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准确地说，武王伐纣是一起内外勾结的政治阴谋，整个过程曲折、阴暗，充满了权谋诈术，而纣王是历史上被黑得最惨的有为之君，没有之一。
1、
纣王帝辛是商王帝乙的小儿子，他最后成为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嫡子。纣王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比如微子、箕子（韩国人的祖先）等，他们由于都是庶出，没有王位继承权资格，但是他们都对纣王心存不服。
纣王继位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商王朝已经立国500多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弊端。首先是诸侯分封的国家体制让中央王朝受到严重的威胁，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那些分封诸侯们日益坐大，比如西岐的周部落。
外部的威胁是诸侯国，而商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
商朝立国后，国家体制变得高度集权，最高权力并不是在商王手中，而是在以贵族阶级为代表的神权手中。商朝是一个极度重视祭祀的宗教朝代，商朝前期必须用宗教手段来笼络、安抚诸多部落和诸侯国。
商王朝权力分为两部分：神权和王权。这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伤相杀。商王利用神权来笼络民众，凝聚民心；神权利用商王来影响政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神权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决定和决策都要进行祭祀，问政于鬼神，而鬼神的回答只能通过祭司来解答。这就是祭司可以直接影响商王的决定，左右国家的方向。
商王不是傻子，他很清楚神权对王权的影响，但是又没有办法，谁让这个游戏规则是自己制定的呢？民众相信神灵旨意远比商王命令要虔诚得多。
商朝的神权和王权就这么互相利用，互相对立的走了500多年，到了纣王继位后，他不干了。纣王要打破神权对王权的影响力，要压缩神权对王权的掣肘。
2、
纣王在社会改革中，有几样重要的策略具有划时代的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奴隶社会最伟大的改革先驱。
1、改变奴隶（战俘）地位
纣王四处征战，讨伐四方，开疆扩土，商王朝的领土在纣王手上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辽阔。能征善战的纣王几乎每战必赢，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俘虏。如果是在过去的年代，这些俘虏和奴隶几乎都会被祭司杀死，用着祭祀的祭品。
只有纣王给予这些奴隶和战俘另外的机会，让他们加入到商朝军队里，这样既能够保证商朝军队得到有效的补充，也赢得了底层奴隶和战俘的拥护。
2、打破贵族阶级固化
所有的改革一定是人开始的。纣王为何是伟大的改革家，原因就在于他不拘一格的使用对国家、朝廷有用的人。纣王不再墨守成规的只用贵族阶层的人来担任国家官吏，而是提拔了大量的平民、奴隶上升到国家管理职位。
比如纣王提拔的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人，他们都不是来自于高级贵族阶级，这些人在纣王的社会改革和国家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纣王的这些改革举动，极大的刺激了贵族阶级，动了他们的蛋糕，这就是为何纣王时期的贵族非常反对纣王的原因之一，也成了最后商朝灭亡的导火索。
3、实行政教分离，加强商王集权
前面说了神权对王权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为整个商王朝是以宗教治国的朝代。纣王为了摆脱贵族神权阶级对王权的影响，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要说明，商朝的神权阶级代表人物大祭司一般是商王的兄弟至亲担任，比如史书上被杀的比干，就是帝乙和帝辛（纣王）时期的大祭司，比干死后，纣王的哥哥微子又称为了大祭司。
纣王继位后，本就对继位顺序不满的比干和微子处处用大祭司的身份对纣王进行掣肘，这让纣王很恼火。为了剪除神权对王权的影响，他首先是杀了比干。杀比干用的手段相当的残忍，既然贵族阶层处处要祭祀，要祭祀就得用祭品，祭祀规格越高，祭品就必须高端。
最高档的祭品就是人了，人也分为三六九等，可以用奴隶，用平民，用贵族，甚至诸侯王。纣王有权用什么样的祭品，于是他就选了比干，王朝最大的祭司作为祭品来祭献神灵，足以显示对神灵的虔诚。
3、
纣王用这种手段杀了比干，也用这种手段杀了周武王的爷爷季厉，还要杀周文王姬昌，后来被儿子伯邑考替父献祭，周文王逃过一劫。
杀了一个祭司，还有另外的祭司出现，比干死了，还有微子，总不能都杀了。纣王采取了另外的办法，神权威胁王权的手段是通过祭祀的方式，如果减少祭祀的次数呢？所有的国政大事不去问鬼神，那么神权对王权就失去了话语权。
于是，纣王不但三天两头的去祭祀了，即使是祭祀，也是问问不关国家大事的其他事务。
这让神权阶级傻眼了，大家异常愤怒，纣王启用奴隶、平民来挤占贵族们的世袭官职就算了，现在不祭祀，搞得大家现在真正成了装神弄鬼跳大神的了。
贵族阶级彻底愤怒了，他们决定反击！
商朝的贵族阶级要反击谈何容易，纣王已经高度集权，朝中重要官员都是他启用的人，军队掌握在纣王手中，无兵无权的贵族阶级打算如何推翻纣王呢？
4、
借助外部势力，俗称卖国。
商贵族阶层联系了强大的西岐周部落的周武王，之所以要联系周武王，主要有两个原因：1、周部落实力强大；2、周部落首领历代与商王有仇。
周武王收到商贵族的讯息后，非常重视，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虽然商贵族阶层希望周武王领兵伐纣，推翻纣王，另立新王，而周武王心里却打起了算盘：率军攻入了朝歌，立新王？我白打工？
周武王找来了周部落最为重要的盟友姜部落首领姜子牙商议，姜部落与周世代联姻。姜子牙的女儿季姜嫁给了周武王的哥哥伯邑考，伯邑考被纣王当祭品祭祀后，周武王就把自己的嫂嫂给娶了，继续保持与姜部落的政治联盟。
姜子牙不但是姜部落的首领，也是周部落的大祭祀，两人通过占卜、算卦，认为伐纣是桩不错的买卖，两人商议后，就同意了商贵族们的请求，出兵伐纣。
武王伐纣的时间选得非常巧妙，趁纣王讨伐东夷部落的时候出兵朝歌，而此时纣王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正率军回师，在牧野一带进行了决定商周两朝命运的战斗。
从实力上来说，周武王根本就不是商纣王的对手。但是，纣王军队的军官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大部分的军官早被商贵族收买，在牧野之战中，这些军官率军对纣王大军倒戈一击，纣王军队立刻瓦解，而随着纣王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居然是此次出征招募的奴隶和战俘们。
5、
战败的纣王逃到了附近的鹿台（今河北沙丘），在宫殿里自焚身亡。周武王率军攻入鹿台，不但将死去的纣王脑袋割了下来，还将纣王最为宠爱的两个妃子俘虏一起带到了商朝国都朝歌。
进入朝歌的周武王根本就没有兑现令立新王的承诺，而是立刻改朝换代，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周。
为了安抚愤怒的商贵族遗老们，周武王和姜子牙大兴祭祀活动，几乎天天祭祀，而且祭祀的规格越来越高。当然，最大的祭祀活动就是用死去的纣王的脑袋来献祭上天，同时作为祭品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妃子。
对了，这两个妃子中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妲己。
作为周武王大祭司的姜子牙亲自参加了这次献祭活动，据文献记载，纣王的两位妃子就是姜子牙亲自动手杀死的。
武王伐纣，周朝代商这个过程为何被史书写得如此的正义，纣王又为何被抹黑得如此的严重呢？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周朝统治者为了让掩饰自己的不义获取政权行为，为了让周王朝获得政权具有合法性，才进行了史书篡改和刻意抹黑。
真实的历史真相要么湮灭在历史尘埃中，要么隐藏于某些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后人有幸在一些小众资料里查到了蛛丝马迹。
▎✍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如果单看武王伐纣这场战争，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
在武王伐纣之前，商王室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平叛之战——这就是征服东夷之战。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的研究，这次平息东夷之乱，时间长达260天。持续了将近9个月的战争，对商王室实力损耗巨大。《左传·昭公十一年》评述这场战争，就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所以，武王伐纣确实是趁商人与东夷两败俱伤之际，直捣黄龙攻入商都，一战而胜之。
然而，牧野之战中的一个小细节，却证实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尚书·周书·武成》记载牧野之战的经过，说商人军队“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从这一记载可知，牧野之战周人胜利的关键不在于周国军队强悍。周人再怎么强悍，以区区四五万人的军队，来对抗数倍甚至十多倍军力的商国大军，常理而言都是飞蛾扑火。如果不是商军内部倒戈，周人绝无取胜之理。
沙文汉先生在《中国奴隶制的探讨》一文中，曾经分析过商人军队的构成：商人军队的精锐士卒为骑兵或车兵（车兵可能性更大），在甲骨文中称为“人”；其余兵种的士卒，大多是被称为“众”或是“众人”。“人”高高在上，最受商王信任，殉葬时都是全身葬；“众”和“众人”大多为步兵，武器平时都受管制、战时才发放，殉葬时都是砍头葬。由此可见，在商人军队中，“众”、“众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地位低下，缺乏人身自由，基本是奴隶。商、周决战之际，“众”、“众人”受商人压迫最深，战斗力薄弱，所以在周人内应如胶鬲等人的策反下，他们集体倒戈，反过来冲垮了忠于商纣王的精锐之师，酿就了牧野之战周人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其实，不光是商人军队中存在奴隶。商人社会为奴隶社会的证据，从商人祭祀、殉葬等等遗迹中比比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周人原本是商人西北的一个小小部族，其部族内部相对较为平等。周人是以农业为生，采取藉田制的生产模式。藉田制的实质，就是保持部族内部成员相对平等的公社制。在周武王正式打出反商旗号后，“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藉，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敷政天下。”（清华简《系年》）
所谓“帝藉”，就是把周人传统的藉田制，包装上祭祀“上帝”的名头，向商人奴隶进行推销。商人底层大多是奴隶，深受商人剥削和压迫。如果投奔周人，不但能自由祭祀天神，还能在耕种好公田之外，拥有一块自留地——“私田”，这无疑是天堂！
由此可见，周人推出“帝藉”制度，就是三千年前的一场“土地革命”：投奔周人，就能得到土地，自食其力，这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打土豪、分田地”效果完全一样。商人底层的奴隶们听说周人此项政策，当然也就纷纷“用脚投票”，不断地投向周人了。
牧野之战中“众”、“众人”的倒戈，其政治基础就是周人的“土地改革”——帝藉制度。周公旦为此还总结到：“分地薄敛，农民归之。水，性归下；农民，归利”，“先设其利，则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徳。”（《逸周书·大聚》）
因此，从历史发展趋势上来说，武王伐纣的胜利，其实是社会形态质变的必然：奴隶制迟早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商纣王打不打与东夷的这场战争都是一样。▎★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现在网上流行着一种洗白帝辛（商纣王）的观点，这种观点中，一种最重要的说法就是，帝辛的失国，并非他自己荒淫无道，而是他在东征东夷的时候，被周部落等诸侯国联合起来，偷袭他的后院，结果造成他顾此失彼而失国。
这种观点的意思显然是，商朝的灭国并非必然，仅仅是一次帝辛在技术上的失误。
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需要说明的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帝辛并不在征讨东夷的过程中，他已经抓了大量俘虏回来了。所以不存在偷袭的问题。
（帝辛剧照）至于帝辛是不是乱政，我提出三个问题来分析。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牧野之战中，商朝的老百姓会倒戈相向，反过去帮着周部落的联军，攻打帝辛？
有人说，那在牧野倒戈的，是帝辛从东夷抓回来的俘虏。我们不否认有俘虏，毕竟帝辛在东夷之战中，确实抓了不少俘虏回来。但是，难道倒戈的全都是俘虏吗？如果全都是俘虏，也说明帝辛的安排非常不合理。牧野是都城的最重要的守卫，帝辛的部队，不是打得东夷毫无招架之功吗？他的正规部队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把正规部队守在这里，而要派一些俘虏来打仗？
照理说，在上古时期，参与打仗的都是贵族和平民，奴隶是没有权利去打仗的。所以，在牧野倒戈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并非俘虏，而是平民老百姓。
如果老百姓都不支持帝辛，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能说帝辛国内政策很成功吗？
（东夷之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商朝的那些诸侯国，都会联合起来，推翻帝辛的统治？
商朝的诸侯国，与西周的体制是差不多的，也都是商朝征服了的那些部落，或者是臣服于周朝的那些部落组成的。这是在成汤建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机制，后来又经过了商朝几代君王的发展，完全成熟。
商朝和他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与后期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是差不多的。宗主国并没有完全拥有藩属国，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拥有。但如果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搞得好，两国之间可以一直能够保持和平。
帝辛的时候，姬发能够把那么多诸侯国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帝辛，只能说明，帝辛做得非常差。而事实上，东夷原本就是商朝的藩属国，在帝辛的时候，关系搞得非常僵，最后帝辛甚至带着军队去把东夷灭了。他这一动作，其实就打破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地缘平衡，周部落等诸侯国当然不满，当然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了。
（比干剧照）第三，为什么帝辛家族的人都会反对他，对他表示强烈不满？
帝辛所遭遇的反抗，不仅仅是国内的百姓，不仅仅是诸侯国，还有王室成员。大家对他的做法都非常不满。比干是帝辛的叔叔，他多次劝谏帝辛，最后被帝辛给杀掉。微子和箕子，也都不满帝辛，微子甚至反过去联合周部落，最后被周封国为宋。箕子逃到朝鲜，建立箕子朝鲜。
有人说，帝辛遭到比干和微子、箕子的反对，是因为当时商朝的传位制度是兄终弟及。本来帝辛的父亲帝乙去世后，应该由他的兄弟们来轮番当王的，帝辛强占去了，所以其他人不高兴。
就算是这样，也说明帝辛是造成商朝动乱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他破坏王室的王位继承制度，也不会发生后面的悲剧，商朝也不会就此灭亡了。
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帝辛灭东夷，引发诸侯国偷袭后院，只是现象，并不是本质。本质就是帝辛乱政。要想洗白帝辛，显然是办不到的。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武王伐纣成功三个背景：商军主力不在、商朝贵族背叛引导、急行军偷袭
商军主力不在的依据：
1、商军人数虽然多，但并非商军主力，而是由奴隶或者淮夷战俘组成，这是牧野之战商军为什么无心作战、士气衰落，反戈或是败退的原因。
2、根据王国维的考据：在2月27日周军进行牧野战斗后，分别击败商朝援军：3月1日方来（恶来）军，3月6日越戏国军，3月15日靡集军，3月18日豕韦军，4月4日磿、宣方、蜀等军等。
即：在牧野战斗后，周军还击败了来援的5支商朝军队。如果商军抵抗多3-4天，援军就到了。
商朝贵族背叛引导
关于商朝贵族背叛，《史记 周本纪》记录：
“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
这是光明正大逃跑的。还有暗地里引导周军的——微子开。
武王伐纣后，商王由武庚即位，商国依然存在——周武王为什么要另外封开在微呢？原因就在于微子开的带路功劳。
急行军偷袭
周武王偷袭的依据：
周武王两次出军：第一次半路而回，当时商朝并没有发生叛乱；第二次出军时，商朝贵族投奔周国，周武王得以了解商朝内部情况，更有微子开的实时情报，得以趁商军主力不在而偷袭。
周武王急行军的依据
1月26日，周武王从丰镐率军出发；2月21日周军渡过黄河；2月26日晚周军到达牧野。
从丰镐到孟津的黄河，距离是344公里，周军只用了27天，日均行军13.23公里；
从孟津渡过黄河到达牧野（今河南省新乡市）距离是130公里，周军用了6天，日均行军21.67公里。
周武王第一次出军到孟津渡目的是观察商朝形势和投石探路。第二次出军，因为有了经验，行军速度就快了很多。但在渡河之后，行军速度加倍，用星夜兼程来形容丝毫不过分。
周军出发时以13.23公里每日的速度行军、渡河后更以21.67公里每日的速度行军，足以说明周军急行军偷袭。
周军能够在渡河进入商国后加速行军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1、必须有人做向导，否则不要说走路，就是方向都有可能迷路；再者，能够不被商国所发现，没有人做向导可能吗？
2、知道商朝首都朝歌兵力空虚，才会急速行军，利用这个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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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武王伐纣是一场诸侯国趁帝辛征讨外族时偷袭而获胜的战争”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片面的，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
周武王通过牧野之战一仗击败商朝，对两大战机的把握确实非常关键：
第一，“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在牧野之战前，商纣王曾两次投入大量国力人力远征东南的外族东夷，虽然获胜凯旋，但也元气大伤；周武王抓住这个时机，在商朝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它致命一击；
第二，“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说，在牧野之战前，周人正面临一场大型饥荒，而攻克殷都后形势大为好转。这极有可能在告诉我们，周武王抓住了周人对饥饿的恐惧，调动他们以抢粮食为目的攻打商朝，才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政权间的更迭本就是押上国运的赌博，寻找最好的战机、减少己方的代价，当然无可厚非。毕竟当初成汤灭夏，也是抓住了““夏德日衰””、曾经的邦国离心离德的机会，并且还利用宗教力量制造舆论、充分调动人们对夏王朝的反感，最终才扭转双方实力对比、达成了以弱胜强的壮举。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因此，手段是否冠冕堂皇往往并不为人们关注，只要结果光明，过程的合理性自然随之呼之欲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朝取代夏朝、周朝灭掉商朝，之所以都被后世肯定，主要是因为这些更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以商朝的灭亡为例，这一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商纣王（帝辛）本人的一些做法只是加快了这一过程，制度、文化、经济方面的问题才是主因。
我们常说商“王朝”，但这个政权的组织架构跟后世的封建王朝完全是两码事。
它并不是个组织严密、结构分明的政权，而是由无数个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其中，“商人”这一群体被所有部落公认为当之无愧的老大，天下的共主自然就是商王。
商王室所在的地方，就是商朝的都城（被称为“天邑商”）。这个都城在六百年里迁徙了六次，但大致范围一直集中于如今的河南省与山东省西部；其中最后的270年里都固定在殷地，也就是近代在安阳发现的殷墟。
在商王室所在的都城之外，中原的广袤土地被大大小小的部落占据，他们中有的是商王朝分封出去的宗室或者功臣，有的是被商王朝用武力打得顺从，当然也有些出于识时务而主动归顺。这些所有的部落，都是商王朝的“诸侯”。
但这些诸侯对商王朝并不都是忠心耿耿的。
其中那些由商王室分出去的部落，或者已经被他们同化的部族，都被统称为“商人”，他们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差不多，凝聚力较强；
而其他那些距离较远、跟商人在血缘上区别略大的，受商王室影响较小，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他们对商王室并不是随时都俯首帖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位于中原西边的周人。
但不管关系亲疏远近，这些诸侯在理论上都受商王的指挥、控制；当然这一关系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时不时会出现翻脸的情况，最终的解决办法基本只有一个字：打。
这是对内。对外方面，在周边还存在着一些在文明上更为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时不时袭扰商王室以及旗下的诸侯，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西北边的鬼方，在大部分时期，商朝的对外作战都是针对这个敌人。此外，在东南边还散布着东夷（夷方）等部族。
基于上述复杂情况，注定了商王朝的统治不可能安稳。虽然它持续了六百年，但其间经历了多次兴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在公元前13世纪的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国力基本上处于逐渐下滑的态势，控制力空前减弱，在帝辛（即商纣王）时期达到极致。至于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第一，战争消耗了商朝的国力，周人则趁机崛起。
周人兴起于泾、渭流域，曾长期与鬼方交战，后来迁徙到土地肥沃的岐山地区，逐渐开始繁盛。在后期，他们与商王室保持着通婚的关系，全面吸收了中原文明。
在商朝晚期，帝辛即位。据称他“孔武有力，天资聪颖”，但为人过于刚愎自用、自视过高。他执政期间，一改以往商王朝主要对西北用兵的惯例，集中精力对付东南的夷方，曾两次组织兵力镇压这一部族的叛乱。对于西边逐渐强大的周人，则大体采取羁縻的手段笼络，甚至将其首领姬历、姬昌封为西伯，即西边的诸侯之长。
但周人却有着入主中原的企图，姬昌在位期间，趁着商纣王无暇西顾，连续吞掉了四个诸侯国，实力进一步加强。此外，由于商王室国力逐渐消耗，大量诸侯国逐渐脱离其控制，转而向蒸蒸日上的周人示好。《论语》称，周文王姬昌时期，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已经具备了挑战商王室这一曾经霸主的实力。
第二，除了对外战争外，商人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也是商朝灭亡的主因。
对于商纣王的罪名，史书中有一句人尽皆知的一条：“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就是说他生活奢靡、贪好酒色。
但这其实不是商纣王一个人的问题，整个商朝统治集团（乃至各个阶层）都存在着生活奢靡、酗酒成风的毛病。
在武丁之后，商朝的统治者“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他们沉迷于饮酒享乐，对国家大小事务并不怎么上心。再加上他们一向迷信鬼神，“好事鬼神，钟鸣鼎食”，消耗在祭祀上的财富不计其数，使原本就日渐颓败的国力越发吃紧。
上行下效，到了商朝晚期，奢靡放纵的生活习气几乎扩散到全体商人部族，他们酗酒成风。从大量的考古发现来看，酒器确实是殷商墓葬的主要陪葬品；大盂鼎铭文上甚至直接：“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即：殷之所以被击败，是因为他们的王室以及诸侯都酗酒成性。
喝酒误事，古往今来都值得人们警惕。
当然了，商纣王种种错误决策也加快了商朝的灭亡。在这一方面，他跟后来的隋炀帝有些相似：智商极高，但情商堪忧。司马迁说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也就是嫉妒臣子的才能，不但不听谏言，甚至对大臣极尽摧残排挤之能事。
他缺乏对局面的准确判断。比如，周人曾投其所好，献上了“美女奇物善马”，不仅解救了周文王，甚至还获得了象征天子权力的弓矢斧钺，几乎由此得到了攻打其他诸侯国的官方权力。
当然了，商纣王的这些罪名也许是后世的“欲加之罪”，但他未能对周人的野心与势头保持警惕，反而将精力转向东夷，无疑是一项重大失策。至于商朝国力的衰退、风气的颓败，则是任何古代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回避的必然结局，只有改朝换代才能推到重来，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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