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事件，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也不是汉朝的“罢黜百家，腰斩杨恽”事件，而是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焚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在中国历史上，禁书、毁书和文字狱，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查禁《史记》、苏轼乌台诗案等，类似的事件代有发生，但其规模都远比不上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屡遭汉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抗。为了打击排满情绪，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用以打击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早在康熙、雍正时代，凡案中查获违禁的“逆书”，都一律予以销毁。但是，这仅限于个别人和个别地区。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一方面打着“开四库之馆、求天下之书”的旗号，说是“开四库馆”，为的是编纂《四库全书》，而另一方面则居心叵测地行“寓禁于征”之实，大量禁止和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图书典籍，并且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以统治者好恶肆意篡改众多诗书文献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乾隆皇帝颁谕各地：
“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
并指示将清洗的重点放在江、浙两省，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也不能放松。谕旨下达后，各地督抚奉旨查办，对明末清初之书查禁尤严。当时，访查书籍颇为卖力的有：江西巡抚海成，两三年间毁书即达八千余部；浙江省总计奏缴二十四次，毁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其他各地官员，也竭力苛细搜求。但乾隆皇帝仍不满意，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下谕，要各地严加查禁。
乾隆毁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寓禁于征”和兴文字狱结合起来。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王锡侯《字贯》案发，朝廷借机搜访一切违碍书籍，并对查办此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海成治以重罪。一时，各地官员更是细加搜求，把禁书无限扩大，从开始限于明初的野史、诗文、官员奏章、记事等，扩大到所有的信札笔记、诗文杂著，乃至小说、戏曲和地方志等，并把毁禁的上限上溯至宋元时期。就这样从查办文字狱而大量禁书、毁书，又从查缴禁毁图书而大兴文字狱，实行大规模的文化洗劫。
乾隆皇帝下令查禁销毁图书的活动持续多年，致使全国大批图书、文献典籍被查封、焚烧，大批犯忌人员惨遭杀戮，并牵连众多无辜。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无论从范围、规模看，还是从洗劫后果看，都堪称中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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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害无穷、罄竹难书的满清文字狱
满清文字狱，概括的说是贻害无穷、误人误国，因而是罄竹难书。
（满清文字狱在乾隆时达到顶峰。）
首先，要明确文字狱的首创不是满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文字狱也非中国所独有，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古也有之。但总体印象是满清的文字狱规模空前、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简直无以言表。它跨度时间长，从顺治到乾隆历经四朝、近200多年。据专家统计：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简直登封造极。
（惹了大祸的《南山集》。）
其次，探究一下登峰造极的心理基础。满清是怎么来的？主要奠基者努尔哈赤及其祖上都是效命于明朝的。“十三副铠甲起兵”，本就是犯上作乱。1644年，摄政王入关，开始争夺天下，也是趁乱而取。清朝立业本就不义。自然激起了天下人的广泛反对和反抗。特别是广泛流传满清入关不是亡朝，而是“亡天下”一说。同时，满清及其附庸与关内亿计的民众在数量上有着悬殊的对比。满清入关到底有多少人？清朝官方文件语焉不详。尽管随其入关的，还有少量蒙古人、 鄂伦春人、 赫哲人、锡伯人、 鄂温克人、 达斡尔人等其他民族。但加在一起人数也不过几十万。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且多数人抵抗的意志和力量还很强大，屡次对清军造成重挫。无疑，少数人会胆战心惊，寝食难安，怎么办？只能形成心理上的优势和震慑，方法就是制造恐惧，于是就有了剃发易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和江阴八十一日等等。但是这少数人依然很敏感、脆弱而多疑，哪怕文字上的些许“蛛丝马迹”，都足以让他们紧张。于是，在满清因“文字”而成的“狱”就登峰造极。
（在满清，因修史而成狱。）
再次，明确满清文字狱的范围和内容。满清文字涵盖范围之广和牵涉人员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在满清，因修前史可成文字狱，如《明史》案，包括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内的七十余人当街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此外，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在满清，能因作诗成狱，如黄培诗案，因黄培作诗歌：“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等，致使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在满清，能因修书成狱，如《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访问前朝遗老，编写《南山集》，使包括戴氏家族和作序的、出版的等在内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在满清，因夺嫡之争也能成文字狱，如吕留良案和谢济世案等等。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更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和捕风捉影。居然搞出了以修四库全书为名，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之实的“千古创举”。
（说不尽的《四库全书》，名为校订，实为毁书。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此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最后，我们来总结满清文字狱的巨大危害。文字狱、文字狱，能因“文字”而成“狱”，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和嘲讽。文字狱、文字狱，可以把“文字”变成“狱”，这本身就是对人、对一个民族巨大的心灵重创。文字狱、文字狱，说是“文字”，其实那个“狱”全在心里：个别人对于大多数人的恐惧心理。
（孔飞力翻阅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清宫档案和奏折，为世人揭开了1768年“叫魂”大恐慌之迷。一个子虚乌有的谣言，就把大清搞得近乎天翻地覆：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恐惧心理，是重要推动因素。康乾，真的是“盛世”吗？）
满清文字狱，不仅造成了大量社会文化精英的死亡和流放，更严重地摧残和扭曲了民族心理，严重抑制和几近摧毁了社会文化精英的主观能动性，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文字狱，淋漓鲜血的教训和代价，使世人把“狱”牢牢地建构在了自己的心理，于是呈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万马齐喑，不是马不想鸣，而是因之前林立的鲜血而不敢鸣！
满清文字狱，贻害无穷！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文字狱。但其中清朝的文字狱，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规模上都名列前茅。
明朝时期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
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
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乐新炉、陈继儒，“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他们的高压统治而扭曲变形。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
清朝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士大夫很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顺治时期，大兴文字狱7次，康熙时期，大兴文字狱20多次，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20多次，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130多次。
如果说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
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
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
乾隆朝文字狱从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满清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官吏甚至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你好，不请自来。
据不完全统计，顺治施文字狱7次，康熙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施文字狱130多次。中国史学家顾颉刚曾说：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鲁迅先生曾说：“但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修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篡修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不但却捣乱了古书的内容，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仅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用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
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接下来我们选择两个比较权威的出版物关于清代文字狱的介绍。
第一，出自《中国古代简史》第330-331页
文字狱与文化专制
清朝君主专制集权的高度强化，在文化领域也有明显的表现。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非常严密，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戮士人。
清室的祖先曾经长期臣属明朝，清廷入关之后对此讳莫如深，私人著述凡有涉及必获重罪。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十人眷念明朝、尊奉南明、否定清廷正统地位的民族意识也十分疑忌，将其视为“反清复明”的思想苗头，予以严厉镇压。康熙朝有两大文字狱，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第一次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钱《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钱购得明末朱国祯《明史》残本，请人加以补写，以为己作。书中多有清廷忌讳的“违碍”词句，以“逆书”罪名被告发。时庄氏已死，剖棺戮尸，株连致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发生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氏为翰林院编修，所著《南山集》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议论南明史事，并用南明诸帝年号，予以正统。结果遭到劾奏，戴名世处死，方孝标戮尸。牵连两家家属及刊印、作序之人共及数百，皆议处死，后从宽戍边。
雍正六年(1728)，发生曾静、张熙谋反案。湖南人曾静及其学生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指斥雍正弑父篡立、杀兄屠弟，被岳告发逮捕。经审讯，查明曾静“华夷之辨”等思想来自已故学者吕留良，遂将吕氏剖棺戮尸，其后人及弟子诛杀或充军，又将经过歪曲的雍正与曾静的辩论文字颁行天下，名为《大义觉迷录》。雍正一朝还发生过其他几起文字狱，均系士人著书语涉“讥讪”“诽议时政”而被杀。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更为频繁，大大多于康、雍两朝，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吹毛求疵、望文生义、穿凿曲解，加以莫须有之罪。如诗文中“明”“清”二字的使用，往往遭到深文周纳。“问谁壮志足澄清”、“翘首待重明”、“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类，都被视为反诗，作者生则处死，死则戮尸。在清朝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之下，士人畏首畏尾，动辄得咎，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至嘉庆、道光两朝，文网始逐渐疏解。
文字狱以外，文化专制的另一重要表现为禁毁书籍，亦以乾隆朝最盛。乾隆后期借编修丛书《四库全书》之机，要求各地广泛搜求、进献书籍，然后予以全面检查，凡“悖逆”“违碍”著述概予销毁或抽毁。通过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销毁书籍三、四千种，许多重要文献自此湮没无闻或残缺不全，在整理、保存文化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文化。
第二，出自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下册，第312-313页，朱绍侯先生主编。（这个比较权威）
对思想控制的加强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控制。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特收罗了一批理学家，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魏象枢、汤斌、陆陇其等，命他们纂修《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颁行天下，全力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统束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言行，则则严厉钳制。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大狱，置之重典，一案往往株连数百人。如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氏明史案。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富商庄廷钱，雇人利用明人所编的当代史书编纂了一部《明书》，其中对天启、崇祯两朝历史中所涉及到的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如实地写出，便被看作是有意反清。庄氏家族、纂修者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卖、刻印的等共70余人皆被斩杀，还有数百人充军边疆。时庄氏已死，也被剖棺戮尸。再如雍正六年(1728年)的吕留良狱。浙江嘉兴府石门县人吕留良所著诗文集和日记，包含有大量的夷夏之防的激烈言论。吕留良已于康熙二一二年(1683年)病故，因当时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很流行，以授徒为业的湖南郴州永兴县人曾静让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在吕家求得吕的书籍，因而受其思想影响。于是，他便萌发了反清复明的意识，写成列举雍正帝(即清世宗)十条罪状的书信，派弟子张熙送与驻在西安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说他系岳飞之后，策动他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雍正帝觉得曾静身处穷乡僻壤，只是受了吕的思想蛊惑后才发展到狂悖的地步，遂决定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与此事件有关的其他人员一律治罪。主要的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配为奴，轻者也受杖责。次年，雍正帝针对书信中散布他的失德十罪，逐条加以批驳，和曾静的口供以及历次所降谕旨一起，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布学宫，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又如雍正八年(1730年)的徐骏狱案。徐骏是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康熙末年进士，雍正间曾作诗“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说他思念前朝，诋毁当朝。清廷即以“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的罪名，照大不敬律将徐骏“斩立决”，并将其诗文稿“尽行烧毁”到了乾隆时期，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帝(即清高宗)还借《四库全书》的编修的机会，对明、清之际所形成的被认为具有违碍内容的大量书籍，或全毁，或抽毁，进行摧残和洗劫。
清代的文字狱是清朝文化专制和民族统治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起封建君主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消极影响。
好了，文章暂时写到这。我之所以写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清吹在给清朝文字狱洗白，简直是对历史人的抹黑，是对唯物史观的挑衅！奉劝清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
你好，谢谢邀请，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每朝每代都会发生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最为盛行，要分析的话只能说当权者内心存在文化自卑感，清朝时满族人入关，对汉族的文字非常敏感，进而化作被迫害妄想症。
清初第一场文字狱是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一句“将明之才”，认为这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直接斩首。之后是“庄廷鑨案”，浙江南浔富户庄廷鑨请人修《明史》，在书中发些牢骚，被查继佐告发。庄廷鑨已死，剖棺戮尸。过分的是，庄廷鑨的家人也难逃劫难，抄家，斩首。
雍正时期更过分，开始胡搅蛮缠，北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奉旨进宫治病，念开场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不料雍正大怒，当场砍了脑袋。
雍正的儿子乾隆，倒没什么文化自卑感，乾隆不但识字，还会写诗。不但会写，量还大。不但量大，还持久。从七岁写到八十八岁。《全唐诗》一共才四万首，根据《四库全书》统计，乾隆个人诗作高达四万三千首。
大臣沈德潜常年为乾隆代笔写诗。死后，家人给他编纪念文集时，稀里糊涂把帮乾隆代笔的诗拿来编进书里。乾隆隐忍不发，1778年终于找到报复机会。这年四月大学士刘罗锅举报说，江苏举人徐述夔诗集《一柱楼诗》有反诗，查！査案时发现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序！此时沈德潜已死，于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
还有就是赫赫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事件。不过“清风”一句是后人演绎，《清实录》记载的大逆不道的诗句比清风还反动：“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汉人，到了后来，不只是汉人遭殃，满洲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应照长安尔我家”惹得乾隆很不高兴，长安是你家？数典忘祖的混账。一脚把世臣踹回了老家黑龙江。
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于是赐自尽。汉人和满人已经被整的兢兢战战，洋人也别跑，广州东印度公司一个叫洪仁辉的英国人，因不满地方官员勒索告御状，乾隆气得直哆嗦。让你们鬼佬来中国做买卖是我的恩赐，不感恩就算了，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于是，洪仁辉获有期徒刑三年。罪名竟是——擅自学习汉字汉语。自此，文人们更是如履薄冰，不敢说，也不敢写，中国的文化在清朝也倒退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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