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彻底捣毁江南大营，为何让曾国藩左宗棠倍感振奋？

2024-10-28 15:39:54 浏览：1

太平军彻底捣毁江南大营，为何让曾国藩左宗棠倍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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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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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庭引以为傲的资本覆灭，间接的让汉人的地方武装受到重用，同时也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这对他们两位来说是个机会。

另外当时的清军已经名存实亡，内部腐败严重，根本难以担当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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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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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3月，忠王李秀成耍了一记精彩绝伦的“调虎离山”之计，在进军浙江时率精兵七千余人奔袭省城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紧急向朝廷求援。咸丰帝唯恐失去杭州财源重镇，急召江南大营统帅和春速速发兵，救援局势危急的杭州。

总兵张玉良率一万三千人从孝陵卫赶赴杭州，李秀成收到线报，主动率军连夜撤出，抄小路返回天京，在安徽建平（今郎溪）会合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分东西两路解救天京之围的计划。

西路大军在杨辅清、黄文金的率领下从雨花台方向发动进攻，刘官芳、陈坤书从高桥门方向稳步推进。东路大军由李秀成、李侍贤兄弟统率，从句容、淳化等地猛扑江南大营，英王陈玉成也从皖北渡江来援，各路大军于4月底会合于天京外围，兵分五路向江南大营发起猛烈进攻，经过9个昼夜的激烈交战，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骁将张国梁死于丹阳，统帅和春毙命于浒墅关。

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仅仅8天后（1853年3月27日），从广西一路尾追的清将向荣便在城外孝陵卫建营筑垒，创建了江南大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江南、江北大营自创建以来便受到清廷的倚重，千方百计地供应饷银、军械等军需物资，咸丰帝把荡平长毛的希望寄托在这两座大营身上。

1856年，太平军第一次攻破江南、江北大营，随即便发生因内讧而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清廷趁机于1858年重建江南大营，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了一道深达两丈、宽三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称为“万里长濠”。显而易见，重建后的江南大营比此前更加稳固，实力大为增强，没想到，却被李秀成率太平军再度攻破，苦心经营数年的大营顷刻间灰飞烟灭。

江南大营的再次覆灭为何会让曾国藩、左宗棠倍感振奋呢？

一、正规军与杂牌军的对垒

驻守江南大营的清军是绿营兵，众所周知，清朝的正规军分为两种类型，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清朝皇室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悍，武器装备精良，但人数较少，大多驻扎在京师附近以及全国各主要城市。绿营兵是清朝收编投降的明军和汉人组建的武装力量，以绿旗为标志，因而被称为绿营。绿营兵和八旗兵做为朝廷正规军，军饷和装备统一由朝廷划拨，也被称为经制之师。

曾国藩组建的湘勇是民兵组织，本来只在湖南境内干些捉拿乱党、剿灭土匪的杂活。湘勇是地方政府组建的临时性武装，饷银、装备由地方供应，朝廷没有专项经费。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就是：八旗、绿营是亲娘生的，湘勇、淮军是后娘养的。

绿营官兵的腐化堕落给民兵组织湘勇创造了绝佳机会，在太平军西征进入湖南期间，湘军悍将塔齐布在湘潭大败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取得十战十捷的辉煌战果。这一战不仅挽救了因靖港兵败而跳江自杀的曾国藩，更重要的是重挫了太平军的锋芒，使朝廷看到了战胜长毛的另一股力量。

此后，曾国藩率湘勇克岳州，复武昌，收回了湖南、湖北的大片领土，但在咸丰帝心中始终没有把荡平长毛的希望寄托在湘勇身上。直到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捣毁，湘勇才成为朝廷赖以剿灭长毛的主要力量。

二、曾国藩内心的怨愤

曾国藩是咸丰帝委任的湖南团练帮办大臣，是湘勇的创建者和最高统帅，然而曾国藩弃笔从戎后的仕途之路却远不如在朝为官之时。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后创造了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惊人速度，然而自创建湘勇后可谓是裹足不前，一直挂着有名无实的兵部侍郎衔，就连一个能给湘军提供军需给养的实权巡抚都没捞着。为此，曾国藩心里始终窝着一团火，在江西战事失利的情况下和巡抚陈启迈、文俊都闹得非常不愉快。

江南大营被摧毁后，两江总督何桂清临阵脱逃，奔赴上海。咸丰帝震怒，下旨撤职拿问，两江总督的位置就此空了出来。不久后，曾国藩便接到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上谕。尽管是一份“迟来的爱”，却依然令曾国藩大为感动，两江总督位高权重，官居一品，让曾国藩任江督，实际上说明朝廷已经对绿营失去了信心，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湘勇的身上。作为湘勇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朝廷对他的倚重也必然日趋加深。

果不其然，攻克安庆后，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这是清朝授予汉族官员权力到达巅峰的特殊荣耀。

三、左宗棠的绝佳机遇

江南大营被毁之时，“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正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在曾国藩麾下帮办军务。左宗棠才高八斗，心高气傲，乡试中举尚在曾国藩前而，却没料到会试屡屡受挫，最终成为深受巡抚骆秉章倚重的幕友，湖南官场上著名的“左都御史”。

据说，骆秉章听闻抚署辕门前传来炮声，问身边的随从出了何事，随从回答是左师爷在拜发军报，骆秉章听后徐徐说道：“去，把军报折子取来。”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按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湖南官场戏称左师爷为“左都御史”，是说他的权力比巡抚还要大。

左宗棠与永州镇总兵樊燮因言语交恶，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弹劾左为劣幕，咸丰帝下旨彻查，幸亏湖北巡抚胡林翼、同乡郭嵩焘设法搭救，托内阁学士潘祖荫上书辩白，留下了著名的“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之名句。

不甘久居人下的左宗棠一直想招募兵勇，另立一军，江南大营二次崩溃给他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左宗棠回到湖南，募集5000湖湘子弟，创建“楚军”，开赴安徽、江西，与太平军交战，立下赫赫战功，升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

老子曰“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凡事都有利有弊，福祸相依，对于清廷来说，江南大营的毁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朝廷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可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来说，正是由于江南大营的毁灭，才促使他们走上了晚清政治舞台，成为朝廷倚重的社稷干城，国之柱石。因而，当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捣毁的消息传来之时，他们最初的痛心之余，代之而起的却是倍感振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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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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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说法是有一点问题的：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当时“倍感振奋”的只有曾国藩，左宗棠彼时正是人生低谷，以四品卿衔在曾国藩幕府中打杂，还轮不到他去“振奋”这么一把。

曾有业余爱好者断言，江南大营是旗人当家，清廷囿于满汉偏见扶植江南大营，排斥曾国藩，这实际上是很不确切的：江南大营的第一任统帅向荣并非如某些人所理解的是旗人，他原籍四川大宁，寄籍甘肃固原，是不折不扣的汉将；继任的和春虽是满洲正黄旗人，太平军兴后他的军旅生涯却是从绿营起家，历任湖南提标中军参将、永绥协福将、绥靖镇总兵、江南提督，向荣死后循资历成为继任统帅，在咸丰八年兼管原江北大营各部前，江南大营辖内旗兵成分是很少的。

而在江南大营被二次攻破前，与曾国藩不睦的也并非仅仅是旗籍大员：固然，他在湖北和荆州将军官文不睦，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也算不上和睦，但最早和他发生冲突的却是湖南提督鲍起豹，是如假包换的汉人（安徽六安州人，直接和鲍起豹冲突的湘军将领塔齐布反倒是湘军中屈指可数的旗人），此后他在江西和巡抚陈启迈关系恶劣，陈是湖南武陵人，他费尽心力赶走陈启迈，换来的沈葆祯和他私交原本不错，但两人在公事上仍然龃龉不断——沈葆祯福建侯官（福州）人，还是林则徐的女婿。此外，他和安徽巡抚袁甲三也不和，袁甲三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叔祖父，当然同样是汉人。

很显然，清廷和曾国藩之争并非满汉之争，而是“体制之争”：清廷希望恪守“方面大员不掌兵、掌兵者不当方面大员”的“祖制”，所谓“不掌兵”不是总督、巡抚不能带兵打仗，而是朝廷跨省调动、组建用于野战和围剿的主力兵团，只能由带钦差大臣但不带战地督抚职务的大员统帅，以免他们既管军、又管民，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就是遵循这样的体制建立的：江北大营自琦善至德兴阿，历任统帅几乎都是旗人，所属军队、将领则旗汉兼用；江南大营两人主帅一汉一旗，所属将领、军队则以汉人为主，但不论琦善、和春、向荣、德兴阿，他们都不能被任命为江南各省的总督、巡抚（有被任命为这些地方将军、提督等武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支由清廷从中央委派大员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他们的后勤可以仰赖厘金和地方调拨，但总成仍然是朝廷，和战地各级封疆大吏、地方官没有直接关系。

而湘军最初也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野战军（虽然它的组成是勇营而不是八旗、绿营），其统帅和各级“将帅”有朝廷授予的各种官职（文职多是虚衔），而最高统帅曾国藩则以在籍侍郎、钦差大臣的名义领导全军，其后勤、与地方政府关系一如两大营。

但从一开始曾国藩就不满意这种体制，他希望踢走清方各级行政地方官，用湘军系统的各级将帅取而代之，甚至希望“虚化”清朝的八旗、绿营经制军，用勇营或勇营化的经制军取而代之，在他看来，如此则军政后勤可以在战区融为一体，从而极大提高战争效率和战斗力。

然而对清廷而言，这样一来清廷世代相沿的、对防范地方割据和军阀势力崛起行之有效的一套就完全破产，因此他们一方面在湘军的战区千方百计挑唆地方督抚提镇和湘军龃龉掣肘，另一方面始终吝于授予湘军将帅文职封疆大吏，胡林翼因为和官文的密切关系，算是较早捞到一个湖北巡抚，而曾国藩兄弟在湖南、江西、安徽都只能是“客兵”，奥妙就在于此，

清廷重视江南大营并非因为它是旗人指挥的，而是因为它是符合“祖制”的野战军体系，只要江南大营能收“克复金陵，破穴擒渠之功”，清廷就无需满足曾国藩的胃口，让这个一心颠覆“祖制”的野战军统帅身兼军政两方面大权，从而对清朝延续两百多年行之有效的“居中驭外”、绝对避免地方割据和军阀坐大的体系构成挑战和冲击。

结果江南大营垮了，太平军以势不可挡之势直下苏常，而清廷所剩的最后几支有战斗力经制兵，却不得不北调京畿，去防范英法联军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在应对“发逆”方面只能指望“洋鬼子”或曾国藩这些尾大不掉的军阀，且不说此时尚与清处于战争状态的“洋鬼子”在江南战场只愿助守上海周围（因为那是他们利益所在），不愿参与对太平军领土的攻势行动，即便愿意清廷也是不干的——和经制兵比，湘军是“外人”，但和“洋鬼子”比他们就算是自己人了。

依靠倒了，能替代的只有湘军，接下来清廷只能满足曾国藩等人胃口，让他们既当“大帅”又兼任战区的封疆大吏，想到这点别说曾国藩，换谁都得乐得半夜醒过来几次——接下来清廷果然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此后其弟曾国荃也当上浙江巡抚，而当时还是他幕僚、只挂着虚衔的左宗棠（四品京堂）和李鸿章（署福建延建邵粮储道），后来也找到机会成为闽浙总督和江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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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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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因为他们感到属于他们的时代要到来了！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江南大营。江南大营是指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清王朝为防止太平军向南发展，屠戮富庶的苏杭赋税重地而在天京南面设置的重兵阻拦集团。

清朝当时的国家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因人数较少，只能驻扎在各地，所以江南大营的主力基本是绿营军，这是是清王朝得以依仗的军队。曾国藩左宗棠创办的“湘军”，“楚军”属于地方团练，当时属于民兵，虽然同太平军英勇作战，并屡立战功，但并不受清王朝重视，甚至可以说是饱受猜忌。1854年10月曾国藩率部攻克武昌，朝廷因功赏其湖北巡抚一职，但随即又予以取消，令曾氏很长时间都愤愤不平。曾国藩在长沙组建团练之初，更是因为军费，待遇的问题同长沙城内驻扎的绿营军队发生摩擦乃至发生械斗。曾国藩当时虽然痛恨绿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但也只能委屈求全，将湘军开出长沙城外躲避。

1860年太平军二次击破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战败自杀，对抗太平军的绿营主力基本灰飞烟灭，太平军迅速向南发展，攻占大量东南富庶之地。纵观当时围剿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只剩下的曾国藩的湘军能堪大任。咸丰皇帝只好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于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之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做幕僚时更是赢得了，“朝廷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更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美名。这样朝廷就不得不对曾，左二人加以重用。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不久曾国藩就顶替，因弃城而逃被咸丰帝革职查办的何桂清，出任两江总督一职，并加赏兵部尚书衔，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左宗棠也被授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

太平天国时期的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天下第一。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他的下属处有三省巡抚外，又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江宁苏州二织造，盐政使，提督学政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数十大吏。即是清王朝的财富重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区。有此雄厚的财力，人力支持，再加上曾、左二人又是有思想抱负，做大事之人，从此就在晚清历史上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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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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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

得知此信，湘系领袖均倍感振奋。左宗棠甚至直言不讳：“天意其有转机乎？”

曾国藩、左宗棠如此兴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当受气小媳妇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被压制的湘军

1854年，湘军攻陷武昌。咸丰大喜过望：“没想到曾国藩这个书生竟然能建如此奇功。”

祁隽藻提醒到：“曾国藩一个在籍侍郎，居然能一呼而起，从者万人，恐怕不是国家之福。”

咸丰沉默了。

如此，原本要给曾国藩的湖北巡抚也不给了。曾国藩“不获大行者七、八年”。

咸丰的顾虑，是历代统治者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