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2024-09-08 02:13:57 浏览：1

∞﹩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汉武帝刘彻好战，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匈奴，在位54年，和匈奴就战了44年之久。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西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汉朝在经济上的困境除了抗击匈奴所需的开销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花费，比如打通丝绸之路，等等。

但同样是对外征战，七百多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执政期间也有一个劲敌--突厥，双方也博弈了多年。但为何唐朝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还整出一个“贞观之治”的盛世呢？

两者相比，这究竟是为何？以下两方面分别阐述。

汉武帝的财政危机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散居在当今甘肃、宁夏、内外蒙古的游牧民族大致有：东胡、大月氏、乌孙、匈奴等诸多部落，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民族就是匈奴。

匈奴全盛时代的人口也不过200万左右，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但军事力量却异常强大，刘邦所遭遇的“白登之围”就是最好的证明。

白登之围后，汉朝为维持边境和平，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汉朝军事上的弱势已被匈奴看穿，造成的局面就是，匈奴人不仅要汉人的姑娘，也照旧经常袭扰汉朝边境，甚至还有几次兵锋直指长安，长安附近的甘泉宫就被匈奴人烧了好几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七十余年，直到汉武帝刘彻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被动的局面。

刘彻之所以发起对匈奴的征讨，主要得益于继位初期经济上的强大，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为西汉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空间，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民间家给户足，粮仓充满，朝廷财政也大有盈余，可以说“文景之治”为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汉朝与匈奴基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的战争消耗都是巨大的。比如漠北决战，刘彻调集了十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统领，分东西两路进攻。此次出征，负责运送后勤的战马就达到了四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其后勤保障可谓规模空前。

毫无疑问，汉朝花费在匈奴之战上的钱财是巨大的，但除了对抗匈奴，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花费也不小，比如对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的开发，在此都设立了郡县，并筑城驻军，可以说不惜血本也要在此站住脚跟。

在打通丝绸之路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为了与西域结盟，刘彻采用的措施是又打又拉的策略。张骞率先开启了汉朝与西域的破冰之旅，第一次出使西域花费了十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建立起与大月氏的盟友关系，但他创造了中华历史的神话，一条贯通中西的文化大道。

张骞之后，汉武帝多次派遣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先后使用武力征服了楼兰、车师，与乌孙建立了盟友之后，又发动了对大宛国的战争。与此同时，为了交好西域，汉朝也送出大量的财物去打点各国。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大规模地治理了两次黄河，动用军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都修了一遍。再加上，他的私生活也很丰富，又要赏赐皇子，泰山封禅等活动，还有建造自己的陵墓就建了五十年左右，这些花费也不小。

到公元前120年，与匈奴的战争由被动变主动，打仗军费开支加大，安置匈奴降军也要花钱，再加其它各方面的开支，汉武帝的财政便出现了困境，至124年，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财富差不多就花光了。

然而比没钱更可怕的是，西汉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问题。西汉原本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政策，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通过经商成为势豪大户的商人，为了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

这样一来，这些新兴地主阶层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汉朝地主，同时又是商人。西汉从建国后，实行的是低税率政策，工商业的巨大利润，交税却是非常低。再加之，这些新兴地主获得新身份后，与官府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以致于到后来，掌握国民经济命的重要行业都到了这些富商巨贾手里。

由于在汉武帝之前，西汉举国信奉的是黄老无为之学，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久而久之政府对民间经济便失去了控制。再加之土地兼并问题，贫富差距便不可避免，等等，诸多经济问题都等着汉武帝去做调解。

为了筹款，武帝不得不实行改革，比如漠北一战的军费，就是从盐铁改革当中获取的，但在改革中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武帝去解决。

综上所述，不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好，对西域的又拉又打也好，他所背负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初步划定了华夏的江山，汉武帝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那么唐太宗在对外征战时，为何还弄出了个“贞观之治”呢？

唐太宗的对外战争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在建国初期，李世民为唐朝的江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比如平定刘黑闼、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在他执政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比如：与突厥的较量，吐谷浑之役，还有与西域的系列战争。

汉武帝敢对匈奴叫板，在经济上得益于祖辈们的积累，可以说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了与匈奴的较量上。在巫蛊之祸后，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之后汉武帝才开始真正治理国家，汉朝才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但唐太宗的路线与汉武帝是不一样的，在他继位后，经历了隋末大乱，唐初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面对突厥人的挑衅，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一是没钱打仗，二是自己的位子还没坐稳，所以并不敢贸然对突厥人用兵。因此，他对突厥人采取的是妥协的措施。

比如渭水之盟的建立。突厥经过多年的发展，到隋朝时已分裂为两个集团，即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来隋文帝联合西突厥，大败东突厥，此后的东突厥消沉了一段时间，至隋末，又起来兴风作浪，成为一支大唐劲旅。

早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就曾向突厥纳贡，以便安心争夺天下。大唐建立后，高祖也曾送给突厥不少金银财宝。但突厥贵族的贪婪永远没有止境，为了更好的掠夺中原，他们一面拿着大唐的钱财，一面背地里支持着大唐的敌人，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等各方割据势力，都曾受过突厥人的支援，甚至是借兵。

武德七年（624），东突厥来犯，当时唐军大批兵马还没来得及回都，高祖便派出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出面解决，在拿了大唐的钱财后，突厥人走了。至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刚结束，东突厥趁着唐政局动荡，又一次大举来犯境。这次又是李世民出马谈判，最后订立了渭水之盟，之后突厥人又拿着钱财撤回去了。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大唐初期对待突厥人的主要政策就是拿钱消灾买和平。那么，大唐为何不出兵解决这个讨人嫌的突厥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钱，所以，李世民集中精力除了练兵，就是搞经济建设，然后等待时机一举将突厥消灭。

所以，贞观三年（629年），时机一旦成熟，李世民绝不贻误战机。当时东突厥内部发生矛盾，太宗十一月便派出以李靖为首的十万大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平定了曾经称霸一时的东突厥，从此北部边境终于安静了。

待东突厥这支劲旅搞定后，太宗又先后把矛头对准了吐谷浑，而打这场战争时已是贞观八年（634年），再说对付吐谷浑远没有东突厥那么困难。再之后去征讨西域不听话的小国，已到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平定了这些小国后，西域的道路被彻底打通，由此揭开了丝绸之路新的篇章。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汉武帝征战匈奴时，正值匈奴强盛时期，之后武帝还经历了匈奴的分裂，可以说，武帝不仅参与了，而且见证了匈奴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

相比之下，李世民遭遇突厥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二部，相应实力也减弱，所以，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时，才有了一举拿下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太宗的对外战争之所以没有影响到“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一是对手没有匈奴那么强悍，对大唐的对内治理影响有限。二则是初期的妥协政策，为对内治理赢得了时间。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为什么越打越穷，而唐太宗为何能整出贞观之治，基本说完了，如有补充，评论区吧。

≃⇈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根本原因是两位皇帝对“征战”的认知不同，汉武帝的征战偏向完全摧毁匈奴秩序，驱逐匈奴，唐太宗则是多了一份包容，在打服了其他政权之后，加以安抚，容纳进同一个文化圈。

李世民这个皇帝不仅战争能力强，在战争发生之后的“秩序建设”也是极强，这也是李世民从十八岁开始发悟，并一直沿用的手段，李世民的“天可汗”尊称可不是白来的，这象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草原逻辑”和“中原逻辑”达到最高共鸣度的标志。

从历史的时间尺度来梳理，我们先看汉朝对匈奴的外战。

汉匈之纠葛，始于西汉皇帝刘邦和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在“白登”之交战，这一战刘邦军事眼光“短板”再次暴露，被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从而被包围，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围”，被称为刘邦人生中最险的一次之一，上一次则是在鸿门宴。

白登之围被视为“耻辱”，刘邦得以解围，还是用了很多计谋、心计才做到的，并不是以军事力量活生生杀出来，所以比起秦朝时期北镇匈奴，刘邦自觉很丢人。

可刘邦也没办法，秦末乱世，诸侯混战，天下早已经被他们自己人先打废，所以汉朝需要的不是一场眼前的胜利，而是一场恢复生机的发展，在此之前，汉朝必须要忍受住所有的挑衅。

所以刘邦一直到驾崩，没有再提过北伐匈奴的事情，吕后摄政后，被冒顿单于来信“羞辱”也仍然是按兵不动，此时的仇恨越来越深，所以吕后也继续深化了大汉朝的基本治国理念：

无为而治。

一直到汉文帝中后期、汉景帝时期，汉朝才逐渐有了足够的屏障力量阻挡匈奴对边境的侵扰和入侵，那个时候不存在互市，中原没有茶叶可以出口给他们，汉朝也有自己的养马地，两个民族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的资源极少，一旦见面，就是死掐。

经过两代人的继续发育，“文景之治”终于让大汉朝恢复了元气，所以年轻的汉武帝刘彻才是享受这个成果的人，当然，汉武帝以要背负一份义务，他的义务就是，要给汉朝此前的“耻辱”，来一次大洗刷。

汉武帝北伐匈奴，最根本的出发点，就不是为了打服纳入版图，而是对其整个民族的破坏，所以不存在打完之后建立秩序的说法。

那么这种战争，我们可以暂时先称作“灭种之战”，目的不止是亡其国，而是为了彻底铲除。

汉匈之“世仇“，本质上是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的人地矛盾，因为大汉所产出的东西，也只够自己人内部消耗，比如粮食，比如衣物，比如盐铁，这些东西无法有多余的进行“出口”，无法出口就意味着文化无法输出。

而匈奴则是什么都缺，他们买不到就只能抢，对于他们来说，南下侵汉才是命运的正确选择。

这种基于本质上的生存矛盾，让两者几乎不可调和。

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中原民族的巨大隐患，汉武帝登基不久，就已经打破了汉文帝、景帝时期“试探”、“防守”的保守态势，直接主动出击，在卫青横空出世之前，和匈奴之间是互有胜负，谁也奈何不了谁。

直到卫青直捣龙城，拿下了汉朝建立以来第一攻打匈奴本土甚至是重要城市的大胜利，这次胜利给汉武帝奠定了强大的信心，于是汉武帝开始让卫青不断地削弱匈奴。

可问题是，这一次次胜战，并不意味着都有“战利品”，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亏本”在打仗，因为匈奴当时的环境太差，而且草原民族在战败的时候，实行“坚壁清野”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从来都是他们掠夺中原，中原却不能对他们造成资源上的大型吞并。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出台法令，将盐铁产业收规为朝廷专卖，私人不再允许进行贸易，这一个政策，很明显是将民间的大部分利益占据为朝廷利益，而汉武帝的目的也不是贪图享乐，就是为了赚银子打仗。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让卫青、霍去病这对舅甥率领十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深入大漠，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匈奴的主要部落，然后沉重打击之，之所以汉武帝敢这样做，是因为他选择的时间是“春天”。

初春的草原并没有想象中的春暖花开，反而是冰天雪地，一片寒冷，这种环境下，即便是匈奴人也只能躲起来“过冬”，而汉武帝深知想要沉重打击匈奴，必须要在一个连他们土著都难以生存的环境下与他们战斗。

那么同理的，汉朝的军队在初春的草原进军，付出的成本、代价巨大无比，比起匈奴的消耗只多不少，而这一战，的确是“掏空”了汉朝的国库。

比如汉武帝为了保证战马在这个季节仍旧强壮，都用上了“小米”来喂马，而马的食量和人是不同的，就拿十万骑兵，每个骑兵都起码配两匹马的标准来看，一匹马等于吃了五个人的口粮，所以光是这一战的“喂马”需要的粮食，要起码一百万人的“口粮”份额。

当时的汉朝才多少人，这个比例说举国之力已经毫不夸张了。

而这一战的确是没有悬念，卫青和霍去病带领着两支在精神状态上、装备配备上、战术准备上都数倍优于匈奴的军队，匈奴怎么可能不败，于是匈奴这一战被打北逃迁徙，哀歌连连，霍去病封狼居胥，在匈奴引以为傲的山峦下，留下大汉的印记。

这场战争听起来固然是“热血沸腾”，但问题是，汉朝并没有在此“建立秩序”。

打下了这个地方，汉朝军队也只能撤退，这里一没有可以开采的资源（当时的生产力有限），二没有庞大的人口族群，根本不存在管理的意义，这就会导致匈奴在不久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打一仗，花费巨大，可是真正物质上的收获微乎其微，甚至是没有，这种状态不正是“入不敷出“吗，而漠北之战只是一个大的体现，除了这一战外，还有很多和匈奴的小战斗，汉朝都是这种状态，久而久之，一直到汉武帝末年，国力怎么能不虚弱？

汉朝真正开始在外建立“秩序”，乃是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六十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正式建立“西域都护府”，以西域都护府为西域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任命官员到此，进行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地区的贸易，民族事务的处理，这也意味着，汉朝开始摆脱了汉文帝、景帝、武帝对北方民族一味的“仇恨”。

他们开始建立输出的秩序，输出经济，输出文化，这才让两者的矛盾开始减小。

汉朝的情况大概至此，那么再将目光放到唐朝。

首先我们要知道唐朝的“背景”，其并不是一个纯粹对游牧民族敌视的中原政权，唐朝的基础是“关陇贵族”，而关陇贵族中有鲜卑族，也有汉族，他们的成员一直都是中原的主角，先后建立了北周、隋、唐政权。

比如他们内部就有很高度的胡汉联姻，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是鲜卑人，李渊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这种基础上，就注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生活上是存在着沟通基础的。

其次，到了隋唐时期，胡汉交融已经很发达了，而且中原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很多产物除了自给自足，也完全能够进行贸易，比如和突厥，隋唐时期的贸易就没有少过。

这就造成了一种吊诡的局面，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反而碰撞很少，隋朝的统一之战是内战为主，外战极少，唐朝的统一之战也是如此，李世民最大的敌人，也是汉人，还不是突厥人。

这就是因为“人地矛盾”的对象转移了，要知道，一切的战争矛盾，本质上都是资源和人地矛盾。

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数十万突厥大军兵临城下，在渭水和李世民“谈判”，李世民因为当时中央空虚，无奈暂时答应突厥的“狮子大开口”，被他们掠夺一番然后放他们安然离开，这被李世民视为“耻辱”，于是乎李世民冷静发育，在贞观四年，趁着突厥内乱，让李靖北伐突厥，灭掉了东突厥政权。

而在灭掉了东突厥后，李世民立马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秩序，这可是李世民作为顶尖政治家，最强的标志能力之一。

贞观四年，东突厥灭，唐朝廷在此地建立“单于都护府”，一共将东突厥的地盘分为六个“都督府”，他们都是是“州级”都督府，唐朝廷不久之后就派出官僚进驻此地，立即“经略”东突厥旧地。

这便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把一个地方打下来了，那么就开始合理利用，既然根子上的矛盾是“人地矛盾”，那么他就去顺势利用“人地资源”，不造成浪费，单于都护府的建立，让大唐的文化输出达到顶峰。

每一年，唐朝廷都能收到都护府的“进贡”，这又意味着单于都护府已经对东突厥领地的资源合理利用起来了，所以唐朝廷根本不会把自己打穷，只要打赢一次，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红利”。

除此之外，李世民的“文化输出”让周围的部落和游牧民族都不自觉“臣服”李世民，因为李世民首先允许了“胡人”获得唐籍，允许胡人来唐经商、读书、科举、当官、定居，这就是大唐版本的“绿卡制度”，为什么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这不仅仅是武力上让人臣服从而喊出来的，乃是在文化上，让人也高度认同造成的。

周边的民族臣服李世民，这就让李世民同样得到了对他们的“军事征调权”，事实上贞观朝的中后期，大唐军队每每出征，邻近的游牧部落都会派兵来一同支援，这就造成很多场战斗，实际上唐朝军队是不需要自己“出力”的，消耗并不大。

到了贞观十四年，唐朝廷又分别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这两个都护府为核心辐射整个游牧族群带链，这保证了在这一范围内，所有的发展秩序都能按照大唐的逻辑、意志来构建，也保证了一旦发生了动乱，那么都护府就能立即“调动”力量，镇压动乱。

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护府给大唐每年带来的“收益”是可观的，它们既是特殊的地区管理机构，但也很像以往时代的藩王，每月没年都要向朝廷“进贡”，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而都护府的“贡品”，则都是附近的游牧部落来负责准备的。

这就相当于一部分税收了，所以李世民只要拓展领土，几乎都不是赔钱生意，也能保证他越做越强，加上李世民对其他民族的“不排斥”、“不敌视”姿态，大大地缓和了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资源矛盾，彼此看见就不需要再喊打喊杀，可以和平相处。

因为李世民给予这些“胡人”的恩惠太大了，这是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遇到过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祖辈一直坚持对中原的掠夺，也开始试着让自己的子嗣前往大唐学习，考科举，甚至还能当官。

这个举动，也大大地促进了唐朝交通贸易等一系列贸易的发展，唐朝本来就在进行经济转型，所以这其中由“人在大唐谋生”所产生的利益，也成为了大唐得以镇压周边几乎所有部落、国家的财富来源。

即便是李世民驾崩后，“都护府”的存在都仍然在继续建设着，终大唐一生，唐朝廷也一共只有“六个“都护府，除了上文提到了单于都护府以及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以外，后来还陆续增加了“安南都护府”、“安东都护府”，这些都护府，成为了大唐重要的“基本盘”。

结语：

汉武帝和李世民的时代终究是不同，就拿农业生产而言，唐朝的工具更先进，亩产也更多，所以汉武帝做出漠北大决战这种决定时，朝廷的经济是会一下子被抽空、甚至还远远不够。

李世民则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有利他的条件，都在发生，这注定李世民和“西突厥”（被灭掉的是东突厥）的距离不远了，这些事情，乃是汉武帝做不到的。

而汉武帝也确实有可能心急过头了，还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他承认自己的行为导致国库空虚，也表示了下一任皇帝，不允许再如此劳命伤财了，所以汉武帝的最后时光里，他和匈奴才相安无事。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国恒以弱亡，独汉唐以强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朝代，国人以汉族自居，海外聚集地则以唐人街为名，可见汉唐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刻烙印。而汉唐最具代表性的2个帝王分别为汉武帝和唐太宗，而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汉武帝耗尽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力，导致西汉王朝后力不济，如果不是光武中兴，估计汉朝维系不了400年统治。而唐太宗上手接的是隋朝的烂摊子，不过似乎越打越强，最终缔造了大唐盛世。

各位醒醒吧，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开局不同

汉武帝接盘的是文景之治后的国力积蓄，似乎在开局就胜过唐太宗，而实际上呢?当时，汉帝国已经经历了5位皇帝，土地和门阀的势力已经固化，汉武帝也是熬死窦太后才最终接掌这个国家，虽然似乎国力达到了巅峰，而实际上阶级矛盾也达到了一个爆发点，后继乏力是肯定的。

唐太宗虽然接手的是一个乱世，不过经过乱世之后，土地兼并和人口都已经到了最低点，所以再烂也不可能更烂了。所以，国家实力上升是肯定的，即便不对外用兵，也会在安定之后出现盛世。更何况，唐初的府兵制是依托于大量的土地储备，一帮更经历战争的骄兵悍将有在足够的利益趋势下，更是骁勇善战。

战争目的不同

汉武帝的战争目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掠夺者。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王朝，唐太宗更是一个以天可汗为目标的男人，不仅仅要肉体上征服，更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所以，大唐不仅仅有汉族将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的将领，也最终为其灭亡铸就了祸根。

而在汉武帝末期，为了天马而发动战争。

将领任用不同

汉武帝更多的任用外戚和亲近的人作为将领，例如卫霍、李广利。不管将领是否有才能，自己高兴就行。

而抛开唐初的天策府将领，唐朝各个时期可以说名将辈出，即便是唐末也是因为武将之乱导致灭亡。唐朝可以说一直再做对外扩张，不断的在西域等地区发生战争，领土也在不断变化，即便是武则天时期也是如此。

战争手段方式更加多样化

相对于汉武帝时期，唐朝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除了战争手段外，还包括经济手段。例如，从李世民时期到李治时期对高句丽，大量采用的是经济消耗的方式，最终李治时期一战定高句丽。

ϟ✴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汉武帝常年对匈奴用兵，战果虽辉煌，但也导致“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国力消耗极大。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国力持续上升。

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点：超远距离进军

“不误农时，不伤民本”，尽量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轻人民负担，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在距离较近的作战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近距离，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在这些地方作战，“转战二千里”是很常见的，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远距离作战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确实近许多，进军的成本也低很多。

汉武帝时期，卫青指挥的漠南之战，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唐太宗时期李靖讨灭东突厥、吐谷浑，都是干净利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迅速取胜。

所以，其实，汉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战果大，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产生差距的地方，是在远距离用兵，也就是对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战果辉煌，但损兵万余，十四万匹马归来不足三万，消耗已经很大了。

到后期，李广利等人的指挥下，汉军屡屡大举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败多胜少。

同时，在西域方向，李广利组织的征大宛之战，更是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天下骚动”。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远距离征伐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

唐太宗启用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费中原财富的情况下击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侯君集等人万里远征，虽然耗费不小，但风驰电掣，干净利落地高昌、龟兹等西域诸国，控制了天山南麓。

即便是未竞全功的亲征辽东之战，也在用时不多，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收复了辽东州县。

因此，拉开差距的，是后期的超远距离用兵。

超远距离用兵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所面临形势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势不同

虽然汉武帝也对东越、南越、西羌、朝鲜、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对手，是统一且处于鼎盛的匈奴。

大汉与匈奴，一旦翻脸，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没有和平的。

汉武帝在进攻匈奴，匈奴也在进行报复性反攻。

卫青进行第一次漠南之战，俘匈奴部众1.5万人，匈奴又出万骑攻入代郡，掳走千余人。霍去病进行“河西之战”后，匈奴又发数万骑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杀千余人。

所以，第一次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第二次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后，要立刻准备漠北之战。

一旦你停下来，就是示弱，匈奴就会变本加厉，加大对你的进攻，杀掠人民。

汉武帝必须连续大举用兵，在彻底打服对手前，没有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临的形势则要好一些。

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高句丽，虽然彼此有关系，但是一个个保持独立的对手。

而且，就国力而言，这些势力虽然名头不小，但实力已过巅峰。

突厥在其鼎盛时，实力是不弱于当初匈奴的。

然而，到唐太宗时，东、西突厥已经分裂，东突厥又遭遇内部问题和自然灾害，实力大损。

因此，一方面，唐太宗可以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一击致命，还可以利用对手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稳操胜券。

方略不同

纵横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也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他先是派张骞去联络大月氏，试图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匈奴，后又与乌孙等国联合，一同进攻匈奴。

然而，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作战，乌孙虽尽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总体上，汉武帝君臣对外联系上，或一厢情愿（如联络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汉军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这是难免的。

汉武帝君臣中，除张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较长时间外，其余人对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他们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点，草原政权的特点。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对草原特点就了解极深了。

北朝、隋唐统治者，都与鲜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唐君臣，许多是汉化的鲜卑人，或者曾经鲜卑化的汉人，他们保留了许多草原特点，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特点、社会结构、作战特点都非常熟悉。

李唐统治者对草原就更为熟悉了。

早在李渊防御突厥时，就曾模仿突厥人的特点操练军队。

李渊起兵后，又得到突厥人的帮助，李世民与突利可汗等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因此，他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敌人。

打击东突厥时，李世民先是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分化对手，又支持薛延陀等部，使漠北脱离东突厥控制，最后，又利用天寒地冻，东突厥陷入危机的机会，一举灭敌。

打击薛延陀时，又利用东突厥与薛延陀的矛盾，让东突厥在漠南抗拒薛延陀（减少中原负担），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削弱薛延陀在草原各部的权威，最后摧枯拉朽，联合大量游牧武装，低成本轻易平定漠北。

打击吐谷浑时，又利用羌人各部与吐谷浑统治者的矛盾，分化吐谷浑，大大削弱吐谷浑的战争潜力和回旋余地，然后才用兵，转战二千里，一举讨灭。

一言概括，汉武帝的方略，是以中原人的办法打击游牧民族；而李世民的方略，是以中原人+游牧民族的方法，多种方式一起打击对手。

用将不同

汉武帝前期的卫青、霍去病，唐太宗所用的李靖、李勣，都是史诗级名将。

然而，汉武帝后期，所用的李广利等人，缺乏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是武帝后期用兵耗费巨大且败多胜少的关键。

这是一个恶行循环的开始。

由于损耗大，大汉国力下降，带来了战斗力的下降。

比如，由于马匹的大量消耗，到汉武帝后期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代之以步兵。这不仅使汉军机动力下降，且使后勤保障系统变得脆弱，丧失了主动。

如此，武帝后期，越是耗力进攻，效果越差，越是效果差，消耗就越大···

一直消耗到实在消耗不动，轮台罪己！

相比之下，李世民之下，李靖、李勣、李道宗、侯君集，契必何力等人，都保持了很高的军事素养。

因此，唐太宗时期，指挥水准一如既往的高，即便出师不利，也很少出现全军覆灭的情况，即便是如李广、李陵这样的某一路覆灭也很少发生。

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军队损耗不大，所以，军队越打越有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建功立业的机会大而战死沙场的机会相对较小，因此，勇武之人踊跃投军。

到唐太宗征高丽时，河北壮士踊跃参军，薛仁贵就是此时投入唐军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正是这个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唐太宗，也不是那么完美。

唐太宗晚年，“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运输”。

这些情况，虽与汉武帝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说明，常年的多线作战，仍然给生产、生活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干扰。

总的来说，唐太宗用兵，对生产、生活的干扰，总体上确实远远小于汉武帝。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各自形势不同，统治集团认知结构的不同，也有用将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虽然个人更推崇唐太宗君臣，但凭心而论，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古代的杰出帝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必非此即彼，贬一个捧一个。

﹩↡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从经济角度来看汉武帝越打越穷，和唐太宗越打越富的原因。

都说汉武帝是富三代，文景之治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其实文景之治也给汉武帝留下了一大堆经济问题。

汉文帝刘恒，是个和事佬一般的人，他老妈薄姬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整天抱着一本《道德经》在那儿朗诵，导致汉文帝深受影响，决心无为而治。

这下好了，由于汉文帝的放纵，使得吴国、楚国等诸侯国，小动作不断。尤其是吴国，不仅收留了大量亡命之徒，而且还在私底下铸造假钱。

这事儿影响太坏了，朝廷铸造的钱币，都是分量足够的。可吴国铸造的钱币，分量严重缩水，这些劣币流通到市场上，换取了大量朝廷铸造的良币。

简单举个例子，1枚良币的含铜量，至少可以铸造2枚劣币。这么一来吴王刘濞再将这些良币熔了铸造出更多劣币，以此破坏市场，养肥自己。

汉文帝明知道这事儿，可他依旧无为而治，他觉得问题留给后代解决算了，自己还是好好念《道德经》好了。

这事儿就这么拖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刘启不能忍啊，立刻打算削藩，结果人家吴国、楚国也都把自己给养肥了，索性就反了朝廷。

七国之乱，把汉景帝搞得够呛。虽说最后事情被摆平了，可汉景帝一朝也是损失惨重。想要恢复经济，何其难也！

因此，汉武帝上台以后，其实汉朝的经济状况压根就不咋地。尤其是在钱币问题上，老百姓压根就不相信朝廷铸造的钱币，他们宁可恢复以物易物的模式，也不肯再用朝廷的钱币了！

这事儿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那么将来总有一天，朝廷也得以物易物，那不完犊子了嘛！所以千万别说汉武帝是什么富三代了，压在他身上的经济任务太重了！

一、五铢钱的问世，帮汉武帝解决了这一麻烦。

为了解决信任危机，汉武帝找来了一大帮经济学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遗留下来的货币问题。因此汉武帝时期，至少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铸造三铢钱。也就是钱的重量和他的价值相等，思路已经找对了，可过去泛滥的假币中，4钱种的半两钱和三铢钱等价使用，导致私人作坊铸钱之风再起。第二次，没办法了，建元五年，汉武帝把三铢钱给废了，改用半两钱。这玩意儿不就是秦半两的翻版吗？等于是这段时间又重新走回头路了。第三次，汉武帝元狩四年，又开始重新铸造三铢钱。这回不同的是，汉武帝颁布法令，民间私下铸钱者，要被拉出去砍头。等于说三铢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回拉出去砍了的人，超过了1万人。第四次，汉武帝元狩五年，去年刚铸造的三铢钱，又被汉武帝改成了五铢钱。为啥呢？因为郡国当时也有资格铸造三铢钱。这回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造钱的资格，并且把各地私铸的钱都运来销毁了。自此朝廷彻底拥有了独家铸币权。

五铢钱自此成为汉武帝时期的主流货币。过去私人铸造的、郡国铸造的各种钱币，都被汉武帝的五铢钱所取缔，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铢钱的重量就是五铢，非常好验证真假。所以说，私铸假币的人，从这一刻开始，无利可图了！既然挣不到钱，谁还愿意赖在这上面呢？自嗨吗？

五铢钱的问世，完美地解决了一系列货币问题。因此五铢钱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货币之一，从西汉一直到隋朝，五铢钱始终大行其道。

二、货币稳定期，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元狩”这个年号，为啥叫“元狩”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反攻匈奴的意思，狩就是狩猎的意思，匈奴就是汉武帝的猎物。

可这一时期，也是汉武帝的五铢钱刚刚问世不久的时候。在此之前，沉重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汉武帝背负在身上的经济包袱很重，几乎不堪重负。

五铢钱的确很管用，可这需要一个过程。

首先，汉武帝要将过去的半两钱、三铢钱，以及私铸钱全部收回来。这要不要时间？其次，汉武帝要把五铢钱铺下去，在市场上逐渐流通起来，这也要大量时间。再者，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这些五铢钱，为汉王朝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漫长的时间了。

所以说，汉武帝攻打匈奴，每天都在花费巨额的钞票，可朝廷进账的数额，却只是在缓慢增加，你说他心急不？

为啥最后他要止戈为武？因为他意识到入不敷出的这么一个问题。别以为汉武帝后期把国家给打穷了，其实汉武帝后期正是货币改革效果直线上升的时候。只可惜前期打仗把经济打入了谷底，想要恢复需要很长时间罢了。

三、反观唐太宗时期，就不存在货币问题。

不少人拿汉武帝和唐太宗做比较，认为唐太宗把周围邻居打服了，还能发展经济，似乎综合能力要强于汉武帝。