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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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国之初,高帝刘邦分封许多同姓诸侯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晁错等人提出“削藩论”,力主削弱诸侯的权势。到了汉景帝上台后,采取激进的削藩政策,终于导致地方诸侯大叛乱,加入叛乱的共七个国家,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领军人物是吴王刘濞。在众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利用政策漏洞,开矿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生产盐,故而吴国富倾天下。当汉景帝下诏削去吴国三个郡中的豫章、会稽两郡,刘濞勃然大怒,遂联合楚、赵、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六国叛反。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吴国境内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很快,他便组建起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故而刘濞是比较得民心的。
吴国与楚国合兵后,发布告诸侯书,宣布晁错的罪状,以清君侧为名,公然与朝廷对抗。吴楚联手后,首先进攻梁国,在棘壁之战中,梁军不敌,伤亡数万人,被迫退守睢阳城。
面对七国突然其来的叛变,汉景帝措手不及。他的慌乱之中,为了平息事态,竟然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和平。一直鼓吹削藩的晁错一生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奔走,哪知最后落得个腰斩的下场。晁错之死,并没有让刘濞收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叛乱这一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刘濞不仅不投降,还打出“东帝”的旗号,与朝廷分庭抗礼。汉景帝白白牺牲了晁错,却颗粒无收,很失败。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国家有危难时,可以任命周亚夫为统帅。于是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
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东进,出发前,他对汉景帝说:“楚兵悍勇,难以争锋。请暂时放弃梁国,切断叛军粮道,如此方可克敌制胜。”然而,梁国的局势已经危若累卵,频频向朝廷告急,请求救援。周亚夫不为所动,并没有救援梁国,而是屯兵于昌邑,按兵不动。汉景帝不得不下诏给周亚夫,要求立即解梁国之围。
奉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周亚夫,拒绝执行汉景帝的命令。他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昌邑挖深沟垒高墙,坚只是派轻骑兵部队袭击吴、楚叛军的后勤补给线。周亚夫的战略开始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数众多的吴、楚联军在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困难,饥荒蔓延。
吴王刘濞忧心忡忡,为扭转困局,他转而大举进攻周亚夫驻屯的昌邑。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叛军发动强攻,均被汉军击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攻频频受阻,又面临断粮的困境,不可一世的吴军终于露出疲态,刘濞不得不下令撤退。
耐心等待之后,战机终于出现了。周亚夫判断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果断下令追击。饥寒交加的吴、楚叛军全无斗志,撤退成了一场大溃败,损失兵力超过十万人。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自杀身亡。刘濞弃军而逃,逃到东越,被当地人诱杀,首级送到长安城。
政府军能在三个月瓦解叛军,归功于周亚夫的深谋远虑。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主力;他一眼洞穿敌人弱点所在,人数虽众,补给线却太长,只要扼住其生命线,敌军可不战而溃。他截敌粮道,以逸待劳,仅仅一战便快刀斩乱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七国之乱”是关系到汉帝国命运的大会战。如果从民心向背来看,吴王刘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汉帝国刚刚经历文景之治,帝国臣民多数对朝廷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吴王刘濞统治吴国四十余年,根基很深,实行全免赋税的政策,吴国百姓也是得益匪浅,对吴王的起义是持有同情心理的。
在战争之初,叛军人多势众,优势明显,可惜的是,刘濞把一盘好好的棋给下坏了。刘濞年轻时曾跟随刘邦参加平定英布的战争,以作战勇猛而深得刘邦赏识。然而,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他的军事思想显得十分陈旧、保守。
首先,吴、楚联军进攻思路简单,就是从东向西攻掠。吴国将军吴禄伯曾劝谏说:“兵聚屯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就是说,这种进攻思路,很容易被汉军所扼制。吴禄伯指出,应该要派出一路奇兵,沿江、淮而上,取淮南国、长沙国,出奇制胜,可是这个意见被刘濞否决了。
其次,吴军以步兵为主,而朝廷军则以车骑部队为主。步兵适合在山地作战,车骑部队适合在平原作战。吴国有位将军提议,吴军应该从大战略思想出发,不要逐城争夺,应该放弃沿途的城池,急速西进,控制洛阳、敖仓,凭借山河之险,阻止汉军车骑部队出关中,这样便可以号令东部中原各诸侯。这个提议,也被刘濞轻易否决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濞麾下不乏杰出的将领,他们都提出“以奇制胜”的战略主张,不要硬打硬拼,不要打持久的攻坚战,要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刘濞偏偏选择最笨的方法,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最下攻城”,最后城没攻下来,补给又给断了,进退两难,一战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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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三点:1,叛乱不符合封建道义,所谓〝背德反义〞,即名不正言不顺。2,叛军不团结。3,叛军在用人和谋略上不及汉军。
(图:七国之乱形势)
一:叛乱〝背德反义〞,师出无名。
叛乱本身与封建道义相悖,所以导致人心不稳。几个叛王也显得底气不足。比喻吴王刘濞父子,当时将军田禄伯出奇谋想分兵循江淮而上,这恰恰是周亚夫绝吴楚粮通的路线,是可以改变战局的,但吴太子曰:
〝王以反为名,此兵难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侘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
吴太子也认为,反叛有违道义,恐分兵会导致兵士离散。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只要你反叛了,气势上就低人一等。按刘启的说法,是〝背德反义〞也。马贞也说:〝吴楚轻悍,王濞倍德〞。
汉景帝杀晃错,更加使叛军师出无名,进退不能。既然你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晃错〞,现在晃错杀了,你们该退兵吧?我们不讨论诛晃错的是是非非,在当时年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杀死一个晃错,景帝并不觉得道义有亏,但使汉室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可以测试叛王们是为诛晃错还是真谋反。之后的形势说明,刘濞反叛之心久己,杀晃错只是一个借口。他拒不见景帝的说客袁盎。刘濞的子弟德侯宗正请求刘濞跪接袁盎带来的诏书,刘濞笑而应曰:〝我己为东帝,尚何谁拜?〞狂妄地把自己放在景帝并列的位置。这样,七国就失去了一次争取天下民心和汉朝大臣支持的机会。
可见,晃错说的没错。晃错说:
〝(濞)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今削之亦反,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说得更清楚,吴王濞说: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所以,杀了晃错,试出了叛王们的真心,坐视了他们谋反之罪,中央军在道义上就站立起来。
(图:周亚夫雕像)
二:叛军不团结。
首先是各国内部不团结,国内反对声音很大。吴国的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和赵国的内使王悍都极力反对出兵,被杀。济北王刘志一开始也同意反叛,但被自己的郎中令带领一帮手下挟持,决定不再与七国合作。《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曰:
十一年,吴楚反对,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
胶西王刘卬也遭到国内强烈反弹,大臣的劝谏很有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国内部的声音:
〝诸侯之地不是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意思是我们地方远比汉地小,这样的叛乱不仅让太后忧心,也不利于将来。这样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从吴濞父子死活不同意将军田禄伯的分兵建议就可以看出来,内部不稳,怕人心离散。
除了各国内部不团结,各国之间也各有盘算,以致勾心斗角,各自为战,一盘散沙。
齐王刘将闾一开始也是答应合谋的,但后来又反悔了。于是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北王都带兵围攻齐国都城临淄,叛军的兵力立即分去大半。这几个哥们本来是兄弟,双方边打边谈,象孩子过家家,打打停停,明显半心半意,结果四国联军打了三个月,临淄也没攻下来,听说吴楚联军被击溃,几个哥们呼拉一下就散了,有的投降有的自杀,从头到尾就没认真打过。
赵王刘遂则口惠而心不至。一边同意反叛,一边又按兵不动。实则坐山观虎斗,想捡现便宜。向北则联系匈奴以自保。一直到汉军打上门来,才迫不得已应战。
吴楚两王的叛乱,应该说决心是最足的,但在遇到梁王的强大阻力后,军心动摇。一俟周亚夫切断吴楚军的粮道,叛军一触即溃,吴王率先临降逃脱,丢下楚王向越地逃窜。楚王独木难支,愤而自杀,吴楚军仅坚持了三个月。人心不团结,战斗力岂能不渣?
反观汉军,一开始也不是很团结,叛军的浩大声势让君臣都有动摇。但汉景帝措施得当,稳定了大臣和皇族,凝集了人心,促进了团结。
景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晃错,晃错当然冤,但景帝需要他这颗人头。因为当时晃错朝中政敌极多,一些是诸侯国收卖的(如袁盎曾是楚王的相),一些是政见不合,还有一些纯粹是看晃错不爽。晃错官不是最大(御史大夫),但因为是景帝的老师,景帝对他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大臣不服,都想借此机会除掉晃错。
一时间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甚至外戚中最有能力和威望的窦婴都纷纷上奏,要求处死晃错。袁盎甚至对景帝说,只要杀掉晃错,叛军自然退兵。
景帝下令杀了晃错,并满门抄斩。尽管有些残忍,但堵住了悠悠之口,让手下的大臣和将军都没了借口,重新团结在中央周围。这样,叛军就完全师出无名。斩杀晃错,也涣散了叛军的军心。
安抚了大臣后,景帝又开始安抚皇族。梁王是景帝的同母亲弟,在此次平叛中功劳极大。他坚守城池,不仅保护了京都的安全,也拖垮了吴楚联军的士气,为周亚夫从容地谋兵布阵赢得了时间。但梁王的效忠并非没有条件,天下诸侯本一家,梁王也可以随波逐流。梁王的卖力效忠,其实是景帝给他画了一个饼。某日,景帝邀梁王宴,正酒酣间,史书载曰:
…因昆弟燕欢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者:〝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
原来景帝向梁王承诺,百年之后将把皇位传给梁王,而不是自已儿子,还让太后在旁边作证。梁王岂不感动,岂不卖力?
当然后来景帝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但收拢人心的目的达到了。
景帝用杀晃错和安抚梁王,团结了群臣和皇族,三军用命,气势而虹。另一方面,叛军内部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士气低落,岂有不败之理。
(图:七国之乱时列国图谱)
三:景帝用人,优于叛军。
公元前154年,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中军攻打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赵,栾布略齐地,窦婴屯荥阳监视齐赵。
一开始,周亚夫就和景帝商议,用梁王拖住吴楚军,由他带领中军去切断吴楚粮道,亚夫曰:
〝楚兵剩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
简洁清晰的建议,抓住了实质和重点。之后周亚夫走蓝田,出武关,到达雒阳,截断叛军粮道,最终使叛军饥饿难忍,不战自溃。
周亚夫战略定力惊人,在梁王三番五次向他发出求助,甚至汉景帝下诏要求他派兵解梁王之围时,周亚夫亦不为所动。致叛军于缺粮的绝境,不得不主动去找周亚夫。但饥饿的叛军战斗力锐减,周亚夫以逸待劳,很快把吴楚军包了饺子。
景帝用周亚夫,是取胜关健,他顽强的作风,战略定力和机警周全,使叛军一步步钻进了他设置的陷井里。司马迀在《史记》中,直言周亚夫在军事上的能力,要超过历史上后名将司马穰曷。司马迁曰:
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
景帝的父亲文帝对周亚夫的用兵也极欣赏,临终时对景帝说: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尽管杀晃错有些残忍,让后世多议论。但景帝知人善任,郦寄,栾布,窦婴都极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至于叛军,尤其是吴楚联军,则为他们的愚蠢买了单。
据《史记》载,刘濞至少犯了两个影响全局的战略性错误,一次在刚出兵不久,他拒绝了将军田禄伯的建议,另一次是吴楚联军和梁王相持不下时,他又拒绝了年轻将军恒的建议。从战后看,这两个建议都相当有价值。
首先是田禄伯,据《史记》载,将军刘禄伯对吴王曰:
〝兵屯聚而西,天侘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一奇也。〞
意思是如果兵都合一块没有其他奇兵,难有效果,希望大王分五万人给我,我沿着武关一带打过去,在那里和您相会。
这事后来大家却知道,刘濞父子怀疑田将军的忠心,所以拒绝了。有意思,你不信任手下,凭什么让手下信任你?再说,即使你不放心手下,也可以让楚王分兵进攻啊。从战后的情况来复盘,周亚夫绝吴楚粮道,走的竟然也是武关路线。可见,如果吴王从其谋,战争的形势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关于吴王濞的第二个战略错误,年轻的恒将军对吴王的建议,《史记》是这样说的: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色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己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色,汉中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大致意思是吴军步兵多,汉军骑兵多,所以吴军不能留在这平坦的地方,这里不利于步兵作战,应跳过攻不下的城池,直取洛阳,占武库粮仓,据黄河天险号令诸侯。
这个计谋使我想起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以至后来周亚夫听说后,都非常后怕。但又一次被吴王拒绝,理由是恒将军太年轻,〝安知大虑乎?〞
不错,恒将军是年轻,吴王濞己经62岁了,留给他折腾的时间不多了。吴王濞的失败就在于他的保守,或者说依老卖老吧,靠经验他也没能斗过年轻的景帝,他的失败一点也不冤。
(图:汉景帝刘启画像)
结语:从有关记载的情况看,叛军的硬件条件也比不上汉军。1,叛军多临时组队的,军人很少磨合,更无作战经验。吴楚两地生活富裕,承平己久,军队战斗力不会太强。但汉军中不乏戍边的与匈奴作战的战士,战争经验,士气,磨合度都高于叛军。2,叛军中老弱不少。吴王在募兵时,以自己(62岁)和小儿子(14岁)年龄为阶线,可见军队中不乏老人和小孩。而汉军中基本都是青壮年。3,汉军骑兵多,战车亦远多于叛军。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可见,汉军的冲击力要强得多。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和硬件条件都不在叛军那边,叛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漏洞,这些漏洞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缺乏广泛的支持力量,以及军事行动上的被动局面。
同时,西汉政府虽说是仓促应战,但是能形成正确的战略和平叛方案,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楚联军必然会越来越被动。
七国之战缺少政治上的合法性
七国之乱起于汉景帝的削藩令,削藩令损害了诸侯王地方利益,是一次诸侯王国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也是对汉初分封制的一次修补术。齐国联军以此为由造反,显然在政治上犯了大忌讳,导致他们缺少支持力量。
1.以诸侯王国私利对抗中央,缺少合法性
削藩不是汉景帝一时头脑发热,早在汉文帝时期就不停有大臣提出削藩建议,其原因就是诸侯王国尾大不掉,严重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安全。天下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削藩是早晚的事,否则一定会酿成大祸,晁错在他的《削藩策》里说: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虽然朝廷对晁错的建议反对声很大,其实他们反对的是晁错个人,以及削藩的具体实施步骤,绝不是削藩的大方向。
吴楚联军其实也知道,打出造反的旗号对抗削藩,存在合法性问题,所以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无法掩盖真相,尤其晁错被杀后,这块遮羞布立刻成了甩在刘濞脸上的洗脚布。
2.刘濞与皇室的私人恩怨,让叛军缺少正义性
七国之乱的吴国和齐王系,都与皇室存在个人恩怨。
当初诛灭诸吕行动后,齐王刘襄被汉文帝摘桃子,丢了本以为十拿九稳的皇位,还被汉文帝把齐国拆得七零八碎。这件事导致刘襄、刘章兄弟郁郁而终,刘兴居起兵造反。此番七国之乱,齐王系几乎全部赤膊上阵。
吴王刘濞的太子,与当年还是太子爷的汉景帝,因为一盘棋发生争执,被汉景帝一棋盘砸死。刘濞因为这件事,将送回的儿子尸体又送回长安,给汉文帝难堪。
所以,尽管七国之乱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挟私报复的成分很清晰,让这场看着很“正义”的起兵变了味。
3.勾结匈奴,让联军堕落为出卖民族利益的罪人
为了保证起兵成功,刘濞还派人联络了匈奴,准备里应外合,共同对付中央政府。毫无疑问,这个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要遭到谴责,也暴露了刘濞等人为了私利,不惜抛弃国家和民族利益,甘做汉奸罪人的本质。
有这三条,联军从一开始性质就变了,让他们处于政治被动的局面。这就是初期看着声势浩大,但始终没有得到广泛响应的原因。
七国之乱选择的时机不恰当
但凡军事动乱想要成功,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限制,孤立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七国之乱爆发时,西汉帝国在汉文帝苦心孤诣二十余年的经营下,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不光国力恢复很快,老百姓享受到了福利,由庶系变身嫡系的汉文帝,已经得到了臣民们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历史上一直把汉文帝当做中国第一位千古明君,是有一定道理,他的勤勉,他对自己苛严的自律,他的简朴,他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几千年封建帝制下,皇帝的楷模。
汉景帝即位虽然时间较短,但是也继承了汉文帝遗志,继续为汉帝国的振兴努力。在这种全国人民精气神高涨,中央政权向心力如此强的情况下,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无疑非常不合时宜。
汉文帝中后期,贾谊等人就提出削藩策,但是汉文帝考虑到国家经济基础不行,自己的皇位并不算很稳固,他审时度势,以推恩策代替了削藩令。由此可见,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考察大势,哪怕是正确的事。
汉文帝以推恩策代替削藩策,就是大格局,而刘濞等人,只顾私利无视环境状况,失败一点不意外。
吴楚联军在军事行动上有大失误
有人说吴楚败在了周亚夫手下,这么说固然不错,不过军事行动历来就是给对方挖坑,如果自己足够明智,坚决不进陷阱,恐怕再高明的坑都白扯。刘濞就是个蠢材,轻易地跌进了周亚夫给他准备的陷阱。
在围攻梁国的过程中,有人向刘濞提出异议:与其把时间耗在坚固的睢阳城下,为何不直指战略要地长安呢?
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提出的这个方案其实一刀戳中了西汉政府的软肋。彼时,周亚夫仓促上阵,兵力不足,他只能抛出梁国做诱饵,试图拖着刘濞。假如刘濞不理会梁国,而是直扑长安,同时由济南国、淄川国、胶东国、胶西国兵力牵制住梁国和周亚夫,不让他们对前军形成追击,会是什么局面呢?
周亚夫限于兵力不足,在齐王系诸国的牵制下,肯定不能对吴楚前军全力追击。这样一来,长安防守空虚的漏洞,一下子就变成了捏在叛军手上的七寸!先不管他们能不能迅速攻占长安,就这种气势,足以引发天下震动,其他诸侯王乘机加入反叛行列亦未可知!
当年曾经追随高祖打天下的刘濞,显然不是军事家,被一粒沙子崩掉了大牙,自始至终没有跑得出梁国。
联军内部缺乏核心行动不一致
刘濞虽然是这次反叛行动的带头大哥,其实他并不是理想的核心人物,也没有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七国之乱爆发前,刘濞积极奔走,游说各诸侯王跟他一起干,虽然有一定效果,可是从结果看并不是太理想,二十几位王爷,只有七位参加了行动。
为何刘濞的号召力不够?有几个原因。
1.刘濞本就是高祖旁系,身份不正
刘濞是刘邦的二哥刘仲的儿子,不是刘邦的儿子,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号召力不够。当初,刘邦之所以选择刘濞封王,完全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儿子们太小,到自己驾崩大多没成年,迫不得已封了侄子。
旁系造直系的反,直系愿意吗?除了与刘恒一系有私怨的而外,其他王爷都不愿意跟随。我估计即便刘濞造反成功,他也会跟直系之间,还要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
2.刘濞的为人缺乏领袖的基本素质
叛乱后期,刘濞与刘戊这个最重要的支持者,在行动方案和物资分配上产生了矛盾。这就暴露了刘濞的狭隘,对他来说,通过刘戊的影响力,积极拉拢其他诸侯王,才是他该做的事。
3.刘濞的骄横与富庶很容易成为他王的嫉恨对象
吴国的富庶程度,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刘濞占了天下两大资源:一是铜矿开采,可以自由铸币;二是靠着大海,为天下供盐。
这两个先天条件,让刘濞富得流油。以他的旁系之身,得了天时,就该谨守规矩,低调做人。可是刘濞首先飘起来,不光大肆养客,私蓄兵马,这么做得罪的不光是中央政府,其他诸侯王恐怕对他也会不感冒。
从身份上看,当时恐怕只有淮南王刘安具备诸侯王领袖的条件,可惜此人空有野心,能力低下,政治上的白痴劲,直追其父。
西汉政府正确的平叛方案和执行力
当然,七国之乱三个月被平定,还跟中央政府正确的平叛方案及执行力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了一位正确的军事将领
汉景帝最英明的一件事就是选择周亚夫,做平叛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事实证明,周亚夫不愧为名将之后,他不世出的军事才能,拯救了大汉帝国。
2.周亚夫的行动方案和执行力到位
周亚夫的才华,首先体现在大局观。他对形势的判断既冷静又准确,也相当有针对性。基于汉军兵力不足,叛军来势汹汹,他制定了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不硬拼,采取拖延战术,困住对手,以观时变。
叛军虽然一时占优,但是毕竟是以七国对付全国,时间就是七国的大敌,汉军等得起,七国等不起。所以,周亚夫充分利用叛军急于求战的心理,将梁国扔给他们。叛军被梁国这块看着诱人的大肥肉,失去了正常思维,白白丧失了优势。
面对朝廷的各种压力,周亚夫始终不改变策略,坚持打消耗战。终于等到了吴楚联军的漏洞,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倘若周亚夫策略有误,选择硬拼,或者顶不住压力,被吴楚联军吃掉,那就是滔天大祸。
3.汉景帝对周亚夫坚定不移的支持
汉景帝识人,在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压力,坚决做周亚夫的后盾,将平叛大权完全交给周亚夫,而不是干预行动,这是周亚夫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平叛的保证。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靖难之役,朱允炆在择人和用人上的屡屡失误,与汉景帝真的相差太远。
4.朝廷上下表现出来的空前团结
虽然朝廷在队削藩策上的争议颇大,大臣们对晁错存在明显的排挤,和个人利益之争,但是在平叛这件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团结,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比如袁盎,他一手把晁错推向了刑场,但是在劝说刘濞失败的情况下,不顾刘濞的死亡威胁,冒死逃回汉营,表现出对叛军不屈的信念。比如窦婴,虽然不赞同削藩,但是叛乱爆发后,他立刻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推荐人才,并领兵走向平叛战场。
除了朝中大员,连民间的江湖人士,都纷纷贡献一己之力。比如季布、剧孟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七国之乱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缺乏合法性,也没有正义性,叛军内部也不断出现失误。相反,汉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平叛方略,又得到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多方原因综合,七国之乱失败,一点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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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说吴王刘濞占据优势,恐怕他本人都得笑得活过来。
事实上,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的起兵,非常危急和出乎意料,所以导致了汉廷的一阵紧张骚动,但绝不是“优势”,得出这个结论的人,纯属《史记》都看不明白。
七国之乱爆发时,吴王刘濞已经62岁,在当时绝对算是老人高寿了,还悍然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其实不是要取天下,而是被逼急眼了。
所谓不是要取天下,其实他自己的使者早就说了:
大王(胶西王刘卬)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史记·吴王濞列传》)
翻译一下,就是如果你愿意,吴王和楚王会一起出兵堵住函谷关,占据荥阳敖仓之粟,和西方关中的汉兵对峙,然后整治好休息的地方等你来。
看下地图,吴楚两军的战略目标在哪儿?在堵住函谷关,占领洛阳、荥阳。
这个目标,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反复出现:
(吴王)发使遗诸侯书曰:“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也就是说,吴王刘濞的战略目标,只达到洛阳,而不是西入长安灭亡汉朝,而且还必须“快”,慢了,连毛都摸不着了。
有人说,不信,还不兴老头儿说瞎话了?
你说得对,老头儿不但说瞎话,还有点吹牛B,因为他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摸到洛阳。
我们看下吴楚两国的疆域:
楚国3郡:
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
吴国3郡:
王三郡五十三城。
具体来说, 应为会稽郡(高帝十二年更名吴)、豫章郡、鄣郡(之后改名为丹阳郡),另加上都城广陵。
看到没,加起来6个郡,那么汉朝加上梁国这种忠于汉朝的有多少个郡呢?
除了点点的,白色的地方都是,代国看着是一块,其实包括晋阳、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总共算起来30、40个不止,所以七国造反前就说: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
也就是不足1/5,如果算人口,吴楚之外的其他五国,那倒是齐、赵人口集中的地方,而吴楚这几十个县,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也不为过。
所以,吴国的五十三城,征发封地下至十四岁(其少子年龄)、上至六十二岁(他的年龄),也就是所有能拿得动刀枪的男子全部拉出去,也才二十余万人。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计算,吴国反叛时总人口应为120万左右。
而支持汉朝的辖区总人口,保守估计也有2000万。
也就意味着,按照类似的动员比例,汉朝可以动员333万军队来收拾叛军。
吴国、楚国占优势?
用唾沫吗?
事实上,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到,吴楚军基本上是被圈在了江淮流域,根本就不足以对黄河流域的汉郡精华地带形成威胁,说吴楚军占据优势,在哪儿呢?
所谓的“大战”,其实是吴国、楚国针对另一个诸侯国梁国在展开,而周亚夫的汉军主力干脆在冷眼旁观寻找战机,梁国是被打得不要不要的,那有怎么样呢?
至于说吴王刘濞为什么要造反,其实很简单,晁错的削藩令,让他听也得死,不听也得死:
楚国被削东海郡,只剩下薛郡、彭城郡。
吴国被削会稽郡、豫章郡,只剩下鄣郡。
而且,听了以后,接着削怎么办?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
实实在在讲,儿子被汉景帝拍死的时候,吴王刘濞都忍着没造反,62岁了,快入土的时候,才要过皇帝瘾?不逼急了,何必走这条必然的不归路?
事实上,在《史记》中,晁错除了和“死对头”袁盎名列“列传第四十一”,还在《酷吏列传》里露了下脸:
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於错,错卒以被戮。
这才是西汉时人对于晁错的看法,胡搞,作死。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七国之乱始于晁错削藩,作为汉景帝上台之初依仗的大臣,削藩之举实则是为了捍卫中央王朝对于地方诸侯的控驭能力。
只是,晁错的削藩手段太过猛烈,直接激怒了各地诸侯。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听取晁错建议,开始下令削藩:
削夺吴王刘濞会稽郡、豫章郡
削夺楚王刘戊东海郡
削夺赵王常山郡
削夺刘卬六县
“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桀。”成为西汉王朝诸侯国中最大的一个隐患。削藩命令传出之后,刘濞挺身而出,联合其余八个诸侯国合力反叛。
这九个诸侯国中,大抵可谓分为两类:
吴楚联军:吴王、楚王,势力最为庞大
齐赵联军:齐王、济北王、菑川王、济南王、胶西王、胶东王、赵王,势力次之
反叛之初,齐王刘将闾、济北王刘志相继退出战乱,遂形成了齐七国之乱。
公元前154年,正月。
吴楚联军预计向西推进,齐赵联军则分兵在齐地、赵地叛乱。
吴楚联军行进之初,大将军田禄伯希望自己亲自引兵五万南下长沙,然后逼近武关,奇袭王朝腹地关中。
不料,吴太子以起兵之初驳斥了他的建议,吴楚联军遂在刘濞的带领下全力向西推进。
对于刘濞而言,他选择了一个更加稳妥的方式,先攻打两国,然后再攻打中原重镇荥阳,最终缓缓朝着函谷关推进,一步步的逼近关中。
可能刘濞都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诸侯联军的命运。
吴楚联军进入梁地之后,很快就被阻于两地,二十万的大军被困于此地。刘濞仍旧下令持续围攻两国都城睢阳,坚决不绕行西进关中。
周亚飞统领三十万大军原计划从函谷关出兵,从正面防御吴楚联军西进。他在出兵时,听取了赵涉的意见,从武关突然出兵,直接插入到吴楚联军的后翼。
屯兵淮泗口,扼守联军粮道
屯兵昌邑、下邑两据点,切断诸侯联军的退路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这项计划真正的实施,吴楚联军在拼命攻打梁国国都睢阳时,周亚夫拒不驰援,汉景帝亲自下诏,他仍旧拒不应召。
时间一长,被困于睢阳城下的吴楚联军果然开始断粮,士兵们也因为饥饿、耗战显得疲惫不堪。
此时的吴王刘濞才下令调转枪头进攻周亚夫。
可周亚夫仍旧在下邑拒不迎战,想要耗死诸侯联军。吴王刘濞急不可待,遂将主力佯装屯集于下邑东南一带,准备让主力偷偷从东南一带转移到西北一带,寻求突破口。
不料,周亚夫早就已经知道刘濞转移联军,联军抵达下邑城西北一带后,汉军突然冲杀出来,一举击退吴楚联军。
周亚夫下令全军出击,吴楚联军纷纷开始溃散,吴王刘濞仅仅带着千余人南逃丹徒,最后被诱杀。
吴楚联军溃败之后,停驻于齐赵边境的汉将郦寄、栾布也开始发动进攻。
齐地联军同样被阻于临淄城下无法行进,周亚夫派遣韩颓当驰援栾布,迅速逼退齐地四国联军,随即分兵平定齐地四国。
汉将郦寄当时已经将赵王刘遂围困在邯郸,可围攻是多月依旧岿然不动。
栾布平定齐地之后,遂引兵北上,引水灌城,邯郸城终于被攻破,赵王刘遂自杀。
七国之乱,看似强大,但西进方案上又极大的弊端。
先是齐王退出联军,齐地四国开始围攻临淄,竟然久攻不克,被阻于临淄城下。
而吴楚联军步步推进的战略,也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
周亚夫没有从函谷关出兵,而是选择从武关出兵,直接切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二十万大军的粮道被切断,所有人知道这是一场噩梦。
这也是为什么吴楚联军大兵团对冲周亚夫的汉军时,几乎一战即溃。因为他们已经长期缺粮,而且攻打睢阳城的士兵们已经极度疲惫,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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