这九位监察御史，“湖北佬”指的就是张居正，后来成为湖北人的代称。
从这个典故来看，“九头鸟”是个贬义词，是用来讽刺湖北人的狡猾、好斗的，但后来传着、传着就成了褒义词，就像“衣冠禽兽”本来是个褒义词，后来成了贬义词一样，“九头鸟”也用来形容湖北人聪明，实际上许多湖北人也以“九头鸟”而自豪，参见湖北各地随处可见的九头鸟餐厅，酒吧。
四、结语
明代刘基著《郁离子》，把九头鸟形容为“一头得食，八头争食”，讽刺其目光短浅，不顾大局，只会窝里斗，最终自食恶果。
湖北人聪明，但许多都是小聪明，比如在湖北，形容一个地方的人怎么样，都会用到一个字“奸”（奸诈），一说哪里人比哪里“奸”，许多人还会以此为荣，这是笔者在省外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
以笔者曾经大学时在沿海城市作暑假工的经历说明，南方的许多工厂都不怎么待见湖北人，甚至一些工厂直接贴出了不招湖北人告示，因为湖北人很“聪明”，但他们没有把聪明用在正道上，而是把聪明用在了怎么偷奸耍滑上，让别人多干点，自己就少干点，而这种小聪明害的是一个群体。
湖北省地图
“九头鸟”虽然指的是湖北人，但以笔者的所见所闻，说的多半是南边的湖北人，这倒不是身为北边湖北人把自己摘个干净，实际上，南面的湖北人和北面的湖北人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只是在方言上，还在生活习性上，湖北北边人受北方影响较大，性格大大咧咧，不爱计较，而南边的湖北是陆路、水运发达的九省通衢，和各个地方的人打交道，难免处事圆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综述，“九头鸟”既含贬义，又喊褒义，被人当面称呼“九头鸟”，湖北心里是不怎么舒服的，如果你想和湖北人做朋友，还是不要这样称呼的好。我是@江枫月夜，为你讲述不一样的文史内容，喜欢的朋友欢迎点个关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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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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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现在已经是中华大地乃至海外华人妇孺皆知的口头禅，这是古人对湖北人的综合评价。在普通的人际关系处理中，基本上是对湖北人的贬义，是说湖北人狡猾，奸诈，不值得信赖。
其实，要论出处，九头鸟最早源于楚地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原型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说：‘’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顾名思义，就是长着九个头的凤鸟，因而民间又称为九头凤，它正是楚人崇拜的图腾。
后来由于楚国的灭亡，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只九凤神鸟被贬为‘’鬼车‘’即‘’九头鸟‘’，再加上龙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从此九头鸟由神灵变妖魔。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个典故最先源于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是湖北人。相传明神宗时，吏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朝野动荡不安。在这个危难时刻，湖北江陵人张居正受命而出，为力挽颓势，他挑选了九个处世精明作风凌厉的人为巡按，分赴各地，通过明察暗访，惩治了一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朝野为之整萧。刚好这九个巡按居然都是湖北人，那些受到整顿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因而谩骂‘’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也是妖魔化的开始。
现代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在其著作《吾土吾民》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湖北人聪明，灵光或者狡猾的性格形成，与湖北的地理特点有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多水，水之灵动易变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湖北人，形成了湖北人的重要特性。
湖北人的生命力旺盛也是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影响的，生活在江湖边的湖北人，自古以来就要跟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特别是洪水年份，不仅全年劳作被一扫而光，而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用不死神鸟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也是恰当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九头鸟‘’、‘’湖北佬‘’也不单单是贬义了，也有赞美之词，‘’九头鸟‘’已经作为湖北的地域文化深入国人的认知，有公司名称，商标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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