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党争之害会在宋朝出现，而之前只有权臣之害，是否与科举制度导致的中央集权有关？
为何党争之害会在宋朝出现，而之前只有权臣之害，是否与科举制度导致的中央集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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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前，过去得以牵制、制衡皇权的因素，不论是社会性的或制度性的，都大幅削减。
社会性的是中介集团，如世族门第和寺庙的势力萎缩，制度性指示的是没有了单一的宰相，原本负责劝谏皇帝的谏官所起的作用转移，谏官和纠举官员的御史功能相同了。
党争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就是皇权合法性相对低落。借由抬高士人地位，将武人相对贬抑下去，解决过去军权威胁皇权，地方威胁中央的严重问题，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和士人的合作共治基础上。
从一个方向看，不同的政党要争取皇帝的支持。
但换另一个方向看，我们也要看到皇帝也需要抓住某个政党，才能行使统治权。
皇帝没有高高在上俯视士人争执，做一个仲裁者、统合者的角色，在政权行使上他和士人紧紧连在一起，他是党争中的重要部分，于是就让党争愈发严重，无法收拾了。
例如，唐朝党争牛李分党分派的原则是“身份重于意见”，牛党和李党成员身份背景很不一样，但彼此政见立场没有很明显的差别。党争过程中不太会看到有人因为信念的改变，而从这个党跳到那个党去。两党的属性很难改变，因为身份无法改变。
然而，宋朝的党争是倒过来的，“意见重于身份”。意见之争也就没有必要争论谁属于哪个党。唐代牛党的人不太可能明天变成李党的，李党的人也不会想将牛党的人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可是北宋的党争就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然的力量将一个人限制在一个党里，也没有必然的力量控制一个政党应该包括哪些成员。高流动性也就等于是充满各种变节以及背叛可能性的环境。
宋代士人就是文人，当官的士人也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于是更进一步出现了好多合理化党争的文章，铿锵有力，一篇篇都是出自大家手笔。文章要写得最有力，就是动用了道德修辞来分辨朋党，于是党争就不可能只是争是非对错，一定要上纲到争善恶好坏——我们是善的，对方就一定是恶的；我们是好的，对方就一定是坏的。道德论述介入之后，彼此的对立当然更加严重，几乎消灭了任何妥协合作的空间，更取消了一切就事论事讨论的可能。双方一说话、一写文章就都是人身攻击，将对方指为恶人、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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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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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宋朝政治是相当开明的，朝臣们可以随便说话，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民主政治的萌芽。但是，宋朝为什么却出现了严重的党争呢？
宋朝是当大臣当得最舒服的时候，又是当得最憋屈的时候。
说宋朝大臣最舒服，因为皇帝厚待大臣，给他们发史上最高的工资。不会轻易杀他们的头，轻易脱了裤子当场打屁股，更没有文字狱诛九族之类。
说他们最憋屈，是因为那时候党争非常激烈，可以称得上是历朝历代最激烈的。大臣们很难做成一件事，很难做好一件事，整天都陷在人与人的相互争执之中。而且动不动就会被流放，一生都在外地辗转奔波。就比如苏轼，把他搞到登州，刚上任五天，又把他搞到其它地方去了。北方到边关定州当官，南方到海南发配，整个中国他都走完了。
宋朝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我们先来理一理宋朝党争的大致情况。
宋朝的党争，最早是宋真宗时期，寇准和王钦若争斗，先是宋真宗支持寇准和辽国打仗，排斥王钦若。后来澶渊之盟签订以后，王钦若又在宋真宗面前谗言陷害寇准，把寇准排斥出去。
到宋仁宗实施庆历新政的时候，党争开始变得厉害起来。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争斗。
宋仁宗先是支持范仲淹等人，可是后来，夏竦等人恶人先告状，在宋仁宗面前说，范宗淹韩琦欧阳修他们结成朋党。当时欧阳修年轻气盛，还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文章给宋仁宗，说坏人结成朋党，就会干坏事，如果是好人结成朋党，那就会把事业搞得更好。我们是好人之间结成朋党，为什么不可以呢？
宋仁宗当然不会听欧阳修说这个话，好人坏人又没有标准，谁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宋仁宗认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坏人，把他们纷纷罢免，庆历新政也因此失败。
党争在宋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掀起了惊涛骇浪。为实现变法，宋神宗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罢免出朝。就是在变法派内部，也有王安石和他的徒弟吕惠卿的党争。后来宋神宗去世以后，高太后上台，重用保守派，驱逐变法派。因为当时的年号是元祐，然后这些大臣又成了元祐党人。当然了，元祐党人内部，其实还有纷争，比如洛党和蜀党之争。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他不喜欢他祖母搞的那一套，又把他爹宋神宗搞的那一套捡起来，实施变法，于是驱逐保守派，党争又出现了一个轮回。
然后宋徽宗上台。宋徽宗先用的年号是“建中靖国” ，意思是调和各党之间的矛盾，建中嘛。但是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发现实际上调和不了，他也不想调和，于是改年号为“崇宁”，也就是崇尚熙宁变法的意思。接着，宋徽宗严厉打击元祐党人，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取消他们及后代的各种权力。
以上就是北宋党争的一个大致情况，南宋的情况也和北宋差不多。
从上面的情况梳理，我们大致能够明白，宋朝虽然允许知识分子随便说话，连欧阳修都敢发表《朋党论》，但是，这种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皇权至上。所有的建议主张，不管好还是坏，都要取决于皇帝的看法。皇帝认为对，就对。皇帝认为不对，就不对。这个皇权是不民主的，是凌驾在所有规范之上的。所以，所谓民主政治的萌芽，是假象。
皇帝如果有一个定性，那事情就可以做好。如果皇帝摇摆不定，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宋朝皇帝一样，最后自然会酿成党争。而又由于宋朝皇帝不那么凶恶，这就使得宋朝的党争比其它朝代更厉害。
题目问题说的党争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倒并不存在。相对来说，宋朝的科考是比较公正和完善的。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严禁皇室参加科考。后来宋太宗儿子参加科考成功，最后还是给他免了。二是欧阳修当考官的时候，发现一张卷子写得非常好，但他认为可能是他学生曾巩的，因此点位第二名。谁知道最后这是苏轼的卷子。这个苏轼他并不认识，于是后悔不已。
所谓党争，其实早在唐代便已出现，所谓牛李党争，只不过当代中学历史教育无此内容，所以大家都不太了解而已。
党争为什么起于唐宋？而不是三国南北朝，因为那是武人的时代，而唐宋相对而言，文官的地位明显高于武官，大家也都知道，文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尤其是文章写得不好却以文人自居的那些人，特别善于党争，至今仍战斗力惊人。
咱先说唐朝的党争，主要出现在中后期，也就是科举制度日益成熟，考试出来的大批“科举官员”成为官场新潮流，而以往那些出身于世家门第的旧式官僚则不免被视为保守派——这里说一句，实际上党争不是坏事，至少是个中性词，英国也有党争，但人家是明着来，最后便出现了议会。但唐宋明清的党争是表面很和睦或者说不让说话，暗地里却往死里斗。
牛李党争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出身不同、政见也不同，而从大政方针而言，代表保守派的李党倒是更积极，尤其是藩镇割据上，李党主战，牛派主和。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曾收复重镇维州，而牛派居然硬是把维州还给吐蕃，结果维州降唐人事被吐蕃极其残忍地处死，震惊一时。而几番争夺之后，牛党白敏中获胜，李德裕被赶到崖州忧郁而死。
再说说宋朝的党争，此时科举考试已经是主流，几乎大多数官员都来自考场。于是不同地域的考生、不同老师的学生之间，便形成了派别之争。而大规模的党争，则是北宋神宗年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出现所谓新旧党争，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为旧党，王安石、吕惠卿、章惇等为新党，最初是政见之争，随之而来的便是权力之争（假使以国会投票的胜负来定，说不定这场权力之争就会合理化，但实际上并没有，还是表面握手暗地里互相攻击那一套）。
于是，党派之争就成了派系的明争暗斗，北宋后期，先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斗，而后是二程、苏轼的蜀洛党争，宋哲宗之后又是章惇新党上台，大举打击旧党，蔡京上台，更立元佑党人碑——简单来说，北宋的党争，确实使其元气大伤，人才凋零的结果，便是金人南下灭宋。
如此大规模的党争，在明朝中后期也出现。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但因为没有合理的权力分享制度，所以党争无法解决明朝的问题。而实际上与党争相似的，是科举制度是否能提拔出真正的治国人才？至今仍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科举本身的公正与否？背书式的教育能否提供有效的管理人才？科举背后存在的大量权力干涉，又该怎么讲？这些问题，直到清朝取消科举，依旧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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