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与张居正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严嵩与张居正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乍一看严嵩和张居正没啥本质区别,例如:都是权臣、都是在大明朝一言九鼎,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贪污工作张居正也没少干、任人唯亲的事这两位都没少干、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等等。
可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严嵩是一无是处的奸臣、权臣而已;张居正却号称是大明朝第一首辅、大明朝第一能臣,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张居正为大明朝延寿的话,大明朝早就一命呜呼了。
其实看一个大臣到底是:能臣还是奸臣、到底对社会有没有用,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带来了什么。
举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海瑞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然而却是一个没啥大用处的官。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海瑞这个人是用来敬仰和膜拜的、是用来当做榜样使用的;可是实际使用价值却没有多少。海瑞说到底是太在乎流程的正义性了,而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
一个人要看其出发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社会有益处,而不是看其过程的正义性。当然这是在古代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问题,现代社会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法制社会里面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再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要想干成一件事,用规定和制度去办往往不会成功,可是请客吃饭外加送礼就会事半功倍的。
我们要看的不是有没有送礼、有没有请客吃饭的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到底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只要这件事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益处的事,其实请客吃饭和送点礼也无所谓,起码事情是办了一件好事。
我们一起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严嵩和张居正到底干了点什么呢?二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
严嵩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张居正干了一件大家都不敢干的事情
严嵩其实没啥好说的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特别多。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手上的权力,谁要是威胁到他们享受人生、享受权力,严嵩一定会和谁血战到底的。
严嵩小时候是一个标准的“神童”: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当上了官了。
大家不要忘了,著名的范进先生一直到50多岁才中举的,而且还激动地疯狂了,由此可见严嵩读书是多么的厉害了。
不过严嵩的起步虽然很早,可是也不算太顺利,一直都在基层干活没有进入权力核心机构——内阁。大明朝大家都知道:内阁才是核心权力系统,内阁首辅相当于半个皇帝了。
1536年这一年是严嵩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严嵩已经56岁了。在这一年里严嵩进京朝觐考察,因为表现优秀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正部级管理干部)。这样一来严嵩就成了朝廷的高级干部了,不过还是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内阁。
1542年内阁首辅夏言因为性格问题:顶撞嘉庆外加坚持原则,被革职闲住了。此时已经60多岁的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达到了权力巅峰。
我们一起来看看:严嵩达到权力巅峰以后都干了点什么呢?
第一条:迎合,不顾一切地迎合嘉靖的喜好
嘉靖帝大家都知道的,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炼丹、吃丹、幻想着飞身和长生不老。严嵩对于嘉靖帝的这个爱好可谓是积极迎合,例如:帮助嘉靖修各种道观、写清辞(主要是严世蕃代笔)等等。
举个例子:嘉靖帝赏给了严嵩一顶特殊的帽子——香叶冠,这玩意应该是修仙的必备品了。嘉靖同时也赏给了别的大臣,可是人家只是敷衍一下嘉靖而已。可是严嵩连上朝都带着这个玩意,可谓是迎合到了极致。
总之一句话,严嵩迎合嘉靖到了极点,具体可参照和珅对于乾隆的表现。其实我认为迎合也没有问题毕竟大家都要生活,领导还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严嵩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出了问题。
第二条:大肆陷害忠良,铲除异己、打击报复,严重破坏官场生态
奸臣严嵩怂恿嘉靖皇帝罢黜夏言(当时首辅)。夏言被免职后,奸臣严嵩本着斩草除根的态度继续整夏言的黑材料,终因嘉靖皇帝的一时糊涂导致夏言被处死。被奸臣严嵩陷害过或借他人之手报复过的官员不计其数,比较出名的有:曾铣(兵部侍郎)、 仇鸾(甘肃军区司令)、大明第一硬汉杨继胜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等。
奸臣严嵩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本着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态度,残害的官员不计其数。
第三条:大肆买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各种交易
奸臣严嵩本着赚钱第一的态度从事为当官事业,对其权力的使用肆意妄为,加上嘉靖皇帝的疏忽大意,导致整个大明官场变成了奸臣严嵩谋取利益的平台。
严嵩本人私生活极不检点,在明知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合从事某种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娶多房侍妾,严重不顾别人的幸福生活。
对严嵩行为进行概括的话就是:拿着公家的权力干着自己的事情,权力在其手上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享受人生以及赚钱、打击异己才是生活的真谛。
一个人想得到权力是正常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看其得到权力后干了什么,他是拿着权力恣意妄为还是拿着权力干着对国、对民有意义的事情。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张居正干了点什么:
其实张居正在过程上与严嵩没有本质区别。张居正也贪污、张居正也打击异己、张居正也霸权,甚至连万历皇帝的权都被张居正给霸走了。
张居正也是会享受生活的,例如:出门坐的轿子据说用几十个人抬着,里面还有厕所;当然老婆也没有少娶等等。
看似一样,但是本质却不一样。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为民的初心。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富国强兵、利民而已。
张居正干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了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有的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成法。说白了就是:用考核的手段来进行吏治整顿。
二是,张居正在对待边患问题上进行两手准备:不断地加强边境的防御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进行有效的谈判。这就方法就是典型的谈、打两手都要来,军事和外交一起运作。张居正当首辅的二十多年里面,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基本稳定。
三是,一条鞭法。他开始丈量天下的土地,核查出豪强们隐瞒 的土地。主要目的很简单:找出瞒报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这叫做:劫富济贫法。
张居正的这些措施极大的增强了大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谓是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件好事情。不过最终因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以及对待万历的态度问题,张居正在死了以后被万历彻底地清算了一把。
看了这两位的工作内容大家有什么感受呢?我想说的是,严嵩干什么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张居正干的有些事是为了这个国家。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分析一下: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吧:
其实这两位的本质区别只有一条:出发点不同而已,也就是初心不一样以及有没有坚持初心的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想着也是为国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在经历各种挫折、失败以及飞黄腾达以后,他们变了、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也许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也许变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人其实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用处不大,他们掌握了资源以后、掌握了权力以后往往只干一件事情:不顾一切地保住到手的权力和财富,然后扫除一切威胁他们权力的人、最后想着是如何永远的把权力保持下去。这样的人爬得越高对国家伤害越大。
严嵩就是这样的人,他发奋读书、小心做官、积极迎合嘉靖帝,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爬上权力的巅峰。可是到了权力的巅峰以后严嵩就迷失了自我,也许他以前是一个好官、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也是想着为国为民做点事情的。
可是严嵩最后变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为官的目的,变成了权力的奴隶、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是冷血的权力机器而已。
我们反观一下张居正就会发现,前面的路他和严嵩是一样的。张居正也是为了权力、也是有了权力以后开始享受人生、也是毫不犹豫地铲除异己的。
可是张居正把这些事情干完以后、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他与严嵩最大的区别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来时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忘记初心;张居正得到权力的目的不单单是享受人生和保住权力;张居正还干活、还没有忘记自己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
以上就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严嵩是得到权力以后开始迷失自我,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张居正得到权力以后开始改革、开始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得到权力过程的区别,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不用手段、不去迎合是不行的。好人与坏人、权臣和能臣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他得到权力以后,用这个权力去干了什么——是一味地为自己谋财、谋利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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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严嵩拿钱为自己,不干正事。张居正也拿钱,但是干正事。就比如说,要修一条路,要花100,严嵩贪了90,剩下的10干个豆腐渣。张居正拿了10,剩下的90修了一条好路。平心而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坐到那个位置想不贪都难,但是能做到为国家人民干点正事的不多,所以张居正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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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就个人能力和贪污等情况来看,1000万两修城墙,严嵩会贪污500万两,剩下用500万两干出500万两的效果;张居正会贪污100万两,剩下用900万两干出1200万两的效果
⊱▶严嵩与张居正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严嵩和张居正的区别根本在于:严嵩被主流定位为奸臣,张居正被定位为能臣。总体上说,二人有如下区别。
(1)严嵩是在嘉靖皇帝掌握全局情况下,在满足皇帝需求下的一种“注定变化”,他本质上是代嘉靖受过。
《明史》中,严嵩和胡惟庸等列入《奸臣》录。其入阁廿载,首辅达十五载。然而,从严嵩倒台开始到明亡,严嵩一直被当做奸臣对待。因此,恐怕也就没人说《明史》黑明朝了。可以说,严嵩的恶证主要是: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
其实,这些指控只要是干事儿的权高位重者都可以被指责。就以“窃弄威柄”为例。在明朝,没有后宫专权、没有外戚专政、没有权臣当道(张居正应该是最近似的)、没有宦官专权(皇帝消灭宦官都非常容易),也就是说,皇权“无时无刻”不再掌握着朝堂的一举一动。对于这一点,明朝人对此其实非常清楚: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嘉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李维桢(1547-1626,编纂过《穆宗实录》礼部尚书):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点我们可知,嘉靖朝的各种问题的根结不再臣而在于君。嘉靖做皇帝期间,从北边的蒙古、到南边的交趾、东南的倭寇齐发,各种问题频发,许多都是自身问题导致。而严嵩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嘉靖的做法,例如对“禁海”问题。倭寇问题从元朝就有,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突然严重化了?嘉靖难辞其咎。
那么,在这样的皇帝下做首辅能怎样?只能是满足嘉靖前提下去做官。你说贪腐?徐阶比他贪的并不少;比如害人,徐阶陷害高拱、胡宗宪等人也不比严嵩仁慈且厚道;比如谄媚嘉靖写青词,问题的关键是哪位大臣不写呀。写得好就是谄媚吗?
皇帝是不在乎你贪的,在乎的是贪的时候你给皇帝留多少、干了多少事儿、闯没闯祸等。因此,我对严嵩的态度就是:能臣一位,奸臣一个。
(2)张居正则是在万历弱小下,在满足社会变革需求下的“功高震主”,他本质上是“皇权无情”的表现。
相对来说,张居正评价就很容易了:孤儿寡母下,拜朱棣、朱瞻基等祖先所创立的内阁制和厂卫制度,以及朱元璋所确立的“儒家治国”的方略,张居正只能与太监冯保合作为万历“勤奋”打工。
但因为能力强、有魄力,工作成绩非常优秀。因此,严嵩有的那些问题他其实也有。但因为任职首辅十年、病逝也早(57岁可不大),所以,相对问题就轻了许多。人们的评价就相对客观,例如王锡爵就在万历清算张居正时表示反对。
王锡爵就认为人已经死了,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恨呀,该放下了。
又给次辅余有丁写信,希望不要“墙倒众人推”,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张居正,并警告一些人“以势交者必以势败”——不要人家受宠的时候就讨好,倒台了就破鼓万人锤。太不厚道。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世人们对张居正还是有一定同情的。《明史》给予张居正的评价我觉得比较贴切: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ღ▹严嵩与张居正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严嵩把持朝政,张居正也把持朝政,严嵩贪污,张居正也贪污,两个人乍一看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严嵩与张居正同是首辅,但严嵩权力远远不及张居正
严嵩担任首辅期间,遇到了明朝最聪明的皇帝嘉靖。嘉靖或许别的不行,但是玩弄帝王之术不是一般的行。
首辅作为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职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人,绝对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毕竟这个位置所有人都盯着。
要是没有超越所有人的能耐,一坐上去,估计就会被赶下来。
而嘉靖一朝的历代首辅无论是杨廷和、张孚敬、夏言、还是严嵩,都被嘉靖视为“掌中玩物”。
嘉靖虽然长达二十五年不上朝,但是朝中的一草一木他都无比的熟悉,朝中的大臣没有例外的全部被他监视起来。
就连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家里玩女人这种事情,他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碰上这么一个主,严嵩只能自认倒霉。
严嵩把持朝政的时间将近二十年,但是在这二十年里,嘉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从未敢反抗嘉靖。
他的干儿子赵文华身为工部尚书,总管全国的工程,却不知道哪根筋抽了,竟然敢将嘉靖修建宫殿的工程款给贪了,以至于嘉靖的宫殿修成了烂尾楼。
嘉靖一怒之下,将赵文华直接判了个流放,而严嵩干了什么呢?
严嵩只是多方打点,并不敢到嘉靖的面前求情,怕嘉靖连他一块收拾,最后他的干儿子该流放还是流放。
严嵩再威风也只是个臣子,但张居正就不同,张居正直接是皇帝。
相比于严嵩,张居正则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继位的万历不到十岁,不可能独自处理政事,政事只能够交由首辅处理,而首辅就是张居正。
如果说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不服张居正,或者专门负责盖印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不服张居正,张居正的路一定没有那么通畅。
但事实是,李太后无条件的支持张居正,是真正的无条件,做张居正的坚强后盾,而冯保与张居正是利益共同体。
在冯保还是东厂提督太监的时候,张居正还是次辅的时候,两人共同联手赶走了首辅高拱,双双坐上了梦寐以求的位置。
张居正成为文臣第一人,冯保成为太监第一人。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组成了一个权力三脚架,而张居正则是三脚架中的顶点,只要他手里出去的文书,都会得到实施。
毕竟天下间最有权势的两个人都站在他这边。可怜的万历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却是傀儡,不过以他的年纪来说,也不懂。
严嵩把持朝政是为了自己,张居正把持朝政是为了国家
嘉靖一朝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是严嵩,因为严嵩是首辅,皇帝修仙炼道不干事,他也可以干事。
可是他呢?无论干哪一件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什么国家、百姓,不如金钱权势实在。
闽渐总督张经在任职期间打下了嘉靖一朝第一场对倭寇的大胜仗,歼敌一千九百多人,百姓欢呼雀跃。
可是呢?张经却落得那个斩首示众的下场。原因很简单,他得罪了严嵩。
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到浙江祭海,但是他却明摆着不给赵文华面子,赵文华叫他往西,他偏要往东,以至于赵文华记恨在心,叫严嵩要了他的命。
河套地区在明朝开国之初,属于明朝的势力范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成了蒙古各部的势力范围。
当年匈奴依靠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汉朝,现在的蒙古也以河套地区为跳板攻打明朝。
兵部侍郎兼总督三省军务的曾铣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支持他收复河套地区,一来为边疆减去一道危险,二来为百姓安居乐业。
当时的首辅夏言一看到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当即拍案叫好,但是严嵩却利用曾铣的收复河套一事,要了夏言的命,顺带上曾铣的。
要收复河套肯定会大举动刀兵,夏言、曾铣的书信往来也肯定频繁。
曾铣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自己明明是为国为民,却被严嵩安插上了一个“结交近侍”的罪名。
朝内的首辅结交外朝的将军,这是要造反的嫌疑,严嵩一招直接要了夏言、曾铣的命。
死在严嵩手里的忠良不计其数,但最令人愤怒的还是严嵩在“庚戌之变”的所作所为。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领数万骑兵突破京城的门户蓟州,直接往京城的方向冲过去,一路上烧杀抢掠。
由于将领的无能,再加上京城名义上有十二万大军,但实际只有五万大军(吃空饷),俺答抢着抢着就抢到了京城附近。
由于大军数量有限,京城里的嘉靖并不敢动,只能等到勤王大军到来再做打算。而俺答则在嘉靖的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
奇怪的是,随着勤王大军的到来,俺答依旧没有受到攻击,要知道当时嘉靖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什么俺答还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兵部尚书丁汝夔受到了严嵩的命令——不能攻击。毕竟这里不是边疆,而是京城。
如果一旦打了败仗,嘉靖肯定会知道,第一个挨批的人就是作为首辅的严嵩。
就因为严嵩的几句话,给京城附近的百姓增加了几天惨无人道的灾难。
目睹这一切的正义之士都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背地里骂几句过过瘾,其中就有年少的张居正。
严嵩在命令丁汝夔违抗圣旨的时候,许诺丁汝夔绝对不会死,可俺答退兵之后,丁汝夔却被嘉靖抓入监狱。
期间严嵩从未向嘉靖求情,甚至为了避免事情败露,还催促办案的官员赶紧结案。一结案,丁汝夔肯定就是一个死。
后来案一结,丁汝夔也死了,不过他在死前骂了几句严嵩奸贼,活了一辈子,胆终于肥了一回。
戚继光、俞大献的上级胡宗宪能够在严嵩的眼皮子底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平定倭乱的工作,全是因为委曲求全讨好严嵩。
身为世家子弟的他,祖上三代为官,打心眼里看不起严嵩这种奸臣,但是却迫于现实,向严嵩屈服,谁叫权力就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呢?
能臣得不到重用,只有严党才能够得到重用,这就是严嵩担任首辅期间的朝廷。
而严党中像胡宗宪这样的人仅有胡宗宪一个,其余的基本上都以严嵩为榜样。可想而知当时的明朝是什么样子。
张居正自从万历元年接撑首辅一职开始,就逐步展开他的改革变法计划。
改革变法向来是得罪人的活,这次也不例外。
毕竟要改革,必定会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张居正损失的不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官员的利益。
每一个朝代越到后期,政府的执行能力就越弱,明朝也不例外。其中的原因在于皇帝不理事。
一条政令从朝廷下达到地方,由于官府工作人员都不在意,有的时候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实行不了。
张居正面对这种情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每一个官员都要将一年应该办的事情分别记录在两套本子上,每一件事情都写着完成期限,一套本子自己拿着,另一套本子交到张居正的手里。
一旦到期不完成,轻则罚俸禄,重则直接开除。万历五年十一月就有四十八个官吏被一次性开除。这种势头谁不害怕?
但凡朝廷下达的政令,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完成,一条政令发出去,无论有多远,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够实行。
官员的工作效率上去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上去。
每个朝代越到后期,国家能够收税的田地就越来越少。原因其实很简单,开国之初,天下满目疮痍,地主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有钱。
但到后期,地主变多了,也变得有钱了,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情况,有田地不报,有田地少报,是很平常的事情。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二顷,但到了弘治十五年,只剩下了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直接少了将近一半。
只要是个官员都知道其中问题所在,只不过是不想改而已,毕竟官员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张居正不同。
张居正用三年来重新丈量全国的田地,官员们要是敢糊弄张居正,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一丈量,全国的田地竟能一跃高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以肉眼可见的势头暴涨。
明朝作为封建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税,有田税、人头税、徭役。
如果说交田税、人头税还好,毕竟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你总不可能说别人没有交,但是徭役就不一样了。
徭役是白白帮国家干活,至于你干没干,是官员说了算,要是不给钱的话,很有可能你一辈子也干不完。
张居正将田税、人头税、徭役总结在这一起,以后统一交钱,这样一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增加了白银的流通。
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但是却得罪了全体的官员。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官员们都要一拥而上,大有一副要将张居正生吞的势头。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按照规定他要回家守孝三年,但是改革变法的活动刚开启没几年,如果回家守孝三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得而知。
张居正为了国家,决定“夺情”,也就是叫皇帝命令自己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官员们可就不依不饶了,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张居正。
由于张居正有皇帝撑腰,实在是斗不过张居正,竟然有个别官员开始宣传张居正有造反的念头,造反可是要命的罪名。
张居正不顾自己的利益,与整个官员集团作对,这一点严嵩能比吗?肯定不能比,别说严嵩了,就算是整个明朝的首辅也没一个能比的。
贪污数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严嵩因为太奸被抄了家,张居正因为太正也被抄了家。
只不过严嵩是在生前(斗倒严嵩的人就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张居正是在死后,毕竟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谁都不敢动。
抄严嵩的家整整抄了一个多月,抄出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三百万两,各种名人书画,奇珍异宝,更是不计其数。
专门负责鉴宝的专家,单单只是查看严嵩收藏的名人字画是真是假,就整整查看了三个月才看完。
清朝年间有一个叫做周石林的人得到严嵩抄家时的清单,他将这份清册整理起来,竟然能够整理成一本书,叫做《天水冰山录》,一时间还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
按道理来说,张居正的财产应该比严嵩还多才对,但事实是张居正的财产不是一般的少。
张居正家里抄出来的黄金仅仅只有上万两,白银仅仅只有不到二十万两,连严嵩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名人书画,奇珍异宝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这一对比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
其实张居正贪得少是正常行为,毕竟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国家上面,哪里还有心思去用心想贪污。
但严嵩不同,国家与他无关,对他而言,贪污才是正经事。
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人都会过得好;而有的人,一个人过得好了,大部分的人都过不好。没有什么非黑即白,人都是有私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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