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汪曾祺？
如何评价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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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近年来被捧得过高，似乎要高过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了。那肯定是虚高了。
汪先生的名篇《受戒》《大淖纪事》等，都写水上人家的生活，纯真、灵动，写出了风情和人性。他的一系列散文，因涉及美食、烟酒、喝茶和闲花散草，被认为诗意地写出了烟火气。这些评述都还客观。
但也仅此而已。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过誉了。士大夫以国事为重不计名利，汪先生做到了为人散淡不计名利，但在家国情怀方面，留白太多。
汪先生写作风格是散文化的，除《受戒》《大淖纪事》外，《黄油烙饼》能把人看哭；《异秉》跟说相声一样，结尾才抖开包袱，出其不意，令人叫绝。《异秉》算是汪先生作品中比较有深度的了。
实在不是大师，只是个有才情、有真性、有雅趣、文字功夫精湛的文人而已。别把先生架在火上烤，那样的话他喝酒就不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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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朱自清，赖上沈从文，1个汪曾祺，赛过1000个段子手
汪曾祺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汪曾祺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这话就是汪曾祺发明的。
在近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不仅因为文章写得极好，还因为先生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梁文道说：“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
沈从文说：“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江苏北部有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这是一个水乡，在长日流水的运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此。
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终活波泼地流淌着清澈、通透、有趣与涵养。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岁没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1925年，5岁便入了幼稚园学习。在那里，汪曾祺遇到了一位亦师亦母、终身难忘的人：王文英老师。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人儿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这个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教唱歌、跳舞都是她。
56年以后，汪曾祺回到故乡，去看望怀念一生的王老师。
“我今老矣，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虽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惬意得很。
在孙辈里，祖父比较偏爱汪曾祺，亲自教他习字，教他读《论语》，每临寒暑，还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汪曾祺从小显露出的才气，让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岁。
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个极有趣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时汪曾祺爱唱戏，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他唱；
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时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的才学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时，就挂起了一盏温润的灯。
1926年秋，汪曾祺到县立第五小学读书，从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
汪曾祺每次放学回家，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
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
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
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
瞧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
看灯笼铺糊灯笼……
这些店铺和手艺人让汪曾祺深受感动，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记忆。
“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由于文学对汪曾祺影响很深，上小学后不久就显出偏科现象，对语文越来越喜欢，对算术却顺其自然地放松了。
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语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
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
不过在“五小”，汪曾祺是风光的，他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这“三好”使他在全校才名大响。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高北溟教国文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
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
读到高二年级，日本占领江南，江北危急。
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打乱，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
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半个世纪后，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座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父亲那时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惊讶于：“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汪曾祺和沈从文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
一到昆明，便住进了医院，那是他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一次。
高烧超过40度，护士注射了强心针，汪曾祺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经过治疗，汪曾祺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便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交完卷，一点把握没有。
但汪曾祺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可直到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正式拜见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开的课全都选了，包括选修课。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满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还处处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沈从文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汪曾祺都会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沈从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沈从文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师，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老师一言不发，出去给汪学生买了好几个大橘子。
沈从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然而这位沈老师的得意门生，却是个非典型性学渣：
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上课很少记笔记，并且时常缺课。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对于不感兴趣的课，更是素来不去。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时常缺课。
后中文系主任想让朱自清收汪曾祺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
“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汪曾祺启发很大。
汪曾祺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
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战乱时，因邮路中断，汪曾祺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日子过得滋润极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
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都吃过。
大二那年，汪曾祺失恋了，两天两夜不起床。好友朱德熙吓坏，挟一本厚厚字典火速赶往46号宿舍。
“起来，吃早饭去！”
于是两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全好了。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里当教师。
那时汪曾祺与同在任教的施松卿相识，一爱便是一生。
施松卿生得眉清目秀，老爱生病，联大同学叫她“林黛玉”。
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
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马散步的那一幕：
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1946年初秋，汪曾祺从昆明远途跋涉到上海。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
沈从文回信骂他，然而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民办中学教了两年书，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去往北平。
在此期间，汪曾祺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结为《邂逅集》。
汪曾祺到北平后才发现，在那里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
他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平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陈列室在午门城楼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无几。职员住在馆里的只有汪曾祺一人，他住的那间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屋子。
为了防火，当时故宫范围内都不装电灯，汪曾祺就到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
晚上灯下读书，不知身在何世。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间里，独具慧眼的老舍先生时任北京文联主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最初无人过问，被搁置一边，许久之后被王昆仑偶然发现，推荐演出后效果甚好，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
1945年，汪曾祺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写《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从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也辍笔不写了。
后来下放后，因为他画的好，安排让他画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掐一把马铃薯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描画。
还赋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马铃薯花落后，就画成熟的薯块，生活单调而漫长，他却自个儿找乐子：
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无论生活如何，他骨子里的情趣与雅度却一直都在，对生活，永远怀着天真的热爱。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
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汪曾祺长时间没有书房，得在小女儿的屋子里写作。
女儿汪朝下了班在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儿女们和他开玩笑：“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一开始，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家长期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家一直挂着幅高尔基的木刻，有天汪曾祺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嗜吃的名气，正是因为他写了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早已吃遍了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
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后更是个可爱的“老顽童”，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
只因别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
他就咧嘴哈哈笑。
不仅爱吃，汪曾祺也喜欢做美食。
汪老女儿朋友来，汪老亲下厨房，忙活半天，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
水嫩嫩的小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蘸上蜂蜜，插上牙签。然而客人一个没吃。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
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
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话音刚落。
老爷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窃笑起来。
谈起父亲，女儿笑着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给自己争地位：“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人人皆知汪曾祺爱吃，可他谈起吃来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百看不厌。
家乡的双黄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湖南的腊肉，江南的马兰头，朔方的手把肉，昆明的牛肝菌、汽锅鸡……
因为他吃遍天下，又长于观察，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被他描写得格外细腻。
有人说他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是厨师里最会写的”。
有读者开玩笑说：“饿得时候根本不敢读，跟舌尖上的中国一样。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却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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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最善于以随笔风格写世态民俗的小说作家，应该当数汪曾祺了。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26年读小学，1933年入中学，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发表《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等作品。在这一时期，他得到时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的悉心指导。1943年大学毕业后，做过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9年于北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1950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任《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艺》《说说唱唱》编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并于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的改编。1979年，重新开始小说创作，80年代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写出许多描写江南风土人情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1997年在北京病逝。
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散文集《蒲桥集》《孤蒲深处》《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和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另辑有《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其中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6年获北京市戏曲汇演剧本奖，短篇小说《受戒》获1980年北京文学奖，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1981年北京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获 《芙蓉》文学奖，等等。
汪曾祺的小说受沈从文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认为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他善于以散文的笔法、随笔的风格，描写富有情趣的世态人情和地方风俗。他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分。他的作品还表现出一种抒情气质。由于有了大量的非情节因素的涌入，因而创作主体的抒情就具有了烘托和解释主题的作用。再加上作者多是在回忆中对故乡的人和事进行审美的观照，因而作品又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诗意。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都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和对浪漫生活的渴望，表现出或雅或俗的艺术爱好，如《大淖记事》中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故里三陈》中的瓦匠们会踩高跷，《皮凤三楦房子》中的修鞋匠也养了几盆悬崖菊。他的小说故事性较弱，基本上消除了小说的“戏剧化”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般的自然形态。像《受戒》《大淖记事》《安乐居》《小芳》等小说，故事都非常简单，情节的发展也显得松散随意，但读起来让人轻松愉悦，极富自然美的享受。
汪曾祺不吝惜笔墨的描写风俗，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大淖记事》就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并把这风俗描写与赞美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结合起来。巧云和十子等人物的命运、爱情和秀美的天性，与大淖的风俗互相渗透、水乳交融，呈现出“风俗即人”的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也是来自真实的民间生活，清新自然而又意韵悠然。不论是浅白的通俗俚语、文雅纯正的书面语，还是严肃古朴的文言，都运用得恰如其分而又得心应手，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等修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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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汪曾祺首发"人走茶凉"一语，但其后情形却非如此，他美食与美文齐名后世。
看过一期节目，说汪曾祺擅烹美食，一道极普通的食材，在他手中变成名人念念不忘的美食，叫"油焖大葱”。
其文中即便家乡的野菜，荠菜蒌蒿等，也有若干清新雅致的吃法，也往往叫人觉馋。
其文也如烹小鲜，不求宏大繁杂，但品独特滋味。学者杨早说，汪曾祺是不可替代的。这并不是说由他主笔的《沙家浜》，在当年形成样板戏的热潮。
1946年，从南联大毕业的高邮人汪曾祺已经26岁了，从昆明到上海就业不顺，曾经绝望到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想自杀，被大骂一通道:"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从小说到散文，他的笔下人文精神的美和乡土的美交融在一起，是永恒的美，也是他独特的之处。
正如孙犁的小说有白洋淀的气息，李劼人的小说吹扬着成都平原的风，老舍的小说带着京味，都是作家最好的作品。
汪曾祺写高邮，浸润着小城的独有氛围。比如这一段广为人称道:
枸杞头着雨水与，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不从不用称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
他自认"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高级吃货")，初读没有门槛，感觉文字有一种说不清的美，很难摹仿，在于里面夹杂主观的情绪，渲染着气氛成人物的活力和血肉。
《岁寒三友》里王瘦吾的货品，店主的命运从货物的排列就看出，《异秉》中王二的熏烧摊，也描写摊主的性格。"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过后不思量……"《沙家浜》经典唱词也是如此。
躲在潮流外的写作汪曾祺，没有批判和消解现实世界，不喜欢引人注目被研究。同老师沈从文一样，自知处于边缘，唯愿"我希望我悄悄地写，你们悄悄地读”。
或许真的只有这样，才能品茗般读其文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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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民国时的“神仙眷侣”，人们总是第一个想到钱钟书与杨绛，或沈从文与张兆和，甚少会有人提及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一生爱吃爱玩爱闲逛，是文学界的老顽童。
他与夫人施松卿之间的爱情，就如同春日枝头上“月亮做的”梨花瓣，单纯美好，却真挚动人。
一个是“不正经”的民国才子，一个是最深情的纤弱佳人，他们在动荡乱世里相识相爱，风雨同行相濡以沫四十余载，宛如一对真正的“神仙眷侣”。
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缘分始于西南联合大学。
他们是1939年同时入校的同学，一个是中文系的“坏学生”，一个是外语系的“林黛玉”，彼此是未见其面先闻其名。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他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喜欢的课便去听，不喜欢的课便躲在宿舍和图书馆逃课，不及格、留级、无学位，他通通不在乎，颇有“自在神仙”的劲头。
但他又确实是个才子，连沈从文先生都曾夸赞他“文章写得比我好”。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的文章，那些文字鲜活生动，满溢着寻常烟火气，吸引了一大批的读者，这其中就包括施松卿。
施松卿祖籍福建长乐，与冰心先生是同乡，少女时的她是个以频繁换专业和“病美人”而闻名的女学生。
1939年她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是读了物理系，与杨振宁是同学，但后来由于染上了肺结核病耽误了课程，她便先后改学了生物和外语。
她淡眉细目、腰身纤细，又因为常年患病，总是给人一种“弱柳扶风”的楚楚动人之相，一颦一笑颇有几分“林黛玉”的气质，令人一望便忍不住心生爱怜。
她非常喜爱文学，自从在报纸上读了汪曾祺的文章，她便在心底对这个可爱又随性的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时候爱情之火早在相遇之前便已种下，只待那一场美丽的邂逅，便可成就这一生一世的守候。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汪曾祺与施松卿这两个相互闻名却一直未曾结识的人，在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双双走入了昆明建设中学执教，成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
年少春衫，结伴同行，星河远阔，人间烟火。
在相识的最初，两个人都惊喜于彼此的默契与理解，寥寥几句便起了知音难觅、相见恨晚之意。
施松卿毫不掩饰自己对汪曾祺的仰慕，她说她曾在报纸上读过他很多的文章，觉得他的文字清远悠长、鲜活生动，非一朝一夕的功底。
当许多年后，他们的女儿问她当初为何看上了父亲时，她亦能自豪得意地说，“因为他很有才华！”
而被心上人称赞的汪曾祺，亦很懂得珍视施松卿的可爱与真性情。
她喜欢吃当地的胡萝卜，每次出去散步都会向农民买上一大把，他最喜欢看她一边浅笑一边啃胡萝卜的模样，他夸她说，“吃了胡萝卜，你变得更美了”。
街上有跑丢的军马，被他们惊喜的捡回来精心的养着，从此以后，人们常常能够看见瘦弱娇怯的施松卿牵着一只高头大马在街上走来走去，真真是年少轻狂、裘马风流的好时光。
他抑制不住爱情的火焰，喜滋滋地将她写进小说里。他写到自己牙疼，施松卿便眼泪汪汪的请求他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写到，
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热恋中的汪曾祺与施松卿彼此都觉得，自己找到了毕生挚爱的灵魂伴侣。
而灵魂伴侣最美好的模样大概就是我以爱你为一生骄傲，而你以懂我为终身自豪。
一个是恣意有趣的才子，一个是可爱痴情的佳人，就这样在星火燎原的岁月里，走进了婚姻。
没有婚礼没有钻戒，他们只是拍了一张最朴素的结婚照，照片里，汪曾祺穿着绿军装，施松卿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像极了一对璧人。
神仙眷侣，柴米夫妻。他们定居在北平，关起门来过去了最寻常却也最火热的小日子。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赌书泼茶、红袖添香，在静好安宁的好时光里，她为他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儿女。
然而，厄运有一天轰然降临在他们身上。
动荡岁月，汪曾祺三起三落，几遭流放，在长达十几年的时光里，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分隔两地，各自艰难。
可世事虽无常，奈何情却比金坚。
看似瘦弱多病的施松卿，陡然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世人眼中的“林黛玉”，在漫长孤独的时光里，以瘦削的肩膀挺起一个家，承担起照顾三个儿女的重任。纵是世事风雨狂妄摧残，她自始至终都未曾想过离他而去。
因为爱就是甘愿付出，爱就是为你，倾其所有。
在他不自由时，她满城的为他买最好的毛笔，教孩子们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信；他在被禁闭时，她偷偷给他买酒喝，解他的酒瘾；在他写不出文章时，她故意笑他“下不出蛋”，然后又贴心的鼓励他。
因为有她的鼓励与温情，被人们誉为“烟火神仙”的汪曾祺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在他眼里，即便身处厄运，那些花鸟鱼虫、一日三餐、高山流水、寻常亲朋，亦都是可亲可爱的。
施松卿一生都是懂他的，因为她的懂，苦难就像淡淡的流云，不曾在汪曾祺的天空留下任何痕迹。
千万不要小看女人与你同甘共苦的决心，也不要轻视女人独立于世的能力，当苦难来临不得不面对时，再弱小的女人，都可以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
汪曾祺的一生都是闲散自在的，他有文人的风骨，亦有寻常百姓的秉性。在他的笔下，人间草木皆有情，万物万事都可亲可爱。
这份对人世的豁达，是天性始然，更来自于婚姻与爱情对他的滋养。
如果没有施松卿的包容、理解与爱惜，中国文学界就不会有一个如老顽童般爱吃爱玩爱闲逛的文学巨子；
如果没有汪曾祺，施松卿的人生亦不会如同旷野里的花朵，即便经风雨，却有股自然的芬芳。
他们纯粹绵延的爱情，雀跃在每一个露水盈盈的早晨，闪映在每一个灯火可亲的夜晚，他们关起门来过着低调寻常的日子，真正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个人”。
柴米夫妻，神仙眷侣，这大概是世间爱情最美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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