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混乱不堪，为什么在教育这一块却是人才辈出？
民国时期，中国混乱不堪，为什么在教育这一块却是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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矬子里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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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思想界、教育界，不过得改成“乱世出英才”。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越是在乱世越是感觉英才辈出，越是在和平的盛世，越是感觉大家都很平庸。为什么会这样呢？机会。
因为乱世出人头地的机会多，就象在战场上，一场战斗下来很多比你优秀的指挥员都死了，你只要活下来就有可能当上指挥员。即使你没有上过军校，但经过几十场战斗的实战后，只要你肯在实战中学总结经验，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员，甚至还能成长成为出色的将军。
但要是在和平年代就不行，你只能一步一步的从基层熬，一个萝卜一个坑，上面领导只要不退休、不调走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甚至熬到退休也还是个小办事员。而乱世时淘汰的很快，行就是行，不行立马淘汰，是骡子是马经过一场战斗就知道，没有真本事的甚至连命都保不住，这就增加了人员上下流动的机率。
思想教育界也是一样，乱世时社会秩序混乱，没有政府的强制压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办什么报纸马上就可以办，所以思想十分活约，因此才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大统一的和平盛世，社会秩序井然有条，政府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强而有力，干什么事情讲什么话，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所以人们就不能想说啥说啥，想干啥事就压啥事。
春秋战国是乱世，所以才产生儒、法、道、墨、兵、纵横、阴阳等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类人才也可在各国找到施展本领的机会，这国不行那国行，今天不行明天行。可是到了汉朝以后，汉武帝“罢除百家，独尊儒术″，将思想控制的死死的，只剩下儒家一家独大，后世的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了，反而是越来越保守，一直发展到朱明理学。
民国的时候能上大学的人很少，大学的思想很活跃，教授们想谈论什么就谈论什么，想办报就办报。而北洋政府本来就不是统一的政府，各派争斗不休，国内战争不断，压根没有心思去管教育上的事，否则五四运动爆发不了。所以那时候的教授、学者或热心于政治，或钻心于学问研究，成名的机会都很多。
而现在的教育也不差，也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你压根没有机会去展现你的才能，就是所谓的平台。干什么事都四平八稳、按步就班，你想出人头地很难，连个教授都评不上，更别想当什么大师。正所谓“千里马长有，而伯乐不长有”，即使有伯乐发现了你是千里马，还得有适合你奔腾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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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乱世出伟人，盛世出匠人，却恰好与欧洲近代双反，是东西方文化使命不同而产生的异样，中国的乱世，人民渴望能出伟人镇住国运，而欧洲的近代乱世，人民渴望能出伟大的科学家，制造先进的武器，征服众生。民国的教育人才辈出，实际功劳不是民国的乱世能出所谓思想解放，而是大清的洋务运动催化了大批当时的有志青年大办教育及远赴重洋到先进国家求学的延伸结果，思想科学种子下播到出结果，要三四十年才出成果是正常的，将民国的文学繁荣归功于乱世，显然是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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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提问：
人类教育遵循：翻耕过的土地更容易长出好苗。
生命，被赋予了繁殖能力+生长周期+小部分损伤自愈功能的自然物质组合形态。植物从自然物质中吸纳可溶于水的微矿物质结合光合作用生产生命养料、动物捕获躯体可以够到的植物或其它动物为食、微生物以植物或动物为寄生宿主......一切生命个体都只能依托既有自然生存环境获取生命给养。
人类，自然生命体系中智商最高的社群性、胎生哺乳动物，也是自然生命体系中生长发育最慢&可塑性最强的动物族群。通过大规模分工协作改造自然物质组合形态，加工形成辅助人类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辅助用具；通过总结汇集形成了体系复杂的抽象社会文明成果，使人类群体社会生存经验实现了跨时空、跨种族传承；通过驯化播种植物+驯服圈养动物改善自我食物补给结构，使人类结束了原始丛林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自然生存状态。因此，人类也懂得了一个基本农业耕种常识——翻耕过的土地更容易长出好苗。
翻耕，使用犁等农具将土垡铲起、松碎并翻转的一种土壤耕作方法，通称耕地、耕田或犁地。在世界农业中的应用历史悠久，应用范围广泛。中国约在2000多年前就已开始使用带犁壁的犁翻耕土地。翻耕是指把土地进行铲起、打散、疏通等把土地变得平整松散，是农民耕种最初步的一个过程，翻耕可以让种子在土壤中得到呼吸和容易生长，翻耕也是中国南北方惯用了几千年的耕种方法，也是南北方唯一统一的耕种方法。
毛主席语录讲：“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翻耕土地就是打破土地较早前的凝结形式，把土壤原有组合方式打散&弄蓬松、尽可能剪除掉土壤中原有的植物根系结构，如此便有利于新播种的植物种子生根发芽。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老子、孔子、墨子等陆续“成家”，之后秦汉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汉末动乱，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孔融等陆续登场，之后隋唐开科取士初兴；至清末革新思潮风起云涌，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鲁迅、胡适、茅盾、郭沫若等名家为中华儿女的前途命运“大声疾呼”，之后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略翻阅中华民族5000多年不间断文明历史，我们的确很容易发掘一个重大历史规律——乱世出英雄+英才。
翻耕过后的土地上，耕种植物生命生机勃发；原始丛林中，大树遮天蔽日。同样，人类社会发展亦然如此，乱世之中人们都在努力思索、寻找治世的新道路，大乱之后各项社会事业都能“百废待兴”。当然，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必然少不了思想宽松情况下培育出来的治世人才。所以，人类教育遵循：翻耕过的土地更容易长出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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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社会大动乱的“思想喷发时期”。
梁启超先生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在每一个动乱期，都会是文化的爆发期，如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希腊时期、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甚至意识对抗激烈的冷战时期。
不是说“乱世”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而是“乱世”时，各种创新的、保守的、探索的、捍卫的思想都得以充分表达，并且在社会实践中验证正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中华民国时期虽不长，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全世界的力量都在一偶里竞逐，因此形成了“大师辈出”的现象。
其次，是世界文明的交融时期。
詹天佑先生
可以说“民国大师的诞生量”高于人类任何一个时期与地域，这是因为除了时间纵轴上的新旧社会转型，还有世界最大的东西文化冲突与交融。
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却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特殊的时代。“中华民国”其实只是一个时间与空间背景，换句话，不是“民国”的骄傲，因为无论那个时代叫“什么国”，都会烙上“大师辈出”。
第三，是时间的巧合
自鸦片战争列强的炮火引发民族的救亡图存，经历了自然的抗击、本能的应变到甲午战败后寻找新思想新出路，全球学习的志士们归来时，正好处于民国时期。
而二战更促成了我们与西方文明最杰出代表美国与苏联的平等的无障得的交流，因而，更强化了“大师辈出”的现象。
估计很多友友还局现了“大师”的范畴，自然地只想到文化与科学艺术领域，其实，还要包括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大师、慈善家、教育家等，才足以表达那个精英辈出的盛景。
第四，是新中国很快建立起来
回顾人类史上的各个“动乱”而“人才爆发”时期，一个共同特征是：社会归治后，很多大家与学说及其没湮没更多。原因是，漫长的“归治”时期，很多思想因为“决出了胜负优劣”而出现了淘汰。
但新中国的快速建立，便没有经历这样的淘汰过程，因而被最大化的保存了下来，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下，都得到适度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就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民国时代大师辈出”的灿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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