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节度使这个制度是可行的,因为唐朝是一个战争帝国,国祚290年,几乎年年都在打仗。安禄山纯属野心使然,安史之乱后,以浑日进、李抱玉,李元谅,乌重胤为首的蕃将身兼数镇节度使,也忠心为唐戍边。
经过唐初的军事扩张后,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着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 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国,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就逐渐发生变化了。与吐蕃、大食、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作战,唐政府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命大总管或大都督等持节长期镇守。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
世人对藩镇割据误解很大,实际上只有河北三镇不尊皇命,775年,唐代宗集合诸道讨伐河北最为跋扈的田承嗣,并从其手中夺回了被吞并的昭义军,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藩镇的嚣张气焰。
唐德宗建中削蕃,虽急于求成,以至酿成泾源兵变攻陷长安,出现四王二帝反叛的局面。但是这此也不是徒劳无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利于唐朝今后百年的发展。
河北方面,对魏博的攻伐收效甚微,魏博仍然是半独立状态,但遏制了其嚣张气焰直到唐亡,对外战争魏博也是积极响应。
成德镇,战后被一分为三,朝廷以张孝忠,统易,(今易州)定(今定州)二州为义武节度使,程日华统沧,景(皆在今河北东部)二州为横海节度使。二镇成为朝廷直接任命的藩镇,抵制河北的割据。多次参加对河北三镇叛乱的讨伐,成为遏制河北三镇的桥头堡。
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归降后对朝廷也颇为忠顺,宪宗削蕃时王承元纳土入朝。
卢龙镇,在平定朱泚之后,刘坪,刘济,刘总三代先后为节度,其家族早年在长安后为卢龙牙将。在河北三镇中对朝廷最为忠心,元和削蕃时,刘济和刘总父子率本镇兵马讨伐叛藩,淮西之乱平定后,刘总自请入朝。
唐武宗会昌年间北伐回鹘,军队主力皆为河北三镇兵马。
淮西镇,是唐朝为了防止安禄山叛军南下设置的方镇,初期辖区很大。许州(今河南许昌)、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郑州、蔡州(今河南汝南)、陈州(今河南淮阳)、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寿州(今安徽寿县)、安州(今湖北安陆)、沔州(今湖北安陆)、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汴州(今河南开封)、曹州(今山东菏泽)、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泗州(今江苏盱眙)、隋州(今湖北随州)、唐州(今河南泌阳),这二十个州都一度受过淮南西道的节度。安史之乱结束后,淮南西道的多数州郡被分割。
大历末年,李忠臣接任节度使后,开始不听朝廷的敕令,大历十四年(779年)三月,李忠臣被族侄李希烈驱逐,此时淮西辖区只剩六州——申州、光州、蔡州、寿州、安州、唐州。唐德宗建中年间,李希烈平定山南东道梁崇义,开始反叛唐朝,称皇帝,国号楚,与朱泚遥相呼应。
786年,李希烈被陈仙奇所杀,陈仙奇归附朝廷。陈仙奇旋即被吴少诚所杀,重新割据。朝廷在这期间收回了寿州、安州、唐州三州。
淮西镇仅剩三州,被大大削弱,即使后来吴氏割据,也未造成大患,元和削蕃,裴度、李愬平定淮西,生擒吴元济,次年唐宪宗下诏废除淮西节度使,全境为中央管辖。
建中削蕃虽然功败垂成,但是其极大削弱了藩镇力量,之后唐德宗在各藩镇设立宦官监军,分割节度使军权,监军为天子耳目,且分割大镇为小镇,互相制衡,加强中央集权和对诸镇的控制。
至此,中央和藩镇达成微妙的平衡状态。
唐朝安史之乱后能继续存在145年,一个原因是中央地方的平衡,其次就是意识形态的兼容并蓄有条不紊。还有,强一会没什么,扛得住安史之乱的折腾,到晚期还收复失地,灭掉能够动员数十万兵力的好几个对手,这就是地方节度使的功劳了。
陇右三川地区的藩镇负责防御,江东岭南藩镇保障供给,河南藩镇监视讨伐河北三镇。
强弩之末的唐朝仍然绝地反击的原因何在呢?靠地方积极性。试举几例:
773年8月至10月,吐蕃大举进攻灵武、宜禄、盐仓、百城等地。郭子仪和马璘击破吐蕃军队数万,浑瑊救回敌军所掠朔方俘虏200余人,百姓700余人,驼马数百匹。
779年5月唐德宗继位,10月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邠、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军,自江油趣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
788年,吐蕃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巂州经略使刘朝彩等出关连战,大破之。
789年,韦皋遣其将王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
792年,吐蕃入侵,开府仪同三司,兴元尹严震主动出击,于芳州击败吐蕃,又攻取黑水堡,焚毁吐蕃的军粮积储。韦皋率军攻打吐蕃,俘虏吐蕃大将论赞热。
793年,唐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多有斩获,不久盐州城复筑。
797年杨朝晟与吐蕃交战,修筑马岭城后率军返回,开辟土地三百里。
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弹筝峡口。浃辰而毕,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泾原稍安,韦皋收复巂州。
800年韦皋拔吐蕃末恭城、颙城。
801~802年渡泸之战和维州之战使大唐对吐蕃的被动挨打转向了战略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
渡泸之战,大破吐蕃、大食、康国联军,降伏两万余人。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拨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馀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
渡泸之战,大破吐蕃、大食、康国联军,降伏两万余人。(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皋遣使献论莽热,上赦之。赐第崇仁里。
元和十三年(818年)10月4日,吐蕃军队进攻宥州。十二日,朔方节度使杜叔良率驻灵州唐军出兵,在定远城向吐蕃军队发起进攻,击败吐蕃军队2万人,杀2千人,俘节度副使1人,判官长行39人,此外,获得大量牲畜。14日,平凉镇遏使郝毗也向吐蕃发起进攻,击败吐蕃2万人,收复了宪宗曾多次与吐蕃交涉的三州之一的原州,获取大量羊、马。同时,夏州节度使田缙于灵武击败吐蕃3千人。11月1日,夏州后军击败吐蕃军队5万人。灵州唐军攻破吐蕃长乐州的罗城。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率唐军收复峨和城、栖鸡等城。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吐蕃节度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儿共率领15万军队大举进犯,包围盐州城数重,党项首领也发兵帮助吐蕃作战。盐州刺史李文悦率军竭力拒守27天,战事异常激烈,灵武牙将史奉敬率军2500人深入吐蕃腹地,从吐蕃军队背后突然袭击,吐蕃军方撤围离去,史奉敬乘机大败吐蕃军。
843年,石雄击败乌介可汗于杀胡山,回鹘溃灭。
847年,吐蕃论恐热乘武宗卒后,唐廷忙于治丧,诱党项及回纥余部侵扰河西,宣宗命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讨击。宰以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前锋,与论恐热战于盐州,恐热率众逃奔。
848年——861年,唐军克复,清水城和扶州以及河隍三州七关和西域伊州。唐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沙洲起义,终将吐蕃击裂为百,使西域吐鲁番、哈密,及青海到甘肃的河西走廊,得以光复。所谓“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十郡遗黎,悉出汤火”。
866年,张义潮率军深入西域收复西州,轮台,庭州,清镇,等地区,唐安南大都护高骈,平定南诏,收复交趾,设静海军。
867年西川近边有六姓蛮,常在唐朝与南诏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卑笼部蛮尽心效忠于唐朝,与群蛮各族姓世代为仇,朝廷赐卑笼部姓李,任命为刺史。西川节度使刘潼派遗将领率军帮助卑笼部,讨伐六姓蛮,焚烧六姓蛮族的部落帐蓬,斩蛮人首级五千余。
870年2月南诏攻伐川蜀,颜庆复率兵进军新都(位于成都府北45里),十二日大破南诏军,杀2000余人。老百姓数千人手执割草刀、木棒协助官军,呼喊声震天动地。十三日,南诏骠信派步骑数万增援。这时,唐右武卫上将军宋威率忠武军2000人赶到,与诸军合兵会战,南诏大败,死5000余人,退保星宿山(今四川成都北),宋威进军沱江驿(今四川成都北),南距成都30里。骠信派使臣杨定保与支详商定请和。支详说应先解围退军。可是使者回去后,南诏军围城如故,而且攻城尤多,骠信以下诸将立矢石之间亲自参战。十八日,唐援军赶到,夺升迁桥。当晚,南诏兵自烧攻具遁逃。
这是唐晚期比较关键的几次胜仗,都是靠藩镇力量。
在外敌侵略时,藩镇和中央会坚决的一致对外,共同御敌,有着自己的底线。所以在全局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中央和藩镇达成了默契,节度使是唐朝最好的护身符。
╀⇦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不可行。
唐朝的节度使,东汉的州牧,南宋的制置使和安抚使,明朝的经略和督师,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大体都是中原王朝在频繁战争,且战事不太顺利的背景下,被迫对地方放权,给予地方官员一定的行政权、军事权,以及财政权自治权的产物。
想想看,如果不是没得选了,朝廷实在是搞不定内忧外患了,汉灵帝愿意设州牧?
如果不是金兵屡屡南侵,实在没招了,宋高宗愿意让武将自己招兵?
如果不是八旗军不堪大任,实在是拿太平军没辙了。咸丰、慈禧两口子愿意见到湘、淮两系在江南坐大?
肯定不愿意了,哪个统治者愿意与自己的臣子分享权力?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愿意又如何?
没得选啊。不愿意对下面妥协,那就只能等着被敌人抄家了。
唐朝设立节度使的初衷和过程,也是如此。
唐初,是没有节度使的。
如遇战争,皇帝指派某人为前线主帅,临时封其为“某某道行军大总管”。指挥由朝廷临时征召的府兵作战。
比如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唐军在辽东地区和高句丽军作战。
李绩当时的“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就是一个皇帝临时任命给他的官职。
战时,他有前线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前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行政权。
战争结束后,军事指挥权收回,他的行军大总管职务也一并撤销。士兵回到各自的折冲府待命。
这么做,与汉朝设立刺史、州牧,明朝设立巡抚、总兵的初衷,如出一辙。
地方官搞不定了,皇帝派钦差到前线,统筹指挥,解决问题。
由于皇帝临时委派的大将(钦差)与地方官不熟,士兵也是中央的,很难起兵造反,继而威胁中央。
所以这种操作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可是,这种操作的缺点也很明显。
由于行军大总管是朝廷临时任命的职务,朝廷派出去的将领,虽说大都熟知兵法,但由于长期不在战区,不一定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如地形、水源、敌我兵力部署、风土民情等等。
这样一来,如果行军大总管不熟悉情况,不了解自己的士兵。是很容易吃败仗的。
举个例子,大非川之战。
唐高宗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指挥唐军进攻吐蕃。
薛仁贵是唐军的名将,战绩辉煌。但他貌似并不是特别了解大非川,以及吐蕃军队的详细情况。而这就导致了唐军在作战中,出现了轻敌的情况。最终,唐军被吐蕃军队切断粮草,惨败而归。
相对而言,皇帝设置节度使,让节度使长期待在前线,自己招兵,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类问题的产生。
当然,仅凭这点,唐玄宗也不可能在全国全面铺开节度使。
行军大总管这一官职退出历史舞台,节度使取其而代之,关键原因还在于唐玄宗时期边疆形势的变化,以及府兵制的崩溃。
边疆形势的变化,很好理解。
唐初,是对外扩张时期,唐军对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经常能“一战灭一国”。
在这种辉煌战绩下,皇帝自然没有设置节度使的必要。
然而,随着唐朝版图的日渐扩大,当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后,唐军在边疆的军事战略,自然就要从进攻转变为防御。
而防御战,又必然会产生反复拉锯的攻防战和治安战。
这种情况下,再像以前一样,军队临时从关陇地区抽调府兵,皇帝临时任命行军大总管指挥作战,显然就不合适了。
怕是朝廷的军队还没赶到前线,袭扰边境的胡骑早跑没影了。
府兵制崩溃,也很好理解。
古代的土地是私有制。
当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因为土地兼并而崩溃后。府兵制自然就崩溃了。
而府兵制崩溃了,府兵都逃跑了,朝廷招不到兵了,自然只能是以“募兵”代之。
由于这三点因素,所以节度使和募兵在唐玄宗时期便全面取代了行军大总管和府兵。
当然,唐玄宗也没那么傻。
把人事权和财权都交给节度使,他也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所以在节度使之外,他还设置了度支使、转运使、处置使、经略使、安抚使等职务,在前线制衡节度使。
但唐军制度上的变革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唐玄宗无法扭转的。
首先,唐军由府兵改为募兵,那唐军的主力就都待在前线了。
以安史之乱前的形势来说。
60万大军,其中有49万在边境。前线这么多兵力,吃喝要靠谁来养活?
靠中央从内地临时调拨?
一方面,这显然来不及。
如果每次作战,钱粮都要先经由中央再运到边境,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另一方面,中央从地方收税,再由中央给边防军提供后勤,中间的损耗实在太严重。
而且,中间环节肯定还存在官僚贪污腐败的情况。
本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原则。于是,节度使们在拥有募兵权和军队指挥权后,就逐渐又拥有了驻军当地的财权。
其二,节度使控制了财权,那行政权要不要也给他兼任了?
本着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思路,显然是让节度使兼管行政权,更便于作战。
于是,节度使后来干脆就连驻军当地的行政权也接了手。
至于度支使、转运使、处置使、经略使、安抚使、采访使,则全部靠边站。或是这些职务直接由节度使兼任。
其实,不单是唐朝。后来的宋明清,在面临边患频仍之际时,也都是如此。皇帝派专人在前线,把财、政、军权一把抓。
这些人,权力大的很。
比如说明朝的袁崇焕,不跟崇祯打招呼,直接就弄死了毛文龙。
还比如说湘军。朝廷三令五申,湘军攻克南京后,缴获要上缴。结果湘军故意在南京放了一把火,谎称没有缴获。慈禧任命派马新贻为两江总督,调查其中内幕,结果堂堂朝廷的从一品大员,竟然大庭广众之下被刺杀了。而且慈禧迫于形势压力,竟然还不敢彻查。
不夸张的说,清末的湘军、淮军,比唐朝的藩镇军队还要凶。
曾国藩、李鸿章想造反,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宋明清吸取了唐代教训,前线军区统帅多由文臣担任,或是由皇帝亲信担任。
而文官在考虑事情时,往往会比武将要深思熟虑。造反的可能性要低很多。
所以像前线大将造反这类情况,在宋明清三朝便不怎么常见。
总而言之,节度使这种制度在设立之初,必然有其合理性。但它的出现,往往代表一个王朝存在统治危机。如若不然,皇帝也不可能自愿下放权力。
而随着危机的加深,节度使制度必然会背离设计者的初衷。
因为受生产力所限,一个中央集权的古代国家必然是无法长期有效控制距离国家核心领土太远的边境武装力量的。
所以说,节度使制度是不可行的。
它就像一剂春药,能暂时解决问题。但从长时间看,用久了,终究会伤身。
但话又说回来了。不可行,也没办法。皇帝没得选。
不这么干,那就只能主动收缩战线了。放弃西域,放弃漠南,修长城,窝在中原腹地严防死守。
但是,看看宋朝就知道了。此举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春药呢?
Ⓗ➤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节度使制度,无论在什么朝代都是不可行的。
让一个军头拥有兵权和地方行政权力,等于是将一个赤裸的美女塞入一个壮汉的被窝。
不排除有个别壮汉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乱来。
但放在嘴边的肉,几乎人人都会吃,至少也是舔几口。
其实尚且不要说,同皇帝毫无血缘关系的节度使。
历史上告诉我们,无论中国外国,哪怕是皇帝的亲兄弟,只要像节度使一样在地方拥有兵权和行政权,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也是极为危险的。
他们反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甚至可能造成亡国灭种。
晋朝八王之乱,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这些亲王在地方都掌握兵权,又可以控制行政权,自行收税养兵。
于是,八王联合造反,仅仅死亡的军人就高达50万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遭到破坏。
这场战乱持续长达十六年,导致全国受到灭顶之灾。
资料中这么写:这些战事都对全国不少地区都造成严重破坏,饥荒、疫病频生,亦令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谋生,成为流民,国家陷入严重的混乱中。更重要的是,战乱后期,晋朝中央政府其实已经失去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中国国内客居的匈奴、羯族、羌人、氐族、鲜卑族等趁机作乱,随后就出现了五胡乱华的可怕局面,北方被胡人控制长达200年之久。
唐朝之所以存在节度使,是收到南北朝影响的胡人风气,以最大程度提高军队作战能力。
但是,军队作战能力强,有时候是双刃剑。如果军队不服从你,你编组这样的军队,等于是作茧自缚,自寻死路,养着敌人打自己。
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导致大唐最后几年实际上皇帝只能控制长安城,全国都已经失去控制。
随后节度使朱温篡位,连大唐皇帝都杀了,而中国又陷入节度使争权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五代十国时期,可以说是节度使制度的最好表现。
由于节度使太多,皇帝被节度使杀掉篡位、或者架空篡位,如家常便饭一样。
在五代十国,最危险的职业就是做皇帝,很少能有善终的。
所以,到了宋代以后,赵匡胤听从大臣的建议,彻底取消节度使制度,采用以文官控制武官的制度。
此举虽造成大宋军事实力的衰弱,却让大宋内部非常稳定。除了少数敌人入侵的战乱时期,北宋、南宋南部很少出现战乱,尤其很少出现武将叛乱现象。
就是因为内部比较稳定,南宋虽弱,仍然能够和强大的蒙古军队作战40多年才亡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无论中国美国的军事制度,也是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节度使一样的军头。
以美军为例,将军虽可以指挥军队,但后勤补给一切都依赖于军队供应。随意美国将军不存在拥兵自重,兴兵造反的可能,因为他无法解决造反后军队生存问题。
但你要给美国将军兼任州长或者市长看看,他们一样会成为军阀造反。
其实不要说将军,大家看过《现代启示录》吗?
那个美军上校带着军队深入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地方行政权和军队指挥权,就干脆自立为王,不服从美军高层的指挥。
美军高层无奈,只能派上尉去杀掉他。
✕Ⓣ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如果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那么宋朝为什么不用、明朝为什么不用、清朝为什么不用?别说传统时代没有用,即便现代国家也没有用。
安禄山身兼三个节度使,分别是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但主要是范阳节度使。
平卢节度使,是从范阳节度使分置出去的,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军力规模有限。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卢军竟隔着河北向大唐效忠了,后来从海路去了山东,改为平卢淄青节度使,然后成为大唐的平叛部队。
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在公元751年由安禄山兼任。但安禄山的控制力度有限,造反的时候,也没能调动河东军。后来,河东军也成了大唐的平叛部队。
所以,安史之乱的主力,也就是安禄山的铁杆,主要是范阳军。但是,这已经够了。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控制今天的河北北部地区。当时,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而且还有地盘。捏着这些东西,安禄山具备了造反的资本。
节度使,是从隋唐的行军总管、行军大总管逐渐发展出来的。所以,某某节度使中的这个某某,在逻辑上的指代,不是某地,而是某军。如《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军大总管张仁亶》,这个张仁亶,管的不是朔方道,而是朔方军。所以,在某某之后再加一个“军”字,就会更清楚。于是,节度使相当于某支军队的长官。
如范阳节度使,应该是范阳军节度使,这个节度使,管的是范阳军,而不是范阳军所在的河北道。但范阳军也是一个统称,其下还有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分驻在范阳辖区下的九个州。
军队与防区结合在了一起,就成了军区了。所以,范阳节度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范阳军区司令。但是,范阳军区,跟今天的战区、军区又不一样。因为范阳节度使,不仅管军队,而且管民政、财政,甚至还管监察,顺带手还把防区的官员也给管了。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一个军区司令就有这种排场吗?不仅“总军旅”而且“颛诛杀”,这相当于拿了尚方宝剑。中官要送、州官要迎,赴任入境不止鸣锣开道,还要搞工程、筑节楼。
因为节度使就是朝廷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和朝廷处置边地事务。但是,时间久了,节度使就从中央官便成了地方官,成了封疆大吏。甚至出现了“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情况,在范阳军最为明显。
然而,你要说节度使就是地方官,也不够精确。比如安禄山,身兼三个节度使,这是地方官了;但他还是朝廷的左仆射,这肯定是中央官了。但还不算完,安禄山还身兼闲厩使、陇右群牧等都使,把大唐帝国的战马也给管了起来。同时,他还推荐自己的心腹吉温出任了武部侍郎,直接染指大唐帝国的国防部。
把这些都交代清楚了,你再说节度使是个什么东西?既是朝堂大员又是封疆大吏,从军队到民政、从中央到地方,管了个遍。这种变态设计,只有唐朝能玩。
但是,安禄山肯定不算最变态的。更变态的是当完节度使,再去当宰相,这就是出将入相。但没完,还有更变态的,就是宰相身兼节度使。比如宰相李林甫,在公元738年的时候兼任了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河西在长安的西边、陇右在长安的西南。李林甫这个宰相当时要造反,唐玄宗想跑都没地方跑。顶级变态应该是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河东、朔方四个节度使。同时,王忠嗣是大唐的烈士遗孤,自小就被养在宫中,跟太子李亨的关系极好,标准的太子党。
这么变态的权力设计,大唐皇帝和大唐朝廷受得了吗?受得了。只要国家没事,唐玄宗一道圣旨,不仅能去了节度使的权,而且还能要了节度使的命。被皇帝和朝堂处死或玩死的节度使,比比皆是。但是,国家一旦出事,这个变态的权力设计,则一定要出大问题。大问题自然是安史之乱了。
这就是灰犀牛啊。大唐盛世,但盛世之下却埋着火药桶。那唐朝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一切都是来自传承。
节度使要溯源到唐朝的行军总管或大总管。这个总管相当于战时的方面军司令,可以类比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二、三、四野。打完仗,这些人是要回朝交官、交印、交兵的,然后朝廷再论功行赏。但是,宋朝政府是止不住地跟老百姓做买卖,而唐朝政府则是止不住地对外扩张。这就导致边境地区必须驻军。河北和辽宁不驻军,契丹人、奚人就要打进来;西域不住军,西突厥就会死灰复燃;河西就必须长期驻军了,因为跟吐蕃的战争打了两百多年。
特别是河西、陇右一带与吐蕃的战争,要多惨烈有多惨烈,轮番戍守的府兵根本不管用,只能靠屯田和募兵。
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一般认为,节度使是从幽州开始,也就是范阳开始的。但节度使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而最初搞试点儿的,应该是河西、陇右战区,而不是幽州战区。
所以,之前的行军总管或大总管,逐渐被固化,先是成了都督和都护府,再后就是节度使。而按照这个逻辑设计,节度使只管军队就行了,没必要管民、管钱、管官。
但是,唐朝的财政设计有问题。如果是隋朝,或许能够做到,节度使管兵、朝廷管其他一切。后来的宋朝,就是这种设计的。岳飞的岳家军即便再能打,赵构也要捏着钱袋子和粮袋子。大宋皇帝就是当了裤子,也不允许方面军司令岳飞去自筹粮草。所以,这个“其他一切”,主要是钱。节度使养兵打仗,是要花钱的。这个钱谁出?
大唐的财政设计,完全是一脑门子浆糊。别说养兵,就是养官、养衙门也力不从心。官员给不出工资,那就给你一块地,叫永业田、职分田,官员拿地出租,换回来的租金权算工资。衙门给不出办公经费,就给衙门一块地和一笔钱,叫公廨田和公廨钱,拿地出租、拿钱放贷,收到的租金和利息权算办公经费。
官员和衙门尚且如此,就别说军队了。军队是普遍义务兵,老百姓当兵是义务。你必须得给朝廷当兵,因为朝廷给你家分地了。这就是均田制。所以,要打仗,唐朝的老百姓就不能废话,必须上战场。这就是府兵制。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府兵,家庭殷实的才能当得起。因为府兵是要自备兵器和战马的。当府兵,肯定不能白当,也是有好处的。好处是能够减免赋税,简单说就是平时可以不交税或少交税。而且,仗打胜了,不仅朝廷会有赏赐,而且关键是能分战利品。
这是什么路子?
这个路子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可汗也没有常备军。要打仗了,大可汗就招呼小可汗和各部酋长来喝酒,酒桌上就问:咱们去中原抢劫可否。大家说可。然后,赶紧回去招呼自家族人:要去打仗了、赶紧抄家伙。牧民们前一天还在放牧,第二天就变身游牧骑兵了。当游牧骑兵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战利品。分不到战利品,牧民们才不会跟大汗出去打仗。
所以,隋唐帝国就是草原与中原杂交的产物。
但是,接着继续玩,中原王朝一定会玩成财政王朝。即:国家建立常备军,然后财政出钱把常备军养起来。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这一步?
草原人民的日子,要是比中原人民的日子还好过,他们就不会来抢劫中原。而你都隋唐帝国了,还能去抢谁?即便战场打胜了,也抢不了多少战利品,还不如老实在家种一年地。所以,中原“部落兵”在逻辑上必然崩溃。你是中原帝国,你最有钱,然后你还能去抢谁?
大唐以后的战争,主要集中在边地,所以才有缘边节度使。战争不可能在帝国内部州府死命打。打来打去,就是藩镇割据,肯定能把皇帝打没了。所以,内部就要去军事化。从政治安全的角度说,府兵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各州府都养着一波府兵,然后刺史不开心了,肯定敢造反。这就是大唐后期的藩镇割据。所以,但凡朝廷有能力,就一定要实施内部的去军事化。东汉就是这么搞的,大家种地攒钱就行了,然后朝廷拿着钱雇鲜卑人打仗。西晋司马炎去州郡兵,也是这个逻辑。财政王朝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内部必然要去军事化。
但最主要的还是财政。
后期的战争太惨烈,时间又太长。府兵只是兼职,府兵的主要收入还是种地。仗是打完了,但一打就是几年、十几年,等回家一看:地也没了、房也没了,关键是媳妇还改嫁了。“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你这么搞下去,老百姓就宁愿自残也不当府兵了。所以,后来就以长征健儿取代了府兵。府兵制变成了募兵制,募兵就是职业士兵,打仗成了职业。这个战斗力自然要碾压府兵。
但职业士兵,就要国家花钱来养。因为当兵不再是兼职,而是专职,是要养家糊口的。然而,大唐的财政,却从来没有这个收支设计。没有这个设计,那就想办法。办法是现成的,学隋文帝,去清丈土地、大索貌阅,严格收取土地税、人头税。但大唐的财政设计是一团浆糊。所以,隋朝能干的事,唐朝就干不了。
那怎么办?不给钱但给政策,这就是大唐的财政逻辑。军队交给你节度使了,任务也给你讲清楚了,而且我还给你划好地盘了,甚至还把赚钱的买卖,比如赋税、屯田以及盐利,都给你了。然后,你们节度使自己去把兵养起来。
本来应该朝廷出钱养兵,却变成节度使养兵了。简单说就是朝廷甩锅了,怕费事、怕麻烦。而为了搞到钱,节度使的权力一定会膨胀发展。什么营田使、采访使,这些个头衔及背后的权力,必须全给节度使。否则,节度使就搞不到钱钱,而搞不到钱就养不了兵。
然后,你再说节度使是个什么怪胎?
战国七雄,在中原打得你死我活。但是,有三个战国却承担了双重任务,分别是秦国、赵国和燕国。因为他们仨不仅要中原争霸,还要防着北方的少数民族。秦国干义渠、赵国打匈奴、燕国扫东胡。所以,唐朝的缘边节度使,完全可以类比战国时代的秦国、赵国和燕国。区别是它们不用参与中原争霸,甚至还可以得到中原的兵力、财富补充。
节度使这个妖怪一旦被创造出来,那就别想收回来。为什么?因为国家不是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人。人只有一个脑袋,国家却不止一个脑袋。首先是节度使有权了,肯定不想放手。其次是士兵有钱了,肯定也不想放手。士兵利益集团,节度使的个人私利,一旦结合起来,完全可以对抗朝廷。
那节度使是怎么给废掉的?五代十国的乱世给打没了。皇帝听将军的、将军听士兵的,然后杀皇帝就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就这么打了半个世纪,终于把节度使和职业士兵关进笼子里。所以,后来的赵宋王朝,死活也不会让节度使制度死灰复燃。那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对于军队,不仅要控其钱粮而且要控其首领。控其首领最重要,宋朝就一直是文官领兵。现代国家,也是文官政府压着军事长官一头,国防部长必须是文官。你就不能从职业将军中提拔。职业将军要从政也可以,先辞去军职再说。
最后总结:
大唐为什么发展出了节度使制度?胡汉杂糅的帝国逻辑,府兵制就是中原的部落兵;一团浆糊的财政设计,不给钱但给政策。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作用。朝廷少花钱,节度使去搞钱了;军队也能打,职业兵的战斗力完胜府兵。但,只能是在前期,后期甚至还不如府兵。对外打不过,这帮家伙就要对内打了。
为什么节度使这个制度不可行?在河北建个燕战国、在山西建个赵战国、在陕西建个秦战国,它们的确可以横扫草原,但为什么不能回首横扫中原、统一天下呢?安禄山这个前车之鉴、晚唐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乱世,这些教训太惨痛。
古代中原王朝的死穴就是:始终无法长期保有一支绝对忠于朝廷又能征善战的军队。后周及北宋初期的中央禁军,想揍谁就揍谁。但赵匡胤一死就怂、赵光义一死就废。明初,十几万大明军队,就跟十几万武林高手一样,他们人衔枚、马裹蹄,穿越大漠、迎着风雪,然后直捣北元巢穴、碾压蒙古铁骑。但朱棣之后,也就残废了。满洲八旗,号称满万不可敌,不仅骑兵无敌而且大炮凶猛,不仅横扫中原而且横扫漠北。但鸦片战争的时候,又是个什么表现?
⇣☮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
即使重新来一次,大唐王朝可能还是只能选择节度使制度。
两难抉择
要想打胜仗,提高反应速度、决策效率,就要求赋予将领较多的权力。
而要想防止将领尾大不掉,又要求尽可能限制将领的权力。
这个两难抉择,困扰了所有的统治者。
历代统治者的解决办法就是:划清职权。在职权范围内,“将能而君不御”,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职权之外,红线不容逾越。
正常情况下,天子只愿意将军事指挥权下放给将领。
将领发挥其军事才能,指挥军队打胜仗就可以了。
其他的,怎么招兵,怎么调兵,怎么运粮,怎么执法(赏罚)、将领的升迁,一般是要纂在天子手里的。至于民政权、财政权,则更是必须另置系统。
以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为例。
魏国的都督们“自带”的权力只有指挥权。
其他权力,朝廷均另置系统。
民政、财政权,归州牧、刺史,都督不得干预。除非朝廷高度信任你,让你兼任州牧、刺史(如曹休都督诸军事后兼任扬州刺史),否则都督不得干预一般的民政、财政。
军事上:要想募兵,必须上报朝廷(见《三国志.满宠传》);要想发兵,也必须上报朝廷(司马懿平孟达时,不走正常流程,出乎孟达预料);所部将领的任免,也要朝廷统一安排(中护军安排)···
历代统治者,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手中的权力。
可是,后来藩镇割据时期的节度使,实际上就是将所有地方军政权力一把抓了。
大唐天子如此“豪爽”地放权,难道是“神经大条”吗?
当然不是。
没有人比大唐统治者更懂“尾大不掉”
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原本就是隋朝的太原留守。
天下大乱时,他以地方官员的身份起兵,夺了天下。
可以说,没有人比大唐统治者更懂什么叫“尾大不掉”,什么叫“地方威胁中央”了。
因此,大唐统治者设立了一套严谨的军制,既发挥武将之能,又限制其尾大不掉。
唐初时,实行府兵制。
士兵平时务农、训练,战时,朝廷委任大将带兵,战事结束,将领回朝当官,士兵各回各府,基本上杜绝了大将“尾大不掉”为危险。
同时,设立折冲府时,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共置府285,府兵26万,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
也就是说,唐初的基本方略是:遇有战事,由朝廷指定的将领统领朝廷的府兵(关中府兵居多)出征,至于后勤、兵源等统一由朝廷安排。
靠着这套制度,唐初时名将辈出,开疆拓土,同时又不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套制度已经不灵便了。
不得不搬出的节度使制度
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很长时间内国防压力不大。
然而,高宗中期以后,随着西部吐蕃的崛起,以及东部契丹、奚的活跃,压力大了起来。
当时大唐的疆域辽阔,边境线极长。一旦有战事,朝廷长途调兵运粮,困难非常大。
而此时的对手,与当年的东突厥、吐谷浑又不同了。尤其是西面,与大唐在西域角逐的吐蕃、大食,都是统治稳固,统治区域辽阔的强大政权,加之其核心基地极为遥远(或难行),大唐不可能像当初打击东突厥、吐谷浑一样“一战而定”,战事只能“长期化”。
一面是难度越来越大的调兵调粮,一面是“长期化”的战事,以大唐原有的体制,很难应付这样的形势。
因此,大唐只得划分若干军事区域,增加边防驻军,延长戍卫时间,以应付这一局面。
所以,加强边将的权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最先下放的,是募兵权。
这倒不是朝廷“大度”,而是府兵制渐渐瓦解了。与其再勉强千里迢迢调日益凋零的府兵来,不如让将领就地募兵,久在边地的士兵能打仗呀!
随即下放的,是军事执法权。
你自己募的兵,赏罚都由你自己说了算!
因此,唐高宗时,开始给一些都督“使持节”的待遇。
早在魏晋时,朝廷有时也会给与地方军政官员“使持节”的待遇,使他们能诛杀中级以下官员,加重其威权。“使持节,得斩二千石以下···”,唐朝以都督“使持节”,也就由一般都督变成了“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不仅可以招募军队,而且掌握了军队的生杀大权,开启“兵为将有”。
兵是节度使的兵,自然不便经常调换将领。
因此,从刘仁轨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将长期屯驻一地。
由于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到唐睿宗时,朝廷干脆将“节度使”作为官名,正式化下来。
可以说,在府兵制瓦解、边疆线长、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大唐王朝要想继续保持开疆拓土之势,就必须让边将“自行解决”,要让边将“自行解决”,就势必要下放一些权力。
临界点
随着节度使权力的增加,其风险自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
比如,唐玄宗初期的名相姚崇,就以“不求边功”为出任宰相的条件。
“不求边功”,在当时是防止节度使权力膨胀的一个选择。
“不求边功”,暂停开疆拓土,转入战略守势,甚至放弃一些地方,减少大规模战争,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边将的权力。
然而,唐玄宗虽然答应了姚崇之请,但开疆拓土之心始终放不下。
为了急求边功,唐玄宗开始进一步加大节度使的权力。
首先,民政权、财政权也渐渐下放。
为了便利节度使统一组织屯田、运粮、募兵等事宜,唐玄宗时开始,一些节度使也开始兼任所管辖地区的经略、支度、营田诸使。
如此,节度使事实上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形同诸侯。
这还不算!
节度使初立时,“专膺一面之任”,没有兼任数道的。
唐玄宗为求边功,不但增加节帅所统兵力,还让一些人兼任数道。
在安禄山之前,盖嘉运、王忠嗣等人就已经兼任数道了。
王忠嗣时,“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安禄山也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力占唐边兵4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鞋?
走到这一步,即便安禄山不反,以后出现反叛也是大概率事件!
结果,自然是惨烈的···安史之乱,大唐盛世一去不返。
放下去容易,收回来难
权力和金钱一样,借出去很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表面上来看,安史之乱后,只有河朔三镇仍长期割据,其他节度使多顺从朝廷,甚至不乏李晟、李朔父子这样的忠臣良将。
然而,由于权力已经下放,各节度使都事实上拥有的割据的能力,只不过大多数节度使不具备河朔三镇这样的基础,或因节度使本人的忠诚度,多数选择顺从朝廷而已。
黄巢起义时,黄巢自北打到南,再自南打回北,能够四处流动,也亏得藩镇们自扫门前雪。
到藩镇们开始讨伐黄巢时,原本纵横天下的黄巢根本没有抵抗之力,迅速败亡。
然而,与黄巢一起败亡的,还有大唐王朝自己。
后世的解决之道
宋朝立国后,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将权力收回,“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官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终宋一代,再无藩镇之祸。
然而,代价是:由于过度限制武将权力,甚至连武将的军事指挥权都遭到限制,大宋的军事效率受到影响,两宋在外站中一直被动挨打。
元朝的军政问题则比唐朝后期更严重。由于行省官员兼领军政,自元代中期开始就有地方不听朝廷调动,甚至拥兵造反的事情。到元朝灭亡前,朱元璋北伐的主要对手已不是朝廷政府军,而是“义兵”军阀。
明朝则尝试了多种解决之道。
朱元璋为防止大将造反,推行“塞王守边”制度,试图让自己的儿子们封王守塞,将兵权从大将手中收归诸子。
结果,朱元璋一死,靖难之役,燕王夺位。
朱棣改变朱元璋的方针,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国防大事,不必重托于他人。
天子守国门,一切军事由天子牢牢把控,初时尚可,但弊端很快暴露。
一方面,天子本人的军事才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造成军事效率降低。
朱棣善用兵,尚可建功立业,到明英宗时,天子出征,全军覆灭,终结大明盛世。
另一方面,由于军权高度集中,征伐都由朝廷组织发起,因此,财政压力极大。
后来,与后金的战争持续不断,征“辽饷”,裁撤驿站,引发起义。
最终,外战与起义的双重压力,埋葬了大明王朝。
清代的边防则是另外的策略。
遇到大规模作战时,天子亲自组织,统一指挥作战。
而在一般防务时,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等边省长官则兼官军政,其权力很多方面都类似于节度使。
只不过,自平定准噶尔后,大清在边地的军事压力一直不大,因此,这些将军并不足以自立。
代价是:边防空虚。国力强大时尚可,国力衰落时,边防形同虚设。阿古柏一支游军能攻占新疆大片地区,还需要左宗棠远征粉碎。
看起来,与大唐王朝一样,后世统治者尽管多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在放权与集权之间,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总的来说,节度使制度,本质是授权给地方将领,以利于对外战争的进行。
在大唐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维持开疆拓土,采取节度使制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控制得当,适当加强节度使权力是应该的,也确实有利于边疆战争。
因此,自唐高宗、唐睿宗以后,直到唐玄宗前期,大唐王朝能够在继续保持国内稳定发展的同时,在边疆战争中取得一些成绩。
到唐玄宗前期时,节度使制度的风险到达临界点,如果依照姚崇的建议,暂时减少边疆战争,风险是能够控制的。
然而,唐玄宗中后期,一味求功,继续将过多的权力授予节度使,甚至使一些节度使一人就掌握天下近半数兵力,最终失控。
后世吸取其教训,千方百计寻找授权与集权的平衡,但其实多只能收功于一时,不可能长期稳定。
因此,古代任何军制,都是在集权与授权之间跳舞,都有其风险、弊端,不能一味说“可行不可行”,而要看是否能有效控制,是否需要依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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